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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乡村银行——瑞安农协的乡村合作实验

时间: 2018-07-24 17:03:38来源: 作者: 阅读:

《浙江日报》记者  蒋蕴  方 海

【核心提示】浙江瑞安是实践习总书记提出“三位一体”的重要发祥地。如何做得更好?“三位一体”光三位不行,三位必须一体,关键要克服部门利益这个难点。现阶段完全靠市场解决三农的问题,恐怕不行。农民不是商人,怎么面对千变万化的市场?必须通过组织起来,提高市场谈判的能力和地位。有过一些为农服务的组织,比如我们的银行姓农,结果农民还是贷不到钱,资金都跑到城市里去了。瑞安出现了许多农业经营主体,农村需要自己的内生组织,而不是依靠扶持才能生存,要像西方的家庭农场一样,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习总书记十分关注农业,瑞安在实践“三位一体”方面,必须做得更好。

关于构造和大力发展“三位一体”农村合作协会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王名2014提案(2014-03-04)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鼓励农村发展合作经济,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进一步指出:加快构建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与联合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本提案在总结浙江瑞安多年来探索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的实践经验基础上,响应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号召提出:大力推进农村合作与联合,积极构造“三位一体”的枢纽型社会组织——“农村合作协会”,从而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真正发挥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作用,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我们认为:“三位一体”的构想是借鉴和超越北美模式与东亚模式,结合中国实际经验,植根中国本土的新型合作化道路。“三位一体”首先是指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类合作组织的三位一体,又指金融、流通、科技三重合作功能的三位一体,还可引申为三级合作体系的三位一体,乃至经济合作组织、群众自治团体与行政辅助机构的三位一体。

为此提出如下五个方面的建议:

第一,明确特殊社团地位,实行统一登记。

农村合作协会作为社会团体,应当在现行《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框架下,作为特殊类别的社会团体出台一个专门法规,按照社会团体的法律框架、合作组织的基本原理以及中国国情,将其构造成一种特殊的社会团体法人,并实行统一登记制度。这种特殊社团法人要比一般的社会团体更紧密,又比合作社稍松散,而且要利于开展经济合作活动,以此促进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的发展、规范与改革。

对于该特殊社团的名称,之所以要统一登记为“农村合作协会”,而非“合作社协会”、“合作组织联合会”,一为区别于以往诸多不规范,甚至是假的合作社;二为保障基层农民直接进入通道,从而获得广大农民会员的授权,为整合供销社、信用社提供法理基础;其三,信用联社很多已经改制成为“农村合作银行”,与之相应,“农村合作协会”也较易为金融部门接受;更为重要的是,相较于“农业合作协会”、“农民合作协会”等名称,“农村合作协会”更能体现出着眼于农村整个系统联动的内涵。

第二,建立双重会籍制度,进行分级管理。

所谓双重会籍制度是指当合作社加入合作协会时,合作社的内部成员也同时加入合作协会。如果只是合作社加入合作协会,那么合作协会仅仅是一个合作社的行业协会。一般的行业协会好比“独联体”或“邦联”,但农村合作协会与合作社之间需要建立一种类似“联邦”的紧密关系,这在法理上需要双重会籍制度作为支持。双重会籍制度的作用在于既尊重现有利益格局,又建立农协直接联系农民的通道,不断巩固和扩大农协的群众基础,反过来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规范化建设以及供销社、信用社和其他涉农部门的深化改革。

县域内农民专业合作社、村经济合作社、资金互助社进入农协,成为其基本会员。供销联社、信用联社(合作银行)及其他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专业协会)或区域性联合社作为核心会员。一般农户可作为联系会员。对不同级别的会员进行分级管理,不同级别的会员也享有不同的权利。

第三,建构三社联动机制,推行普惠服务。

“三位一体”的新型合作组织要建构多层次、全覆盖的三社联动机制,确保农民的主体地位和普惠性质,避免改革沦为少数富人的金钱游戏。

农协既是合作社的自律组织,又可按照法律授权和政府委托开展工作。应明确政府通过农村合作协会对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给予指导、扶持和服务。鼓励专业合作纵向延伸,按照产品或服务类别成立挂靠农协、覆盖全市的各种专业委员会,以较低成本实现较大范围内的组织化;鼓励社区合作重心下移,汲取乡土资源,发展综合服务;鼓励为基层合作嫁接金融、流通、科技等功能,并在乡镇层级大力培育中心合作社,增强其辐射和带动作用。

依托农村合作协会,促进和深化供销社、信用社改革。供销社、信用社原有社员进入合作协会,成为联系会员,相应的权益由农村合作协会或其供销部、信用部进行托管、维护。供销社、信用社本身仍可维持其原有法人地位,资产、人事、业务不受直接影响。

信用联社(合作银行)转而依托农村合作协会、合作社开展信用评级、小组联保等业务,拓展营销网络,增强社区服务,既控制银行风险、又放大农村信用。对于原有社员股金已被清退的供销社,更要推动其开放重组融入农协,发挥骨干作用,从根本上保障供销社的回归三农与回归合作制。

第四,开展县级试点推广,尝试区域联合。

挑选不同情况的县进行农村合作协会试点,在县级农村合作协会发展取得一定规模和经验后,以县农村合作协会为基本会员,成立区域性的农村合作协会联合会。

试点要重点解决以下突出问题:县级涉农部门资源如何整合进农村合作协会结构;农协内部的基层区域性组织和专业性组织的类别和相互关系设定,专业合作和社区合作如何互相促进;金融合作、流通合作、科技合作乃至生产合作的衔接和内部利益联结机制设计;农协利润分配方案;农协经营的风险控制等。

在区域性农村合作协会结构里,可以重点就各农村合作协会间的合作方式和内容(如以依托块块发展和强调纵向协调的合作金融作为农村合作协会间合作的关键内容)、各农村合作协会进入城市市场等方面进行试验。

另一方面,还需要制定相关财政扶持政策,必要时启动有关地方立法,以确保县级农村合作协会和区域农村合作协会联合会的试验。这样,从县级试点——区域联合——全国推广,逐步扩大综合性合作体系的覆盖范围,做到改革的稳步和有效。

第五,突破条块分隔体制,作实三位一体。

以农村合作三位一体建设为契机,进一步推动农村综合改革,打破条块分割,进一步沟通、协调、整合现有涉农体制和资源,促进县乡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特别是涉农部门的职能转变,实现农村行政体系与农村合作体系的相互补充,统筹城乡发展。

在农村金融方面,要求把合作金融、资金互助纳入农协体系。借鉴美国“社区再投资”的方法,探索各种涉农保险的整合,如农业保险、农村合作医疗、失地农民保障、农村养老保险以及新近推出的政策性农村住房保险等。

在农村流通方面,要求推广使用农产品集体商标,鼓励联购联销,发展连锁服务。农村流通问题也包括土地流通问题(土地流转问题),而农协或乡镇中心合作社也可以是一个土地流转中介载体。

在农村科技方面,要求以合作社为科技支农的主要媒介,科技特派员与合作社结对,加大关键技术的攻关力度,确保“三位一体”建设的科技支撑。县乡农技推广体系的改革也可以探索“政府买单、农民(农协)点菜”和“有限竞争,存量激活”的办法。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转变政府职能必须深化机构改革,积极稳妥实施大部门制。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农口体制一直没有大的改革,在实践“三位一体”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各涉农部门消极无为、争权夺利、互相掣肘等问题,正如整个市场经济改革,农村改革和新农村建设也需要改革整个农口体制,进行系统性重组。因此在顶层设计上,“大农协”体制还需要国家推动“大农政”的改革与之相配套。

早在2006年12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瑞安召开的全省现场会上就提出如下要求:各级政府要把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济作为促进政府全面履行职能和加快转变职能的良好机遇,切实加强对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公共服务,并在认真界定政府相关部门职能的基础上,创造条件将部分服务职能转移和委托给新型合作经济组织来承担。如今重温当年的这一讲话精神,可以说这也正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关于“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的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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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南一个县级市的副市长办公桌上,摆着《尤努斯“乡村银行”的价值与启示》这样的文章。

当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孟加拉国乡村银行创始人尤努斯无法用经济学理论向学生解释贫穷的现实时,他决定重新做一名学生,以农民为老师,去研究每天都在穷苦人现实生活中出现的经济学问题。

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陈林,这位清华大学博士后、瑞安市挂职副市长,也在思考这样的问题。

“农村信用社组建合作银行并增资扩股后,原有社员作为合作银行的小股东同时加入合作协会,并通过合作协会托管持股合作银行,形成产权纽带;合作银行又依托合作协会、合作社发展信用评级、互助联保,拓展营销网络,既控制银行风险、又放大农村信用。”

在陈林心目中,瑞安这个设计的金融意义与尤努斯是异曲同工的。

2006年,温州瑞安建立了全国第一个综合性农村合作协会,这是一个集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的农村新型合作组织。10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刚刚通过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明确了合作社的法人地位。而两年前,作为全国试点,《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早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先行出台。

农民本身有良好信用 农村的社会资本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

在朱应迪家的顶楼,一种叫做“观音扫”的草,一直堆到了天花板。

这是他从台州路桥买来的制作扫帚的原料,40岁的朱应迪,做了七八年的扫帚,他把两只手伸出来给人看,上面已经全是密密麻麻的茧子了。他所在的瑞安市马屿镇朱岙底村,是远近闻名的“扫帚村”。200多户人家,有一半以上加工制作扫帚。

50公斤“观音扫”,差不多可以做50把扫帚——这是朱应迪心中最常估算的等式。他还要在脑子里筹划的,是钱的问题。“观音扫”的供货季节,一年只有秋天一次。对于朱应迪来说,他必须在这个时候筹足所有的进货资金,才能保证接下去一年里不缺少原料。

同样的事情,从董疗虎嘴里说出来,就是一道融资的难题。这位马屿农村合作银行的信贷员知道,“这种季节性的大笔生产性投入的支出,是农民最头痛的问题。”

去年,朱应迪向信用社借钱,担保人是村委会主任余节相,花了好几天,才批下来两万多元。今年,通过合作社申请联保贷款,“带个身份证,一个下午就办好了”,而且数额还比去年多了3万元。更让朱应迪心动的,是联保贷款的利率比较低,这样算下来,今年的收入能增加许多。

马屿镇朱岙底扫帚合作社,是今年在瑞安农协的引导和农村合作银行的支持下成立的,由38户小规模扫帚加工户组建。合作社里5至10人组成小组,农户之间的联保联贷不需抵押。到今年9月底,农村合作银行对该村的贷款余额达277.5万元,其中联保贷款38户,贷款余额99.5万元。

“通过互助联保,放大的是信用总量,强化农民的信用约束,也扩大了农户联保贷款的覆盖面。”董疗虎说。

瑞安农村合作银行,是温州地区第一家农村合作银行。目前有客户近6万户,发放农业贷款32亿元,占全行贷款总额的77%,占瑞安金融机构农业贷款的98%。但农民真正能以联保或小额信用贷款形式获得贷款的只有1亿元,大部分农业贷款还是采取抵押或担保的方式。

“合作金融建设的是底层的人与人的信用关系,”瑞安农村合作银行董事长叶秀楠说,金融需要有效的组织载体,以便降低信息成本和交易风险,合作组织就可以是这样的载体。

瑞安市副市长陈林相信,农民本身有着很好的信用,但是这种信用的边界很难超出地缘乃至业缘的边界。农民对银行所以缺乏信用,除了抵押物资源不足外,主要原因是两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管理半径过长。

瑞安农村合作银行与瑞安农协建立联盟关系,共同成立了瑞安农村信用评级委员会。“开展农村信用评级和信用联保,将农村的社会资本有效转化为经济资本”,董疗虎可能自己也没有想到,他正在实践着农村金融领域的一些变化,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为纽带,开拓一种具有草根特色的银行营销网络。

除此之外,瑞安的农村合作银行还在北龙、北麂地区开展渔民联保贷款试点,在塘下镇吴岙村等5个村进行小股金托管试点。

陈林很赞同这一点,这正是他理想中金融机构向下竞争的模式。

集体商标虚拟经营 农协要成为农业合作主流平台

在“大日红”牌毛芋上,也打上了“瑞农协”的字样。林志寅是考虑过的,他把自己乡里的毛芋卖出去,同时也让更多的人知道了农协的集体商标。

倚仗这样的推广路径,先是借助知名的农产品打市场,然后履行集体商标的初设职能,形成品牌辐射力,是瑞安农协当下的设想。

农协的集体商标,目前由农协流通部负责运作,而流通部的资源,基于源于农村供销社的系统和网络。“以农协的名义联购联销,对本地拳头农产品进行集中推介,”瑞安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办公室主任方琦敏说,“集体商标的虚拟经营,也是一种探索。”

作为“农村合作的主流平台”,农协也力图实现各个领域的拓展。瑞安市供销合作社主任留少良认为,全市农民专业合作社整体加入协会后,通过协会的网络可以获得全市专业农户的信息,供销社对这些专业户的服务会更加主动。

5月,瑞安市顺泰毛芋合作社改组提升为顺泰中心合作社,把合作内容扩大到了农资购买、产品销售、土地流转、资金合作等领域。“三位一体”的模式,在顺泰最先得到了实践:社员通过农协的信用部获得信用评级,取得信用贷款。社员在购买农资时可以赊账,并从毛芋成熟上市后的收购款里付清。又借助瑞安农协另一个会员——梅屿蔬菜合作社的市场网络,拓宽毛芋的销售渠道。同时在农协科技部的牵线搭桥下,有一批科技特派员常驻该社。

为了农民地里的毛芋,顺泰乡党委书记孙锦声专程去过浙江大学,找专家,要技术。而农民自己的专业合作社组织,扮演着一个经济共同体的角色,现在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把“篁社索面”推向市场,也多少借助了农协的力量。索面,是一种温州地区驰名的地方食品,但保鲜技术一直是个难题。近日,索面合作社与浙江大学食品系专家签订8万元的协议,对此进行研发。“合作社出面,交了2万元的定金,技术能不能成功还是未知数,”瑞安市马屿中心供销社主任王钏奉说,“单个农民,显然很难承担这样的风险。”

每年,从顺泰乡运出去的毛芋,远远超过了当地的产量,这里的农民已经开始购买周边乡镇的毛芋。做大了的毛芋合作社,开始向周边乡镇辐射。

“瑞安农协的毛芋专业委员会,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35岁的林志寅,成为毛芋专业委员会的第一届主任,这个专业委员会的成员有合作社代表、产销大户、技术能手,范围已经覆盖了全市9个生产毛芋的乡镇。“以前你种你的,我卖我的,”林志寅说,“现在全市种毛芋的,卖毛芋的,都能聚到一起找技术、创品牌、闯市场。”

“合作社是农协的基本会员,农协提高了农民和农民专业合作社乃至整个合作经济的地位,”农协执委会主席助理周纲说,“依托农协设立专业委员会,使农民专业合作在纵向上得以延伸,又降低了延伸的组织成本。”

政府部分让渡涉农资源 不收一分钱的农协让农民实现组织化

高楼茄子合作社的一次告急,让瑞安农协副秘书长苏立胜发现,农民组织化的作用就是这样实实在在体现出来。

大棚薄膜市场价每吨要1.46万元,而出厂价一般是1.2万元,种茄子的农民需要,同样,梅屿那里种大棚蕃茄的也需要。于是,高楼茄子合作社和梅屿蔬菜合作社就有共同的想法,集体批量采购,价格就比单户单社购买低了不少。“今后,化肥、农药也可以一起采购。”

“农协的存在,是农民组织化的快速通道。”陈林说。

2001年9月,北京的一次国际研讨会上,来自中国科学院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陈林提交了一篇论文,主题是“作为非营利中介组织的农协模式初探”。没有人会想到,不到5年,他就开始了农协模式的实质性运作。

2005年4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陈林,挂职担任瑞安市副市长,分管金融、科技等。

2006年,“引导成立农协”列入了瑞安市政府的《政府工作报告》。

今年3月,瑞安农村合作协会正式成立,它由合作银行、供销联社等8家核心会员单位及近百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机合作社、村经济合作社作为基本会员单位组成,并且得到了瑞安市农办、农业局、科技局的支持。

此前,各种涉农资源长期处于分散的状态,供销社、信用社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各自封闭发展,农资、农技、农机等机构也分属不同部门。

在这项改革进程中,瑞安市科技局是较为积极的一个部门。科技局每年有资金对农业技术项目进行扶持,他们把一些项目的辅导和预审工作委托给农协。

副局长方杰最大的感触是,涉农的工作需要有一个载体。作为公共财政的农业科技扶持经费,加快了向公共产品的投入。“随着这些资金使用途径的探索,科技局也在转型。”

政府将涉农的资源部分地让渡给农协,这当中的意义,在陈林看来非同寻常。

供销社的农信担保公司,已经为314家农业龙头企业和种养大户提供了4079万元的贷款担保。去年,他们出面争取到了国家开发银行的支持,落实了瑞安马屿社区专业合作社钢管大棚的改造项目贷款600万元。

大合作的推进,让供销社试图在合作金融领域的拓展成为可能。“继续争取国开行的支持”,供销社期望,在农协的平台上,通过小额信贷的集中打包,“打通对农民的直贷通道”。

“通俗的来说,合作社解决了一家一户解决不了的问题,农协解决了一村一庄解决不了的问题。”从中山大学社会学专业毕业的周纲,在农协里担任青年志愿队队长,他说农协的志愿支农活动甚至吸引了来自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的温州籍留学生。

陈林说,到目前为止,农协既没有拿财政一分钱,更没有收农民一分钱。农协主要立足于现有组织资源的重组,不是简单地“给农民多少好处”,而是引导和帮助农民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自助和互助。除了有一个常设的办公室之外,许多部门是分散在各个核心会员单位内的。

对于瑞安的这场乡村实验,学界相当感兴趣。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都在当地设立了试验基地和观察点。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认为,组织综合农协,把各部门的优势整合——这符合中国现有的农村基层组织体系,有利于国家对于农业的投资下达到基层。

放大农民的声音合作 银行与合作经济组织搭建产权纽带

对于林志寅来说,在瑞安进行的这场乡村试验中,他个人也受益匪浅。他被选送到河北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学习,上周,又刚刚随市科技局负责人,从西安回来。

瑞安有8家合作社的代表,参加了在西安举行的农科会。在西安的几天,林志寅认认真真地去逛了农贸市场,考察当地的农产品行情。这是瑞安农协第一次组团在全国性农展上亮相,苏立胜说,今后农协农产品将形成合力,统一利用农协集体商标,在各类展会上统一设计和推销。

在农业局工作的时候,苏立胜负责的就是对全市合作社的指导。当时,他就有一个模糊的想法,多功能的合作社也许更符合农村实际。

看到农协的章程,苏立胜的感觉是“惊奇”,他感觉到这是“一个庞大的设想”,它希望瑞安农协最终成为“农民协同组织”,“在大地上植树造林搞绿化”,而不是“在房间里用玻璃瓶培养植物”。

2002年苏立胜刚到农业局的时候,瑞安只有16家专业合作社,到现在已经有了八九十家。瑞安农村合作银行董事长叶秀楠的设想是,在农村合作银行与合作经济组织之间建立资本联系,吸收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入股,既增强银行本身的合作基础和治理基础,同时也放大农民在银行资金投放和市场定位方面的声音,让农村合作银行保持其社区性的基本特征。

央行主办的《金融时报》载文称,瑞安农协“是全国首家具有金融功能的综合性农村合作协会”。陈林说,由于评级联保本身不直接发生存贷款活动,与当前的金融法规和政策并不违背,因此农协不与现有银行体系争夺市场,而是相互补充,这使得瑞安模式得到了金融界高层的支持。

当尤努斯无法用经济学理论向学生解释贫穷的现实时,他决定重新做一名学生,以农民为老师,去研究每天都在穷苦人现实生活中出现的经济学问题。

“农村信用社组建合作银行并增资扩股后,原有社员作为合作银行的小股东同时加入合作协会,并通过合作协会托管持股合作银行,形成产权纽带;合作银行又依托合作协会、合作社发展信用评级、互助联保,拓展营销网络,既控制银行风险、又放大农村信用。”

在陈林心目中,这个结构设计的金融意义与尤努斯是异曲同工的。“农村金融问题与农民组织化,可能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农业的出路在‘农外’,瑞安农协的操作路径很具可行性,结构设计又有包容性,预示着农村金融改革和综合改革的重要方向。”温铁军说。

通过体制性的重组,瑞安农协试图让农民在经济发展和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分享更多的实惠。周纲有的时候,会思考一下这样的组织在现实中的社会意义——体制内的涉农资源怎么样被整合,解决三农问题如何从零碎走向集中。

“三位一体服务三农”,这是瑞安农协会训的前半句,已经在实践中初见成效。但陈林认为,后半句会训“条块交融统筹城乡”,可能更具有挑战性。

他说,“条块交融”,首先是指专业合作与社区合作相互交融。纯粹的专业合作需要建立在农业本身的规模化和高度市场化、专业化的基础上。在我国普遍的小农社会条件下,缺乏有效的社区合作,专业合作容易成为无本之木。要鼓励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横向上拓展,以社区合作为依托,增强综合服务功能。再进一步,“条块交融”的应有之义,还应该包括各部门、各系统与各级地方、社区的相互交融。

来源:《浙江日报》2006-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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