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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公务员提升副科长到底有多难?

时间: 2017-07-27 16:47:09来源: 作者: 阅读:

申正柯

基层公务员自述:提副科长有多难?

在基层,我足足花了13年的时间才熬到了副科级的实职岗位,而那位2006年毅然决然离开街道,遴选至中央部委工作的好友,现在已是副处级调研员了。

当我的提任公示出现在街道宣传栏的时候,我没敢多看就匆匆走了过去。等得太久了,我内心已经很平静了——工作13年了,我提上了副科长了。

都说基层公务员升职难,很多在基层工作的同志,辛辛苦苦革命了大半辈子,临退休了还是个科员。我在街镇组织人事科工作,对此更有体会。

无形的晋升天花板

上海的街镇是正处级单位,这也就为沪上大多数街镇公务员设置了晋升的玻璃天花板——正处级。

正处级职务,在街镇是金字塔的顶端。我所在的街道有公务员62人,事业编制人员58人,还有数十名其他编制人员。其中,只有街道党工委书记和街道办事处主任两人是正处级。

那么副处级呢?我们街道副处级干部有12人。我曾想过,好歹自己也是六十二分之一,在退休前大概也有20%的概率能升到副处级。不过“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我发现,这12名副处大佬来源分别为:市级机关2人,区级机关7人,其他街镇平调2人,而在我们这个街道一路走上来的,1人。

再默默翻看了街道后备干部名单,我发现,有的“老”科长从30多岁起已是处级后备干部,从满头黑发“后备”到两鬓斑白,如今已到退休仍晋升无望。由此可见,在街道,从科员到副科、正科再到副处、正处的五个职务层级中,后两个是大部分普通基层公务员无法触及的,大部分街道公务员终其一生也只能升到科长一职。一位“老副科”告诉我,基层公务员的职业“天花板”在当初选择进入街镇工作时,就已经注定了。

因此,绝大多数基层公务员的职业生涯,就只能在处级以下蹉跎了。

除了出去,还有什么办法?

那么,基层科级干部就容易当上吗?未必。

2002年通过公务员考试,我以全日制硕士生身份进入街道工作,按照规定,试用期满可直接定级为副主任科员。然而,在街道职数受限的情况下,组织上最终还是按科员给我定了级。

身在组织人事科,我非常能够理解领导的难处,街道里不少同事已有30多年的工龄还只是个副主任科员,假如我工作半年就和老同志同级,就会让领导很难做人。于是这么一等,正如文首所言,我就足足花了13年的时间才熬到了副科级的实职岗位,而我那位2006年毅然决然离开街道,遴选至中央部委工作的好友,现在已是副处级调研员了。

基层的晋升难,容易引发职业倦怠现象,而为了对冲倦怠,基层组织也创造了不少“变通”的办法。

比如“虚职混实职,拉长晋升过程法”。原本在科员与科长之间,只隔着副科长一级,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会有意把副主任科员和主任科员也作为了晋升的必由之路。这样就通过人为的方式,拉长了晋升的过程,进而缩短晋升的间隔。

举例来说,假如我从科员晋升为科长需要24年,如果按中间只隔副科长一级来算,我需要等12年才能晋升一次,这样很容易导致职业倦怠。而如果中间有副主任科员、副科长、主任科员三个职务层级,那么我大概就可以6年就晋升一次。虽然干的活儿千年不变,但是每过几年就能“进步”一次的“享受”,对我的激励作用自然大大的。

然而,即使是这样的变通,也常常受到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我的一位同事就遇到过尴尬事。原本,街道书记赏识她并打算提她作某科的科长,但考虑到种种原因,只能先“内部任命”其为实职科长,实际走的却是主任科员的晋升流程。半年后,这位书记调到其他街道工作,新来的书记不认可前任的“内部任命”,于是,在实际履行了半年的科长职务后,同事又恢复了主任科员的身份。面对压力和窘境,这位心高气傲的同事辞职去了国有企业。

还有的变通办法,就是内设新的机构,享受同等待遇法。为了解决领导岗位职数不够的问题,我所在的街道曾经设立了几个临时的协调议事机构,并借此任命了若干享科长待遇的正科级实职干部,缓解了基层职数限制的问题。

但这样的方法同样没有保障,在落实去年市委一号课题与简政放权的改革过程中,街道机构大幅精简,目前仅保留了8个科室,自行设立的若干“科长”职务都一并受到了清理。

作为基层组织干部,我深深地明白,基层公务员职务晋升的难题,已经成为公务员自身和组织人事部门最大的烦心事。有离职的同事感叹,“职务晋升的保障机制是如此脆弱,我们这些人该怎么办?”

我还记得,去年10月27日《中国青年报》刊载《谁能给基层公务员一个“够得着的晋升通道”》一文,文中通过对国内多位基层公务员的描写,刻画了年轻的基层公务员晋升无望的绝望与躁动。文中出现了这样的语句:“逃离基层已成公开秘密”,“我们根本升不上去,除了出去,还有什么办法?”同为基层公务员,我能够深深地体会其中的无奈与彷徨——他们是这样的,我何尝又不是呢?(上海观察/2015-07-07)

【网友评论】

中央机关公务员晋升快,其实并不准确

中央机关最小的单位就是处,科级公务员没有领导职位。像我这样的研究生,进入机关试用期一年后定级为副主任科员,再过3年定级为主任科员。因此,在进入中央机关的前5年,大家基本都是在“齐步走”,这也是基层同志觉得中央公务员晋升快的主要原因。再往上就没有那么顺利了。(尼树

谁能给基层公务员一个“够得着的晋升通道”?

袁贻辰

“除了我和两个主任,我们党政办其他人都在忙着公务员考试。”

6个人的镇政府党政办,有一半的人都在想怎么离开,这曾经让湖北某乡镇的“90后”公务员常月困惑不已。

毕竟,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乡镇政府,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来到基层的这几年,活多、钱少、压力大,成了常月对自己工作的全部评价,“我们根本升不上去,除了考出去,还能有什么办法?”她无奈地反问。

“进了基层,一般就很难出来了”

常月告诉记者,她的同事中,有人在备战国考,有人打算考县纪委,还有的要考县财政所,“总之没几个人真正在干活”。

她的男友江星,是同县另一个乡镇的公务员,这个出生于1989年的湖北男孩有着类似的困惑:“想不到这才来一两年,我已经被‘困’在乡镇了。我都能想象到,自己十几年后的样子。”

通过选调生考试后,江星被分到镇里的计生办,这个大学校园里的学生会主席一度“斗志满满”,每天吃着面糊、苦瓜、酸菜、白菜这些食堂的“老四样”,江星觉得是“基层对自己最好的考验”,他每天早起,第一个到办公室扫地、拖地、打开水,杂活累活抢着干。

深谙“计生办是基层服务的窗口”的他,在下班后,还会抽点时间练习当地方言,每天看到来办事的老百姓也“笑容不断”。

但一个月不到,江星就笑不出来了。

镇政府的“熟人”悄悄问他:“怎么就你去了计生办?一般选调生都去了党政办,离领导近不说,也最容易出成绩。”江星还没反应过来,“熟人”又提醒他,“计生办事务性工作这么多,很容易被困住手脚,在基层最没出路”。

这并非危言耸听。镇政府的宣传委员面对江星的“疑惑”,“意味深长”地告诉他,计生办的人只有3条出路——要么去卫生院,要么留下竞争主任的位子,又或者“通过运作离开计生办”。

话到最后,这个老干部劝江星“赶紧‘活动’一下”。

江星傻了。他猛然意识到,这个计生办除了一名50多岁的办事员,还有一正一副两个40来岁的主任,“都是熬了将近十几年才等到这个位子”。这让他有点沮丧,“主任年纪大了,估计仕途也差不多了,我们年轻人本来就升不上去,要是办事员再内退,所有的活儿都由我做,我还出得去吗?”

“干得好不如分得好”?

按照江星这位“熟人”的说法,在乡镇工作,“能见着一把手和村书记的工作才是好的”。原因很简单,只有多接触镇长和书记,人家心里才有你,晋升的时候才会记起你。“要不然你以为乡镇30~40个公务员,靠什么才能升上去?”

“干得好竟然不如分得好?”江星心下一凉。

他随即想到,自己来计生办这么久,看见书记的机会“用一只手就数得过来”,更别说让书记看到自己的工作能力,“难道我真的要在计生办呆一辈子?”

与江星不同,姚云是“干得好不如分得好”理论的追随者。当初,县里对公务员分配的去向公布时,这个湖南女孩“幸运地”成为唯一一个留在党政办的年轻人。看着同批考来的年轻人投来羡慕的眼神,她打起了小算盘:“努力做,争取30岁之前升到正科级。”

“太天真了。”在贵州某乡镇担任团委书记近5年的曾莹,摇摇头向记者分析,乡镇政府一般30~40个人,“要是上面领导走得快,机会还多点。要是上面领导走不了,我们想都别想,这不碰运气吗?”

她已在成为科级储备干部的队伍里,但组织口、宣传口、党政办的人,都在她前面,“真是太恼火了”。

在基层,年轻公务员升职究竟有多难?河北某地级市机关副局长梁文再清楚不过。去年,他下乡到基层,正巧碰上一个副镇长被调往县里的开发区工作,不过是升半个职级的事情,这个副镇长却在他面前“高兴到语无伦次”。

“基层晋升通道堵塞的情况,太严重了。”正县级干部梁文举了个例子,局长退了,上面很有可能直接调一个来,那么副局长就上不去。副局长上不去,科长也上不去。“你看看县委书记和县长,都很少从本地升上来,这不能说明问题吗?”

江星的爸爸最近“活动失败”了,江星还得留在计生办。这个昔日的“三好学生”跟自己的女友慨叹:“原来进了基层,真的很难再出去啊。”

“年轻人看不到未来,走是迟早的事”

常月是女孩,她对“仕途”并不是太在意。让她难过的,是基层让年轻人感到“心寒”的待遇——缺乏晋升通道,也没有足够的福利补贴。

目前,她和江星两人的月工资,都只有1500元左右,有时碰上亲戚朋友办喜事,几百元的随礼多送几次,“剩的工资能吃饱饭就不错了”。常月很无奈,如今的工资和自己的教育投入,完全不成正比。

“这点钱,我俩怎么结婚,怎么买房呢?”常月不时冒出这样的困惑。

别看在基层党政办工作,常月自称“压力绝对不小”。上对县里,下对村书记和老百姓,干得最多风险也最大,“一出问题纪委马上过来查我们”。很多个晚上,她和镇政府其他几个年轻公务员聊起来,大家都有着类似的迷惘。“没人知道,我们用这1000多元的工资,什么时候付得起房子的首付?”

江星还想读在职研究生,但很少跟常月聊到这个。两人的深夜通话内容,往往是自己工作中的趣事,就是不聊工资。“钱钱钱,全是钱。不敢说这个,一说就要冷场。”常月说。

作为男生,江星坦言“压力更大”。他决定“主动出击”,他拜托同学给他下载论文、找资料,一逮着空,就开始做当地文化节的方案,反反复复地修改。“假如,我是说假如某一天,县委组织部能看到,我会不会就有晋升的可能了啊?”沉默良久,江星试探性地问。

“年轻人看不到未来,走是迟早的事情。”曾莹说,基层的工作压力非常大,还有严格的排队晋升制度,很容易让年轻人“在等待中消磨了所有的热情”。

曾莹自己也是活生生的例子。这个贵州女孩最忙的时候,被领导塞了团委、人事、档案等9类工作,“想要干出新意太难了,能应付就不错了”。那段时间,领导一来电,她握着电话的手就发抖。

也是那段时间,她下定决心“逃离基层”。她和50多个乡镇公务员报名参加了县里的遴选考试,“基本符合报名条件的都参加了”。

今年,她成功了。同时,她也终于等到一个成为组织委员或宣传干部的机会,这意味着她离党委委员“不远了”。不过,“也只是不远了”。没有犹豫,她干脆利索地拒绝了这个“可能性不大”的机会。

“一个县上千名公务员,绝大多数干十几年也升不到处级”

基层晋升通道是否真的如此狭窄?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周志忍的回答是肯定的。“一个县里,一般有上千名公务员,他们大多在乡镇工作,绝大多数干十几年也升不到处级。而国家机关里的研究生,一个处级单位就三四个人,基本干上六七年就能到处级。”基层的晋升机会少,可见一斑。”

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凯的认可。在他看来,这是一种“制度性缺陷”,中国700多万名公务员,大部分在基层工作。基层公务员承担了大量工作,但其晋升通道却十分狭窄。“有点像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公务员晋升的过程,往往会引起很多冲突和矛盾。”他说。

汪玉凯在调研中发现,不少有一定职级的公务员,在晋升失败后,会不到退休年龄就离岗回家,导致大量年富力强的公务员闲置在家。更有甚者,为了职务晋升,在基层大搞“买官卖官”等行为。

类似的事情多了,曾莹发现,乡镇政府里的年轻人“积极性会一点点变低”。久而久之,基层只会剩下两种人:一种是老的,退居二线不干了;还有一种就是准备离开和正在观望的年轻人。

“要真是如此,基层公务员就怕要完全‘断层’了。基层的工作,怎么可能顺利开展?”她说。(本文所有受访公务员均为化名。《中国青年报》2014-10-27)

来源:中国农村综合改革研究中心收集整理(2015-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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