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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事件”的历史教训

时间: 2017-07-22 15:25:57来源: 作者: 阅读:

“大跃进”造成的损失,除了中央的责任以外,还与当时几位“突出”的省委第一书记分不开,如四川的李井泉、河南的吴芝圃[1]、甘肃的张仲良等。他们除了领导失误造成本省的经济损失、给老百姓带来困苦以外,还给中央传递了错误的决策信息。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

河南省在“大跃进”运动中出现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当时的省委书记吴芝圃是全国的风云人物,是他提出一个省可以单独进入共产主义,河南要在四年之内实现共产主义。吴芝圃的头脑发热,使河南人民付出了生命的沉重代价。

参加成都会议回来后,吴芝圃在4月主持了河南省委第八次全会,部署全省“大跃进”,提出粮食总产达到275亿~300亿公斤,三年实现水利化,农村要并社、并村,牲畜并槽喂养。吴芝圃号召农民种薯,实行土地深翻。吴芝圃抓住了长葛这个典型,省里先在长葛召开红薯生产现场会,要求全省种薯2500万亩,深翻土地1.5尺,每亩施肥3~5万斤。7月27日,农业部在长葛召开全国深翻土地改良土壤现场会。吴芝圃吹嘘说,全省深翻土地8000万亩,每亩施肥5万斤。吴芝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新中国成立后8年来,河南小麦每年只增加了3亿斤,而今年就增加了96亿斤,“河南小麦潜力还大得很,今年能跃进,明年也能跃进”。10月,吴芝圃宣称河南亩产小麦7300斤、芝麻5600斤,单产增长70倍以上。而玉米、高粱、谷子“都比过去平均单产高近百倍”,“全年粮食总产量至少可以达到七百余亿斤”,毛泽东1955年合作化时关于增产十几倍以至几十倍的预言“都已成为生龙活虎的事实了”。

河南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刮起了一场“共产风”。省委的报告坦陈一些公社已经宣布了一切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产品由国家统一调拨使用,上交利润、生产开支、社员消费均由政府统一确定。吴芝圃说,公社“不但普遍实行了军事化,而且普遍实行了半供给制”,社员把个人私有生产资料或其他财产自动交给公家。嵖岈山公社白手起家建立牛场、万猪场、万鸡山,集全社各村庄的人员、树木、砖瓦,建设305间畜舍,从农家牵去192头牛、赶走89头猪和2700只鸡,即大功告成。主管工业的薄一波将之概括成“见钱就要,见物就调,见屋就拆,见粮就挑”。猪羊鸡鸭归公社,萝卜、白菜也归公社。吴芝圃在1961年1月检查工作时说,省委提倡刮“共产风”,如大办水利,大搞非生产性建设,全民办交通,全民办电等花费的劳动力和资财,十之八九都还是靠一平二调才办起来。“共产风”以空前的规模集中了生产资料,而且进一步剥夺、集中了农民手中仅存的生活资料。公共食堂的建立,一度使某些人误以为进入了乌托邦的天堂,而恰恰是集中管理农民的口粮,打碎了农民自己的饭碗,使接踵而至的粮食危机对河南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国家计委干部王泓曾作为支援农业的干部到河南叶县旧县公社担任书记,目睹了河南“大跃进”的真实情况。据他回忆,他刚到公社时,见公社门口不远处新建起一座庞大的礼堂,就问当地干部为什么要建这么一个礼堂,回答是:“这是省上规定的,要限定时间在各公社所在地建起三大建筑,一是像军区礼堂式的大礼堂;二是像河南饭店式的招待所;三是像郑州百货大楼式的百货商店。我们只是建了大礼堂,砍光了附近的树不说,还拆了群众400间房。还规定里边要有多少座位,现在一个座位也没有,已经无能为力了。而且一次也没用过,不知道建这有啥用?其他两大件也无法再搞了。”[2]

时任信阳行署专员的张树藩在临终前撰写的回忆文章《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3],真实反映了信阳地区的情况。1959年的省委扩大会议后,张树藩回到地区抓秋季粮食征购任务。省委仍按1958年大丰收的标准征购,地区又完成了16亿斤,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交了征购。秋收刚完,很多地方群众就没饭吃了,开始出现了逃荒要饭的现象。很多食堂开不了伙,群众无奈,就在家里煮红薯叶、野菜充饥。干部发现后把他们的锅给砸了,群众就外出逃荒。地委认为这是破坏“大跃进”,就让各县、市在各路口设岗拦堵群众,不准外逃。当时地委不仅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反而认为是有人将粮食瞒藏起来了,于是决定在全区开展“反瞒产”运动。接着,张树藩发现,群众确实已经没有粮食,仅吃点红薯、野菜等,不少群众脸上已出现浮肿。随着浮肿病大面积蔓延,饿死人的现象出现了。张树藩回忆说:“有一个党支部(哪个县哪个村记不清了),23个党员饿死了20个。”[4]

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报告吴芝圃,信阳发生了饿死人的事件。但吴芝圃不以为意,鼓励他挺起腰来继续干。吴芝圃还授意信阳地委在上呈的报告中把信阳大量饿死病死人的问题归咎于政治斗争,说是坏人当权和地主封建势力破坏,性质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的不彻底”。在吴芝圃的高压之下,河南的干部不敢讲实话,怕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帽子。河南纪委书记兼省监察委员会书记刘名榜是信阳人,家里有人被饿死,但连他都不敢讲真话。

“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毛泽东领导全党纠正“左”的错误,重新强调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1959年4月,党中央提出了“缩短战线,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的方针,对1959年计划指标进行调整。这年7月23日,毛泽东在庐山谈道:“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赞成那些原则,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已。如果能在全国保持三分之一,我就满意了。我是讲全国范围。我这一讲,吴芝圃就很紧张,生怕把你那个食堂搞掉。”不难看出。此时的毛泽东并不赞成全国全部推行食堂,而是要因地制宜。

1959年2月,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提出,重点解决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具体政策问题,调整国家和农民的关系。吴芝圃却仍津津乐道于几年内过渡到共产主义,提出要研究“共产主义建设十年规划纲要”。毛泽东说:“你现在涉及到共产主义,这个问题就大了,全世界都不理解了。现在的题目,我看还是社会主义,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5]毛泽东提出人民公社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而吴芝圃却坚持大队为基础,毛泽东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你不要再这样搞了,还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概算单位好。”毛泽东在1958年就提醒吴芝圃:“要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下。”在看到吴芝圃没有改正的意思后,毛泽东很生气:“吴芝圃,你对,你搞得快,可能你是马列主义,我是机会主义。”并逐渐改变了对吴芝圃的看法:“这种人表面上‘左’,实际上是形‘左’实右,缺乏经验,不深人群众。”[6]

毛泽东的批评并没有让吴芝圃头脑冷静下来。1959年4月,河南省委讨论中共中央“缩短战线,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的方针,对1959年计划指标进行调整。但调整后的指标依然脱离实际,没有实现。1960年《河南日报》的元旦社论《开门红春意浓》,仍坚持全面跃进。在1960年2月的河南省委第十五次全会和全省五级干部会议上,吴芝圃作了《为实现1960年的持续大跃进而奋斗》的报告,号召继续反右倾,进一步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1960年3月,吴芝圃在向党中央汇报的报告中说,河南全省人口99%已入食堂,办得好的食堂占总数的66%。

1960年底,毛泽东又派身边的几个工作人员到信阳地区去调研。当他们到达河南时,吴芝圃却不让他们去信阳,而是把他们安排到了许昌地区的鄢陵县,不让他们看到信阳的真实情况。对于吴芝圃的所作所为,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他“破坏民主、堵塞言路,‘左’倾蛮干,死不回头”。[7]在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严厉批评的情况下,吴芝圃的头脑开始冷静下来。从1961年1月起,吴芝圃代表省委开始检查“大跃进”以来所犯的“左”倾蛮干错误。在给中南局和党中央写的检查中,吴芝圃不得不承认,“信阳事件是河南解放以后的大惨案”,“灾难发展到惨绝人寰的程度”。但在分析原因时,吴芝圃却说是因为自己对“阶级敌人、蜕化分子失去警惕”,“阶级敌人很久没有受到打击……”继续为自己辩护。

与吴芝圃推卸责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心情沉痛的周恩来表示:“信阳发生了这么大的事件,我有责任。”当周恩来得知“信阳事件”中有许多群众被饿死,而国家的粮库就在附近,受饥饿的群众却没有一人去抢仓库时,被深深地震动了,整整一夜没合眼。[8]吴芝圃的共产主义实验,终以折损河南工农业元气而结束,他自己也成了“大跃进”的政治失败者。作为特定时代政治文化的典型,吴芝圃给20世纪中国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与教训,值得今天的国人沉痛反省。

注释:

[1]吴芝圃(1906-1967)原名吴殿祥。河南杞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参加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领导了豫东农民武装起义。解放战争时期,任豫皖苏边区政治委员、区党委书记,华中军区第八军分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宣传部部长、副书记,中共开封市委书记,豫皖苏边区行政公署主任兼开封市市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副主席,河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主席,河南省省长,中共河南省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河南省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对1959年“信阳事件”承认有领导责任。1967年在广州逝世。

[2]王泓《跃入“共产主义”的悲壮实践》,《炎黄春秋》,2006(1)

[3][4](载《百年潮》1999(12),39~44页。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6]徐明《吴芝圃与河南大跃进运动》,《二十一世纪》,1998(48)

[7][8]何立波《吴芝圃与大跃进运动》,《党史文苑》,2006(12)

来源:赵丰著《“三面红旗”风云录》(广西人民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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