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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最大问题是没有财产权

时间: 2017-05-05 18:31:19来源: 凤凰网财经 (2011-12-16)作者: 黄奇帆阅读:

中国农民最大问题是没有财产权

重庆市人民政府市长 黄奇帆

2011年12月16日,由《财经》杂志和博源基金会联合主办的“财经年会2012:预测与战略”在北京召开。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在会上做主旨演讲,他认为中国农民最大问题是没有财产权,去年中国农民人均5千多块收入,97%是劳动收入加政府转移支付补助的收入,财产性收入只占3%,因此农民在社会上没有融资的能力。

以下为发言实录:

黄奇帆: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刚才韩部长就农业粮食发展的问题做了一个好的演讲,我就城市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的问题做一个主题演讲。说到改革,实际上中国从计划经济中过来,凡是不适应市场经济、不适应生产力发展,不适应和国际经济惯例接轨的一些体制机制,一些制度安排都要进行改革。凡是长周期影响社会发展,大面积存在的突出问题,就应该考虑用改革的思维,在制度安排上、体制机制上进行改革,凡是大面积存在的、反复解决不了的问题,一般都是体制机制需要改革的问题。

当今中国农民工的问题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过去20年30年中国形成2亿多近3亿农民工,长期存在于中国社会中,农民工既是城市居民,也不是城市居民,既是农村居民,也不是农村居民,他处在第三类两栖状态中,这种状态长期存在,会带来三方面问题。

首先是农民工这个群体,实际上处在社会底层、城市的底层,受到很多不公平待遇的问题。比如他们的养老保险,城市居民如果上班了,单位帮他交的养老保险是基础工资的20%,而农民工,我们的制度是12%,医疗保险城市居民每年会交1千多块,农民工是几百块,小孩读书也是这个问题,中小学读书不收费了,但是农民工要付择校费,或者没有正常好的学校,专门搞个农民工学校等等。这一类问题,实际上是对一个社会群体的歧视,不公平。

第二,就城市的企业来说,好象用了农民工成本低了,但其实他有三种成本很高。第一他每年大量招工,经常人工短缺。第二,每年就算农民工到位了,平均30%的流失率,今天农民工回去了,再来可能是另外一拨人,每年有30%的培训费要发生,使得生产过程、产品质量不稳定。第三,农民工一般一年干9个月10个月的活,春节前后两个月要回家,像钟摆一样,这个角度也不利于经济发展。

另外农民工的长期存在也会形成社会问题,农村的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年轻人妻儿分散,各方面社会不和谐,不平衡问题到处都是,所以这个问题必须很好的重视很好解决。去年重庆市委市政府根据中央精神,专门用了半年时间方方面面请专家,基层研究,最后做出一个决策,让重庆的农民工能够成为城市居民。重庆有800多万农民工,其中400多万在沿海,比如深圳,广州,上海,浙江,江苏打工,也有400多万在重庆城里打工。因为重庆是一个两元构架,既有内陆最大城市,也有大面积农村。所以,重庆的城市本身也有400万人在打工,其中进城3年5年以上的农民工,只要他们本身愿意,我们把他们转为城市居民,这个过程迄今已经15个月,从去年8月到11月底的时候,我们转了305万农民工,预计年底大致上是320万,这是我们共和国60多年来第一次大规模,人数达到300万以上,集中的农民工户籍转移。

我们说重庆转得风平浪静,非常和谐,如果你到重庆跟这些农民工转户的人讨论一下,他们会非常的高兴,愉快。这样的一个转户促进了农民工的待遇改善,也促进了重庆城市化的进程,促进了城乡和谐的一体化。我们在进行农民工转户的过程当中当然有一个顶层设计,任何一个重大的基本面社会改革,一定是有成本的,还有很多复杂的利益机制需要调整。所以,如果没有顶层设计,光靠热情做事,那是会进入死胡同,进入泥潭的。

我们对农民工转户的顶层设计总的有5个坐标,或者说5个关键环节。第一凡是转户的农民5个一步到位,他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以及小孩的读书,就业,住房,所有方方面面利益机制上的事都跟城市居民一样,一步到位,一体化,完全市民化,没有任何不同,那么这个户口本才会有真正意义,否则光有一个本子换一下没有意义。

第二就是农民工进城是一定要有工作的,我们不是简单的去把一批农村没有工作的农民,老人,小孩拉到城里来落户,那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转的是农民工,这个农民工有3年到5年以上在城市成熟的打工经历,基本工作已经稳定,也有一定的技能。而重庆是个年轻的直辖市,正处在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之中,现在重庆有1500万城市居民,以后还会发展到2千多万,总的来说是一个城市化,工业化刚刚在起步,还有10年,20年,30年的过程要发展,每年的经济增长,各个方面的就业人群每年需要增长40,50万人。所以,在这个方面就业保障要考虑周到。

第三就是考虑城市的承载能力,如果我们把转户的300多万人集聚在一个点上,这个城市承载力就会有问题。重庆这个直辖市是一个城市群,除了现在有700万人、以后可能会有1千多万人的一个国家级中心城市之外,重庆周边还有30个中等城市形成了城市群。我们现在转户的300万人,有60%分布在重庆的主城和30个区县的县城,还有40%分布在700,800个中心镇,那里面也有基层企业,也有农民工,这样的话我们是六四开,大城市中等城市集聚60%,小城市集聚40%,形成一个合理分布,同时对城市的基础设施,道路交通,通讯,水电气等各种各样市政设施,还有公共服务,教育卫生,文化这一类服务,包括农民工的住宅都同步进行配套。我们重庆3年启动4千万平方米公租房,明确一个目标就是服务于农民工,服务于新生代大学生,服务于城市原住民当中住房困难户。我们明确一个口径,50%公租房给农民工,15%给新生代大学毕业生,35%为了解决城市原住民困难户,这样就能把城市承载的问题平衡好。

第四就是成本问题,大家一般就会说,一个农民工进城总要有十几万的成本,如果300多万人就有4千亿,整个中国2亿多农民工,就需要40万亿,听到这么一个天文数,谁都会吓一跳,可能止步不前。我要说,这是一个伪命题,全世界城市化进程都是农民进城过程,都有这个成本问题,人家怎么没有积累几亿农民工滞留在外,不让他转户,真正成为城市市民呢?因为农民工的一生,年轻时打工到他年老,几十年做的贡献是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在这样的过程中为他支付十几万,二十几万的成本,天经地义,所以这是一个伪命题。

具体解决当中,重庆300多万农民工要4千亿,我们一分为三,其中养老、医疗这些保障性的问题,企业会承担1千多亿。社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当中的费用当然政府该承担,这1千多亿,其实农民工进城还没转户,政府已经开始在承担,同时也是城市化发展的一个市场需求本源,本来就该做的公共服务。第三还有一块社会成本,包括农民工自己以及社会的各个方方面面也要摊销一块,这三个1千多亿构成4千亿,并不是一年来支付,而是15年到20年的过程。比如养老保险,缴交的过程是15年以上,这是一个分摊过程。当这个成本分成15到20年,又分成三个方面的时候,每一方面是可以承受的,很平稳,是理所当然该支付的成本。所以,这个问题我们经过分析以后,按这个思路进行推进,事实上我们1年多的推进过程是风平浪静的,很平稳。

第五,涉及到中国农民工的特殊情况就是三块地问题,我们推动农民工转户并不是图农民工的三块地,而是以他的有效劳动,以他就业岗位,以他的志愿在城市里落户,没有任何先决条件。我们宪法规定农民的三块地是集体所有,而集体是以什么来界定的呢?你是农村的户口,你当然是农村集体一员,如果你户口迁徙了,你不属于农村集体了,这三块地是不是就不是你的了,要流失了?这也是中国农民工长期不能转户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根据全国人大通过的《物权法》界定一个概念,土地的所有权是财产权,土地的使用权也是财产权。所以,对农村农民的三块地进行确权,不仅是丈量他的面积,还要确定支配权。这个支配权不是去改变集体所有制,而是要确立使用权也是一种财产权。如果一块地价值100块钱,所有权这种财产权占多大比例,使用权的财产权占多大比例,我们大体上做一个划分。比如说宅基地,使用权占85%,所有权占15%,而承包地、林权用地是八二开,使用权占80%,所有权占20%。有了这么一个比例,在80%、85%范围内,农民是可以自己支配的,是他的财产权,他即使到了城里,这地还是他的,他愿意给兄弟姐妹用,愿意自己继续使用,或者愿意租赁给别人用,都是他自己的选择权,我们只要搭好市场的选择平台,有农民自主决定就把这件事解决了。中国的农民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财产权,去年中国农民人均5千多块收入,97%是劳动收入加政府转移支付补助的收入,财产性收入只占3%,因此农民在社会上没有融资的能力。大家有时候讨论中国农民缺乏贷款问题,就提到印度巴基斯坦有个拿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搞的那个小银行,成功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的专家学者一讨论,也就认为是中国的大银行弯不下身来解决小银行的问题,把它变成一个技术问题,认为中国解决农民贷款问题也要发展小银行。其实本质上中国的农村之所以没有信贷,是因为没有质押物,农民没有财产,是无产者的问题。当你解决了三块地的问题,明确了使用权也是财产权,是可以让农民家庭进行自我质押流动,自我支配,这时候农村贷款也就会大规模发生。

 

比如重庆,没解决这个问题前,整个重庆1千多万农民,只有30多亿的银行贷款,通过三块地的确权,推行“三权”抵押贷款至今,农民贷款已经到了180亿,我估计明年就会跳到300多亿,几年后可能会有1千多亿的贷款。重庆目前农民总的收入1000多亿,粮食收入是600多亿,养猪、养羊的畜牧业300多亿,只有很少的融资,如果有一千亿融资往里面注入,至少会产生一千亿的产出,农民的收入就能翻番。当把这个确权问题解决之后,农民进城问题就可以解决,农民在农村财产收入问题,融资质押也就得到解决。

有了这五个方面科学的顶层设计、构想,因此重庆300多万农民工进城转户风平浪静,非常平稳,得到广大农民支持,呈现出各个方面都是很自愿,很自在,很顺利的一个过程。

总而言之,城市化的进程不是城市原有人群卡拉OK、自拉自唱、自我拔高的过程,本质上来讲,就是农民进城的过程,是减少农民的过程,是农民转化成市民的过程。假如一个城市有300万户籍居民,有600万700万农民工,过几十年不需要这些农民工了,遣散回家,这个城市又回到300万,400万,500万城市居民,那么这是城市化过程是不健康,不正常的,违反国际惯例原则,违反市场原则,违反公平正义的原则。城市化进程也不能设想现在两个人群分离,已经分离了20年,30年,再分离二三十年,等到中国有4亿农民工,突然有一天宣布一个决定,统统转为城市居民,不应该是这样一个跳变,而应该是从现在开始,几十年一贯,自然而然持续不断的转化过程。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把农民工的户籍制度改革好,是当今中国绕不过去的问题,重庆在这方面做了一个实践。现在世界金融危机,整个市场需求不足,中国在启动内需,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在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城乡统筹,在这个过程中,更要把农民工的问题作为我们经济转型,解决危机带来困难的一个撒手锏,一个启动内需的重要动力源泉。有时候大家说中国城市化率才到50%,怎么刘易斯拐点好象已经隐隐出现,已经出现了招工难呢?其实很大问题是制度安排,出现农民工问题,这种制度需要改革。在中国,出现刘易斯拐点至少还有20年,中国农民工城市化进程至少还有20年,即使说沿海城市已经比较成熟了,可能要不了这么久,但内陆中西部几百个城市,城市化进程至少还有20年可以走。

中国现在人均GDP4千多美元,往1万美元走的过程,到了人均1万美元,13亿14亿人差不多会增加10万亿美元的内需。所以,这是一个内需巨大的增长过程。在这个增长过程中,如果农民工问题不解决,继续累积到4亿、5亿农民工,像候鸟一样迁徙、震荡,中国的市场就会不健全,中国城市化进程就会受到阻碍。这个意义上,如果把这个问题解决好,有助于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有助于整个中国科学发展观的落实,有助于突破世界金融危机对我们的束缚,使我们中国更加强盛。我就讲这些,谢谢。

文章出处:凤凰网财经 2011-1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