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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农业生产组织现代化基本模式探析

时间: 2017-05-20 11:22:12来源: 作者: 阅读:

华中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曹 阳

[内容提要]我国农业生产组织现代化的基本模式将是多元化微观经济主体互补互动、利益密切相关的共生组织群。因此,要从“谁战胜谁”、“谁消灭谁”的非此即彼的单一进化理念转向互利共赢的共生进化新理念。在共生进化过程中,“小农”将在市场化、社会化网络这一共生界面的基础上被“改造”,但不是被“消灭”;而市场化、社会化网络这一共生界面的建设则是我国农业生产组织现代化的关键。

[关键词]共生进化;共生组织群;市场化社会化网络

在当代中国,伴随农村家庭承包制的推行与普及,农户无疑已成为最基本的农业微观经济组织形式。由于劳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就土地经营规模而言,中国的农户普遍是“小农”。这种“小农”的微观经济组织形式能否成为现代化农业的基本组织形式?与此同时,伴随农村市场化的改革与发展进程,农村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社区合作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协会、农业企业(尤其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业股份公司),也“百花齐放”,呈现出与农户经济交织在一起的多元化组织发展势态[1]。这种多元化的组织形态并非“井水不犯河水”的各行其道,而是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组织在市场化、社会化网络联结下相互依存的组织共生格局。这种市场化、社会化网络联结下的多元化组织共生,在笔者看来,也就是我国农业生产组织现代化的基本模式。

本文将论证两个关键性命题:1、农户、尤其是“小农”(仅就土地经营规模而言),在这种组织共生的网络化格局中应该、而且能够被改造成为现代化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这是在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坚持农村家庭经营长久不变的理论基石[2]。2、与农业现代化相适应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不是一种单一的组织形态,而是一个在市场化、社会化网络基础上共生的“组织群”。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提供一些实际的典型案例。本文的基本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这些实际的调查。第二部分对若干相关理论进行评述,重点是共生理论与网络组织理论。第三部分则在前两部分的基础上具体分析与探讨我国农业生产组织现代化的基本模式。最后是一个简短的结论。

(一)

浙江温州是我国较早创造与推行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地区之一[3],也是民营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人民公社时期,温州农村的集体企业和集体资产都十分薄弱;而且伴随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行,本来就微不足道的集体社队企业也迅速土崩瓦解(史晋川等,2004,P64),集体统一经营层次也大都有名无实,集体经济只剩下一个“空架子”。人们曾普遍认为,温州农民只有单干的积极性,而没有合作的动力和热情。所谓“私营经济看温州”。

然而,浙江省第一个新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就出现在温州的苍南县铁龙乡。1985年5月14日,由135人合股投资87300元组建的,以向农民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为主旨的苍南县铁龙乡农民服务社正式挂牌成立。[4]进入本世纪以来,温州市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迅速。据温州市农村工作办公室的调查,2007年全市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共有1015个,社(会)员总数5.33万名;其中农民专业合作社902个,社员总数4.16万名,社员人均增收1192元,带动农户28.4万户,连接基地面积72.48万亩。与此同时,温州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发展也异常迅速,截止到2008年10月,全市拥有销售额500万元以上的农业龙头企业200多家,固定资产50亿元,年销售额139亿元,利润10亿元,联结种养基地85万亩,带动35万农户。其中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3家,省级农业龙头企业24家,市级农业龙头企业116家。

温州市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农业企业的发展并没有导致农户经济的消亡。即使是加入了合作社、成为合作社社员的农民,也没有改变其家庭所拥有的私有财产,没有改变其土地长久不变的承包经营权,没有改变农户作为独立经济主体的地位。合作与私营相互补充,农户经济与合作经济组织共生,并没有出现非此即彼的“谁消灭谁”的状态。另一方面,农户、合作社、农业企业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不是行政强制性的,而是建立在互利和契约(显性契约和隐性契约)基础上的市场化网络联结。例如,文成县的肉兔养殖户、日新兔业专业合作社、浙江双凤食品有限公司就是这样一种利益与契约形成的组织共生网络。日新兔业专业合作社与双凤食品有限公司签订购销契约,既保证了公司稳定并有质量保证的兔源,又解决了农户的“卖兔难”的后顾之忧;合作社又与乡(镇)农技站及农户订立三边合约,既解决了养兔的科技支撑,又拓宽了科技站的科技覆盖空间和利润来源;最后,合作社与养兔专业场及养兔农户签订契约,规定双方的责任、义务与权利。合作社要求养兔专业场与养兔农户必须做到“五统一”,即统一购种、统一生产、统一编号、统一防疫、统一布局;在此基础上,合作社保证统一收购,在价格趋高时,随行就市,在价格低迷时,设最低保护价。这种共生的组织网络使相关利益者共同获利。首先,农户增收。2007年文成县的养兔户达3.2万户,户均养兔收入为2188元。其次,合作社获利。2007年,日新兔业专业合作社年销售收入2452万元,实现利润37万元;2008年被评为浙江省示范性农民专业合作社。再次,公司也获利。由于质量及货源有保障,“双凤”公司成为国内首家有机兔肉松生产厂家。最后,获利的还有当地政府、农技站等利益相关者。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则是从相反方向出发,但殊途同归的另一个典型案例。

新疆土地辽阔,生产建设兵团具有土地大规模经营的优势。与此相联系,兵团的农业机械化水平较高,有一些农业生产技术在全国、乃至世界都处于领先的水平。例如,地处阿克苏地区的兵团农一师三团科技连,是全国农业现代化示范基地,其棉花种植全程机械化率高达90%以上;并在较大范围的棉田建立了可视农业信息监测平台、农作物病虫害自动监测系统、棉田膜下滴灌自动化控制系统、灌区水量自动化监测系统、微机决策平衡施肥系统等国内领先、世界先进的自动化、信息化、现代化农业生产体系。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作为一个带有“准军事”性质、具有“屯垦戌边”特殊使命的特大型国营农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行的是“大一统”经营模式。各个团场统一计划、统一生产、统一分配;职工“敲钟上班、按月领薪”,“生产论大堆、分配大锅饭”。虽然农业机械化程度较高,但土地产出率、人均劳动生产率并不高。兵团一度负债累累,成为全国农垦亏损大户[5]。一些人十分推崇的“大农业”一度走入绝境。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变化,改变兵团大面积亏损、职工大面积贫困的局面,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兵团也在逐步推进改革。其核心内容就是逐步确立农户在兵团中的微观经济主体地位。例如,“一主两翼”(以兴办职工家庭农场为主体,以发展职工家庭庭院经济和开发性农场为两翼)的改革;耕地家庭承包期的延长。现在,兵团不仅土地已承包到户,农业机械、包括许多人认为不可分的大型农业机械也出售给了职工个人,即“私有化”了。这表明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种“大农业”的特殊生产组织形式里,农户经济依然可以生存,并可以成为最基本的微观经济组织形式。与此同时,兵团作为“组织”并没有“散伙”,它的众多管理性功能正逐步在向服务性功能转化。兵团要求农户统一种植品种、统一生产标准、统一施肥、统一植保、统一灌溉;大型农业机械的使用也由连场统一安排,虽然受益户要向农机户按市场价格支付报酬;此外,农业生产资料也由兵团集中采购,这既可保证产品质量,也降低了农资价格,受到了农户普遍好评与欢迎。兵团还提出了“产品订单收购”的目标,希望进一步解决农户产品出售,即马克思所说商品到货币这“惊险一跃”的难题。[6]由此可见,兵团事实上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业专业合作社的许多功能相似。“农户经济”与“兵团经济”共生于新疆这一具有区域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中,这里也不存在“谁消灭谁”的问题。

有意思的是,新疆的一些私人大农场也借鉴了兵团这种“组织共生”架构。新疆的私人大农场大都是通过承包开发大面积荒地(生地)而形成的。开荒完成后,私人大农场主一般也不自己集中经营土地,而是承包给农户经营。所谓“大农场套小农场”,形成双层相对独立的经济主体。笔者采访了阿瓦提县一个有1.2万亩土地的农场主,他的土地就承包给了50多家农户。但是,他也要求在集中连片的土地上各农户要统一种植品种(棉花)、统一生产标准、统一施肥、统一植保、统一灌溉,大型机械统一调配使用。

我们再来看中部湖北省一些大型商业企业与农村农业产业化企业(或农业专业合作社)、农户三方结成战略性利益联盟、共生发展的“农超对接”案例。

在湖北,尤其是在武汉市,中百仓储、武商量贩等大型商业超市为保证农产品货源的质量,降低成本与价格,纷纷采取“农超对接”的方式,形成了农产品“从田头到超市”的“一条龙”无缝对接。在这种战略联盟中,超市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或农业专业合作社订立购销合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或农业专业合作社按照超市所要求的安全标准与质量标准提供货源,超市则保证按合同价格收购;在此基础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或农业专业合作社再与农户订立合同,指导农户按规范化、标准化统一生产,并保证按合同价格统一收购。收购的产品大部分直接进入超市,也有一部分经过龙头企业再加工后进入超市。据有关方面的统计,武汉市有20多万农户、1600多家涉农企业、300多家农村合作组织、10多家商业企业进入到了这种战略联盟,形成了多方共赢的格局。首先是农民解决了“卖难”的问题,不再为农产品销路发愁,稳定了收入;同时,在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或农业专业合作社的指导下,农民实行规范化、标准化的科学生产,劳动生产率与土地产出率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长。其次,农业龙头企业与农业合作组织获得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既解决了产品销售的难题,也为农业企业农产品的加工保证了稳定和有质量保证的货源。再次,超市减少了不必要的中间环节,降低了成本。最后是消费者能以较低价格(超市零售价普遍低于集市价)获得安全、新鲜的农产品。在这里,农户、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组织、超市都是独立的经济主体,不存在“谁消灭谁”、“谁剥削谁”的问题,“组织共生”。

(二)

150多年前,经济学大师马歇尔就天才地预见到经济学与生物学之间的密切联系。他指出:“经济学家的目标应当在于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经济学家必须从生物学的新近经验中学许多东西”(马歇尔,中译本,2005,P18、P70)。“共生”这个概念,就是经济学从生物学借鉴与学习过来的。

“共生”(Symbiosis)一词来源于希腊语,其概念最早由德国真菌学家德贝里(Anton de Bary)在1879年提出。“共生”是生物界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它表明有着长期性物质联系的某些生物体共同生活在一个给定的生物圈内。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共生”概念的提出是对过份强调种的独特性,过份强调生存竞争的达尔文进化论的一种纠偏。它强调物种间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但是,“共生”并不等于停滞、封闭。“共生进化”是另一条进化道路,是生物群体的共同进化,是“合作双赢”的进化,而不是“赢者通吃”。洪黎民教授(1996)指出:“普通生物学者深刻体会到群落中生物相互关系的复杂性,鲜明地揭示了个体或群体胜利或成功的奥秘,在于他们在这个群体中密切联合的能力,而不是强者压倒一切的‘本领’,自然界如此,人文科学中的生物哲学亦可如此理解。”

德贝里以后,很多生物学家及其它领域的科学家就“广义共生”、“狭义共生”、“共生起源”、“共生进化”、“内共生”、“外共生”、“共生界面”等一系列极其广泛的问题展开了卓有成效的研究。鉴于共生的广泛影响,Claire Ainsworth等(2005)将“共生”列为生命界最重大的十项顶级创造之一。对本文影响最大的是哈佛大学的威尔逊(Edward O. Wilson)教授。他总结出了自然生物体中的群体寄生、群体偏利共生、群体互惠共生这三种基本的共生模式。威尔逊教授(1971)指出,群体寄生是共生的一种特殊形态;对一方无害但对另一方有利的偏利共生也不太常见;只有互惠共生才是共生模式的常态。他进一步区分了对称性互惠共生与非对称性互惠共生。对称性互惠共生是最有效率、最有凝聚力,因而也是最稳定的共生模式。它以共生单元的分工与合作为基础,产生新能量;共生界面具有在所有共生单元之间实现对称性分配的功能特性,因而使所有共生单元都获得同等的进化机会与进化成本,这奠定了共生机制的基础;共生过程不仅存在频繁的双边交流机制,而且还存在广泛的多边交流机制,这极大地提高了共生能量而降低了共生成本。然而,作为一种理想化的共生模式,对称性互惠共生并不是最常见、最普遍的模式;最常见、影响最广泛的还是非对称性互惠共生模式。非对称性互惠共生模式与对称性互惠共生模式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共生界面的作用下新能量的分配在各共生单元之间是非对称的。

由于生物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相似性,最近几十年来,“共生”理念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得到了极广泛的应用。将“共生”理念引入经济学与管理学始于上世纪70年代。正如生物共生是生物种群生态学种间关系分析的方法论工具一样,工业共生理论也成为工业生态学的一个重要分析工具。1976年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的一次主题为“无废物技术和生产”的会议中,提出了对工业共生的最初构想。工业共生被看作是废物利用、实现清洁生产的一种企业合作。然而,共生所蕴涵的丰富内核决不限于这一狭窄的领域。《工业生态学杂志》总编Reid Lifest(1997)指出,“工业共生并不仅仅是关于共处的企业之间的废物交换,而是一种全面的合作。”沿着这一思路,工业生态、区域经济、循环经济、环境管理、金融等极为广泛的领域都开始应用了共生理念;它也深入到了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的众多领域。但据笔者有限的阅读范围,运用共生理念研究农业生产组织的文献还极为罕见。

与“组织共生”理论有着内在密切联系,也是与本文密切相关的另一个关键性理论是最近几十年才兴起的网络组织理论。“组织”,按照孔兹(Koontz,1961)的说法,“那是一个语义的丛林”。对“组织”这一基本概念理解上的分歧之大,既带来了研究的困难,也为更广泛地拓展“组织”的研究领域提供了开放性的广阔空间。

以“企业”为主导对经济组织的研究一直是经济学的主流,这是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最基本的经济组织就是企业。从一定的意义上说,企业内部纵向的科层结构与企业之间横向的市场联系是企业研究的纵坐标与横坐标。企业之间的横向联系也可以看作是企业外部的组织结构。竞争与垄断是这一领域理论研究关注的重点与核心;“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则是研究的基调。企业组织之间的互惠共生,特别是作为“组织群”的共生进化,在主流经济学的视野里被普遍疏忽和淡化。

斯密(包括马克思)的传统是把企业看作一种以专业化与社会分工为基础的生产性组织,企业是以“组织”的生产替代了“个体”的生产[7]。斯密(1776,中译本1972)以扣针制造业为例,说明了企业是如何利用专业化和分工的好处来增进效益。马克思(中译本1972)则具体论述了在社会分工与企业内部分工的基础上,企业如何从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到工厂制度的进化。在他们看来,市场是企业经营的外部环境;分工的规模乃至企业的规模受制于市场的规模。正是市场的扩展,才推动了制造业的发展和企业的发展;反过来,制造业与企业的扩展又推动了市场进一步的扩展。总之,他们强调的是企业与市场共存共荣的互补与互动,而不是此消彼长的相互替代。

科斯(1937)在其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中,以交易成本为基础,将企业看作“市场替代物,是不同于市场的一种交易组织”;并把企业与市场整合成为同一平面的两极组织制度框架。用科斯的话说,“企业和市场是两种可相互替代的协调生产的手段,是经济组织制度的两极。”市场交易成本与企业组织成本的比较决定了企业的规模。很显然,科斯强调的是企业与市场的相互替代,而不是二者互补互动的共存共荣。

科斯的新制度主义分析虽然极大地扩展了企业(组织)研究的视野,但也受到了来自三个方向的质疑与挑战。第一个方向的挑战来自以Pensose、Richardson、 Prahalad 和Hamel等为代表的“企业能力论”学者。他们继承了斯密以及马歇尔从企业内部解释企业成长的思想,依然坚持企业的本质是生产性组织而非交易性组织的观点。Prahalad 和Hamel(1990)明确提出了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概念。在他们看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来自企业长期生产经营中的知识积累,是一个企业独特的、持久的异质性能力。这种能力的形成与发展无法用“交易费用”概念来予以解释。第二个方向的挑战则主要来自新制度经济学内部。他们认为科斯并没有把交易成本的概念贯彻始终。例如张五常(2000)就认为,“说‘企业’替代‘市场’并非完全正确。确切地说,是一种合约替代了另一种合约。”或者说,是要素市场替代了中间产品市场。这意味着在这些经济学家看来,企业只是市场的一种特殊形态,企业的本质也是契约型组织,是一系列契约关系的联结(Jensen & Meckling, 1976)。

第三个方向的挑战就来自于网络组织理论。一些学者认为科斯的企业与市场二分法组织分析框架并不能圆满解释现实生活中产业集群、网络经济、服务外包、组织边界弹性化、战略联盟、市场+农户等众多新的经济组织现象。波特(Porter,1998)认为,产业集群就是具有分工合作关系的具有不同规模等级的企业之间通过纵横交错的网络关系所紧密联系起来的一种空间积聚经济体。它是介于市场和企业科层等级制之间的一种新的空间经济组织形式。威廉姆斯(Williamson, 1985)虽然仍秉承交易成本的研究思路,但他认为,在存在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的前提下,组织形式的选择主要取决于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和不确定性,在企业与市场之间实际上还存在中间层组织。这意味着即使遵循科斯的组织架构分类逻辑,现实生活也是拉森(R. Larson,1993)所言的市场、企业网络与企业科层制的三级组织架构,而不是企业与市场的两极组织架构。这里所谓的网络组织,它兼有科斯所说的企业与市场的某些特性,比市场组织稳定,比层级组织灵活,是一种介于市场组织和企业层级组织之间的新的经济组织形式,是“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握手(R. Larson,1993)。这意味着无论是在市场之中还是在企业内部,市场机制与组织机制都是共同存在的。这也就是说,市场和企业不是非此即彼的相互对立,而是相互补充、相互联结、相互渗透的。这种相互补充、相互联结、相互渗透,最终导致了企业间复杂易变的网络结构与多样化的制度安排。

网络组织理论与组织共生理论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首先,二者都是在研究一系列新经济现象,例如产业集群、循环经济、网络经济、虚拟经济的过程中兴起与发展的;其次,二者都以异质性经济组织的相互依赖、互补互动、合作共荣为立论基础;再次,二者的分析框架中有许多相同或相似的理论范畴,例如信任、合作、互惠等。

网络组织理论与组织共生理论最大的差异是对市场不同的界定。网络组织理论实质上依然是秉承科斯传统,把市场看作是与企业平行的一极,企业与市场是“点”对“点”,或者说“极”对“极”的关系。组织共生理论则把市场看作是共生界面,把企业等不同经济组织看作是共生单元。依据共生理论,共生界面是共生单元之间进行物质、信息和能量传导的媒介和载体。这意味着企业与市场是不平行的“点”对“面”的关系,而非平行的“点”对“点”的关系。这似乎更接近于斯密传统。

(三)

农业生产组织的现代化,说到底,也就是适应农业现代化的生产组织形式。从世界历史看,早期的农业现代化在制度层面与组织层面被看作是资本主义市场化大农业取代封建主义自然经济小农业的必然进程。资本主义的大农场被视为现代化农业唯一的生产组织形式,而“小生产”的农户经济则是注定要消亡的经济组织。“无论是在斯密的自由经济论中,还是在李嘉图的国民分配论中,都是没有自耕小农和小农制的历史地位的,他们所描述的未来图景是农民小生产者必将被资本主义大生产所吞没”(董正华,2006,P46)。黄宗智(2000)也认为,主要是依据英国农业资本主义化的经验,在斯密和马克思看来,随着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小农经济”的“小生产”被“大农业”、“大生产”所取代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马克思(中译本,1972,P551)说:“大工业在农业领域所起的最革命的作用,是消灭旧社会的堡垒——‘农民’,并代之以雇佣工人”。恩格斯(中译本,1972,P331)说得更明确:“正是以个人占有为条件的个体经济,使农民走向灭亡。如果他们要坚持自己的个体经济,那末他们就必然要丧失房屋和家园,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经济将排挤掉他们陈旧的生产方式。”

然而,历史的发展并非单线条进化。在资本主义大农业迅速发展的同时,以家庭农业、家庭农场为主导的“小农业”也逐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被改造成为“现代小农业”,并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现代小农制在当代世界具有绝对的优势”(文礼朋,2006,P232)。农业部门究竟是“大生产”更有效率,还是“小生产”更有效率;小农经济的历史命运是“消亡”,还是在新形势下仍“富有生命力”,近二个多世纪一直存在着异常激烈的争论。早在19世纪70年代,一些学者就认为,“农业的发展中并没有走向大生产的倾向,恰恰相反,在农业发展的范围以内,大生产并不常是较高的生产形式”(考茨基,中译本1955,P14)。恰亚诺夫(中译本1996)的“自给性小农”“劳动消费均衡理论”、舒尔茨(中译本1999)的“理性小农”“最大效用化理论”、黄宗智(2000)的“农业内卷化理论”,虽然对小农经济性质的判断迥然不同,但都认定小农经济是有效率的经济,并且可以长期存在。

仔细分析,以上争论都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趋向,这就是非此即彼的“谁战胜谁”的理念。这与经典经济学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生存竞争”、“优胜劣汰”观念相吻合。争论的双方都有实际案例支持自己的结论,因此,谁也难以说服谁。这正如列宁(中译本1990,P79)所说,“在现代社会中,农业的形式和农村居民之间的关系都非常复杂,因此一个作者从任何研究著作中信手拈来一些根据和事实以‘印证’自己的观点,是最容易不过的事情。”然而,争论的双方都忽略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部门中“大生产”的经济组织形式与“小生产”的经济组织形式长期“共生”、并相互依存的事实。

在我国,判断“大农业”与“小农业”的主要依据是土地经营的面积;而在国际学术界,则主要依据经营主体的规模,是家庭经营还是公司化经营?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所谓“现代小农制”,也就是以现代化(市场化)方式经营农业的家庭农场。斯密与马克思预言将被资本主义大农业所消灭的“小农”,是传统的自给性“小农”。应该承认,这种类型的“小农”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确实已经被消灭。但是,家庭经营农业的这种基本经济组织形式(农户经济)并没有被消灭。“小农”被改造成了“市场化”的“现代小农”,它依然是当今世界农业经营的主体组织形式。因此,严格说来,不是资本主义大农业消灭了“小农经济”,而是现代市场经济改造了“小农经济”。“组织共生”并不意味着先进与落后“井水不犯河水”的长期共存,并不绝对排斥竞争、排斥优胜劣汰。共生是进化的一种类型。“共生进化”意味着“组织群体”的进化,而不是一种组织消灭另一种组织的“单体进化”。

一些推崇“现代小农制”的学者往往过分强调家庭产权明晰、利益直接、节省“监督成本”,克服“搭便车”行为的私有化效率功能;而忽略了“现代小农制”之所以有效率的更重要源泉是其背后的市场化与社会化网络所联结的共生组织群。荷兰是被国际学术界誉为现代小农制高效率典范的国家,其土地生产率为世界第一。荷兰没有自给型的家庭农场,高效的市场化家庭农场是建立在发达的农产品加工体系、完善的农产品流通体系、发达的农民合作体系、完善的农业教育科研体系之上的。在荷兰奇迹中有非常重要作用的“圩田模式”,就是强调各经济主体的团结精神与合作传统,形成共生共荣的利益共同体。正如荷兰学者所说,团结与协商是经济秩序的支柱(L.道欧,J.鲍雅朴,2003)。因此,荷兰的现代化农业生产组织模式并不单纯是家庭农场,而是家庭农场、农业加工企业、农产品交易市场、农产品拍卖行与批发商、农民合作社、农民合作银行、农业协会、农业教育科研机构共生共荣的组织群。

俄罗斯则从相反的方向提供了这种以市场化、社会化网络所联结的组织群的极端重要性。前苏联的集体农庄是一种效率低下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自上世纪80年代末俄罗斯借鉴中国农村家庭承包制的经验开始了对集体农庄的改革,但是并没有得到广大农民的积极响应。当时的土地租赁制只有不足2%的农户响应;1994年通过农业土地私有法后,个体的家庭农场也只拥有6%的农户和5%的农用土地。集体农庄的私有化改革并没有带来俄罗斯农业明显的效率改进。究其原因,周其仁(2004)分析说,是缺乏一个按市场化原则构建的有效的生产“支持系统”。这种“支持系统”,按笔者的理解,也就是由市场化、社会化网络所联结的共生组织群。没有这个“共生组织群”(“支持系统”),在现代社会,无论是公有制的“大农业”(集体农庄),还是私有制的“小农业”(家庭农场),都“玩不转”,都不会有高的效率。

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见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基础之上,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之上,因此,在他们看来,“大农业”“大生产”取代“小农业”“小生产”也必然是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基本趋势。按照理论的逻辑来理解,资本主义的“大农业”已经摧毁了“小农经济”的“小农业”,随之而后的社会主义只是需要把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大农业、大农场转变成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大农业、大农场而已。然而,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取得胜利,而是在过去比较落后的一些欠发达国家首先取得胜利,因此,社会主义在农村面临的是“象汪洋大海一样的个体农民的所有制”(毛泽东,1977,P187),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大农业”、“大农场”。既便如此,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实践中的社会主义领袖依然认定“大农业”是社会主义农业的唯一途径,而且在实践中把“大农业”主要理解为经营规模和生产组织形式之大。毛泽东推崇“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所谓“大”,也就是经营规模和生产组织形式的大。用毛泽东的话说,“大,人多(几千户,一万户,几万户),地多,综合经营,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大,人多势众,办不到的事情就可以办到;大,好管,好纳入计划。”(转印自薄一波,1997,P767)。

农村推行家庭承包制,小规模生产经营的农户经济(“小农经济”)又重新成为我国农村微观经济的基本组织形式。改革早期,高层决策者与主流舆论普遍把它看作是适应中国农村、尤其是贫困地区落后生产力的权宜之计(杜润生,2005),很少有人把它与农业现代化联系在一起。迄今为止,许多人对于农户能否成为现代农业的基本经济组织形式仍然心存疑虑。然而,农户经济超强的适应力表明,农业现代化与农户经济并没有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即使是在农业机械化很高的地方(例如本文提到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三团科技连),农户家庭经营依然是农业资源最佳配置的一种选择。不过,能成为农业现代化基本组织形式的农户决不是马克思所说的农村“马铃薯经济”[8]中的“农户”,而是市场化网络经济中的农户。从现象形态看,市场化网络中的“农户经济”依然是分散经营;但是,它与传统“自给型小农”的分散经营有本质性的差异。传统小农的分散是“马铃薯经济”的“一盘散沙”的分散,分散的各点(单个农户)是一个个孤零零的点,它们之间不具有经济上的互补性与相互依赖性,没有一个经济纽带与中心凝聚力把它们联结在一起。当代中国乃至当代世界能成为现代化农业组织载体的农户则是“市场化小农”。这里的“分散经营”是一种“网状型”的分散。分散的各点(单个农户)通过各种各样的经济渠道、经济纽带、经济组织紧密地联结在一个大的市场化、社会化网络体系之中。任何一点既是相对独立的,又是不能完全独立的。它不能独立于这种市场化、社会化网络体系之外。它只有在这种市场化、社会化网络体系之中才能生存,才能发展,才有生命力。

更进一步观察,当代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组织载体并不仅仅是农户这一种组织形式,而是一个多样化组织形式“共生”的“组织群”,或者说组织网络。“组织群”中的各类组织相互依存,互惠合作,形成一个紧密的利益共生体。这是典型的互惠共生关系,虽然它更多地是非对称性互惠共生,而不是对称性的互惠共生。在这种互惠共生的“组织群”里,各组织之间以功能分工为基础,形成互补性极强的利益联盟。

首先,“组织群”的各个组织是独立的经济主体,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无论是农户,还是合作社、企业、公司,都有独立的资产、独立的财务,并自负盈亏。的确,“小农”是需要改造的,这种“改造小农”的过程事实上将贯穿于农业现代化的全过程。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改造小农”还包括“减少小农”,使“小农”能成为具有适度经营规模的主体;但市场化意义上的“改造小农”决不等于“消灭小农”。因此,“改造小农”有两种不同的理念与思路。一是“集体化”与“重新集体化”的思路:“农户经济”被消灭。二是“市场化改造”的思路:“农户”成为现代化农业生产组织体系中的一个节点,但依然是独立的经济主体。更确切地说,农户这类经济组织(所谓“小农”)是改造后,“嵌入”在农业现代化“共生组织群”之中。

其次,组织共生的前提是多元化与互补性,“共生组织群”的本质是“利益共生体”。在共生组织群中,不同的组织具有不同的功能,也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这种功能的异质性构成功能互补的基础;不同比较优势的综合则形成综合的竞争力优势。例如,农户+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就是充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的“共生组织群”。因此,“共生组织群”创造了一种新的“合作价值”,增进了合作各方的利益。在这种“利益共生体”中,一方的可持续性的长期发展要依赖共生体各方可持续性的长期发展,形成“一荣俱荣、一损共损”的休戚与共状态。Williamson(1985)所说的那种损害合作方、以合作伙伴的价值损失为前提的短期自利性行为(“机会主义行为”),虽然有可能得利于一时,但破坏了组织共生的生态,最终有害于各方,也有害于自己。基本上同时发家于广东新兴县簕竹镇的“三温一古”(广东温氏食品有限公司、温木辉养鸡公司、温树汉养鸡集团、古章汉万益公司)不同的结局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温氏集团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公司善于处理与农户的利益联结关系”,“长期恪守与农户‘五五分成’的利益分配准则,做到公司与农户利益均沾”,因此,“与农户取得了长期互动合作的成功,真正实现了公司与合作农户的双赢”;而另外“二温一古”的失败则在于他们短视的机会主义行为,“擅自提高饲料和育肥料价格,甚至无法将农户定金和鸡款全额返还”,“成为农户群起攻击的目标”,“由于缺乏信任、互惠等关系治理手段,公司失信于农户的不良声誉扩散,‘两温一古’散失农户基础,最终走向失败”(万俊毅,2008)。

第三,共生界面是形成共生组织群的关键性因素。所谓共生界面,也就是共生单元之间内在作用机制,它是共生单元之间进行物质、信息和能量传导的媒介、通道或载体,是共生关系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对共生能量的形成和提升有着直接的制约作用(胡晓鹏,2008,P123)。对于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共生组织群而言,共生界面就是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市场化、社会化网络。笔者认为,农户经济可以改造成为现代化农业生产组织形式,但不等于说现阶段的农户已经是现代化的农业生产组织。事实上,现阶段农户离现代化农业生产组织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改造小农”的道路还十分漫长,其中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就是农村市场化、社会化网络这一支撑“改造小农”的共生界面还很不发达、很不完善。因此,建立现代化的农业生产组织体系,建设一个具有共生进化功能的共生组织群,关键性因素就是建设好这个共生界面。

共生界面既包括市场化、社会化的“硬件”基础设施,例如交通网、信息网、物流网,等等;也包括适应市场化、社会化的制度、规章、习俗等“软件”基础设施。“硬件”共生界面的关键是要形成共生各单元之间物质、资金、信息交流的“通畅机制”;而“软件”共生界面的核心则是要建立共生单元之间的“信任机制”,以规避机会主义行为。组织共生进化无疑是一种特强的“关系”。在这种特强的关系中,各共生单元之间会形成相互之间的高度依赖与高度投入,并具有高度重复性的互动,由此而形成谁也离不开谁的“锁定效应”。而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各组织之间的高度信任基础之上。信任,不仅需要契约、规则的约束,更深层次还需要文化、道德的约束。目前我国农村各类生产组织之间、各个经济单元之间之所以还没有形成高度相互依赖、利益共存共荣的共生组织群,深层次的原因之一就是这种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信任机制还仅仅是处于初步发育之中。

(四)

总结全文,有如下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

(1)我国未来的现代化农业生产组织模式不是单一的组织形态,而是一个多元化组织相互依赖的共生组织群。这需要从“谁战胜谁”、“谁消灭谁”的单一进化理念转向“共生进化”的新理念。

(2)我国目前的“小农经济”可以改造成为现代化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但是,这种“小农”不是传统的自然经济小农,而是现代的市场化小农。“改造小农”包括转移农民、减少农户,适度扩大小农规模,但不是要彻底消灭小农。这是在我国坚持家庭承包制长久不变的逻辑前提。当然,用市场化理念“改造小农”也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使命。

(3)构建我国农业生产组织现代化模式的关键是要建设我国农村市场化、社会化网络的共生界面。这也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政府农村工作的重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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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共中央2008年1号文件列举的各类农村经济组织就有20多种。

[2]在我们看来,这一疑问贯穿于农村改革的全过程。在农村改革之初,有同志就提出,“几千年来都是小农经济,已经试验过了还要试验什么?”(转引自杜润生,2005,P108)最近,有一位国内知名学者认为:“农户可以改造为现代化农业生产组织的观点值得商榷,因为现代化农业经济组织是对农户特别是小农经济的改造手段之一,而将农户改造为现代化农业生产组织背离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现代化的农业经济组织的初衷与目标。”

[3] 早在1956年,温州所辖的永嘉县就试行了包产到户,并受到错误处理,1981年8月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第282期《简报》刊登《1956年永嘉县试行包产到户的冤案应该彻底平反》的来信,并加按语肯定永嘉“当年首创这种责任制”。(见史晋川等:《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69页。)

[4] 苍南县把这家合作社称为全国首家农民合作社(见《苍南新闻网》2008年10月16日)。

[5] 1974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亏损1.96亿元;1975年,撤销了兵团建制;1981年才重新恢复。

[6] 2006年6月,兵团党委用“土地承包经营、产权明晰到户、农资集中采供、产品订单收购”四句话概括兵团基本经营制度的总体框架。在笔者的调查访问中发现,其中“产品订单收购”在实践中还存在很多问题,推进情况不理想。

[7] 西蒙(Simon)也持类似的观点。在西蒙(1957)看来,组织成员加入组织的过程,也就是组织成员个人目标被组织目标取代的过程。

[8] “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了一个省。¼¼好象一袋马铃薯是由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93页。)

来源:中国乡村发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