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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重农派的理论实践及其现代启示

时间: 2017-05-20 10:51:03来源: 作者: 阅读:

苏州大学中国农村城镇化研究中心兼职教授、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池子华

[摘 要] 本文就20世纪二三十年代“重农派”理论实践进行缕析,认为,尽管“重农”理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未能行通,但具有深沉的时代价值,特别是提出了至今仍不容忽视的重大课题——教育农民。没有农民的综合素质的提高,就没有中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将无从谈起。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业经济萎缩,引发日趋严重的流民问题。“三农”问题严重,引起整个社会的普遍关注,“中国农村的出路在哪里”的论战由此展开。

在这场论战中,“重农派”成为最引人注目的理论流派。他们发起的乡村建设运动(简称“乡建运动”),也如雨后春笋一般迅速发展,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使“重农派”成为时论的焦点。

“重农派”以梁漱溟、晏阳初、高践四、漆琪生等人为代表,持论者众多,阵容强大。其理论要点很多,漆琪生在《中国国民经济建设的重心安在——重工呢?重农呢?》文中,概括为“八大要点”:即“第一,农业生产是国民最大多数的农民群众生存与生活之根本,而中国农民现皆困处于贫苦至极的地位,如救济农村,建设农业,则最直接而最迅速的可使贫苦农民,获得苏生之机会,国民经济好转,国民贫困之危急解救,因而国民经济积极建设之基础亦建立;第二,农业经济,至今犹为中国国民经济主要而中心的生产部门……所以农业经济之消长,关系着整个国民经济之隆替,在此国运日危,经济衰落的时候,复兴农村,重建农业,则可奠定国本……;第三,中国之农村经济,乃是工业各业凭依之所,只有在农村繁荣,农业兴盛,农民富裕的前提下,中国工商各业始有发展兴隆之可能,是以复兴农村,建设农业,乃为工商各业树立发展之前提与基础;……第七,发展农村,建设农业,可以解决数千百万过剩人口的失业问题,不仅农村的无职业农民可以获得谋生之道,就是都市的失业劳工,亦可回转农村以图生存;第八,救济农村,建设农业,不只是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特别还是一个紧急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农村经济如不使之积极恢复,农村秩序如不使之迅速安定,则一切经济建设固然都谈不到,而且政治设施,社会安宁,皆将成为重大的问题,这是中国年来极深刻而极严厉的教训,我们岂可忽视?”(漆琪生:《中国国民经济建设的重心安在——重工呢?重农呢?》,见《东方杂志》,1932年第10期,第39—40页)由此可见,“复兴农村”进而解决流民问题,是“重农派”的主要目标之一。

    乡村建设运动是“重农派”的理论实践,轰轰烈烈,但实施的方法和目的,五花八门,各有千秋,其中从“教育”入手的乡建模式最为典型,影响亦最大。梁漱溟认为,中国内地农民百分之八十不识字,知识极浅,这是“中国问题之解决”的最大障碍,因此,乡建运动的“目的是要化社会为学校,可称之曰:‘社会学校化’。”他主持的邹平乡建实验区就以“教育的设施为中心”,欲求达到“于乡设乡学,于村设村学”的理想目标。晏阳初认为,农村问题虽然千头万绪,但有“四种问题是比较基本的”,这四个基本问题就是“愚”、“贫”、“弱”、“私”。“所谓愚,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的人民,不但缺乏知识,简直他们目不识丁了,所谓中国人民有百分之八十是文盲;所谓穷,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的人民生活,简直是在生与死的夹缝里挣扎着,并谈不到什么叫做生活程度,生活水平线;所谓弱,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人民是无庸讳辩的是病夫,人民生命的存亡,简直付之天命,所谓科学治疗,公共卫生,根本谈不到;所谓私,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人民是不能团结,不能合作,缺乏道德陶冶,以及公民的训练。”有此四大问题,“任何建设事业,是谈不到的。”要“根本解决这四个基本问题”,就需要相应的“四大教育”——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去克服。这就是晏阳初集中人力财力在定县“作一个彻底的、集中的、整个的县单位实验的内容。”(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985页)

    教育农民,提高农民的经营素质,当然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和流民问题的解决。因此,教育农民,绝非无此必要。特别是“重农派”倡导的知识分子下乡、与农民打成一片的做法,仍有值得借鉴的价值。“重农派”的乡建实践活动,有声有色,在教育农民方面,的确取得了一定成效,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教育农民,是一项长期、艰苦的巨大工程,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不能或不可能在短期内收到明显的效果。在流民遍地的特殊历史情境之下,靠教育去“救济”,未免脱离实际太远。这就决定了“重农派”的理论实践,无法使农村“复兴”,更不可能解决因农村凋敝而被大量抛到社会上的流民问题。“三农”问题依然是最突出的社会问题。定县这个被称为乡建运动的模范实验县就是一个极典型的例子。据平教会社会调查处李景汉的调查,平教会定县乡建实验的结果,除了使农民多识几个字之外,再就是下列情形:“前五年定县的乞丐是凤毛麟角,上年(一九三三)冬季增至三千左右。民国二十年内在定县因债务破产而为债主没收一切家产之家数不过五十家左右,二十一年增至三百家左右,二十二年内竟达二千家之多。……农民处此种经济情况下,有的实在无法生活,与其坐而待毙,不如另谋出路,尤其是其中的壮丁,遂不得不抛弃其眷恋之故乡,出外谋生于异土。民(国)十(年)以来已渐有往关外谋生者,每年约在七百人左右。民国二十二年内生计困难之程度远过于从前,因此离家谋生者数目亦呈空前的陡增,竟超过一万人,今年春季出外谋生者亦已达七八千人,多系壮丁,其中大多数系往东北——农村破产之状况可见一斑。”(见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997页)这是极具讽刺意味的。事实表明,“近年来风起云涌的乡村运动,并不能解决农村中大多数穷人的吃饭问题。”(《孙晓村纪念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322页)所谓“复兴农村”、解决“三农”问题,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已。

    “重农派”的理论实践,因脱离实际,“药不对症”,而招致失败。农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大批农民被强制性脱离土地背井离乡,说明农村生产关系到了亟需变革的地步。农村的“复兴”,还依赖于农业的发展,农业如何实现自身的转型,走出传统,走向近代,是“复兴”农村的必要条件。在历史的挑战面前,如何调整农业内部产业结构,吸收、消化剩余劳动力,也是振兴农业的重要途径。所有这些问题,“重农派”几乎没有触及,终致陷入“教育万能主义”的泥潭。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在江苏黄巷实验基地从事乡村建设的“重农派”成员甘导伯在反思“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原因时,有所感悟,谓:局部之建设,常常在枝枝节节上下工夫;根本改造,当非教育所能为力。黄巷民众所最需要的为“耕地”,为“工作”,而耕地无多,地权不属,私厂倒闭,蚕价惨落,同人听到黄巷民众哀痛的呼声,只觉心余力绌,所谓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只是将颓墙败壁略加修补,并非根本改造。这一认识,可以说是难得的宝贵的收获。

    尽管“重农”理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未能行通,但具有深沉的时代价值,特别是提出了至今仍不容忽视的重大课题——教育农民(中国目前仍有20%以上的农村劳动力是文盲和半文盲)。没有农民的综合素质的提高,就没有中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将无从谈起。这一点,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英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发展最终所要求的是人在素质方面的改变,这种改变是获得更大发展的先决条件和方式,同时也是发展过程自身的伟大目标。”(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7页)这是颇有见地的。

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