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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前景海外研究述评

时间: 2017-05-19 23:15:24来源: 作者: 阅读:

吉林大学政治学系博士 殷冬水

※ 作者的博士论文《民主:社会正义的生命——关于社会正义政治条件的规范研究》(2011030)(指导:周光辉教授)获得2011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该文是作者承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中国民主的增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动力、进展与基本经验研究”(09YJC81001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村民自治与我国乡村民主的有序发展研究”(10CZZ016)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自上个世纪60、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走上了民主的政治发展道路,纷纷建立了民主的政治体制。中国的民主前景始终是海外中国政治研究的一个中心议题。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布鲁斯·吉利(Bruce Gilley)等学者对中国的民主前景持乐观态度,相信民主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追求,民主根植于人的本性之中,在中国发展民主是充满希望的;与之相对,黎安友(Andrew Nathan)、布鲁斯·迪克森(Bruce Dickson)、裴敏欣(Pei Minxin)等学者则对中国的民主前景持悲观态度,强调中国发展民主,存在诸多不可逾越的障碍,“在这个世界上,从任何层面来说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国在民主上有如此少的经验”。本文就是要对有关中国民主前景的海外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分析其意义,揭示其存在的问题。

一、全球化、经济卷入与中国政治民主化

在一些学者看来,对中国民主发展而言,全球化既提供了巨大的机遇,也提供了难得的刺激与动力。

第一,他们认为,全球化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为中国民主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民主的健康运作不是无条件的,它必须以一定的经济条件为基础。经验研究早已证明,虽然穷国也可能实行民主,但一般而言,民主更有可能在富国获得成功。而且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普通公民手中拥有越来越多的经济资源,这种经济资源“赋予个人更多经济权力,这种经济权力可以转变成政治权力”。

第二,他们认为,全球化增强了西方民主国家民主输出的动力,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发达国家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提出了更高要求,认为稳定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国际贸易顺利展开的前提,更是实现其经济利益最大化的重要保证。在“民主和平论”的影响下,西方民主国家纷纷优化了民主输出政策,在民主输出上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要求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加快民主化进程。

第三,全球化削弱了主权国家的能力,减少了权力所能带来的利益,弱化了威权统治者垄断政治权力的动机。全球化在弱化政府能力的同时,也强化了公民社会的力量,为公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条件。

第四,全球化降低了信息成本,促进了民主思想的传播,成为推动政治民主的重要力量。“繁荣的民主需要信息充分的行动者。”在全球化背景下,主权国家控制信息的难度越来越大,控制信息的成本越来越高,网络技术的发展为全球公共领域的形成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商品与服务的交易则是观念交流的管道”。在互联网发展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接触了不同于前辈所接触的信息,形成了不同的政治观念,对民主、法治、人权等尊重人的尊严的价值有更高程度的认同感,这一代人可能成为推动中国民主发展的中坚力量。

一些学者指出,全球化与民主化之间的关系,并不像乐观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单向的、直线型关系,也并非完全是一种积极的力量。实际上,全球化有不大为人所知的“另一面”。

第一,全球化降低了国家的自主性,弱化了主权国家的功能与能力。“全球化并不是对所有人产生同等影响,它导致民族国家内部以及民族国家之间社会排斥的增加。”在全球化进程中,受益的往往不是发展中国家,而恰恰是发达国家或者发达国家的少数精英。全球化加剧了不同国家、区域以及阶层之间的不平等性,在主权国家内制造了分裂,不利于民主的转型与发展。在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条件下,全球化的过程实际上是新一轮的“西化”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被发达国家重新“殖民化”的过程,全球化不仅破坏了国家的自主性,而且也破坏了发展中国家在文化上的“自治性”。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西方发达国家将具有自己文化特征的民主价值向其他国家进行输出,这种输出行为本身就是不民主的,甚至还是反民主的。全球化对民主化不是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恰恰相反,而是起着破坏作用。

第二,全球化在降低政府垄断资源的同时,也弱化了政府的再分配能力,不利于社会的平等和民主的转型。全球化浪潮增强了人们生活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使一部分人成为成功者,另一部分人沦为失败者。全球化的过程,就是社会分裂不断被制造并加以复制的过程。社会的贫穷是民主的天敌,社会的不平等是民主转型失败的重要原因。“唯有当真正的、人为的稀缺被克服,完满的民主社会才是可能的。”戴拉米(Dailami)研究指出,伴随全球化而来的资本自由化,限制了政府部署收入再分配、管制与风险分担政策,进而弱化了社会公众对民主治理的支持。对民主转型和巩固而言,全球化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加剧了社会的分裂,弱化了政府修复这种分裂的能力。如果我们承认“民主权利内嵌在国家之中,国家的衰落就会不可避免地破坏民主”。在全球化浪潮中,政府控制资源逐渐减少,政府补偿失败者和改善失败者境遇的能力也随之降低。“经济开放中的失败者在种族或宗教基础上寻求统一身份。成功者可能采取歧视性的政策来维持他们对失败者的优势。”

第三,从民主与信息自由的关系上看,全球化在消除主权国家信息垄断的同时,也创造了一种新的垄断,那就是跨国公司或集团对信息的垄断。竞争是民主政治的灵魂,也是民主政治区别于其他政治形态的关键。垄断是与民主政治相冲突的。如同经济领域的垄断会遏制经济竞争一样,政治领域的垄断也会遏制政治竞争。从政治层面上看,国家垄断信息既可能是通过遏制公民的表达自由来实现的,也可能是通过对大众传媒进行严格政治控制、防止信息自由流动来完成的。在国家垄断信息的条件下,国家是信息的唯一发布者,按照政治的需要和服务的利益来发布信息,公民的表达自由权和信息接触权未受到应有的尊重,民主社会必将因此丧失活力。实践表明,垄断是专制政治的特征,民主政治的天敌,无论是信息垄断,还是权力垄断,都与民主政治对竞争、透明和问责的追求相冲突。全球化对消除国家对信息的垄断固然有积极意义,但伴随全球化而来的不是信息的自由化和多元化,而是跨国公司或利益集团对信息的垄断。因而,从全球化与民主化的关系看,全球化并不具有革命意义。

西方一些学者认为,有关全球化对中国民主的影响,并非如乐观主义者所理解的那样完全是积极的,中国民主的前景,是多种力量塑造的,是“公民社会的出现、社会运动、精英政治转型、外来力量的直接干涉、社会经济中的结构变迁”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二、市场改革、市场化与中国民主

在一些研究者看来,经济的市场化必然带来政治的民主化,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必然会创造出有利于政治民主化的社会条件,这既是现代化的发展逻辑,也是现代化的通则,中国也不例外。

第一,他们认为,市场化改革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培育了中国民主发展所需要的公民文化。按照英格尔哈特(R.Inglehart)和韦尔热(C.Welzel)在《现代化、文化变迁与民主:人类发展时序》中的研究,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其意义远远超越了经济领域,具有重要的经济与政治意义。市场化改革不仅提升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而且为中国民主的发展提供了文化支撑。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活的中国人,由于大多数资源由政府来分配,生活缺乏必要的自由,对自己的命运也缺乏选择的机会与权力。市场化改革为中国人追求自由、按照自身选择过上可珍视的生活提供了条件。经过二十多年的市场化改革,政府权力在范围上大大收缩了,在权力运用上也大大受到限制了。相对于计划经济时代而言,生活于市场经济时代的中国人更加追求自由,对不同的观点、生活方式以及行为习惯保持更加宽容的态度,彼此之间也相互信任。市场化改革使中国人拥有更多资源,生活有了更大程度的独立性,懂得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政府的行为,利用公共领域来表达自己的心声,使政府明其所想,知其所需。按照王正绪(Zhengxu Wang)的研究,在中国,公众对民主持较高支持态度,民意调查显示,90%以上的中国公民相信民主是个好东西。生活于70年代后的年轻人,越来越相信政治权利与政治自由比经济福祉或其他物质主义目标更为重要。在未来15年到20年,中国社会将为这些人所主宰,“诸多领导岗位将被这些有民主思想的人所占据”。安德鲁·默瑟(Andrew Mertha)和亨利·罗恩(Henry Rowen)的研究表明,市场化改革增强了中国公民的权利意识,吴苹等“钉子户”的出现,意味着中国公民开始“要求国家在保护私有财产权方面承担责任”[14],“要求政府遵守它所制定的法律”。王燕莱(Yanlai Wang)等学者调查发现,改革开放使中国的公众变得更加宽容,“超过一半的被调查者愿意在教学与出版领域容纳不同观点,超过70%的被调查者愿意在公共讨论中容纳不同观点”。从政治文化与民主化的关系看,史天健(Tianjian Shi)教授发现,“调查数据并不支持中国的政治文化是民主的绝对障碍。……并不证明民主是无望的结论”。

第二,他们认为,市场化改革改变了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社会的同质性,促进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为中国民主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万汉恩(T.Vanhanen)在《民主的前景:对172个国家的一项研究》、郑(Y.Zheng)在《中国将变成民主的吗?精英、阶级与统治转型》中指出,市场化改革,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结构,促进了社会的流动,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转型,为中国政治民主化提供了崭新的社会基础。市场化改革加速了中国社会人口、资源与信息的流动,使中国由一个相对封闭的“熟人社会”转变成一个高度开放的“陌生人社会”,建立在利益基础之上的契约性关系逐渐取代了建立在血缘基础之上的身份关系。市场化改革造就了一个以利益为取向的社会,带来了社会成员利益的分化与冲突,促进了社会成员自我意识的增长和个人权利意识的觉醒,要求改革与计划经济体制相契合的政治体制,以调整、协调和平衡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经济上实行高度指令性的计划经济,政府垄断着社会大多数资源,政府塑造着社会,社会很少影响政府,政治领域与社会领域缺乏制度化的联系,中国政治呈现出自我包容的特点。“官员权威将最大化,而公众对政策的影响将最小化。”对任何相对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社会力量,国家要么予以抑制,要么使之成为国家机构的一部分。市场化改革,调整了以往的所有制形式和分配方式,国家不再是社会财富的唯一拥有者和分配者,先前由国家垄断的资源转移给了企业和乡村的生产者。中国的公民社会得到迅速发展,“在道德和价值问题上,执政党丧失了垄断权”。中国的强国家—弱社会的关系大大改变,社会力量获得了影响政党国家制度的机会。可以乐观地认为,“只要经济改革使非国有部门保持持续增长,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越来越强大、更为畅所欲言的公民社会会出现在当代中国”。

第三,他们认为,市场化改革促进了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中产阶级已成为推动中国民主发展的主导性力量。各国现代化的历史业已表明,中产阶级是推动威权国家向民主国家转型的主力军,“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中产阶级享有良好的生活条件,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经济上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为了保护其经济利益会产生强烈的政治诉求,他们不容易接受极端的、激进的意识形态,有资源、能力和愿望来反抗威权政体的政治控制与政治压迫,通过和平的、渐进的方式,推动民主政体的建立和发展。唐敏(Min Tang)等研究发现,经过几十年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的中产阶级已大致形成,且有着强烈的阶级意识和自我认同感。“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带来中产阶级态度取向的转变,这种转变使他们更认可民主统治与价值,而不是威权统治形式。”如果按照经济收入水平来界定中产阶级,没有证据证明中国的中产阶级比其他阶级有更高或者更低的民主取向。然而,如果从阶级自我认同角度或职业的角度来界定中产阶级,可以发现中国的中产阶级比其他阶级对民主的价值有更高认同。对于中国民主前景,应持乐观态度。如同亨利·罗恩(Henry Rowen)所指出的那样,市场化改革促进了中国政治的民主化。诸多迹象表明,中国的传媒更加自由开放,法制更加健全和完备,基层选举质量得到极大程度提高,有限的党内民主也已铺展开来,公民的福利权利受到了法律的有效尊重和保护,民意越来越成为约束政府权力的重要力量,“经济与社会自由迅速拓展,政治权力受到了约束”。

然而,另有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非但没有促进中国的民主化,反而巩固了威权体制,增加了民主化的难度。

第一,市场化改革转移了人们的政治视线,经济绩效而非民主合法性成为中国合法性论证的主要范式。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解决了计划经济时代激励不足的问题,调动了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积极性,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与社会的繁荣。中国市场化改革史证明,“好的经济绩效也可以帮助威权体制维持政治控制与政治合法性”[23]。经过市场化改革,中国经济保持了较快增长,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整体性危机得到克服,中国政府也因此获得了社会公众的信任与支持。伴随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经济的增长而非民主改革成为中国各级政府关注的重心;社会福利权利的保障而非民主的政治参与,成为社会公众的真正需求。

第二,市场化改革加剧了贫富分化,增加了中国民主转型的风险与成本。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虽然实现了效率,却没有很好地兼顾公平。在改革的过程中,权力与资本实现了结合,政治精英依赖经济精英来保持执政绩效,经济精英依赖政治精英的庇护来获取经济利益。经过几十年的改革与发展,普通公众未能平等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在中国,市场化改革不足与过度现象并存。市场化改革不足,权力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市场化改革过度,政府放弃理应承担的公共责任,都是造成中国贫富分化的重要原因。市场化改革在造就一个富庶中国的同时,也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2005年,中国10%的富人掌握了中国45%的财富,而10%的穷人仅仅掌握1.4%的财富。”中国已逐渐变成世界上贫富分化较为严重的国家。“不平等的极大增加,已加剧了社会分裂和阶级冲突”,能否克服由不平等所带来的社会分裂和阶级冲突,仍是中国领导阶层未来面临的一个严峻考验。

第三,市场化改革培养了依附型的中产阶级,这样的阶级不可能成为推动中国民主化的力量。李侃如(Keneth Lieberthal)等学者研究指出:“中国的中产阶级深受政府的介入,而不是像西方,中产阶级是作为国家权力的对立面而成长的。”在西方工业化国家,中产阶级推动民主是历史事实;而在中国,中产阶级推动民主则可能是一个神话。在中国,中产阶级是否已经形成本身就值得怀疑;中产阶级能否通过政治反对的方式来建立民主政体则更不确定。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极强的国家主导趋向,中国的中产阶级是改革的受益者。与西方工业国家中的中产阶级不同,中国的中产阶级与政府之间不是对抗关系,而是合作关系。中国的中产阶级在政策、资金上都高度依赖国家权力,他们“或者受益于他们的党员身份,或者受益于他们与党的干部之间的关系”。“与中国的大多数人相比,中产阶级的那些人已获得更高的收入、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更光明的前程。”通过允许民营企业家入党等政治合作策略,“中国的中产阶级不是民主化的朋友,而是敌人。为了维持其地位,阻止政治改革符合其利益”。在民主化过程中,有关经济发展、中产阶级与民主化关系的假设,并非放诸四海而皆准。按照斯蒂芬斯(Stephens)等学者的研究,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是由他们所处的环境以及他们的利益来决定的。布鲁斯·迪克森(Bruce Dickson)与玛格丽特·皮尔森(Margaret Pearson)一致认为,中国的私人企业主对政治并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如何保护他们的投资利益,实现企业利益的最大化。在中国,虽然中产阶级是经济发展的产物,但他们并不必然是民主化的主体。因而,“中国的中产阶级会使赋予他们历史作用的人失望”。

第四,市场化改革提升了政府的能力,降低了民主变革成功的机率。市场化改革优化了中国社会的资源配置,调动了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创造性,所带来的“迅速的经济增长实际上强化了精英,赋予威权国家更多资源,使其有本钱来努力反对经济现代化的政治影响”。[31]经过市场化改革,中国各级政府的能力得到极大提高,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角度看,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增强了,控制手段更加多样化了,选择性控制的空间增大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待遇提高了,知识分子不再像80年代那样是激进思想的传播者和现行体制的批判者,知识分子变得更加保守,更加温和。市场化改革不是增加了而是降低了社会民主变革的可能性。如同裴欣敏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对中国民主前景持乐观态度,亨利·罗恩等乐观主义者对中国民主前景的分析是有问题的,有关中国政治精英会接受民主的假设也是荒谬的。“历史上没有任何威权统治者会因为他们的社会变得更加富裕、人民受到更好教育而自愿决定放弃权力。”[32]乐观主义者所引用的证据太弱,不足以支持经济的现代化刺激民主化过程的判断。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生态,也在很大程度上泯灭了人们对中国民主发展的希望。

三、精英录用、精英循环与中国政治民主

在一些研究者看来,中国的政治未来既不是由全球化的力量塑造的,也不是由市场化的逻辑来改变的,而是由中国的政治精英来左右的,“正是中国的精英,在中国未来是否发生政治变化上发挥关键作用”。

中国是一个精英主义盛行的国家,重视政治精英是中国政治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政治精英对民主的态度和反应,影响和主导着民主在中国的命运与前景。中国社会的大众,只是为中国政治精英推动政治民主提供必要的外在因素。一些研究者指出,从政治精英角度看,我们有理由乐观地看待中国民主的前景。

第一,他们认为,中国政治精英的构成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已完成了革命型政治精英向技术型政治精英的重要转变,这种转变为中国政治民主化改革提供了重要基础。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就意识到治理与革命之间有着不同逻辑,认识到领导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他呼吁并倡导进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选拔合格干部来执行改革开放的各项政策。经过80年代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国实现了领导干部的大转换,做政治工作出身的革命型政治精英大多数被有专业知识背景的技术型政治精英所取代,“干部队伍的主体已从建国前参加工作以及经受过革命战争血与火的考验的干部,转变为建国后参加工作以及在和平环境下长大的那些人。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是80年代的大学或技校毕业生”。相对于革命型政治精英而言,技术型政治精英大多接受过高等教育,“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思想活跃、更容易接受新鲜事物”,比革命型政治精英有更为开放的视野,更加熟悉民主的规则与程序,对民主的价值有更深的认知,有更为明显的民主价值取向。按照李成(Cheng li)的研究,作为中国政治精英的主导力量,中国共产党的规模逐渐在扩大,共产党员受教育程度得到极大提高,其结构日益多元化。据统计,“1955年,仅5%的国家领导人受过小学或者小学以上的教育。甚至在1982年,仅4%的共产党员受过高中以上的教育。大多数(52.3%)仅受过小学教育,或者是文盲”。目前,“政治局成员受过大学教育的百分比从1978年的23%,升至今天的100%。中央委员会成员受过大学教育的百分比则从26%升至99%。省级主要领导人受过大学教育的百分比从1982年的20%升至2002年的98%”[36]。这些变化无疑为中国政治民主化、建立更为平衡的权力结构提供了最为重要的条件。卢锐清(Rey-ching Lu)通过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的研究和对当代精英(政府官员、公司职员、传媒人以及知识分子)的深度调查,认为中国的民主是有希望的,中国发展民主也是有前途的。“55.5%的精英是民主的支持者,22.2%的精英不是民主的支持者;16.6%的精英不关心中国民主的问题;5.5%的精英选择不知道。”

第二,他们认为,中国政治精英内部已发生分化,精英与精英之间有分歧、斗争与冲突,这种分化、分歧、斗争与冲突为中国政治精英内部的民主化,进而为整个社会的民主化提供了可能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已发生了分化,利益已多元化了,中国政治精英内部分化与多元化,正是中国社会分化与利益多元化的缩影。政治精英的分化,既可以为中国的党内民主提供条件,也在很大程度上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围绕改革开放过程中出台的具体路线、方针和政策,中国政治精英内部已有广泛分歧,存在着诸多热烈争论,形成不同政治派别。在中央决策层,垄断政策制定权更加困难,精英阶层内部权力制约与平衡的制度已经形成,“在政治局,任何人都不能控制公共政策议程”[38]。在具体政治过程中,中国的政治精英逐渐懂得运用民主的方式来化解他们之间的分歧,通过民主的政治程序来达成共识,承担集体责任。

第三,他们认为,中国政治精英始终面临民间民主改革的呼吁与压力,他们认识到了民主的功效,切身体会到民主改革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中国政治精英认识到,国家要长治久安,社会要兴旺发展,需要民主;社会不平等的消除,社会矛盾的缓解,公共资源的合理分配,需要民主;反对政治腐败,建立责任政府,也需要民主。中国现行体制虽可以进行自我调整,但自我调整的空间是有限的。中国社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诸如社会不公正、政治腐败等,这些问题通过现行体制的自我调整难以应对和解决,对现行体制进行民主化改革无疑是他们解决改革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提升政府治理绩效与合法性的重要途径。

然而,另一些研究者指出,从精英主义立场来观察中国民主前景虽是可取的,但从精英主义立场得出乐观结论的做法却是值得商榷的。

第一,他们认为,中国政治精英虽然面临民间社会民主改革的压力,但他们不会主动去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改革,民主化改革会损害中国政治精英的根本利益。众所周知,自由化与民主化是两个不同问题,有不同的任务与使命。自由化主要解决精英权力的控制与公民权利的保护问题,而民主化主要解决权力的来源和共享问题。中国既是一个封建专制政治传统悠久的国家,也是一个“以党建国”的国家,中国政治传统缺乏权力共享的观念,中国政治的运作具有极强的神秘色彩。民主化要求公民广泛地参与政治,要求政治权力为所有公民共享。在中国政治精英看来,在中国推进民主化改革,可能会弱化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改变现有的政治权力分配格局,这势必会遭到当局的强烈抵抗。

第二,按照黎安友的研究,中国现行体制仍具有巨大弹性与生存能力,中国政治精英积累了丰富的执政经验,对执政环境和自身的执政能力有清晰的认识,中国政治精英有娴熟的政治技能和丰富的政治资源来应对民间民主改革的压力。中国的威权体制并不像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会迅速崩溃,更不会像一些比较民主化的研究者所理解的那样会迅速步“第三波”民主化的后尘。中国的政治精英不断推进政治制度化水平,增强了威权政体的适应能力。通过明确规定领导干部的任期和年龄,中国的政治精英实现了权力的和平更替。与计划经济时代不同,“管理技能,技术知识,教育背景,政党忠诚,而非个人忠诚”,成为干部晋升的主要标准,“以才能为基础的晋升,已使大量有才能的人进入权力更高层”。中国的党政关系、政企关系、政社关系已大大分殊化,政治结构也大大分化。此外,中国的政治精英建立了制度化的政治输入机制,保障公民有多元化渠道进行政治参与,使政府能听到社会的呼声。按照谢岳(Xie Yue)的研究,中国共产党有强大的适应能力,改革开放以来,共产党通过权力更替制度化,实施政治合作,采用国家合作主义,制定以社会发展为导向的公共政策等策略,来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缓解民主化的压力。权力制度化策略有利于权力的公平分配,有助于政治精英内部的团结,防止因政治精英分裂而出现的统治崩溃;政治合作与国家合作主义策略,防止了社会精英和社会组织用财富、价值和组织来挑战共产党;制定以社会发展为导向的公共政策,实施再分配,有助于安抚底层社会。实践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成功应对了来自体制内外的挑战,减少了社会的不满,巩固了政治权力,“封死了中国诸多民主化的可能路径”。

第三,中国的政治精英虽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从政治社会化的角度看,中国政治精英的成长受益于现行体制,他们的政治态度、行为模式以及思维方式无疑会受到现行体制的制约,虽然政治精英内部就具体问题存在一些分歧,但这些政治精英在维护政治权力等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使得政治精英对民主化会持模棱两可的态度。肖恩·布雷斯林(Shaun Breslin)对过分强调政治精英的做法深表怀疑,对过分强调政治精英之间的分歧持批判态度。在他看来,在中国政治发展中,政治精英无疑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政治精英所起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其行为也是受到诸多因素限制和约束的。在中国现行体制下,“单个领导人在自己所处精英层面不能塑造政治的本性”[42],其政治决策必须考虑不同社会群体的不同要求,政策调整必须维系权力平衡,“当代领导人不得不在一致与共识的基础上进行统治,最高领导人通过强加他们自己的偏好来覆盖更广泛利益已变得不可能”[43]。因而,政治精英进行政治改革和政策调整的空间是有限的,完全将中国民主发展的希望寄托在政治精英身上也是有问题的。中国政治研究的派别主义范式的合理之处在于它强调了中国政治精英之间的分歧与冲突,但必须强调的是,在具体政策制定过程中,这些基于利益、关系、政治取向等因素形成的各种政治派别之间的界限是非常模糊的,政治派别之间也绝非是完全排斥的,政治派别成员是变化的,相互流动的。在面临外在的社会压力时,政治精英极易由冲突状态转变为合作与和谐状态,认识到“他们‘所有人在同一条船上’”[44]。因而,在分析中国民主前景的过程中,过分强调政治精英在政治变革中的作用,与过分夸大政治派别之间的分歧与冲突一样,都是不可取的。

四、评析

海外有关中国民主前景的研究,主要有三种视角、两种态度。三种视角的分析足以表明,中国的民主前景是由多种力量塑造的,学界对中国民主前景的认识是模糊的,充满分歧的。有关中国民主前景的研究的水平也需要进一步提升。从研究方法来看,应更多地“使用建立在调研基础上的民意视角”,深入历史、深入民间,了解民情、民意、民生;从研究态度来看,应进一步淡化意识形态的作用,避免观察污染;从研究数据的使用上看,应改变目前大多数研究间接使用他人调研数据的状态,变间接使用到直接调查。

参考文献(略)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