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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一)

时间: 2017-04-26 16:58:09来源: 贺雪峰博客作者: 贺雪峰阅读:

 

中国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一)
                      ——以在全国九个农村地区的调查为例

             华中科技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贺雪峰

  自2004年7月开始,我先后到陕西、安徽、河南、湖南、山西、浙江、辽宁等省农村调查,撰写了九篇描写不同地区村治特点的“村治模式”。此外,近年来,我还在全国其他一些省市的农村调研,也积累了大量一手实证资料。本章中,我将以已有调查资料为基础,尤其是以收入本书的九篇调查报告的案例为基础(但并不限于本书的案例),来讨论中国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这个讨论将从两个层面展开,一是以个案村庄调查为基础建构起来的区域性村治模式之间的比较,尤其是收入本书案例之间的比较,这些比较将在诸多具体村庄政治社会现象层面展开,具体如老年人的处境,妇女的地位,家庭结构,住房竞争,面子,人情,调解,土地调整,一事一议,公共品供给,计划生育,农民上访,农民负担,村级债务,以及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等等。二是在更为宏大的层面进行区域比较,具体地,近年的农村调查经验使我认识到,村治模式不仅存在具体的小区域差异,而且存在大区域的差异。比如,南方农村不同地区的村治状况虽然也有很大的差异,但若与北方农村相比,南方农村的相似多于不同。同样,这里说到的北方农村,又是一个具有内在相似性的农村,不然,就很难用北方农村来指称。中国乡村治理的南北差异,其表现如何,原因如何,都值得探讨。我们试图建构出一个较一般的区域性村治模式更为广泛的带有相当大的区域性特点的区域性村治模式,以能更好地把握中国乡村治理的整体状况,并以此为基础来建构一个包括了具体的理解中国乡村治理逻辑的概念体系。本书所论大区域,主要指南方农村、北方农村和中部农村。[1]

  以下分节讨论中国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大致可以分为六个部分,其中第一节讨论划分区域的标准与原则,第二节至第四节讨论家庭,第五节至第九节讨论农民的生活,第十节至第十二节讨论农民的地方性共识,第十三节至第十八节讨论村级治理状况,第十九节至第二十一节则是对第一节讨论的回应。

  一、区域的类型

  在本章乃至本书中,区域有两个层面的所指,一是指具体的地域,一般是超出村庄,但又小于宏观的南方、北方农村的区域,这样的区域包含多层次的内容,比如,小至县域,大至省域。本书收录的九个案例虽然大多数是以村为调查单位的,但讨论范围却远远超出了村庄,而试图利用至少是县域的资料,以揭示出一个较大范围地区的村治特征,比如,一些报告主题中的“关中”、“徽州”,都是超出县域的区域。我们试图利用撰写“村治模式”,来克服个案调查与区域研究的张力,[2]以个案村庄调查为基础,容纳更广泛的区域资料,来讨论区域性的村治模式,并在个案调查与区域资料之间反复互动、互验,就可能较好把握不同区域农村的治理特征,而通过对不同的区域性村治模式的比较,比如通过关中村治模式和衡阳村治模式的比较,很容易发现关中农村与衡阳农村村治的差异,而非关中一个村庄与衡阳一个村庄治理状况及其机制的差异。通过对全国农村的广泛调查,把握不同区域村治模式的特征,就可能逐步理解中国不同区域农村治理的机制,并建构起理解中国乡村社会的概念体系。我们一开始进入调研的地点是在村庄,是个案村庄。但个案村庄的村治模式容纳进区域的资料,就可能建构起一个超出村庄的区域性农村村治模式。中国农村是由众多的区域性农村构成的,既然我们可以理解关中农村、徽州农村、豫北农村,我们就逐步可以理解全国的农村。

  以上村治模式层面的区域,相对全国来讲,显然只是比较小的区域,全国农村至少包括数十个此等规模的区域,在这数十个区域之上,还有更大的区域,这就是本书框架中所划分的南方农村、北方农村和中部农村。相对较小的区域,大区域的区域特征更为粗糙且边界更为模糊。大区域的划分要有内在标准,唯如此,我们才能以大区域来统领小区域,并从小区域的研究中汇集出大区域的特征,从而为总体把握中国农村提供可能。

  在本书中,划分大区域的依据是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是不同农村地区历史与地理结构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集中表现在三点,一是离中央权力重心的远近,二是地方性规范的差异,三是开发时期的差异。具体地说,北方地区,如河南、山西、陕西、山东和河北,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也一直是中央权力的重心所在。尤其是北方农村广袤的平原,使国家权力较容易渗入到农村社会中,也使战乱灾荒的恶果容易放大。而南方地区如福建、广东、江西等省,相对远离中央权力,宋明之后,农村社会的宗族重建十分普遍,农村形成了强有力的地方性规范。中部地区在本书中并非仅指地理上位于南北之间的地区,而是指开发时期较为晚近,地方性规范还未能有力生长出来的地区,典型是东北三省,开发时期只有不到200年历史。再如荆湖地区,也只是在明末修筑长江大堤和更晚近的开发汉江之后,才“湖广熟、天下足”的。

根据以上标准,我们列表讨论北方农村、南方农村和中部农村。

我们将在本章最后三节再来讨论以上区域划分的依据和理由,及如此划分对建构理解中国乡村治理区域差异的意义。之前,我们以本书案例为基础,来比较小区域的村治模式,并试图找出一些有助于理解中国乡村治理区域差异的线索,同时为大区域的建构提供论证准备。

  本书九个案例,依上述划分标准,分别划入南方农村、中部农村和北方农村。安徽徽州和浙江武义并不是最为典型的福建、广东一类南方农村(尤其是客家农村),但徽州、武义地区不仅在地理位置上靠近南方,而且长期远离中央权力的重心,地方性规范(尤其是明清时期的宗族重建)和开发时期也都符合南方农村的标准,因此,本书将安徽徽州和浙江武义地区作为南方农村来讨论。除这两个地区以外,笔者多次到江西农村和浙江温州调查,以为江西农村尤其是赣南客家农村地区和温州农村,具有较为典型的南方农村的特征。本书对南方农村的讨论受到笔者多次到江西农村和浙江温州调查的影响。此外,吕德文曾长期在福建客家农村调查,也为本书对南方农村的理解提供了帮助。

  本书列为中部农村的三个案例,一是安徽肥西,二是湖南衡阳,三是辽宁沈阳郊区。安徽肥西县是典型的皖中农村,处于皖北农村与皖南农村的中间。湖南衡阳地理上属于湘南,具有一些南方农村的特征,但为了分析讨论的方便,我们仍然将衡阳列入中部农村。辽宁农村是我们定义中的典型中部地区的农村,因为无论是开发时期还是地方性规范的成长方面,东北农村都具有本书标准意义上的典型中部农村风格。此外,历史上,北方地区经常遭受游牧民族的入侵,战乱频仍,多次战乱造成人口的极大损失。当前华北地区人口聚居的基本框架是在明初才形成的。除以上三个地区外,笔者长期在湖北荆门农村调查,荆门属于鄂中地区,江汉平原的西北边缘,历史上的荆湖地区的组成部分,具有较为典型的中部地区的特征。在本章以后的讨论中及在本书的讨论中,荆门农村是最重要的讨论参照对象。

  北方农村则包括陕西关中、山西夏县、河南开封和河南安阳四个地区,北方农村的特征较好确定,一是长期是中国政治的重心,二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三是地势平坦,平原广阔,交通方便且语言交流方便(方言少且方言易交流)。除这四个北方地区以外,申端锋对山东菏泽农村的调查,陈柏峰对皖北蚌埠农村的调查,和我曾在皖北阜阳的调查,也为本书对北方农村的理解提供了的资料和灵感。

  南方农村相对于北方农村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南方多山,多雨,土壤粘性大,交通不方便。且南方多方言,甚至同一县有完全不能相互听懂的数种方言,这既是离中央权力重心较远的结果,又是地方性规范能够有力的原因。

  二、家庭结构及老年人地位

  就全国的情况来说,自建国以来,农村家庭结构至少发生了三次重大的变动,一是建国初期复合家庭的快速解体,二是改革开放前后,农村核心家庭大量出现,三是1990年代以来,父子分家成为趋势,农村空巢家庭大量出现,尤其是独子婚后也开始与父母分家。

  农村家庭结构的变动,既与纵向父子关系的变动有关,又与横向夫妻关系的变动有关。在改革开放前后大量出现核心家庭,与建国后人口的高出生率有一定关系,通常状况下,多子家庭,父母会与小儿子住在一起,构成一个直系家庭,其他已婚儿子则分家形成核心家庭。但到了1990年代,农村家庭中普遍出现独子婚后与父母分家,以及多子家庭中,父母不与任何一个儿子住在一起,农村空巢家庭大量出现的情况。

  建国以来,中国农村家庭结构由复合家庭占相当比重到空巢家庭大量出现,由平均家庭人口规模为5人到目前人口规模为3.5人,这是十分巨大的变动。若考虑到建国前农村人均预期寿命不长,因为贫困而不能结婚的单身家庭众多的情况,中国农村家庭平均人口的这种变化发生在短短50多年的时间内,的确是让人惊讶。

  虽然宏观上家庭结构的变动趋势十分明确,但不同地区农村家庭结构的变动却多有差异。

  在本书讨论的若干区域中,[3]依据父母是否与已婚子女分家,及空巢家庭的数量,可以发现家庭结构明显的地域差异。父母一般会与已婚子女(无论是否独子)分开居住,从而造成农村高空巢家庭率的地区,包括湖北荆门、安徽肥西小井村、辽宁大古村和浙江武义的后陈村,这四个地区,子女成家后,一般都会与父母分开居住,不过,相对说来,湖北荆门和安徽肥西小井村只是最近10多年才出现父母普遍与子女分开居住的情况。且父母往往主动要求与已婚子女分家。这样就为父母在丧失劳动能力之前为自己作养老积蓄提供了可能。尽管湖北荆门和安徽小井村,父母与已婚子女分家现在已经习以为常,但这种分家明显出于父母对子女将来是否赡养的担忧,父母希望及早划清与子女的财产界限,以可以在未丧失劳动能力前为养老作积蓄。父母这种功利的考虑,与子女希望在结婚后有更多安排小家庭事务的自由结合起来,就成为了父母与子女分家的强大推动力。而在那些经济条件好,且父母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家庭,已婚子女不愿意与父母分家,因为分家至少在经济上是不利的,父母则因为有良好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也较少担心年老后的赡养问题。相反,父母不与已婚子女分家,是社会地位的一种象征。或者说,湖北荆门农村和安徽肥西小井村,尽管父母与已婚子女分家十分普遍和已经习以为常,那些富裕和有较高社会地位的家庭,父母与已婚子女不分家的比例要高于其他农民家庭。在这两个地区,父母与已婚子女分家明显具有功利性的考虑。[4]

  浙江武义县也是空巢家庭十分普遍的地区,与湖北荆门和安徽肥西小井村不同的是,武义后陈村父母与已婚子女的分家是很早以前的事情,因此,目前后陈村父母与已婚子女分家,不止是功利上的考虑,而且已经成为惯例。

  辽宁大古村父母与已婚子女分家也十分普遍,只是与湖北荆门和安徽肥西小井村在房产安排上很不相同的是,大古村父母虽然有为儿子建房的义务,父母却对房子具有一定的控制权,而荆门农村和小井村,父母为儿子建房后,房子的产权归儿子,父母要住到条件差很多的旧房子,或再建一个小房子居住,重新积蓄自己未来人生的所需。也就是说,父母与已婚子女分家,已有家产(尤其是房产)如何分配,是已婚子女另建家业,还是父母重新积蓄,在不同地区的农村是相当不同的,这是空巢家庭背后不同的内容。

  相对说来,北方农村的陕西关中新庄村,山西夏县董西村,河南开封西姜寨乡和河南安阳吕村镇,父母与已婚子女的分家,一般只是多子家庭的分家,也就是兄弟分家。兄弟分家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是众兄弟都结婚后再分家析产,这就是所谓一次性分家模式。在众兄弟未结婚前,众兄弟之间的权利义务边界不清,父母有很高权威。河南安阳吕村镇是典型的一次性分家。一次性分家一般要强调全家众兄弟的共同奋斗,其结果是父兄权威较高,兄弟之间即使已经分家,也要相互承担义务。长兄为父的说法及做法较为普遍。另一种兄弟分家是多次性分家,即一个兄弟结婚后即分家出去。多次性分家又有两种很不相同的类型,其一是大家庭为首先建立的小家庭提供新房,首先建立的小家庭享受大家庭提供的新房,却不再承担对其他未婚兄弟的责任,典型如申端锋调查的山东S村和陈柏峰调查的皖北村庄。其二是所谓净身出户,即首先分家出去的小家庭必须白手起家,自创家业。

  湖南衡阳文光村和安徽徽州宅坦村,与北方农村比较相似,就是父母一般不会与独子分家,若有多子,则会与小儿子一起居住。且这两个地区,父母似乎还有一定地位。

  总体来讲,在北方农村,父母与所有已婚子女分开单过的情况很不普遍,而中部地区父母与已婚子女分家从而形成空巢家庭的可能性最高。

  中部地区父母与所有已婚子女分家的一个原因,正是中部地区农村老年人在丧失劳动能力之后没有得到子女善待,促使那些还未丧失劳动力的父母希望在子女成婚后尽快开始防老积蓄,从而愿意及早分家所致。

  南方农村,浙江武义是比较特殊的,因为浙江的商业精神发育较早,从而使父母与已婚子女的分家已经高度理性化了。而就笔者对江西宗族村的调查,父母与所有已婚子女分家从而出现空巢家庭的几率是很低的。吕德文调查的福建闽西南L村,空巢家庭也是较少出现的。

  三、妇女地位及其对公共生活的参与

  建国后,“男女平等”、“妇女能顶半边天”成为主流话语和正确意识形态,妇女地位在不长的时间就有了极大的提高。如果要笼统划分出一个中国妇女地位变化的历程,则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建国后到人民公社前,这个阶段,随着新《婚姻法》的颁布和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动,束缚妇女的硬制度已经被打碎,妇女地位大大提高。只是妇女地位的提高仍然主要局限在家庭等私人生活领域,且妇女传统道德方面的约束依然存在。第二个阶段是人民公社以来至1980年代,这个阶段妇女广泛参与社队公共生活,村社内因为男女青年共同劳动和公共生活的增加,而出现了爱情基础上的自由恋爱。妇女不仅在私生活领域,而且在公共生活领域的地位都大为提高。这个阶段,传统道德对妇女的要求比如对妇女在家庭中承担责任的要求和孝敬公公婆婆方面的要求依然存在,只是其机制由传统的宗法家长制变为了社队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压力。

  第三个阶段是1980年代以来的时期,这个阶段,市场经济意识形态逐步渗透进入农村社会,并对妇女地位和妇女参与农村公共生活的方式发生了重大影响。进一步细分,分田到户以后,农村集体生产解体,村社集体生活大幅度减少,妇女再次退出村庄公共生活领域。但因为市场经济的发育,妇女一方面退出村庄公共生活,一方面又参与到全国性劳动力市场的流动,并且面向一个更加开放自由的以现代媒体(尤其是电视)作为中介的意识形态,面对一个更加讲求个人利益和功利目标的意识形态。其后果是,束缚农村妇女的传统道德彻底解体,妇女在农村家庭中的地位极大地提高,妇女决策家务成为普遍现象。要特别注意的是,新时期妇女退出村庄公共生活,并不是妇女没有能力参与村庄公共事务,而只是妇女不再关注与自家直接利益无关的村庄公共事务,一旦与自家直接利益联系起来,妇女则可能会有强烈的参与积极性,尤其会积极阻止可能损害自家利益的村庄公共决策能过。罗义云称妇女阻止可能损害自家利益的村庄公共决策通过和执行的能力,为妇女“搅局”能力。

  从以上讨论可见,建国后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是持续上升的,而在村庄公共生活中的地位,在分田到户后有一定下降,但这种下降的程度只是略略低于人民公社时期,且这种下降只是妇女不再如人民公社时期主动关注村庄公共事务,在妇女们认为需要参与村庄公共事务(因为与自家利益直接相关)时,她们具有足够的参与公共生活的能力,这种能力尤其表现为阻止公共决策得以通过或执行的“搅局”能力。

  虽然我们可以列出以上建国后妇女地位变化的大致历程,全国不同地区妇女地位及其对公共生活的参与状况却是相当不平衡的。就本书案例地区的情况来看,以下地区的情况尤其值得注意,也尤其需要解释。

  一是河南开封西姜寨乡的“妇道”一说。就西姜寨而言,直至1970年代后期,西姜寨佛堂王村竟还有妇女因为不守“妇道”,而被丈夫公开吊打而死,这与一般以为中央权力在北方农村深度程度很高的看法有很大差异。因为一般人的想法是,既然中央权力可以深入下去,与之相关的意识形态话语也应随之深入下去,男女平等的解放话语理应代替具有明显“封建主义”色彩的“妇道”。事实上,不仅河南开封西姜寨地区在1970年代后期仍然有强有力的“妇道”观念,而且到了21世纪的今天,鲁西南地区“妇道”观仍然是强势的地方性共识。[5]

  二是河南安阳吕村镇妇女对公公婆婆的孝敬。吕村镇有众多贤惠而孝顺的媳妇,及良好的婆媳关系。媳妇认为自己理应孝敬公婆,而公公婆婆也认为媳妇应该尊敬自己。从婆媳之间的这种共识来看,吕村镇是笔者调查地区保持了最多传统家庭伦理的农村。有趣的是,恰恰是吕村镇,婆媳之间发生恶性冲突的情况也比较多,甚至有公公将不尊敬自己的媳妇打死然后自杀的恶例。之所以公公会因为媳妇不尊敬自己而将媳妇打死,是因为公公认为,媳妇作为晚辈理应尊重长辈。这恰恰反过来说明了吕村镇地方性共识中,传统家庭伦理强度很高。

  与安阳吕村镇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浙江武义县后陈村和湖北荆门农村。在后陈村,婆媳关系十分理性,既无十分贤惠孝顺的媳妇,又很少极其恶化的婆媳关系,婆媳之间的相互期待远不如吕村镇那么高,传统的家庭伦理表现在婆媳关系上已经比较弱了。荆门农村与武义后陈村一样,婆媳关系已经进入理性化的阶段,相互之间的伦理期待(主要是婆婆对媳妇的期待)已经不高,既然期待不高,公公婆婆对于媳妇表现出来的不敬也就大都忍气吞声。

  三是荆门农村妇女强有力的“搅局”能力。所谓“搅局”能力,是罗义云用来形容在村庄公共事务中,妇女对与自家利益密切相关村务决策的阻止能力。尤其是在村民小组的会议中,一旦讨论公共事务进行公共决策时,涉及自家利益时,妇女往往会表现出强硬不妥协和不讲理的立场,致使公共决策无法达成,集体行动困难重重。

  搅局能力是妇女对村庄公共事务的直接参与,这种参与的前提是与自家利益直接相关,而方法则是“不讲理”(不用讲理,反正不同意),一旦妇女不讲理了,丈夫也没有办法说服她,村组决策就无法达成,即使决策了也执行不了。

  妇女搅局能力的背后是妇女可以公开走到村庄公共事务中,并在村务决策中有一定地位,而不是躲在丈夫背后指手划脚。

  与荆门农村妇女直接走到村庄公共事务的前台不同,安徽徽州宅坦村,妇女虽然在家务中具有极高的地位,她们在公开场却很给自己丈夫面子,也不会直接在村务决策中“搅局”。

  四是湖南衡阳农村妇女的贤惠,正是妇女的贤惠,使衡阳县一些上访农民可以获得家庭的理解和支持。

  就区域差异来看,相对来讲,北方农村婆媳之间的伦理期待较高,妇女在家庭决策中有一定地位,但远不如南方农村和中部农村妇女在家务决策中的地位高。

  就参与村务方面尤其是搅局能力方面,中部地区农村妇女直接参与村务的情况最为普遍,其背后则是男女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

  小结一下,在家务决策方面,北方农村妇女的地位往往不如中部地区和南方农村中妇女的地位。在村务决策方面,中部农村妇女有更强的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与行动。在男女平等方面,中部农村男女平等的意识更强,妇女能顶半边天几成事实。在婆媳关系方面,北方农村,婆婆地位较高,中部农村,婆婆地位较低。婆婆较高的地位及较高的心理期待,往往会与媳妇上升的地位发生矛盾,由此造成激烈的婆媳冲突。

  四、生育观念与生育行为

  有意思的是,在调查地区,村民生育行为差异颇大,有一些地区,即使政策允许头胎生女孩后可以再生一胎,村民也放弃第二胎的生育,比如湖北荆门,浙江武义后陈村,辽宁大古村。还有些地区,农民强烈要求生育至少一个男孩,因此计划生育工作很难开展,如本书中大部分北方农村尤其是河南安阳、开封地区,农民不生一个儿子是难以想象的事情。此外,笔者调查过的安徽阜阳地区和江西宗族农村,生儿子的理念也极强。

  一般来说,有四种原因导致农民的生育行为,一是传宗接代,二是养儿防老,三是天伦之乐,四是随大流。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传宗接代是极为重要而基础的人生任务,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如果没有儿子成长起来继承家业,延续香火,就是“断子绝孙”,人生的意义就没有了。“传宗接代”构成了中国农民生育的宗教意义上的动力。不过,经过20世纪一百年的政治批判,和最近20多年的市场批判,“传宗接代”和“延续香火”已作为“封建思想”被置于政治不正确位置。虽然作为文化本能,“传宗接代”仍然是中国农民生育的主要动力,但这种动力的强度却在快速地下降,且在不同地区下降的速度不平衡,有些地区的传宗接代意识仍然较强,而另一些地区的传宗接代意识已经比较微弱。

  养儿防老是中国农民功能意义上的生育动力。在中国传统时代,因为社会变迁较为缓慢,社会流动也少,父母抚育子女,子女赡养父母,一般都是可以预期的。传宗接代的宗教性目标往往与养儿防老的功利性考虑结合起来。但当前中国农村的情况较为复杂,主要是农村社会的快速变动,使父母生养子女与子女赡养父母之间的时间落差,可能造成父母与子女责任的不对称,结果,养儿不能防老,反而是养儿带来烦恼。当前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老年人受子女虐待的现象,会动摇农民“养儿防老”的预期。

  “天伦之乐”可以说是中国农民感情上的生育动力,这种生育动力一般不单独构成中国农民的生育动力,尤其是在传统社会中较少构成单独的动力。欧美国家“天伦之乐”的生育动力相对较强,中国城市因图享受“天伦之乐”而生育的情况也远较农村普遍。

  “随大流”则是中国农民普遍的行为。李银河称之为“生育的村落文化”。“随大流”有两种,一种是文化不自觉,在缺少变动的情况下,农民勿需反思生育行为,生育是一种文化本能。另一种是跟随村民的大多数,别人生了我也得生,人人都要生儿子,我不生儿子,就会被人骂“断子绝孙”。这里的“断子绝孙”与宗教意义上的“断子绝孙”不同,因为这里只是一种区隔,是自己因为与众不同,而被人拿着“把柄”嘲弄。第二种意义上的“随大流”,尤其是宗教性的及功能性的生育动力减弱,就为计划生育提供了可能。简言之,计划生育工作的强制性,使不是一户村民,而是很多户村民不能生育儿子后,“断子绝孙”就不再是一种骂名,生两个女儿,或只生一个女儿就变得正常起来。

  除养儿防老以外,还有一种强烈的功能性生育行为,就是因为宗族“人多拳头众”而可以在村庄竞争中居于优势的生育动力。尤其表现在存在激烈的公开暴力竞争的村庄,同一集团的家族成员总是希望本家族成员多生儿子,以在与村中其他集团的竞争中占居优势。这样一种功能性的生育行为,因为不仅有个人的动力,而且有家族的动力,就往往十分地强劲。

  在现实中,以上四种原因并非截然分开,而是混合在一起起作用的,但在不同地区,主导原因所起作用的排序有很大差异。总体来讲,宗族性村庄因为有浓厚的社区记忆,传统保存较好,而使生育中宗教性的传宗接代因素仍起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在内部存在激烈竞争的村庄,农民生育中功能性的动力最强。

  就我们调查的地区来看,中部地区农民的生育行为最容易受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湖北荆门和辽宁大古都在1990年前后,因为国家强力计划生育措施,而彻底地改变了农民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目前这两个地区即使政策允许头胎生女孩后还可以再生一胎,农民也往往放弃生育二胎,其中的一个理由就是生二胎养育成本太高,与其生两个却不能精心培养,不如生一个但作精心培养。

  在生一个还是生两个,是否必须生儿子的选择上,浙江武义后陈村与湖北荆门和辽宁大古村十分类似,安徽小井村次之。北方农村的差异最大。

  北方农村的关中新庄村、山西董西村、河南西姜寨和河南吕村镇,农民的生育理念中都有更多传宗接代的考虑,也有一定要生一个儿子的冲动,这类地区的计划生育工作不太好做,因为生了两个女儿后,政府强力控制的结果是农民超生游击队的出现。

  北方农村,农民生育动力里面,既有宗教性的动力,也有功能性的考虑。我在2003年到安徽阜阳农村调查发现,正是村庄内部激烈的小群体冲突,使农民倾向多生儿子。申端锋调查的鲁西南农村也是如此。本书调查地区中,晋南董西村与此最为接近。

  湖南衡阳农村的情况与北方农村相似,农民生儿子的愿望十分强烈,且计划生育工作是乡镇干部最为头痛的工作。衡阳农村农民的生育动力中,最大的动力是宗教性动力,这正是南方农村的特点。在江西宗族村庄,不生一个儿子,就无法传宗接代和不能延续香火,这是极其严重的事件。江西宗族农村,老年人去世,他们首先关心的是能否进祠堂办丧事。罗兴佐讲在他家乡江西吉安,一个90多岁老太太的儿子是省人民医院院长,当老太太感到身体不适,就立即要求儿子将自己从省城送回农村老家,因为只有在老家去世的人才有资格在到祠堂办丧事。罗兴佐讲的例子在江西宗族农村有相当普遍性。

  通过比较农民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可以为理解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难易及其地区差异,及为理解村庄价值生产能力和农民的生活理念提供帮助。后面的讨论还会回到农民生育这个话题上来。

  五、农民的闲暇时间及其社会交往

  改革开放以来,以前隐性存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显现出来,农民闲暇时间大量增多。

  农业剩余劳动力是由两种不同的原因形成的,一是绝对剩余劳动力,就是说中国农村人多地少,使农业无法容纳如此之多的农村劳动力。二是相对剩余劳动力,就是农业本身季节性特点所造成的农村劳动力的季节性剩余。在人民公社时期,通过强有力的社队组织,国家将农村劳动力组织起来修建大型工程,改良农田。在缺少资本的情况下,正是通过有效使用劳动力,新中国才能从农业和农村中获取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并在不长时间完成中国的工业化。

  分田到户以后,单家独户的农业生产方式,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因为社队组织解体,单家独户的小农无法将劳动力组织起来进行建设(大型水利建设、村庄环境建设、基本农田建设等),这就使农村出现了严重的劳动力剩余。农民一年中可能只需要二个月从事农业生产,十个月时间却无事可干。

  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大量脱离农业从事第二、三产业。1980年代,乡镇企业容纳了大量农民就业,“离土不离乡”被期待成为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和中国工业化的主导方式。到1990年代,乡镇企业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不升反降,离土又离乡的工业化模式成为主导,大量农村劳动力到沿海和城市从事第二、三产业,农村出现了大量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理解当前农民的闲暇,离不开农民流动的背景。

  从农业生产方式来讲,种植旱作物和种植水稻作物对农业劳动强度的要求很不相同,而同样是种植水稻,又有双季稻、三季稻和单季稻的差异。其中,种植单季水稻的农村地区,农业劳动强度及所需时间最少,但对水利的要求较高,在我们讨论的案例中,湖北荆门、安徽徽州、浙江武义、安徽肥西,都是种单季水稻,再加一季油菜或小麦。辽宁大古村则只种一季水稻,湖南衡阳种两季水稻。种单季水稻再加一季油菜(或小麦),一年的农业劳动时间累计不会超过三个月,且其中农业劳动强度最高的插秧、收割环节,多有节省劳力的办法发明出来。北方农村的河南安阳、开封,陕西关中,山西董西村,均为旱作物种植,主要是小麦、棉花和大豆。旱作物尤其是棉花种植耗时较长,劳动强度较高,机械化也较为困难。

  所有案例地区都有大量劳动力外出务工经商,农民外出务工经商的收入占到当地农民总收入的一半左右。其中较为特殊的是浙江武义后陈村近年成为武义县经济开发区,村里开始办起工业,农村劳动力可以就近就业。后陈村的外出主要是繁育珍珠蚌,是较多技术含量的务工,与一般出卖体力的外出务工有所不同。

  从农村留守人员的闲暇时间安排来看,湖北荆门农闲时间相当地多,其中大多数农闲时间都是在打麻将,而没有被组织起来进行公共或个人生产。与荆门农村农闲时间到处串门打麻将形成对照的是辽宁大古村。大古村种单季水稻,农民有大量闲暇时间,特别是漫长的冬季更是无事可做,但大古村民的串门却远不如荆门农村频繁,打麻将在大古村也很常见,却往往是公私分开的,即大古村村民更喜欢在公共场所,比如村中小商店打麻将聊天,而荆门农村虽然老年人越来越愿意到村中公共的茶馆打麻将,一般村民却是在自家屋内摆开麻将场。

  山西董西村人也喜欢打麻将,也多相互串门。与荆门农村不同的是,董西村老年人聚在一起聊天的机会众多,以至到了很晚的晚上,还会有若干老年人聚在某一家的门口闲聊。老年人公开地频繁地聚在一户村民门口聊天,说明老年人在村里还是有一定地位的。辽宁大古村老年人则是聚在村中一块公共场地上晒太阳。

  真正可以说明老年人地位的,是河南安阳吕村镇李寨村,70岁老人到县上为集体的事情上访。老年人为集体的事情到县上上访,说明老年人不是自顾不暇,而是可以关心公共事务的,他们希望将闲暇时间过得有价值。若没有儿子媳妇的理解,老年人上访是不可能的。与吕村镇情况相类似,湖南衡阳农村,老年人为农民负担上访甚至比较普遍,这也可以说明湖南衡阳农村老年人的地位是不低的。

  因为农民闲暇时间很多,农民如何使用闲暇时间就很值得研究。与农民闲暇有关的是农民能否利用剩余劳动时间来合作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来创造高质量的文艺生活。农民相互之间的大量闲暇时间,正是可以进行合作医疗和民办教育的基础。如果农民有大量闲暇时间,他们将闲暇时间用于创造性的文化活动和生产活动,则农民的整体生活质量和福利水平将会有大的提高。而如果农民仅仅是将闲暇时间用于打麻将、买六合彩,则农民的闲暇时间会降低其生活质量和福利水平。

来源:贺雪峰博客 2008-0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