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验 首页 > 他山之石 > 国际经验

法国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研究(三)

时间: 2017-07-08 15:30:55来源: 作者: 阅读:

——法国小农经济改造的曲折道路及其启示(读书笔记)

中国农村综合改革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张新光

现代英国衰落的历史启示

法国农村史

法国农村史PDF版本下载(http://www.lantianyu.net/pdf32/ts055074.htm)

1994-1995年读《资本论》笔记

之九:读《马恩选集》第二卷上《所谓原始积累》(《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一文笔记

第一节《原始积累的秘密》:p222(“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重要!

第二节《对农村居民土地的剥夺》:p239为什么英国这时会出现法令行不通、各地驱逐土地上的农民成风的现象呢?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及市场有了消化这么多无地农民的可能了吗?封建割据造成的吗?贵族生活作风吗?何为主导?封建经济为什么会解体?封建国家是很需要封建生产方式的,国家的稳定,在当时也是需要这种生产方式的,为什么不能有力的制止这种驱逐农民、破坏封建生产方式的活动呢?原因是当时西欧的重商主义思潮吗?

第三节《十五世纪末以来惩治被剥夺者的血腥立法。压低工资的法律》:p240 亨利七世两方面下手制订法律,却只对流浪农民产生了效果。P242 西欧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城市萌芽、发展,但推动诱发因素则是在农村。农村的消灭。P243 这时农村生活还极具有吸引力,还有回到农村的可能。

第四节《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产生》:p247 (原文说道“租地农场主的产生,、、、是一个延续了许多世纪的漫长过程。”)后来资本原始积累得以产生的一个种子。中国没有,也不必要有。P248 中国封建社会阶级分化没有这样严重。原因有:家族势力强大。;君子之风;等等。超稳:能应对外来压力,能消化外来压力,直到压力达到自身经济力量难以承受为止。P249 农产品价格的不断上涨,得利阶层:贵族、租地农场主、工场手工业者、腐败的大臣以及从事商业等的中间阶层。基础是不小的,所以国令难行。

第五节《农业革命对工业的反作用。工业资本的国内市场的形成》P251  15、16、17世纪,英国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血腥而漫长。市场扩大这个巨大的外因,推动了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反过来也受工场手工业发展的推动进一步扩大。(读“只有消灭农村家庭手工业,才能使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获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需要的范围和稳固性。”)“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种阶级斗争下的狂热的语言,大概正在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大发展效力吧。可惜中国工业当时缺乏能迅速扩大的资本,被拿去搞基本建设等了。不要用老眼光去看待我们的五、六、七十年代。能不能用积累资本的眼光看那些时代呢?中国没有条件,也不愿意去发现新大陆的黄金、白银、贸易,只好用社会主义的形式内部挖掘。我们要学着用马克思分析问题的方法来分析我们是如何从建国前的半封建生产方式中走向现代生产方式(实际上就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发的大工业生产方式)的。P253 (读“产生了一个新的小农阶级,这些小农以种地为副业,而以工业劳动为主业,把产品直接或通过商人卖给手工工场。”)与以往小农的本质的区别。

第六节《工业资本家的产生》p255 (“在英国,享有公会特权的城市对这种新的工业培养所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旧的封建城市与新城市的因子不断斗争。P256 (“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重要。要思考要不要暴力了,那些纸上谈兵者。P258 (“殖民制度大大地促进了贸易和航运的发展。”)哪里有什么自由贸易呀!P262

资本原始积累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  手工业→(通过圈地运动)→工场手工业和农业资本家的成长(15世纪最后30年到17世纪初)。第二阶段  “殖民制度、国债、重税、保护关税制度、商业战争等等——所有这些真正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嫩芽,在大工业的幼年时期都大大地成长起来了。”P264 (“要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充分表现出来,要完成劳动者同劳动条件的分离过程,要在一级使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在另一级使人民群众转化为雇佣工人,转化为自由的‘劳动贫民’这一现代历史的杰作,就需要经受这种苦难。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重要。我们也大致走了这一步,只不过肮脏隐蔽点儿、血少点儿、自觉的或革命激情作用下的忘我付出多一点、劳动付出多一点、等等而已。

第七节《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p266 中国的封建生产关系典型,正因为典型,所以它最能压制矛盾,最能维持自身的状况。西方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典型,正因为它最典型,所以它最能化解矛盾,最能维持自身。所以未来的希望在中国,这个资本主义发展最不典型的国家,伟大的国家。

美国的农业一开始就是一种市场农业,资本主义农业。515页“这一革命由于工厂法在这两种生产方式中的实行而加速”生产方式的多样化。 “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社会地控制自然力以便经济地加以利用,用人力兴建大贵么的工程以便占有或驯服自然力,——这种必要性在产业史上起着最有决定性的作用。”很重要。我们以往在研究社会主义时就很少考虑到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第七篇:资本的积累过程637页:“剩余价值所以能转化为资本,只是因为剩余产品(它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已经包含了新资本的物质组成部分。”仅仅积累,就必需要全社会的物品、产品的一个合理构成及劳动力的合理构成,没有计划是不行的,否则是大量的浪费及工人的贫困。对对外开放有一种内在的需求。还需要流通的顺畅。643页:“由于买卖只是在个别人之间进行,所以不可能在这里找到整个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那么,在封建生产关系占主导的情况下,商人是一盘散沙。644页:“商品生产按自己本身内在的规律越是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也就越是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注意。668-669页:“即使执行职能的资本的量已定,资本所合并的劳动力、科学和土地(经济学上所说的土地是指未经人的协助而自然存在的一切劳动对象),也会成为资本的有伸缩性的能力,这种能力在一定的限度内使资本具有一个不依赖于它本身的量的作用范围。”那么,我们就可以由人的自觉、组织化的工作大量地、短时地制造出“资本”来。“所以我们把一切用现有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可以直接而有计划地实现的更合理的结合也撇开不说。”不能撇开不说,共产党人主持政权后就用行动“说”了。685页:资本这个经济因素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并不会消失、转化。687页:积聚和集中是手段,积累是转化过程。806页:决定人类社会变迁的是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虽然是一定社会关系中起主导作用的关系,但不能代替其他关系,人类活动产生生产关系,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832页:“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那么“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就是“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迄今为止的社会主义都还没有脱出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资本主义“范畴。

沈 汉:16世纪英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典型性问题及其他

文礼朋:历史发展的悖论:农业生产的特殊性与家庭自耕农的生命力

秦 川:法国农业转型中的合作社体制:农业中的“第三条道路”

彼德·A.考克莱尼斯:来自过去的教训?——历史语境下的农业全球化

司马万:1890—1934年间德国农业对世界市场的拒斥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1861—1863年)中指出:“用自己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的手工业者或农民,不是逐渐变成剥削别人劳动的小资本家,就是丧失自己的生产资料,变成雇佣工人。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中的发展趋势。”斯大林说:“农业的出路在哪里呢?出路就在于把分散的小农户转变为以共耕种制为基础的联合起来的大农庄,就在于转变到以高度的新技术为基础的集体耕种制。”列宁说:“分土地只在开始的时候是好的。就是要表明土地从地主手里转到农民手里。但这是不够的。只是实行共耕制才是出路。”

法国第一大农场主协会--法国全国农产品种植者联合会。“非食品类农业”今后将成为法国农业的主体,确定7大发展方向:一是绿色旅游业,包括乡村旅游、特色旅馆、马术训练等;二是绿色产品和香水业,包括园艺产品、药用产品和香水原料;三是布料和麻料,包括纺织品、工业用布料、汽车装饰布艺等;四是宠物业,包括所有宠物饲养;五是生物燃料和天然燃料,生物柴油、天然气、木材等;六是绿色化工业,包括生物溶剂、生物洗涤剂、生物塑料、绿色化妆品等;七是烟草种植。法国政府希望到2008年生物燃料能达到总燃料消耗量的5.75%,到2015年这一比例将上升到10%。

沈汉讨论了农业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对将16世纪英国当作资本主义农业发展典型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文礼朋对农业生产特殊性和家庭农业生命力的考察,与沈文有异曲同工之妙。秦川的“

法国农业转型中的合作社体制:农业中的‘第三条道路’”,讨论了一个在传统的“农业资本主义发展”命题之外的家庭农场合作与发展问题,颇有新意。彼德·A.考克莱尼斯“来自过去的教训?——历史语境下的农业全球化”和司马万的“1890—1934年间德国农业对世界市场的拒斥”,分别考察了较早阶段的农业。

英国:16世纪,通过宗教改革,王室、贵族和资产阶级开始大规模剥夺罗马教会的土地和财产;从15世纪末开始进行长达3个多世纪的圈地运动;在资产阶级革命中,通过立法使新贵族廉价购买或通过赠予得到土地。英国通过上述措施形成了新贵族或资产阶级的大土地所有制,经营方式主要是资本主义的规模较大的农牧场。

法国:君主立宪派宣布废除封建制度,取消教会和贵族的封建特权等,实质是在法律上否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吉伦特派宣布在农村中按户分配公有土地,无偿废除“没有领主的土地”上的一切封建权利;雅各宾派颁布法令,宣布把逃亡贵族的土地分成小块出售,地价在10年内付清,农村公有土地可按当地人口分配,无条件地废除贵族、地主的一切封建权利。这就最终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法国的封建制度得以废除。拿破仑公布《民法典》,新建立的小农土地所有制得到法律的保障,经营方式上是小农式资本主义经济。

众所周知,法国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几乎与英国同始于15世纪末、16世纪初。因此,英法两国农业近代化的起点是大致相同的。但是,以后的历史发展,使英法两国农业近代化的进程出现了明显差异。如果说,英国农业近代化的总特点是:农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在冲破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后直接确立起来的。那么,法国农业近代化的总特点却是-农业资本

16至18世纪,法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极为缓慢,而且始终未能突破萌芽状态。因此,与同时期的英国相比,法国的农业资本主义发展显示出较大的困难性。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似乎至今还未有较一致的看法。本文试图从农业经济结构这一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新的探索。

法国大革命是世界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资产阶级。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次伟大尝试。对于有深远意义的法国大革命,任何简单的赞美和粗暴的否定都不能加深我们的认识和了解.我们需要做的是在同情基础上的批判反思。

《大国之路》

美国崛起

主讲:李剑鸣 美国史研究专家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美国崛起的根本要素

多种族、多宗教、多元文化的融合与冲撞

美国人最基本的文化认同观

规则意识与自由空间如何平衡

美国文化的不足与反思

德意志崛起

主讲:顾俊礼 中国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研究员 著名德国问题研究专家

德国崛起的特点

德国的统一促进了工业革命的完成

民族主义对德国崛起的最重要影响

自由主义对德国崛起的影响

社会主义对德国崛起的影响

俾斯麦与李鸿章、邓小平的比较

法国崛起

主讲:沈坚 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副会长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历史系教授

法国崛起的几个阶段

立国之基

法国文化的特征

法国如何看待外来文化

日本崛起

主讲:汤重男 中国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日本史学会会长

“明治维新”使日本走上崛起之路

“明治维新”是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

“明治维新”三大政策解读

三大政策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领域的政策和措施

对日本崛起的五个思考

中日变革的比较

回望大国风云:大国崛起·法国

路易十四始终未能正确处理国家的定位问题,在亲政的54年间居然打了32年的仗,以一个法国对峙整个欧洲,国力就在旷日持久的战火中消耗殆尽。更糟糕的是他的继承人路易十五,这位国王的惊世名言是:“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路易十五继承着他的先辈们奢侈的、醉生梦死的生活。他拥有3000匹马,217部马车,150个穿着丝绒、佩戴着金饰的随身侍从,以及30位医生。王室在1751年一年中的花费共达6800万银币——几乎占了政府总收入的四分之一。列宁曾这样评价说:“整个19世纪,即给予全人类以文明和文化的世纪,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1789年左右,国债已接近50亿里弗尔。里昂的丝织业有6.5万名工人,雄踞欧洲同业之首。对外贸易方面发展神速,仅次于英国而居第二位。1716年~1789年间,出口的农产品增加1.5倍,工业品增加2倍,殖民地商品增加9倍,其中以对地中海东部诸国及西印度群岛的贸易最为活跃。仅1774年~1787年的13年间,对外贸易总额就增加近1亿里弗尔,1787年时达到11.55亿里弗尔。所以马蒂埃称:“这次革命并非爆发在一个贫穷的国家里,反而是在一个正在极度繁荣的国家里。贫困有时可以引起骚乱,但不能造成伟大的社会激变。社会激变往往是起于阶级间的不平衡。”经济发展中也存在着不和谐的声音,尤其是农民和土地问题。法国土地55%属于贵族、教士和国王,主要的耕种由佃农来做。按照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关系形成了封建等级结构,可以把全体法国人分为三个等级,即作为特权等级的教士和贵族,以及包括其余所有人口的第三等级。教士属于第一等级,约12万~13万人,占总人口的0.4%~0.5%。天主教会拥有全国土地的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其收入除了教会地产所得(年平均在1亿里弗尔上下)以及接受教徒馈赠之外,主要还有什一税(每年超过1亿里弗尔)。贵族为第二等级,约30多万人,占总人口的1%~1.5%。全国大约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的土地属于贵族。除了地产所得之外,他们还担任官职和在宫廷服务,这样可以获得年俸和赏赐。少数上层贵族(公爵等)年平均收入达百万里弗尔之巨,奥尔良公爵在革命前夕年收入竟高达1000万里弗尔,一般大臣的年俸也有10万~30万里弗尔。第三等级包括教士和贵族之外的所有居民,占总人口的98%以上。第三等级职业构成极为多样,经济地位也相差悬殊,大致上可划分为资产者、城市平民、农民三类。他们的共同点是没有特权,处于被统治地位,几乎承担国家税务的全部重负。城市平民包括小业主、小商贩、行会师傅、手工工场主和手工业工人、帮工、学徒、雇工等,总人数大约200多万。农民人数在2000万以上,占总人口80%左右,而所占有的土地却只占土地总数的35%左右。西耶斯指出,在法国2600万生命中,至少有2500万属于第三等级,事实上,第三等级就是整个国家。1789年之前的旧制度,在法国培育了倾向革命的第三等级。1789年时,每5个欧洲人中就有一个居住在法国。在这个公认的欧洲的中心发生革命,从一开始它的意义就远远超过对于一个国家的意义。1789年之后不到100年的时间里,法国经历了四次大规模的革命,两个帝国,两个王朝,三个共和国。它们是:1789年革命,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建立;1804年,法兰西第一帝国建立;1815年,波旁王朝复辟;1830年革命,7月王朝建立;1848年革命,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建立;1852年,法兰西第二帝国建立;1870年革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建立。法兰西的土地成了一个政治哲学的大实验场。激烈而反复多次的革命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改造社会的同时,消耗着法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动荡的局势使经济发展缺少必要的、稳定的社会基础,法国的大国之路因此而变得格外曲折。统一的民族国家开始出现:英国,1485年。法国,1589年。开始进行由专制走向民主的社会变革: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法国,1789年大革命。[yao_page]

农业资本主义化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农业中形成和发展到占统治地位的过程,即农村中的封建半封建经济和个体经济逐步被资本主义农业经济所取代的过程。

【农业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点】在多数情况下,农业资本家并不直接占有土地,靠租用土地所有者的土地,并雇佣工人耕种。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包含着雇佣工人、农业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三个并存而又互相对立的阶级,是农业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共同榨取农业雇佣劳动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关系。即使是一部分农业资本家自己拥有土地,也并不影响问题的本质。只不过此时他们具有农业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双重身份而已。所以,农业的资本主义化,就是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它是在封建制土地关系逐步瓦解、个体农民两极分化的基础上逐步实现的。

【不同的发展道路】农业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同工业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伴而产生的。从世界范围看,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5世纪才开始的。1640~1648年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标志着人类社会开始从封建主义时代进入新的资本主义时代。在英国,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在废除农奴制以后,通过16~18世纪的“圈地运动”,对农民进行长期的土地剥夺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英国的地主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为了适应国内外市场对羊毛、谷物日益增长的需要,连续三个世纪用暴力和欺诈手段圈占农民的公有地和份地,把它变成大牧场、大农场,出租给大租佃农场主经营。失去土地的农民大部分流入城市成为雇佣工人,有的则成为大租佃农场的雇工。圈地运动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农村中的发展。到18世纪末,在英国农业中,资本主义的大租佃农场已经居于统治地位。这是一条用暴力手段消灭小农经济,并在此基础上发展资本主义大租佃农场的道路。

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里,由于各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不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发展存在着两条不同的道路,这就是列宁所指出的普鲁士式的道路和美国式的道路。

【普鲁士式道路】19世纪初,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和压力下,普鲁士政府代表贵族地主阶级,被迫对封建农奴制度进行“改革”,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如1807年的“十月敕令”,1811年的“调整敕令”,宣布取消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规定农民可以向地主交纳巨额“赎金”而免除封建义务。这种改革丝毫没有触动普鲁士贵族地主的土地所有制。1848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加快了“改革”的步伐。并设立了专门办理交纳赎金业务的土地银行。经过“改革”,不仅使容克地主阶级攫取到巨额赎金,而且还霸占了更多的土地。在这个基础上,资产阶级化的容克地主逐渐按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改造自己的庄园,并日益排挤小农经济及其家庭副业,加速其两极分化,使少数人上升为资本主义的大农场主,大多数人破产成为农村的无产者。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鲁士式道路,是一条在保留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权的条件下,由贵族地主阶级自上而下地实行一系列的改革,使农奴制地主经济缓慢地转化为资产阶级的容克式经济,逐渐用资产阶级剥削来代替农奴制剥削的改良道路。

【美国式道路】由于美国在殖民地时期,农业中不存在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因此,资本主义农业能够在没有封建势力严重阻碍的条件下迅速发展。独立革命后,在农村普遍建立了农民的土地所有制。随着农民的两极分化,资本主义农场迅速发展起来。同时,美国独立革命后,通过对西部土著印地安人的屠杀、驱逐和讹诈,攫取到大片土地,由政府以低价大面积地出售给移民垦殖,从而使农民的独立经营在西部也得到了普遍的发展,进而产生出大量的资本主义农场。这是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另一种典型。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国式道路,是用革命手段消灭殖民地时期的旧庄园,建立农民个体经济,然后通过小农经济的两极分化而自发产生出资本主义农业的道路。

农业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美国式发展道路,很少受封建制生产关系的桎梏,而大量“自由”土地的存在使地价极为低廉,这样就使资本主义农场主能够把较多的资本投入农业生产,去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然而,农业的资本主义经营使它无法摆脱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通病,而且由于对土地及其他自然资源的掠夺式使用,使农业生产的发展受到人为的限制。至于普鲁士式的发展道路,尽管同封建农奴制相比仍是一个进步,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德国农业的发展,然而,这条道路却使农业资本主义化的过程相当缓慢,使农民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受着极痛苦的盘剥,并且在农村中保留着大量的农奴制残余,这就使德国农业的发展比美国要缓慢得多。

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鲁士式道路

农业中资本主义关系建立和发展的一种类型。它是封建地主经济逐渐过渡到资产阶级-地主经济,逐渐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保存着封建残余的改良道路。这种演进的道路,在19世纪以来的德国最为典型,列宁称之为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鲁士式道路”。

【特点】 普鲁士式道路具有几个特点:①由贵族地主阶级通过自上而下地实行一系列的农业改革而实现。②在长达大半个世纪的进程中,农奴制地主庄园演变成资本主义农场,容克地主逐渐资产阶级化,广大农奴则变成贫农和雇工。③容克地主土地所有制不是一下子被消灭掉,而是慢慢地适应资本主义,因此资本主义长时期保存着半封建的特征。

【形成】普鲁士式道路,是在普鲁士农奴制改革过程中形成的。19世纪初,慑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拿破仑统治的压力,普鲁士贵族地主阶级即容克阶级被迫开始这种改革。改革没有触动容克的土地占有制,只宣布取消农奴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并规定他们可以赎买封建义务。1848年的资产阶级革命迫使农业改革加快了步伐,赎买过程从而大大加速。容克地主阶级不仅攫取到巨额赎金,还乘机霸占了更多土地。在此基础上,容克地主逐渐按资产阶级经营方式改造自己的庄园,采用农业机器和化肥,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积极扩大资本主义经营。在容克农场中,雇农处于半农奴的地位。他们在经济上受资本主义和封建的双重剥削,政治上毫无权利,结社和罢耕遭到严格禁止。

【后果】到19世纪70年代初,普鲁士道路在德国大部分农村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农村中资本主义关系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德国农业的发展。随着容克农场经营的不断改进,种植业和畜牧业扩大了,农产品加工业也兴旺起来。在19世纪中叶,马铃薯和甜菜的收获量,即已居世界首位。马铃薯白酒畅销国外。

普鲁士式道路的胜利和农奴制的瓦解,也为德国工业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前提条件:巨额赎金部分转化为工业资本;大批破产农民成为自由的劳动力;容克农场扩大经营中日益增长的需要为工业品开拓了销售市场。但是,保存着半封建特征的普鲁士道路,又给德国经济发展和政治生活带来了不利的影响。人数众多的半农奴式雇农的存在,妨碍着在农业中广泛采用新技术和农业生产力的迅速提高。他们的贫困处境,限制了国内市场的扩大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同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国式道路为特征的美国相比,19世纪中期的德国,无论是农村中资本主义的进程,还是整个经济的发展,都缓慢得多。此外,大量封建残余的保留,巩固了容克地主阶级在国内的统治地位。容克地主同资产阶级的利益日趋一致,国内市场的狭小和扩大地产的贪欲,使双方在政治经济上紧密勾结起来,加紧夺取国外市场和领土,从而把德国变成为特别富有侵略性的军国主义国家。

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国式道路

农业中资本主义关系建立和发展的一种类型。农业向资本主义关系演进,在各国或一国不同地区,由于具体条件不同,存在着不同的方式。一种情况是在彻底废除封建制关系、地主阶级已不存在的条件下,农业中占主导地位的小农经济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农场经济。这种演进的道路,在美国最为典型,列宁称之为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国式道路”。

【农民经济的建立】美国在殖民地时期没有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欧洲殖民者只是把封建关系的某些因素移植了过来。独立革命中,这些封建关系的因素被彻底粉碎。革命后,合众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土地法令,逐步为在美国普遍建立起自耕农农场创造了条件。

美国在1776年独立时的疆土只限于大西洋沿岸的狭长地带,独立后向西部扩张领土,到南北战争前已达到太平洋沿岸。广大的西部土地吸引来国内外大量移民。联邦政府把新占领的西部领土,一律宣布为国家所有,出售给移民去开垦。1785年,发布第一个土地法令,规定西部土地最低按 640英亩的地段出售,每英亩售价一美元。1796年每英亩土地价格提高到二美元,但可以在四年内分期付款。土地按大块出售的法令,对富人有利,由富人组成的土地投机公司和种植园主纷纷来西北部购买土地。这引起无力购买大块地段的广大贫苦移民的不满,他们不顾政府的法令,强行占地进行垦种。农民在辽阔的土地上进行的占地斗争,使联邦政府和军队也无法对付,于是政府被迫不断改变土地法令,降低出售土地的最低限额。1800年,出售的地段改为320英亩,1804年降为160英亩,1820年再降为80英亩,同时每英亩土地价格由2美元降到1.25美元。1832年,出售的最小地段再降为40英亩。1841年颁布垦地权条例,承认自行占地开垦的农民有“优先购买权”。后来的这些法令使一般移民有可能获得土地,小农场主的农业经营在西部土地得到广泛发展。南北战争期间,联邦政府为了动员群众参加反对南部奴隶主的战争,于1862年发布“宅地法”,规定凡没有持械反抗过合众国政府的美国公民,每户交纳10美元登记手续费,可申请取得160英亩西部公有土地,在连续耕种五年以后就可免费获得土地所有权。“宅地法”为自耕农农场的普遍建立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农民经济向资本主义农场经济的演进】建立在小私有制基础上的农民经济是不稳定的。小商品生产本身具有资本主义倾向。资本主义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城市人口的增加,对农产品提出了日益增长的需求,农民的生产很快被卷入了资本主义市场,农民阶级的分化加速了。在西部土地上,一方面是小农经济在普遍建立,同时它又在不断发生分化,从富裕农民中成长起资本主义农场主,19世纪前半期农业中已开始有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随后,大农场的竞争,工商业资本家在农产品收购和加工方面的盘剥,银行家的贷款利息剥削,铁路公司的高额运费,以及工农业产品价格和剪刀差等等,使农民更加急剧分化。自19世纪80年代起,无论在旧有各州和西部,农民阶级分化的过程都极为显著。到1910年,农业中资本主义的租佃制、抵押制和雇佣劳动制都已广泛发展。使用雇佣工人的农户已在全部农户中占46%。占全部农户17.2%的资本主义大农场,生产了全国农产品总产值的52.3%。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关系,循着农民分化的道路迅速发展起来,成为农业中占统治地位的形式。

在没有封建束缚的条件下,农业中资本主义关系的成长和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都比较迅速。这样建立起的美国资本主义农业,迅速达到高度的发展水平,成为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

[1]列宁:《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58。

[2]H.U.福克纳著,王锟译:《美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北京,1964。(H.U.Faulkner,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Harper & Brothers,New York,1960.)

小农经济

小农经济,也可以说是自然经济,它的特点一是分散,二是生产出来的产品都用来自己消费或绝大部分用来自己消费,而不是进行商品交换,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比如封建社会时期的社会经济情况就是小农经济占主导,现在偏远农村的农村,也都大量存在这种经济现象。但小农经济并不完全等同于自然经济,小农经济强调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而自然经济主要与商品经济相对。小农经济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铁犁牛耕的背景下,而自然经济早在原始社会就产生了。

简介:农业中与手工工具相联系,从事小块土地经营的个体经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自耕农,是典型的小农经济,封建社会的佃农,也属于小农经济。

为只供个人使用的手工工具所决定,小农经济是以个体家庭为生产和生活单位的经济。他们的生产具有以下特征:农民个人在其家属的辅助下,独立完成主要产品的全部的生产过程,一般没有外部协作,属于个体劳动的性质。由于生产限于家庭劳动力的范围,农民所耕种的土地,以全家力量所能耕种的面积为限度,经营规模狭小。由于以家庭为生活单位,农民的生产通常是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即所谓“男耕女织”,以满足自己衣食的基本生活需要,具有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性质。随着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的生产品日益卷入交换之中,他们通常也生产一部分商品,用以交换其他生产和生活必需品。他们的生产也就逐步发展为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相结合。

小农经济是以生产资料的个体所有制为基础的经济。个体农民根据所有权或租佃权拥有小块土地,不同程度地拥有农具、耕畜和其他生产资料。他们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经济,相对独立地解决自己的生产和生活问题,因而具有一定的生产积极性。自耕农具有比较完整的个体所有制和经营自主性,其生产积极性也较高,是典型的小农经济。在地主制经济下的佃农比之在领主制经济下的佃农,也具有较高的经营自主性和生产积极性。

小农经济经营规模狭小,生产条件简单,在比较贫瘠的自然条件下也可以存在和再生产;又由于它以家庭为生产和生活单位,容易通过勤劳节俭实现生产和消费的平衡,所以小农经济具有稳固性的一面。但由于经营规模狭小,缺乏积累和储备的能力,经不起风吹浪打。在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封建地主阶级的沉重的租赋和徭役、商人和高利贷者的盘剥,以及封建地主的兼并等条件下,又经常出现两极分化。除了少数人因生产条件比较优越、家庭生活负担较轻,或适逢市场有利的情况,可以发财致富外,多数人往往陷于贫困和破产。因之,小农经济又是很不稳定的。

自耕农和佃农的小农经济是封建社会普遍的经济形式。自耕农的兴衰对封建经济有重要意义。一般是通过农民战争,或其他形式的生产关系的调整,自耕农大量增加,生产力即可获得发展。在相反的情况下,也会有相反的结果。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有小农经济存在。但是,随着产业革命的发展,在一些工业发达的国家中,农业中的一部分个体经济,虽然仍以家庭劳动为基础,但是已发展为与先进技术装备相联系的社会化大生产,不属于小农经济的范畴了。

【演变过程】中国封建社会是由在没有外族入侵的情况下,由奴隶社会逐步发展变化而来的。中国奴隶社会实行的是土地国有制度,国家的全部土地都属于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有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称(《诗经·小雅·北山》)。春秋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有的土地制度受到破坏,新兴的封建势力在夺取政权后,相继实行变法改革,确立了土地私有制度,允许“民得买卖土地”。从这时起,土地私有制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制度的主要形式。

【土地私有制度的产生】一方面存在小土地私有制。同时也必然导致土地兼并的现象,出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情况。形成了大土地私有制的形式。这些大土地所有者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地主阶级,他们先是以隐户奴役制的形式,自唐以后又以租佃制的形式剥削在兼并中失去土地的个体农民。因此,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一直是由占有少量土地和生产资料的自耕农和依附于地主阶级的佃农(其前身是隐户农民)两种人物构成的。但不论是哪种农民,都是一家一户.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私有制度,不管是小土地私有制形式还是大土地私有制形式,都不是纯粹的私有制形式,而是在国家最高所有权支配下的土地私有制度。这既是因为中国奴隶社会土地国有制的传统影响,也是因为战国时期各国在变法中都是以国家名义确认土地私有制度。因此,奴隶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神圣原则在封建社会得以继承,并以新的形式与土地私有制度结合起来。在中国封建社会,国家对土地的最高所有权,不仅表现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如秦始皇在琅琊石刻上所作的宣告:“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史记·秦始皇本纪》),和自魏.晋、唐以国家名义推行的均田制;而且更主要地表现为历代国家最高统治者所拥有的对国家地籍册上的每一亩土地的最后处分权和户籍册上的每一个人口的直接课税权。这种建立在国家最高所有权支配下的土地私有制度基础上的小农经济,一方面使个体农户具有较多的自由,即使是佃农也是如此。他们除了受地主阶级的剥削外,人身并不受其支配;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受国家权力的支配,这与西欧封建社会领主制的庄园经济和农奴制有很大的不同。这种在国家最高所有权支配下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根本特征,也是全部封建的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赖以建立和长期存在的深厚而坚实的基础。

特点:以铁犁牛耕为主要方式的精耕细作

一、从刀耕火种到铁犁牛耕——耕作方式不断进步

1.原始农业采用“刀耕火种”方式。。

2.在距今七八千年前,耒耜的出现和普遍使用,标志着中国农业进入“耜耕”或“石器锄耕”阶段。

3.商周时期,出现了少量青铜农具和中耕农具,掌握了开沟排灌、除草培土、沤制绿肥、治虫灭害技术。农业生产得到发展。

4.春秋时期,铁器农具、牛耕出现,战国时期推广,此后铁犁牛耕成为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

二、土地制度的演变

1.原始社会:土地属于氏族公社所有,公社成员集体耕种,平均消费。

2.奴隶社会(夏商周):土地归国家所有,实行井田制。

(1)发展过程:开始实行(商)——盛行(西周)——瓦解(春秋)——废除(战国)。

(2)瓦解及原因:春秋时期,铁农具和牛耕的使用(根本原因),生产力的发展,井田制这种生产方式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许多私田出现;战争频繁,劳动力减少;鲁国等进行税制改革,促使土地逐步由国有向私有转变,逐步形成了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剥削方式,井田制逐步瓦解。

3.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制:

(1)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形成。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先后进行了变法运动。封建制度最终在各国确立起来。其中,秦国的商鞅变法最为彻底,废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确立封建土地所有制。

(2)封建土地所有制特点。

封建土地所有制在中国存在两千多年;封建地主依靠政治经济特权,大量兼并农民土地;广大农民只有很少土地或完全没有土地,受封建地主和国家的剥削和压迫,生活贫困。

(3)屯田制(三国)

原因:东汉末年,曹操为筹措军粮,推行屯田。

做法:招募流农耕种田地;在军事频繁地区,让士兵屯田。

作用:屯田制是封建制的土地国有制,屯田制的推行,安置了大批流亡农民,使流民有田耕种,有利于稳定了社会秩序,缓和社会矛盾;保证了军粮供应;促进了北方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4)均田制(北魏至唐中期)

目的:保证国家的赋税收入和徭役征发。

主要内容:北魏时,国家将掌握的土地实行分配,给农民一定数量的田地;百姓缴纳一定数量的租税,服徭役和兵役。隋代和唐代前期推迟了服役的年龄,甚至可输绢代役。

意义:中国古代一项比较完备重要的封建土地制度;保证国家的赋税收入和徭役征发;北方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相对稳定,开垦的荒地增多,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保证农民的生产时间,促进农业的发展。

瓦解原因:土地兼并严重和土地买卖的频繁。

(5)明代后期,土地高度集中,激化社会矛盾,明末农民起义提出“均田免粮”口号,表达了广大农民获得土地的愿望,说明封建土地制度成为农业生产发展的桎梏。[yao_page]

三、小农经济的艰难成长

1.小农经济的形成条件:铁犁牛耕的出现和逐步普及,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确立。

2.小农经济的特点:以家庭为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

3.小农经济得以发展的原因:①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发展,铁农具和牛耕的使用和逐渐普及;②农民不同程度地有一定土地、农具、耕畜等生产资料,具有生产积极性;③为了求得生存,农民努力提高耕作技术,尽可能提高单位面积产量;④历代统治者采取重农抑商政策,注意减轻农民负担,扶植小农经济。

4.阻碍小农经济发展的原因:①农民经营规模小,生产条件简陋,缺乏必要的积累和储备能力;②封建王朝统治集团腐朽,封建剥削严重;③抵御天灾人祸的能力薄弱。

5.小农经济的地位(影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是在中国封建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在较长时期内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进步;自然经济的牢固存在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缓慢和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

历史意义:农村耕地产权属集体所有,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长期不变,这种耕地制度最大限度避免了国家在现代化转型中小农经济的急速破产。特别是全社会基本保障制度尚未建立和健全时,小农经济不仅为广大农民提供了生存保障,也让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低成本进入城市成为可能。在这种前提下,中国出现了世所罕见的“春运潮”,但却没有发生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无法回避的贫民窟现象。每年都有许多因各种原因从打工大军中退出的农民,农村是他们退守的根据地,为他们提供精神慰藉和物质保障。假如这些被切断了生活来源的人,他们的家在城市贫民窟,必将对社会带来巨大的冲击。

早期西方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用炮舰轰开贸易道路,将国内复杂尖锐的矛盾转化成地区和国际冲突。当今的国际秩序不可能再重复历史,因此,拉美和南亚发展中国家在社会转型中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和城市贫民窟现象,成为社会进步中难以化解的难题。与之相比,中国走上了一条和平的高速发展之路,用价格低廉的产品赢得国际市场,并在社会基本安定下,以短短30年时间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推本溯源,小农经济功不可没。

但是,小农经济必须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终结。这是因为:第一,农业作为国民经济体系中的重要环节,不可能在工商业不断转型升级下,长期脱离经济运行的主轨道而固步自封在落后状态;第二,小农经济低下的劳动生产率已无法承受上游农资产品的涨价压力,农民增收将越来越难;第三,城乡一体化和工商业向传统农业区域转移,土地作为生产力要素在市场规律下流动和配置,将会动摇小农经济的根基;最后,日益增强的国家财力取代小农经济社会稳定器的作用,已具备了条件。

30年前在农村启动的变革,本质上虽然是小农经济的理性回归而不是产业革命,但却引发了中国经济持续30年的全面井喷,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让我们进一步加深了对以下问题的认识:即中国问题的核心就是三农问题。

展望未来,从减少农村人口的大局出发,将农民进城问题认真解决好,让他们能够在城市安居乐业,为农业产业革命创造条件。这样,中国将迎来更加辉煌灿烂的下一个30年。

资本主义农场

资本家雇佣农业工人以榨取剩余价值为目的而经营的农业企业。

这种企业存在着农业资本家、土地所有者、农业工人三个阶级的对立关系,以农业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共同剥削农业工人为特征。

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不同性质的各种私人经营的农场,有资本主义大农场,也有个体经营的家庭农场。通常在资本主义国家通行的农业统计中,并不按雇工多少和剥削程度来进行农场分类,一般是:①按土地面积大小或按全年销售农产品金额来划分大、中、小型农场;②按土地占有形式来划分“完全自有”、“部分自有”和“完全租佃”农场;③按农场组织形式来划分“独资农场”、“合伙农场”、“公司农场”和其他农场等。公司农场是规模最大的资本主义农场,其中有些是农业垄断联合组织,它有两种联合形式:①横的联合,即在一个公司的统一安排下,在不同地区建立农场,根据当地的优势生产一两种产品,实行专业化经营;②纵的联合,即在一个公司的安排下,除生产农畜产品外,还经营农业生产资料的制造和供应、农畜产品的加工和销售,以及同农业有关的劳务和其他业务等。

在14世纪,英国出现资本主义农场的萌芽,到16世纪,英国已形成农业资本家阶级。到了近代,随着大工业的发展,机器及科学技术在农业中的广泛应用,加速了农村的阶级分化,资本主义农场的发展更加迅速,在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生产中,已居于统治地位。

资本主义农场在生产力方面所表现的主要特点是机械化、专业化和科学化水平都比较高。美国、英国在20世纪40年代、联邦德国在50年代、法国和日本在60年代,都先后基本上实现了农业机械化,随之向高度机械化和电气化发展。目前,美国种植业中从耕地、播种、施肥、喷药、收获到排灌、运输、烘干、贮存、加工,全部实现了机械化。畜牧业中不但牧草(或青贮饲料)的播种、中耕、收获、运输、贮存全部机械化,而且饲料的加工、送料、供水、清粪、通风乃至产品的收集、包装、运送也全部机械化、电气化。资本主义农场普遍实现了农场专业化和工艺专业化,一般只从事某种(某些)农产品生产,有的专门生产某一种产品的某一个品种,有的只完成产品生产全过程中的某一环节。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已得到广泛应用,除采用良种、灭草剂、高效化肥和高效低毒农药外,还应用电子同位素和激光照射种籽;利用微生物制造饲料、农药;利用电子计算机自动控制养畜(禽)场的机器设备,自动记录和检查种禽配种情况,从中选出最优品种进行推广,等等。随着农业机械化、专业化和科学化的发展,加速了农场的合并和农业生产的集中。由于农场规模的扩大,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农业的资本有机构成已发生很大变化,有的国家已经接近乃至相当于工业的资本有机构成。

从发展趋势来看,资本主义各国农场的生产集中和垄断将日益加剧。大农场特别是公司农场不断增加;小农场尤其是家庭农场的数量迅速减少,但在农场总数中仍占很大比重;中等规模的农场不断向两极分化。同时,工商、金融垄断资本日益加强对农业的渗透,它们或者直接投资经营农业,或者与农场主签订合同,将农场生产与“农业前部门”、“农业后部门”组织成农工综合体,使农场日益受其控制。所有这些,势必进一步加深生产社会化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

农业资本家

雇用农业工人经营农业以榨取剩余价值的资本家。

农业资本家和工业资本家一样,都是从事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来剥削雇佣工人的产业资本家。不同的是:在工业中,由于产品是按生产价格出售,工业资本家一般只能获得平均利润,只有其产品的个别生产价格低于社会生产价格时,工业资本家才能获得超额利润。而在农业中,由于存在着土地经营的垄断,农产品的社会生产价格,由劣等土地的生产条件决定;同时,土地私有权的垄断,还使农产品必须按高于生产价格的价值出售,所以农业资本家出售产品后直接获得的利润要超过平均利润。租地农场主必须把超额部分作为地租交给土地所有者。

农业资本家按经营的土地来源划分有两种:①向土地所有者租入土地经营的租地农场主,他们占有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中相当于平均利润的部分,而将平均利润以上的余额以地租形式转交给土地所有者。②自有土地的农场主,他们既是土地所有者,又是农业资本家,占有全部剩余价值。此外,土地部分属于自有的,对其租入的一部分土地,则必须按租约的规定,向土地所有者交纳地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农业生产日益集中,农场主两极分化加剧。经济力量比较雄厚的农业资本家,为了扩大经营规模,降低成本,以便在竞争中居于有利地位,纷纷兼并破产的小农场,购买他们的土地,成为土地部分自有或完全自有的农场主。例如,美国1920年土地属于完全自有的农场数为337万个,1969年减为171万个,占有土地面积由4.61亿英亩减少到3.75亿英亩;租佃农场数由246万个减少到35.3万个,占有土地面积由2.65亿英亩减少到1.38亿英亩;同期,土地部分自有农场则由55.9万个增加到67.2万个,占有土地面积也由1.76亿英亩增加到5.51亿英亩。这种情况,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发生。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有的工业、商业和金融垄断组织也在组织农业公司,直接投资于农业经营,榨取农业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但他们不是纯粹的农业资本家,而是渗入到农业经营领域的垄断资本家。

租地农场主

靠租入土地和雇佣农业工人经营农场的农业资本家。

租地农场主自己没有土地或只有部分土地,主要靠租佃土地、雇用农业工人进行耕作,并按照契约规定向土地所有者交纳地租。马克思说:“租地农场主成了这种农业工人的实际支配者,成了他们的剩余劳动的实际剥削者,而土地所有者现在只和这种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发生直接关系,而且是单纯的货币关系和契约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 901页)。租地农场主交纳给土地所有者的地租,是农业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因此,租地农场主与土地所有者一起瓜分剩余价值,共同剥削雇佣工人。

租地农场主是在封建制度瓦解过程中逐渐产生的。由于各个国家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不同,租地农场主产生的条件以及他们在农业中所占的地位也就各不相同。英国是租地农场主产生得最早也是最典型的国家,在14世纪下半叶,原来身为农奴的管事,逐渐成为租地农民,由土地所有者提供土地、种籽、牲畜和农具,他们的地位虽同自耕农没有多大区别,但已使用少量雇佣工人来耕种土地。以后,这种租地农民逐渐成为分成农或半租地农场主,由土地所有者提供土地和一部分经营资本,其余资本则由他们自己筹集,双方按契约规定的比例分配全部产品。随后代之而起的就是专靠使用雇佣工人的真正的租地农场主。到16世纪末,英国已出现一个“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阶级,到19世纪末,租佃农场经营制度已在英国居于统治地位。1895年在英国的英格兰和威尔士农场总面积为2470万英亩,其中经营面积在 100~500英亩以及500英亩以上的农场约占78.2%。同年在英国(包括苏格兰)28.6万个农场中,雇佣农业工人的农场约占55%以上。美国独立革命(1775~1783)以后,以个体劳动为基础的农民经济得到普遍发展,在小农不断自发分化的过程中,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农场大量建立和发展起来。南北战争(1861~1865)后,废除了奴隶制,雇佣劳动在农业中有较大发展。到20世纪初,资本主义农场已经成为美国农业中占统治地位的形式。在1910年,约占全部农户1/6的资本主义大农场,生产了美国农产品价值的一半以上。在法国,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农村中仍以小农经济占优势,但资本主义租佃农场也有一定发展。到战后,在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国家对农业的干预和垄断资本渗入农业,土地所有者和农业资本家往往合而为一,租地农场主的比重显著缩小。

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习惯上仍把那些租入土地但不雇佣工人或只雇用少量短工从事个体经营的租地农民,也称为租地农场主。他们的经济力量比较单薄,在竞争中往往被资本主义大农扬所排挤。

地租

一般指凭借土地所有权从土地使用者那里获取的收入。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形式。

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地租的出现,是同土地私有制的存在和土地的租佃关系相联系的。在西欧奴隶社会末期,随着隶农制的产生,地租开始出现。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中,地租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形式,体现着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

【封建地租】在封建制度下,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交由农民耕种,向农民收取地租。这种地租体现着封建地主阶级剥削农民阶级的关系,称作封建地租。它采取依次占主要地位的三种基本形式:劳役地租、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劳役地租是直接剥削农民的剩余劳动;实物地租是直接剥削农民的剩余产品;而货币地租则是剥削由剩余产品转化的价值。封建地租还往往占有农民的一部分必要劳动或必要产品。封建地租以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基础,并以超经济强制为手段。后者有力地保证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统治。

【资本主义地租】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农业中存在着大土地所有者、农业资本家和农业工人三个阶级之间的关系。大土地所有者一般把土地出租给农业资本家,后者再雇佣农业工人进行耕作,并按照租地契约规定,将剥削农业雇佣工人得来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即表现为超额利润的部分,作为地租交给土地所有者。这种地租体现着资本主义农业中三个阶级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地租有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还有垄断地租。
  级差地租  由于耕种较优等土地(高于劣等地的各级土地)而获得的超额利润的转化形式。土地的等级差别只是级差地租产生的条件,而以土地有限性为前提的经营垄断才是它产生的原因。由于土地的经营垄断的存在,农产品的社会生产价格就不得不由劣等地产品的个别生产价格决定。这样,较优等地的产品的个别生产价格低于社会生产价格的差额,便形成了一种稳定的超额利润,转化为级差地租。级差地租分级差地租Ⅰ和级差地租Ⅱ。前者以土地肥沃程度不同和土地距离市场或交通线远近不同为条件;后者以对土地的连续追加投资所形成的劳动生产率的差别为条件。
  绝对地租  由土地私有权的垄断产生的、租种任何土地都必须一样缴纳的地租形式。它与土地的好坏和劳动生产率的差别无关。绝对地租产生的条件是农业资本有机构成低于工业等部门。这样,农产品的生产价格便低于其价值。而由于土地私有权垄断的存在,农产品价值超过生产价格(即剩余价值超过平均利润)的差额部分,就不参加或不完全参加利润的平均化过程。正是这部分超额利润成为绝对地租的源泉。
  近几十年来,某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资本有机构成已接近、赶上甚至超过工业资本有机构成。在这种条件下,租种土地所有者的最劣等土地仍然需要缴纳地租,但它的来源已不再是农产品的价值超过其生产价格的余额。中国经济学界对其来源问题主要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来源于农产品的垄断价格;另一种认为来源于利润或工资,或二者的直接扣除。
  垄断地租  在资本主义农业中,不同于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的垄断地租,是在特殊有利条件下,由于农产品按高于其价值的垄断价格出售形成的地租。
  资本主义地租还包括矿山地租和建筑地地租。

社会主义级差地租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消灭了土地私有制和私人之间租佃土地的关系,因而也就消灭了原有意义上的地租。在社会主义农业中,以土地好坏不同为条件的经济收益上的差别依然存在。耕种较优等地所获得的较多的收益,形成土地级差收益。有的经济学著作中,把这种土地级差收益称作社会主义级差地租。

圈地运动

15世纪末叶至1, 9世纪中叶西欧新兴资, 产阶级和新封建贵族使用暴力剥夺农民土地的过程。这种情况在英、德、法、荷、丹等国都曾先后出现过,而以英国的圈地运动最为典型。
  所谓圈地,即用篱笆、栅栏、壕沟把强占的农民份地以及公有地圈占起来,变成私有的大牧场、大农场。大批丧失土地和家园的农民成为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者。这是资本原始积累的最重要手段之一。

中世纪的圈地运动  中世纪的欧洲,在西起英格兰,东至乌拉尔山,南迄比利牛斯山脉和阿尔卑斯山脉,北至丹麦和瑞典南部的广大平原上,大体都盛行敞地制。敞地制起源于农村公社的土地形式。每年收割后,庄园主和教堂的条田、农民的份地都按惯例撤除各自设置的篱笆、栅栏等物,敞开作为公共牧场。敞地以外的公有地名为庄园主所有,实属农民共有。田地的分散给农民的耕种和管理带来诸多不便。因此,在12世纪中叶,英国就有人将分散在各片大田的条形地通过交换而合并起来。这种趋势在盛行敞地制的各国都是共同的,只有先后之别。13世纪,英国庄园主根据《默顿法令》,圈占公有地以至份地。在14、15世纪农奴制解体过程中,圈地现象愈演愈烈。

15世纪末至17世纪末的圈地运动  15世纪末叶、16世纪初叶,欧洲直通印度新航线的开通和美洲大陆的发现,以及环球航行的成功,使英国的对外贸易迅速增长,进一步刺激了英国羊毛出口业和毛织业的发展。羊毛价格不断上涨。养羊业成为获利丰厚的事业。往往10英亩牧场的收益超过20英亩的耕地。英国圈地运动最早从工商业较发达的东南部农村开始。地主贵族最初圈占公有地,后来圈占小佃农的租地和公簿持有农的份地。在宗教改革中,国王把没收的教会领地赐给亲信宠臣,或卖给乡绅、土地投机家、市民、商人和工场主。他们变成新贵族,也大规模地圈占农民土地。根据1630年和1631年的调查报告,莱斯特郡在两年内圈地10万英亩,约占该郡土地 2%。大部圈占地变成牧场。主要的圈占者是乡绅。1485~1550年他们在莱斯特郡圈地的面积占圈地总面积的60%。大批农民被迫出卖土地,或远走他乡,或到处流浪,陷于极端悲惨的境地。T.莫尔在《乌托邦》(1516)中,辛辣地指责这是“羊吃人”。

圈地运动引起大规模的农民起义。1536和1537年,林肯郡和约克郡先后爆发农民起义。1549年又爆发凯德起义。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圈地运动有所收敛。都铎王朝与早期斯图亚特王朝考虑到兵源、财政和社会治安诸因素,基本上采取反圈地政策。1489年,亨利七世下令禁止圈占20英亩以上的农庄。1515年亨利八世限令在一年之内将改为牧场的耕地复原,但这些法令均没有实施,形同虚文。为压服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民,政府一方面颁布“血腥立法”,禁止流浪,用监禁以至死刑强迫农民充当雇佣劳动者;另一方面,于1601年颁布济贫法,规定各地教区开征济贫税,规定只有在教区居住一定年限并曾从事劳动的失业者,才能领取救济金。目的在于以点滴的救济金来涣散失业贫民的反抗情绪和把他们束缚在一定地区,以便资本家雇佣。

16世纪末叶和17世纪初叶,英国城市人口日益增多,工场手工业迅速发展,市场对谷物、肉类的需求大大增加。于是,圈地运动又重新加强。1593年议会废除反圈地法令,引起圈地狂潮,大量耕地改为牧场。1597年虽因连续 4年歉收而恢复反圈地法令,但在都铎王朝最后一次议会(1601)中,剥削阶级的舆论已倾向于最后废除反圈地法令。1607年中部各郡反圈地起义又迫使统治阶级继续采取反圈地措施。1640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后,剥削阶级已不再反对圈地。从1688年起,大地主掌权的政府逐渐改变政策,公开支持圈地。到18世纪开始的时候,英格兰3/5以上的耕地仍未圈围而处于敞地制下,其余约2/5的耕地虽被圈者数量有限,但旧的共耕制的村庄公社已被摧毁。

18世纪初期至19世纪中期的圈地运动  英国资产阶级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城市工业进一步发展,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因此,对农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加。地主贵族为了生产肉类和商品粮以供应城市的需要,扩大投资,改善土地的生产能力,同时加速进行圈地。资产阶级则大力鼓励圈地。政府通过议会立法使圈地合法化。地主贵族依靠国家机器,强迫农民服从圈地法案。农民无力负担圈地费用,或因失去公有地使用权而无法维持生产和生活,被迫出卖土地。随着1701年条播机的发明,开始了农业生产技术的革命。于是生产关系的革命就在更加广泛的基础上深入开展。18和19世纪,英国议会通过4763件有关圈地的法案,共批准圈占 269万公顷共耕地和公有地。1845年以后,圈地运动已近尾声。1876年公布的禁止非法圈地的法案虽只应用于公有地,但圈地作为一种运动业已结束。

欧洲大陆的圈地运动主要发生在18、19世纪。德意志、法国、俄国和丹麦的圈地运动主要是通过政府法令实行的。捷克和波兰在1918年以后也出现过圈地运动。

圈地运动的后果  在圈地运动中,以农民的血肉和尸骨换来了农业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到19世纪末,约曼虽有 6万多户,但作为一个阶级已经消失。大部分破产农民流入城市,成为雇佣工人和产业后备军,为产业革命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农村阶级结构已由大地主、资本主义农场主和农业工人组成。K.马克思高度地概括圈地运动的后果是:“自亨利七世以来,资本主义生产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曾这样无情地处置过传统的农业关系……。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切关系,不仅村落的位置,而且村落本身,不仅农业人口的住所,而且农业人口本身,不仅原来的经济中心,而且这种经济本身,凡是同农业的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相矛盾或不相适应的,都被毫不怜惜地一扫而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63页)

史学界“关于资本主义过渡的大论战”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而至今尚未结束。西欧英、法、德三国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有关农民及土地问题的处理。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欧洲除了英国和德国易北河以东地区外,都是小农占多数的国家,并非大土地所有制占主体地位,工人政党不应坐视农民小生产走向灭亡,应当争取农民这个同盟军。

君主立宪派的农业改革,为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法国农村的全面铺开,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到1792年,工业经济中旧制度的国家干预和行业垄断已被完全清除。经济自由主义在工业中取得了胜利。君主立宪派对农业和工业的改革是卓有成效的。它消除了旧制度下束缚生产发展的障碍,为以后的农业和工业生产发展准备了条件。农业和工业的改革以及贸易、税制和金融等改革是在法国实现经济自由的重要步骤。如乔治·勒费弗尔在论述这一问题时所说:“在欧洲第一次宣告经济自由,这是资产阶级已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最好证明。”改革是无处不在、并与革命相辅相成的社会运动。法国大革命初期代表大资产阶级和金融贵族利益的君主立宪派在他们执政的三年(1789-1792)间的经济改革,除涉及农业和工业的重要内容外,在内外贸易、税制和金融方面也同样是令人瞩目的。

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任务并不是要创造小资产阶级的理想社会,也说明“文化革命”或“道德革命”的空想性和不可持续性。法国大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在于创造了一种影响深远的、包含民主和激进两种要素的革命政治文化。18世纪末的法国进行的是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的资产阶级革命,要超越时代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是空想;那时的无产阶级很不成熟,巴贝夫对社会经济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认识还有很大的局限性。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分析,迄今,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存在着3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英国式道路,它是以租地农业资本家为中心的资产阶级式农业发展道路;另一种是普鲁士式道路,它是以地主自身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农业发展道路;再一种是美国式道路,它是以自耕农为中心的农民式资本主义农业发展道路。

法国大革命后共和八年雾月十八日,即1799年11月9日,拿破仑第一发动政变,改行帝制,实行军事独裁。1851年12月2日,拿破仑第一的侄子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废除共和,复辟帝制,号称拿破仑第三。黑格尔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马克思补充说,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侄子代替伯父,也是其中一例。马克思把他针对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的政变而撰写的评述法国政局的著作,取名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恩格斯1885年为《雾月十八日》写的第三版序言称:“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他说:“马克思写出一篇简练的讽刺作品,叙述了二月事变(指1848年2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引者注)以来法国历史的全部进程的内在联系,揭示了12月2日的奇迹就是这种联系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而他在这样做的时候对政变的主人公除了给予应得的蔑视以外,根本不需要采取别的态度。这幅图画描绘得如此高明,以致后来每一次新的揭露,都只是提供出新的证据,证明这幅图画是多么忠实地反映了实际。他对活生生的时事有这样卓越的理解,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这种透彻的洞察,的确是无与伦比。”《马克思如何分析历史现象》其一,马克思深知极具典型意义的法国历史。“法国在中世纪是封建制度的中心,从文艺复兴时代起是统一的等级君主制的典型国家,它在大革命中粉碎了封建制度,建立了纯粹的资产阶级统治,这种统治所具有的典型性是欧洲任何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而正在上升的无产阶级反对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这里也以其他各国所没有的尖锐形式表现出来。正因为如此,所以马克思不仅特别偏好地研究了法国过去的历史,而且还考察了法国时事的一切细节,搜集材料以备将来使用。”其二,马克思最先发现了重大的历史运动规律。“根据这个规律,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或多或少明显地表现了各社会阶级的斗争,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它们的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这个规律对于历史,同能量转化定律对于自然科学具有同样的意义,这个规律在这里也是马克思用以理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历史的钥匙。”恩格斯强调地指出,马克思所发现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即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他用以理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历史的钥匙。在《雾月十八日》这部著作中,他用这段历史检验了他的这个规律,并获得了辉煌的成果。正因为如此,恩格斯在讲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著作时,总是提到《雾月十八日》。路易·波拿巴,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何以在历史上扮演了英雄的角色?在法国1789年大革命之后六十多年,这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何以能够皇袍加身?对此,马克思给予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回答。他说:“波拿巴代表一个阶级,而且是代表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小农。”“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分工,应用科学,因而也就没有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各种不同的才能,没有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数百万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一个阶级。而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马克思找到了波拿巴所代表的阶级,即当时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小农。他分析了这个阶级的经济状况,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他指出,建立在这种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基础之上的小农,是不能够自己救自己的,是需要救世主的。这样,波拿巴政变的成功,就不是纯粹的偶然,这偶然之后隐藏着必然。“历史传统在法国农民中间造成了一种迷信,以为一个名叫拿破仑的人将会把一切美好的东西送还他们。于是就出现了一个人来冒充这个人……经过20年的流浪生活和许多荒唐冒险行经之后,预言终于实现了,这个人成了法国人的皇帝。侄子的固定观念实现了,因为这个观念是和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阶级的固定观念一致的。” 但是,“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革命的农民,而是保守的农民;不是力求摆脱其社会生存条件即小块土地的农民,而是想巩固这种条件的农民;不是力求联合城市并以自己的力量去推翻旧制度的农村居民,而相反,是愚蠢地拘守这个旧制度,期待帝国的幽灵来拯救自己和自己的小块土地并赐给自己以特权地位的农村居民。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农民的开化,而是农民的迷信;不是农民的理智,而是农民的偏见;不是农民的未来,而是农民的过去;不是农民的现代的塞文,而是农民的现代的旺代。”

1830年法国的七月革命和1832年英国的议会改革,使法英两国的资产阶级相继掌握政权,资本主义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到了19世纪60年代,英国完成了产业革命。轻工业以及冶炼、机器制造、铁路运输等都有了迅速发展。在农村,村社耕地都变成了大地主的私产,租佃农场主完全按照资本主义方式进行经营。占据议会多数的工业资产阶级,开始按照自己的意愿实施自由贸易纲领。1848年的法令,降低了粮食和原料的进口税率,取消了阻碍输入殖民地货物的航海条例,工业资产阶级因此而获得巨大利益。英国资产阶级在世界各地扩展自己的势力。到19世纪中叶、英国已成为拥有200多万平方公里殖民地的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强国。1830年以后,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样取得巨大的成就。产业革命首先在轻工业中展开,到了19世纪50年代初,铁路线已超过三千公里,但是,法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还远远落后于英国。如马克思所说。“法国最大的工厂主与他们的英国对手比起来都是小资产者”;在农业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小农经济,1846年农村居民还占总人口的75.5%。马克思在对比当时英法二国的情况时写道:“在英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工业,而在法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农业。在英国,工业需要自由贸易,在法国,工业则需要保护关税,除需要其他各种垄断外还需要全国性的垄断。”在法国的资产阶级中,只有那些具有竞争力的行业的工厂主,如酿酒业者老板,才要求自由贸易。马克思曾经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曾经对法国农民进行了描述:“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所以他们就形成一个阶级。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在马克思看来,当时法国的农民阶级只是一个徒有其名的“类”而非名副其实的“实体”。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法国和德国的小农经济有过较多论述。马克思在论述法国小农时说:“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分工,应用科学,因而也没有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各种不同的才能,没有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1](P677)马克思对小农经济的描述应该说是相当精辟的,具有相当的普适性。在马克思看来,小农有三个重要特征:一是生产效率不高,二是政治保守,三是思想狭隘。小农经济因此必须加以改造。恩格斯通过对法国和德国农民的考察,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看法。他认为,小农“是指小块土地的所有者或租佃者”。在小农生产方式下,“家庭是自给自足的,几乎生产它所需要的一切,而村庄则更是如此。这差不多是十足的自然经济,货币几乎根本不需要。”而“资本主义生产借助于货币经济和大工业结束了这种状况。”因此,“我们的小农,同过了时的生产方式的任何残余一样,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2](P486-487)面对这一状况,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就是通过合作改造小农经济。20世纪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和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着力于改造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十月革命胜利不久,列宁就指出,“在像俄国这样的农民国家里,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是一个很困难的任务。”其中之一就是要实现“由个体小农经济到共耕制的过渡”。[3](P322)斯大林则直接强调,“把个体小农经济联合并改造为大规模集体经济这一任务应该作为党在农村中的基本任务。”[4](P10)

马克思时代,除了英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完成资本主义进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以现代技术设备装备农业,使农业成为社会化大生产,根本变革了农业中旧的生产方式。同时,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通过对农民的排挤,使千百万农民经过破产和阶级分化的过程,来实现对农业小生产的改造的,使其成为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这样不仅造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城市与乡村的对立,也使农民失去土地,变成城市产业工人的后备军,并使农业受城市工业支配。因此,“在这个时代里,不单是科学的农业,而且还有那新发明的农业机械,日益使小规模的经营变成一种过时的、不再有生命力的经营方式。正同机械的纺织业排斥了手纺车与手织机一样,这种新式的农业生产方法,一定会无法挽救地摧毁小土地经济,而代之以大土地所有制,——只要它们有这样做的必要时间。”[17]很显然,这条在农业中造成千百万农民被资本主义剥夺土地和被资本主义大农场排挤的破产、流落城市街头的痛苦道路,就是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古典式英国道路。

马克思认为,亚洲的农村公社是一种细小的、刻板的、封闭的、孤立的、家族式的、半野蛮半文明的社会肌体,其中,“最坏的一个特点,即社会分解为许多模样相同而互不联系的原子”。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使小农转化为雇佣工人,使他们的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的物质要素的那些条件,同样为资本主义建立了自己的国内市场。”

马克思:“……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态最完备的英国,到政治斗争比较剧烈的法国,到封建主义较浓厚的德国,再到小农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俄国(还包括西班牙、匈牙利等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马克思都占有相当丰富的材料,具有说服力。

马克思在《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认为,“波拿巴代表一个阶级,而且是代表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小农。”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前资本主义时代小农经济的生产形式曾有过多次阐述,比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简要提到:“自耕农的自由所有权,对小生产来说,也就是对下述生产方式来说,显然是土地所有权的最正常的形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中,土地的占有是劳动者对本人的劳动产品拥有所有权的一个条件;在这种生产方式中,耕者不管是一个自由的土地所有者,还是一个隶属农民,总是独立地作为孤立的劳动者,同他的家人一起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资本论》第3卷第47章第5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页909。)据此,这种小生产的经营特点大致有两个方面:其一,在劳动过程方面是小规模生产,是孤立、分散的劳动;其二,在生产关系方面,是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中村哲《奴隶制与农奴制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历史理论的重构》一书第1章第2节、《补论》第2节,东京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中译本.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劳动过程中的组织者是生产者本人,劳动者则是小农本身及其家人。这些经营特点不仅适用于一般的自耕农经济,同时也适用于“隶属农民”,包括不同形式下的佃农经济等等①。

马克思是集体所有制概念的首创者,而集体所有制体制的建构则是苏联的创举。1874年马克思在《巴枯宁〈国家制度与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中写道:“凡是农民作为土地私有者大批存在的地方,凡是象古西欧大陆各国那样农民甚至多少还占据多数的地方,凡是农民没有消失,没有象在英国那样为雇农所代替的地方,就会发生下列情况,或者农民会阻碍和断送一切工人革命,就象法国到现在所发生的那样;或者无产阶级将以政府的身份采取措施,一开始就应当促进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过渡,让农民自己通过经济的道路来实现这种过渡;但是,不能采取得罪农民的措施,例如宣布废除继承权或废除农民所有权。只有租佃资本家排挤了农民,而真正的农民变成为同城市工人一样的无产者、雇佣工人,因而直接地而不是间接地变成了同城市工人有共同利益的时候,才能够废除继承权或废除农民所有制。”[42]很明显,马克思这段话既提出了农民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过渡的命题,也明确界定了这种过渡的条件和方式。恩格斯在去世的前一年即1894年撰写了《法德农民问题》,着重回答了在“我们夺得国家权力”后如何对待小农的问题:“我们预见到小农必然灭亡,但我们无论如何不要以自己的干预去加速其灭亡。”恩格斯还特别充满自信地主张:“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时候,我们绝不会用暴力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象我们将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43]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对集体所有制和合作社怀有个人偏好,但尊重农民意愿、不搞强迫命令以及暴力,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十分明确的共同态度。

马克思指出:在小农经济制度下 ,“农产品的绝大部分在这里作为直接的生产资料,由它的生产者即农民本人消费,并且只有除此以外的余额,才作为商品进入同城市的贸易”;同时,“只要产品的价格足以补偿他的这个工资,他就会耕种他的土地,并且直到工资下降到身体的最低限度,他往往也这样做”(马克思,1975:907~908)。小农经济制度在根本上是排斥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大量积聚以及科学技术的运用的,因此必然会消亡。

法国小农家庭式农场,在工业化发生之前及其发生过程中,比英国的家庭式农场顽固得多(布伦纳,1982)。

罗郁聪,潘天顺; 关于《资本论》中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 [J];经济研究; 1982年08期; 53-58

安希伋; 资本主义农业经济学的历史与现状 [J];农业经济; 1987年01期; 3-6

杨思远; 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与现代资本主义农业 [J];江淮论坛; 1990年02期; 3-9[yao_page]

钱乘旦:资本主义的变异与西方列国的更替

(一)

世界进入近代以后,一些西方国家前后勃起,成为世界性的支配力量。它们的勃起得益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最早起支配作用的国家是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它们体现着资本主义的重商主义发展阶段。

重商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早期表现形式,它既是一种理论,也是一种实践。重商主义理论认为:财富体现为贵金属,金银是真正的财富,其他都不是。一个国家若想富裕,就必须积累更多的金银,贵金属越多,国家就越富强。积累财富有两种方法:一是经商,二是掠夺。经商的目的是赚取货币(也就是金银),但只有少买多卖,才能积累财富,而不至于让金银流到外国去。掠夺则是更便捷的手段,可以把别国的财富抢劫到手。无论经商还是掠夺,其对象都必须是外国,因为国内的经济活动不可能增加本国的金银总量。这样,就引发了海外的冒险活动。在重商主义理论指导下,大规模的经商及海外扩张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

重商主义是国家的行为,经商和掠夺都需要国家保护,纯粹的私人活动体现不出重商主义的本质。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之所以最早走上重商主义舞台,就是因为它们最早建立了一种新的国家制度,即民族国家,在这种国家的支撑下,可以执行重商主义的政策。

民族国家是从中世纪的混乱状态中发育出来的。中世纪的西欧是这样一个状态:土地从君主往下层层分封,经大贵族、中贵族、小贵族一层一层向下。随着土地分封,行政、司法、经济管理、民事管理等种种权益与权限都一层层分解下去,造成了权力的高度分散。由此,中世纪西欧是一个破碎的社会,我们把这种状态叫做“封建主义”。在这种状态下,“国家”的意义并不大,起作用的是“领地”。中央政府(如果有的话)的权力是很小的,大大小小的封建主分割了社会。于是,“国家”的发展是没有的,西欧各地的发展程度基本上拉平。

民族国家出现之后情况就不同了。民族国家以民族为基础组建国家,形成了新的政治格局。在这个过程中君主起了重大的作用,他打败贵族,驱逐外敌,建立专制的统治,在完成内部统一的同时又把国家与“外国”区分开,成为“主权”的国家,而他自己就是“主权”的化身。为加强经济实力,君主推行重商主义,重商主义就成了国家的行为;这时,君主的利益恰好与民族的利益形成重叠,专制制度由此而得到了历史的合理性。

葡萄牙和西班牙在16世纪中叶形成了君主专制,初步建成民族国家,尽管仍保留许多封建的残余,但已经比欧洲其他地方先走一步了,结果也就率先走上贸易扩张与海外掠夺的道路。到16世纪末,他们先后完成海上“新航线”和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工作,并分别建立海上和陆上的大帝国。但葡萄牙和西班牙终究保留了太多的封建残余,他们的重商主义也停留在初期阶段,17世纪,两国开始衰落。

取代葡、西的是荷兰,荷兰的强盛是在17世纪。这时,它垄断了海上交通线,并在全球建立了许多殖民据点。荷兰也是靠重商主义立国,若非执行重商主义政策,荷兰这个小国不可能昌盛一时。荷兰把重商主义推向前进,它创造了近代的信贷、簿记和金融系统,并创造了银行。银行以国家为担保吸引资金,结果把整个欧洲的贵金属都吸引到荷兰,籍此,它建立了一个商业大帝国。但所有这些成就都有赖于一个基本的前提,即荷兰已建成民族国家。荷兰是在反抗西班牙的统治中构建了自己的民族国家的,荷兰通过近百年的战争取得民族独立,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这以后,它才能依靠国家的力量推行重商主义,有效地发展自己。由于是城市国家,荷兰在很早以前就存在一个市民社会,封建的因素比较少;同时,它建立的政治国家“联省共和国”也并非专制制度,这些是它相对于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优势所在。

(二)

18世纪,资本主义从重商主义走向工业主义,英、法是这个阶段的领头人。

英、法也经历了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由此而结束封建状态,完成国家的统一。在英国,民族国家形成的标志是都铎王朝的建立(1485年);在法国,则是波旁王朝的建立(1589年)。专制王朝形成后,英、法也经历了重商主义阶段,依靠国家的力量发展贸易,实行海外扩张,建立帝国。为此,英、法两国争夺了一个多世纪,最后英国占了上风,取得海洋霸权,建立世界大帝国。

重商主义在英、法两国发展到新阶段,即晚期重商主义阶段,它的特点是强调生产的重要性,提倡发展工业。它认为:商品是交换的基础,要想少买多卖,就必须自己有东西卖,为此应该大力发展国内生产,产品越多,可卖的东西就越多。它把殖民地看作是原料的供应地与产品的推销地,不再仅仅是掠夺的对象,而且是商业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晚期重商主义仍然把金银看作是财富的标志,但为聚敛金银,应该以发展生产来促进贸易。这样,关注的重心就转向生产了,从而为向工业主义的转变提供了思想准备。晚期重商主义使英、法能超越葡、西、荷,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向工业资本主义的转换还需要一个政治前提,就是克服专制王权。专制王权在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起过很大的作用,它克服了分裂,完成了统一,确立了国家的主权地位,但同时也把国家变成它手中的工具,可以为一己私利而损害国家的利益。发展到这一步,专制主义的历史作用就过去了,它应该让位于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在英国,克服专制主义的斗争起于17世纪中叶,完成于17世纪末;在法国,斗争起于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叶完成。

在克服专制主义的路途中,英国成为先行者。18世纪初,英国的社会与政治环境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更自由、更宽松,这就为工业革命创造了良好的政治与社会条件。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发生,与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分不开,在重商主义时代,英国的工业生产已经积累了相当深厚的基础;到18世纪,在合适的社会、政治环境保护下,工业革命渐渐酝酿成熟,18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在英国爆发。

工业革命改变了英国,也改变了世界。工业革命一旦在一国发生,其他国家就必须跟上,迟早要走工业化的路。法国是第二个启动工业革命的国家,这不仅因为法国离英国最近,最容易感受到工业革命的压力;而且因为法国也继英国之后推翻了专制主义政权,为国家的新发展扫清了政治障碍。19世纪30年代法国的工业革命开始了;18、19世纪,英、法两国主导了世界的潮流。

(三)

英、法两国工业化采用的是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在当时,为摆脱重商主义国家管理下的严格控制、解除专制政府对经济的束缚。人们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提倡自由而不受限制的经济发展,是有其道理的——没有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工业革命也就不会发生。在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影响下,英、法首先走上了工业化道路;其他较早进入工业革命的国家,包括美国、比利时、一些北欧国家、英国的北美殖民地等,也都用自由主义模式发展工业。自由主义经济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拒绝国家的任何干预,认为“看不见的手”是最好的手,国家的一切参与都不可取。但自由主义发展模式也有其弱点,而且并非普遍适用,后起的国家很难照搬这种模式,因为它们面临着追赶先行国家的局面,并且各个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也不尽相同。有些国家在追求工业化时,开始寻找其他方法,德国是一个典型。

德国到19世纪70年代才实现了统一,在此之前,德意志的民族国家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德国处于四分五裂之中,经济发展也就长期滞后,到19世纪中叶,总体而言是很落后的。从19世纪60年代起,普鲁士通过对外战争统一了德国,建立德意志帝国,这以后,德国经济快速发展,到20世纪初,它已经赶上并超过了英、法,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实行“赶超战略”的国家,创造了工业化的奇迹。

德国的成功归功于它创新的工业化模式,这种模式一反自由主义的经典信条,而把国家看作是经济发展的积极动力。英、法的自由主义模式已经暴露出它的弱点了:缺乏宏观调控,造成生产的混乱及无目的性,周期性经济危机,劳动者极端贫困,等等。德国的经济理论认为:国家应该发挥积极作用,由国家来指导经济,可以取得更好的效果。德意志帝国成立后,国家统治者接受这种理论,他们有意识地干预经济活动,制定发展规划,调节国家资源,用政策手段指导经济的发展方向,让经济为国家的目标服务。这种方法的确让德国经济高速度发展,在短期内赶上西欧先行国家。德国的这种模式叫“统制主义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新变异。到20世纪,有许多国家模仿德国做法,实行国家干预,其影响相当大。

德意志帝国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而且旧社会的势力很大,旧的统治阶级占主导地位,社会自由度很小。这种情况使德国在动用国家力量的时候相对容易,因而也就较宜于实行“统制主义经济”;但同时这也使德国在经济发展的时候难以推动社会其他方面的协调变化,从而造成片面与畸形的发展,这对德国后来的经历是很不利的。德意志旧的统治者掌控了经济发展的方向,使之为军事目标服务;德国高速发展的经济以军事工业为主题,加剧了德国的军国主义特征,这对欧洲和世界的和平都造成了威胁。

(四)

在德国高速发展的同时,美国经济也突飞猛进,取得令人惊讶的进展。美国在20世纪初也超过了英、法,成为后来居上的又一个例证。20世纪,美国得天独厚,它充分利用了各种机遇,变成世界第一大国。如今,美国集资本主义之大成,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典型。

美国原是英国殖民地,18世纪中叶通过独立战争建立国家,进入了民族国家的阶段。但是与欧洲相比,美利坚民族国家有两个特殊点,一是它在英国统治下已经越过了专制主义阶段,因此一建国,它就是一个议会主权的国家,不需要再经历克服专制主义的斗争、为新发展创造良好环境了。二是它独立的时候,英国已经处在工业革命的起点处,在英国影响下,美国多少是具备工业起步的某些条件的,其思想与物质的先期准备都不差。由此,在建国后,美国就一心一意图发展,不必在其他方面耗费太多的精力。19世纪30-40年代美国开始酝酿工业革命,50年代初具雏形,60年代南北战争后工业飞速发展,80年代超过英国,20世纪初它成了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经过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更得天时地利之助,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都被战争拖垮了,唯独美国,在战争中反而变得更富裕。二战后,它成为西方阵营的领袖,是两个超级大国之一。苏联解体后,它成为世界上唯一的一个超级强国,目前企图独霸世界。

美国的发展有这样几个特点:1.它在起步时采用的是典型的自由主义模式,这对一个在英国传统孕育中产生出来的新国家来说,是很自然的。但在发展过程中,原有的模式不断被修改,以适应新的形势,尤其是一战后的“新政”更是一次大变动。现在,美国经济中市场力量与国家力量实际上都在起作用,是典型的“混合经济”。经济模式的变动反映了美国国民性的一个重要特点,即:适时而变。2.美国不断追求新的技术,它的经济发展史实际上是新的技术不断被创造和运用的历史。它在工业革命起步时就向石油、化工、电力挺进,已经在英国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二战结束后它率先向高科技发展,形成了所谓的“高科技经济”。3.以高科技经济为基础,资本主义体现出它的当代特色,战后,美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以至许多人认为出现了“后工业社会”。美国是“后工业”时代的资本主义的代表,它是当代资本主义的集大成。另一方面,一个独大的美国企图独霸世界,这也是当代美国的特点。对此我们要说的是:与它的前任们一样,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简短结论:资本主义从发生到现在已经有几百年时间,其中,它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当代资本主义和早期资本主义已完全不同,和19世纪的自由资本主义也已经不同。资本主义是一个变化的过程,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资本主义的变化影响着西方诸国的沉浮。一国之强盛,或被他国所取代,都有其时代大背景。凡能够在资本主义某一发展阶段上捷足先登者,往往抢占发展优势,成为一个潮流的领头人。如此我们观察不同时代的领潮流者,便发现它们正是时代特征的体现者。新潮流是对旧潮流的承接与发展,新潮流的领头人必定有新的创建,正是这些创建改变了资本主义,使其在不同阶段上体现着不同的特征。新的创建改变了原有的潮流,也把创新者推到了前沿。从这个角度看,列国的更替并非是偶然,它与资本主义的变异形成一种相关的关系。(钱乘旦:南京大学教授,澳门科技大学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组成员)

法国大革命和法国工业化

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是“机器大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发展并取得优势地位的过程,也即通过发展科学技术,采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和科学管理方法,使各项工业技术经济指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过程。工业化是一个历史性概念。在人类历史上,工业的发展已经历过3次科学技术革命,每一次科学技术革命都不同程度地推进了工业化过程;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工业化又必然具有不同的内涵。工业化是一个整体性概念。工业化是一个国家整个国民经济中工业发展程度,与世界上先进的工业发展程度相比较的指标体系,而不是工业中某一部门、行业或某种产品的工业发展程度(《中国大百科全书(简明版)》”)。

法国工业化的过程与法国大革命密不可分,而其在这一过程中起的作用可谓功过参半。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起点是工业革命,它是从工场手工业生产向以工厂制为基础的大机器生产的重大飞跃,它引起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使传统的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变。18世纪60年代,英国最早发生了工业革命,而18世纪时与它经济水平不相上下且都迅速发展的法国在七月王朝时期工业革命才真正起飞。例如1763年法国商业和英国大致不相上下,或者,如果有区别的话,法国还稍微领先些。但不同的是法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增加劳动投入实现的而英国的经济增长更多的依赖于生产方式的变革,尤其是农业。1688年“光荣革命”奠定了英国君主立宪制政体的法律基础,此后100年里,英国逐步确立了以国会为中心的责任内阁制,而这种政治体制一确立作为上层建筑的积极作用更大地发挥出来,英国才开始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巨大发展和改造。

15世纪末叶~19世纪中叶西欧新兴资产阶级和新封建贵族通过圈地运动暴力剥夺农民使农村生产关系彻底变革。15世纪末叶、16世纪初叶,英国的对外贸易迅速增长,进一步刺激了英国羊毛出口业和毛织业的发展。羊毛价格不断上涨,养羊业成为获利丰厚的事业。英国圈地运动最早从工商业较发达的东南部农村开始。1640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后,私人圈地运动继续发展并不断扩大。尤其是从1688年起,政府公开支持圈地。到18世纪开始的时候,英格兰3/5以上的耕地仍未圈围而处于敞地制下,虽被圈者数量有限,但旧的共耕制的村庄公社已被摧毁。18世纪初期~19世纪中期 英国资产阶级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城市工业进一步发展,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因此,对农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加。地主贵族为了生产肉类和商品粮以供应城市的需要,扩大投资,改善土地的生产能力。同时加速进行圈地。资产阶级则大力鼓励圈地。政府通过议会立法使圈地合法化。于是生产关系的革命就在更加广泛的基础上深入开展。18世纪和19世纪,英国议会通过4763件有关圈地的法案,共批准圈占269万公顷共耕地和公有地,圈地运动扩及苏格兰和爱尔兰,可见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进一步促进了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圈地运动又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必要的粮食和原料,造就了一支自由劳动力大军和广阔的国内市场,积累了雄厚的资本为工业革命的开展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甚至可以说圈地运动可以看作是英国工业在19世纪居首位的一种先决条件。

与英国恰恰相反的是,18世纪后的法国的上层建筑却成为法国工业化的桎梏。进入18世纪以后,“君主专制到处都成了工商业(它们正在成为已经很强大的资产阶级手中日益可怕的武器)发展道路上的障碍”(马克思《马恩全集》。例如在经济上疯狂掠夺资产阶级,仅1717年政府颁布所谓的惩办投机分子和高利贷者的法令,拒此逮捕的金融界人士就达1500人,由于对这些人的逮捕多是莫须有的罪名,拿不出真凭实据,所以多数人在进行贿赂后获释。对于工商企业来说,国王或大臣的一纸命令就可能使其倒闭。波旁王朝的君主专制对资产阶级的经济掠夺,极大的减缓了资产阶级的投资热情,阻碍了法国经济的现代化。从税收制度来看法国有很多人是可以不缴税的,比如贵族等,沉重的赋税完全压在人民身上。这样,大多数的商品老百姓都买不起,同时大量的经济生产能力被用来为精英集团生产奢侈品。这意味着,法国市场容量非常有限,这使法国的多数企业很难维持,更谈不上进一步发展。总之,18世纪后的法国工业化迟迟难以起步,最大的障碍就是法国的君主专制,这一障碍的扫除的功臣是君主立宪派。君主立宪派是大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利益的代表,其主要人物有西哀士、拉法耶特、巴伊、米拉波等,由于他们追求的政治目标是君主立宪制,故称君主立宪派。君主立宪派执政后,面对革命的形势,首先颁布了《八月法令》,以法律的手段来改造封建制度,特别是在土地问题上,《八月法令》以赎买的方式废除了源于土地的封建义务和赋税。接着,君主立宪派又通过制宪会议发表了著名的《人权宣言》,确立了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法制和财产权等一系列原则,到1791年,君主立宪派制定了法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宪法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在政治上,改封建专制政体为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政体,中央实行三权分立,地方上消除封建割据,政令统一;经济上,废除各种贸易垄断,统一国内市场;宗教上,打击天主教。君主立宪派执政后所采取的措施和颁布的法令在革命过程中得以确立,在热月党人统治法国时期,掀起了第一次工商业创业高潮,法国的工业革命开始。在大革命的推动下,法国工业化开始起步了。但另一方面,大革命对法国工业化的发展从长远上看是不利的。革命中所形成的激进主义风格使近代法国的政局总是处于动荡之中,每一次政治上的更迭难免对经济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政府总是不断改变经济政策,以迎合其政治统治的需要,于是法国的工业化发展被操纵在一群政治官僚手中。”革命后建立的资产阶级上层建筑在改造工商业上的确起到很大作用,但对农业的改造却比例于工业化的进程。在1800年以前,法国的城市人口比例为12%,落后于英国23%,意大利17%,尼德兰37%,它的城市人口还没有达到足以允许“经济起飞”的比例。法国的小农经济较发达和其环境有一定的关系。法国三面靠陆,往北可通波罗的海,南可达地中海,与英国隔海相望,腹地则与德意志相连。法国总体上是一个平原国家,全国有80%的领土是平原和丘陵,整个地势西北低东南高。法国位于中纬度区域,全国绝大部分的地方介于北纬43度与51度之间,这使其绝大部分领土处于温暖带南北部,一部分处于亚热带北部,温带和亚热带以及地中海气候俱全,加上濒临海洋,故以法国气候温和,雨量适中,因此法国的农业向来发达,素有“欧洲农夫”的美誉。另一方面法国大革命进一步加强了小农经济。大革命中的雅各宾派政权联合广大人民群众,采取激烈的革命措施,6月3日~7月17日 颁布3个土地法令,废除农村中的封建特权,以有利于农民的方式拍卖没收的封建地产,大批农民得到土地,拿破伦在《民法典》中再次确保了农民新获得的土地。“革命立法加强法国农民个人主义的倾向,加强农民占有土地的顽强决心。大革命和帝国把法国社会的根基和过去一样深深扎在农村”。总之,那个特殊年代所造成的深远影响并未随着拿破仑帝国的覆灭而烟消云散,法国乡村的潜在力,影响力和约束力也许决定了它长期成为理清我国脉络所必须参阅的帐本 ”。(马克.布罗赫于1930年出版的《法国乡村史》使当时人们惊讶不已,从11世纪以来确立的“农民经济”会一直持续到居然包括了甚至超过了19世纪。事实上,直到1931年为止,法国农村人口是一直领先于城市的,而且法国的城市人口比例长期浮动于10%左右。“正是农业落后和产量低下才使古老的农民经济在法国久盛不衰,一直延续到距现代不远的过去,安德列.戈龙正确地写道:法国社会直到20世纪中叶基本上仍停留在农民社会和乡村社会的阶段。”乡村的富庶导致了农业不愿为工业服务的后果:农业拒绝供应城市充足和廉价的原料;由于乡村生活的富足,又有不少事干,农民往往宁可留在家里,使城市缺乏充足的劳动力;农村的富裕使资金很大一部分流向土地、房产和息金,导致流通领域缺乏充足的资金。乡村社会的稳定和封闭使近代法国城市陷入极大的困境之中。总之,法国革命后建立的上层建筑并未象英国一样在农业的生产关系的改造上起到巨大作用,因此也不能为工业化准备充分的市场、原料、劳动力甚至是资本,相反的却进一步加强了旧有的生产关系,阻碍了工业化的迅速发展。

法国工业化生于大革命的动荡之中,大革命摧跨了政治上的旧制度为它的诞生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但大革命进一步加强了旧的经济制度,又给它裹上双脚。使它不能急驰狂奔。

土地问题是每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的首要任务,它的解决程度与方式直接决定了革命的彻底性与近代化道路。我国史学界近年来对法国大革命,尤其是雅各宾派的土地革命及其后果作了广泛的研究。在讨论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彻底性比较问题、法国近代化速度缓慢等问题时,雅各宾的土地政策无疑成为最重要的焦点。十分遗憾的是,我们对雅各宾作土地革命的研究还失于偏颇,讲论中不是从纯经济的直观角度指责雅各宾派壮大了大生产将要消灭的小生产,以致延缓了法国的近代化速度,就是从完全的政治意义上去肯定它。我认为,这些看法都是不公正的,应该具体地分析雅各宾派土地革命的后果,而不是先扣帽子。

小农经济的大量存在及其发展是法国农业近代化的本质特征。革命前,小农经济占国民经济的绝对优势;大革命的土地革命又发展壮大了小农,使之成为法国农业近代化的支柱,而19世纪上半期的法国农业始终没有走出小农经济的范畴。

法国大革命前,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0%——84%,即总人口2700万中的2300万左右,其中小农又占农业人口的89%。③阿·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0—31页.金重远先生认为,大革命(主要指雅各宾专政)壮大了早已存在的小农阶层,并使之上升为阶级。⑨金重远:《法国大革命和土地问题的解决》,《史学集刊》,1988年第4期。从革命前至1802年,以诺尔省为例,“僧侣已无尺寸之地,贵族的占地从原有的22%下降到12%,而获利的资产阶级占有的土地从16%增加到28%,农民的土地则从30%猛增到42%以上。”[10]<法国革命史年鉴》,1975年,第4—5页;186—187页.诺尔省土地占有状况在法国革命时是较典型的。到1804年,第一帝国颁布法典,废除了长子继承制,“确立了每个继承者之间同等分配遗产的权利,正如象某些人所指出的那样,这部法典象压碎机一样把土地压得更加零碎了。”[11]陈崇武、金晓常:《关于法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主要特征》,选自《世界史论集》,上海市历史学会年会,1983年.法典不仅保卫小农在革命中获得的土地,而且加速创造小农,小农的力量更加强大了。"大革命不是破坏了小生产,而是确认了小生产的基础。”[13]阿·索布尔:《法国大革命的土地问题》,选自法国大革命史论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拿破仑掌权时,小农已是一片汪洋大海,如此众多的小农与雅各宾派的土地政策岂无关系? 法国小农的性质。法国革命后的小农已不是早期资本主义发展所动摇的宗法式的小农,而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小农,他们与美国的, 大农在本质上已无区别,只是由于法国小农的政治特性更多地保持了封建的小农意识,即需要专制。这样的小农与当时资产阶级的要求是同一的,他们可以为波拿巴这个资产阶级政权所容纳,并构成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一部分.历史分析应当重视阶段性的因果关系,还应注意长期性的发展规律。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核心内容都是土地关系的变革,但方式迥然不同,后果也各异。英国小农在革命前即呈衰落的趋势,而革命又加速了这一过程,它“加速了小生产的消亡:主要结果是资本主义农业的建立。”[20]阿·索布尔:《法国大革命的土地问题》,选自法国大革命史论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克伦威尔独裁政权的产生不是小农作用的结果,但却因没有小农作为基础而不久便夭亡了。英国近代政治、经济史上,小农作用衰微。克伦威尔独裁与拿破仑独裁命运也有所区别,克伦威尔独裁几年间便土崩瓦解,但法国的波拿巴主义却持续半个世纪之久.“在法国近代化进程中,小农长期占有居民的多数,并在政治上起到重大作用。波拿巴主义在法国近代史上反复重演,为时最久,表现最为典型,与这一阶级关系特点密切相联。”[21]申晨星:《卢梭思想与雅各宾主义、波拿巴主义》,选自《史学集刊》1991年第2期。小农在第二帝国灭亡前,经常与保皇主义、教权主义一起充当反革命的角色。1848年的小农先后同几个先进阶级为敌,并在12月10日的选举中,“记起了关于农民皇帝拿破仑的神话,创立了第二帝国。”[22]马恩选集》,第4卷,第296页。又一次将波拿巴主义推向历史前台。而这些小农,与雅各宾派的土地政策直接相联。法、美资产阶级革命在解决土地问题上的方式与性质无异,但影响不同,原因有二。首先,美国西部有广阔的尚未开发的土地,《宅地法》的实施确立了资本主义的大农庄式的农业发展道路,美国的农民与法国相比,应属大农,他们生产的手段也不同,政治态度也不同。法国则相反。其次,美国农民少有封建传统的束缚,思想先进,他们不能构成独裁的阶级基础。法国又相反。这说明,民主思想的实践结局也不一致,它会因历史的、自然的原因而结局各异。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从1789年算起,到1871年才算完成,期间有80余年之久.这一缓慢进程正是雅各宾派创造与壮大一直主宰着。[23]《列宁全集》,第16卷,第197页。

法国和中国都是农业大国,法国现代化是一种内生型现代化模式,了解和客观评价法国这种现代化模式,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发达国家现代化发展道路,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马生祥、端木美、陈崇武、楼均信. 马生祥的《法国现代化》(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和《大革命与现代化:1789_1830 年的法国》(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洪波的《法国政治制度变迁——从大革命到第五共和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端木美、周以光、张丽的《法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许平的《法国农村社会转型研究:19 世纪至 20 世纪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沈坚的《近代法国工业化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王家宝的《法国人口与现代化》(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端木美的《法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农民 妇女 教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陈崇武的《关于法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特征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5,1), 张庆海的《大革命前后法国农业近代化的本质特征》(《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2)小农土地所有制的长期存在,是法国经济发展缓慢的一个主要原因. 端木美的《农村劳动力流向与法国的现代化》. 程佩璇《论农民在法国近代政治现代化过程中角色的转变》. 张庆海<20 世纪法国暨中法关系国际研究会综述>.

18-19世纪法国城市发展缺陷及其对近代化的影响

指导老师:刘景华(武汉大学) 李宏图(华东师范大学)

(李栋,武汉大学历史学院2000级世界历史试验班)

【内容简介】在18—19世纪工业化浪潮的冲击下,西欧各主要国家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进行着向近代社会的转变,其中,法国由于其自身特点走了一条不同的近代化之路。作为从传统农耕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导航者,城市责无旁贷地肩负起法国经济近代化的历史重任。然而,在近代化初期,由于法国城市仍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农村,城市体系的分散和孤立以及国家的过分干预,共同构成了城市发展的阻力,导致城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未完全摆脱中世纪的阴影,同时也对近代法国经济发展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近代化   法国城市

尽管英国式的庄园制度一直被认为是最为典型的封建经济形态,但法国优越的地理环境和宽广的六边形国土显然更适合于农耕,法国的农民经济实际上自中世纪以来一直处于欧洲的领先位置。雄厚的农业基础奠定了近代文明的根基,从16世纪开始法国就已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动。可以确认的是,17、18世纪的法国拥有欧洲大陆首屈一指的工商业和对外贸易,本来按照一种单线的历史进化理论,法国从传统的农业文明向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进化应是一帆风顺的旅程,就像政治上的大革命一样,一场暴风雨过后,封建制度的污秽被洗涤得干干净净,但事实证明,工业革命并未一下子将法国带入到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中,法国人对于经济上的革命远没有他们的政治嗅觉那么灵敏,他们的反应是如此的迟钝,甚至于后起的暴发户美国和德国也一下子将其甩在了后面。为什么一向自我感觉良好的法国人在资本主义的竞争中让别人抢得了先机,为什么在其近代化过程中政治与经济的发展表现出如此的不协调,为什么法国摆脱传统的桎梏是那样的艰难,究竟是什么东西绊住了这位昔日欧洲大陆霸主的脚步?“难道是我国优越的自然条件才使乡村能够不顾风浪的袭击,将其领先地位延长到超过合理的界限?难道法国乡村的惰性及其无可否认的成就竟使法国长期陷于故步自封、因循守旧的境地,以至于在朝夕之间难以自拔吗?”布罗代尔在《法兰西的特性》中试图寻找出法国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为止的农民经济”的原因,实际上,这个问题仍是悬而未决的,谁也不能为法国的近代化进程承担主要责任,我们只是寻找一种更为真实的历史而已。如果说带给了人类理性光芒和自由、平等、博爱观念的18世纪是属于法兰西的世纪,那么带给人类工业文明的19世纪显然是属于英帝国的世纪,尽管英国人在政治上要比激进的法国人显得保守得多。不幸的是,历史恰好在18世纪和19世纪之间发生了转折。

(一)近代化视野下的城市

毫无疑问,城市作为工业文明的象征,财富与梦想的集聚地,应当成为近代化的指南针和导航仪。近代化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个城市化的过程。相对于农业的根基作用而言,城市则引导了社会发展的主流和前进的方向,正是城市促使了农民逐渐脱离乡村,从个体上成为现代人,同时乡村也日益城市化,有效地融入近代社会体系中。城市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每一项技术革新和生产发展的成果都首先在城市集中体现出来,城市倡导着社会生活方式和时代潮流,尤其当社会朝着现代工业文明演进时,城市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功用更加充分的体现出来。可以说,缺少了城市的角色,近代化将在农业社会的泥潭中迷失方向。

“城市是法兰西历史演变的路标、阻力和动力。” 法兰西“农民经济”的特征持续时间是如此之长,以至于我们时常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城市的存在。事实上,除了少数几个像巴黎、里昂、马赛那样的大城市外,或许我们还能记起波尔多的葡萄酒和曾经繁盛一时的香槟集市外,我们对法兰西的城市几乎一无所知。城市的兴盛曾给法兰西带来了无尚的荣耀。12、13世纪的香巴尼交易会吸引了欧洲大部分的城市,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正是接连不断地在特鲁瓦、普罗万、奥布河上的巴尔和拉尼轮流举行的交易会建立了一个经济世界的中心。城市对法国经济的贡献远不止于此,至少在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前,我们常能看见巴黎、里昂、鲁昂、波尔多、马赛、图卢兹在欧洲经济舞台上的身影,同德意志的汉萨同盟或是地中海的意大利城市相比,法国的城市并不显得自卑。当欧洲经济世界改变发展方向而法国的城市还在原地踏步时,蕴涵着法兰西特性的城市会怎样面对历史的挑战呢?布罗代尔所总结的法兰西民族的特性同样也适合于城市。“一个民族为求得存在,只能对自身进行无穷无尽地探寻,朝着合乎逻辑的演变方向实行自我变革”。

“城市最鲜明的特征表现于它在尽可能狭窄的地域内集中了最大量的经济活动,那里的人口因而十分密集。”农业、手工业、商业这三种基本经济形态只有在城市中才产生了最紧密的结合,共同构成经济发展的动力。尽管在以农业经济为特征的中世纪,城市只能依靠乡村的剩余产品而生存,但城市作为一种更加优越的文明和一种柔韧性很强的经济体系,它们比农村更能忍受百年战争的灾难和考验。当近代经济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时,城市的优势更加明显的体现出来。城市依靠其蒸蒸而上的资本主义,依靠其新奇、精巧的经济,居高临下地控制着周围的农村世界。“城市的逻辑——在于确保其作为上层建筑的优势地位,对城市来说,存在就意味着统治。”因为只有当城市真正确立对乡村的统治,调节整个周围地区的经济生活,并按照城市的要求改变其面貌时,我们才有理由相信,一个以市场为主体,以交换为特征的近代经济体系的形成。“因而,确立和衡量城市重要的因素,正是它实施其统治能力以及它所控制的地域的大小。”城市发展进程的三个突出特征是:城市对当地多数工场实行兼并;手工工匠开始在城市开设店铺,推动城市市场的发展,行业的分工和专门化;最后是城市商人的存在,他们迅速对远程贸易发生兴趣。事实上,一个合理的经济结构应是以城市为中心,向外不断作圆周运动的结果,即随着城市统治能力的增强和控制区域的扩大,形成一个类似同心圆结构的经济体系,一些起着中间站作用的集市和城市就分布在这一系列同心圆的不同地点。“紧贴城墙,专门种植蔬菜和水果的农业区只构成城市外围的第一个圆圈,城市的胃口极大,它的食物供应区和势力范围不是一个区域,而是一连串呈同心圆形状的区域:牛奶和蔬菜产区,谷物产区,葡萄产区,畜牧区,森林区,还有远程贸易区。” “城市与村庄,城市与集镇,城市与城市的众多联系不厌其烦的编织法兰西的物质生活网,而城市则在其中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于是,法兰西的躯体就因这种“村庄——集镇——城市”的结构模式而显得牢固、稳定。处于经济体系中心地位的城市就不可推卸地肩负起向四周传播崭新生活方式和提高经济水平的重任。

(二)乡村的桎梏

城市与乡村似乎一直处于水火不容的境地。作为上层建筑的城市,必然行使其统治职能,使乡村完全臣服于城市,同时摆脱乡村狭隘的地域范围,寻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城市获得独立的地位是其进一步发展的前提。然而,城市又无法脱离乡村,它必须依靠周围邻近乡村的供给才能生存,尤其是对法国这样一个以中小城市为主的国家。怎样处理好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便成了向近代化转型的关键。如果处理得当,是有利于双方发展的。布罗代尔在《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中认为城市和乡村恰好为兴办实业的商人和国家提供了一种交替机制,使工业在城市与乡村这两个活动领域之间来回的转换,“从城市到乡村,从乡村到城市”,根据经济情况作出灵活性的调整,既为城市的持续发展提供弹性的空间,又将乡村日益纳入城市的轨道之中,从而实现一种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状态。这样我们可将城市与乡村看作是一种互动的关系。一方面,城市与周围农村保持一种紧密的关系,使乡村成为城市的经济领地,从中不断吸取养分以获得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城市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从乡村经济形态中分离出来,以其经济优势不断挣脱农本经济的桎梏,破坏和瓦解传统的封建经济结构,并用现代的经济因素去影响和改造乡村,使其向新的经济形态转化。然而,法国的城市却未能跳出乡村狭小的天地。在早期工业化阶段,城市的资金和技术的确是转向了乡村,法国的乡村工业也发展得并不逊色,但在这之后的几个世纪中,城市前进的步伐似乎陷在了乡村的泥淖中,它对乡村产生了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怀,始终难以超越这个过渡阶段,城市从此就堕落于乡村迷人的风光之中,而忘却了其应承担的历史角色。

“法国乡村的潜在力,影响力和约束力也许决定了它长期成为理清我国脉络所必须参阅的帐本 ”。马克.布罗赫于1930年出版的《法国乡村史》使当时人们惊讶不已,从11世纪以来确立的“农民经济”会一直持续到居然包括了甚至超过了19世纪。事实上,直到1931年为止,法国农村人口是一直领先于城市的,而且法国的城市人口比例长期浮动于10%左右。在布罗代尔看来,正是法兰西的特性塑造了“直到20世纪为止的农民经济”,并且这种农民经济的特点已经给法国的深层历史打上了烙印。“农业既是经济的命根子;它本身又反映着法兰西的某种观念”。“正是农业落后和产量低下才使古老的农民经济在法国久盛不衰,一直延续到距现代不远的过去,安德列.戈龙正确地写道:法国社会直到20世纪中叶基本上仍停留在农民社会和乡村社会的阶段。”

那么,法兰西的特性究竟是如何塑造了乡村社会持久而迷人的魔力,或者说是顽强而倔强的生命力,以至于对整个法国社会起了根本性的影响。或许上帝在赐予法兰西人优越的地理环境时并不曾想到这将决定了整个法兰西民族的命运。法国的六边形国土占据了欧洲大陆的心脏地带。三面临海,三面靠陆,往北可通波罗的海,南可达地中海,与英国隔海相望,腹地则与德意志相连。法国总体上是一个平原国家,全国有80%的领土是平原和丘陵,整个地势西北低东南高。法国位于中纬度区域,全国绝大部分的地方介于北纬43度与51度之间,这使其绝大部分领土处于温暖带南北部,一部分处于亚热带北部,温带和亚热带以及地中海气候俱全,加上濒临海洋,故以法国气候温和,雨量适中,因此法国的农业向来发达,素有“欧洲农夫”的美誉。1000年来上天似乎特别厚爱法国,优越的自然环境也造成他们懒惰的习性,就像普罗米休斯能盗天火造福人类,但无法阻止潘多拉盒子带来疾病、罪恶作为上帝给人类的惩罚一样。

法国人都是天生的贵族,就像那只高昂着头藐视一切的高卢雄鸡一样,法国人自认为是世界上最有教养和文化的民族。英国人在他们眼里只不过是一群乡巴佬而已,还装模作样的摆出一副绅士风度,殊不知他们这一套都是从法国人那里学过去的。美国人就更别提了,只是一群发了横财的美洲印第安人,根本不配谈什么文明。法国人高贵的民族精神和天然的艺术气质为人类文明创造了一大批宝贵的精神财富,同时,贵族文化也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这是一个崇尚高贵、典雅、豪华、奢侈的民族,人们以向往和模仿宫廷生活为时尚,因此,在法国社会等级中,资产阶级是被列入第三等级的,尽管他们也许很有钱,但他们是没有社会地位的。与英国社会相反,法国出现普遍的资产阶级贵族化的倾向,他们的利润不是用来扩大再生产,而是用来置买土地爵位,他们一旦赚到钱之后就马上脱离那种遭人鄙视的经营活动。“这种对贵族生活的渴望,究其根源,是出自对持久和稳定的迫切要求,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自己具有一种暂时的和过渡性的基本特点,因此,它本能的要通过获得某些永久性的东西来抹掉这种特点。整个阶级的集体意识使它懂得尽管财富造就了资产阶级,但资产阶级却只能靠财富以外的手段获得公认。”

春秋网http://bbs.cqzg.cn地理环境和人文传统的作用,必然决定了乡村在经济活动中的持久影响力。近代城市一直试图确立对乡村的统治地位,却不由地深深为乡村所吸引。下面我们就以18世纪的卡昂城为例,来看一下法国的城市为何如此地迷恋于乡村之中。卡昂城规模不大,或者正因为如此,它可充当城市的典型,因为法国除了前面所列举的12座大城市外,大都是像卡昂这种二等城市,它们极其广泛地存在于法国国土之上。18世纪的卡昂城既没有完全摆脱以往几个世纪的痕迹,却又已经置于新选择的束缚之下,因此是我们观察处于转型时期城市极佳的实例。卡昂地处肥沃田野的中心,在奥恩河畔拥有一个港口。像大多数城市一样,卡昂照例也拥有一系列同心圆般的经济区以满足城市的消费需求。第一道圈是“蔬菜种植区”,以园地为主,包括市内的草场,主要提供蔬菜和牛奶;第二道圈是卡昂辽阔田野上肥沃的冲击层土地,几乎完全种植小麦,因而粮食供应有充足的保证;更广的一圈是饲养牲畜和生长小树林的区域,可提供牛、羊、猪等肉类产品。同时临近海洋的优势便利了同外界之间的交换和提供丰富的鱼类产品。卡昂当然也维持了许多工匠和店铺主的存在,以满足城市的日常需要。因此,卡昂城享有令人羡慕的安定而又富足的生活。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此时原始工业已在城市中立足生根,但手工工场并未获得广泛的发展。卡昂乡村的富庶导致了农业不愿为工业服务的后果:农业拒绝供应城市充足和廉价的原料;由于乡村生活的富足,又有不少事干,农民往往宁可留在家里,使城市缺乏充足的劳动力;农村的富裕使资金很大一部分流向土地、房产和息金,导致流通领域缺乏充足的资金。因此,仰仗土地安居乐业使人养成一种反对任何冒险的心理,对尚无把握和带有风险的投资充满疑虑。卡昂因此难以接受新事物或新诱惑,整个城市昏昏入睡。如果没有强大的外来冲击力,是很难打破卡昂这种稳定的局面的。确实,对于一个因循守旧,“坐收息金”,安享太平的城市,怎么可能推动得了?卡昂满足于本地的乡土生活,眼界之狭窄,只看得到老圣艾蒂安城堡的塔尖和男女修道院华美的屋顶,并且以重农学派的贤明通达而自鸣得意。总之,家庭条件过分优裕,很少受到困难的追逐,见不到面前的挑战,不幸也就随之降临。

乡村社会的稳定和封闭使近代法国城市陷入极大的困境之中。本来就先天发育不足,再加上缺乏乡村有力的供给,城市自然就很难获得健康的发展。乡村工业的兴盛非但没有成为城市发展的动力,反而再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城市的发展。“这种农工合一的经济结构,使农村社会自给自足,自我封闭,不仅能够独立于城市之外而稳定存在,而且可以有效的排斥来自城市的影响,阻碍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渗透。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农业与制造业直接结合引起的巨大经济和时间的节省,在这里对于大工业的产物提出了极顽强的反抗。”城乡两大集团之间的关系不是互为补充,甚至还成为了竞争的对手。乡村制造商们利用自身灵活便利的优势和特权的庇护,不断向城市的统治地位发出挑战。“对里而来说,主要的困难还在于,具有悠久历史的乡村工业不但不服从城市企业的命令,而且在集镇的周围单独组成团体。”乡村工业的膨胀使城市企业不得不花费很大精力去寻找充足而廉价的原料供应,城市企业还必须随时面对成本低廉的乡村工业的竞争;同时由于乡村工业吸纳了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人口,使农民在从事工业活动之余还能有时间来照看属于自己的一小块土地,这样城市对农民自然就没多少吸引力了,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一直成为早期城市面临的困境;当然,资金的匮乏也一直困扰着城市的发展。乡村工业中所获得的财富并未像我们所想象那样大部分回流到城市,相反,“乡村仿佛是个陷阱,使资金被固定在那里,而不能充分加以利用”。“当地的大资产者,特别是批发商,已实现了资本积累;他们利用大革命出售国有产业的机会,购买大批地产,他们拥有的地产是大大扩展了,但资金却因此周转不灵”。总之,乡村社会长期而顽固的存在及其超强的稳定性一直是制约城市发展的藩篱。

(三)城市体系与市场的分散

单个零星的商业交换活动并不可能产生出资本主义,只有形成有效的市场体系,发展到一定规模,形成一个商业循环动力圈,建立真正的经济运作体系,资本主义才有兴盛的可能。资本主义的开端是以世界市场的开辟为标志,而世界市场不是乡村工业本身所能创造出来的。只有当具有贸易中心的国际商业网和贸易的国际分工日益明确时,以特大型工商业城市为基础的世界性市场网络形成,资本主义的萌芽才会成长为参天大树。从这点上看,法国城市不合理的布局以及相互之间几近隔绝的状态,是很不利于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即使出现了像巴黎、里昂、马赛这样的国际性大都市,也只不过是黑暗中的一两点星辰,最终也无法照亮法兰西的整个天空。

根据巡按使的调查,1787至1789年间,法国城市人口可得出以下的统计数字。按高居榜首的12个城市顺序排列:1.巴黎,524186人2.里昂,138684人3.波尔多,82602人4.马赛,76222人5.南特,46332人6.鲁昂,64922人7.里尔,62818人8.图卢兹,55068人9尼姆,48360人10.梅斯,46332人11.凡尔赛,44200人12.施特拉施堡,41502人。居民超过3万人的城市还有:奥尔良、布雷斯特、蒙比利埃、图尔、特鲁瓦、兰斯。如果按照中世纪欧洲5万人的大城市标准来看(实际上近代大城市的标准应是10万人),法国占了8个,这似乎与其欧洲大陆霸主的身份不太相称。可以说,上面所列的12个城市应代表了当时法国城市的最高水平,剩下的就是一堆零星的散乱在广阔国土上的次等城市和集镇了。在1800年以前,法国的城市人口比例为12%,落后于英国23%,意大利17%,尼德兰37%,它的城市人口还没有达到足以允许“经济起飞”的比例。

这些大城市之间并没有构成一个统一的市场体系,这也许与其分布有关。其中4个城市是港口城市:鲁昂、南特、波尔多、马赛。另4个位于陆地边境:里昂、施特拉施堡、梅斯和里尔,剩下3个内陆城市:巴黎、图卢兹和凡尔赛。总的算来,在12个大城市中,地处边沿(海边和陆地边境)的城市居多,这些边沿城市一脚留在法国境内,一脚跨出法国境外。他们与国外市场之间的紧密联系似乎使他们有独立于法国经济体系之外的倾向。马赛,更确切的说是个地中海城市,“甚至长期拒绝承认是法国的城市”。“除巴黎和图卢兹外,正在迅速成长中的大城市绝大多数都在法兰西‘外围’呈半圆形布局:南特、波尔多、马赛、土伦、里昂、施特拉施堡、里尔,达让松侯爵在他的回忆录中常说,王国内陆简直是个虚有其表的‘空架子’。”法兰西民族市场迟迟不能形成,使各个城市陷入彼此孤立的境地,并且导致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法兰西国土尚缺少凝聚力和经济整体性。“在工业革命之前,法国境内的每一块地方,无不是关起门来过自己的小日子”。一般地讲,有多少座城市,就有多少种格局,有多少个“社会方程式”。总之,每座城市都各有其特定的社会地位,独立的品格和特殊的命运。事实上,一直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兰西的经济是混乱不堪的,城市之间的经济特点缺乏明显的互补性和依赖性,以至于不得不经常定期举办一些交易会来促进城市之间的经济交流。尽管城市的扩张不断将法兰西的每一片领土包容进巨大的商业市场中,“但无论是法兰西国家还是最先进城市的资本主义,都对于法国过于庞大的国土,不能实施完全的统治。”

其实,如果单就伦敦和巴黎相比,作为欧洲最繁盛的两座城市几乎是不相上下的,但英国的优势在于伦敦是作为一个城市体系中的明星而存在的,而巴黎却似乎并未体现出作为首都的影响力和辐射力。英国国土面积小,地理差别不大,河流和运河纵横,公路和铁路密如蛛网,方便的交通把全国大中小各类城市连接起来。这样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市场体系,便于商品自由流通和人口迁移,充分利用国内资源和市场,形成经济发展的整体性。“国土之大足以构成一个民族国家,国土之小恰好便于统一全国的经济。”法国过于庞大的国土使经济生活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法国领土辽阔,外省如群星灿烂,各展异采:由于缺乏互相交流,据巡按使们说,它们以自给自足为主,有的省份抱残守缺,死守陈规旧习;另一些省份跃跃欲试,颇想有所作为,但终究因路途遥远,鞭长莫及,或因曲高和寡,而与其它省份相脱离”。“法国命乘运蹇正是由于国土宽广,因而单靠为民族经济服务的一个城市的力量,即使是巴黎,也不能够安排好本国的经济。”⑥只可惜市场的覆盖范围并不是以地理疆界为依据,法国近代化过程中始终难以有所突破,就在于原本庞大的市场由于地域的分割而显得相对狭小,如同世界市场的形成一样,一个规范完善的流通体系对于构造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是至关重要的,而这个体系的载体就是交通运输能力。

且看1830年前后法国的形势。运输的急剧增长使前半个世纪道路建设取得的成就显得微不足道。经济学家杜若瓦耶毫不留情的指责,在法国的公路上,车辆密布颠簸,行驶艰难,车辆在“交车时稍有不慎”,难免在道路边颠覆。尤其,运输费用极其昂贵。技术和费用似乎都已达到了某种极限。“整个体系不但不能有所改善,反而越来越不适应新的要求。”尽管各种运输手段广泛存在,大道和小路以及水路即可能向全国每一个角落延伸,驿道的兴建也进一步加强了不同地区的交流,但法国幅员辽阔,使民族市场建立困难重重。法国的经济并不是统一的整体,它由一系列外省所组成,各省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使道路的修建也带有地方性,即使由各省巡按使规划设计的大型工程也很少超出地区经济和地区需要的范围。尤其,“这些交通要道远不足以把地区道路网联成一片,为地方需要而建设的道路多半处于对外封闭的状态。在铁路问世前,法国还没有形成真正的民族市场。”

尽管我们不赞成某些经济学家“日益衰败的法兰西”的说法,但无可否认至少到19世纪末法国经济依旧没有腾飞的迹象。“从整体上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法国的资本主义既不是完全的成功也不是完全的破产,在开放而有生气的世界经济中,它是一种体系缓慢而艰辛地发展的产物,在这个体系里法国资本主义很难证明有必要建立适应世界经济需要的大型生产单位。这样的生产扩展遭遇到自然和社会的障碍,因为能作为群众市场的国内市场只能容纳有限的产品”。市场向来是决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在与英国争夺海外殖民地失败后,国内市场显然成了最后的依靠,但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都没有足够的消费能力吸引住投资者的热情,他们宁愿将大笔资金借贷到国外,以收取利息为生。这样国家即缺少了强大的资金来源,又进一步造成市场的狭小。尽管“农民收入在19世纪40年代和80年代之间也许几乎翻了一番”,“工商业中工资收入者的报酬从1845年的11亿法郎上升到1890年的78亿法郎”,但始终未能形成带动市场需求的大量消费,“占支配地位的非工资收入(超过55%)倾向于维持按照社会阶级和地区不同而不同的消费模式,尽管全国市场是统一的。”

(四)政府的干预

政府虽然从来不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但政府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它必然会对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崇尚自由主义的英国人强调政府不要干预经济活动,最好的政府就是什么也不管,英国的城市是在同王权的斗争中逐渐取得独立的地位,在市场的充分作用下发展起来的。而近代法国的城市则一直处于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下,大革命的后果则加强了这一趋势。

根据1787年的官方统计,法国共有大小城市1000多座,确切地说使1099座,它们虽已经不同程度的摆脱了领主制的羁绊,但以后依旧保存着领主制的残余。他们争取独立自主的努力遭到教会和国王两大权力机构的抵制。城市一直是国王的重要财政收入来源。

国家很早就把城市置于它的监护之下。国家对城市的财政收支、税收、债务、借贷和偿还都进行严密的监督;关注城市的物质生活和物质供应;通过推广官职捐买制度,使各市政官职由推选改为捐买,即由所谓“商人”购买公职;并从城市收益中提取很大一个比例。最后,国家还在城市发行公债。总之,城市的资金就这样被国家变着法子所占有和挪用。

旧制度下的法国到处关卡林立,国家对各地不同的经济利益并没有好的办法使之统一起来。在城市与乡村的对抗中,政府不再持“不偏不倚”的立场,转而偏向农村。1762年的命令明确作出规定,“破除可能阻绕工业进步,特别是乡村工业进步的各种障碍。”旧制度后期的法国深受重农思想的影响,当然在经济政策上对农村有所偏好,城市无疑是其最大的受害者。

18世纪国家大力兴办公共工程,例如国家所提倡和关注的城市建设、公路网建设,但国家只是提倡而已,并不肯拿出多的资金,几乎完全是由地方财政提供资金,导致给一些投机分子以发财的机会。“城市困难重重,步履蹒跚,而国家的贪欲偏偏太大。”

按照一般的逻辑推论,正是法国大革命促使了封建制度的瓦解,扫清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障碍,由此才开始了法国的近代化之路。显然,革命在打碎一个旧世界方面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但用革命的手段去建设一个新的法兰西是否真的有效就很难说了。法国的近代化之路的坎坷使人们不禁对大革命带来的影响产生了疑惑,到底是路易十四还是拿破仑更适合带领这个国家走向近代化。“根据莱维—勒博耶意见,大革命和帝国产生的经济后果是‘一场民族的灾难’”。“大革命把资本赶往国外,通货膨胀毁灭了有储蓄的人们,它不利于生产性的投资,有利于投机方式的投资。大革命和帝国毁灭了法国巨大的海上贸易”。“拿破仑的保护主义渐渐不再是促进工业的因素,而变为战争的工具,这点就是保护主义失败的原因”。 “革命立法加强法国农民个人主义的倾向,加强农民占有土地的顽强决心。大革命和帝国把法国社会的根基和过去一样深深扎在农村”。总之,那个特殊年代所造成的深远影响并未随着拿破仑帝国的覆灭而烟消云散,随后的历史证明这场革命更深层的意义远不止于推翻了一个封建王朝,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塑造了19世纪乃至20世纪法国的形象,包括政治的,经济的,也许更多的方面。[yao_page]

(五)法国近代化道路的特殊性

18—19世纪是近代化转型的关键时期,而法国的城市偏偏陷入发展不足的窘境,“从18世纪起几乎直到今天,城市确实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但法国的近代化之路并未因此而停顿下来,而是根据自身的特点有秩序地持续性地朝着近代化的方向演进,既未出现持久不变的加速增长,也未陷入可怕的停滞状态。因此,法国的近代经济发展既不能完全由城市来承担责任,又多少受到城市发展缺陷的影响。

乡村社会的命运长久地与法国历史联系在一起,无疑是不利于近代城市成长的。乡村社会承载着法国历史的积淀,是法兰西民族的根基所在,近代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意味着对乡村社会的彻底改造,从制度到农民本身,遗憾的是改造过程并不是在城市的控制下展开的,由于缺少来自城市的巨大冲击力和先进经济因素的引导,乡村的自我改造显得十分缓慢而且缺乏成效,延续了上千年的习惯与传统顽强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寻找生存的空间,因而它必然会对法国近代化的方式与特点发挥潜在的影响力。

法国近代城市似乎总喜欢单枪匹马式的英雄主义作风,并且拒绝将自己归入法兰西经济发展的整体中,而过于宽广的国土则加剧了分散和孤立的倾向,这样至少导致了两点后果:一方面,尽管某些城市取得了一些进步,但城市发展缺少系统性和整体性,始终难以形成对国家经济的巨大影响力;另一方面,地域分化严重致使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法兰西经济缺少统一性。城市体系迟迟不能形成,市场因而只能局限于狭小的地域范围内,不能扩展为全国性的统一市场,因而造成容纳力相对有限,不适于近代经济发展的规模化要求。

尽管近代法国奉行英国式的自由主义,但政府却一直未放松对经济活动的监管。或许是对企业本身的能力不放心,或许是为了维护旧贵族的利益,更多的则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政府一直未让城市真正获得自由的发展空间,相反以各种借口加重对城市的勒索。城市总是处于任人摆布的地位,甚至往往成为战争和动乱的牺牲品。大革命所形成的激进主义风格使近代法国的政局总是处于动荡之中,每一次政治上的更迭难免对经济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政府总是不断改变经济政策,以迎合其政治统治的需要,于是法国的近代化发展被操纵在一群政治官僚手中。

18―19世纪的法国城市大都像前面所描述的卡昂城一样,似乎还未找准近代化的感觉,依然沉浸于传统的梦幻之中,然而,工业革命所造成的历史转折却毫不留情地席卷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在传统和变革势力的不断调和与相互妥协下,法国的近代化趋势已不可逆转。传统的影响是那样的根深蒂固,不可能在朝夕之间完成对整个民族的近代化改造,变革的力量势必会遭到传统顽强而有力的抵抗,同时工业革命又为法国指明了近代化的方向,一切历史演化的结果只能是朝着这个方向迈进,因此,传统与变革的因素不断的交融并相互作用,最终以一种渐进而平缓的方式表现出来,法国的近代化或者说法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便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样,虽然缺少了波澜起伏般的激情,但也保证了法国社会的正常演进。

春秋网http://bbs.cqzg.cn最后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法国近代化道路中所体现出来的特点以及其城市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不正是由法兰西的特性所决定的吗?

1.《现代法国经济史》【法】佛朗索瓦·卡龙著商务印书馆 1991

春秋网http://bbs.cqzg.cn2.《法国通史》张芝联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3.《法兰西的特性》(卷一)(空间和历史)【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 商务印书馆 1994

4.《法兰西的特性》(卷二)(人与物上)【法】费尔南.布罗代尔 著 商务印书馆 1995

5.《法兰西的特性》(卷三)(人与物下)【法】费尔南.布罗代尔 著 商务印书馆 1997

6.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1993

7.《对立与统一:城市发展历史逻辑新论》李其荣著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0

8.《现代化:历史、理论与反思》周穗明等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2

9.《近代法国工业化新论》沈坚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10.《法国农村社会转型研究》许平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11.《西欧中世纪城市新论》刘景华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0

12.《欧洲经济史》【意】奇波拉著(第四卷工业社会的兴起)商务印书馆 1991

13.《法国资产阶级史》【法】雷吉娜.佩尔努著 (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1

14.《千奇百怪法兰西》车耳著 时事出版社 1997

15.《在传统的网罗下——徘徊困惑的法兰西》韩忠富著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8

16.《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近现代经济发展史》金波著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4

17.《法兰西第二帝国史》郭华榕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18.《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美】詹姆斯.W.汤普逊著 商务印书馆 1992

19.《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兴衰史》楼均信主编人民出版社 1996

20.《法兰西第一至第五共和国论文集》楼均信主编东方出版社 1994

1.《中国的法国史研究》陈崇武《历史研究》1998.3

2.《中国法国史研究五十年的回顾与展望》楼均信《浙江学刊》2000.1

3.《关于法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特征问题》陈崇武金晓常《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5

4.《关于法国近代经济发展若干问题的再思考》沈坚《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7.6

5.《法国近现代经济史研究概述》沈坚《世界历史》2000.4

6.《重估近代法国工业化的“失败”》王玉华《世界历史》2001.6

7.《近代法国城市化初探》计翔翔《世界历史》1992.5

英法小农经济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19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与法国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但是“工业革命”——十八世纪中叶以后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到工业占优势的那种经济的逐渐转变时期——这个概念一直受到非议,人们对于有没有一场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开始的时间以及工业革命产生的影响都存在争议,然而,保罗·贝罗奇从另一个角度对这个概念进行了修正:“工业革命首先是一场真正的农业革命,这场革命在它发生的社会里容许和促进工业和采矿部门有史无前例的发展。”[1]由于“革命”这个词的使用,人们也许对保罗的关于“农业革命”概念的使用也存在疑问[2],但不可否认的是,农业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一种表现即农业平均剩余率的提高,“发生在工业革命前的农业生产制度的深刻变化,结束了那种特殊的僵局。随后的生产能力增长出现40到60年的过渡时间,在这段时间把平均的剩余氯,从25%提高到50%或以上。这样,在人类历史上首次超过了我们可以称为饥饿危险的界限;或者说,即使遇上真正的歉收,不会像过去那样造成严重的匮乏或真正的饥荒了。农业革命——因为农村生活发生如此深刻的变化,可以正确的这样叫——结束了僵局,突破了束缚,从而为工业革命铺平了道路。”[3]

英国和法国率先完成了产业革命,那么是否这两个国家真的如保罗所说的那样存在一场农业革命?如果存在,那又是一场怎样的革命?学者们至少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即英国农业和法国农业的发展道路并不相同。在马克思那里,英国农业是近代农村演变的古典型式,是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典型,小农分化为农业资本家与雇佣劳动者,而农业伴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而现代化,在这个过程中小农社会和经济的彻底转化,使得小农这一名词不再适用于英国农村[4]。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大约在1750年,(英国)小农消灭了。在18世纪的最后几年间,农民共有地的最后痕迹也消灭了。”[5]而人们普遍认为法国农业是一种典型的小农经济,“在法国……单个农民所拥有的耕地通常面积很小且比较分散。”[6]正是由于上述的这种不同,使得英法两国成为很多学者所乐于放到一起比较的典型,而英法两国完成工业革命的先后,更是为比较两国农业发展不同路径的人们,提供了绝好的佐证,简而言之,即英国的农业变革推动了产业革命的进行,而法国的小农经济更多的成为顽固、保守的代名词,使得法国经济发展落后于英国。比如乔治·勒费弗尔认为,法国农业经济的落后源于小农的保守性,源于他们为自身利益而力求保住的农村公社里的村社权利。而霍布斯鲍姆认为,法国农业落后的原因在于小农和小手工业者为自身利益而极力维护的旧的经济体制[7]。韦伯则从另外一个角度做出比较,“今天的英国农民多半是个出色的企业家,为市场而生产,他们几乎都将土地出租……市场先于农民而出现,但在欧洲,农民的土地,多是继承而来的,而农民生产的主要目的是直接为生存需求而非供应市场,在欧洲,市场后于农民而出现。当然,欧洲农民多年来也出售剩余产品,并且于织布和纺毛之外也必然要通过贸易来解决其他生活需要,但是两千年来,欧洲农民都主要不是为利润而生产的。”[8]显然,韦伯所指的“欧洲”包括着法国。布瓦认为,资本主义在英国的起飞与在法国的相对迟缓是由于阶级之间不同的力量平衡所致。英国农民不能抵抗领主的压力,因而有利于农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兴起及剥削农民土地运动[9]。黄宗智也提出,“法国的小农家庭式农场,在工业化发生之前及其发生过程中比英国的家庭农场顽固的多。”[10]这种认为法国小农力量过强以致阻碍变革的观点并不在少数。

不过,也有不同的观点。已经有很多学者对马克思的经典论述产生怀疑,在他们看来,应当重新审视英国农业史的研究,比如对圈地运动的规模、对英国自耕农的命运、对于英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典型性等等的质疑,变得越来越多。许多历史学家如哈蒙德(Hammonds)、劳恩阁下(Lord Ernle)、哈斯巴克(Hasbach)、曼陶克斯(Montous)、特里维廉(Trevelyan)、利维(Levy)和斯莱特(Slater),批评圈地政策偏向大土地所有者,同时也批评调查委员会[11]的工作带有偏见,以及有实力的大土地所有者对小土地所有者施加的压力。圈地运动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被指责为应当对小农场的消失,以及小农场和农民失去可以放牧的公共土地的权利负主要责任。由此产生的结果(这一点目前还有争议)是这些小农场主和农民不得不减少其所拥有的牲畜的数量,它同时也意味着自己则在工业领域中去谋取一份工作。其他一些历史学说,(如艾什顿、克拉潘(Clapham)、塔特(Tate)、哈特(Hunt)、吉姆巴斯(Chambers)和明吉(Mingay)则认为圈地运动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被夸大了,他们认为小的土地所有者对圈地运动的反对并不是普遍现象,调查委员会也认真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1793~1815年间,小农场的数量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还有所增加,圈地运动极大的促进了生产力的集中,乡村人口并没有被推向工业领域,相反,他们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一般情况下,他们会被吸引到工资相对较高的部门,当然随着人口的增长,劳动力的供给是有保障的[12]。肇始于马克思的英国小农消灭的问题,也引起了极大的争论,汉斯·豪斯赫尔的研究认为,1831年英国农业总人口(不包括爱尔兰)约达100万户,确切的说为961000户,其中275000户是土地所有者或租赁者,其余为雇佣劳动者275000独立户中有130000户,以即47.3%,不雇佣劳动者而经营自己的土地,这就是遗留下来的小土地所有者,1851年的数字更精确些,它说明英国和威尔士的全部耕地是2470万英亩,每个经济单位平均111英亩。少于100英亩(等于40公顷)的农场所占的面积,远少于总面积的四分之一,接近100英亩这样的地产在大陆早就是一个大农庄了,在英国则是小地产,100到200英亩的农场,1851年占全部耕地面积的二分之一以上,200至500英亩的农场占三分之一以上;而超过500英亩的大经济所占的耕地面积不到六分之一,这里可见,小地产并未完全消失,但大大的缩小了[13]。而列宁则认为,土地占有制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国家具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因此,按土地占有面积分类不能表明农业的真正性质[14]。

对于法国的小农经济的落后性,也有不同意见。英国史学家多布,前苏联学者阿多,法国大革命史专家阿·索布尔认为,19世纪法国农村经济保守的原因不在于小农的保守性,而在于采用分成制和租佃制进行剥削的大地产的存在。传统上认为,法国大革命造就了成千上万的家庭小农经济,然而,事实却是另外的样子。托克维尔已经指出,农民在大革命以前就已经获得了土地的永久经营权,而大革命只不过是打破了贵族特权的压榨。阿瑟·杨也估计大革命前,法国有一半的土地已属农民所有。“大革命出售了教士的全部土地,以及贵族的大部分土地,当时,查阅一下当时拍卖土地的记录……人们便会看到,这些土地大部分是由已经拥有其他土地的人买走的,因此,地产虽然易手,地产所有者数目的增加比人们现象的还是少很多。”“大革命的结果不是划分土地,而是暂时解放土地,所有这些小地产主在经营土地时确实深感痛苦,他们承受着许多劳役,无法摆脱。这类负担无疑是沉重的,但是他们之所以觉得无法忍受,正是由于存在某种本应该减轻负担的情况,因为这些农民与欧洲其他地方不同,已经摆脱了领主的管辖,这是另一场革命,它与使农民变为土地所有者的那场革命一样伟大。”[15]

事实是,法国产业革命的发生的确晚于英国,而且出现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为人们所诟病的“高利贷资本主义”等等。问题是,法国的小农经济,与法国整体发展之间的关系是怎样,这种关系在英国又是怎么样一种表现。其中,涉及到资本主义雇佣农场与家庭农场,哪个更有效率的问题。

应该说,现有的研究已经能够证明英国的小农经济并没有消失,但是,正如豪斯赫尔的研究表明的,同样是家庭农场,英国小农的土地规模要比法国小农的土地规模大很多。这涉及到如何界定小农这个概念[16]。农业经济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所有制、规模,还应当考虑到经营方式,以及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从农村经济制度的演变过程角度、动态的观察,才能更好的了解英法两国的差别。对于农业发展历史过程的研究所产生的那些争论,实际上反映了人们对于农业现代化的不同看法。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资本主义雇用农场取代家庭农场将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其核心在于马克思认为农业和工业都将被纳入同样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领之下,因此才认定集中化的雇佣劳动生产更有生命力。法国的小农经济在这种观点背景下,受到的更多是批判。在这样的语境中,英国和法国,一个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典型,一个则相对来说扮演负面的角色。考茨基已经对这种观点提出了疑问[17],恰亚诺夫也系统的阐述了家庭农场在渡过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方面的优势[18]。西奥多·W.舒尔茨也对认为小农保守、缺乏经济理性的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19]。

列宁曾经总结农业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及“普鲁士道路”和“美国道路”,很多研究把法国和美国归入到相同道路上去,认为两国农业都倾向于采用家庭农场经营方式,但是问题在于法国与美国有很大的不同,法国没有那么多的土地,国家也无法通过把国有土地重新分配再造小农,法国更类似于中国,人多地少,劳动力投入有过密化的倾向,葡萄园种植业相比于畜牧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现代化的过程,很大程度上是剥削农业的过程,因为现代化要求的就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从这个角度看,英国和法国的发展,都包含着这样的过程,所不同的是,对农业剥夺的具体方式并不相同。

英国农业更早的与市场相联系,更早的为追逐利润而生产,不论人们对于圈地运动的规模有何种争论,这场运动却是实实在在的起到了推动英国农业市场化的进程。玫瑰战争使英国较早的摆脱了旧的封建贵族的束缚,新贵族更注重的是利益而非荣誉,诚如保尔·芒图所说:“改变英国乡村的东西,造成圈地,瓜分土地,囤购农场的东西,都是用到农业上的商业精神,这就是地主们把土地视为资本的欲望,他们力图通过有系统的经营来从中获得更大的收入,资本家的主动精神是自私自利的,同时又是富有生产力的;它打破了有害的惯例,同时也摧毁了那些保护个人的惯常制度;这种商业精神体现在农业中,也体现在工业中。”[20]里亚·格林菲尔德更是认为,这种商业精神以一种“民族主义”的形式出现,使得资本主义精神,成为一种“经济民族主义”[21],这对于英国的崛起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同时,这也成为英国农业变革的巨大的推动力量,1600到1800年间,英国农业经历技术以及生产能力方面的重大转折[22]。这对于工业发展的推动作用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百年战争中的英国自耕农,在克伦威尔的“新模仿军”中同样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不管对农民的剥削过程如何残酷,不容否认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新兴的土地资产阶级、商业贵族壮大了力量,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这在17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当中表现的非常明显,光荣革命之后,圈地运动规模更加扩大,更多的农民失去土地。虽然英国农民也进行了反抗,但是这种反抗却淹没在更多的沉默当中。从道德的角度来批判这种工业化过程是很容易的,但是当我们回顾整个英国历史发展进程时却发现,这种牺牲平等、剥削农民的过程,却是为效率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英国是第一个进行产业革命的国家,其漫长的历程舒缓了社会矛盾的激化程度,自由与法制的传统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当一个农民有机会通过自身的努力发财致富、当赚钱成为整个社会甚至国家民族引以为自豪的事情时,每个人都关心都是钱袋,而不是徽章。

而法国并没有玫瑰战争这样的运气,相反,贵族在民族国家整合的过程当中立了功,因此享有各种特权。租佃土地的农民即使其土地所有权受附加条件的限制,但该土地事实上是归他所有的,贵族的土地也是从属关系下的土地,其所有者也要受到权利的限制,正如卢切斯基强调的,18世纪的法国仍然存在着旧的土地制度和传统的各种封地以及下级封地的阶层秩序,即与过去一样,几块封地被集中为一块,仍从属于拥有防御设施的城堡,成为城堡领主领地的一部分,封地的所有者作为封臣从属于封主,几个城堡领主的领地形成一个男爵领地,男爵领地组合成一个伯爵领地,伯爵领地又联合成直属国王的公爵领地,位于这些联合的顶点的是封主,封臣对他要宣誓效忠,还要为其服务,并交纳一定的贡租,这种封地和下级封地的阶级秩序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封主要求直属他的封臣们严格履行他们的一切义务,这一时期同中世纪后期的差异在于封建制度已失去其政治意义,封臣的义务受到货币支付的限制,由于货币成为地租的来源,封建制度已经只是以财政原则为基础了[23]。

法国通过建立官僚制度来强化王权时,贵族失去了地方的统治权,但是仍然保有特权,甚至有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强化对农民剥削的趋势。在农民事实上已经得到了土地的情况下,农民所受的剥削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租佃的数量很大,而是因为贵族的剥削方式,他们经常翻出成年旧账,征收其祖上曾经放弃的租佃,反复无常。另外,法国贵族对于商业的鄙视,在里亚·格林菲尔德的书中有很多的描述,在这一点上,韦伯的看法也许很对,大陆的农业并不是面向市场的。贵族热衷于维护自己的权利、农民们则与之斗争,国王忙着加强自己的统治权力、扩大自己的统治范围,1484年的都尔(Tours)三级会议曾经提出过重金主义的主张,可是,“会议代表还没有返回家乡,本应着手处理他们建议的法国统治者却转而关注意大利战争”[24],商业是遭到鄙视的,“17世纪的法国父母们显然将经商视为智力欠佳的子女的出路”[25]。在这样一种社会结构中,法国的小农经济才表现出所谓的顽固的保守性。在革命期间,则更多的表现为一种平均主义,为平等而牺牲效率,从英国的经验来看,这是一条无法走通的路,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大革命将农民从土地贵族特权的束缚中部分的解放出来,法国才进入了产业革命高速发展的时期,这比英国晚了至少半个世纪。

结束语:首先对于农业经济的研究并没有得出一个确切的结论来证明,资本主义雇佣农场与家庭农场那个更有效率,因此,不能贸然的否定小农经济的合理性。英国的农业发展是否是一条马克思所说的“农业资本主义”典型道路也是存有疑问的,英国的小农经济并没有消灭。英国农业在追求商业利润的刺激下,走向了自己特定的发展过程,圈地运动造成了一部分大农场,而遗留下来的家庭农场,其规模比大陆的小农经济要大。其经营也多是面向市场的。法国的小农经济,从经营方式上来说,在大革命以前,在很大程度上,农民已经获得了土地的保有权(使用权),但是从产权角度讲,很多农民没有所有权,因此,贵族的特权构成了对农民的普遍压榨,这种压榨因为贵族失去地方统治权(被官僚机制所取代)而更甚,贵族并不热衷于商业,虽然重商主义也曾经推行过,但是,整个法国在经济气氛方面,明显不如英国。贵族在革命中付出了代价,农民的平均主义倾向,也使得大革命虽然解放了小农,法国产业革命得到高速发展,但中间过程并不顺利。不过不能就此判定是小农经济拖了后腿,因为,不得不考虑的是小农经济所处的社会结构。

[意]卡洛·M.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工业革命》第三卷,徐璇译,商务印书馆(北京)1988年第一版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北京)2000年第一版

M.M.波斯坦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五卷,经济科学出版社

许平,《法国农村社会转型研究 ——19世纪-20世纪初》,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第一版

马克思·韦伯,《资本主义与农业社会——欧洲与美国的比较》,见《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甘阳选编,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

Aston.T.H.& Philpin.C.H.E(1990),The Brenner Debate:Agrat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Cambridge,1990

[民主德国]汉斯·豪斯赫尔,《近代经济史——从十四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下半叶》,商务印书馆(北京)1987年第一版

列宁,《对奥·普林斯海姆〈农业工场手工业和电气化农业〉一文中的资料的分析》,《列宁全集》,第56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中译本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郭大为、王亚南译,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2版

[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有限公司] 1994第一版

[俄]考茨基,《土地问题》,商务印书馆(上海),民国25年(1936年)

[俄]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中央编译出版社(北京)1996年第一版

[美]西奥多·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梁小明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法]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商务印书馆(北京)1983年第一版

[美]里亚·格林菲尔德,《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人民出版社,上海,2004年第一版

约瑟夫·库里舍尔,《欧洲近代经济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1] 卡洛·M.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工业革命》第三卷,徐璇译,商务印书馆(北京)1988年第一版,第362页

[2] 质疑“工业革命”的人们就对“革命”(revolution)一词表示了怀疑,他们相信,被定义为“工业革命”的那段时期,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并不是短时间内完成的,而是经过了漫长的准备和进行阶段,在克拉潘的《现代英国经济史》里,近乎看不到“工业革命”一词,而罗斯托则干脆用“起飞(take off)”代替了“革命”。比较而言,农业的变革似乎经历的时间更长,进程也更为缓慢,是否适合用“革命”来界定,此处存疑,但毫无疑问的是,1500年以来,人类历史经历一个质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物质文明层面,也表现在精神文明层面,从传统到现代的这种全方位的转变,也包括了农业的巨大进步,人类摆脱了马尔萨斯循环,进入了拥有巨大剩余的时代,有理由相信,这种剩余,对于经济领域的巨大变化有着极大的意义

[3] 同注1,第363页

[4]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北京)2000年第一版,第7页

[5]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郭大为、王亚南译,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2版,第797页

[6] M.M.波斯坦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五卷,经济科学出版社,第108页

[7] 许平,《法国农村社会转型研究 ——19世纪-20世纪初》,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第一版,第22页

[8] 马克思·韦伯,《资本主义与农业社会——欧洲与美国的比较》,见《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甘阳选编,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第112页

[9] Aston.T.H.& Philpin.C.H.E(1990),The Brenner Debate:Agrat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Cambridge,1990,pp107-117

[10]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北京)2000年第一版,第7页

[11] 每当在某一区域内的足够多的人士(其中绝大多数为大土地所有者)要求对圈地运动加以允许时,政府便会向该地区派出一个专门的调查委员会,如果委员会的调查结果认为是可行的,那么在这些地方的圈地运动便会得到议会的授权

[12] M.M.波斯坦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五卷,经济科学出版社,第106页

[13] [民主德国]汉斯·豪斯赫尔,《近代经济史——从十四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下半叶》,商务印书馆(北京)1987年第一版,第284页

[14] 列宁,《对奥·普林斯海姆〈农业工场手工业和电气化农业〉一文中的资料的分析》,《列宁全集》,第56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中译本,第101页

[15] [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有限公司] 1994第一版,第36页

[16] 关于农民的界定,不仅仅是农学界的问题,也是很多学者经常搞混的一个概念,所谓农民,应该是与土地紧密联系的群体,但是,究竟是从所有制角度、还是从经营角度来界定,却是难题。更复杂的还在于,两个方面经常混杂在一起。自耕农中间既包括耕种自己土地的农民,也包括租种土地的农民。简单而言,小农经济应当是那种家庭农场式经济,在所有制上是农民自己占有土地,在经营方式上则主要自营,或间歇地少量雇工

[17] 考茨基,《土地问题》,商务印书馆(上海),民国25年(1936年)

[18] 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中央编译出版社(北京)1996年第一版

[19] 西奥多·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梁小明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20] 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商务印书馆(北京)1983年第一版,第144页

[21] 里亚·格林菲尔德,《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人民出版社,上海,2004年第一版,第143页

[22] 卡洛·M.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工业革命》第三卷,徐璇译,商务印书馆(北京)1988年第一版,第365页

[23] 约瑟夫·库里舍尔,《欧洲近代经济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第78页

[24] 同注21,第153页

[25] 同上,第170页

法国大革命分为三个派别执政阶段:君主立宪派、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

君主立宪派统治时期,立宪贵族、大金融资产阶级政府颁布法令,宣布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宣布废除封建义务。

吉伦特派统治时期,工商业大资产阶级政府采取措施,进一步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建立起资本主义性质的土地制度。

雅各宾派统治时期,城市小资产阶级政府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平息王党暴乱、抗击反法联盟武装干涉,实行了激进的土地政策,也就是将大量土地以几乎无偿的方式分配给农民。一方面,解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巩固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但必须看到的是,这一系列措施将革命大大往前推进了,远远超出了法国大革命作为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应该完成的历史任务。

拿破仑统治时期,拿破仑颁布了《民法典》,将大革命期间建立起来的小农土地所有制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下来,从此,法国建立起小农土地所有制。

这一系列土地政策的意义在于:一方面,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提高了农民保卫共和国的积极性,为挽救共和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另一方面,建立起来的小农土地所有制极大的阻碍了法国资本主义农业经济的发展。在后来的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中都发挥了消极阻碍作用。

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土地政策

一、英国的圈地运动

评价:1、实现了英国农村土地所有制和经营方式的根本性变化,导致了农村阶级关系的变化,其实质是英国农业的资本主义改造运动。2、圈地运动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圈地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新贵族和资产阶级一起充当了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为工场手工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本主义性质的大农场和大牧场有利于革新技术和改良推广新品种等,有利于工业革命条件的成熟。3、圈地运动对农民而言是一场灾难

二、法国的土地政策:小农经济大量长期存在

1、原因: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把逃亡贵族的土地分成小块出售给农民,形成法国农村的小农经济

2、影响:①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赢得了农民对雅各宾派政权的支持,是

法国大革命相对彻底的表现之一。②给法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农业中小农经济长期占据优势,影响了雇佣劳动力的来源,限制了国内市场的扩大

三、美国的土地政策:林肯政府颁布《宅地法》,规定美国公民只要交付10美元的手续费,就可以在西部获得一块相当于64公顷的土地,边疆耕种五年以上,成为自己的私有财产

影响:①使北方获得广大人民的支持,很快扭转了战局,为北方战胜南方提供了基础。②促进了美国西部的开发,促进了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四、日本的土地政策: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

影响:从法律上保障了新兴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促进了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五、俄国的土地政策:废除农奴制,农奴可以得到一块份地,但须以高出当时实际地价许多价格出钱赎买

影响:废除了农奴制,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农奴不是无偿得到土地,改革不彻底

法国农业的演进过程

法国原本是个农业落后的国家,在二战后不到30年的时间内,迅速实现了以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良种化为主要特征的农业现代化。其演进过程大体可分为共个阶段。

第一阶段: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发展迟缓期。18世纪末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使法国开始了从封建农业向现代资本主义农业的转变。大革命完成了土地的再分配,使资产阶级拥有了土地,为资本主义农业经济的发展准备了最初的条件。但是小农经济济仍然占有统治地位,地块越分越小,土地占有更加分散,土地耕作完全是人力加畜力的小块耕作,一些大土地占有者都将土地分成小块由耕作者去耕种。这种农业土地所有制加之当时整个社会缺少农业商品化生产的条件,致使农业发展迟缓。

第二阶段:工业革命推动下的发展快速期。19世纪中叶法国开始了第一次科技革命,大大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机器大生产已广泛应用于纺织业、印刷业、造纸业和金属加工工业等生产中,同时带动农业迅速发展,农业产值增长了1.5倍,小麦产量增长了1倍左右。工业化的推进和交通业的发展成为带动农业变革和发展的决定因素。至19世纪末,已初步实现工业化。工业化进程加快了对传统农业的改造,使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变成为工业、为城市、为出口服务的商品农业,形成了国内统一民族市场与国际市场融合的农业大市场,新型的以雇佣劳动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农场不断扩展,农业结构不断改变,产品的专业化生产开始出现,并逐渐形成农业区域分工。

第三阶段:兴农政策保护下的农业现代化发展高速期。战后至20世纪末这50年是法国农业发展最快的时期。由于战后欧洲稳定的局势为法国农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加之法国政府高度重视农业发展,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方针,使得农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农场个数从1963年的193.2万个下降到1977年的127.7万个,每个农场平均占地由1955年的14.3公顷增加到1977年的23公顷。与此同时,大力推进农业科技发展,农业逐步成为以资本投人为主的部门,从此告别了主要依靠土地和劳动投入带动农业发展的历史。

每 1 0 个法国农民中有 9 个是合作社成员,他们积极地构筑共同富裕之路。遍布全国各地的合作社雇佣超过 1 5 万名工人,直接拉动农村地区的雇佣需求,并且成为积极的农村发展管理者。

据经合组织的统计,1975~1983 年法国用于农业的补贴从 45 亿欧元增加到 280 亿欧元。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对农业的投入每年都保持在1000亿法郎以上,占财政预算13%左右。作为欧盟共同体农业政策的最大受益国,法国每年从欧盟获得100亿欧元补贴,占法国各项补贴的!/3。不断增加的农业保护支出, 使法国政府财政不断吃紧, 不仅增加了财政负担, 而且也严重影响到了政府财政预算的综合导向功能。另一方面, 长期的农业保护也极大地妨碍了农村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 导致经济效率的人为流失。由于农产品的价格支持与出口补贴, 使农产品的国内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严重失衡, 从而导致社会整体效率的损失, 这一点在法国表现得最为突出。1990 年法国小麦国内市场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 13%,2001 年则达到 50%,2005 年更高达 100%,这样不仅使法国农产品失去了应有的国际竞争力, 而且造成社会收入与社会税负不公平, 最终引发效率流失。据有关部门统计, 法国农业保护政策引致的效率损失,1990 年为 60 亿美元,2000 年为 91 亿美元, 这不能不引起法国政府的高度关注。有鉴于此, 为了真正实现社会经济运行中公平与效率的协调, 农业保护政策的变迁与农业支持政策的确立便是必然的选择。

法国耕 地 面 积1825.5 万公顷, 占陆地总面积的 33.2%,人均占有耕地 0.316 公顷, 高于世界平均水平(0.246 公顷)。法国现有农场 101.7 万个, 其中大于50 公顷的农场数量为 17.2 万个, 占农场总量的 17%; 50 公顷以下的中小型农场有 84.5 万个, 占农场总量的 83%。中小农场占很大比重, 但是国家支持中等规模农场的发展。法国农业以家庭劳动力为主,农 场主 及其 家 属 占 农 业 劳 动 力 总 数 的92%左右。法国的土地经营方式有三种: 租赁经营、土地所有者直接经营和分成制经营。法国农业过去以自给性的小农经济为主, 农业生产专业化程度很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全面推行了农业现代化,农业生产专业化程度也随之提高。法国农业专业化可以概括为三种类型: 区域专业化、农场专业化和作业专业化。从 1950 年开始, 法国积极推进农业机械化, 到 1970 年就完全实现了机械化。21 年间, 法国农民拥有的拖拉机增加了近 9 倍,收割机增加了 32 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农业飞速发展。早在19了9年便跃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农业生产国和全球头号食品加工出口国。目前,法国农业劳动人口仅为92万人,仅占全国劳动人口的4%,但其农业生产力却成倍增长。目前法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据11%的份额,不仅在牛肉、小麦、柑菜产量名列世界前茅,而且在葡萄种植、酿酒和奶制品均享誉全球;法国农产品外贸盈余曾被法国人称为“绿色石油”,法国曾用农产品外贸盈余进口了其所需的石油那么,法国农业缘何能实现跨越性的发展呢?政府寸实施并购的犬农场主减免税收,提供无息或低息货款,鼓励通过租地扩大经营规模。1955年法国拥有230万农户,1977年下降至110万户,目前已降到59万户。!955年平均每个农户经营14公顷土地,到1977年增至29公顷。在上世纪80年代的10年中,拥有50公顷以上土地的大农户比例由8%上升到13%。到90年代中期,每个农场平均拥有土地35公顷、劳动力19人。这为农业现代化和机械化铺平了道路,生产率随之显著提高。谷物生产由!949年的每公顷平均产量1802公斤,提高到1999年的7248公斤,居全球谷物单产水平之首。目前家庭农场虽仍是法国农业经营主体,但数量和产量呈下降趋势,而农业合作社等经营联合体和农业资本公司则发展较快,其参加者多为家庭农场,目前全国共有4.3万个。一个农庄、一户农民之所以能种几十公顷地或饲养几百头牛、几万只鸡,均因农业生产者只需从事主要作业,而其他作业和物资供应均由有关单位来完成。如将耕种、浇灌、收割、贮存、运输等农活交给企业承包;农业生产需要的良种、化肥、农药、饲料,都由专业公司随时送货。这便促进了法国农业向产业化转移。

法国革命虽然使广大农民都获得了土地,但面积很小,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内,全法国的土地占有者中,有74%的人拥有不到2公顷的土地,有42%的农户土地面积不到1公顷。1955年,法国的农用土地仍具有明显的“两小”特点:农户土地面积小,在总共228.57万个农场中,农用土地面积在10公顷以下的127.72万个,占农场总数的55.9%;地块小,总面积3400万公顷的农用土地分割成7600万地块,平均每块地仅0.45公顷。2000年,法国农业经营公司的平均土地面积为93公顷,比非公司农业经营单位平均土地面积高出2.1倍。

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比较研究——法国范式与普鲁士范式

欧亚研究所 王健

农业资本主义发展存在着多种范式,如法国范式、普鲁士范式、美国范式等等,但革命的法国范式和改良的普鲁士范式,是在纯粹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基础上发展资本主义农业的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的两条演进途径。

本文首先从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诸方面对比分析了法国范式和普鲁士范式形成的历史前提,指出法国的历史前提决定了资本主义萌芽无法在封建土壤中充分发育,完成由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的和平转轨缺乏内在机制和外部动力;决定了王权和官僚机构的力量最多只能走到把农奴从领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一步,要进而瓦解整个旧的生产关系,只能以急风骤雨的革命加以完成。农业资本主义化也只能通过资产阶级革命,依靠资产阶级立法,按照小农的意愿,在小农土地所有制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分化出资本主义大土地所有制。而普鲁士德国的历史前提决定了普鲁士旧的社会结构在外部压力推动下不断调整,经济结构又与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化的内在机制相耦合。因此,在资产阶级容克地主这支中坚力量的领导下,农业资本主义化可以沿着渐进改良的道路加以完成。革命的法国范式虽然较之改良的普鲁士范式更为彻底地摧毁了阻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上层建筑,但是这仅仅只是为经济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比较理想的政治条件,就农业的资本主义化而言,其关键在于经济结构的转换。

本文接着深入探究了两种范式的经济结构转换关键要素,即由农业资本家拥有并经营土地;由农业雇佣工人来进行生产;建立资本主义大农场,进行机械化生产等三方面存在的差异。认为由于容克地主不顾一切将农民和土地分离,并在改革中攫取了大量赎金和赎地,这就为农业发展奠定了大土地所有制的基础,提供了相当数量的自由劳动力和资本。同时,资产阶级化的容克地主业已掌握了资本主义经营手段和方式,机械化生产程度较高。所有这些说明普鲁士范式的转换机制较法国范式既契合又稳妥。这种转换机制上的差异,不仅影响了两国农业生产的发展,也影响到两国近代工业化和民主政治的发展。

本文最后得出结论,普鲁士范式是在成熟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基础上发展资本主义农业的成功之路。这种范式的机制转换是由资本造成的,是按发展资本主义农业的内在要求进行的,资产阶级革命只是在此基础上的一种质变。由于这种转变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经济发展的自身规律,避免了革命时期的动荡和波折,有利于经济发展。同时,由于资产阶级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比较稳固,因此也有利于民主政治发展。

本文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论述作了全面客观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历史实际,对长期垄断史学界的革命的法国范式优于改良的普鲁土范式的陈说提出了异议,并认为在历史研究中,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要结合具体历史条件全面客观地加以理解,不可教条般地机械套用;不能绝对地颂扬革命,贬低改良;不应过于注重道德评价而忽视历史评价。本文获得院科研成果(1988—1990年)青年科研优秀成果奖。[yao_page]

马克思关于农业发展两条道路的思想

北京大学历史系  吴浩

古今农业2006年第3期

 [摘要]马克思的农业发展理论实际上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的变化。早期,马克思强调西欧,特别是英国的经验,将农奴制下的农村公社一自耕小农土地所有制一资本主义雇佣型大农业一社会主义集体合作制大农业的发展序列作为人类社会农业发展的唯一道路。晚年,马克思的农业发展理论发生了转变,特别是对农村公社以及自耕小农土地所有制和资本主义大农业的发展问题产生了新的认识。他认为农村公社包含了公有与私有两重因素,因而,农业发展道路并不是唯一的,完全有可能通过公有因素战胜私有因素使农村公社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集体合作制大农业,而不必经过自耕小农土地所有制和资本主义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阶段。

[关键词]英国式农业发展道路;自耕小农土地所有制;资本主义雇佣型大农业;社会主义集体合作制大农业

 当前,随着中国现代化的高歌猛进,以及世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农业发展问题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日渐突出,并逐渐成为当下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在这场讨论中,许多学者把目光转向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农业问题的认识,试图从中获得改造传统农业,适应新的时代背景的理论启示。本文认为,从思想发展史的视角来看,马克思的农业发展理论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的变化,这是其农业发展理论的最重要特点。目前的学术讨论,往往过于关注前一个阶段,而马克思晚年在这一认识上的转变似乎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笔者无意从马克思经典文献的解读中探寻改造传统农业的经验,本文的目的也只是想从思想史发展的视角,分析马克思农业发展理论的转变,将马克思在这一问题上前后阶段的变化予以明晰地阐释,特别是马克思晚年在农业发展道路问题上认识的转变。最后,试图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对马克思的农业发展理论作出总结与评述。

一、马克思早期的农业发展理论

马克思早年对农业问题的研究,从属于他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完全是以西欧的历史发展经验,特别是英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转型的经验为蓝本的,在此过程中,形成了自己关于农业现代化和农业发展的理论。在对英国中世纪晚期以来的历史考察当中,马克思发现,“在英国,农奴制其实在14世纪末期已经不存在了。15世纪,绝大多数人口是自由的自耕农”[1]。而在15世纪最后30年至16世纪最初几十年上演了“为资本主义奠定基础的变革的序幕”[2],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而在原始积累的历史中,……首要的因素是: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他自己的生产资料分离……对农业生产者及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了全部过程的基础”[3]。通过“掠夺教会财产,欺骗性地出让国有土地,盗窃公有地,用残暴的恐怖手段把封建财产和克兰财产转化为现代私有财产……原始积累的各种田园诗式的方法。这些方法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了地盘”[4]。英国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基础是对土地的垄断,对小农生产资料的剥夺,在这一过程中,自耕农民不断减少,最终“大约在1750年,自耕农民消失了”[5],资本主义雇佣型大农业成为英国农业主要形式。此外,马克思早期对法、德等国农业与农民问题予以高度重视。他发现,在这些国家,农民作为小资产阶级往往具有“革命与动摇”,“保守与反动”的两重性,特别是小农在1848年大革命、路易·波拿巴上台等历史事件中扮演了极其落后与反动的角色。这使得他对于小农的历史作用形成了极为消极的认识。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将小农说成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6]在1851—1852年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18日》中将法国的自耕小农比作“一袋马铃薯”[7],认为他们具有小资产阶级两重性,摇摆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在1874—1875年的《巴枯宁<国家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中,马克思又提出“凡是农民作为土地私有者大批存在的地方……凡是农民没有消失,没有像在英国那样为雇农所代替的地方……”,可能“农民会阻碍和断送一切工人革命,就像法国到现在所发生的那样……”。[8]这些事件深深地影响了马克思对于自耕小农历史作用的评价,进而影响到了他对自耕小农土地所有制的认识。这一认识一直伴随他的终生。

正是在上述经验认识的基础之上,马克思形成了他早期关于农业现代化与发展的理论。首先,他认为农业完全有可能像资本主义大工业一样,使用大规模的雇佣劳动力进行集体生产,即采用“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就是“……农业和工业完全一样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也就是说,农业是由资本家经营;……在农业中,它是以农业劳动者的土地被剥削,以及农业劳动者从属于一个为利润而经营农业的资本家为前提。”[9]其次,马克思认为,自耕农的生产方式是封建农奴制和现代资本主义之间的一种过渡形态。“自耕农的这种自有小块土地所有制形式,……在现代各民族中,我们又发现它是封建土地所有制解体所产生的各种形式之一。英国的自耕农,瑞典的农民等级、法国和德国西部的农民,都属于这一类。……在这种生产方式中,土地的占有是劳动者对本人的劳动产品拥有所有权的一个条件;……土地的所有权是这种生产方式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10]第三,马克思认为,自耕小农的土地所有制取代封建农奴制,一方面蕴含着巨大的历史进步性,因为,“在这里土地所有权是个人独立发展的基础。它也是农业本身发展的一个必要的过渡阶段”[11],但另一方面,马克思也认为,小农天生是保守的、落后的,甚至反动的,由此,他们的生产方式也是极其落后的,因此,在与更为进步的资本主义大农业的竞争中,“小农必然灭亡”。[12]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他将自耕小农比作“旧社会的堡垒”[13],认为他们是“一个未开化的阶级,它半处于社会之外,它兼有原始社会形态的一切粗野性和文明国家的一切痛苦和穷困”,[14]是落后的,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这些认识深深地影响了马克思对于自耕小农土地所有制认识。在他看来,这种土地所有制同样是落后与反动的代名词,同样会阻碍历史继续向前发展。“小土地所有制的前提是:人口的最大多数生活在农村;占统治地位的,不是社会劳动,而是孤立劳动;在这种情况下,财富和再生产的发展,无论是再生产的物质条件还是精神条件的发展,都是不可能的,因而,也不可能具有合理耕作的条件。”[15]“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累进的应用”[16|。恩格斯晚年在《法德农民问题》中,重申了他和马克思对于小农土地所有制落后性的批判,他认为,小农土地所有制作为“过了时的生产方式的残余”,“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17]。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资本主义大农业会取代小农土地所有制呢?当然,这一方面是由于自耕小农土地所有制的落后性,而另一方面则是资本主义大农业的先进性使然。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雇佣型大农业代表着历史的前进方向,资本主义大农业取代自耕小农土地所有制是巨大的历史进步,这一进步体现在生产关系的变革、科学技术与新经营方法的应用、生产力的提高等诸多方面。农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大成果之一是,它一方面使农业由社会最不发达部分的单凭经验的和刻板沿袭下来的经营方法,在私有制条件下一般能够做到的范围内,转化为农艺学的自觉的科学应用;它一方面使土地所有者从统治和从属关系下完全解, 脱出来,另一方面又, 使作为劳动条件的土地同土地所有权和土地所有者完全分离……土地所有权就取得了纯粹经济的形式,因为它摆脱了它以前一切政治的和社会的装饰物和混杂物,简单地说,就是摆脱了一切传统的附属物,……一方面使农业合理化,从而第一次使农业有可能按社会化的方式经营……”。[18]此外,小农土地所有制,“它的正常补充物即农村家庭工业,由于大工业的发展而被破坏;处在这种耕作下的土地已经逐渐贫瘠和枯竭;公有地(小块土地所有制的第二个补充物)已经为大土地所有者霸占;种植园经济或资本主义经营的大农业加入了竞争。农业上的各种改良一方面要求更大的投资和更多的物质生产条件的价格,另一方面要求较大的投资和更多的物质生产条件,这些也促进了上述土地所有权的灭亡”。[19]这样看来,自耕小农土地所有制的灭亡,和资本主义大农业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正如恩格斯所总结的,小农“他们的处境在资本主义统治着的时候是绝对没有希望的,要保全他们那样的小块土地所有制是绝对不可能的,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将把他们那无力的过时的小生产压碎,正如火车把独轮手推车压碎一样是毫无问题的”。[20]第四,马克思虽然承认资本主义农业巨大的历史进步性,但同样认识到资本主义农业作为另一种私有制,它的发展同样会产生种种难以克服的问题,例如,农业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积累财富的同时,农业工人和小农等直接生产者却日益贫困化,社会的两极分化在加剧。此外,还有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对地力的榨取和滥用,加速了土地贫瘠化和地力耗损的过程。农业资本主义经营同样为合理农业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限制,即资本投资如果没有相应的利润,农业资本家就不会追加投资,不会进行农业改良,不会雇佣农业工人,由此造成农业生产能力的闲置。[21]正因为如此,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大农业必将为更高级的社会主义集体大农业所取代。“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在自由劳动者的协作的基础上和他们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上来重新建立。”[22]第五,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掌握政权后,建立社会主义集体农业的具体做法是:一方面需要“把大地产转交给(先是租给)在国家领导下独立经营的合作社,这样,国家仍然是土地的所有者。……至于在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时,我们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作为中间环节,……使社会(即首先是国家)保持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这样合作社的特殊利益就不可能压过全社会的整个利益。”[23]另一方面,对待传统的自耕小农土地,马克思的看法是引导他们走上集体合作化道路,但一切以尊重他们的自愿、不搞强制为条件。“无产阶级将以政府的身分采取措施,直接改善农民的状况,从而把他们吸引到革命方面来;这些措施,一开始就应当促进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让农民自己通过经济的道路来实现这种过渡;但是不能采取得罪农民的措施,例如先不废除继承权或农民所有权”。[24]

从马克思对西欧,特别是英国历史经验的研究中形成的农业现代化与发展理论来看,马克思显然提出了一条现代农业发展道路:(日尔曼公社影响下的)封建农奴制—自耕农小块土地所有制形式—资本主义雇佣型大农业—社会主义集体合作制大农业。19世纪70年代恩格斯在得到马克思高度赞赏的《反杜林论》中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系统总结为,“一切文明民族都是从土地公有制开始的。在已经经历了一定的原始阶段的一切民族那里,这种公有制在农业的发展进程中变成生产的桎梏。它被废除,被否定,经过了或短或长的中间阶段之后转变为私有制。但是在土地私有制本身所导致的较高的农业发展阶段上,私有制又反过来成为生产的桎梏”,“因此就必然地产生出把私有制同样地加以否定并把它重新变为公有制的要求。但是,这一要求并不是要恢复原始的公有制,而是要建立高级得多、发达得多的公共占有形式”。[25]

马克思认为,任何国家的农业发展都要经历这样的序列,因为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26]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他早年对于印度农村公社和农业发展问题的认识上。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指出,虽然在道德上应该谴责英国殖民者强制破坏印度家庭式的农村公社,发展土地私有制的行径,但这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是“一场前所未闻的最大的,老实说也是唯一的一次社会革命”。在他看来,“东方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私有制”,[27]印度的家庭式农村公社是落后、野蛮的象征,其发展是静滞的,“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28],而“柴明达尔制度和莱特瓦尔制度本身虽然十分可恶,但两种不同形式的私人土地占有制确是亚洲社会迫切需要的。”[29]因此,虽然英国殖民者在印度强制推行破坏家庭公社,发展土地私有制的措施(例如,殖民者通过立法允许公社的土地出卖,甚至强制拍卖拖欠税款的分地占有者的土地。“用强制手段把农村公社分解为分区,并且人为地实行了可耕分地的私有制”。[30]),虽然它“并不以确立小农所有制为限,而且不可避免的导致大土地所有制”,但这却是进步的[31]。从马克思早年对印度农村公社和农业发展的认识来看,他显然认为英国殖民者在印度强制推行的“英国式农业发展道路”[32]是进步的,虽然应该在道德上尽力谴责他们给印度旧社会造成的灾难。在他看来,农村公社,特别是东方的农村公社,是停滞、落后、野蛮的,必须要尽力地摧毁它,从而在它的废墟上发展起现代土地私有制。这是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唯一一条农业发展道路。不仅西方国家的农业发展,而且东方国家的农业发展同样要遵循这样一条道路[33]。

二、马克思晚年关于农业发展理论的转变

马克思早年之所以会把“英国农业发展道路”视为东西方农业发展共同遵循的唯一道路,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与他当时未能充分接触到东方社会的研究,特别是东方社会农业发展的历史材料密切相关的。而在19世纪70年代后半期,特别是80年代开始,由于接触到了研究东方社会的丰富的历史材料,特别是晚年研读了柯瓦列夫斯基、毛勒、摩尔根等人的著作,以及与俄国民粹派的深入交往,使得马克思加深了对于东方社会农业发展的认识,从而改变了早期对农业发展道路的某些认识,提出了“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农业发展道路。这使得他的农业发展理论发生了转变。

首先,马克思在研读了毛勒和柯瓦列夫斯基的著作后,对农村公社的认识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他看来,农村公社(无论是印度的农村公社、俄国的农村公社,还是西欧的日尔曼农村公社)实际上应该是“较古类型的公社(原始公社)”的一种“次生形态”。与“较古类型的公社”相比,农村公社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已经发展出了私有制因素。与早期对农村公社简单、片面的认识相比,这一时期马克思对农村公社的认识更加丰富、具体和深入。例如,在写于1879—1880年的《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中,马克思就摘抄了柯瓦列夫斯基关于印度现代公社土地所有制的各种形式观点。(1)“最初是实行土地共同所有制和集体耕种的氏族公社”;(2)“氏族公社依照氏族分支的数目而分为或多或少的家庭公社……土地所有权的不可分割性和土地共同耕作制在这里最终消失”。(3)“由继承权(即由亲属等级的远近)来确定份地因而份地不均等的制度、战争、殖民等等情况认为地改变了氏族的构成,从而也改变了份地的大小,原先的不均等日益加剧”;(4)“这种不均等的基础已不再是距同一氏族首领的亲属等级的远近,而是由耕地本身表现出来的事实上的占有”;(5)“公社土地或长或短定期的重新分配制度,如此等等。起初,重分同等地包括宅院(及其毗邻地段)、耕地和草地。继续发展的过程(包括毗邻住所的田地等等)化为私有财产,随后又将耕地和草地化为私有财产。从古代的公共所有制中……保存下来的,一方面有公社土地……,另一方面则有共同的家庭财产:但是这种家庭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也越来越简化为现代意义上的私人的个体家庭了。”[34]从这里看来,马克思显然已经接受了柯瓦列夫斯基的观点,印度古代的农村公社“存在着公社土地占有制并且同时产生了私人土地所有制的途径”。[35]在1881年《给维·伊·查苏里奇的复信一初稿》中,马克思又总结了农村公社的特点。农村公社实际上是“较古类型的公社(原始公社)”的一种“次形态”。与“较古类型的公社”相比,农村公社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已经发展出了私有制因素。“首先,‘农村公社’割断了”,“建立在公社社员的血缘关系上的”,“这种牢固然而狭窄的联系,就更能够扩大范围并保持同其他公社成员的接触”。“其次,在公社内,房屋及其附属物园地,已经是农民的私有财产……”。“最后,虽然耕地仍然是公有财产,但定期在‘农业公社’各个社员之间进行分配,因此,每个农民自力耕种分配给他的田地,并且把产品留为己有……”[36]。这些认识与19世纪50年代相比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与此同时,马克思也不再强调殖民者用现代土地私有制,特别是资本主义大土地所有制,改造传统农村公社的进步性,相反他认为“殖民当局的这些做法,不会给殖民地人民带来任何进步,而只能使它陷入深重的苦难”[37]。

笔者以为,马克思晚年实际上已经看到了东方社会(特别是印度)发展大土地所有制所带来的痛楚要远远大于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这使他改变了早年对于英国殖民者在印度强制破坏农村公社,发展现代土地私有制具有进步性的评价。他在给《给维·伊·查苏里奇的复信一三稿》中指出“大概除了亨·梅恩爵士及其同流人物之外,谁都知道,那里的土地公有制是由于英国的野蛮行为才消灭的,这种行为不是使当地人民前进,而只能使他们倒退”。[38]“英属印度的官员们,以及以他们为根据的法学家亨·梅恩爵士之流,都把旁遮普公社所有制的衰落仅仅说成是经济进步的结果(尽管英国人钟爱古老的形式),实际上英国人自己确实造成这种衰落的主要(主动的)罪人。”“英国的‘笨蛋们’任意歪曲公社所有制的性质,造成了有害的结果。把公社土地按区分割,削弱了互相帮助和互相支持的原则,这是公社一氏族团体的生命攸关的原则。……这种情况,在农村公社被强制分割以后就完全消失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开始了。”[39]此外,在与俄国民粹派的深入交往中,由于民粹派也提出了如何避免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痛苦问题,这使得马克思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农业发展理论,极力寻找一条避免这些痛苦与灾难的新的道路。他在1877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开始了自己思想的转变,“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40]就表明了这种心态。正是在此背景下,马克思充分利用了他关于农村公社的新见解,提出了“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农业发展道路。这一理论上的转变突出地表现在80年代《给维·伊·查苏里奇的复信》中。

在《给维·伊·查苏里奇的复信》中,马克思一方面再次提到,“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时,我说过,它实质上是‘全部过程的基础是对农民的剥夺……’”,“……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另一方面则根据农村公社研究的新成果,提出农业发展完全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的成果”,[41]从而走出一条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道路。在他看来,农村公社同时存在公有因素与私有因素两重性,因此,它的发展实际上可以存在两种可能。既然,日耳曼农村公社中的私有因素战胜了公有制因素,从而形成了(农奴制下的)农村公社—自耕小农所有制—资本主义雇佣型大农业的“英国式农业发展道路”。“在古代和现代的西欧的历史运动中,‘农村公社’是从公有制到私有制、从原生形态到次生形态的过渡时期”。[42]那么,在其他社会历史条件下,公有因素当然也有战胜私有因素的可能。这样看来,农村公社在现代大工业下并不一定注定要被私有土地所有制取代的。它完全有可能绕过私有制这一发展阶段,特别是资本主义雇佣型大农业这一发展阶段,而直接进入集体合作的社会主义大农业。马克思认为,其实印度和俄国的农村公社都具有公有与私有两重因素,因而都存在两种可能的发展形态。但是,印度由于成为英国的殖民地,而英国殖民者强行的分割农村公社的罪恶行径,使得它最终失去了走第二条道路的可能性。而俄国不同,他具备特殊的历史条件,因此完全有可能走出一条“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农业发展道路。马克思认为,俄国的特殊条件在于:1.俄国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这使得它的农村公社较之印度,自主发展的可能性更大;2.土地公有制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将小地块个体耕作转化为集体耕作;3.俄国农民已经有了集体耕作的传统与实践;4.俄国天然的地势,适合于利用机器进行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实行合作劳动的农业经营;5.俄国社会有义务给予农民垫款,来实现这一过渡。[43]除此之外,马克思认为,实现由农村公社到社会主义集体合作制的跨越还必须存在两个前提条件。第一,俄国农村公社必须与现代资本主义同时存在,因而“这使它可以不必接受资本主义的活动方式而占有它的各种成果;”[44]第二,必须有俄国的革命以及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由于“威胁着俄国公社生命的不是历史必然性,不是理论,而是国家的压迫,以及深入公社内部的,也是由国家靠牺牲农民培养起来的资本家的剥削”,[45]因而,必须通过俄国革命“把自己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46]但是,19世纪80年代,由于俄国国内的形势不利于向革命方向发展,而且俄国革命必然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的干预,因而,马克思寄希望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47]从两个前提条件来看,俄国已经完全具备了第一个条件,而第二个条件也可以通过努力积极创造。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马克思认为,“俄国‘农村公社’可以通过发展它的基础即土地公有制和消灭它也包含着的私有制来保存自己,它能够成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制度的直接出发点”。“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俄国能够通过本国农村公社的发展未来摆脱它在农业上所处的绝境;通过英国式的资本主义的租佃来摆脱这种绝境的尝试,将是徒劳无功的,因为这种制度是同俄国的整个社会条件相抵触的。”[48]

将马克思晚年的观点与他早期的农业发展理论作一比较,我们就会发现,首先,马克思对农村公社的认识发生了转变。农村公社不再是《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所描述的落后、野蛮的象征、其发展是静滞的,“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农村公社的两重性使得它完全可以成为改造旧社会,创造新社会的起点。其次,农村公社的灭亡,现代土地私有制的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雇佣型大农业的发展也不再被视为必然和进步的。相反,“‘农村公社’所固有的二重性能够赋予它强大的生命力,因为,一方面‘公有制以及公有制所造成的各种社会关系,使公社基础稳固,同时,房屋的私有、耕地的小块耕种和产品的私人占有又使那种与较原始的公社条件不相容的个性获得发展’”,在此基础上“他能够以应用机器的大农业来逐步代替小地块耕作”,[49]而不必再经历自耕小农土地所有制,进而通过消灭小农土地所有制而发展出另一种私有制—资本主义雇佣型大农业的发展道路。因此,晚年的马克思终于突破了早年关于农业发展道路的单线论,在他看来,东西方的农业发展道路并非是唯一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农业发展道路可以直接从农村公社过渡到社会主义合作制的集体大农业,而不必经历自耕小农土地所有制,和剥夺小农建立资本主义雇佣型大农业土地所有制的发展阶段,从而实现了其农业发展理论的转变。

最后,有一点必须强调,在马克思看来,农业发展道路,无论是西方的“英国是农业发展道路”,还是东方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道路,都不是普世的,唯一的。正如他所言,“一切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50]认识到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

三、对马克思农业发展理论的总结与评价

马克思的农业发展理论实际上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的变化。早期,强调西欧,特别是英国的经验,将农奴制下的农村公社—自耕小农土地所有制—资本主义雇佣型大农业—社会主义合作制集体大农业的发展序列作为人类社会农业发展的唯一道路。晚年,马克思的农业发展理论发生了转变,特别是对农村公社,以及自耕小农土地所有制和资本主义雇佣型大农业的发展问题产生了新的认识。农村公社,特别是东方的农村公社由落后、野蛮的象征,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转变为包含了公有与私有两重因素,在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完全有可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集体合作大农业的新生事物。

此外,通过将马克思早年和晚年的农业发展理论联系起来考察,我们会发现马克思的农业发展理论始终强调“大生产优越论”,“小农小块土地耕作方式”[51]或“自耕农的土地所有制”始终被视为落后的,缺乏效率的,因而必然要被大生产农业所取代。[53]在西欧的农业发展道路中,自耕小农的土地所有制必然会被资本主义雇佣型大农业所消灭,而在“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农业发展道路中,尚未实现土地私有化的小农小块土地耕作作为私有制因素,则被由集体耕作、合作经营的公有制因素发展而成社会主义合作制集体大农业直接取代,其中根本就不会经历自耕小农土地所有制的发展。

笔者以为,马克思之所以会形成这种对家庭自耕农业的偏见,最终还是要和他对小农历史作用的消极认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此外,这也是由于马克思对农业发展的特点缺乏认识造成的。特别是,马克思认为农业可以像工业一样使用大规模的劳动力进行集体生产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就忽视了农业生产本身的特点。正如,速水佑次郎与弗农·拉坦所指出的,农业生产本身的季节性特点,使得它的生物过程受制于无数的变量,而这些变量都与生态条件有关。因此,农业劳动者在完成工作过程中是否仔细并具有判断力至关重要。这类工作的质量极难控制。农业作业分散面很大也增加了监控的难度。这使得农业部门的生产很难象工业部门的机械化过程使工作变得高标准化而容易控制。[53]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823—824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

[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825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

[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821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

[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842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

[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830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283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77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694页。

[9]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93页。

[10]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11—912页。

[1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12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498页。

[1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578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

[14]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19页。

[15]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918页。

[16]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12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87页。

[18]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96—697页。

[19]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12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01页。

[2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18—919页;《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579—580页。

[2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74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12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694—695页。

[25]《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页。此外,我们还可以从马克思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以西欧社会发展为蓝本提出的单线社会形态发展观,“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页。)也可间接推导出,马克思早年在农业发展道路上确实应该也是将“英国农业发展道路”作为东西方农业发展的唯一道路。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0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256页。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65页。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68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99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04页。

[32]不可否认的是,正如柯瓦列夫斯言所看到的,英国强制摧毁印度农村公社的措施,确实在客观上造成了印度“在许多自古以来除了公社土地所有制以外不知有其他所有制的村庄中,终于确立了大土地所有者和小土地所有者”,只不过小土地所有制与大土地所有制都是在短时间内通过英国殖民者的外力干预产生的。同样在很短的时间内,“大地产以合法的和非法的途径逐渐地和迅速地吞并小地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95,301页。)这基本上接近英国农业发展道路的序列,只不过它不是自主地发展,而是以残酷的殖民统治方式获得的。

[33]马克思的意思并不是说任何社会的农业发展道路是完全相同的,而是说他们大体上都要遵循着同样的发展序列。也许其他社会(例如,印度)小农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可能并不像英国那样充分,而且很快就被大土地所有制消灭,但这毕竟仍然是遵循着英国农业发展道路的序列。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42—243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44页。

[3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64页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说明》第2页。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448页。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00,298,304页。

[4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40—341页。

[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61页。

[4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65页。

[4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65页。

[4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66页。

[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446页。

[4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3页。

[4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1页。

[4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67,769,771页。

[4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64,770页。

[5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65页。

[51]指农村公社下尚未取得土地所有权的,但是房屋、收获产品已归私人所有的劳动者的耕作方式。

[52]“大生产优越论”深深地影响到了随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于农业问题的认识,并基本上为列宁与考茨基所接受,成为马克思主义农民理论主要内容之一。

[53]速水佑次郎与弗农·拉坦:《农业发展的国际分析》,郭熙保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89—393页。然而不得不指出的是,虽然考茨基与列宁都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农业发展的特点,然而这并未能使他们突破农业的“大生产优越论”。

吴浩(1979—),男,天津人,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主要从事农业现代化的理论与实际进程研究。[yao_page]

第二章   国外农村土地制变迁对人口迁移的影响

— 英法美的对比

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土地制度以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己经有了比较多的研究。作为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早完成工业化和实现城市化的国家,在英国的发展历史上,土地制度的影响是极为重要的,特别是长达30年的圈地运动成为了众多学科研究的对象与焦点。从土地制度变迁及其对工业化、城市化及人口迁移的影响来看,圈地运动都是不可回避的问题。美国无疑是当今世界经济第一强国,而且在土地制度方面以自由著称,然而这种自由的土地制度是怎样形成的,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如何?人口迁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又如何呢?美国的西进运动正是美国自由土地制度形成所带来的最直接表现。法国有“欧洲的中国”之称,虽然法国大革命被称为最彻底的反封建运动,但是为什么法国在大革命以后无论工业化还是城镇化的发展相对其欧洲邻国要慢了许多?土地制度被许多人认为是造成法国发展速度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通过对这三个国家土地制度变迁过程及其对人口迁移影响的比较研究,能够更加消晰地描述出农村土地制度对人口迁移的影响,这对正处于快速城镇化过程中的中国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2.1英国土地制度变迁及其对工业革命、人口迁移的影响

2.1.1英国封建土地制度及其对人口迁移的影晌

1.在英国封建社会,土地具有人格化特征,对向往自由的农奴来说,城镇是他的唯一选择。106 6年,威廉·康克征服英格兰,从而欧洲大陆的封建制度在英格兰开始建立,由国王分封土地,建立其封建关系。贵族没收来的土地分封给170个左右的直接封臣,而直接封臣又把土地再分封给次封臣,接着次封臣又层层分封这些土地。上一级封建主将土地赐给下一级封建主,作为回报下一级封建主向上一级封建主效忠和提供服务(比如兵役等)。为了维护封建主对土地所有权的垄断,保持封建地产的等级性质,封建法律禁止封地的自由转让与买卖。如果封地能够自由转让的话,将损害上级封建主的利益,因此在土地转让时,必须经过一定的程序。在封建时代,土地人格化,具有了人的属性,区分为等级,即自由土地和不自由土地,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不自由土地不受王廷、普通法的保护(马克鑫,205)。如果自由人占有农奴份地,他不但承担农奴份地上所必须要承担的封建义务,同时他所占有的土地仍然不能得到王廷、普通法的保护。在封建时代的英国,封建土地的主要形态是封建庄园。庄园是一个政治团体,领主是政治领袖,是国王统治的单位。庄园土地一般有四种类型:公地、自营地、自由农持有地和农奴份地。在庄园内生活着领主、自由佃农、农奴,领主是庄园的行政首长和司法首长,具有审判权利,领主为庄园的居氏提供保护和公正。自由佃农要向领主缴纳一定地租,战争时要服兵役。农奴一般都从庄园主手中领有一份份地,份地的收获归农奴所有。作为报答农奴要向领主支付劳务地租,也就是每周在领主的自营地上无偿劳动3礴天。农奴的份地的转移必须经过领主同意,而且交纳进入税。农奴被固定在领主的土地上,不得随意离开,要离开须取得领主的同意,这是封建生产方式特征在法律上的反应(马克鑫,20()5).英国封建主不但在法令上限制农奴离开庄园,而且通常会要求涉嫌逃离者提供担保人,以保证其行为端正5。当然,由于追捕逃跑农奴对封建主来说是一件成本高昂的事情,为此封建领主也采取对愿意离开庄园的农奴征取一项年度税的办法,这就是“迁徙税”。

对英国封建社会时期的土地制度和人口迁移的讨论,不能不提到这一时期英国的城市.除乡村土地外,还存在着自治市民所有的城市土地。自治市民缴纳各种城市税,因此享有各种自治市民的特权。根据自治城市的习惯法,享有特权的自治市民所有的土地能够自由出售处置,除支付免役地租外,并没有任何的封建依附负担.自治市民土地的最主要特点在于可以自由的流动。初期城市的居民,大多是乡下的农民进入到城市而形成,有的城市其数量达到市民的70呀。城镇士地自由的性质,使得没有土地的人可以通过购买或者租佃的方法获得土地。而且根据这些自治城镇的习惯法,农奴在城镇内生活一年零一天,他将自动获得自由民的身份。这样追求自由身份的农奴通过逃往城镇就可以很容易的获得自由的身份。而从市民一方来说,他们对农奴往往是施以帮助,因为毕竟自身自由有保障后,市民不久会发现繁荣使得自治市变得更小。中世纪的城镇很多是由农村发展起来(马克鑫,205),这些新自治城镇,在建城之初往往是一片废墟,为了吸引定居者到这个地方来,往往是来者不拒。对每一个愿意来此定居的人,国王都会为他提供土地和领有城市土地的权利。领有封建庄园十地就必须承担土地上的封建义务,而且这种不自由的土地得不到普通法的保护,因此对于向往自由的农奴来说,逃往其他的庄园并不能从根本上摆脱封建束缚,城镇自由的性质,使其成为农奴逃往的一个重要的选择,在城镇农奴可以获得其向往的自由,正如谚语所说的“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城镇的自由条件使得农奴能够相对容易的获得自由,而在其他的封建庄园,农奴同样不能获得自由的身份,因此对于向往自由的农奴来说,城镇也就成为农奴在封建体制下迁移(逃跑)的唯一选择。

2.封建土地的农村公杜特征,不利于农民与土地的分离,迟滞了农民的迁移实质上,在封建初期的英国,农奴同样安土重迁(侯建新,1999),虽然农奴的土地承担了沉重的封建负担,但是拥有份地的农奴并不比一个只有少量土地的自由民物质条件更差,他们也不得不到农奴的份地上打工。因此扔下农具也许是一个自由人的权利,但如果他明智的话,他很少会行使这种权利5。而且对于封建时期的英国农奴来说也不会失去份地,因为“英国还保留了‘马尔克对已分土地的最高统治权,即还保存了禁止土地任意让渡和不许土地买卖的权力,只不过这种权力已由英国国王来代替公社执行,把不可买卖的公社份地制转变为仍然不可买卖的封建份地制而己”。在每一个庄园中都有一些终年处于休闲季节状态中的敞地,人们称这种土地为公地,公地虽然名义上属于领主,但是使用权属于庄园内的每一个成员,因此公地的存在为穷人提供了一些实在的好处。并且在庄园中实行“敞田制”的耕作制度,“敞田制”是由一块一块的“长条地”组成的“公有地农业制度”。在这种耕作制度下,土地被划分成小块条田彼此交错,每年依据作物的种类和农事时间强制划一耕种,作物种类与收割时间都必须相同。每年几户农民联合耕种,收割时各取自己条形地的产品。在作物收获以后,各户均须将自己耕作地段的篱栅或沟渠废除,敞开供庄园内农户共同放牧牲畜。

1.贝内特《英国庄园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205年,第276页

2.马克直《英国封建社会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219页

3.贝内特《英国庄园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205年,第26页、第47页

4.孔令平《七~十三世纪英国农村公社土地制度演变》,厉以宁《资本主义的起源》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99页

在封建庄园的土地制度下,农奴虽然占有的土地是不自由的,而且还要承担沉重的封建负担,但是却没有失去农奴份地的潜在风险。封建主一方面通过严格的封建法令限制农奴离开土地;另一方面农奴没有失去土地的潜在风险,农村公社体制为农奴的生活提供了基本的物质条件,这也限制了农奴的迁移。即使封建领主所占有的土地,他们也不能完全决定土地的使用,实际上在封建时期并不存在完全的所有权。NO“h(l971)认为封建法律并不承认封建土地的所有权,更确切的说,他的基本特征是几个人可以对一块土地拥有权力。国王、庄园主和农民(在某种意义上),每一种人都对同一块土地拥有一种权利。庄园主和农奴都对土地具有使用的共同权利,以及相互的义务,显然这不是一种明确的私人所有财产权利制度。因此希克斯(1987,中译本)认为“土地、农民和领主这三者被束缚在一起.甚至当农民与市场建立某种关系时,农民仍然被束缚在土地上;而同样重要的是农民也束缚了土地”(希克斯《经济史理论》商务印书馆1男7年,第97页)领主对土地拥有权利,农民对土地也拥有权利,而这种权利是由习俗进行确定的,当这种权利受到挑战时,申诉也是通过习俗进行解决的。因此从理论上讲庄园的领主是庄园所有土地的主人,但实际上领主并不是对所有的庄园土地都有处理权。封建庄园这种模糊的财产权利制度,为农奴维持生存提供了物质条件,所以虽然在制度上存在限制农奴迁移的法令,但是对于大多数农奴来说他们并不愿意迁移。正如后来的农村土地产权变动所反映的那样,在土地产权变化时最大阻力来自小农,他们的既得利, 益使其坚决保护, 农村传统土地制度格局。由于庄园和村社习惯使然,农奴在实际生活中对土地拥有几乎等同于所有权的世袭使用权,他们不愿将“自己的”土地拱手让人(徐浩,1999)。这种农村公社体制,也成为阻碍小农迁移的一个重要因素。

2.1.2土地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及人口迁移的影响

1.土地产权关系由占有向所有的转变

在封建时代并不存在严格的所有权,而仅仅是占有关系(马克鑫)。随着英国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土地制度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即从占有到所有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圈地运动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圈地运动引起关注主要是从15世纪末以后,一方面由于英国毛纺织业的迅速发展,对羊毛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致使羊毛价格日益上涨,养羊业成为最有利可图的生产部门,圈地规模日益扩大;另一方面由于价格的上涨,使得征收固定地租的领主们实际收入下降,他们也开始采取将租期缩短等措施,掀起圈地运动。圈地指将这些未曾圈起来的敞田和公地变为圈起来的地产,这就是指把分散的地块合并起来并把共有的田地分为彼此完全独立的密集地产,其四周都围以连续不断的篱笆,而篱笆则是它们自主的保障和标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集中研究了15、16世纪由英国贵族发起并进行的圈地及其影响。因此,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在讨论英国近代早期圈地时一般多限于这一时期的圈地。最早对圈地进行口诛笔伐的是著名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他在巧17年出版的《乌托邦》一书中发出了“羊吃人”的呼声。事实上15、16世纪的圈地是由英国贵族发起的,但是他们的圈地没有得到政府的认可。在这期间都铎王朝也专门颁布了一系列旨在保护社会上弱者和贫者的社会政策,比如“济贫法”、“反圈地法”来制止贵族圈地,以保护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和重要的兵源——自耕农。因此,实质上在这期间农民的土地权利反而是得到了巩固,比如巧世纪90年代始,大法官法庭最早开始把公薄持有农与自由持有农同样对待,受理公薄持有农的上诉。16世纪中叶起其他的普通法法庭均开始接受公薄持有农的请愿。因此实质上在这一时期无论是自由持有农、公薄持有农还是契约租地农,在法律的保护下都可以比较稳固地占有或使用手中的小块土地,他们在公地、荒地上的使用权也得到了相应的保护。

1.由此可见这一阶段的圈地运动实质上并没有得到国家的支持,反而是处于一种地下状态,它所涉及的规模也是比较小的。真正得到国家支持的圈地,主要是议会圈地运动,1768年英国议会首次通过法令,进行圈地。1624年,议会废除了部分限制圈地的法律。与此同时,许多地主开始采取与庄园公薄持有人协商的方式进行圈地,但这种圈地协议必须经大法官法院专门指派的法官审核,并在被确认合法后予以登记造册。从17世纪60年代起,当事人开始将圈地协议直接提交议会审议,而议会则以私法案的形式予以审核,若获通过,便成为具有正式法律效力的“圈地法案”,“议会圈地运动”由此开始。但是实质上工业革命以前议会圈地数量并不多。通过议会圈地运动,农村公地被瓜分,成为了具有完全财产权利的私人所有土地;份地制被取消,土地上的公共权力完全消失,土地所有者获得了土地的完全处置权。

2. 土地产权关系的转变,促进资本与土地的结合,推动人口迁移和城乡协调发展

随着土地封建制度的瓦解,农村土地获得完全财产权利,土地所有者能够自由地处置土地,城市商人、手工工场主和富裕的富农开始大量购置土地。仅以1651一1652年出卖的土地的买主为例,据C·H·阿尔汉格莱斯基的材料,伦教商人占50.73%,文武官吏及其他富人占28一98%。l2。这些新贵族在自己的地产上可以比较自由地经营牧业以及从事工业生产。在农村,工人有自己的农舍,再加上一些其他生活来源,低工资是可以维持的,这种以低廉的工资雇佣工人是农村资本义生产急剧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3.“城市工业从15、16世纪起开始大规模流向周围农村,寻求那里不受城市行会保护和管制的廉价劳动力”’4。在传统城市之外的农村不受工业法令和封建行会法规制度的束缚,原料供给丰裕,生活费用低廉,这些都是工业生产发展的有利条件。从英国工业革命的历史来看,传统城市并不构成新型城市发展的中心,正如保罗·贝罗奇指出:“实际上,18世纪,大多数的城市增长都发生在传统城市中心之外”。乡村城市化的发展正是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的结果,这一结果的实现正是来自于土地制度的深刻变化,使得农村土地获得自由的处置权,吸引资本投入,促进土地与资本的结合。

1.叶明勇,《英国议会圈地及其影响》,《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版)》第54卷第2期

2.汉格莱斯摹:《英国革命的十地立法》顾晓鸣,《略论十七世纪英国革命中的新贵族》,《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期,第90贞

3.施脱克马尔,《1六世纪英国简史》,卜海人民出版社,1仍9,23,转引自李自更,《12一16世纪英国乡绅的形成及其在社会经济变节中的作用》,《肇庆学院学报》202年第12期,第38页

4.布罗代尔,(l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三联书店,192年版,第1卷,第550页

资料来汤:保罗·贝罗奇,《城市与经济发展》,第161 页

从表 2-1可以看出,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一些重要工业城市在18世纪初期仍然仅仅是一些小城镇,甚至是村落;即使被恩格斯称为“英国工业发源地”和“英国工业中心”的曼彻斯特,在工业革命以前不过是个富庶的村落,在1727年仍然被笛福称为“英格兰的最大村落之一”。然而,正是这些逐渐发展起来的城市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们的迅速发展推动了英国工业革命的进程。城市商人在圈地运动中大量购买土地变成资本主义的租地农场主,加深了乡村社会的变革,促进了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农业革命的到来。然而城市资本与土地的结合不但促进了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进一步促进了工业革命的发展,英国许多新兴城市不是以封建城镇为依托而发展起来的,而是在一些下业村庄和工矿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进一步考察这些新增城市的起源可以发现,许多新兴城镇起源于乡村,正如马克思所说:“现代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像在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竹,指出了现代城市是由乡村发展而成的本质。经济史学家M·W·芬恩研究得出英国近代许多新兴的城镇,它们起初是些小村庄,但很快就扩大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市18。城市商人购买农村土地,利用农村的自然资源以及农村建筑物,投资工业,推动农村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带动这些地区向新兴城镇的转变。这些工业新兴城镇的崛起,促进了人口向这些地区的迁移,带动了城镇化的发展。显然如果没有资本与土地的结合,这些新兴城镇也很难兴起,而这一切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土地产权制度的变迁。土地产权制度的变迁为土地与资本结合提供了便利条件,同时也促进了农民与土地的分离,促进了农民的迁移。在这一过程中,从城镇和乡村的发展来看,两者之间很难做出截然的分离,虽然城乡之间存在一定的工农分工,但是如果条件改变,这种分工也并不是绝对的。正如乡村工业化一样,城镇工业资本向乡村的转移,使得乡村承担了城镇的工业分工,进一步的发展使得乡村转化为城镇。乡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也促进了城镇的发展。正如布罗代尔评论说,“事实上,城市和乡村从来不会像水和油一样截然分开”19,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促进了相互的发展,城镇吸纳乡村劳动力,对城镇发展是一种促进,而城镇资本要素向乡村的流动也促进乡村工农业发展以及乡村向城镇的转变,实现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

16.高德步,《英国丁业革命与工业化》,第19-20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80页.

18M·w·芬恩:《170年以来的英国社会经济史》,麦克米兰出版社1978年版第153页:转引廖跃文:《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城市化的发展特点》,《世界历史》1997 年第5期

3.圈地运动与英国工业革命

进一步将圈地运动的发展与英国工业革命发生的期间进行对照,可以发现圈地运动的高潮时期,正是英国工业革命高速发展的时期,从1720到1759年期间议会通过圈地法令仅237个,而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始,议会通过的圈地法令出现剧增,1760到1769年为385个,1770至1779年为60个,1780至1789年为2肠个,1790至179年为469个,1800至1809年为847个,1810至!819年为853个。然而随着工业革命基本完成之后,议会通过的圈地法令数量也在大幅减少,1820年至1829年仅为220个。十地制度的变迁促进工业革命的发生,同时也促进人口迁移的发生,人口迁移最直接的表现在于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在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过程中以及资产阶级革命以后,英国城镇化有所发展,但是直到1751年英格兰与威尔士城镇人口比重也仅仅为22.7%,随着「业革命的发展到1901年增加到341%,18引年上升到54%,基本实现城镇化。圈地运动一直以来是被认为将农民与土地分离的主要原因,促使大量人口由乡村进入到城镇,实现了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因此,一方面圈地运动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促进了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工业的发展也为农民提供了就业机会,促进了农民离开农业到非农产业中。

2.1.3圈地运动的经济学分析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圈地运动的发展使得公地制度最终被消灭,公地制度中未开发的废置或缺位的所有权,以及村民份地的使用权都转变为完全的私人所有权,其实质在于将排他性公共产权转变为排他性私人产权。对于圈地运动的经济学意义,卢现祥(203)认为圈地运动使得土地制度的法律结构发生了改变,这种所有权结构更加有利于技术发明以及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带来了农业革命的发生,从而使得人类在17一18世纪第一次成功地跨越了“马尔萨斯陷阱”,进一步成为了工业革命的前奏。

1.圈地运动促进了人口与土地的分离

首先,当农村土地由占有变为所有时,土地所有者获得土地的完全处置权,可以自由出卖其手中的土地,促进人口与土地的分离。圈地运动对农民权益的影响,一直以来存在一些争议,诚然在圈地运动中存在一些小农利益受到侵害的事实,但是同时我们应当看到圈地运动使得农村土地成为资本追逐的对象,土地成为人们投资的主要对象,土地价格的上涨,使得自耕农想到务农以外的致富门路而出售土地。“自耕农往往通过出售他的财产改善他的经济地位”21。农民出售土地在当时特定历史背景下,除去非经济因素,一方面工业革命的发展使得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多,农民进入到非农产业能够获得更高的收入:另一方面农村十地价格的上涨,增加了土地供给。圈地运动的进行使得农村大量公地被圈占,小农从事农业生产的收益下降,因此小农通过出售其土地离开农业,进入到非农产业也是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所作出的选择。因此这些出售土地进入非农产业的小农,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促进了工业革命的发展,对于这一方面在马克思等共产主义先驱者的经典著作中都有详细的论述.

徐浩,《农民经济的历史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年版,第134页

考特,《简明英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2年版,第3页

其次,圈地运动促进人口与土地的分离还在于圈地运动促进了工业革命的发展,从而为农民在农业之外提供了就业的机会,促进人口离开农业,进入非农产业。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讲,圈地运动促进了工业革命的发展,而工业革命的发展增加了劳动力需求,这也是促进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因为毕竟圈地运动所圈占的主要是农村公地,另外还有1/3左右的荒地2.因此,从这一个角度来说,工业革命与圈地运动也是相互促进和相互作用的.保尔谱图(l91,中译本)认为圈地运动和大工业的到来是互相密切联系着的。它们的相互关系不能归结为简单的因果关系,尽管乍看起来它们可能是两件来源完全不同的事,但这两件事在其各自发展过程中,却是相互影响的。例如,我们可以看看自耕农的消失,严格地说,他们的消失并不是产业革命的后果,但产业革命的结果却加速其消失并完成其消失。同样,农村人口的移动,与其说它决定了工业革命,不如说它促进了工业革命。正是这种制度变迁促进了人口的迁移,直接表现为城镇化水平的提高。

2. 圈地运动促进了土地与资本的自由结合

圈地运动吸引了资本向农村的流动,投资于农村土地,这促进了农村农业革命的发展,同时推动乡村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圈地运动的发展促进资本与农业的结合,使得农业经营方式发生了重要的转变。大农场主相对小农有足够的资金用于更新设备、改善灌溉以及改良土壤和畜牧品种,从而提高生产效率。资本的注入使得以前由单独小农很难完成的事务诸如:荒地开发、道路的修筑、运河的开凿、水地的琉干等事务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这无疑对促进农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正是在圈地运动中出现了大农场主阶级,对于他们来说农业就是投资:和商人对于_L商业的经营一样,他们对于农业也运用相同的首创精神和相同的注意力。据估算,他们在单位面积十地上创造的价值是旧敞田制下的9倍23.土地与资本的结合不但促进农业革命发展,同时也促进乡村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正如上文所描述,在圈地运动中,商人、手工工场主在农村购买土地,自由的利用这些土地发展工业,随着工业的发展人口聚集的增多,这些工业革命以前的普通村镇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口迁入,逐渐发展成为大城市。正是实现了土地与资本的结合,从而推动了乡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

3.1.4小结— 英国土地制度变迁对人口迁移的影晌

在封建时代,英国的土地制度并不承认所有权,封建主、农奴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对土地有一定的权利。农奴被固着在土地之上,与封建主之间存在人身依附关系,农奴承担十地之上的封建义务,土地人格化。封建主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禁止农奴自由的交易土地以及采取多种措施限制农奴随意地离开庄园。与此同时在封建庄园之外存在着自由的城镇,城镇市民的身份是自由的,而且城镇的土地也是自由,能够自由的买卖,城镇成为向往自由农奴的唯一选择。虽然在封建时代,农奴承担了沉重的封建负担,但是农奴并没有失去其所占有份地的潜在风险,农村公社体制为只占有少量土地的小农,提供了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这阻碍了农奴的迁移,这时的英国农民同样安土重汗。几个世纪以来,城镇就像块磁石一样,吸引着一定比例的生活在它周围的农民气而且事实上封建时代城镇市民也主要是来自于农村。这些逃往城镇的农奴获得自由以后,再通过勤奋的劳动,很多人进入到城镇上层社会中。毫无疑问的是封建时代在制度上限制着人口自由流动,而封建庄园土地所具有的农村公社性质又进一步粘滞了农奴的迁移。转引自沈玉,‘论英国圈地运动与工业革命的劳动力来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年3卷第1期,第97页

侯建新《富裕佃农:英国现代化的最早领头羊》,《史学集刊》第47页

随着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货币地租逐渐取代劳役地租。封建主将劳役转换为货币,这被称为“折算”,“折算”后农奴就不必服劳役。英国的“折算”大体上开始于13世牙.而据科斯明斯基的研究,在英格兰,13世纪货币地租己经在数量上占据了主要地位肠.货币地租的实行,大大地减轻了佃户的人身依附关系。自16世纪起,商人购买庄园成为土地所有者越来越普遍。商人地主和农村地主脱离单纯食租者角色,成为地产的重要投资者刀。圈地运动的发展进一步打破了封建土地关系,农民与土地的依附关系被彻底地打破了,农民获得了土地的所有权,能够自由地处置土地,为人口与土地分离以及土地与资本的结合创造了条件。土地产权关系从占有转变为所有是英国从封建土地制度到现代土地制度所实现的最根本转变。土地财产权利的变革促进了城乡要素自由流动,推动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通过这种转变使得土地所有者获得了对土地的完全处置权,为人口与土地的分离创造了条件,农民可以通过出售、出租土地等形式来实现与土地的分离,事实上很多农民也正是通过这种形式实现与土地的分离,促进农民进入城镇,促进了城镇的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土地财产权利变革为土地与资本自由结合创造了条件,城镇资本进入乡村,促进农村经济迅速发展,农业革命到来,乡村工业化迅速发展,一批新兴工业城镇在工业化村庄的基础上兴起。总之,正是由于财产权利关系的明晰使得限制要素流动障碍最终瓦解,促进了资本与土地以及劳动力的自由结合,推动农业革命发生,进一步加快了工业革命进程,促使大规模人口迁移的发生,带来人口城镇化,使英国率先从农业文明社会步入到工业文明社会。

2.2法国土地制度变迁及对经济发展、人口迁移的影晌

2.2.1法国土地制度变迁及特征

1.法国土地制度变迁

法国是欧洲封建制度的起源地和最强盛者,在封建时期,西欧的封建制度并没有太大的差别,法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与英国差别不大,在这我们就不对法国封建时代的土地制度以及对人口迁移的影响作太多的描述。法国封建庄园的特点是实行公共放牧和强制性轮作制度,法国著名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将农村的这种社会状态称之为“乡村共同体”——公社。然而早在大革命前,法国的农村封建土地制度已经发生了很多重要的变化,农民可以任意往来、买卖、处置和耕作。早在13世纪诺曼底已经废除了农奴制,托克维尔(l92,中译本)认为早在法国大革命以前,农民已经成为了土地所有者,法国的小农社会的特征己经形成。马克·布洛赫也认为“远在王家法庭最终批准法律承认自由租地耕种者的权利之前,小农经济就名正言顺地建立在领主的习惯法基础上”2。1789年法国革命胜利以后,8月4日制宪会议通过的8月法令确立了废除一切封建权力,但与土地相关的部分则要通过赎买。1792年8月通过法令要求领主将过去占有的公有士地归还给农民等法令,1793年6月3日,雅各宾派国民公会通过法令,规定将没收的逃亡贵族、王室和僧侣的土地分成小块出卖给农民,购买者可以分期付款,十年还清。6月10日,国民公会又顽布了第二个土地法令,规定把近二百年来被地主、贵族夺去的农村公有土地以及牧场和森林归还农村公社。如果农村公社中有三分之一的居民赞成,就可以把公有土地按人口进行分配。7月17日,国民公会颁布了第三个土地法令,规定无偿地废除了一切封建权利,免除农民的各种封建义务,包括各种封建贡赋(如地租)及与封建权利有关的苛捐杂税,撤销与封建权利有关的一切欠赋案件,烧毁全部地契、文据。雅各宾时期的基本规定得到了延续,即使是在路易十八复辟时期,也明确的宜布承认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两项主要成果:废除封建制和出售国有财产。法国大革命在废除封建制度方面无疑是彻底的,在此同时法国大革命巩固并扩大了小农所有制,此已为大多数史学家所确认(金重远,190)。法国大革命后小农土地所有进一步扩大的原因,从制度上来说,主要是废除了长子继承制,实行家庭财产分配和继承权力均等的继承制度。另外国有土地的拍卖和分配,也使得小地产者能够获得土地,从而巩固其作为小农的经济地位。另外,大革命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农村公地的使用状态,而且在革命之初,为了保护小农,曾经颁布法令归还贵族圈占的农村公地。在公共放牧权方面,大革命也基本没有涉及,直到1892 年议会才通过法令,经农村公社的同意可以废止公共放牧权:直到189 年才通过法律规定取消公共放牧权和公共牧场。但是总的来看,从19世纪下半叶,农村公社的退化在加速,在19世纪中叶时,北部农业先进地区农村公社体制已经墓本上不存在了。

2 农村公杜体制的长期存在,不利于农民与土地的分离,形成小农经济的特有稳定性特征。

法国大革命以后,农村土地公共权力的长期存在,是造成小农稳定性的主要原因。许平(20)1认为公地和集体权益是农村公社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同时由于公地和集体权益的存在一方面限制了富有者的发展:另一方面又为小农的存在提供了生活条件.这样在财产继承制度上的诸子析产制,使得小农的规模在不断变小:而农村公社制度的存在又为他们的生存提供了基本条件。到1826 年,纳税不到20法郎的小块土地已占全国土地面积的315。再以农业主的人数为例,革命前约4百余万,1825年时即猛增至650余尸,19世纪40年代增加到730万个30。法国小农在法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初期也井没有减少,如表所示,1882年法国1公顷以上的农场仍然呈增长状态,加年间增长了7.7%。许平(2001)的研究发现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法国农村十地分割和-L地集中两种现象并存,以土地分割占主导地位。80年代以后,土地分割的趋势逐渐缩小,土地扩大集中趋势越来越强大,但是农村小农为主体的基本占有结构在一战以前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观。农村小农为主体的社会对农业技术进步、资本主义农业发展都是非常不利的。托克维尔(1992,中译本)对法国农村小土地所有者的评价为“小土地所有者,只听命于自身的动力;他的范围狭窄,但他在其间活动自由。他的财富增长缓慢,但却丝毫不受意外风险的影响”3。这种以小农为基础的社会,在最初是法国大革命的推动力量,然而公社体制下的小农又不利于农民与土地的分离,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稳定结构,英国学者A·杨称之为“法国地产的持久性结构,’o

马克·布洛赫,《法国农村史》

金重远,《英法资产阶级革命中十地问题的对比研究},《史林》

赵新平,《城市化与农村发展的土地制度之惑》,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47页

2.2.2法国小农土地占有制度对经济发展及人口迁移的影晌

1.小农土地占有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晌

法国的小农土地占有制度,无疑对法国经济发展造成了一些不利的影响。一些学者认为正是这种小农土地占有制度阻碍了法国工业革命的发展,并且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但是这也引起了一些争议卫。虽然学者们对这个问题还存在着一些争议,但是法国基本完成工业化的时期相比英国要晚一个世纪,这是不争的事实。就农业生产来说,小农士地占有制也成为限制法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主要障碍,这主要表现为小农受自身资本积累的限制影响到对农业的投入,阻碍了先进生产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传播,造成农业技术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主要表现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低下以及土地生产率的低下。19世纪末法国每一个农业劳动者的生产率比英国低39%:从土地生产率来看,1880年法国的土地单产水平较邻国有很大的差距,较英国低38%,比利时、德国低24%33:另外法国的土地利用率相对较低。农业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缓慢不能够使农业产生过剩劳动力,阻碍了农民与土地的分离。小农土地占有制阻碍了农民与土地的分离,使得很大一部分人一直滞留在农村中,工业发展的自由劳动力不足,从而也阻碍了工业的发展。当然对农村人口的转移还要从城市工业发展的角度进行分析,但是上文中我们提到法国工业化迟缓的事实,事实上两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关系。

2.小农土地占有制度阻碍人口迁移,使得法国城镇化发展相对迟级。

经过大革命以后,法国农村已经建立了较为明晰的财产产权制度,大多数封建制度也已经被破除,农民获得了充分的自由交易权利,但是由于农村公地和公共放牧权等集体权利的存在,使得农村小农有了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阻碍了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如马克·布洛赫对这种农村的集体产权制度评价说“如果允许自由行动的话,农村中的大部分人愿意回到旧有的集体耕作方式上去”,这也说明了农村土地的集体权利对小农的吸引力,也正是这种吸引力延缓了法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阻碍了农村人口与土地的分离。当然从社会稳定的角度来看,集体产权的存在对稳定社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仅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集体权益的存在不能不说在一定的程度上也成为经济发展的一种障碍,它使得私人产权在一定程度上不能够得到保护,影响了资本积累速度和投资的热情。

托克维尔,《大革命与旧制度》

许乎,《法国农村补会转型研究》

陆寒寅,‘制度变迁与经济长期发展:法国历史上的“为与不为”载华民等主编,《制度变迁与经济长期发展》

厉以宁,《资本主义的起源》

端木美等,《法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

另外,在对人口迁移的影响上,集体产权的存在不利于形成人口与土地的分离机制,对人口迁移的发生起到了迟滞的作用,法国城市化发展的滞后是这种迟滞作用的最直接体现。从法国与其它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化的对比来看,英国早在19世纪中期,城市人口的比重已经超过了农村,而德国在18引年,美国在1920年,法国却直至1931年才达到。从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32%左右提高到过半数,德国只用了114个世纪(1865一1890年前后),美国花了1乃个世纪(1885一1920年前后),英国持续了半个世纪(1即1一1550年前后),法国却要半个多世纪(l576一193。年前后产。进一步将法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速度与农村土地集体权力的取消时间进行对比,可以发现法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的增快正是伴随着农村土地集体权力的消失而逐渐加快。如表所示法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速度在19世纪中叶以后开始快速增长,而且也正是从这一时期,法国农村公社体制开始逐渐瓦解,农村公地基本消失,农村土地集体权利也开始逐渐消失.这种时间上的一致性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土地制度变迁对人口迁移的影响。随着农村公社体制的瓦解,农村对劳动力向外转移的“推力”在增大,形成了农民与土地的分离机制,这也是促进农村人口向外迁移的主要原因之一。农民与土地难以分离无法为工业发展提供必要的廉价劳动力,阻碍人口向城镇的迁移,延缓了城镇化的发展。

2.3美国土地制度变迁及西进运动

2.3.1美国独立后主要土地政策

在欧洲人踏上北美大陆以前,这里的土著居民印第安人处在原始氏族部落阶段,生产力水平还相当低下,土地只是部落或氏族的共同财产。1620年10月英国移民乘“五月花号”来到普利茅斯,建立了新英格兰的第一块殖民地。殖民地的土地制度基本移植了英格兰本土的土地制度,但是这种移植很明显也不是全盘的移植,北美大陆的士地制度显然要比英格兰本土自由的多,因为地广人稀的北美大陆英国殖氏当局很难控制移民的行为,移民能够非常容易的获得土地;这样为了满足移民占有土地的愿望,英国政府往往也是通过土地来鼓励移民,这样在殖民地时代,已经建立了近乎绝对私有的自由的土地占有制度。然而这时美国所确立的土地制度主要是在英格兰的殖民地内,而对于广阔的北美大陆来说,还基本上处于近乎荒凉的境地。

1767年美国宜布独立,在建国伊始,美国政府宣布东部十三州以外的西部土地归美国政府所有,这样对于一个刚刚建立的国家,除西部丰富的土地资源以外,近乎一无所有,为此美国政府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通过了一系列的土地立法。(国早期土地立法主要内容)

中国海南改革分展研究院,‘美国的土地立法和士抽政笛,,《经济研究参考》卜侧月年第引期,第3闷页

从表2礴 美国的土地立法来看,在1862年以前主要是以拍卖的形式公开出售土地,但是自1862年林肯政府颁布《宅地法》以后,美国土地开始通过分配的方式向垦荒者免费进行分配。依据联邦十地处理制度,在短短10年的时间内,美联邦共处理近10亿英亩一地35。使人们能够获得廉价的十地,迅速实现联邦土地的私有化,是美国早期士地立法的主要特点。为此,最小土地出售面积也在不断的减小,从最初的640英亩减少到了40 英亩;与此同时士地的出售价格也在不断的下降,直至免费获得士地。美国的早期土地立法主要是将美国的国家所有公地变为私人所有的土地,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土地制度就是一种公地处理制度,通过出售土地,美国西部的大量公地变为了完全私有的上地。

2.3,2美国早期土地制度变迁对西部开发的影晌

1.美国早期土地政策促进了西部签础设施的迅速发展,特别是交通墓础设施的建设

我国学者(王章辉,黄柯可,199,汪冬梅,203,李仙娥,王春艳,204等)通过对美国的研究得出交通革命对促进美国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以及向凶部的人口迁移起到了重要作用;范剑勇(2002)认为运输系统的建设促进了美国中西部地区制造业的发展。然而我们进一步对美国交通发展的历史进行研究可以发现,美国建国后的土地政策对美国交通革命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例如政府通过无偿赠予这些建筑公司土地的形式资助道路修建、运河开凿和铁路建设等。第一个在西部国有土地上建立的新州俄亥俄州加入联邦时,联邦政府就将上地销售收入的百分之五用于新州的道路建设。至南北战争前,运河投资的四分之三来源于各级政府,其中主要是土地资助。到19世纪30年代,美国政府赠予各州用于修建公路或开凿运河的国有土地总数为460万英亩。1856年建成的伊利诺伊中央铁路,六分之五的费用是出售国有土地支付的36。随着铁路运输的发展,其在夺通饭输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促进了联邦政府对铁路建设的热情,为此1862 年通过的《太平洋铁路法案》规定铁路公司可得到月加英尺宽的路基用地,以及建立车站、仓库、水站、临时工房、机车器械工厂、某些铁路建筑物等必需的土地。更重要的是,每修筑1英里铁路,就可得到沿线两侧各5个以间隔方式划分的地块。这些地块可由铁路公司自行处置。这些政策使铁路公司获得了大量士地,从1850年到停止赠地的1871年,国会赠予各铁路公司的士地总计约1亿英亩以上.这样到19世纪后期,美国西部铺设了五条横贯大陆的铁路.这五条大铁路总长7万英里,并附有无数条支线,深入到西部腹地,这对西部开发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孔庆山《国早期土地制度研究》

陈锡镖《内战前美国国有土地开发的经济影响》

2.美国早期土地政策促进了美国西部的耕地开发和农业的发展

美国早期土地政策满足了移民获得土地的愿望,促进人口大量向中西部迁移:1862年宅地法的顽布,使得美国居民能够无偿地获得土地,进一步促进向西部移民的浪潮,即使一些贫民也能够免费地获得土地,进一步促进了西部的开发,表现为美国农场数目以及农场耕地面积的大幅度增长。如表所示,美国农场数由1860年的20万个,到190年增加到570万个;而这些新增农场中7创汤在西甜7。然而,在这期间耕地面积从40,百万英亩增加到839百万英亩;就农场的平均规模来说,虽然1860.1880年期间农场平均规模略有下降,但是从1880年开始农场的平均规模逐年上涨。

兰建英《英国西进运动中的土地政策研究》四川大学硕士论文2侧月年,第25页表2整理计算

3.美国早期土地政策促进了美国西部城市化的发展

王旭 (2 0)3 认为美国土地政策对城市化的促进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渠道:其一是联邦政府对市镇的优惠政策。1844年美国联邦政府通过政策,准许市政实体有权以先占购买方式获得镇址。依据这个法律和1867年更慷慨的法律,到1883年时美国联邦政府共划拨16.3万英亩土地给474个镇。其二是通过土地投机集团的直接规划。由于土地投机集团占有大片土地,又具有较雄厚的资本,有条件进行大范围的规划,设计城镇,以使土地增值。而且,这些城镇,经过了周密的勘测、规划和设计及市场调查.在地产业兴隆的同时,大量中小城镇拔地而起,1887年1月到1889年7月共建成60 多个新镇。其中有些固然是土地投机商为强占地皮所致,但其数量无疑是可观的.今天洛杉矶大都市区内著名的城市如帕萨迪纳、里弗塞德、圣莫尼卡、阿尔塔迪纳等均兴起于这一时期。所以说,洛杉矶的历史是先有镇,后有市。其三是铁路城镇的大量出现。铁路公司专设一些城镇开发公司,自行设计与创建城镇,形成别具一格的铁路城镇。通过这种途径,城镇中的地价增值幅度远远高于一般土地,铁路公司获利翻番:另一方面,城镇新兴,必然吸附大批人口,铁路的客货运输量也将相应增加,不音一举两得。

何黎萍《农业的资本主义化与美国西部土地立法》,《学术研究》198年第4期第61页

随着美国西部城市的发展,交通革命的推动,而且廉价的土地也成为吸引东部制造业企业进入西部的主要原因,促进了西部制造业的迅速发展,美国最初的制造业优势地区是位于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和大西洋中部沿海地区,但在19 世纪下半叶这种制造业的优势逐渐向西部地区移动。从下表中可以看出,美国西部1860年一1920年城市制造业的就业增长率明显快于新英格兰地区和大西洋沿海中部地区,而且也快于美国全国的制造业就业增长速度,从而使得美国中西部城市制造业就业的总量占全国制造业就业总量的比重在不断增长,而其他两个制造业中心则在不断的下降。这时中西部一些新兴城市的制造业就业总量也在不断的增长,比如芝加哥有近8万人从事工业,且己超过当时东北部的波士顿,芝加哥工业就业在1860一一1570 年间增长了4倍以上,并在1870到1880年间增长了大约50%。其他中西部城市也建立了相当可观的工业部门,1850年辛辛那提工业就业人数超过5.9万人,圣路易斯工业就业人数超过4万人。西部城市化的发展以及工业化的起步,无疑得益于美国西进运动使得西部人口迅速增加。

范剑勇《美国早期制造业集中的转变及其对中国西部开发的启示》

2.3.3美国早期土地制度对西部发展促进的作用机制

1美国早期的土地制度促进了人口向中西部扩散,为发展提供了必要劳动力。现在回顾美国早期土地制度变迁及西进运动这段历史,可以看出这种土地制度的变迁对美国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而这主要是通过促进人口向西部的迁移来实现。美国独立后不断发布出售土地的法令,而且士地出售的条件越来越宽松,这就使得移民能够非常容易地获得土地,这无疑促进了人口向西部迁移。经历了向西部的19和19世纪之交、19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及19世纪五、六十年代三次大的群众性移民高峰,越过阿巴拉契亚山脉的移民在650万以上,西部人口总量和所占比重都迅速增长.据统计,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中的比重,从1790年的6%上升到1910年时的5甄35.美国西部人口的迅速增长为工商业的发展以及疆土的开发提供了必要劳动力。当然美国的自由土地政策也带来了土地投机行为的产生(洪朝辉,192),本杰明·希巴德(l924年)的研究认为土地投机的存在控制土地的流通速度,阻止土地及时投入市场,由此迫使早期移民被迫继续西移,流向无法开发的荒郊僻野:然而现在看来这恰恰是促进了人口向更西部的迁移,促进美国疆土的快速开发。而Nodh(1974)认为“如果土地投机者故意占有土地而不使之生产·一那将令人十分惊讶了。投机者的目的是挣钱,如果固守占地不卖的策略,那正与投机者本惫相违背”。但是从现在角度来看,不论如何土地投机者更多地是以土地投资者姿态出现,对西部土地的投资无疑对促进西部经济发展非常重要,而且也促使贫穷的移民为了获得免费的土地,不得不向远西部迁移。从美国历史来看,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对土地的追求是移民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追求土地是这个移民国家大众的最高目标,拥有土地已成为早期美国文化的一个基石.总体上来说,美国早期的土地政策无疑使得这一目标非常容易地被满足,促进了美国移民的西进运动,人口的迁入是中西部迅速发展的关键所在。当然美国的自由土地政策所带来的土地投机行为也有其负面的影响,而且美国的西进运动历史也是对印第安人屠杀和掠夺的历史,人文主义不是本文所关注的重点,如果仅仅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这种土地出售政策无疑对促进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意义。

2.人口的迁入不但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更为重要的是同时带来大t资本的流入,促进了土地与资本的结合,这对一个新开发的地区作用无疑是巨大的。正如费正清(2003,中译本)所描述“约翰·莫雷·佛布斯在19世纪04年代后期带着他在中国口岸作茶叶和鸦片贸易生意赚的钱,投资到更赚钱的中西部”那样,来到西部的不仅仅有狂热的淘金者还有携带着资本的投资者。美国的西进运动也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迅速的发展,促进了人口在美国大陆上的扩散,形成了现今美国的领土,保障了美国领土的扩张;更为至关重要的是这些迁移者不仅仅带来了劳动力,而且还带来了资本,有力地促进了西部的迅速发展。比如上文提到的铁路建造,这大多靠私人公司完成;而且这些铁路资本集聚的增多也使得美国第一个垄断组织在铁路业中产生(王旭,203)。在最初的土地出售时期,土地的出售给政府带来了财政收入,同时也促进了私人资本的流入,比如上文中提到的西部交通设施的建设基本上是由私人公司完成的。自由的土地制度也带来了多元化的投资体制,比如金融资本的介入,1830年代,美国大批西部与南部的州银行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由此导致土地贷款很容易被获得,信用制度吸引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资本从东部投资到西部的处女地。这样无疑对优化资源配置是至关重要的,促进了资本、劳动和土地资源的配置,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实质上上文中所提到的对美国西部经济发展的影响,无论是铁路建设、城镇增多还是制造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土地与资本的结合。资本的涌入不但改善了基础设施,发展了城镇和工业,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开发了西部广阔的土地,使得西部的农村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主要表现为全国耕地面积的不断扩大,以及农村基础设施条件的提高,1890年西部地区17个州农场用地的灌溉面积仅363.2万英亩,到1910年扩大到1125.9万英彭,。然而所有这一切的发展,都离不开人口向西部的迁移,如果没有人口的迁移一切都将成为空中楼阁。人口向西部的迁移主要是通过美国早期的土地政策来实现的,这些政策满足了移民获得十地的愿望,从而促进了移民向美国西部的迁移。西部移民的迁入,同时带来了资本和劳动力,实质上正是这种自由的土地政策为资本与十地的结合创造了条件,又进一步推动美国西部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人口向西部的迁移。美国早期的土地政策通过不断促进人口向西部迁移推动了美国西部开发。[yao_page]

何顺果,《美国西部开发的历史与经验》

2.3.4小结

美国自由的土地政策,使得农民能够自由的与土地相分离。而在西部通过土地出售和无偿赠送,满足了移民获得土地的愿望,促进了人口向西部的迁移。在人口迁入的同时,带来了大量的资本流入,实现了资本与土地的结合,推动了美国西部地区的开发。人口向西部的迁移,使得西部人口迅速增长,人口的增多,能够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劳动力,同时人口的迁入也是促进国土开发的重要条件。这一切促进了美国西部的迅速开发,而促进人口向西部迁移的关键在于美国早期土地政策,这同时促进了土地、资本及劳动力的自由结合。生产要素的自由结合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推动美国西部工业化、城镇化的迅速发展。正如道格拉斯·诺思所评价的那样“从体制角度看,美国早期史上所做出的一个重要决定是西部这些土地并不是由政府保留,而是转给私人所有;这种私人所有制对于平衡个人与社会的回报是必须的,由此方能促进生产和增长”40。

2.4土地制度变迁与人口迁移一一对英法美的比较分析

以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在于制度,一种提供适当的个人刺激的有效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无论是封建庄园制的衰落,还是近代产业革命的发生,都与私人财产地位的变革有直接的关系。从人类社会历史的进程来看,土地制度一直以来是关系经济和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方面。美国19世纪的土地改革家亨利·乔治说,土地的占有方式是“决定人的社会、政治、文化和道德水平的最根本因素”。土地制度变迁也是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至关重要的一项制度变迁,正如英国著名作家帕西·尔登所说“一个国家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他的土地制度史”心.。土地财产制度关系的变迁也是社会财产制度关系变迁的主要内容,土地财产制度关系也能够反映社会财产制度关系的主要方面。既然制度重要,而且土地财产制度是反映私人财产制度的主要方面,那么一个国家的土地制度的变迁也会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增长状况,制度通过对个体行为的激励和刺激来影响经济的增长,当然土地制度也是通过对个人的刺激影响到个人行为,这无疑会对个人的迁移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

刘自强《I865一1914年美国农业问题探析》

王旭,《美国西部开发与联邦政府的七地政策》

孔庆山,《美国早期十地制度研究》

1封建时期的农村公社体制,不利于农民与土地的分离以及土地与资本的自由结合,阻碍了人口迁移的发生。在西欧封建社会时期,封建十地在耕作中实行敞田制,在作物收获以后,土地处于公共使用状态,土地占有者对土地使用没有最终决定权。庄园主和农奴都对十地拥有一定的权力,农奴虽然承担着沉重的封建负担,但是农奴并不存在失去这份十地的风险,而且敞田制的耕作制度,使得土地在收获以后处于一种公共使用的状态,庄园内的任何一个人都有使用的权力,成为保障贫苦农民生存的经济基础。这种土地制度也束缚了农民,因为农村土地的集体权利为农民提供了基本的生活基础,这就使得离开土地对农民来说是一件风险极高的事情,农村土地公共权利成为农民滞留在土地上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为什么当圈地运动发生,农民失去了这种公共权利,就会发起对圈地运动的强烈反对的原因所在。因此虽然一方面存在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对农民迁移的限制,但是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农村土地的这种公共权利是他们滞留在农村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这无疑也阻碍了人口迁移的发生。同样,农民也束缚了土地。使得土地无法与资本自由的结合,限制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2农村土地由占有向所有的转变,促进了农民与土地的分离以及土地与资本的结合,推动了人口迁移的发生。从近代历史来看,人口迁移的主要方向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迁往资本密集的地区。诺思(1 929,中译本)认为制度变迁造成交易费用的卜降是促进工业革命发生的重要原因,在这一系列制度变迁中,私人和议会圈地是其中重要的内容,这比仅仅取消对资本和劳动要素流动的限制是更为重要的。敞田制下土地收获以后的公共放牧权使得土地所有者对土地进行投资的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从而限制了土地所有者的投资热情,不利于规模的扩大和资本积累。建立排他性的所有权是圈地运动发生的主要目标。圈地运动使得农村土地的公共权利消失,建立了排他性的使用权;使得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从占有关系转化为所有关系,土地所有者获得了对土地的完全处置权,形成了人口与土地的分离机制,促进土地与资本的自由结合,从而促进人口迁移,带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土地产权关系从占有到所有的转变,使得土地所有者获得土地的完全处置权,促进人口与土地的分离,形成土地与资本的自由结合,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正是这种土地产权关系的转变,促使资本与农村土地的结合,推动农村_〔业化的发展。而随着资本与土地的结合,人口也越来越多的迁往资本密集的地区,随着人口在这些资本密集地区聚集,那么最初可能仅仅是一些小村镇的地区也进一步发展成为城市,推动英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一步发展。而在法国,虽然大革命彻底粉碎了封建制度,但是农村土地的集体权利和农村公地长期存在,农民在乡村能够获得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农民与土地难以分离。而且农村土地公共权利的存在使得七地投资的私人收益低于社会受益,从而限制了资本与土地的结合,也使得法国城镇化的发展要更加迟缓。通过对法国和英国发展历程的对比,土地公共权力的存在不利于人口与土地的分离,也限制了资本与土地的结合,这也是法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速度相对较慢的重要原因。虽然在美国长期以来并不存在对人口与土地分离的限制,但是美国独立后国有七地私有化,促进了人口向美国西部的迁移,从而促进土地与资本的结合,正是通过土地与资本的结合才进一步推动了美国西部城镇化和1二业化的发展。美国西部这种发展模式可以看作私有产权对投资激励的典型,而这种投资的实现是由人口向西部的迁移所带来的。

2.5结论及对我国的借鉴

土地制度变迁促进了人口迁移的发生以及农村土地与资本的自由结合,最终实现了工业化、城镇化及城乡协调发展。实质上,城乡协调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要素自由流动和结合的过程。如图2.2所示,简要地描述了城乡协调发展过程中,要素的流动方向,以及城镇和村庄的演变与发展。如 图 2.2 所示,城镇资本向农村的流动促进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农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不但为工业化发展积累更多的农业剩余,而且进一步推动农村人口向外迁移。而工业资本向农村的转移,进一步促进乡村工业化的发展,人口在这些工业村庄不断集聚,促进了这些工业村庄向城镇的转化,孕育了新兴城镇。在人口方面,传统农村的人口不断向城镇及工业化村庄这些资本相对密集和就业机会充足的地区转移,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降低了非农产业发展的成本,同时也提高了农业劳动的边际收益,促进城乡要素边际收益均衡的实现,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可见,城乡协调发展的过程也就是城乡之间要素自由流动和结合的过程。由于十地要素具有在地理空间上的不可流动性,因此要提高土地要素配置效率,必须改变与土地相结合资源要素的配置状态,这最终通过土地制度变迁实现。通过以上我们对国外发展状况的介绍也可以看出,在城乡协调发展过程中恰恰是土地制度的变迁成为促进要素自由结合一个重要方面,进一步促进步推动了美国西部城镇化和1二业化的发展。美国西部这种发展模式可以看作私有产权对投资激励的典型,而这种投资的实现是由人口向西部的迁移所带来的。

通过我们对国外土地制度、人口迁移和城乡发展的关系研究,可以将三者之间的关系简单的概括为:如果土地制度能够促进人口与十地的分离,并且实现人口从农业向非农产业就业的转移,进一步促进农村土地与资本的自由结合,那么就能够促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人口与土地分离的实现,并最终在非农产业中实现就业是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如果农业人口与土地分离后,不能在非农产业中实现就业,将会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安定因素。农村土地与资本的结合,不但促进了农业技术的进步,为工业化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农业剩余,农村土地廉价的成本也是促进工业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通过乡村工业化最终实现乡村城镇化实质上也是国外发展的一个基本经验。在城乡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土地制度的变迁是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实现要素的自由结合,促使要素最优配置的实现,最终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因此,当前我国必须建立促进人口、资本与土地自由结合机制,进一步促进农村土地要素市场的发育,促使农民与土地的分离。对于当前我国大部分农民来说,土地及附着在土地上的资产,仍然是农民资产的最主要部分42,如果农民的这些资产不能够自由变现,那么势必会影响农民与土地的分离以及农户的资本积累能力,阻碍农民的迁移行为。在西欧封建时代农奴为了获得自由的身份,往往通过抛弃农村土地的方式,逃往城镇以获得自由身份:然而在现今的中国,如果不进一步促进农村土地要素市场的发育,赋予农户自由的土地交易权利,促进农民与土地的分离,那么农民为了进入城镇,也不得不抛弃本来属于他的那份农村土地。促进农村土地与资本的自由结合,对促进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经济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而且从城市的起源来看,很多城市正是在农村的基础之上不断发展而形成,通过农村土地与资本的自由结合,促进了这一区域经济的迅速发展,人口集聚增多而发展成为城镇。因此,人为的划分城镇和乡村不利于乡村的发展,使得城乡统筹发展难以实现。为了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实现,我们要不断促进人口向城镇集中,但是城镇又是如何产生和进一步发展呢?这值得我们去思考!

赵人伟等《中国居民财产分布研究》一文中侧算,土地资产(包括农村房屋)占到农户资产的75%以上。

[讲义]第四讲  农业资本主义与现代农业发展

关于现代农业发展首先涉及两个理论问题:1.农民在农业发展中的地位,2.农业发展的不同道路。有关这两个问题的基本文献可能多数人耳熟能详,但在处理理论与实际之间的复杂关系时一直有两种倾向,或者拘泥于现成结论,或者比较主观随意地引用和诠释理论。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围绕这两个问题争论不休。近来又平添了关于中国农村改革实行家庭承包制度是前进还是倒退、农户承包土地自主经营与人民公社集体经营孰优孰劣的争论。因此,对有关的理论和经验史实做一番梳理工作,仍然是有必要的。

一  农民在现代农业发展中的地位

马克思的有关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1现代各国自耕农的自有小块土地所有,相对于封建土地所有制是一种历史进步;2 资本主义大农业以农民的无产者化为代价,农民的消亡是不可避免的;3 从而,农民的自由土地所有与自主经营,只是封建制度与资本主义之间的一个过渡形态。

关于第一点,马克思曾谈到:

“自耕农的这种自有小块土地所有制形式,……在现代各国,我们又发现它是封建土地所有制解体所产生的各种形式之一。英国的自耕农,瑞典的农民等级、法国和德国西部的农民,都属于这一类。……在这种生产方式中,土地的占有是劳动者对本人的劳动产品拥有所有权的一个条件;在这种生产方式中,耕者不管是一个自由的土地所有者,还是一个隶属的农民,总是独立地作为孤立的劳动者,同他的家人一起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土地的所有权是这种生产方式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正如工具的所有权是手工业生产自由发展的必要条件一样。”[①]

然而,马克思在其关于农业和农民的论述中所要揭示的,主要还不是封建制度的解体,不是摆脱封建主以后的农民如何形成自己的生产方式,而是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曾经这样描述农业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懒惰的农场主被实业家,农业资本家所取代,土地耕种者变为纯粹的雇佣工人,农业大规模经营,即以积聚的资本经营。”[②] 所谓“农业资本主义”,也就是“农业和工业完全一样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也就是说,农业由资本家经营;……” [③] 所有这些,都以资本家对土地所有权的垄断为基础,以“直接生产者的赤贫”即农民的无产者化为代价:土地所有权的垄断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并且始终是它的基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结果之一是,它一方面使农业由社会最不发达部分的单纯经验的和机械地沿袭下来的经营方法,在私有制条件下一般能够做到的范围内,转化为农艺学的自觉的科学的应用;…… 一方面使农业合理化,从而第一次使农业有可能按社会化的方式经营,另一方面,把土地所有权弄成荒谬的东西,——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大功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种进步,同它的所有其他历史进步一样,首先也是以直接生产者的赤贫为代价而取得的。” [④]

由实业家-农业资本家经营的资本主义大农业,将使原本拥有自己土地的农民变为纯粹的农业雇佣工人。从而,“自耕农的自有小块土地所有制形式”,只能是封建制度与农业资本主义之间的一个过渡形式。也就是说,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其衰败和被消灭是不可避免的。[⑤]

上述马克思关于现代各国自耕农的自有小块土地所有制形式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步意义的观点,体现了历史的辩证法。马克思关于土地所有权重要性的思想、关于农业合理化与农业经营方式社会化的论述,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农民问题时所运用的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迄今仍然是我们研究农业与农民问题的基石。[⑥]

马克思关于“农业资本主义”的思想,主要是从他所能看到的英国农村的材料总结出来的。16~18世纪的英国农业常常被视为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典型:“(大封建主)通过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夺走他们的公有地的办法,造成了人数更多得无比的无产阶级。在英国,特别是弗兰德羊毛纺织工场手工业的繁荣,以及由此引起的羊毛价格的上涨,对这件事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⑦] 马克思甚至根据当时的记载提出:“大约在1750年,自耕农消灭了。”[⑧] 然而,农业发展的历史真实究竟如何?现在看来,过去人们对英国圈地运动和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估计过高了。16世纪的英格兰只有2%的土地被圈占,而且大量的是农民圈地。到19世纪全部被圈占土地也只占到总面积的50%。19世纪中叶,英国使用雇佣劳动者的农场不过占农场总数的一半稍多,其中还有相当一批使用极少量雇佣劳动力的农场。[⑨] 大量资料说明:近代英国土地财产的不平等分配,主要是封建时代的遗留,而非国会圈地的后果。从19世纪末期以来,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国家雇佣农场衰落了。农业机械化使得农业部门所需的劳动力大为下降,而首先被排挤的劳动力往往是雇佣劳动力。[⑩]到了20世纪后半叶,发达国家的农业劳动者绝对数量和比重都已经很小,农业经营规模也已经扩大,但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家庭农场。就经营规模来看,1970年小于20公顷的农场跟50公顷以上的农场的百分比差在西欧各国分别是:丹麦62.1:6.2;英国52.4:23.3;爱尔兰68.2:7.5;荷兰81.5:1.5;比利时84.9:2.0;西德83.7:1.8;法国65.5:8.5;意大利94.6:1.7;西班牙(1972)86.9:4.8 (%)。其中,英、荷、比、德四国的农业人口占全国劳动人口的比重都在10%以下。[11] 在现代资本和技术密集条件下,20公顷土地完全可以由农场主和他的家庭成员自主经营。农村无产者不仅在绝对数字上下降了,而且在农村劳动力比重中也下降了。1966-67年度,欧共体六国农业中非家庭的雇佣劳动者只占全部农业劳动人口的14%,而且里面还包括一些非全职雇工(part-time labor)。[12]1999年西欧各国农业家庭劳动力占劳动力总量的比例,在荷兰是75%,英国69%,法国85%,德国77%,西班牙和比利时则分别高达87%和91%,欧盟15国平均为88%。[13] 正是基于这些数字和事实,荷兰农业问题专家、对近现代中国农村变革也颇有研究的L.道欧教授才敢说:“在2000年,家庭农场仍然是描述农业部门主导形式的一个恰当词汇。这样说不仅是因为家庭劳动力在农业中占了很大比例,而且在于所有权和管理权的结合,家庭和经济目标的重叠,以及家庭农场还要以遗产形式传承给下一代。……不仅在荷兰,而且在西欧、北欧乃至世界上其他许多地方,家庭农场都是农业的主导形式。”[14]

众所周知,二战以后比较成功地实行了农地改革的东亚国家与地区,包括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其农业迄今仍以家庭自耕农为主体。这里举韩国的一个例子,来看看这种自耕农的家庭农业的变化。从1967年到20世纪80年代末,韩国农户总数从高峰时的258.7万下降为176.7万,农户总人口从1443万下降到666万,但并没有出现多少资本家经营的雇佣型大农场。根据一项对京畿道三个村子(其中一个靠近工业区)前后相隔20年的追踪调查,从1971年到1991年,三个村户口总数略有增加(因为有非农户迁入),务农户比重从93%下降到63%;务农人口也减少了3/5。单位农户人口平均从6.7减到4.8,户主平均年龄从45岁增加到58岁,流动外出人口从户均0.56变为0.60,家庭内务农劳动力支出反而从2.3增加到2.9。45%农户地产有所增加,21%户减少,其余维持不变。但是农户平均拥有的农地面积从1.96町步降为1.66町步(1町步约为0.99公顷)。1971年有地4町步以上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11%,到1991年不再有;3-4町步农户从10.7%降为3.5%;3町步以下农户在1971年占78%,1991年达96%,其中,0.81-1.6町步农户从21.6%增加到24.5%,0.8町步以下的小农户比例从22.0%增加到29.4%。与此同时,农户的实际收入平均提高了5倍,从146万韩圆增加到942万韩圆。生活标准按高中低三档划分,低水准户从46%降为31%,中等户从46%上升到63%,高等户则从8%下降到6%。调查显示:青年农民认为自己的生活不如父辈的,1971年占22%,1991年降为8%,认为好过父辈的则从54%增加到78%。调查还显示,1991年比1971年农业雇工和传统的互助换工都因为农村劳动力短缺而大幅减少,70年代由政府发动的农业合作化也基本失败;农户拥有机械数则大幅度增加:1971年三个村只有两户农民各拥有一台农用机械(播种机),1991年,57%农户自有了播种机,55%农户用上了联合收割机。[15] 调查得出的这些数字应当可以说明,在土改几十年和经历了高速工业化、城市化的巨大冲击以后,韩国以小自耕农为主体的“家庭农场”没有消失,农民中没有出现两极分化和普遍的贫困化;由于农民户均占有农地面积没有增加,农业经营规模也不可能明显扩大;与此同时,从整体上看,农业中的资本和技术集约化程度、农户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都明显地提高了。

还可以看看日本的情况。战后日本比韩国更早实施了以创设自耕农为目标的农地改革,自耕地比重达到90%,自耕农加自耕佃农达到88%,同时出现了小农户增加、大农户减少的趋势。进入20世纪60年代,日本政府实施了旨在扩大经营规模、促进合作经营、提高家庭农业效率和农民收入水平的《农业基本法》(1961),随后又一再修改《农地法》,放宽对地权最高面积的限制,以推动土地流转。但是,到1980年,日本仍有71%农户经营土地在1.0公顷以下,其中3/5少于0.5公顷。1999年,日本政府以一项《食品·农业·农村基本法》代替1961年的《农业基本法》。新基本法仍然以促进农业经营规模化为目标,要求实施将农地向“有效稳定的农业经营者”集中的措施。2001年开始实施《农地法》修正案,推动建立农业生产法人制度,进一步放宽农地管制,所有这些变革,都没有走出以自耕农为主体的农地制度。日本农业跟东亚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一样,苦于土地资源稀缺和由此带来的经营规模过小、劳动生产率难以大幅度提高。多数农户需要兼业,1980年兼业收入高于家庭农业收入的农户已经达到农户总数的65%。1960年,日本共有农地(耕地加牧草地)607万公顷,到2000年还剩483万公顷。由于不能强行购买和迫使农民离农,也由于地价上升与农业衰退造成购地欲望退步,由买卖实现土地转移非常困难,政策走向是以租佃来促进土地流转,为此而设置了各种免于适用限制佃耕地所有规定的特例。类似台湾地区的“委托经营”(由于土改立法废止租佃制度,所以有“委托经营不以租佃论”的规定),日本农民可以通过农协将自己无法耕作的农地委托其他会员经营。但即便如此,所有权转移和使用权转移两项相加每年也只有几万公顷。[16]

如果说西欧跟东亚历来人多地少,实行家庭经营是迫不得已,美国的家庭农业可能更有说服力。这里首先要说明美国的“农场”(farm)和“家庭农场”(family farm)概念。美国自1978年农业普查以来执行的农场标准是农产品每年毛收入达到1000美圆。根据这一标准,1998年美国农场总数为205万个,农场平均面积为456英亩,农场人口占全国人口的1.6%,农业劳动力为262.7万,占全国劳动力总量的2%,其中,雇佣农工占33.5%(约88万人)。[17] 以1000美圆为底线,反映了美国迄今仍有为数不少的小农场。按照1998年的平均产出和价格计算的农民年毛收入,养一头奶牛可收入2635美圆,100只母鸡收入1394美圆,种植5英亩玉米收入1479美圆,10英亩小麦收入1258美圆。由此可知,农产品年收入数千美圆的农户,都只能是靠兼业维持的“过小农”。

“家庭农场”一词在美国的各种政治性讨论中有很高的使用频率,但它并没有一个像“农场”那样明确的量化标准。按照美国农业部《1998年农业年鉴》的定义,一个“家庭农场”是这样一个农业经营单位:1 生产一定数量拿来出售的农产品,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农场而不仅仅是一个乡下住户;2 有足够的收入(包括非农收入)支付家庭和农业经营所需、支付债务、保持所有物;3 农场主自己经营管理;4 由农场主及其家庭提供足够的劳动力;5 可以在农忙时使用季节工,也可以雇佣少量的全职农工。[18] 根据上述标准,据美国人口普查局资料:1997年美国农场若按“家庭农场”(Family farm)与“企业农场”(Corporate farms)两项划分,前者总面积为5.85亿英亩(35.08亿亩),比1987年减少0.43亿英亩;后者占地1.31亿英亩(7.86亿亩),高于10年前的1.19亿英亩(7.14亿亩),数量则从6.7万个增加到8.4万个。[19]

另据美国商业部的《农业普查》统计的结果,1997年美国各种个人和家庭农场(farms operated by individual/family proprietor)总数为全国农场总数的85.9%,拥有全部农地的62.8%;平均拥有土地356英亩;合伙农场(farms operated by partnerships)占农场总数8.9%,拥有土地16%,平均面积881英亩;家庭拥有的“公司农场”(farms operated by family-held corporations)占4%,拥有13%土地,平均面积1571英亩;其余1.2%为其他类型的公司农场、合作农场和公共农业机构,共有8.3%的土地,平均面积4378英亩以上。由于合伙农场多数为父子或兄弟合伙,若将其列入非企业化经营的广义的家庭农场,则这项统计跟前述人口普查的数据基本吻合。《农业普查》所显示的另一些数字是:从1949年到1997年,完全为农场主自己所有的农场(farms operated by full owners)一直占农场总数60%左右(57.6%-62.5%),拥有土地比重从40%下降到34%(1978年最低,为30.6%),平均规模则从136英亩增加到276英亩;农场主拥有部分所有权的农场(farms operated by part owners)从15.4%增加到30%,占有土地从40%增加到了54.5%,平均规模从512英亩增加到885英亩;租佃农场(farms operated by tenants)从27%下降到10%,占有土地从20%减到11.6%,平均规模则从147英亩增加到566英亩。农民兼业其他工作的比例达到60.5%,从事非农工作在200天以上的达到37%。1998年各类农场的农场外收入占农场总收入的比重情况如下:总收入在50万美圆以上的为5.8%,25-50万美圆的为11.6%,10-25万美圆的为9.8%,5-10万美圆的为52.1%,2-5万美圆的为80.8%,收入在2万美圆以下的为106.6%。[20] 按照1998年的价格,50万圆毛收入是饲养190头奶牛或者36000只母鸡,种植1690英亩玉米或者将近4000英亩小麦的收入。美国完全或基本依靠自身劳动力经营的家庭农场,小的可以是几十英亩,基本从事蔬菜、果树种植或者奶牛、家禽养殖,农场主一般有非农兼业;大的有数千英亩的农场,种植玉米、小麦等粮食或经济作物。大小家庭农场农忙季节很多都需要雇工,包括墨西哥流动农工、亲戚朋友和度假的学生。较大的农场一般自己拥有价值不菲的机械设备。同社区农场之间在农产品仓储、销售等方面有稳定而密切的互助合作。

美国农业地广人稀,农场的平均规模当然是大的,投入和产出都高度商品化,有组织完好的产供销社会化服务系统;农牧业生产都已经高度资本集约化,有很高的资本回报率、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因此,可以说美国农业部门已经高度现代化,然而却仍然以农户自己拥有自主经营的家庭农场而不是以人们所想象的资本家雇佣大量农业工人的企业化大农场为主体。[21] 美国农民的主体也不是租佃农场主,“自由的家庭农场”所占比例长期维持在50%以上。1790年美国首次人口普查显示:美国人口90%以上是农民,绝大多数是自耕农。[22] 1860年的统计表明:北部公地州绝大多数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小农场主们还拥有大量的耕畜和农场机械设备。[23] 全美佃农农场占全部农场的比重1880年为25.6%,1890年为28.4%,1900年为35.3%,1910年达到高峰,为37%[24],此后逐渐减少,到20世纪末还剩10%。美国的家庭农业经营方式是在最有条件发展资本主义雇佣型大农业的环境下形成的。它的历史和现实动因,比之东亚或者西欧家庭农业经营方式的延续,应当更值得人们深思。

如前所述,马克思主要根据他所看到的英国的材料提出,现代各国自耕农的生产方式只是一种通往雇佣型大农业的过渡形态。作为一个阶级,农民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历史常有出人意料之处。18世纪迄于今日,无论是英国的农民还是欧洲和北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民始终都没有被消灭。为了解释这一难题,19世纪末以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经做了不懈的努力。考茨基和列宁的有关论著都属此列。当代一些研究农业问题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尝试建立一种新的解释框架,其理论基础是对“生产形式”(forms of production)与“生产方式”(mode of production)的区分。他们提出,“生产形式”只是在直接的劳动过程中显示出的生产关系,同一“生产方式”内部可以有不同“生产形式”共存。比如在资本主义结构内,“生产形式”有可能保留着“前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所特有的劳动组织”。依照这种解释,农民的家庭经营这样一种反映直接劳动进程的“生产形式”,尽管保留着前资本主义的色彩,本质上仍然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农民家庭劳动者本质上是无产者。比如美国农民这些“拥有不动产的劳动者”,他们对土地的所有权仅仅代表“形式上”对生产资料的拥有关系,生产的关键性要素和产品的使用均取决于资本主义的生产与交换,取决于市场,由资本主义的运行规则所支配。农民作为直接生产者可以保留法律上的所有权,“真正的”所有权掌握在控制着农业生产的“关键性要素”和农产品市场的资本家手里。生产进程的节奏和组织均由后者决定。所以农户对生产资料的形式上的所有权只不过掩盖了直接生产者的农村无产者身份。家庭农场的再生产是资本主义的功能。[25]
这种带有浓重的“依附论”色彩的尝试,重视农业发展中生产关系的演变,但是没有对农业生产本身做一番认真的研究分析。在对生产关系的分析中,看起来提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的包容性,实际上是在捍卫资本主义形态的纯洁性,容不得其中有非资本主义的成分。而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里,依靠(或者基本依靠)自身劳动的家庭农业经营是“小农的生产方式”,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如同列宁所说:“只有使用雇佣劳动的多少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可靠最直接的标志。”[26] 早有批评者把这种尝试称为是“调和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两种生产体系”,“使资本主义弱化为一个空洞的概念”,认为它只关注生产关系却无视农业生产的自然的生物学的特征。批评者指出,恰恰因为农业生产过程为自然所支配,使得农业的技术进步成为农民生存下来的条件。较高的生产力水平为家庭农场应付产出与价格的波动提供了屏障。另一方面,季节和生物性周期对农业生产造成限制,使生产与劳动时间之间缺乏同步性,进而使农业利润率下降到其他经济部门的一般利润率之下,结果是资本主义投资农业受阻,家庭农场成为更适宜的生产单位。[27]

20世纪经济学家里主张家庭农场制的最著名的代表,一是俄罗斯-苏联经济学家恰亚诺夫,一是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恰亚诺夫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阶段,大部分工业与商业以使用雇佣劳动的经济组织为基础,而农业则有相当一部分以家庭农场组织为基础。但是恰亚诺夫对家庭农场生命力的解释,主要是在人口过剩而土地不足的情况下,家庭农场情愿支付比资本主义农场更高的地价和地租,从而成为土地争夺中的赢家,并且采用许多看来无利可图的土壤改良措施。[28] 恰亚诺夫实际上继承了马克思关于小农为了维持生存宁可以生产价格出售产品的观点。他认为“马克思本人也好,后来的经济学家也好,都未能充分地阐明这一问题”,因而做了进一步发挥。[29] 但正如文礼朋所论证:从家庭制企业(这里权且将家庭农场看作企业)与雇佣经营企业劳动投入模式的不同特征来说明家庭农场制度的生命力并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家庭企业的上述特征在几乎任何一个行业中都存在,而不仅仅是在农业部门当中。然而在其他行业中,家庭企业的这种特性并没有使它们避免被大规模雇佣生产所排挤的命运,只能处于边缘地位。从根本上来说,如果这个产业部门的规模递增效益很高,家庭企业的这种特性,也即劳动的自我剥削和节省劳动寻找成本的作用,就会变得微不足道,工厂式大规模生产就有利可图。此外,恰亚诺夫的理论主要是针对人多地少,同时又缺乏足够的农业外就业机会的地区。对于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土地资源丰富、劳动力相对稀缺的国家和地区则缺乏说服力。[30]

因此,家庭农场的优势还应该用农业生产的特点来解释。例如日本学者速水佑次郎和美国学者拉坦就提出,工业部门的机械化过程使工作变得高度标准化而且容易控制,农业则不然。因为农业生产的生物过程受制于无数的变量,而这些变量都与生态条件有关。农业劳动者在完成工作过程中是否仔细并具有判断力至关重要。这类工作的质量极难监控。农业作业分散面很大也增加了监控难度。[31]

西奥多·舒尔茨在他1964年出版的《改造传统农业》中提出:传统农业以农民世代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为基础,技术状况长期不变,没有增加生产要素的动机,但农业中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并不低下。传统小农作为理性的“经济人”,比之任何资本主义企业家都不逊色。对传统农业不需要苏联式改造,而是在保存家庭农场基础上,提供给农民可以合理利用的现代生产要素和利益刺激。其中最重要的,一是市场机制,通过农产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变动来刺激农民;二是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亦即教育培训。

舒尔茨主张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的家庭农场制度,这大体上是美国农业的经验,或者说是对美国农业发展史的总结。舒尔茨的理论当然不是无懈可击。例如把传统的、前现代的小农看作理性的经济人,用现代经济学的理性主义、功利主义解释其行为,就引起很大的争议,受到恰亚诺夫学派或“实体主义者”的批评。但有些批评是不公正的,例如说他忽视生产关系。实际上舒尔茨支持以“耕者有其田”为目标的农地改革,主张取消地主-租佃制度,实行“居住所有制”,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他论证“在土地所有者和农民之间分摊成本和收益的方式有时会把为获得与采用新要素所需要的全部追加成本都加在农民身上,而只让他得到由此所增加的部分产量。众所周知,在这样的租佃制度之下,要使农民用于新要素的额外成本与额外总收益相等是不可能的。”[32] “耕者有其田”、“农地农用”是二战以后以东亚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土地改革中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其中,禁止租佃和农地非农流转等可以视为国家对农民地权的限制或分割,是跟“使土地买卖有最大的自由”[33] 的“土地国有化”不同的另外一种“国有化”。研究土改问题的台湾学者就把“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看作国有化的一种形式。舒尔茨受到的另一项批评是“反对土地国有化”。从战后东亚经验看,舒氏对国家在农地问题上的地位和广泛作用的确不够重视。从维护私有权和现存世界自由贸易体制的角度看,像提高农民在国内外市场上的集体谈判地位,保护农民免受高利贷者、土地投机者的损害和国际市场的有害冲击,以及对农地转为非农用的严格限制等等政府作为,自然属于应予消除之列。但这样一来,东亚以及世界许多地方的农业部门真的就要步入黄昏、朝不保夕了。这又引发出一系列涉及国际经济秩序或“全球化”的问题。

自耕小农和家庭农业的命运也是中国学者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曾多次以“均田”为号召,历朝历代也确实不止一次地推行过“均田”,明末清初主张“经世致用”的学者已经明确提出使耕者有其田。[34] 很多人认为小农经济是中国社会发展停滞的原因,视之为贫困落后的象征。但历来作为专制王朝“编户”、统治者可以役其身、税其身、迁移或固着其身的没有身份自由的农民,跟当代享有人身自由和对所使用土地的充分权益、自主经营的自耕农户,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师从舒尔茨,博士论文即比较研究中国家庭责任制与人民公社体制的优劣成败,经过整理,1988年以《中国农业家庭责任制改革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为题发表。文中提出了跟速水和拉坦相近的观点:人民公社的生产队集体耕作制度不成功的根本原因是劳动监督非常困难,社员的劳动积极性相应地很低。相反,家庭农场的优越性在于农民为自己生产,因此生产的积极性也就高。不同在于:这里讲的是对农民劳动本身的监督,速水和拉坦强调的是对工作质量的监控。熟悉中国农村生活的人都知道,人民公社社员的劳动强度一点都不小,跟之前之后农户单干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公社时期农村一年四季战天斗地甚至抹杀性别特点让妇女和男子一样赤膊上阵的事情,决非个别发生的现象。在“一抓就灵”的阶级斗争之鞭催动下,干部和普通社员常常都是起早贪黑地为集体工作,在农忙季节尤其如此。尽管这样,还要被迫不断地“割除资本主义尾巴”。问题是劳动无效率(劳动力大量浪费)或者“高产无效益”(单一粮食种植,普遍的“高产穷队”现象)。根源恐怕主要还在于高度集中、整齐划一的组织管理体制不适合农业的生物性和生产过程相对分散等特征。

究其根源,当代家庭农业经营长期延续,农民的生产方式在新的社会形态下显示出顽强生命力,是由各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姑在此归纳罗列若干:1  家庭农民拥有不记工时辛勤劳作的传统,加上市场机制、教育和技术培训,以及适用的中小型农机与水利灌溉设施、化肥、农药、农作物或禽畜新品种等“规模中立型”农业技术,不仅可以使农户的土地生产率继续高出资本主义的或者集体化的大土地经营,也使在农户家庭经营基础上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成为可能。2  资本向农业部门的渗透,受农业生产的生物性特点(自然因素的影响、生产周期长而且缺乏连续性等等)的障碍,因而采用一种(对农用品与产品两端)“控制”而不(对农业生产过程)“占领”的策略。3  在众多土地资源稀缺的国家和地区,在工业化水平有限因而可以吸收的非农就业有限的情况下,农业人口多而耕地少,人均占有耕地面积狭小。这是欧亚众多国家和地区家庭农场盛行而且平均规模长期难以扩大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基数过大——工业革命在西欧开始时农业人口已经下降到占人口总量的50%左右,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是在农业人口占70-80%的情况下开始的,转移如此巨量的剩余劳动力将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此大背景之下,推行资本化的大规模农业经营制度既有“钱从哪里来”的问题,也有“人往哪里去”的问题。因此,像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与地区目前这样的小规模家庭农业的出路,恐怕只能是在稳定农民家庭经营的基础上,在工业化、城市化不断深入的条件下,逐步减少农业人口,改变人地比例,使留下的农户得以不断提高经营规模,并以资本投入的扩大和不断的技术创新来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以此带动农民物质精神生活的提高和乡村的现代化。

如果说19世纪末西欧各国农民小生产者不减反增,跟期待大生产排挤小生产的社会民主党人的预想大相径庭,被称为令人惊慌失措的神秘力量。今天,许多人仍然甚至更加困惑于历史与现实中农民经济普遍存在的事实。一些对历史真实生活中的农业与农民不了解或者不愿做深入了解的人们,仍然像当年考茨基所论及的那些民主党人,“以为农民是神秘的、不可思议的,甚至有时引起灾祸的东西。”[35] 例如有人提出:家庭承包制已经不是对农民的“恩赐”,而成为套在亿万农民脖子上的枷锁。“不消灭农民,就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这样的结论跟我们看到的世界各国(包括中国)迄今盛行家庭农业的情况并不吻合,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也不符合中国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的实际进程。

二  农业发展的不同道路

19世纪末,考茨基根据当时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法、德、美的最新材料,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农村经济的发展做了专门的研究。1899年初问世的《土地问题》,被列宁誉为《资本论》第三卷以后最出色的经济学著作和关于土地问题的第一部有系统的科学研究著作。当时德国工人运动内外围绕农民与农地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土地问题》即参与论争之作,出版后又引发了俄国民粹派与列宁之间的更激烈的争论。无论德国还是俄国的争论,中心都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农业发展的道路问题——是维护农民小私有经济?还是承认并且顺应资本主义大地产、大农业发展的趋势?《土地问题》以捍卫马克思为己任,对应地权变化的两种趋势,提出了“农业走向资本”的两条道路:在土地集中的情况下发展出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在更多的土地分散的形式下发展出抵押信用制度。两条道路的归宿则分别是土地的国有化和抵押的国有化。但考茨基既要照顾到土地碎分和小农业不是衰落而是增长的现实,又要证明资本主义大农业优越性规律的普遍适用性,一些论述如将小农纳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范畴的讨论难以自圆其说,留下了许多有待继续讨论的问题。

列宁则按另外的标准区分农业发展道路。他在论述俄国革命的土地纲领时,引证了马克思比较各国“资本在创造适合自己的土地占有制形式时所采用的各种方式”的论述,提出了“美国方式”和“普鲁士方式”这样“两种可能的资本主义农业演进形式”,或者叫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两条道路。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1905年——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中提出了“资产阶级的农业演进的两种方式”或者说“在资产阶级国家里消灭农奴制可能有两条道路”:

第一条消灭农奴制的道路,就是农奴主-地主农场缓慢地转变为容克-资产阶级农场,大批农民变成单身无靠的农民和雇农,用暴力保持群众贫穷的生活水平,同时分化出一小撮大农,也就是资本主义必然要在农民中间造成的资产阶级大农。黑帮地主及其大臣斯托雷平正是走的这条道路。……

第二条发展道路,我们称之为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以区别于第一条道路,普鲁士式的道路。第二条道路也是要求用暴力来摧毁旧的土地占有制,……但是,这种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摧毁也可能有利于农民群众而不是有利于一小撮地主。一大批自由的农场主可能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而根本不要什么地主经济,因为地主经济整个说来在经济上是反动的,而农场经济的因素通过我国以前的经济历史已经在农民经济中形成了。[36]

列宁所论述的俄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国式道路”,不只是要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还要摆脱中世纪式的农民份地占有制,为“自由的业主经营自由的土地”扫清障碍:

要在俄国建立起真正自由的农场主经济,必须“废除”全部土地——无论是地主的土地还是份地——的“地界”。必须摧毁一切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制,必须为自由的业主经营自由的土地铲除一切土地方面的特权。必须尽最大的可能保证自由交换土地,自由迁居,自由扩大地段,建立新的自由的协作社来代替陈旧的带纳税性质的村社。[37]

列宁反复讲到“俄国拥有大量的待垦土地”,这一跟西欧各国不同的情况是俄国农业按“美国式道路”实行资产阶级演进的经济基础。有了这样一个基础,通过没收和粉碎封建领地的革命,实行“土地国有化”,有可能在俄国建立起“按资本主义农场经济的道路自由发展的小农经济”并使生产力得到“最为迅速”的发展(“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38]“土地国有化”跟建立“真正自由的农场主经济”、“保证自由交换土地,自由迁居,自由扩大地段……”不矛盾吗?看起来矛盾,实际上并不矛盾。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关系下实行土地国有化,无非就是把地租交给国家。”[39]“按照马克思的学说,土地国有就是:尽量铲除农业中的中世纪垄断和中世纪关系,使土地买卖有最大的自由,使农业有最大的可能适应市场。”[40] 所有这些交换、迁居、扩大地段和买卖土地的自由,都跟“普鲁士道路”针锋相对,它们“有利于农民群众而不是有利于一小撮地主”。“为自由的业主经营自由的土地铲除一切土地方面的特权”即以自由的农场主为基础,还是以农奴主-地主经济为基础,这是列宁两条道路论述的“关键”所在。

俄国革命阵营中一直有“土地社会化”(即平均分配土地)与“土地国有化”两种土地纲领之争,二者都反对沙皇政府自上而下推行的“普鲁士道路”。列宁在理论原则上坚持土地国有化,但是并没有一般地反对平分土地。他曾反复指出:“平等思想在反对旧的专制制度、尤其是反对旧的农奴主大地主所有制的斗争中是最革命的思想。”[41]“‘平分’全部土地的主张(即民粹派土地纲领)是一种平等思想。这种平等思想是同农奴制残余作斗争时所必然产生的,……” “(左派民粹派的‘要废除地界’)道出了资产者最彻底、最勇敢、最激进的观点:必须摧毁一切旧的、中世纪的土地占有界限,实行新的土地分配。”列宁还强调“这种因素(按指民粹派的建设性方案中含有的对中世纪制度的破坏性因素)不是空想。这是活生生的现实。不论从资本主义还是从无产阶级的观点看来,这都是最彻底最进步的现实。”[42] 十月革命中,历来强调“土地国有化不仅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最高成就’,而且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步骤”[43]的列宁,认为土地平均分配也可以是“达到完全社会主义的一种过渡办法”。[44] 为什么会有如此变化?根本原因在于,列宁土地问题思想的核心是“走革命的道路”,通过农民的革命行动消除农奴主-地主经济,正如列宁在批评把土地国有化放在决议开头的一项修正案提议时所说的:“我把国有化放在第三位,因为首要的应该是创举和革命行动,而国有化则是表达人民意志的法律。我反对这项修正。”[45] 苏维埃新政权关于农业和农民问题的两个纲领性文件——1917年所颁布的《土地法令》和1918年的《土地社会化基本法令》,要点都是平分土地,是“土地社会化”而不是土地国有化。而土地社会化是民粹派的纲领,其内容一如1917年5月社会革命党三大决议所宣布的:“土地的各种所有权应该取消”,“土地不经赎买转为全民财产,由劳动者平均使用。”[46] 但由于社会革命党主张土地问题要等待立宪会议解决,反对立即夺取地主的土地,因而它的“社会化”只能停留在纸面上。在左派分裂出来以后,这个党本身也跟临时政府一起被农民革命摧垮了。“土地社会化”是由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共同实行的。从颁布两个土地法令可以看出: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与社会革命党在土地和农民问题上的根本区别,不在于国有化还是社会化,而在于要不要支持和组织农民立即起来革命,夺取地主的土地;要不要在实际行动中拒绝“普鲁士道路”。列宁后来为共产国际二大起草的《土地问题提纲初稿》,要求废除地租和抵押关系,无偿没收地主和大土地占有者的土地并把它们分配给农民,以及“为大大提高耕作和一般农业劳动生产率打下物质基础,从而用榜样的力量促使小农为了自身的利益过渡到集体的、机械化的大农业上去。”[47] 但9条决议案均只字未提“土地国有化”。

这样说并不是要抹杀列宁与民粹派在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问题上的原则分歧。如前所述,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前的一系列论著中,反复强调土地国有化更便于农民转移土地,国有化下的土地租佃制比土地私有制“更便于发展纯粹的资本主义,更便于最充分地、灵活地、‘理想地’适应市场。”因而他批评“自由派和民粹派害怕农民土地的转移,即害怕土地的自由买卖,……‘保护小土地所有制’这个自由派(俄国的)和民粹派非常喜欢的提法,是一句反动的空话。”[48] 通观列宁关于农民和土地问题的论述,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农民经济亦即自耕农的小生产与资本主义大生产两者关系问题上,列宁的思想跟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都是一致的:经济上,后者比前者优越,因而前者注定要灭亡;政治上,巩固农民私有者和业主的地位不利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民粹派和机会主义者)都竭力证明小生产是有生命力的,比大生产更有利可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地位牢固可靠的农民,不应当靠拢无产阶级,而应当靠拢资产阶级,不应当参加雇佣工人的阶级斗争,而应当巩固自己私有者和业主的地位,——这就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理论的实质。”[49] 当然,列宁有自己的新贡献,并没有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既有论述之上,而是有所修正,有所发展。例如,他把前述马克思关于“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克兰的所有权,或马尔克公社的小农所有权,不管它们的法律形式如何不同,都转化为同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经营形式”的论述,概括为“所有这些土地所有权形式,资本都使之服从于自己,只是采取的形式和手段有所不同而已”,然后引申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所强调的这样一个真理,即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并不取决于土地所有权和土地所有权的形式。”[50] 对照马克思在引文同一页所说“土地所有权的垄断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并且始终是它的基础”,这应当被看作是一个修正。从对各国最新农业调查的分析得出“现代农业中尤其是小农业中使用雇佣劳动的规模,比人们通常想象的要大得多”,则是列宁的新结论、新思想。至于这一结论是否成立,则要经受历史实践经验材料的检验。

当年列宁所设想的俄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国式道路,在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国家可以认为走了一半,即以革命的手段消灭了地主土地占有制。后面的更重要的任务“建立起真正自由的农场主经济……保证自由交换土地,自由迁居,自由扩大地段,建立新的自由的协作社来代替陈旧的带纳税性质的村社”,则基本没有实现。至于列宁总结的“美国式道路”与其原型的关系,以及美国农业发展的道路究竟如何,仍是一个值得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实际历史进程中的美国农业可能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先进,发展的道路或者模式也是多种多样的。终生研究美国南部农业史的J.T.柯尔比就认为:直到20世纪40年代,南部仍然是一块贫困的土地。农业的落后使美国南部成为整个西方世界里最晚走上现代化的地区。[51] 整体上说,美国农业的现代化是在罗斯福新政以后才发生的。

行文至此,不能不提到2004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特别推荐的一篇文章。这篇题为“农业资本主义与‘美国式道路’”的长文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例如说列宁再三论证的“美国式”道路最重要的特征(或者叫“关键”)是土地国有化,美国的农民主要都不是自由的家庭农场主而是租佃农场主,租佃农场不仅是内战结束后南部农业“普鲁士道路”的特点,也是“美国式”道路的关键,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关于两条道路的讨论最后也归结到家庭自耕农民在现代农业发展中的地位和命运。该文提出:“列宁反对民粹派回到村社份地化的土地道路,正是因为他看到小农经济是无法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中国目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其实是退回到以家庭为单位的自耕农的小农经济中去,而目前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历史困境验证了当年列宁的洞察。” [52]

这段话应当是该文的“题眼”。正像最初刊发该文的《视界》杂志在“编者按”里所赞赏的:文章“真正关注的焦点则是当代中国日趋严峻的‘三农’问题。”但这里留下了更多问题:“目前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历史困境”究竟是什么?是因为“退回到以家庭为单位的自耕农的小农经济中去”而“无法走向资本主义发展”吗?什么是“当年列宁的洞察”?对这些问题作者都没有给出明确回答。

跟该文作者的看法有所不同,笔者认为,从引导农民以革命的手段推翻地主这个角度理解列宁的“美国式道路”,可能更接近列宁的思想。就“有利于农民群众而不是有利于一小撮地主”和“建立起真正自由的农场主经济”这两重含义而言,甚至可以说列宁的“美国式道路”设想不仅对当年的俄国有意义,对迄今仍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也不失其意义。二战以后得到普遍认同的、以消除地主租佃制实现“耕者有其田”为宗旨的土地改革[53],和以农户自主经营为基础的农业发展的所谓“单峰战略”(Unimodal strategy)[54],不过是依靠国家暴力,以渐进的自上而下的方式消灭传统地主经济;跟列宁当年设想的区别,在于后者所关注的,不再是资本主义发展将会造成的农村阶级分化、农民的无产者化,而是农村社会稳定、农民对工业化的贡献和家庭农业本身的现代化。

[①]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下册第90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 版第26卷II第116页

[③]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下册第693页

[④]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下册第696-697页

[⑤]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多处论述了造成农民阶级衰败和灭亡的各种原因,例如:农村家庭工业因大工业的发展而被破坏,大地主霸占公有地,种植园大农业的竞争排挤,高利贷和税收制度,小农资金短缺,小地块难以采用现代农业改良措施,等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8卷第250页,第18卷第66页,第25卷第909-910,915-916页等处

[⑥] 关于马克思主义对当代国际学界本领域研究的影响,见哈里斯主编:《农村发展:农民经济与农业变迁的理论》(J. Harriss ed. Rural Development: Theory of Peasant Economy and Agrarian change, London: Hutchinson University Library, 1982.)古德曼等:《从农事到生物技术:关于农用工业发展的理论》(David Goodman et al. From Farming to Biotechnology, a Theory of Agro-industrial Development, Basil Blackwell, 1987.)第4章等处。英国当代学者D. 古德曼等曾指出:我们现在要讨论的,仍然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欧洲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农业问题”。上个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著述家就所观察到的诸结构过程展开的讨论,仍在影响着对当代农业结构变化的解释。古德曼等《从农民到无产者:资本主义发展与农业转变》(David Goodman et at. From Peasant to Proletarian,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Agraian Transitions, Oxford:Basil Blackwell, 1981.)序言及第1章

[⑦] 马克思:《资本论》,1975年版第一卷下册第786-787页

[⑧] 马克思:《资本论》,1975年版第一卷下册第791页

[⑨] 沈汉:《16世纪英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典型性问题及其他》,载《现代化研究》第三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⑩] 文礼朋:《近代英国雇佣型大农场制度的兴衰(1600-1930年)》,北京大学2005年历史学博士论文;另见其《历史发展的悖论:农业生产的特殊性与家庭自耕农的生命力》一文,载《现代化研究》第三辑

[11]古德曼等:《从农民到无产者:资本主义发展与农业转变》(David Goodman and Michael Redclift, From Peasant to Proletaria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1),第17页表1

[12] 哈里斯主编:《农村发展:农民经济与农业变迁的理论》(John Harriss ed., Rural Development, London, 1984)第139页

[13] 欧洲统计署:《1999年农场结构调查》,转引自L. 道欧等:《荷兰农业的勃兴》,厉为民等译,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109页表11.1

[14] L. 道欧等:《荷兰农业的勃兴》,第109-110页

[15] 石贤浩:“家庭农场的转型:三个韩国村庄的案例”(Hyunho Seok, “Transformation of the Family Farm: the Case of 3 South Korean Villages”),《发展与社会》(Development and Society),第27卷第1期,7/1998

[16] 关谷俊作:《日本的农地制度》,金洪云译,北京:三联书店,2004。王新生“自民党农业政策利弊得失剖析”,北京大学亚太研究院编《亚太研究论丛》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7] 豪伯格:《二战以后美国农业与食品制度的经济趋势》(Milton C. Hallberg; Economic trends in US Agriculture and Food Systems since WWII, Ames, Iowa: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1)第5-6页,第8页,附录2(Statistical Table A1.)农产品包括农作物、家禽和家畜产品

[18] 美国农业部:《1998年农业实情》(USDA, Agriculture Fact Book 1998),转引自豪伯格前引书第6页

[19] http://www.msnbc.msn.com/id/4244867/; 参见《交流》(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文化处编),2004年冬季刊,第63页。按:这里的“企业农场”应当包括一部分企业化的家庭农场在内

[20] 参见豪伯格前引书第23页表4.1;第27-29页表5.1,表5.2,表5.3;附录2表A3

[21] 这种想象相当普遍,如豪伯格所指出的:“这些数据暴露了一种相当流行的误解,即认为企业公司已经接管了美国农业。(These data debunk the fairly commonly held misconception that business corporation are taking over agriculture in the US.)”豪伯格前引书,第28-29页

[22] 秦明周杰克逊(R. H. Jackson)主编:《美国的土地利用与管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页

[23] 孔庆山:《美国早期土地制度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6-289页。本书是笔者看到的迄今为止中国学者论述美国土地问题的最好的专著。对于将美国“公地”的形成视为“土地国有化”的观点,该书也提出了批评并从学理上做了辨析(第20-21页)

[24]列宁《美国农业统计(第1-12页摘录)》,《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6卷586页

[25] 古德曼等:《从农事到生物技术:关于农用工业发展的理论》,第150-151页

[26]《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2卷第34页

[27] 古德曼等:《从农事到生物技术:关于农用工业发展的理论》,第153-154页

[28] 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萧正洪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1-222,234-235页

[29] 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第233,237页。所引马克思的两段话是:小农“不必像在正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那样,使土地产品的市场价格提高到向他提供平均利润的程度,更不必提高到一个固定在地租形式上的超过平均利润的余额的程度。”小农“生产的很大部分都是为满足本身的需要,和一般利润率的调节作用无关。”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1975年中文版第908-909,913页

[30] 文礼朋:《近代英国雇佣型大农场制度的兴衰(1600-1930年)》,北京大学2005年历史学博士论文

[31] 速水佑次郎、弗农·拉坦:《农业发展的国际分析》,郭熙保等译,中国社会科出版社2000年版第389-393页

[32] 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梁小民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25-126页

[33]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1卷第431页

[34] “今立之法:有田者必自耕,毋募人以代耕。自耕者为农,……惟农为有田耳。”李塨:《平书订》,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卷七《制田第五·上》

[35] 考茨基:《土地问题》,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14页

[36]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以下所引均同此)第16卷第388-389页。黑体字系原文所有,下同

[37] 《列宁全集》第16卷第390-391页

[38] 《列宁全集》第16卷第205,209页

[39] 《列宁全集》第16卷第261页

[40] 《列宁全集》第21卷第431页

[41] 《列宁全集》第16卷第203页

[42] 《列宁全集》,第21卷391-393页

[43] 《列宁全集》第16卷第396页

[44] 《列宁全集》第33卷第99页

[45] 《列宁全集》,第29卷第417页

[46] 转引自徐天新:《平等、强国的理想与苏联的实践》,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注1

[47] 《列宁全集》第39卷第175页。提纲草案第4条提到:“‘中农’从经济上来说是小农。”

[48] 《列宁全集》第23卷第429-431页

[49] 《列宁全集》第23卷第292页

[50] 《列宁全集》第27卷第153页;黑体字系原文所有。该页编者注“693-694页”似应为“696页,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6卷第2册第263-264页。”列宁对马克思有关论述的概括另见《列宁全集》第16卷第240页

[51] 柯尔比《失却的农村世界:1920-1960年的美国南部》(J.T.Kirby,Rural worlds lost: The American South, 1920-1960,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6)。引自http://www.lsu.edu/lsupress/Books/1986/Kirby_Rural.html

[52] 吕新雨:《农业资本主义与“美国式道路”》,载《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4年第5期“本刊特别推荐”栏目。全文原载《视界》第13辑(2004)

[53] 1979年联合国召开了关于亚洲和远东土地改革问题的专门会议,10年后又召开了农村改革与发展国际会议,有将近150个国家和民族解放组织派代表与会。参见C.艾彻等:《第三世界的农业发展》(C. K. Eicher & M. Staatz,ed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Third World,Baltimore,1984),第263页

[54] 约翰斯顿等:《农业与结构转型:迟发展国家的经济战略》(B. F. Johnston & P. Kilby, Agriculture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Economic Strategies in Late-Developing Countries, London, 1975.)

来源:中国农村综合改革研究中心收集整理(2012-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