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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研究(上)

时间: 2017-07-08 14:58:10来源: 作者: 阅读:

——美国租佃制大农场的形成与所谓“土地平分”制度(读书笔记)

美国农业的两次大突破及其基本经验

张友伦(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

美国不仅是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而且也是当今世界最先进的农业大国之一。其农产品的数量和农业劳动生产率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居于世界的最前列。每一个农业人口生产的农产品可以满足80个人的需要。农产品的价格也十分低廉。按照80年代的价格计算,平均每一个美国家庭用于食品的开支仅占其收入的14.5%。〔1〕大约有2/3的谷物,60%的大豆和20%的棉花可供出口。出口农产品的收入能够提供130万个就业机会。〔2〕美国农业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高的效率,决非一朝一夕之功,至少经历过两次重大的突破和持续不断的发展。第一次突破发生在19世纪中期,另一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两次大突破都为美国的农业带来了高速发展。其间的经验极为丰富,值得我们研究和吸取。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在历史上,农业曾经是最初的移民们赖以维生的唯一手段。他们虽然从欧洲带来了耕作技术,但在杳无人烟的莽莽荒原中只能使用简单的农具从事粗放的农业,有时还必须以采集和渔猎作为补充才能勉强维持生存。历史上称之为谋生农业。以后随着移民人数的增加、经济的发展,拓荒者逐步获得了更多的后勤支援和更完善的农具。美国农业才进入了以农业为主,以手工业和商业为辅的拓荒农业阶段。尽管美国拓荒农业的耕作技术和所采用的农具均落后于英国和欧洲的一些先进国家。但它凭着没有封建束缚和土地广阔这两大优越条件经过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得到了显著的发展。还在殖民地初期美国的农产品就不仅能够满足国内的需要而且还可以出口。据统计,1698年出口大米10407磅,1708年增加到675327磅,1728年又增加到12884950磅。〔3〕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农业都是美国整个社会的最主要的经济部门。90%以上的人口是农村人口。城镇人口中间也有相当数量的人从事与农业直接有关的手工业或者商业。1810年的统计材料表明,超过10000居民的城市只有8个。大约有6%的居民生活在5000或5000人以上的城镇中。而居住在小城镇的居民并没有完全脱离农业。他们一般都拥有相当大的一块土地,可以利用闲暇时间种菜、养猪、养牛、养马,实际上是“半农民”。〔4〕

在这段时间发展农业的进程中,农具和耕作技术都有不断的改进,但从总的来说还是落后于欧洲先进国家的。直到19世纪60年代美国农业才取得第一个重大的突破。美国学者福克讷认为:“从1860到1910年这半个世纪内,经历了一次农业革命,其中包括着农业机器的发明和科学耕种方法的日益推广,也产生了政府迅速和不断地对农业加以注意和协助,以及农业教育运动的广泛开展。”〔5〕这次农业革命的最大成果是加快了垦殖西部土地的进程,使耕地面积迅速扩大,农产品数量急剧增长。据统计,19世纪70年代共增加1.5亿英亩耕地。在1880到1900年的20年间又增加耕地3.03亿英亩。〔6〕农产品数量的增长可以从出口粮食增长中窥见一斑。据J.R.道奇估计,1883年以前的58年间美国总计出口20.64亿蒲式尔小麦,其中一半以上是在1874年以后出口的。〔7〕即是说最后10年的出口量超过了前48年出口量的总和。这次农业革命使美国的农业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一跃而跻身于世界先进农业国之林。然而,这次农业革命虽然采用了机械化农具,改进了耕作技术,但更多地是依靠扩大耕地面积来增加农作物产量的。劳动生产率还有待大幅度提高,农业机械化也没有全盘实现。直到1920年,农用拖拉机只有24.6万台,还不足以全部取代畜力农业机械。那时美国全国还拥有1720万匹马和460头骡以供农用。〔8〕平均每个农业人口生产的粮食也不够丰裕,10年后才达到供养7个人的水平。这时美国的农业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高效农业。

美国农业要继续取得高速发展就必须实现第二个重大突破。其主攻方向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不是扩大耕地面积。美国学者巴泰和希利认为,美国农业在发展过程中至少遇到过两次难关。第一次是19世纪初劳动力奇缺的难关,那一次是通过使用畜力和农业机械来度过的。第二次是20世纪初出现的由于边疆关闭而造成的耕地限制的难关。这个难关只有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度过。〔9〕美国农业生产的第二次重大突破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次大突破的特点是在不增加耕地面积的情况下实现全盘机械化和广泛采用化学肥料,并运用生物工程和电子技术等高科技部门的初步成果来大幅度提高农作物产量,同时减少农业人口。劳动生产率从而成倍提高。正如美国学者阿尔布雷克特和默多克所说的:“1940年以后的时期是美国农业的迅速变革时期。农业的技术发展在生产过程中继续取代人的劳动,并且使得个体农业生产者可以收割比过去的生产者所能收割的多许多倍的土地。”〔10〕他们的这一结论是有充分根据的。我们可以从下列几种数字的变化清楚地看到美国农业在1940年以后几十年间高速发展的情况。拖拉机数目,1940年为150万台,1985年为460万台,增加了3倍多。〔11〕干各种农活需要的总工时,1940年为200.5亿小时,1984年减少为37亿小时。农业人口,1940年为1100万,1984年减少到350万。每个农业人口平均生产的农产品,1940年可以满足10.7人的需要,1984年可以满足77.3人的需要。农业人口减少了68%,而劳动生产率却提高了700%。〔12〕这些指标足以说明,美国的农业在经历过第二次大突破以后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高效农业。

两次大突破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利用工业革命和技术革新的成果实现农业半机械化和机械化,采用畜力代替人力,后来又采用蒸汽和柴油推动农业机械以取代畜力。这样就使得耕作和收获的效率成倍和成几十倍地提高。美国的农业也就从原来的比较落后的拓荒者的农业变为拥有先进装备和先进技术的现代化农业。这个转变过程大概经历了一个半世纪。

美国农业的第一次大突破主要表现在农业的半机械化和机械化方面。早在19世纪初,由于开发西部的需要已经出现了改良的农具。例如,约翰·狄尔和詹姆斯·奥力维尔制造的专供草原地区使用的钢犁就比木犁和铁犁的效率高出许多。其后,在30年代,奥贝德·赫西和赛拉斯·麦考米克两人又相继发明各自的收割机。打谷机、中耕机、播种机、圆盘耙也陆续制成并投入使用。不过这时的农业机械都是以畜力作为牵引力和动力的。这些改良农具和简单的农业机械投入使用后农业生产效率已有明显提高。1860年的《国情调查》曾这样写道:“使用改良后的工具,就等于3匹马中节约了1匹马的劳动力,利用播种机撒播2蒲式耳的种籽,就等于用手撒播3蒲式耳的种籽,而每亩的产量可以增加6蒲式耳到8蒲式耳。农作物成行地生长出来,可以使用马拉的锄草锹。……收割机比用人工割或耙可以节省1/3的劳力,……打谷机可以比旧式的手提连枷节省2/3的劳力……。”〔13〕然而,30和40年代,改良农具和农业机械的使用仅仅是开始,真正的推广和普及发生在内战时期。福克讷曾经指出:“可以正确无误地说,美国的农业革命,在使用机器方面,是出现于1860年以后的那半个世纪”。〔14〕的确,在内战前,使用农业机械的重要性还没有被普遍地认识到。例如,内战爆发前一年,艾奥瓦州一个县的报告写道:“现在,各种谷物播种机中唯一投入使用的是一种双马牵引的播种机,而且使用范围极其有限。其他不同类型的手推播种机虽然曾经试用过,但都未予采用。农民中普遍流行的看法是:播种谷物的最好方法是小心用手播种,用锄盖土。”〔15〕但是,内战爆发后,许多农业人口加入了联邦军队,劳动力奇缺,越来越多的农民改变了传统的耕作观念,广泛地采用农业机械。投入使用的新式农具和农业机械的数目迅速增加。1860年到1865年,收割机从10万台左右增加到25万台,割草机从2万台增加到7万台。其他农业机械也有大幅度的增长。内战后的35年间,美国的农业机械不仅数量不断增长而且质量不断提高,过去由人力操作的工序也逐步实现机械化。例如,约翰·F·阿普尔比于1878年发明的盘绕扎谷机就解决了收割过程中的打捆问题,使工效提高8倍。又例如,在西部使用的20匹马牵引的康拜因机具有收割、脱粒、捡净、装袋多种功能,进一步提高了机械化程度。据估计,在盘绕扎谷机投入使用的第二年,“美国所种植小麦的4/5是用机械收割的。”〔16〕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种植到收割、储存的各个环节差不多都实现了机械化。不过,大部分农业机械都是用畜力带动的、使用蒸汽作动力的农业机械为数不多。据统计,美国农场拥有的耕畜,在1900年达到了2400万头。勒鲁瓦·博兰曾经评论说:“美国的农业优势是通过联合使用机器和家畜使处女地的肥力转变为财富而取得的。”〔17〕拖拉机的发明和投入使用是采用新的动力代替畜力的一个重大突破。但是全面推广使用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实现的。从1940年到1950年的10年间是推广拖拉机最快的时期。美国的拖拉机总台数从150万增加到339.4万,翻了一番多,从1950年到1960年又增加到468.8万。此后,拖拉机的台数基本稳定下来,每年略有增减,不过拖拉机的马力仍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其他采用新动力的农业机械也有大幅度增长,到50年代末都能够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其数量也趋于稳定。1950年,谷物收割机为71.4万台,玉米收割机为45.6万台,干草打捆机为19.6万台,青饲料收割机为8.1万台,载重汽车为220.7万辆,到1960年分别增加到104.2万台,79.2万台,68万台,29.1万台和283.4万辆。此后,上述机械的数字都不再增加,谷物收割机还大幅度减少,1986年下降到64万台。〔18〕这时,田野作业的耕种、收割等环节才完全排斥了畜力,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机械化。尤其重要的是,一批新的多用途的农业机械和园艺机械的陆续发明和投入使用,使得大豆、土豆以及其他种类的根块作物和水果、蔬菜的种植、收获都实现了机械化。这时,只有在这时才能说美国农业的全盘机械化已最后完成。其结果不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且保证了农产品的质量,为美国的现代化高效农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美国农业两次大突破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农业教育和农业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成果的不断转化为生产力。独立后,美国的农业教育和科学技术水平都远远落后于欧洲。直到19世纪初,由一些有志于发展农业的有产者和知识分子组成的农业改进协会还把从欧洲引进先进的农业科学知识和技术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马萨诸塞农业改进协会的会章就曾规定:“本协会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取得和发展其他国家关于改进农业的报告,并获取他们的优良机器模型。”〔19〕美国的农业教育也开展得比较晚。19世纪20和30年代才出现几所规模不大的农业学校,其影响力非常有限。真正的农业科学研究事业和农业教育是在美国农业的第一次大突破以后才蓬勃发展起来的。而农业教育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农业革命的不断深化。1862年7月2日,林肯总统签署了莫里尔土地法,开创了联邦政府以土地资助农业教育的先例。根据这项法令,大约有1300万英亩土地授与各州。各州利用出售土地的款项开办了一批高等学校,其中包括著名的马萨诸塞理工学院和农学院。1855年在宾夕法尼亚创建的农业专科学校也升格为州农业学院。1887年国会通过的“海琪法令”又要求各州建立农业实验站以推广农业科技成果。美国农学院的师生由于参加实验站的工作而获得了更多的实践机会,对于提高教学质量,推动研究工作,并使研究成果推广运用都有很大的好处。美国农业也因此获得了更快的发展。有的美国学者甚至认为,通过“海琪法令”的“1887年是美国农业发展的新阶段”。〔20〕19世纪后半期,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也对农业的科学研究工作给予了充分注意,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862年,在农业委员会下设专门的农业局,负责农业资料的传播和良种的推广等工作。1889年初,农业局升格为农业部,下设牲畜工业局、植物工业局、农业和化学工程局、昆虫与植物检疫局等。美国农业部不仅是一个行政机构,而且也是一个重要的科研机构。例如,植物工业局在消灭植物病虫害,改良和推广农作物品种方面做了大量的科研和组织工作。美国学者穆尔认为:“农业部的工作虽然没有引起公众舆论的经常注意,但确实是我们政府的一个奇迹。”〔21〕在70至90年代,佐治亚、田纳西、北卡罗来纳、弗吉尼亚、阿拉巴马、纽约、宾夕法尼亚等州都相继建立了自己的农业管理部门,使美国的农业管理体制得到进一步加强。

如果说,农业教育和科研工作巩固和加强了美国农业第一次大突破的物质技术基础,那么他们对第二次大突破所起的作用就更为直接更为重要。第二次大突破的主要任务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在不增加耕地面积并减少劳动投入的条件下大幅度增加产量。要实现这项任务就必须改良农作物和牲畜的品种,使用高效肥料和多功能的农业机械等先进的设备和技术。由于当时微电子、生产自动化、生物工程、新材料等高科技部门已经出现和兴起,美国农业技术再次改造的物质基础已经具备。因此广泛使用高科技的成果是这次大突破的一大特点。同时,又由于环境污染问题、自然资源耗费问题已相当严重,并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这次农业技术改造还必须对节省自然资源、保护环境、维持生态平衡给予充分注意。应当说,美国农业第二次大突破所要解决问题的难度远远超过了第一次大突破。在现代科学技术的条件下,只有集中各方面的财力和人力,才可能取得重大的研究成果。《农业生物工程》一书的作者特别强调这一点。他举例说,大牲畜生长激素的发明就是26所美国大学、美国农业部的3个研究中心和6所外国大学共同研究的结果。〔22〕在组织协调农业科研工作中,美国农业部、科学院、州政府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第一,提出全面的农业科学研究规划。1977年,美国科学院确定了到本世纪末的100多个农业科学研究项目,后来又经两千多名学者的论证,提出了22个重点方向供农业科研机构参考。归纳起来大体是,在农业生产方面有育种、遗传控制、生物固氮、光合作用,气候变化、防止病虫害的生物方法、水利灌溉、水资源保护、新品种肥料的研究、减少农作物收获损失的方法等;在农产品流通方面有扩大市场的可能性研究、农产品的贸易政策、通讯系统等。第二,加强农业教育培养大批农业技术人员。美国农业教育的主要基地是州的农学院和州立大学。他们从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得到农业教育经费拨款,用于培养大学生、研究生。全国具有博士学位的农业专家中有90%是从这里培养出来的。在国家机构中工作的农业专家有79%是从这些学校获得博士学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都注意发展农业教育。高等学校中的农业专业和自然资源专业的大学生人数和博士生人数都有明显增长。分别由50年代的6万和316人增加到80年代的113400人和1158人。〔23〕与此同时,有条件的院校为了培养更高层次的人才还设置了农业学科的博士后流动站。1984年,美国国会又通过决议拨款1000万美元,作为支持农业部博士后计划的费用。〔24〕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到80年代中期,美国已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的农业专家和技术人员队伍。其中包括11500名学者、17000名在农业生产中推广新技术的专家。另外还有15700名教师专门从事农业技术人员的培训工作。〔25〕不过,从80年代末开始,这支队伍已呈日益缩小的趋势。第三,保证对农业科学研究事业的投入。美国政府的农业拨款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直呈增长趋势。如果以1966年为基数,到1982年为止的增长情况如下:用于科学研究的经费1966年为359万美元,1975年为75500万美元,1982年为139400万美元,用于推广应用的经费1966年为20100万美元,1975年为44800万美元,1982年为85400万美元。两项费用相加后的增长幅度大体上是,1966-1975年增加215%,1975-1982年增加87%。〔26〕除此以外,私人公司也对农业科学研究投入了几乎同政府拨款相等的大量资金。据估计,在80年代,每年约21亿美元。其中95%用于公司自己的实验室,其余5%用于高等学校承担的研究项目。〔27〕值得注意的是,生物工程在农业中的应用已经提上日程。尽管由于技术原因和人们对生物工程可能引起的后果的审慎态度而未能大规模开展研究和将所获得的成果投入使用,但其重要意义已经逐步为人们所认识。进入80年代以后,无论是联邦政府还是私人企业都开始向生物工程投资。1983-1985年,农业部的拨款增加2.2倍。〔28〕据国家科学基金会的估计,1983年联邦政府的拨款数达到5.6-6亿美元。根据1984年的调查材料,大约有100家公司拨款支持农业方面的生物工程项目,从事这项研究工作的专家、技术人员达到7100人,当年拨出的研究经费达到54600万美元.(29〕生物工程,如像许多著名学者所认为那样,堪称20世纪第四次伟大的科学技术革命,其发展前途不可限量,对农业可能产生的影响也将很难估计。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它将使美国农业发生又一次巨大的革命,成为空前的举世无双的高效农业。

交通运输和水利灌溉也是美国农业取得大突破的基本条件。交通运输对农业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农产品和农用物资的流通都要依靠交通运输。所以美国农业的第一次大突破是在收费公路、水路运输和铁路运输都已颇具规模的时候出现的。收费公路最早出现于19世纪初,发展很快,主要是由私家公司出资修筑的。到1838年,仅在宾夕法尼亚州境内就建成收费公路2500英里。〔30〕19世纪上半期,联邦政府拨款修筑了东起马里兰州的坎伯兰,西至伊利诺州的范代利亚城全长600英里的国道。毫无疑问,这些道路的建成对于移民的西进和西部地区农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不过,公路的运输量不大,而且涉及的地区极其有限,远远不能满足日益扩大的西部农业的需要。水路运输的兴起曾经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这种供需之间的矛盾。1825年,连接大湖区和东海岸的伊利运河通航后,水路运输发挥了尤其重要的作用。在1847年前后,已有1200艘汽船在西部的各条水路上航行,年货运量超过1000万吨。〔31〕然而水路运输也有很大的局限性。那就是河流分布不平衡,很多地方都没有可以通航的河流。在开发草原和大平原的时候,这个问题尤其突出。幸好那时已经发明了火车和铁路。从1830年起美国逐年都在修筑自己的铁路,而且进展很快,到1840年,美国已建成2818英里铁路,其长度仅次于英国,而成为世界第二铁路大国。〔32〕铁路的优越性在于运输量大,不受地区的限制,虽然有时也要遇到不利的地形,但可以采取另选靠近的线路或者增加造价的办法加以解决。大批铁路的修筑和投入使用推动了西部草原和大平原地区农业的发展。正如美国学者保罗·W·盖茨所说:“铁路提供了打开草原大门的钥匙”。〔33〕中西部草原地区的铁路建筑晚于东部地区。在1850-1860年间才出现了第一个筑路高潮。1850年,印第安纳、伊利诺、密苏里和艾奥瓦4个州的铁路总长度只有339英里,1860年猛增到6635英里。其中伊利诺州铁路网的发展尤为迅速,1850年拥有的铁路长度在全国各州中只占第14位,1860年就上升到第2位。伊利诺州的铁路网不仅发展快,而且主要是在草原地区修筑的。例如全长700英里的伊利诺中央铁路就有525英里通过草原地区。〔34〕其他3个州的铁路也多半是贯穿草原的线路。随着铁路网的逐步形成,在50年代大约有220万移民迁入这4个草原州,约占全国41个州居民增加总人数的25%。而其中又以伊利诺增加人口最快最多。尽管迁入的移民中有相当数量的人进入了大城市,但从事农业的人还是占大多数。据统计,在50年代,这4个州共增加了199724个新农户,佃农还不包括在内。〔35〕进入60年代以后,随着横贯大陆铁路的建成和通车,远西部地区的铁路网也逐步形成。开发西部的进程也大为加快。小麦、玉米等农作物的主要产地不断向西移动。中西部的12个州和远西部的11个州逐步取代了东部地区,成为产粮中心。据统计,1899年,中西部12个州生产的小麦占全国小麦总产量的67%,远西部11个州生产的小麦占13.7%。〔36〕汽车的发明和普及、高速公路网的落成,以及大型飞机的投入使用,使美国已经十分发达的交通体系向立体化和现代化发展,为美国农业的第二次大突破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美国耕地的灌溉问题虽然不是一个全局性问题,但牵涉到广大西部的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早在几百年前,西南部地区的印第安人就已经修筑了一些小规模的原始的水利工程。在大量移民涌向西部地区以后,灌溉问题就显得特别突出了。1877年,联邦政府曾通过《荒芜土地法案》,要求购买土地的农户在3年之内灌溉一定数量的土地,但收效甚微。1894年,联邦国会又通过《凯雷法令》。法令授与位于干旱地区的每一个州100万英亩土地,用于水利建设,同时允许私人经营灌溉工程。1902年,联邦国会通过的垦荒法令进一步推动了干旱地区灌溉工程的建设。法令规定16个干旱州必须把出售土地的钱作为专项基金,修筑灌溉工程。此后,联邦政府还拨专款投入上述地区的灌溉事业。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努力,在西部地区建成了一系列水利工程。其中最著名的有亚利桑那和内华达两州交界处的胡佛水坝、爱达荷州的剑岩水坝、新墨西哥州的巴特大象水坝等。这些水坝灌溉着几百万英亩土地,使戈壁变为良田,并且为当地的农业生产提供了大量电力,收到了很好的效益。胡佛水坝在还未交工以前就起到了调节水量的作用。1934年,当科罗拉多河水位急剧下降的时候,胡佛水坝开闸放水使育马和帝国峡谷地区的旱情得以缓解,保住了农作物的产量。1935年夏天,当科罗拉多河洪峰下泄,水位猛涨的时候,胡佛水坝起到了拦洪的作用,使50000立方英尺/秒的流速降低到14900立方英尺/秒,从而为下游地区解除了一次水患。20世纪60和70年代是美国农田灌溉面积增长最快的时期。据统计,1959-1969年增加了17.9%,1969-1978年增加了30.3%。1982年,美国的可灌溉地面积已经达到耕地面积的14%。〔37〕灌溉使美国的许多不毛之地变成重要的农业基地。在几种主要的农产品中,有灌溉系统地区的产量在总量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大约有70%的食用土豆,65-68%的甜菜,23-25%的棉花,35%的大麦是在这些地区收获的。〔38〕同时,这些地方的农作物由于浇灌及时,单位产量普遍高于缺少灌溉系统的地区。据估计,土豆产量约高43%,甜菜约高29%,棉花约高220%,玉米约高49%,大豆约高28%。〔39〕不过,近年来在扩大灌溉面积方面处于停顿状态。这是因为水利建设需要大量资金,只有在那些效益比较明显的地区才可能收回成本。在这些地区的水利工程建成以后,无论是国家还是私人企业对进一步扩大灌溉系统都却步不前。另外,大面积的人工灌溉,特别是在大量使用地下水的地区,往往造成地下水位下降,土地碱化。如何正确处理这些问题也是美国农业进一步发展中必须面对的现实。美国农业高速发展的经验很多。除去上面所提的几种最基本的以外,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经验,诸如采取休耕补贴维护农产品价格,采取出口补贴鼓励农产品出口,甚至由联邦政府出面,动用外交手段推动粮食外销,改进肥料质量,使用化学肥料,加强农产品生产、销售、储存的社会服务等等。但由于国情不同,有些经验不适用于中国,例如,修耕补贴、出口补贴等。有一些经验虽然可以而且应当吸取,但必须充分考虑其负面影响并加以防范。例如,化学肥料的广泛使用。不可否认,化学肥料的广泛使用也是美国农业第二次大突破的一项主要内容。这个过程大体上始于50年代初,到80年代完成。美国全国化学肥料的用量大约每10年翻一番,到1981年达到了顶点,此后略有下降。今天,美国已经是世界上使用化学肥料最多的国家,其用量约占全世界用量的16%。据统计,1950年美国全国化肥的总用量为40.58亿吨,其中氮肥10.05亿吨,磷肥19.5亿吨,钾肥11.03亿吨。1960年化肥的总用量为74.63亿吨,其中氮肥27.38亿吨,磷肥25.72亿吨,钾肥21.53亿吨。1981年化肥的总用量为236.78亿吨,其中氮肥119.24亿吨,磷肥54.34吨,钾肥63.2亿吨。〔40〕由于广泛使用化学肥料,美国农产品的产量确实得到提高,但同时在美国也出现了环境污染、农产品污染,以及土地质量下降等严重问题。这些问题早已引起美国学术界和社会的重视,但还没有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总起来看,农业在国民经济中任何时候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即使美国这样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也没有放松对农业的注意。以农立国的思想对于我国尤其重要。在今天的形势下以农立国还有更高的要求。那就是要改变农业落后的状态,迅速实现农业的现代化,赶上世界上先进国家的水平。

〔1〕1989 Fact Book of U.S. Agriculture, Washington D.C. 1989, p.2.

〔2〕A.C. Manchester, Agriculture's Links with U.S. and World Economics, Washington D.C, 1985, p.38.

〔3〕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70, vo1.2 Washington D.C. 1975, p.1192.

〔4〕Paul W. Gates, The Famer's Age: Agriculture 1815-1860, M.E. Sharpe, Inc. 1960, pp.1, 2.

〔5〕福克讷:《美国经济史》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第3页。

〔6〕L.B. Schmidt and E.D. Ross, Readings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American Agriculture, New York, 1925, pp.495, 496.

〔7〕Ibid, p.436.

〔8〕Sandra S. Batie and Robert G. Healy, The Future of American Agriculture as a Strategic Resource, Washington D.C., 1980, p.17.

〔9〕Ibid, p.16.

〔10〕Don E.Albrecht, Steve H.Murdock, The Sociology of U.S.Agriculture: An Eco Logical Perspective,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45.

〔11〕Ibid, p.93.

〔12〕Ibid, p.95.

〔13〕福克讷:《美国经济史》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第282页。

〔14〕福克讷:《美国经济史》下卷,第8页。

〔15〕L.B.Schmidt and E.D.Ross, Op.cit, p.326.

〔16〕Ernest L.Bogart,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New York-London-Toronto, 1959, p.500.

〔17〕Ibid.

〔18〕Economic Indicators of the Farm Sector:Production and Efficiency Statistics, Washington D.C., 1988, p.31.

〔19〕Percy Wells Bidwell and John I.Falconer, History of Agriculture in the Northenn United States,1620-1860, Washington D.C., 1925, p.185.

〔20〕L.B.Schmidt and E.D.Ross, Op.cit, p.481.

〔21〕J.R. H.Moore, Industrial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New York, 1921, p.337.

〔22〕L.Lohr, H.O.Carter, S.H.Logan, Agricultural Biotechnology Research: An Overview, Davis, 1986, p.78.

〔23〕G.L.Johnson, S.H.Witwer,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Until 2030: Prospects, Prioriries and Policies, Michigan, 1984, p.V1.

〔24〕Ibid, p.6.

〔25〕Digest of Education Statistics, 1988, Washington D.C.,1988, p.167, 210-213.

〔26〕Technology, Public Policy and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American Agriculture, Washington D.C., 1986, p.267.

〔27〕Agricultural Biotechnology: Strategie for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Washington D.C., 1987, p.70.

〔28〕L.Lohr, H.O.Cater, S.H.Logan, Op.cit., p.12.

〔29〕Ibid, p.16.

〔30〕A.C.毕灵《美国经济生活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158页。

〔31〕参见上引书,第170页。

〔32〕Historical Statistics.

〔33〕Paul W.Gates, The Farmer's Age: Agriculture 1815-1860, New York, 1960, p.183.

〔34〕Ibid, p.184.

〔35〕Ibid, p.185.

〔36〕L.B.Schmidt and E.D.Ross, Op,cit., p.375.

〔37〕Famer's Digest, 1988, Vo1.51, No.11, p.65.

〔38〕1978 Sensus of Agriculture, Vo1.5, Washington D.C., 1981, p.4.

〔39〕Ibid.

〔40〕Economic Indicators of the Farm Sector, Production and Efficiency Statistics, Washington D.C., 1988, p.27.

来源:中国农村综合改革研究中心收集整理(2012-11-11)

中国农村综合改革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张新光

中国农业的现状

请看当前我国农业在世界上的地位。据联合国粮农组织1989年生产年鉴,我国全年谷物总产3.65亿吨,居世界第一位。但是若按人口平均,则我国平均每人谷物产量327公斤,低于同年度全世界人均358公斤的水平,更是远远低于美国人均1146公斤的水平。按农业劳动力来计算,我国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全年生产谷物804公斤,也低于全世界平均1707公斤的水平,同样无法同美国平均95739公斤的水平相比拟。这一年我国亩产谷物数字是268公斤,超出全世界平均亩产176公斤很多,也高于发达国家平均亩产206公斤的水平,同美国平均亩产294公斤的水平相去不远。但总的来讲,当前我国农业是落后了,同世界农业先进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畜牧业方面,大体也如此。目前我国人民的营养水平是这样的,平均每人每天摄入热量2637千卡,蛋白质63.6克,脂肪44.0克,算是温饱水平,蛋白质和脂肪摄入量偏少,总的热量偏少。在农业技术装备方面。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我国广大农民基本上仍然是畜力耕作,手工劳动,农业机械化程度很低。这些年农民购买拖拉机数量不少,但大多用于运输方面,真正用于田间作业的很少。只要化学化方面,我国进步比较明显,1985年平均每亩施化肥12公斤,比全世界平均5.8斤的水平多一倍,也多于美国平均亩施化肥6.2公斤的水平。但总的来说,当前我国农业基本上仍然处于传统农业技术阶段,离农业现代化的目标相差很远。

前途光明的中国农业

近100年来,我国农业为什么会落后?我们已在前面有所论述。现在的问题是应尽快促进我国农业的发展,奋力赶超世界农业先进水平。我们简要回顾一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业发展的历史。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2年,除老解放区土地改革早已完成外,我国在广大新解放区分期分批逐渐进行了大规模土地改革。土改结果使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7亿亩土地和其他农业生产资料,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缴纳的约350亿公斤粮食的苛重地租,从根本上废除了长期束缚我国农业发展的封建土地制度。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生产迅速恢复。1952年我国粮食(包括大豆)总产达1639亿公斤,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增长11.3%。但是在农业生产迅速恢复的同时,也出现了新的问题。土改以后所建立起来的还不是社会主义农业,而是个体经济。个体农民经济有一个致命弱点,就是一家一户力量很单薄,经不起天灾人祸,也不便于先进农业技术推广应用。在不少地方又出现了新的贫富分化现象,有的农民开始迫于生活的压力又把刚刚得到的土地卖掉。这种现象引起了党和人民政府的注意,于是1953年起,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全国农村逐步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大规模农业社会改造运动,先是组织互助组,然后是初级合作社,最后逐步发展到高级合作社。到1956年,全国农村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96.3%,基本上完成了杜会主义农业改造。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存在争论的。农业合作化要不要搞,是否具备条件,有没有优越性,对此人们是存在不同认识的。但是如果不搞农业合作化,农村就会出现新的阶级分化,出现新的地主和富农,封建土地制度就会再次形成并继续阻挠我国农业的发展。甚至会由于农村阶级矛盾而影响到全国政治安定,后果不堪设想。更重要的是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需要。个体农民经济是自给自足的,不能提供国家工业化建设所需要的商品粮。所以,尽管存在种种阻力,党和人民政府还是领导广大农民坚持走上了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道路。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广大农民是拥护农业合作化的,特别是那些贫苦农民积极性更高。在这期间,我国农业生产又有新的发展,1956年尽管遭受较大自然灾害,粮食总产量还是达到了1928亿公斤,较1952年增加了17.6%,平均每年递增4.1%。从1956年到1966年,我国农业反复比较大。开始是1958年搞“大跃进”、“人民公社”,不切实际地盲干,到处乱刮“共产风”、“浮夸风”。有的地方甚至提出“亩产土豆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真是昏了头。结果从1959年起,我国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1960年全国粮食供应极度紧张,普遍发生了饥荒,人们没有粮食吃,只好吃野菜草根。这种状况直到1963年才好转。在这期间,党和人民政府采取了不少措施,纠正前一段工作中的错误做法,如实行包产到户,给农民划分自留地等,为我国后来80年代农业改革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1966年1976年,是所谓“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时期。这段时期,我国农业遭到很大破坏。但是农业生产仍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增长,1976年粮食总产达到2862亿公斤,较1966年的2140亿公斤,增长33.7%,平均每年递增3.3%。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以此为标志,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从而我国社会主义农业进入了一个新的改革和发展时期。党和人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农业改革措施,推动农业向前发展。其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改变以往那种集体统一经营、统一分配的做法,在保持集体所有制不变的前提下,将土地分散承包给农民家庭经营,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主要由于这一条,再加上其他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措施,这一时期我国农业发展十分迅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粮食(包括大豆)产量短短几年,即由1978年的3048亿公斤,猛增至1984年的4071亿公斤,增长了33.6%,平均每年递增4.9%。我国10亿人民的吃饭问题初步得到了解决。

至于今后我国农业发展的方向,中共十四大已经给我们指明了,那就是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农业。首先,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方向不会改变。有人担心中国社会主义会不会垮台。我们的回答是不会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一定会坚持发展下去。有党的正确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坚决拥护,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不会垮,它一定会坚持发展下去,前途一定是光明的。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前途也一定是光明的。其次,我国农业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封闭起来,自给自足,而应积极走向市场,参与社会化大生产。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至多只能维持温饱,不可能实现小康,更不可能达到富裕。因为小康生活的富裕生活所需要的许多用品,如电视机、电冰箱等,是农业本身所生产不出来的,只能向市场购买。而要向市场购买,自然就必须先向市场增加商品农产品销售,于是又需要增加农业生产,需要购置先进的农业生产资料等等。所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农业,是今后我国农业的大方向。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当前,我国农业面临的问题主要是人口太多,并且增长太快。如前所述,当前我国粮食总产并不少,单位面积产量并不低。但由于人口过多,平均每人占有粮食就非常少了,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的粮食也很少。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并且严重制约我国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只有一条,那就是坚决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严格控制人口增长一方面控制人口的增长,另一方面积极用当代先进农业技术改造农业,把农业推向市场,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就会继续昂首阔步,高歌猛进了。

一个中国工人平均每年创造的价值为12642美元;不过,一个农村劳动力每年才创造910美元。如果把美国的数字也这么拆开来算,一个美国工厂工人一年创造104606美元,农业工人为52585美元。也就是说,一个美国的工业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是一个中国工人的

中国学术界一般认为,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美国式道路”是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方式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土地国有化,并以较低的土地价格出售给农民,然后按照“国有土地私有化→小自耕农经济的普遍出现→资本主义雇佣制大农场占据主导地位”这样一种简化逻辑发展起来的。但在事实上,美国资本主义租佃制大农场的形成并不是靠小自耕农场之间的竞争、分化和兼并完成的,而是通过国会与大地产商、金融集团联合控制并以地租形式分配资本平均利润的过程,美国式道路的真实含义是“国家与资本的联盟”和“资本取代土地和劳动”。

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1905年~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中主要是从土地所有权变革的角度提出了“资产阶级的农业演进的两种方式,既可以走改良的道路,也可以走革命的道路。这两种客观上可能存在的按资产阶级方向发展的道路,可以叫作普鲁士式的道路和美国式的道路。在前一种情况下,农奴制地主经济缓慢地转化为资产阶级的容克经济,同时分化出为数很少的‘大农’,使农民遭受几十年最痛苦的剥夺和盘剥。在后一种情况下,地主经济已不再存在,或者已被没收和粉碎封建领地的革命所捣毁了。农民在这种情况下占优势,成为农业中独一无二的代表,逐渐演变成资本主义的农场主,使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生产力的发展较广泛较迅速。”[1](p204~206)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列宁在此着重强调和阐述了土地国有化和政治变革的关系,即“俄国革命只有作为农民土地革命才能取得胜利,而土地革命不实行国有化是不能全部完成其历史使命的。……土地国有化不仅是彻底消灭农业中的中世纪制度的惟一方式,而且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有的最好的土地制度。”[1](p392~393)列宁之后在《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第一编:美国的资本主义和农业》中,从社会经济结构和演进形式的角度进一步证实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所强调的这样一个真理,即“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并不取决于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的形式。资本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中世纪和宗法制的土地所有权形式:封建的、‘份地农民的’、克兰的、村社的、国家的等等。所有这些土地所有权形式,资本都使之服从于自己,只是采取的形式和手段有所不同而已。”[2](p153)这样就把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美国式道路”思想延伸到了一个更高更深入的层次。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对农业的决定性的胜利是农业对整个市场机制的依赖,而这种依赖乃是建立在土地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农业生产者的雇佣劳动的基础上,即资本主义对农业的占领是以一种完全的商品化(即土地的商品化和农业生产者之劳动力的商品化)为先决条件的。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趋势和主要特征就是“资本家对农场主的替代”、“农民向雇佣工人的转化”、“大规模资本经营取代小农经济”。总之,“谁掌握着银行,谁就直接掌握着美国1/3的农场,并且间接统治着所有农场。按照一个总的计划把占全部生产总额一半以上的百万农场的生产组织起来,这在现代各种各样的联合以及交通运输技术广泛发展的情况下是完全可以实现的。”[2](p236)因此,“遵循马克思的方法对农业问题进行探讨,其要点就在于考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所发生的一切变化。我们必须研究,资本是否掌握农业,假如能掌握住,那么它又是怎样掌握的;农业是否会发生一种变革,是否要摧毁旧的生产形态,是否会引出新的生产形态。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我们才能判断马克思的理论是否适用于农业,是否注定要使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过程恰好就在一切生产资料中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之前停止下来。”[3](p12)正是在这里,列宁通过对资本主义在农业中发展的特殊形式和资本掌握农业的全过程进行了系统分析,“从而使我们有可能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农业演进作出准确的合乎实际的总结和结论。”[2](p236)

[1]列宁全集(第16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2]列宁全集(第27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3]【德】卡尔·考茨基.土地问题[M].北京:三联书店,1955.

马克思论美国的“土地平分”

关于如何评价“平分土地”政策?

试论列宁对美国农业道路的认识与选择(李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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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农业近代化中两条发展道路的历史条件比较(张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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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关于农业发展两条道路的思想(吴浩)

利润率平均化问题探讨

国际农业何以陷入两难困境

鲁汉.试论马克思的绝对地租理论

马克思主义关于小农生产方式改造理论研究综述(文东升)

关于列宁的共耕制思想与斯大林的集体化思想的关联性比较

曲丰霞:毛泽东土地改革理论和政策研究综述

王  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农业生产关系的新变化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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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民. 关于英国农业经济历史发展道路的新探讨——读《英国土地制度史》[J]. 中国农史 , 2006,(03)

英国农业经济历史发展道路问题,多年来一直是国内外学界热烈讨论的话题,各种观点异彩纷呈,其中不少研究钩深致远,穷态极研,使得学界颇有生气。道格拉斯·C.诺斯认为:“英国经济能成功地摆脱17世纪的危机,可以直接地归因于逐渐形成的私有产权制度。’,③

论英国、法国工业化期间农业部门就业与产值比重的变化及其影响(石景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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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论美国的“土地平分”

列宁全集第10卷1905.3-1905.6/列宁全集(第2版)

1905年4月7日〔20日〕

《前进报》第12号[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343页。——编者注]上曾经提到马克思就土地问题对克利盖进行的反驳。这不是在1848年,而是在1846年,—ъ同志的那篇文章说错了。马克思的同事赫尔曼·克利盖,当时还很年轻,1845年迁居美国,并且在那里创办了《人民代言者报》(《Volks-Tri-bun》)[45],宣传共产主义。然而赫尔曼·克利盖进行的这种宣传,竟然使马克思不得不以德国共产主义者的名义坚决抗议他损害共产党的声誉。马克思对克利盖路线的批判,在1846年《威斯特伐利亚汽船》[46]上发表,并且在梅林所编的马克思文集第2卷转载,这一批判对现代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来说,意义是很大的。

问题在于,土地问题当时也被美国的社会运动的进程本身提到首位,正象俄国现在一样,而当时谈的恰恰不是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谈的是为资本主义的真正发展创造初步的基本条件。这后一种情况,在把马克思对美国“土地平分”的思想所抱的态度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对现代农民运动所抱的态度两相对比时尤其重要。

克利盖在自己的杂志中没有提出任何材料供人们研究美国制度的具体的社会特点,弄清当时力求废除地租的土地改革运动的真正性质。克利盖(正象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一样)反而用冠冕堂皇的大话粉饰土地革命问题。克利盖写道:“每一个穷人,一旦保证他有从事生产劳动的机会,他立刻就变成人类社会有用的成员。假如社会给他一块土地,使他能养活自己和家庭,那他就会永远有这种劳动的机会。如果这巨大的土地(即北美14亿英亩国有土地)不用来买卖而以一定数量交给劳动人民[注:请回想一下,《革命俄国报》[47]自第8号起,关于土地从资本流向劳动、关于俄国国有土地的意义、关于平均使用土地、关于吸收土地加入商业周转的资产阶级思想等等写了些什么吧。和克利盖一模一样!],那么美国的贫困现象就会一举而消灭……”[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6页。——编者注]

马克思反驳这个意见时说:“本来应该懂得,想用一道法令来阻止克利盖所期望的宗法制度发展为工业制度,或者使东海岸工商业各州倒退到宗法的野蛮状态上去,这是立法者办不到的。”[注:同上。——编者注]

这样,我们看到的就是一套真正的美国土地平分计划:把大量土地从商业周转抽出来,赋予土地所有权,限制土地占有量或土地使用量。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清醒地批判了空想主义,指出宗法制度转为工业制度是不可避免的,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认为运动参加者的空想会使马克思否定整个运动本身,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完全不是这样。早在马克思刚刚从事写作对,就善于从运动的表面华丽的思想外衣里抽出运动的实际进步内容。马克思在他的批判的第二部分即题为《〈人民代言者报〉的经济学〈即政治经济学〉及其对“青年美国”的态度》中写道:

“我们完全承认美国民族改良派运动的历史合理性。我们知道,虽然这个运动所力求达到的结果在目前会促进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工业制度的发展,但是它既然是无产阶级运动的成果,是对一般土地私有制、特别是在美国现存条件下对土地私有制举行的攻击,其结果必然会导向共产主义。克利盖同当时侨居纽约的德国共产主义者一起参加了抗租运动(Anti-Rent-Bewegung),竟用一些华丽的词句粉饰这个简单的事实,而不去深入考察运动本身的内容。于是他就证明,他完全不清楚‘青年美国’和美国社会环境之间的联系。我们现在还要举出一个例子,说明他如何用华丽的词句来谈论大地主的美国地产析分计划。

在《人民代言者报》第10号上所载的《我们要求的是什么》一文中说道:‘美国民族改良派称土地为所有人的公共财产……并要求国民立法机关设法把尚未落入强盗般的投机分子手中的14亿英亩土地保留起来,作为全人类不可让渡的公共财产。’于是他为了替‘全人类保留’这个‘不可让渡的公共财产’就接受了民族改良派的计划:‘每一个农民,不管来自哪一个国家,都分给他160英亩的美国土地供其维持生活。’在该报第14号上所载的《答孔策》(Konze)一文中,这个计划是这样说明的:‘任何人均不得从这一尚未动用的国民财产中领取160英亩以上的土地,而且领取这160英亩也只能限于自耕。’于是,为了把土地留作‘不可让渡的公共财产’,而且是全人类的财产,就应该立刻先分配这些土地。克利盖以为他能用一项法令来禁止这种分配所发生的必然后果,即土地集中、工业进步等等。他把每160英亩土地都看成一样的,似乎这份土地的价值并不因质量而有所不同。‘农民’自己之间以及和其他人将进行交换,不是交换土地,便是交换土地的产品。那时,很快就会发生这种情况:一个‘农民’即使没有资本,但由于他的劳动和他的160英亩土地的天然肥沃程度较高,就会使另外一个农民变成他的雇农。其次,不论‘落到强盗般的投机分子手中’的是‘土地’还是土地产品,难道不是一样吗?让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克利盖送给人类的这份礼物吧。14亿英亩土地应该‘保留起来,作为全人类不可让渡的公共财产’。同时,每一个‘农民’应该领到160英亩土地。因而我们可以计算一下,克利盖的所谓‘人类’有多大,不多不少,恰好875万‘农民’,或者按每家平均5口人计算,一共有4375万人。同样,我们可以计算一下,‘无产阶级以人类的身分应占有全部土地’(至少在美国是如此)的这个‘永久时期’能延长多久。假如美国人口增长的速度和以前一样(即每25年增加1倍),这个‘永久时期’就不会满40年。这14亿英亩在40年内会全被占完,而下一代也就没有什么可‘占’了。况且无偿地发给土地必然会使移民人数激增,所以克利盖的所谓‘永久时期’可能结束得更早,何况这只能供4400万人用的土地连疏散现在欧洲的赤贫者也是不够的。欧洲每10个人中有1个赤贫者:单是不列颠群岛就有700万赤贫者。我们在第13号上的《告妇女书》一文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政治经济学的幼稚见解,克利盖在该文中说,如果纽约市把长岛的52000英亩土地交出来,这就‘马上’可以永远消除纽约的一切贫穷、困苦和犯罪现象。

如果克利盖把解放土地的运动看作无产阶级运动在一定条件下的必要的初步形式,如果他认为这个运动由于发动它的那个阶级的生活状况必然会发展成为共产主义运动,如果他说明为什么美国共产主义的意向最初应该以似乎和共产主义相矛盾的土地运动形式出现,那么他的意见也就没什么可反对的了。但克利盖却把某些实在的人的这种只有次要意义的运动形式夸大为全人类的事业。克利盖把这件事说成一切运动的最终的最高的目的,从而把运动的特定目标变成十分荒唐的胡说。他在第10号的同一篇文章中唱着这样的凯歌:‘这样,欧洲人自古以来的梦想就会实现,大洋的这边会给他们准备好土地,他们只要把这块土地拿来并用自己双手的劳动使它肥沃起来,就可以在世界一切暴君面前自豪地声称:这就是我的小屋,而你们从来没有建造过,这就是我的家园,它使你们的心充满羡慕。’

克利盖还可以补充一句:这就是我的一堆粪便,是我自己、我老婆、我的孩子、我的雇农和我的牲畜拉出来的。究竟哪些欧洲人认为这是实现他们的‘梦想’呢?决不是共产主义的工人!也许是那些希望在美国碰上好运重新成为小资产者和农民的破产的小店主、行会师傅和农民吧!用这14亿英亩来实现的‘梦想’究竟是什么呢?无非是把一切人变成私有者而已。这种梦想就象梦想把一切人变成帝王和教皇一样,既无法实现,也不是共产主义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9—12页。——编者注]

马克思的批判充满了辛辣和讥讽。他所驳斥的克利盖的那些观点,也正是我们现在在我国“社会革命党人”身上所看到的观点,这就是:空话连篇,把小资产阶级的空想说成是最高的革命理想,不懂得现代经济制度及其发展的真正基础。马克思当时还只是个未来的经济学家,但他以卓越的洞察力指出交换与商品经济的作用。他说,农民将来要进行交换,如果不是交换土地,就是交换土地的产品,这就什么都说清楚了!这个问题的整个提法,在许许多多方面都适用于俄国的农民运动及其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家。

但同时马克思并不是笼统地“否定”这个小资产阶级运动,并不是采取学理主义的态度忽视这个运动,并不象许多书呆子那样害怕接触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会弄脏自己的手。马克思虽然对这个运动的思想外衣的荒谬性加以无情的讥笑,但他力求以冷静的唯物主义态度来确定这个运动的真正的历史内容,确定那些不以人们的意志和意识、梦想和理论为转移,而是由于客观条件必然会产生的这一运动的结果。所以,马克思对于共产主义者支持这个运动不是进行斥责,而是表示完全赞同。马克思站在辩证的观点上,也就是全面地考察这个运动,既看到过去,也看到将来,指出对土地私有制的攻击有革命的一面。马克思承认小资产阶级运动是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运动的特殊的初步形态。马克思对克利盖说,你梦想通过这个运动达到的目的是达不到的,——结果不是友爱,而是小资产阶级的孤立;不是农民的份地不可割让,而是土地卷入商业周转;不是打击投机掠夺者,而是扩大资本主义发展的基地。而你妄想避免的资本主义的恶,却是历史上的善,因为它将惊人地加速社会的发展,使共产主义运动新的高级形态更早地到来。对土地私有制的打击,将促进今后对一般私有制的必然打击;下层阶级要求改革的革命行动,虽然暂时还只能给以远非人人都能享受到的狭隘福利,但是它将促使最下层阶级今后必然会采取的要求改革的革命行动,真正能保证一切劳动者都享受到充分的人的幸福。

马克思反对克利盖时对问题的提法,应当成为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榜样。当前俄国农民运动具有真正的小资产阶级性质,这是用不着怀疑的;我们要用全力来说明这一点,并且要同一切“社会革命党人”或朴素的社会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所抱的种种幻想进行无情的、不可调和的斗争。无产阶级要专门组织成一个独立政党,力求经过一切民主主义变革实现完全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应当成为我们的经常的、一刻也不容忽视的目的。但是,如果因此而对农民运动不屑一顾,那就是一种最不可救药的庸人习气和学究作风。不,这个运动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必须用全力来支持这个运动,发展它,使它成为一个具有政治自觉性和明确阶级性的运动,推动它前进,和它齐心协力地一同走到终点,因为我们的路程比任何农民运动的终点远得多,我们的终点是完全结束社会划分为阶级的现象。世界上未必有哪一个国家的农民象俄国农民那样受到如此深重的苦难、压迫和凌辱。这种压迫愈暗无天日,农民现在的觉醒就愈有力量,他们的革命冲击力就愈锐不可挡。觉悟的革命无产阶级就是要全力支持这种冲击,使它彻底摧毁这个古老的、可咒诅的、专制农奴制的奴才似的俄国,使它造就出自由而英勇的一代新人,建立起一个新的共和制的国家,我们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将在这里自由地开展起来。

【注释】

[45]《人民代言者报》(《Der Volks-Tribun》)是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创办的周报,1846年1月5日-12月31日在纽约出版。——50。

[46]《威斯特伐利亚汽船》杂志(《Das Westphalische Dampfboot》)是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刊物(月刊),由奥托·吕宁编辑。1845年1月—1846年12月在比勒菲尔德出版,1847年1月—1848年3月在帕德博恩出版。列宁在正文中提到的《反克利盖的通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20页。——50。

[47]《革命俄国报》(《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Россия》)是俄国社会革命党人的秘密报纸,由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于1900年底在俄国出版,创办人为安·亚·阿尔古诺夫。1902年1月—1905年12月作为俄国社会革命党的正式机关报在日内瓦出版,编辑是米·拉·郭茨和维·米·切尔诺夫。——51。

关于如何评价“土地平分”政策?

列宁指出:“农民起义取得彻底胜利,没收地主的全部土地,把土地平分给农民,就意味着最迅速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变革时对农民最有利的一种形式。”(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A〕·列宁全集:第15卷〔M〕·人民出版社, 1988·336-337)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解除封建束缚的条件下,小农经济是资本主义的温床,随时得滋长着资本主义。

党在领导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及制定的土地政策中,一般都采用了“平分土地”这一口号,那么就如何评价这一政策及口号,目前在党史界存在争议。

1.完全否定论

杜敬、韩志宇、王钦民等学者持此种观点。杜敬认为,使用“平分土地”这一口号是不确切和不科学的。实际上,在具体的土地政策实施过程中,并没有采取真正意义上的平分土地的做法。〔14〕他指出,无论从理论的分析来看也好,还是从实践的效果来看也好,对于平分土地都应当完全否定。而且,事实上,党中央很快就否定了。〔15〕韩志宇也指出,“平分土地”政策中的失误,在思想上,无条件地完全反映了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的要求,在实践上,必然导致绝对平均主义;而且在实行平分土地的过程中,大都侵犯了中农的利益。〔16〕因此,取消平分土地政策,放弃平分土地的口号,执行坚决团结中农,不动中农土地的政策,无疑是符合中国实际情况,是完全正确的。〔17〕

2.基本肯定论

张永泉认为:对于“平分土地”的政策,无论从理论上分析,还是从实践中看效果,都应当基本肯定。从理论上看,“平分土地”的政策是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彻底否定,具有革命和进步的意义;从实践中看,实行“平分土地”的结果,使农村中的大多数人(75%左右)从“平分土地”中获利,约有10%的农民不受损失。而且党中央也从没有否定过“平分土地”的政策,只是针对其侵犯中农利益等错误做法加以某种限制,并作一定修改。因此,“平分土地”首先是一项革命的政策,它的矛头主要针对着封建土地所有制,并为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所必须。这是这项政策的主要方面,必须加以肯定。同时,“平分土地”又是一项有缺点、不完善的政策,即侵犯了中农的土地和富农雇工经营的土地,有悖于土地改革的性质。对此,必须加以否定,但这是这项政策的次要方面。〔18〕此外,金德群在引用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论证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采取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政策,既有利于争取广大群众,又有利于解放社会生产力。它不会侵犯中农的利益,因而也不是绝对平均主义的做法。〔19〕

3.完全肯定论

董志凯、清庆瑞等研究者在分析我们党的“平分土地”政策时指出,农民的平均主义要求具有革命的和落后的两重性质,在土地革命中我们党正确地区别对待了这两种思想,党不仅十分注重并热情支持农民平均主义要求反封建的革命的一面,同时也清醒地看到了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平均主义的落后的方面,即绝对平均主义;中国共产党一贯坚决支持农民平分封建土地财产的革命要求;但对于其破坏工商业、侵犯中农利益等“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则坚决反对,并制定一系列政策加以限制和消除。〔20〕因此,在党的各项政策的正确指导下,“平分土地”政策的贯彻迅速地动员了广大农民群众,促使农民的革命热情高涨,为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21〕

〔14〕杜敬.再谈“平分土地”〔J〕.教学与研究, 1982, (6).

〔15〕〔28〕〔29〕杜敬.中国土地改革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 1992, (1).

〔16〕韩志宇.“平分土地”政策中的偏差与晋绥土改中的“左”倾错误〔J〕.党史文汇, 1987, (2).

〔17〕王钦民.解放战争时期平分土地政策剖析〔J〕.近代史研究, 1983, (3).

〔18〕张永泉.“平分土地”的政策应当基本肯定〔J〕.中共党史研究, 1994, (6).

〔19〕金德群.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分配土地的标准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 1981, (3).

〔20〕董志凯.党的无产阶级政策和农民的平均主义要求——对我国解放战争后期土地改革政策的初步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 1982, (5).

〔21〕清庆瑞,黄文真.对“平分土地”应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和杜敬同志商榷〔J〕.教学与研究, 1983,(6).

在韩国,自耕农在整个农户中的比重由1945年的13.8%上升到1955年的69.5%。

刘自强.试论1865-1914年美国农业劳动力大转移的动因[J].社会科学家, 2007,(05):49-52,55

1865-1914年是美国农村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产业、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高潮时期。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动因是工业革命、城市化、农业革命、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别以及交通运输条件的变革。美国是当今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农村劳动力在社会总劳动力中比重很小,仅占1.8%左右。然而在19世纪初美国工业化初期,农业劳动力的比重高达60%以上。美国学者查尔斯·卡尔洪认为这一时期“美国人生活中的中心事件是国家从一个巨大的、农业的、乡村的、孤立的、地方的和传统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工业的、城市的、一体的、全国的和现代的社会。这个进程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延续至1900年以后。”[1](P9) 1860年农业工人在全国工人总数中所占的比重超过60%,而到1910年已降低到31%左右[3](P368)。“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12。[yao_page]

革命导师列宁对“美国式道路”和“普鲁士道路”阐述溯源

①何谓“美国式的道路”和“普鲁士式的道路”?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1905年--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的著名长文中明确指出[1](P205)“……在这方面,俄国只有按资产阶级方向发展这一条道路。”“但是发展的形式可能有两种。……”“这两种客观上可能存在的按资产阶级方向发展的道路,可以叫作普鲁士式的道路和美国式的道路。在前一种情况下,农奴制地主经济缓慢地转化为资产阶级的容克经济,同时分化出为数很少的‘大农’,使农民遭受几十年最痛苦的剥夺和盘剥。在后一种情况下,地主经济已不再存在,或者已被没收和粉碎封建领地的革命所捣毁了。农民在这种情况下占优势,成为农业中独一无二的代表,逐渐演变成资本主义的农场主。”

②“美国式的道路”和“普鲁士式的道路”的基本内容。(同上P205-206)“在前一种情况下,演进的基本内容是农奴制转变为盘剥,转变为在封建主-地主-容克土地上的资本主义剥削。在后一种情况下,基本背景是宗法式的农民转变为资产阶级农场主。”

③“美国式的道路”和“普鲁士式的道路”在沙皇俄国存在的现实状况。(同上P206)“在俄国经济史中,这两种演进方式都表现得十分明显。……”(同上P207-208)“……农业演进的两种潮流随处可见。贯穿俄国改革后的全部历史、作为我国革命最重要的经济基础的农民同地主的厉害冲突,就是争取这种或那种资产阶级农业演进方式的斗争。”

④革命导师列宁与民粹派在土地国有化问题上的关键差别。(同上P208)“……斗争的关键是农奴制大地产。农奴制大地产要遵循着资本主义道路演进,这是丝毫不容争辩的,但是演进可能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农场主-农民用革命手段铲除和消灭这种农奴制大地产;一种是逐渐转变为容克式农场(并且相应地把受奴役的庄稼汉变成奴役的雇农)。”革命导师列宁号召全党既要利用民粹派土地国有化的主张,又要引导农民革命。(同上P202)“民粹派的理论多少正确地反映了农民对争取土地的斗争的看法,这种理论有什么意义呢?民粹派理论的实质就是两个‘原则’:‘劳动原则’和‘平均制’。……” (同上P203)“某些马克思主义者的错误在于,他们批评民粹派的理论时,忽略了这种理论在反对农奴制的斗争中所包含的从历史角度看来是现实的和合理的内容。……”(同上P392)“我们的任务只有一个:为了团结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要最坚决地支持一切反对旧制度的斗争,在新兴的资产阶级社会中尽量争取有利于无产阶级的一切条件。”很显然,按照“美国式道路”,就是将土地国有化等同于小资产阶级的幻想,等同于官僚知识分子关于“土地份额”,等同于巩固村社或平均使用土地。或者说土地国有化有这些具体表现形式。因此,(同上P382),“社会民主党作为国际无产阶级的政党,作为争取在全世界实现社会主义的政党,当然不能把自己和任何资产阶级革命的任何时期联结在一起,不能把自己的命运同某一资产阶级革命的某种结局联结在一起。……我们根本不能担保资产阶级的一切成果都永远巩固,……我们社会民主党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纲领只能是土地国有化。……因为政治变革和土地变革的规模不可能不一样。” 社会民主党就是要通过农民革命的途径建立相应的政权,实现土地国有化。这一理解是笔者与吕新雨先生不同之处。革命导师列宁以伟人的深邃目光发现了俄国农民革命的即将爆发。(同上P393)“……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没有现成的经验,并且认为不能臆造出资产阶级的运动,他们自然就不可能在革命开始以前提出正确的土地纲领。然而,他们却犯了如下错误:甚至在革命开始以后他们也没有把马克思的理论运用于俄国的特殊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教导我们说,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秦晖教授对“美国式道路”和“普鲁士道路”之阐述与不足

秦晖先生[2]写道:10年前笔者提出“美国式道路”和“普鲁士道路”……所谓“美国式道路”与“普鲁士道路”从当年提出时就是一个逻辑概念而不是一个经验概念,它与美国或普鲁士的实际历史关系不是很大,……由此可见,吕先生有发挥之嫌?秦晖先生[3]说(注:以下到本章节结束全为引文):"所谓'美国式道路',就是以农民起来打倒天然首长,摆脱宗法共同体束缚的方式;而不是以天然首长剥夺农民,取消共同体保护的方式来完成资本主义变革"。在另一个地方,他又解释道"社会民主派向往自由竞争的民主国家即'美国式道路'而仇视具有俾斯麦式社会保障制度的专制国家即'普鲁士道路'" 更简单的表述是"民主私有化"还是"权贵私有化" 。这个民主私有化的"美国式道路"用的是列宁的名义:"列宁把通过农民解放运动走向资本主义民主的道路称为'美国式道路'是并不过分的",这个表述在今天被进一步发挥为:“百年前俄国人的这种提法,只是表明那时即使左派(社会民主主义者)也认为自由民主但非'福利国家'的(前罗斯福时代的)美国,要远远优越于在欧洲最早建立福利制度但比较专制的俾斯麦德国,这种价值观是已经拥有了自由民主而再追求福利国家的现代西方左派不大提及的,也是我们这里的某些'左派'真的不知道或假装不知道的"。因此,列宁歌颂美国西进农民"那吱吱作响的大车,把资本主义制度从大西洋岸一直推到了太平洋岸","美国的民主制度正是在农民占人口总数80%以上的时代建立起来的。在这一进程中农民并没有表现出所谓'小私有性'、'小生产者'或小资产阶级的保守性或反动性,相反,正因为他们是独立的小私有者而不是宗法共同体成员,是自由的家庭农场主而不是依附农民,一句话,是真正的小'资产阶级'而不是宗法农民,他们才能起上述进步作用。" 但实际上,美国的农民主要都不是自由的家庭农场主,而是租佃农场主,虽然有1862年"宅地法"近乎赠与的土地,但租佃农民的比例还是很高,他们全部或部分地耕种租来的土地。这是因为这个法律出现得太晚,在十九世纪上半叶,美国实行的是以联邦财政收入为目的土地现金拍卖,从而使得土地商品化的出售方式与大地产投机活动结合在一起,东部土地公司凭借其在殖民地后期形成的雄厚资本在土地拍卖市场上肆意购买大片国有土地,然后以高价向移民进行小块零售,这些垄断集团作为中介进行了国有土地的二次分配,并从中获得巨额利润,只是在大块拍卖方式无法吸引足够的移民进入东部,政府才被迫逐步缩小地块出售的单位面积。但土地投机商已经占有了大部分肥沃的土地,早期拓荒者买不起,而宅地法的土地多数是贫瘠的土地,"在1862年以后,可供出售和拓居的公地,大部分都是位于现在我们称之为大平原地带的半干旱地和贫瘠土地。在这些地区接受了宅地法的数十万户家庭,在因旱灾而使几个季度的辛勤耕耘令人心碎地失败之后,结果不得不回到土地比较湿润的地区去"。这使得许多拓荒者宁愿耕种租来的肥沃土地,最重要的原因是小农场主资本短缺导致的对资本的依附,使得不在地主使用权与租佃农场主的经营权相分离的租佃农场现象成为"美国式"道路的关键,这在后面的论述中还会详细展开。由上所述,秦晖先生以为列宁主张俄国应该走“美国式道路”。

吕新雨教授的创见与不足

首先一点,革命导师列宁所见的美国不是当代美国,这不证自明。所以“吕文”所有的发挥到底是针对列宁还是秦晖?第二,这些发挥毫无疑问是吕新雨先生的创见,以下列出小标题以纪念之:1、美国的"美国式道路"及其农业资本主义的全球霸权,2、美国农业与世界战争 ,3、"美国式道路"与自由主义市场理论的困境 ,4、美国农业是否让世界成为"泰坦"号巨轮?5、"普鲁士道路"、军国主义与后发资本主义农业。第三,很显然,吕新雨将“美国式道路”=土地国有化 。总而言之,“美国式道路”、"普鲁士道路"、土地国有化是三个概念,这是革命导师列宁的主张,不知秦吕二先生,按照笔者的理解再次阅读原文有何感想?

1 《列宁全集》第13卷,1988年版

2《现代化、全球化与中国道路》,曹天予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P100秦晖《世纪之交中国的经济转轨、社会公正与民主化问题》

3吕新雨:《农业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道路:驳秦晖先生对“美国式道路”和“普鲁士道路”的阐述》(一)

【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国式道路】农业中资本主义关系建立和发展的一种类型。农业向资本主义关系演进,在各国或一国不同地区,由于具体条件不同,存在着不同的方式。一种情况是在彻底废除封建制关系、地主阶级已不存在的条件下,农业中占主导地位的小农经济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农场经济。这种演进的道路,在美国最为典型,列宁称之为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国式道路”。

农民经济的建立。美国在殖民地时期没有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欧洲殖民者只是把封建关系的某些因素移植了过来。独立革命中,这些封建关系的因素被彻底粉碎。革命后,合众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土地法令,逐步为在美国普遍建立起自耕农农场创造了条件。

美国在1776年独立时的疆土只限于大西洋沿岸的狭长地带,独立后向西部扩张领土,到南北战争前已达到太平洋沿岸。广大的西部土地吸引来国内外大量移民。联邦政府把新占领的西部领土,一律宣布为国家所有,出售给移民去开垦。1785年,发布第一个土地法令,规定西部土地最低按 640英亩的地段出售,每英亩售价一美元。1796年每英亩土地价格提高到二美元,但可以在四年内分期付款。土地按大块出售的法令,对富人有利,由富人组成的土地投机公司和种植园主纷纷来西北部购买土地。这引起无力购买大块地段的广大贫苦移民的不满,他们不顾政府的法令,强行占地进行垦种。农民在辽阔的土地上进行的占地斗争,使联邦政府和军队也无法对付,于是政府被迫不断改变土地法令,降低出售土地的最低限额。1800年,出售的地段改为320英亩,1804年降为160英亩,1820年再降为80英亩,同时每英亩土地价格由2美元降到1.25美元。1832年,出售的最小地段再降为40英亩。1841年颁布垦地权条例,承认自行占地开垦的农民有“优先购买权”。后来的这些法令使一般移民有可能获得土地,小农场主的农业经营在西部土地得到广泛发展。南北战争期间,联邦政府为了动员群众参加反对南部奴隶主的战争,于1862年发布“宅地法”,规定凡没有持械反抗过合众国政府的美国公民,每户交纳10美元登记手续费,可申请取得160英亩西部公有土地,在连续耕种五年以后就可免费获得土地所有权。“宅地法”为自耕农农场的普遍建立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农民经济向资本主义农场经济的演进 。建立在小私有制基础上的农民经济是不稳定的。小商品生产本身具有资本主义倾向。资本主义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城市人口的增加,对农产品提出了日益增长的需求,农民的生产很快被卷入了资本主义市场,农民阶级的分化加速了。在西部土地上,一方面是小农经济在普遍建立,同时它又在不断发生分化,从富裕农民中成长起资本主义农场主,19世纪前半期农业中已开始有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随后,大农场的竞争,工商业资本家在农产品收购和加工方面的盘剥,银行家的贷款利息剥削,铁路公司的高额运费,以及工农业产品价格和剪刀差等等,使农民更加急剧分化。自19世纪80年代起,无论在旧有各州和西部,农民阶级分化的过程都极为显著。到1910年,农业中资本主义的租佃制、抵押制和雇佣劳动制都已广泛发展。使用雇佣工人的农户已在全部农户中占46%。占全部农户17.2%的资本主义大农场,生产了全国农产品总产值的52.3%。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关系,循着农民分化的道路迅速发展起来,成为农业中占统治地位的形式。在没有封建束缚的条件下,农业中资本主义关系的成长和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都比较迅速。这样建立起的美国资本主义农业,迅速达到高度的发展水平,成为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

[1]列宁:《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58。

[2]H.U.福克纳著,王锟译:《美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北京,1964。(H.U.Faulkner,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Harper & Brothers,New York,1960.)

【普鲁士道路】

历史背景:德意志是一个民族分合无定的国家。神圣罗马帝国系一个徒具虚名的松散诸侯联盟,最多时全国竟分有上千个邦国;经过几百年的苦苦奋斗,德意志终于在1871年由普鲁士实现了首次民族大统一,然而却又因两次大战的失败,国家再度分裂,直至近年才重新实现统一。可以说,一部德国史就是一部民族分裂,统一,再分裂,再统一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问题(或曰谋求国家统一)就成为了贯穿整个德意志近现代史的一条主线。为什么我们讲普鲁士王国的兴起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就因为德国的统一大业最终是由普鲁士完成的。那么,身处在一个列强环伺的欧洲和一个诸侯林立的德意志中间,人口和领土原本都不算多的普鲁士,又究竟是凭借何种“神奇的力量”逐渐由弱变强,一步步壮大发展起来的呢?从1618-1648年,欧洲大陆的封建君主们在德意志的土地上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三十年战争”。这场战争使英国资产阶级逃脱了欧洲封建君主们的干预而获得了胜利,却使德意志彻底衰落。作为这场残酷战争的主战场,德意志六分之五的乡村被毁灭,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农民变得一无所有,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战争结束后,德意志仍然只是一个四分五裂、残破不堪、诸侯林立的名义上的“国家”。根据威斯特法里亚和约,三十年战争的胜利者法国和瑞典有权保证德意志各邦内政和外交上的独立,各邦有充分权利同欧洲任何国家签定条约。这样,德意志的分裂局面就被最后确定下来。三十年战争后的德意志究竟分裂到了何种程度,有这样一组数据很能够说明问题:当时在德意志境内,共有360个独立的邦国和1500个半独立的领地。绝大部分的邦国版图都很小,比如在威斯特法里亚地区,每个邦国平均只有20多平方英里。但是所有这些邦国的君主却都很自负,无论其邦土大小都一样建立起自己整套的专制制度,国家机构健全,也拥有军队。一支军队有时只有12个士兵组成。在这种空前的民族分裂局面下,一个社会有秩序、中央有权威、政府有效率、军队有战力的普鲁士显得十分与众不同。须知近代欧洲,任何国家的崛起都不是温情脉脉、和风细雨的曼妙之旅,在那个弱肉强食血雨腥风的动荡年代,普鲁士从一开始就注定要用火与剑来铺就它的王者之路。

普鲁士道路的特点:(一)奉行先军政治,重视国防建设。新兴的普鲁士王国是个家底薄弱的小国,被列强戏称为“铁罐堆中的一只陶罐”,随时都面临着国破家亡的危险。因此从1701年普鲁士王国建国伊始,历代统治者就把强化军队作为自己生存发展的主要手段。普鲁士的军国主义非常突出,1740年腓特烈二世即位,在他20多年的铁腕统治下,普军人数由原先的7万人激增至20万,占全国人口9.4%,军费开支每年要花去政府全部预算的4/5。当时的普鲁士面积在欧洲仅居第十位,人口居第十三位,但它的军队却排到了全欧第四的位置。而且这一数字在腓特烈二世的后继者威廉二世那里又增加到了23.5万人。曾有人这样描述普鲁士的军国主义:“对其他国家来说,是国家拥有一个军队;对普鲁士而言,则是军队拥有一个国家。”普鲁士的军国主义性质是如此的鲜明,它的好战性直接促成了后来俾斯麦“铁血政策”的出台,并进而成为了两次世界大战的远因。(二)容克长期把持国家政权,并成为惟一能够担负起领导民族统一大业的阶级。普鲁士是一个容克国家,市民阶级在这里的力量非常微弱。这一方面是由于战争的破坏使工场手工业发展缓慢,其在国家整个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还不到10%,而且它们的市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封建王公贵族的生活消费和政府军队的开支;另一方面,当18世纪末英法早已克服行会的传统束缚时,德意志的手工业却仍为行会所控制,古老的法规和条例还在严格的执行,一切能够促进竞争和创新的路径都被封建桎梏无情的堵塞。经济上的这种依赖性以及自身实力的先天不足,造成了德意志资产者在政治上对封建权力的怯懦性和卑躬屈膝。农民也无力反抗强大的封建专制王权。1625年德国曾爆发了伟大的农民战争,但最终被残酷镇压下去,而三十年战争则彻底摧毁了农民阶级最后的反抗力量,地主成为农村惟一的主人,强迫农民服劳役的农奴制度变成了德意志的普遍制度,而这种状况在普鲁士表现的尤为突出。马克思、恩格斯曾打算把德意志各地分散的工人团体联合成一个全国性的政治组织,以便推进革命。但经济上落后、政治上分散的德意志不存在这种条件。当时德意志工人阶级还很不成熟,他们中大部分人仍是手工业者,而且基本上是跟着资产阶级走的。而且由于封建势力的强大,以及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背叛,1848年革命在整个德意志都被镇压下去,工人运动长期处于低潮。既然资产阶级和农民都无力完成德国的统一大业,而力量尚十分弱小的无产阶级又在政治上远没有成熟,那么这一任务便历史的落在了普鲁士贵族地主阶级(容克)的身上。(三)王权强大,同时在保留容克封建特权的前提下发展资本主义。容克经济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容克地主垄断了粮食出口,同时还免付出口关税。在普鲁士军队中,容克则占据了所有的军官职位。普鲁士的农奴制与早期农奴制不同,它是商品生产发展的结果。随着粮食和各种农产品日益成为重要的商品以及价格上扬,农业生产变得有利可图。于是容克地主便开始抢占农民土地,合并成大田庄,面向市场发展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生产。农奴制体现的只是普鲁士国家制度的一个方面,其更深层次的意义,则在于凸显了普鲁士高度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特色。而这一政治体制保证,对于任何一个近代欧洲强国的崛起都是必不可少的。彼得一世治下的俄国如此,路易十四统辖的法国亦然,普鲁士也不例外。1848年革命失败后,尽管普鲁士没有像奥地利那样恢复纯粹的君主制,而是维持了地主阶级与大资产阶级的联盟,但贵族仍在这个联盟中保持了领导地位,国王则依旧拥有无上的权威。虽然存在议会,但上院(贵族院)是由国王指定的显贵组成,而下院(众议院)又借助不平等的三级选举制保证了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多数地位,因此,普鲁士的君主专制就打着民主的幌子得以延续,甚至还有所巩固。

普鲁士道路——形成的原因:(一)农奴制强化了容克的政治统治地位。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农奴制是一种野蛮的、落后的生产方式。农奴不仅无偿的为地主服劳役,还要自备牲畜和农具,他们的财产任意被剥夺,完全没有人身自由,被禁锢在地主的田庄里不许迁徙。通常认为,农奴制的存在会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如果我们将这一制度置于普鲁士崛起的历史大背景下来看的话,却会发现一些不寻常的东西。今人可以批评腓特烈二世在普鲁士“强化军事容克地主的专制制度,以及向其臣民推行奴性教育”是历史的倒退,但却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当时普鲁士王国的柱石是贵族,而贵族的实力就在于占有广大的地产和对农奴的剥削。从这个角度讲,没有农奴制就没有容克,而没有容克的支持,强大的普鲁士王权就只能是一句空话。(二)推行重商主义,注重发展经济。德意志向北出海的主要河流如莱茵河、威悉河、易北河、奥得河都流经勃兰登堡的领地,这就使普鲁士拥有了一个发展经济的有利地理位置。而普鲁士的历代统治者也把工商业看成是一种重要财富,他们开凿运河、修桥筑路、统一币制、实行保护关税的措施来发展经济。同时普鲁士还注重开拓海外市场,在1788年它就已向英国出口了1万1千多吨生铁。到18世纪80年代,普鲁士建立起三个贸易公司:地中海东部贸易公司、中国贸易公司和孟加拉贸易公司。(三)鼓励移民,收容新教徒。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以及三十年战争中德意志新教联盟的获胜,使得普鲁士成为当时欧洲躲避宗教迫害者的人间乐土。到1703年,大约有二万名胡格诺教徒从法国迁到勃兰登堡定居,占当时这座城市居民的1/9。这些人都是熟练的手工业者或拥有一定资本的商人,结果法国工商业因此遭受严重损失,而普鲁士却得到了好处。除法国移民外,还有其他国家的移民也大量进入普国。据统计,到1740年普鲁士有人口240万,其中光外国移民就占去1/4,多达60万。勃兰登堡是三十年战争的重灾区,移民对它的复兴注入了巨大的活力,使普鲁士比德意志其他邦国更早的实现经济复苏与高涨。(四)统治者忧患意识强烈,较少陷入腐化堕落。与当时欧洲王室盛行的奢糜之风迥异,几代普鲁士统治者都近乎自虐的过着清教徒式的节俭生活,以便节省下宝贵的军费与政府开支。比如弗里德里希二世的父亲威廉一世(与后来同名的普皇是两个人)在位时,普鲁士的外交使臣以寒酸龌龊“驰名”欧洲。而显赫的王室成员们,无论王子公主,亦或是王妃乃至国王本人,其饮食烹调拙劣,饭菜简单菲薄,几乎到了食不果腹的程度。由于节俭已到了悭吝的地步,以致人们在背后叫威廉一世为“乞丐国王”。他的后继者弗里德里希二世,则更具有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一般的坚韧与刻苦,他以过人的精力躬身勤政,每天只睡四个小时。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他还号召国民勤俭节约并以身作则,绝对禁止宫廷的奢华排场。他本人平时只穿士兵服,毕生只有一件礼服。在弗里德里希逝世20年后,拿破仑在耶拿大败普军,来到波茨坦弗里德里希的墓前。拿破仑用马鞭指着墓碑对手下的将领们说:“要是他还活着,我们今天就不可能站在这里了”。(五)统治阶级能够顺应潮流,及时推进各项改革。普鲁士的统治阶级,并非像其他欧洲国家的封建贵族那样一味的因循守旧,顽固拒绝一切变革。他们善于审时度势的自上而下推进改革(当然也迫于形势),并牢牢的掌控着改革的领导地位,从而既顺应了历史潮流,又免于使自己大权旁落。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走过场的改革不同,普鲁士历代君王大多能够把改革坚持下去,而不是将前人成果半途而废,这样就既保证了普鲁士大政方针的连贯性,又使整个国家始终保持着向上的势头。以普鲁士的农奴制改革为例,拿破仑战争期间普鲁士接连惨败,几近亡国。战争的惨败和屈辱和约的签订,使普鲁士人从封建的德意志与资本主义的法兰西的较量中,愈来愈看清农奴制社会的衰败。一批深受英法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有识之士大声疾呼对旧有的封建秩序进行改革。在这种严峻的情况下,普鲁士开始艰难的改革。1807年10月,主持国家事务的施泰因男爵颁布了解放农民的“十月敕令”,使得普鲁士终于在从封建农奴制向资产阶级社会转变的道路上,迈出了重大的一步。但第一轮改革并不彻底,这使得普鲁士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对于容克继续霸占大量土地和人力十分不满,于是他们在欧洲1848革命中曾一度倒向共和反对帝制。为了互相勾结,协调利益以便巩固政权,容克地主阶级政府于1850年3月颁布了《调整地主与农民关系法》,从而最终完成了始于1807年的农奴制改革。改革的结果,资本家得到了发展大工业所必需的廉价劳动力,资产阶级对君主制感到满意;通过收取农奴的高额赎金,大量被割让的份地和财富迅速积聚到容克手中,地主阶级也发了横财;而只有农民却纷纷破产,丧失了土地和牲畜,大批的沦为半无产者,进而变成了资本家工厂和容克庄园中的雇佣工人。普鲁士统治阶级的这一“经验”,为后来的1861年沙俄农奴制改革提供了绝佳的效仿“样板”。(六)德意志民族意识的觉醒 。普鲁士的崛起,最重要的还是人的因素,德意志民族有一种复国兴邦的强烈愿望,这是几百年来造成的。从16世纪以来,由于分裂,德意志民族在欧洲人眼里不是一个政治实体,而且也被认为是一个没有活力的民族。正是这种长期受屈辱、受轻视的状况激发了德国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并使之内化为普鲁士崛起的力量源泉。也由于这种精神,促使他们向外国学习先进的事物,大力兴办教育。这方面普鲁士王国的成就最被后人所称道。为贯彻民族主义教育,从1717年普鲁士就开始实施义务国民教育,是全世界第一个实施义务教育的国家。值得注意的是1763年弗里德里希二世颁布《学校法规》,强制5-14岁的儿童必须上学,并任命老兵为校长,对学生进行准军事训练。这一切都为日后普鲁士组建纪律严明的高素质军队奠定了扎实的基础。1809年洪堡出任普鲁士最高教育长官后所推行的教育制度改革,更成为德国后来二百年的科学、文化、基数发展的基石,而1810年成立的柏林大学,则作为世界上第一所新制大学,影响了整个十九世纪各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在普鲁士,服兵役和受教育被视为公民的两项基本义务。据统计,在十九世纪后半期的欧洲各主要国家中,德国的文盲率是最低的,德国人无论在读、写、计算能力上,还是科学理论的实际运用方面都要领先于欧洲各国。(七)善于利用外交手段,最大限度的为本国谋求利益。无论是早期的普王弗里德里希二世,还是后来的首相俾斯麦,他们都被公认为是当时最机敏的外交家之一。虽然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些人可谓是“背信弃义、贪狠奸诈”,但不可否认,如果没有他们高超的外交手腕,很难想像普鲁士能在列强环伺的欧洲得以生存和壮大。团结盟友,孤立对手,是普鲁士最基本的外交策略。比如,1834年开始运行的关税同盟是普鲁士的一个巨大成就,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且使整个德意志在政治上开始向它靠拢,既增强了普鲁士领导德国统一的能力和决心,又逐渐从政治经济上把奥地利排挤出德意志,可谓是一箭双雕。关税同盟有点类似于现在的欧盟,各(邦)国通过政治经济的一体化,来最终向统一的国家共同体迈进。普鲁士善于笼络德意志各邦国,作为关税同盟的成员,这些邦国从中得到物质上的好处,加上它们的发展程度都没有达到哪怕是接近普鲁士的水平,于是普鲁士成了这些邦国资产阶级向往的中心。这些资产者把普鲁士看作是自己在经济上的前卫和将来在政治上的靠山。这样,普鲁士就开始跃居德意志的领导地位。(八)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外力推动。1805-1807年的军事胜利使拿破仑占据和控制了德意志的大部分,普鲁士王国充当了了法国反英反俄的附庸。为维护和实现法国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拿破仑在对普鲁士实行军事占领,政治统治和外交操纵的同时,也按照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模式,在当地强力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比如取消教会和贵族的特权;废除农奴制,解除农民对地主的封建义务;革除古老的典章制度,取消行会法规等等。虽然由于战争的频繁,以及反法势力的极力阻挠,拿破仑在德意志的资产阶级改革最终没能坚持下去,但此举已经对德意志未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正是由于拿破仑猛烈荡涤着封建割据势力,扶植正在生长中的资本主义关系,才使德意志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工业,也使德意志民族资产阶级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因此恩格斯曾说过:“德国资产阶级的创造者是拿破仑……他在德国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传播者,是旧的封建社会的掘墓人”。综上所述,正是经由这样一条特殊的发展道路,普鲁士才能在短短百年内迅速崛起并完成了近代德国的统一,所以普鲁士有时就成为了德国人精神和文化的代名词,而一部“普鲁士道路”的演进史,也在某种意义上不断给予着我们警示和启迪。

【美国式道路的真实含义】

社会学含义:美国式道路就是以农民起来打倒天然首长,摆脱宗法共同体束缚的方式;而不是以天然首长剥夺农民,取消共同保护的方式完成资本主义变革。

政治学含义:列宁把通过农民解放运动走向资本主义民主的道路称为“美国式道路”。

经济学含义:美国式道路就是土地国有化,废除土地私有制,将全部土地转轨国家所有,就是要完全摆脱农村中的农奴制度 。列宁再三论证的美国式道路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土地国有化。

【美国式道路与普鲁士道路的异同】

普鲁士道路的含义:所谓普鲁士道路是指把农奴主-地主经济转变为容克-资产阶级经济,是国家与地主阶级联手用暴力掠夺农民来完成“地主资本主义”发展,它破坏村舍、掠夺农民、摧毁原来的土地占有制,使成千上万的农民破产,让有钱人去“任意洗劫”中世纪的农村,“为了走这条发展道路,就必须对农民群众和无产阶级连续不断的、有系统地、毫无顾忌的使用暴力”。简单的说普鲁士道路就是容克地主利用政治力量把自己转换成资本家的过程。

普鲁士道路的产生原因:列宁解释了为什么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没什么没有提出土地国有化的纲领,是因为德国已经彻底形成了一个容克-资产阶级的国家,在资产阶级制度基础上已经不可能有拥护土地国有化的人民运动,实际上已经使土地国有化计划变成了“一种玩物”,“甚至变成容克掠夺群众的工具”,因为国家已经是容克-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家,人民已经不可能与国家结盟来对付盘剥他们的大土地拥有者。

不同之处:美国式道路的土地国有化特征,普鲁士道路的土地权贵私有化特征。

相同之处:在列宁看来,无论是普鲁士道路还是美国式道路,他们都必须用暴力的方式来实现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也说明“暴力”其实是内在于资本主义发展之中的,暴力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美国式道路产生的原因】

国有土地的存在:列宁之所以要用“美国”来命名一种不同的道路,是因为美国农业是建立在土地国有基础上的,西进运动就是开发主要从印第安人手里没收来的国有土地,独立战争后的美国是世界上拥有为开发土地最多的国家。

封建关系的清除:美国式道路的关键是封建关系的清除,在美国,这种改造是通过对南部各州奴隶主农庄施行暴力的方式进行的。在那里,暴力是用来对付农奴主-地主的。他们的土地被分掉了,封建的大地产变成资产阶级的小地产。对于美国许多“空闲”土地来说,为新生产方式(即为资本主义)创造新的土地关系这一使命,是由‘美国土地平分运动’,由40年代的抗租运动(Anti-Rent-Bewegung),由宅地法等等来完成的。

农场主对资本的依附:小农场主资本短缺导致的对资本的依附,使得地主使用权与租佃农场主的经营权相分离的租佃农场现象成为“美国式”道路的关键。

【对美国式道路逻辑过程的质疑】

逻辑过程:土地国有化—小农场的普遍出现—农场主的资本主义经营。土地国有化与小农场的普遍出现的逻辑关节点是美国的民主传统,问题在于列宁没有回答小农场怎么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农场主,秦晖、苏文的推断是“西进农民那吱吱作响的大车,把资本主义制度从大西洋岸推到了太平洋岸” 。马克思将这一过程的特征归结为“资本家对农场主的替代”、“农民向雇佣工人的转化”、“大规模资本经营取代小农经济”。

对小农场普遍出现的质疑:1862年以前土地投机商已经占有了大部分肥沃的土地,早期拓荒者买不起,而《宅地法》出现得太晚,在1862年以后可供出售和拓居的公地,大部分都是位于现在我们称之为大平原区的半干旱地和贫瘠土地。在这些地区接受了宅地法的数十万户家庭,在因干旱而使几个季度的辛勤耕耘令人心碎的失败之后,结果不得不回到土地比较湿润的地区去耕种租来的肥沃土地。就全国土地分配上看,从1860年到1900年,美国新建农场中只有16%来自宅地法,大部分农场还是来自大地产公司的再出售和联邦土地的现金出售。这是因为大平原农业的核心地区大部分优质土地已经被铁路公司、大土地公司和土地证券商控制,宅地法的四分之一地段在西部半干旱地区,难以扩大规模生产,只得以补充法令来扩大土地分配单位,却最终有利于矿业、林业、牧业集团。列宁自身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曾经指出,由于资产阶级的局限性,他领导的革命不可能是纯粹“美国式”的,即不可能完全以有利于广大人民的形式完成。

【美国式道路的形成过程】

马克思讲农业资本主义过程表述为:都是以资本家对土地所有权的垄断为基础,以“直接生产者的赤贫”即农民的无产者化为代价:土地所有权的垄断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并且始终是它的基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重要结果之一是,它一方面使农业由社会最不发达部分的单纯经验的和机械的沿袭下来的经营方法,在私有制条件下一般能够做到的范围内,转化为农艺学的自觉的科学的应用……一方面使农业合理化,从而第一次使农业有可能按社会化的方式经营,另一方面,把土地所有权弄成荒谬的东西,--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大功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种进步,同它的所有其他历史进步一样,首先也是以直接生产者的赤贫为代价而取得的。

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期大约为1820-1870年 ,这种农业资本主义化不是依靠小农场之间的相互兼并和分化来完成的,而是在金融资本的控制下,农场主以租佃方式间接的获得资本来源,并保留家庭农场和季节流动工的生产方式来降低成本,这形成了美国西部租佃农场的主要形式 。在南方,从前的农奴在内战后有许多虽然仍旧留在种植园,但是作为分成佃农而留下来,另外一些则迁居城镇,还有一些则弄得一小片土地,经营起自己的农场,可见内战后的南方也不是以小农场为主。

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化的动因可以归结为相对价格的变化,劳动力价格的上升,资本相对价格的下降,以及生产技术的进步。

土地向资本所有者集中:有一半以上的宅地定居者无法维持到5年期满,而放弃和出售宅地专利权。宅地农场主的破产率要高于其他类型的农场,这是因为宅地法只提供免费土地,而不能提供农场主急需的资金,所以宅地农场主往往需要把宅地权用于投机性抵押来换回生产资本,结果是破产率的上升和土地投机商获利。其实,19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农业市场空间的扩大,对于西部农业来说最重要的是资金而不是土地,因此宅地农场主往往是利用先占权和代偿权进行抵押以换取资本。由于宅地贷款法案被国会否决,因此“宅地法”的实施造就的是一大批因为无法获得足够资金在重债下破产的宅地农场主,并将西部土地最终转向土地金融集团。

美国耕地的授予历史—一个半世纪馈赠出去的几亿英亩土地的记录成了现代人年报中公愤持续最久的事情。欺骗、诡计、贪污和盗窃大量存在着,但是,更令人气愤的是对社会上土地平均分配的后果置若罔闻的态度。议会的确也偶尔采取了诸如1862年宅地法之类的具有远大卓识的措施,但是,它却更经常地把共有土地批售的权利给与了投机商,而没有给与拓居人。议会没有奉献给屯居者的那部分土地,州级法律部门、土地管理处和内务部一半也会照给的。

到19世纪80到90年代,联邦土地分配政策基本上完成了其历史使命,那就是将国有土地按照资本比重给与了拥有资本最多的集团和阶层。1903-1905年第58届国会的公共土地委员会报告中承认,很大部分国有土地转入大土地投资公司,数量大大超过宅地农场,几乎每个地方大土地所有者都垄断了最好的地块,这些土地立法的结果就是租佃制或雇工制取代了自由农场主。

租佃农场的出现:正是租佃农场主成为“美国式道路”的关键,而宅地农场转为抵押-租佃农场的速度最快,数量最大。到19世纪末,全国的租佃农场已经达到了百分之三十以上,而在西部几个新州就达到了百分之五十左右。20世纪中叶的一个调查表明,当时的农场主中其土地来源是由于“宅地法”而获得的不到2%。

农业工人的产生:内战后的19世纪后期,农业被工业需求所拉动,导致农场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是农场主的资金严重短缺,因此土地抵押市场迅速发展成西部土地市场的主体。在19世纪末发生的两次大的金融危机中,抵押市场和证券市场崩溃,农场破产率达到一半左右 。到19世纪末,约有700万美国人失去农场所有权,360万由乡村进入城市。租佃制是美国多数农场去的生产资金的主要来源。进入20世纪后,由于劳动力价格高,租佃农场主为了节省就必须尽可能利用家庭内部的劳动,19世纪末的300万雇佣农业工人中,中西部12个州只占27.7%,每个农场平均不到一个雇佣工人。另外由于内战导致劳动力紧张而产生的农业机械化水平高,农场主需要购买农业机械,缺乏支付雇佣工人的现金。

市场的扩大:美国西部农业的资本主义发展是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 世界市场 19世纪下半叶,大平原地区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谷物产地,农产品输出是整个19世纪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它们占1820年商品出口总数的83%,半个世纪后仍占81%。在19世纪70年代的那十年,美国的出口总值翻了一番。这个增加几乎完全是由农产品输出的扩张促成的。1880年农产品出口值接近7亿美元,比农业的增加值还要多四分之一 。一直到1900年,美国出口值的76%来自农业。国内市场 内战促使粮价升高、农业投资增加、农业机械产业发展。这种由世界市场和民族市场推动的工业与农业的互换正是美国资本主义现代化能够完成的关键。

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化的过程同时也是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过程:虽然科学技术不断改变着农业的操作方法,而农业也以出口其产品来支援工业的发展,但是农民自己却似乎从他们发挥的生产效率获益殊少。北部和西部的农民发现,增加生产却压低了农业商品的价格,而他们必须购买的机具和其他物品却不见降价。美国剩余农产品需要在外贸中找出路,而工业保护主义导致欧洲对美洲农产品报复,因此中间商压低收购价。所以,国家在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依赖对农民的剥削,这一铁的逻辑同样体现在美国式道路里。

英国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基础是对土地的垄断,对小农生产资料的剥夺,在这一过程中,自耕农民不断减少,最终“大约在1750年,自耕农民消失了”[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830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资本主义雇佣型大农业成为英国农业主要形式。“首要的因素是: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他自己的生产资料分离……对农业生产者及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了全部过程的基础。”(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821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马克思早年把“英国农业发展道路”视为东西方农业发展共同遵循的唯一道路,但在晚年却提出了“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农业发展道路,这使得他的农业发展理论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晚年的马克思终于突破了早年关于农业发展道路的单线论,在他看来,东西方的农业发展道路并非是唯一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农业发展道路可以直接从农村公社过渡到社会主义合作制的集体大农业,而不必经历自耕小农土地所有制,和剥夺小农建立资本主义雇佣型大农业土地所有制的发展阶段,从而实现了其农业发展理论的转变。在马克思看来,农业发展道路,无论是西方的“英国是农业发展道路”,还是东方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道路,都不是普世的,唯一的。正如他所言,“一切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50]。马克思时代的俄国知识界对“俄国农村农业公社的前途和命运”有一场大辩论:一派观点认为,俄国农村公社肯定要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代替;另一派则认为,农村公社以公有制为基础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怎么办?马克思谈到,“可以有两种选择:或者是它所包括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一切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

马克思的农业发展理论实际上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的变化。早期强调西欧特别是英国的经验,将农奴制下的农村公社—自耕小农土地所有制—资本主义雇佣型大农业—社会主义合作制集体大农业的发展序列作为人类社会农业发展的唯一道路。晚年马克思的农业发展理论发生了转变,特别是对农村公社以及自耕小农土地所有制和资本主义雇佣型大农业的发展问题产生了新的认识。农村公社,特别是东方的农村公社由落后、野蛮的象征,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转变为包含了公有与私有两重因素,在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完全有可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集体合作大农业的新生事物。马克思的农业发展理论始终强调“大生产优越论”,“小农小块土地耕作方式”[51]或“自耕农的土地所有制”始终被视为落后的,缺乏效率的,因而必然要被大生产农业所取代。[53] 在西欧的农业发展道路中,自耕小农的土地所有制必然会被资本主义雇佣型大农业所消灭,而在“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农业发展道路中,尚未实现土地私有化的小农小块土地耕作作为私有制因素,则被由集体耕作、合作经营的公有制因素发展而成社会主义合作制集体大农业直接取代,其中根本就不会经历自耕小农土地所有制的发展。

刘自强.试论1865-1914年美国农业劳动力大转移的动因[J].社会科学家, 2007,(05):49-52,55

1865-1914年是美国农村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产业、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高潮时期。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动因是工业革命、城市化、农业革命、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别以及交通运输条件的变革。美国是当今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农村劳动力在社会总劳动力中比重很小,仅占1.8%左右。然而在19世纪初美国工业化初期,农业劳动力的比重高达60%以上。美国学者查尔斯·卡尔洪认为这一时期“美国人生活中的中心事件是国家从一个巨大的、农业的、乡村的、孤立的、地方的和传统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工业的、城市的、一体的、全国的和现代的社会。这个进程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延续至1900年以后。”[1](P9) 1860年农业工人在全国工人总数中所占的比重超过60%,而到1910年已降低到31%左右[3](P368)。

革命导师列宁对“美国式道路”和“普鲁士道路”阐述溯源

①何谓“美国式的道路”和“普鲁士式的道路”?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1905年--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的著名长文中明确指出[1](P205)“……在这方面,俄国只有按资产阶级方向发展这一条道路。”“但是发展的形式可能有两种。……”“这两种客观上可能存在的按资产阶级方向发展的道路,可以叫作普鲁士式的道路和美国式的道路。在前一种情况下,农奴制地主经济缓慢地转化为资产阶级的容克经济,同时分化出为数很少的‘大农’,使农民遭受几十年最痛苦的剥夺和盘剥。在后一种情况下,地主经济已不再存在,或者已被没收和粉碎封建领地的革命所捣毁了。农民在这种情况下占优势,成为农业中独一无二的代表,逐渐演变成资本主义的农场主。”

②“美国式的道路”和“普鲁士式的道路”的基本内容。(同上P205-206)“在前一种情况下,演进的基本内容是农奴制转变为盘剥,转变为在封建主-地主-容克土地上的资本主义剥削。在后一种情况下,基本背景是宗法式的农民转变为资产阶级农场主。”

③“美国式的道路”和“普鲁士式的道路”在沙皇俄国存在的现实状况。(同上P206)“在俄国经济史中,这两种演进方式都表现得十分明显。……”(同上P207-208)“……农业演进的两种潮流随处可见。贯穿俄国改革后的全部历史、作为我国革命最重要的经济基础的农民同地主的厉害冲突,就是争取这种或那种资产阶级农业演进方式的斗争。”

④革命导师列宁与民粹派在土地国有化问题上的关键差别。(同上P208)“……斗争的关键是农奴制大地产。农奴制大地产要遵循着资本主义道路演进,这是丝毫不容争辩的,但是演进可能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农场主-农民用革命手段铲除和消灭这种农奴制大地产;一种是逐渐转变为容克式农场(并且相应地把受奴役的庄稼汉变成奴役的雇农)。”革命导师列宁号召全党既要利用民粹派土地国有化的主张,又要引导农民革命。(同上P202)“民粹派的理论多少正确地反映了农民对争取土地的斗争的看法,这种理论有什么意义呢?民粹派理论的实质就是两个‘原则’:‘劳动原则’和‘平均制’。……” (同上P203)“某些马克思主义者的错误在于,他们批评民粹派的理论时,忽略了这种理论在反对农奴制的斗争中所包含的从历史角度看来是现实的和合理的内容。……”(同上P392)“我们的任务只有一个:为了团结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要最坚决地支持一切反对旧制度的斗争,在新兴的资产阶级社会中尽量争取有利于无产阶级的一切条件。”很显然,按照“美国式道路”,就是将土地国有化等同于小资产阶级的幻想,等同于官僚知识分子关于“土地份额”,等同于巩固村社或平均使用土地。或者说土地国有化有这些具体表现形式。因此,(同上P382),“社会民主党作为国际无产阶级的政党,作为争取在全世界实现社会主义的政党,当然不能把自己和任何资产阶级革命的任何时期联结在一起,不能把自己的命运同某一资产阶级革命的某种结局联结在一起。……我们根本不能担保资产阶级的一切成果都永远巩固,……我们社会民主党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纲领只能是土地国有化。……因为政治变革和土地变革的规模不可能不一样。” 社会民主党就是要通过农民革命的途径建立相应的政权,实现土地国有化。这一理解是笔者与吕新雨先生不同之处。革命导师列宁以伟人的深邃目光发现了俄国农民革命的即将爆发。(同上P393)“……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没有现成的经验,并且认为不能臆造出资产阶级的运动,他们自然就不可能在革命开始以前提出正确的土地纲领。然而,他们却犯了如下错误:甚至在革命开始以后他们也没有把马克思的理论运用于俄国的特殊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教导我们说,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国式道路】农业中资本主义关系建立和发展的一种类型。农业向资本主义关系演进,在各国或一国不同地区,由于具体条件不同,存在着不同的方式。一种情况是在彻底废除封建制关系、地主阶级已不存在的条件下,农业中占主导地位的小农经济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农场经济。这种演进的道路,在美国最为典型,列宁称之为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国式道路”。

农民经济的建立。美国在殖民地时期没有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欧洲殖民者只是把封建关系的某些因素移植了过来。独立革命中,这些封建关系的因素被彻底粉碎。革命后,合众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土地法令,逐步为在美国普遍建立起自耕农农场创造了条件。

美国在1776年独立时的疆土只限于大西洋沿岸的狭长地带,独立后向西部扩张领土,到南北战争前已达到太平洋沿岸。广大的西部土地吸引来国内外大量移民。联邦政府把新占领的西部领土,一律宣布为国家所有,出售给移民去开垦。1785年,发布第一个土地法令,规定西部土地最低按 640英亩的地段出售,每英亩售价一美元。1796年每英亩土地价格提高到二美元,但可以在四年内分期付款。土地按大块出售的法令,对富人有利,由富人组成的土地投机公司和种植园主纷纷来西北部购买土地。这引起无力购买大块地段的广大贫苦移民的不满,他们不顾政府的法令,强行占地进行垦种。农民在辽阔的土地上进行的占地斗争,使联邦政府和军队也无法对付,于是政府被迫不断改变土地法令,降低出售土地的最低限额。1800年,出售的地段改为320英亩,1804年降为160英亩,1820年再降为80英亩,同时每英亩土地价格由2美元降到1.25美元。1832年,出售的最小地段再降为40英亩。1841年颁布垦地权条例,承认自行占地开垦的农民有“优先购买权”。后来的这些法令使一般移民有可能获得土地,小农场主的农业经营在西部土地得到广泛发展。南北战争期间,联邦政府为了动员群众参加反对南部奴隶主的战争,于1862年发布“宅地法”,规定凡没有持械反抗过合众国政府的美国公民,每户交纳10美元登记手续费,可申请取得160英亩西部公有土地,在连续耕种五年以后就可免费获得土地所有权。“宅地法”为自耕农农场的普遍建立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农民经济向资本主义农场经济的演进 。建立在小私有制基础上的农民经济是不稳定的。小商品生产本身具有资本主义倾向。资本主义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城市人口的增加,对农产品提出了日益增长的需求,农民的生产很快被卷入了资本主义市场,农民阶级的分化加速了。在西部土地上,一方面是小农经济在普遍建立,同时它又在不断发生分化,从富裕农民中成长起资本主义农场主,19世纪前半期农业中已开始有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随后,大农场的竞争,工商业资本家在农产品收购和加工方面的盘剥,银行家的贷款利息剥削,铁路公司的高额运费,以及工农业产品价格和剪刀差等等,使农民更加急剧分化。自19世纪80年代起,无论在旧有各州和西部,农民阶级分化的过程都极为显著。到1910年,农业中资本主义的租佃制、抵押制和雇佣劳动制都已广泛发展。使用雇佣工人的农户已在全部农户中占46%。占全部农户17.2%的资本主义大农场,生产了全国农产品总产值的52.3%。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关系,循着农民分化的道路迅速发展起来,成为农业中占统治地位的形式。

在没有封建束缚的条件下,农业中资本主义关系的成长和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都比较迅速。这样建立起的美国资本主义农业,迅速达到高度的发展水平,成为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

[1]列宁:《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58。

[2]H.U.福克纳著,王锟译:《美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北京,1964。(H.U.Faulkner,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Harper & Brothers,New York,1960.)

马克思关于农业发展两条道路的思想(吴浩)

英国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基础是对土地的垄断,对小农生产资料的剥夺,在这一过程中,自耕农民不断减少,最终“大约在1750年,自耕农民消失了”[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830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资本主义雇佣型大农业成为英国农业主要形式。“首要的因素是: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他自己的生产资料分离……对农业生产者及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了全部过程的基础。”(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821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马克思早年把“英国农业发展道路”视为东西方农业发展共同遵循的唯一道路,但在晚年却提出了“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农业发展道路,这使得他的农业发展理论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晚年的马克思终于突破了早年关于农业发展道路的单线论,在他看来,东西方的农业发展道路并非是唯一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农业发展道路可以直接从农村公社过渡到社会主义合作制的集体大农业,而不必经历自耕小农土地所有制,和剥夺小农建立资本主义雇佣型大农业土地所有制的发展阶段,从而实现了其农业发展理论的转变。在马克思看来,农业发展道路,无论是西方的“英国是农业发展道路”,还是东方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道路,都不是普世的,唯一的。正如他所言,“一切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50]。马克思时代的俄国知识界对“俄国农村农业公社的前途和命运”有一场大辩论:一派观点认为,俄国农村公社肯定要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代替;另一派则认为,农村公社以公有制为基础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怎么办?马克思谈到,“可以有两种选择:或者是它所包括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一切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

马克思的农业发展理论实际上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的变化。早期强调西欧特别是英国的经验,将农奴制下的农村公社—自耕小农土地所有制—资本主义雇佣型大农业—社会主义合作制集体大农业的发展序列作为人类社会农业发展的唯一道路。晚年马克思的农业发展理论发生了转变,特别是对农村公社以及自耕小农土地所有制和资本主义雇佣型大农业的发展问题产生了新的认识。农村公社,特别是东方的农村公社由落后、野蛮的象征,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转变为包含了公有与私有两重因素,在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完全有可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集体合作大农业的新生事物。马克思的农业发展理论始终强调“大生产优越论”,“小农小块土地耕作方式”[51]或“自耕农的土地所有制”始终被视为落后的,缺乏效率的,因而必然要被大生产农业所取代。[53] 在西欧的农业发展道路中,自耕小农的土地所有制必然会被资本主义雇佣型大农业所消灭,而在“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农业发展道路中,尚未实现土地私有化的小农小块土地耕作作为私有制因素,则被由集体耕作、合作经营的公有制因素发展而成社会主义合作制集体大农业直接取代,其中根本就不会经历自耕小农土地所有制的发展。

蔡昉. 农业变革的四条古典式道路[J]. 当代经济科学, 1987,(04).

从已经走完农业变革道路的一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历史看,可以概括出四条古典式道路:英国式道路、美国式道路、普鲁士式道路、法国式道路。

英国式道路以圈地为主要形式,以剥夺农民为主要特征。它以暴力手段,不顾以往的成规而牺牲自耕农的利益,超越自由农民占有制而直接过渡到资本主义大土地所有制,它铲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对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阻碍,加速了资本主义大农业的发展。英国农业革命是一场深刻的土地革命和社会革命。

美国式道路,是指在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在小农经济自发分化的过程中,发展资本主义大农场的道路。

普鲁士道路是通过改良方式实现农业资本主义道路的。

法国革命虽然使广大农民都获得了土地,但面积很小,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内,全法国的土地占有者中,有74%的人拥有不到2公顷的土地,有42%的农户土地面积不到1公顷。1955年,法国的农用土地仍具有明显的“两小”特点:农户土地面积小,在总共228.57万个农场中,农用土地面积在10公顷以下的127.72万个,占农场总数的55.9%;地块小,总面积3400万公顷的农用土地分割成7600万地块,平均每块地仅0.45公顷。(美法日家庭农场发展的经验与启示《农场经济管理》2004年6期)2000年,法国农业经营公司的平均土地面积为93公顷,比非公司农业经营单位平均土地面积高出2.1倍。(法国农业公司化经营发展及其经验借鉴《中国农垦经济》2004年10期)

美国土地平分运动(陈新田)“美国就是这样革新小经济的,那里用革命手段粉碎了奴隶主大地产,创造了资本主义最迅速最自由发展的条件。”暴力手段,民主办法,无偿分给农民土地,土地国有化。这就是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途径。世界市场竞争的激烈迫使农业发展采取大农业模式,这种以机器、农业新技术、雇用劳动等为基础的集约化大农业不断排挤着粗放式的小农业,成为农业发展的趋势。列宁指出,美国式道路“意味着生产力得到最迅速的发展”,它创造了“最广泛、最完全、最自由和最迅速地发展资本主义农业的物质条件”。

潘润涵,何顺果. 近代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国式道路”[J]. 世界历史, 1981,(01).

欧美农业近代化中两条发展道路的历史条件比较(张伟)

列宁曾指出资本主义农业演进有两种类型,“这两种客观上可能存在的资产阶级发展道路,可以叫作普鲁士式的道路和美国式的道路”。独立战争后,美国政府颁发了一系列关于实行土地国有化和分配国有土地的法令。1780年关于联邦土地的决议和1787年的“西北法令”,奠定了土地国有化政策的基础。1785年和1796年土地法令规定了国有土地实行分块出售的原则。1800年、1804年、1820年和1832年的土地法令,把购买国有土地的最小单位依次降为320、160、80和40英亩,最低售价降至每英亩1.25美元。1841年的“先买权法案”允许“占地人”按最低价格优先购买160英亩自己开垦的土地。从19世纪40年代到南北战争,美国人民为争取颁发宅地法和无偿分配国有土地进行了斗争。1862年林肯政府正式颁布宅地法,免费分配一家户主或年满21岁的美国公民160英亩土地。后来又通过一系列法令,把宅地法的规定放得更宽,或让人们按低价得到更多的土地。宅地法的意义不应低估,虽然大部分土地落到大资产阶级和土地投机者手里,但它实现了无偿分配西部国有土地的要求,普遍地建立起了农民的小土地所有制,为“美式”道路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土地是封建社会中最大的财产。根据英国经济学家威廉·佩蒂的统计, 17世纪中叶英国的土地、农舍和农具的总价值约为2·1亿英镑,而其他财产仅约4000万英镑。[1](P26)

丹麦、英国畜产品加工与畜牧业生产之间内在的利益分配与运行机制

丹麦王国面积4.3万平方公里,人口530万人,人均耕地约0.49 公顷,全国人口中只有4%的人口从事初级农业生产,农业产量却足以为1 500万人口提供食物。另有10万人从事与初级农产品生产有关的行业,主要是食品加工业。畜牧业产值约占农业总产值的3/4,其中,养猪业又占畜牧业总值的43.7%,奶牛业、肉牛业各占26%和18%,其余为养貂、养马和家禽业,约占10%左右。专业化养猪十分发达,号称“猪肉王国”,猪肉产量次于中国、美国、德国、西班牙、法国、巴西等大国,位居世界第七。最大的屠宰合作社是丹麦科王(DANISHCROWN),占丹麦屠宰量的77.3%,第二大的屠宰合作社是Steff-Houlberg,占丹麦屠宰量的16.6%。两个合作社年屠宰生猪占丹麦出栏生猪的94.0%。丹麦是世界上重要的畜产品出口国,有75%~80%的畜产品用于出口,每年出口的肉和肉制品一直在100万吨以上。其中出口猪肉约70万吨以上,占世界猪肉总出口量的18%左右,出口值则占世界的22%~24%,出口量世界第一。从19世纪末开始,丹麦农民为了自身经济利益和技术进步的需求,就开始按照民主、自愿和互利互惠的原则,逐渐形成了不同形式的互助协作体,发展到现在,这些合作社和协会己经成为集农、工、商、学、技、贸、研为一体的农民经济、政治利益的代表,农业主要的行业管理、农业服务、技术推广、科研发展、市场营销等则全部由农民自己组成的机构合作社负责。每个农户平均要参加3到4个合作社,每个合作社大致由200到500个农户组成。可以说,农民合作社是丹麦农工商一体化经营和实施大农业观念的组织纽带,它构成了丹麦农业产业体系的基石。

英国的农业人口为100万人左右,农业经济活动人口约为51万人,占经济活动总人口的2%左右。畜牧业产值约占农业总产值的2/3, 畜牧业的特点是经营规模大,机械化水平高,集约经营,专业化和社会化程度高。英国的牧场面积接近全国总面积的一半,为畜牧业服务的饲料种植面积又占了全国耕地面积的一半,大片耕地用来种植饲草、饲用甜菜和饲用芜青等。

所谓圈地运动,是指16-18世纪英国新生资产阶级和新贵族采用暴力的手段大规模地剥夺农民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过程。圈地运动所引起的土地所有权的变革是农业革命的起点。圈地运动消灭了农村土地公用制、确立了农村土地私有制,从而增加了地主(土地所有者)和农场主(土地承租者或曰农业资本家)的土地经营自主性、刺激了他们的土地经营热情。圈地运动造成的土地集中,一方面,促成农业经营规模和经营方式的历史性变革,即小农经济和封建农奴制基本消灭,大地产制和资本主义农场制普遍兴起;另一方面,造就了大批由失去土地的农民直接转化而来的廉价的农业雇佣工人。农业革命的纯经济原因。圈地运动开拓了国内外市场。马克思说:“事实上,使小农转化为雇佣工人,使他们的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的物质要素的那些事件,同时也为资本建立了自己的国内市场。”⑤“只有消灭农村家庭手工业,才能使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获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需要的范围和稳定性。”⑥据统计,17~18世纪,英国至少有五分之一的人口靠纺织业生活,纺织品出口约占英国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以上。到18世纪末,英国对外贸易增加了6倍,英国被称为“世界工厂”,伦敦则成为世界贸易的中心。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英国的圈地运动不仅是英国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一座里程碑,同时也是促进世界其他国家进行工业革命,实现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一座里程碑。对农民土地的“剥夺”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基础。马克思说:“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了全部过程的基础。这种剥夺的历史在不同的国家带有不同的色彩,按不同的顺序、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通过不同的阶段。”⑦这就是说,在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进程中,对农民土地的“剥夺”,是任何国家都必须经过的历史发展阶段,只是由于各个国家国情不同,因而“剥夺”农民土地的方法、手段和顺序也会有所不同,但这个过程是不能逾越的。

论英国现代农业生产关系的主要变化(解玉军)

据英国著名农业史专家明格教授估算,在19世纪,英国约有1/10~1/7的土地掌握在自由持有农手中。②以1887年的首次官方农业调查为例,当时只有14%的农民完全拥有自己所耕种的土地。③在20世纪,英国农业经营方式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资本主义租佃农场制度已然衰落,在经营方式中退居次席,自营农场成为当代英国典型的农场。自营农场在英国农场总数中所占的比例由1914年的11.3%和1919年的11.7%提高到1983年的70.4%,与此同时,自营农场在农场总面积中所占的比例也由1914年的10.9%和1919年的12.1%提高到1975年的60.2%,这说明,经过20世纪的发展,自营农场不论在英国的农场总数方面还是在农场的总面积方面,均已超过租佃农场,成为当代英国占据主导地位的农业经营方式。④格里格:《英国农业:一个历史的考察》(David Grigg,EnglishAgriculture: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牛津1989年版,第104页。造成发生这种地产转移以及随之而来的自营农场占据主导地位的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英国政府通过立法手段对农业生产和土地关系进行干预和调整的时候,法令往往倾向于保护农场主利益,限制地主的权利,其结果是挫伤了地主占有土地的欲望,促进了租佃农场的衰落和自营农场的发展。第二个方面的原因是在经济方面,地租的下降和地产税的增加使得出租土地的地主无利可图,不得不放弃地产。20世纪英国土地关系的另外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土地兼并加剧,出现了日益集中化的趋势,土地占有规模的日益增加。从1895年的平均为80英亩增加到1997年的174.4英亩。欧洲经济共同体关于共同体范围之内农业结构改革的统一规划曾经设想,种植谷物的农场,其经营规模至少拥有土地80公顷~100公顷。据统计,到1970年,只占农场总数20%的面积最大的农场却得到了政府补贴总额的70%。英国各类农场总量从1915年的32户减少到1960年的29万户,到1983年进一步减至18万户。1976年,英国平均每个劳动力担负耕地175.8亩,位列加拿大和美国之后,居世界第三。英国平均每一劳动力生产粮食为48 403斤,也是在加拿大和美国之后,列第三位;英国每个劳动力生产肉类9 412斤,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1977年,英国的粮食单产为平均每亩612斤, 位列日本与荷兰之后,占第三位。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农业生产力的进步是历史上最快的一个时期,以1960年~1985年间为例,英国农业总产量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2.7%,超过了历史上以前任何时期。正如著名农业史学家明格所说:“战后的年代无疑是真正的‘农业革命’的时代。”

欧盟共同体农业政策的目标是:提高农业生产力,确保农民享有平等的生活标准,稳定市场并向消费者提供安全和价格合理的食品。

世界现代农业国家和地区概况。农业劳动力应分层次转移,第一个层次叫做农业内部的转移,就是要改变农业内部的产业结柯,_发展畜牧业。第二个层次是向着农村的食品加工业、农村建筑业、农村第三产业转移。第三个层次是向城市工业转移。第四个层次是回流,农村城市化。

英国的土地高度集中,1873年的土地调查表明,全国4/5的土地集中在不足7 000人的手中。[4](p116)

1851年的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农业劳工、农场牧人和牧羊工是1 460 986人,1871年减少到980 178人,1891年为780 707人,1911年为656 377人,在60年间减少了55%。[18](p177~178)

G·克拉克就提出:工业革命时期英国没有农业革命,或者在1600年和1914年之间的任何时候实际上没有农业革命。在这一期间,农业的变革是较小的和次要的。

据沈汉先生《晚近英国农业史研究综述》中的资料介绍,英国学者米克·里德根据1800年前后英国农业部各郡农业状况报告的研究,所得出结论是:到19世纪中叶,英国农业中的小规模经营者或者说小农并没有完全消失。

晚近英国农业史研究综述(沈 汉)

根据米克·里德的研究,到19世纪中叶,英国农业中的小规模经营者或者说小农并没有完全消失。

叶明勇. 英国议会圈地后农场经营问题的讨论——以埃伦《圈地和约曼》为例[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 2004,(02) .“因为伴随土地所有权关系革命而来的,是耕作方法的改进,协作的扩大,生产资料的积聚等等。”[18](第715页

1760~1830年英国议会圈地运动对小农的影响(唐昊)

丰华琴. 英国圈地运动与自耕农的消亡[J]. 殷都学刊 , 1999,(03)

沈玉. 英国圈地运动对农民的影响新论[J]. 绍兴文理学院学报 , 2002,(01)

格拉斯·C.诺斯认为:“英国经济能成功地摆脱17世纪的危机,可以直接地归因于逐渐形成的私有产权制度。”③植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罗华平等译,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1年,第174页.

马克思统计, 1798—1799年,英国约占总资本的55%来自于土地,到19世纪初,全国总资本尚有一半来自土地。

英国农业总产值从1700年4000万增至1800年8800万,翻了一番多;1850年达到13500万新高,比农业革命开始时期增长3倍多。弗劳德,麦克洛斯基.自1700年以来英国史[M].剑桥大学出版社,1995.104一112.

农牧混合体制的定位和完善”和“农业的专门化和商品化”

解玉军:《论英国现代农业生产关系的主要变化解》

在19世纪,英国约有1/10~1/7的土地掌握在自由持有农手中。②明格:《英格兰的土地与社会1750~1980》,伦敦1994年版,第145页。以1887年的首次官方农业调查为例,当时只有14%的农民完全拥有自己所耕种的土地。③英国农业、渔业和林业部编:《大不列颠百年农业数据资料:1866-1966》,伦敦1968年版,第24页。

在20世纪,英国农业经营方式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资本主义租佃农场制度已然衰落,在经营方式中退居次席,自营农场成为当代英国典型的农场。自营农场在英国农场总数中所占的比例由1914年的11.3%和1919年的11.7%提高到1983年的70.4%,与此同时,自营农场在农场总面积中所占的比例也由1914年的10.9%和1919年的12.1%提高到1975年的60.2%,这说明,经过20世纪的发展,自营农场不论在英国的农场总数方面还是在农场的总面积方面,均已超过租佃农场,成为当代英国占据主导地位的农业经营方式。④格里格:《英国农业:一个历史的考察》,牛津1989年版,第104页。

在厄恩尔勋爵的笔下, “到1760年为止,在英国的任何一个地方——甚至是在诺福克地区——农业革新的规模都谈不上农业革命。”厄恩尔:《英国农业:过去与现在》,伦敦1961年版,第148页。

G·克拉克就提出:工业革命时期英国没有农业革命,或者在1600年和1914年之间的任何时候实际上没有农业革命。在这一期间,农业的变革是较小的和次要的。

根据米克·里德的研究,到19世纪中叶,英国农业中的小规模经营者或者说小农并没有完全消失。

英国小农户的减少经历了几个阶段性的历史变化。第一次发生在19世纪末织布业的机械化时期。织布业的机械化破坏了农村家庭工业的生存基础又为经营织布业的小农户提供了较高的收人,吸引了相当多的小农户最终离土又离乡,走进了工厂。第二个阶段在20世纪50年代,随着粮价的下降,生产粮食和饲养奶牛所需要的资本投人不断上升,再加上英国对农业生产和农业产品的销售的立法限制不断加强,造成的地价上升,不仅增加了小农户的负担,也剥夺了他们经营上的灵活性。小农户被大中型农场所取代。20世纪60年代以后为第三个阶段。大规模经销商控制了农产品从生产、加工到销售的全过程,形成了全国性的销售和配送系统,破坏了由小农户占优势的地区销售网络和农产品的销售出路,小农户的生存基础被彻底破坏,数量大幅度地减少。即便如此,经营某些产品的小农户包括制奶依然得到发展,至今为止他们在这些农业生产领域中仍占据着优势。

杨豫《英国的工业化与小农户的命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科版),2005年第2期

英国农林渔业产值占国民收入的比重,1801年为32.5%,1841年为22.1%,1861年为17.8%,1901年为6.4%,呈直线下滑趋势。[4](P60-61) 1801年,1.1%最富有的人取得国民收入的25%;到1848年,1.2%的最富有者就取得35%的国民收入;到工业革命已完成的1867年,2%的最富有者所聚敛的财富占国民收入的40%。相反,体力劳动者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却从1803年的42%下降到1867年的39%。伴随工业化进程所出现的贫富悬殊日益扩大的趋势,使后来成为英国首相的迪斯雷利也不得不惊呼:“英国可以分为两个民族——穷人和富人,他们之间拥有一条巨大的鸿沟。”[10](P114)

英国是一个典型的法治国家。在15~18世纪的圈地运动期间,英国制定和颁布了大量的法规法令,如劳工法、工资法、学徒法、定居法、济贫法、对外贸易法等约有几百种之多。这些法规尽管存在不少问题,阶级倾向也十分明显,但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绝大多数法规都顺应了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要求,并保护新兴资产阶级得以最终战胜封建势力,使人类社会进入一个崭新的、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阶段。因此,圈地运动作为一种解决农村土地产权问题的手段,它始终与土地法的变迁紧密交织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圈地运动不仅是一场经济领域内的变革,也是土地法律的一场变革。[yao_page]

自耕农由盛转衰的特点及规律

英国的工业化与小农户的命运

试论列宁对美国农业道路的认识与选择

李典军

〖内容提要〗列宁对美国农业道路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过程。他从十月革命前的主张借鉴美国经验改造俄国农业,到十月革命初期美国农业道路的被否定,再到新经济政策时期美国农政指向的重新被确定。其演变的史实充分展现了列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求实精神。

〖关键词〗列宁;俄罗斯与美国;农业发展

〖作者简介〗李典军,1959年5月7日生,经济学硕士,现为武汉市汉南区委办公室副主任兼体改办主任、政策研究室主任。

20世纪的美国农业,在充分吸取了欧洲资本主义农业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发展成为世界上最为发达先进的农业。新生的苏维埃俄国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开始自己的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从列宁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苏联在70年间的社会主义农业发展史上,不断面临着如何学习和借鉴美国农业经验的问题。而唯有列宁是在深层次地研究了美国农业的基础上,积极主张学习和借鉴美国农业生产方式的革命领袖。回顾和研究列宁对美国农业发展道路的认识与选择,不仅对于总结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曲折历程具有启发意义,而且对于当前俄罗斯进行的农业变革也具有现实的指导作用。列宁对美国农业道路认识与选择的历程大体上可分为三个大的阶段。

一、借鉴美国的经验改造俄国农业

二十世纪初期至十月革命前,列宁是在主张发展俄国资本主义,制定俄国土地纲领的前提下,开始探索变革俄国农业道路的。而当时与俄国条件相似,又具有世界最先进农业的美国无疑成为列宁最重要的选择目标。

(一)用美国道路变革俄国土地制度的构想

列宁在分析俄国土地问题过程中,对世界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进行了全面总结,指出消灭农奴制度、发展资本主义有两条道路:一条是改造地主经济的道路,即农奴制地主经济慢慢地转变为容克——资产阶级经济,大批农民遭受剥夺和盘剥,变成贫农和雇工,同时分化出一小撮富农,这就是普鲁士式的道路;另一条是消灭地主大地产的道路,即用革命的手段没收地主土地,消灭地主经济,农民成为农业中独一无二的代表,在自由的土地上自由经营,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农场主,这就是美国式的道路。列宁认为,这一条道路同前一条道路相比,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生产力的发展要广阔得多、迅速得多,农民群众由此能获得商品生产条件许可范围内的最好的生活条件,它对无产阶级也最为有利。因此,列宁提出,布尔什维克的土地国有化纲领就是支持农民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国式的道路,反对地主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鲁士式的道路,并极力主张按照美国道路变革俄国的土地制度,在没收地主土地的基础上实施土地国有化。

为了实现以美国道路变革俄国农业的构想,列宁在经过1905年俄国农民运动的洗礼后,改变了早期只提没收地主土地的主张,进一步提出了实行土地国有化的纲领,要求俄国社会民主党在开始的革命中,必须“建立起真正自由的农场主经济”,“必须为自由的业主经营自由的土地铲除一切土地方面的特权。必须尽最大的可能保证自由交换土地、自由迁居、自由扩大地块,建立新的自由的协作社来代替陈旧的带纳税性质的村社。”

[1]

这一要求明显地带有浓厚的美国资本主义农业道路的色彩。导致这一转变的原因,除列宁为争取农民支持布尔什维克党的策略考虑外,我们认为这主要是列宁通过比较分析俄国与美国两国的土地形态,总结美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经验后得出的新结论。列宁同时还强调说,实施土地国有化的纲领对于俄国来说,是一条最好的道路,其理由是:(1)土地国有化,在资产阶级土地变革的条件下,是最彻底的手段,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顶峰,它能够彻底消灭土地占有制方面的一切中世纪关系,消灭土地上一切人为的屏障,使土地变成真正自由的土地,使资本主义在农业中得到理想的、纯粹的发展,从而彻底地革新落后到半腐朽状态的农村;(2)土地国有化,消灭了地主,使农民免除了地主的盘剥,能够在自由的土地上自由经营,建立真正自由的农民农场主经济,促进农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并使农民能够获得商品生产条件范围内的最好的生活条件;(3)土地国有化,消灭了私人对土地的垄断,因而在资产阶级社会可能做到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铲除了一切妨碍资本自由地投入农业、自由地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入另一个生产部门的障碍,这就便于资本的自由竞争,推动农艺过程的迅速进步;(4)实行土地国有化,把级差地租交给了国家,消灭了绝对地租,这能够降低农产品的价格,有利于农民收入的提高和国家的积累;(5)土地国有化可以促进对闲置土地的开垦和农业生产的集约化。俄国国土辽阔,土耳其斯坦以及其他地区有数以百万俄亩计的待垦土地。只有实行了土地国有,才可以利用大量的待垦土地无代价地分配给农民,象美国一样自由发展农民的农场主经济。在列宁看来,俄国的农业大部分以粗放经营为主,如果土地国有化,消灭了土地的垄断权,经营者自然就会在土地上实行“继续投入劳动和资本”的集约化经济,这是促进农业发展的主要途径。

(二)全面学习和借鉴美国经验发展俄国农业

在列宁看来,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民走美国式的农业资本主义道路,仅仅选择了美国式的土地制度变革俄国土地形态,制定一个土地国有化的纲领是不够的。为了全面把握美国农业的资本主义形态,为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民走美国式的农业资本主义道路提供依据,列宁于1912年开始了对美国农业经济状况的系统研究,并于1915年底在瑞士的伯尔尼城完成了这一研究任务,写成《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第一编,美国的资本主义和农业》这一著作。

作为革命家的列宁,研究每一个问题都有很强的针对性。专题研究外国一个国家的农业形态,在列宁思想史上还是没有的事。如果不是因为布尔什维克党选择了美国形态发展俄国资本主义的战略目标,列宁是不可能对美国农业进行这样的专题研究的。对于写作这部著作的目的,苏联和中国的学者一般认为这一著作是为了论证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发展不可逆转这一普遍规律,而美国农业的发展对于说明这一普遍规律具有特别意义。我们认为这只注意了这一著作的普遍意义,而忽视了它的真正地现实意义。

关于写作这一著作的目的,我们认为其重点是为布尔什维克党选择美国农业道路发展俄国资本主义进行批判性的理论分析。列宁在导言中即已明确指出:“无论就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来说,还是就资本主义发展已经达到的最高程度来说,无论就根据各种不同的自然和历史条件采用最新科学技术的土地面积的广袤来说,还是就人民群众的政治自由和文化水平来说,美国都是举世无双的。这个国家在很多方面都是我们的资产阶级文明的榜样和理想。

[2]”而作者之所以要研究美国的农业形态,“是因为美国是个幅员最广大、关系最复杂、资本主义农业的色彩和形式最繁多的国家。这里我们看到,一方面,奴隶制的——在这个场合也就是封建的——农业结构在向商业的和资本主义的农业结构过渡;另一方面,在这个最自由的、最先进的资产阶级国家中,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广泛,特别迅速。同时,在这个国家中还进行着极其广泛的建立在民主-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垦殖开发。这里我们看到,既有早已是人烟稠密、工业极为发达、高度集约化、同文明的、老的资本主义西欧的大多数地区很相似的地区,也有进行原始粗放经营的农业和畜牧业、同俄国的某些边区或西伯利亚的部分地区很相似的地区。我们还看到形形色色、各种类型的大小农场:既有原先蓄奴的南部和垦殖开发中的西部的那种大地产和种植园,又有高度资本主义的北部大西洋沿岸地带的那种大地产和种植园;既有分成制黑人的小农场,又有资本主义的小农场;既有使用雇佣工人的‘小麦工厂’,又有满怀‘自食品力’的天真幻想的‘独立’小农的移民宅地。种种关系,包罗万象,既包含过去,又包含未来,既包含欧洲,又包含俄国。”因此,列宁认为“把美国和俄国作一个比较是特别有教益的。”既然美国是“是我们的资产阶级文明的榜样和理想”,那么研究它的农业的目的,除了一般性的批判外,就是为布尔什维克党选定美国农业道路进行比较分析,为全面学习美国农业的先进经验提供依据。

第一,美国形成三个区域性经济格局对俄国农业发展具有启发意义。列宁认为,将“美国划成三大地区是极其重要的,非常必需的”,这就是“工业的北部、原先蓄奴的南部和垦殖开发中的西部。”对于美国西部来讲,整个区域是一个移民宅地的地区,全是无偿分发的无主的土地,这和俄国边远地区的强占土地类似,但在俄国需要借鉴的是,必须“通过民主的办法加以调整”土地,改变“由农奴制的国家来调整”土地的现状;对于俄国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地区,应当借鉴发展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集约化农业;在美国南部,则有着“俄国式的”工役制即分成制,它“无论在美国或俄国,都是最停滞的地区,都是劳动群众受屈辱和压迫最厉害的地区。”因此,它的“居民纷纷逃往别的资本主义地区和城市去,正像俄国的农民纷纷从最落后和保留农奴制残余最多的中部农业省份、从土皇帝马尔柯夫之流的统治下,逃往俄国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地区,逃往都市、各工业省份和南部去的情况一样”是一种自然的现象。

第二,美国农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具有的借鉴意义。列宁批判了吉姆美尔的美国农业是“非资本主义性质”的“劳动农业”的理论,论证了资本主义农业的两种经营形式——粗放性经营与集约化经营。列宁指出,在较大的耕地面积上可以采取资本主义的大农场经营形式,在一定的较小的耕地面积上也可以实行资本主义雇佣工人的经营形式。从美国资本主义农业发展过程来看,耕地面积虽小,而集约化程度很高的区域经营的规模实际上往往大于耕地面积虽大,而集约化程度较低的区域经营的规模。列宁在论证后指出,吉姆美尔的所谓“劳动农业”,其实是高度集约化的资本主义农业,吉姆美尔的错误不仅在于把粗放农业与集约化农业对立起来,而且他根本不了解农业集约化的区域的农艺上的进步不表现于耕地面积的扩大,而表现于在耕地面积缩小的情况下对土地投资的增多;另外,他也不了解农业集约化经营的不断扩大是资本主义经营的根本路线,而这些对于俄国农业来说是有其借鉴意义的。

第三,论证了美国农业发展规律的普遍意义。为了阐明美国农业的性质,列宁在本文中还深入地考察了美国农业发展的规律。他指出:“在美国农业中,不仅进行着大生产排挤小生产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要比在工业中进行得更有规律,更有规则。”因此研究小农被剥夺的状况对于理解和估价农业资本主义问题,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接着,列宁深刻地揭露了1900-1910年小农日益遭受剥夺的种种事实,充分证明了美国农业存在着大生产排挤小生产的强大趋势。通过比较分析美国这一历史现象,列宁认为,俄国革命者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揭示和探讨小农经济破产的过程、形式、特征与原因,并尽可能地估计到它们发展的广度、深度和变化,考察它们与整个经济进程的联系,从而使俄国能够学习借鉴。

第四,对美国家庭农场发展估计不足。为了发展俄国资本主义农业企业,列宁还从俄国的状况立论,认为虽然家庭农场在美国历史上大量存在过,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迅速发展,家庭农场已经大量破产,它在农业中的地位早已为资本主义农业垄断企业所代替。为了论证这一结论的正确性,他根据马克思论农业基本特征的理论,提出了要根据适合于农业技术特点来比较分析大小农户的更精确的方法,这就是按照农户的产量、产值、使用雇佣劳动的状况和耕种面积等指标分类的方法,从农户生产成果的大小,使用雇佣劳动的多少,占用耕地面积的数量等方面,确定农户的经营规模与性质。而这一结论却未能得到美国农业发展的证实。同时我们也看到,如果不是从俄国革命的进程来考虑,也许列宁不会离题万里地得出这一并不符合美国历史的结论。以美国道路改造俄国农业,成为列宁十月革命以后苏维埃俄国农业政策选择的最基本坐标。

二、十月革命时期美国道路被否定

现今的历史研究表明,十月革命的爆发具有很大的突发性,是俄国革命的领袖列宁及时抓住了这次机遇,将这次革命引向了社会主义。但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列宁的理论研究显然准备不足。在农业建设道路问题上,当时有两条高于俄国的路可供选择:一条是实践上已经过三百年发展起来的世界最为发达的,又得到列宁论证并确定的具有美国色彩的土地国有论基础上的农业市场化道路,但它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另一条是理论上已经过四百年社会主义思想演变发展起来的具有英国特色的土地国有论基础上的农业有计划发展道路,它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与法国、德国、俄国和英国社会主义者的理论斗争中形成的,但它没有得到欧洲后起的社会主义者的认同,也没有得到实践的检验

[3]。

在选择哪一条道路问题上,列宁遇到了困难。以十月革命所确立的无产阶级的政权性质,他当然要选择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引的道路,但这条道路,一方面不被俄国农民所接受,更为资本主义世界所不容,依靠的力量只能是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另一条是被自己所论证的美国农业道路,它的资本主义性质决定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的布尔什维克党难以认同,这就取决于俄国农民的态度和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对苏政策。但这两者的态度和表现,堵塞了通往美国道路的可能。

(一)农民的态度否定了选择美国道路的可能

十月革命爆发的前几个月,列宁仍坚持实践美国农业道路,但十月革命后农民的态度出乎列宁意料之外,他们既不赞成土地国有化,也不认同美国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而是希望选择具有俄国特色的土地社会所有论基础上的农业半封建半市场化道路。列宁从当时革命的需要出发,满足了农民的要求,选择了曾被自己批判和否定过的土地平均分配的主张。在1917年11月8日发布的《土地法令》中,农业的土地国有化主张荡然无存,原来自由的业主经营自由,自由交换土地,自由迁居,自由扩大地块的主张都被代之以“永远废除土地私有权;禁止买卖、出租、典押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转让土地。”

[4]并明确规定:土地应当平均使用,即根据各地条件按劳动定额或消费定额把土地分配给劳动者。列宁在这里全盘采用了社会革命党人拟定的土地纲领,选择了土地的平均分配,从而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

列宁对这种转变选择的解释是,布尔什维克同意平均分配和使用土地的思想仅仅是为了照顾农民的情绪,是对农民的让步,并相信农民最终会抛弃这种思想。列宁曾指出:“我们既是民主政府,就不能漠视下层人民群众的决议,即使这个决议我们并不同意。”“当全体农民只想平均使用土地的时候,我们在1917年10月26日的法令中公开表示,我们要把农民委托书作为基础。”“我们等待农民自己放弃这种思想并向前迈进。”

[5]

(二)西方的敌视打破了选择美国道路的幻想

列宁在他的理论著作中给予美国资本主义发展以极高的评价,并试图选择美国道路来改造俄国的资本主义农业,即使在十月革命初期这种选择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但美国政权主体在武装干涉苏俄中的表现却否定了这种可能。苏俄工农政权一成立,当时的国务卿蓝辛就首先草拟了支持白卫军卡列丁、阿力克赛夫等人的计划,从1918年开始便和日、英、法等国一起把军队开进了苏俄领土。5月3-4日,美国继日本登陆远东海参崴之后,把巡洋舰“奥林匹亚”号开进了摩尔曼斯克港口,6月9日海军陆战队又在同一地点登陆,威胁苏联北方的安全,并企图向内地进攻。7月8日,美国又与日本签订了在远东和西伯利亚联合进行武装干涉的协定。9月1日,美国军队分别由格拉夫斯特和司徒华特率领,侵入西伯利亚和苏俄北部的阿尔汉格尔斯克。一次大战结束后,美国又和英国、法国一起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干涉行动。第一次干涉中,美国等14国军队, 援助了盘踞在西伯利亚被他们公认为是俄国最高统治者的高尔察克,编制成装备精良的30万白卫军。但结果在短短几个月里便被苏俄红军打败。当第一次干涉在进行中时,美国又在南方开始了第二次武装行动,为叛军提供了足够装备10万人军队的武器,派遣了特别军事代表团,结果仍然是没撑多久便被打败了。美国仍不甘心,于1920年4月参加了第三次武装干涉,为波兰地主军队和白卫军提供大量军事装备,向波兰地主军队资助5000万美元的贷款,并宣布对苏俄停止商品输出,采取了封锁政策。

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这种敌视与武装干涉政策,打破了列宁对美国的幻想,中断了苏维埃俄国学习和借鉴美国农业经验的进程,对苏俄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当时来看,它促成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农业政策的彻底转变,导致了列宁农政方向的迅速调整,使列宁领导下的苏维埃俄国不得不改变了十月革命初期择定的道路,直接摧生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成为后来通向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农业道路的桥梁;就长远来看,它影响了斯大林的农业思想,坚定了斯大林贯彻实施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引的农业发展道路的信心。战争改变了曾直接指挥过这次反击武装干涉,又奋力组织过粮食供应的军事领袖斯大林的农业思想,使其完全抛弃了早期较之列宁更为美国化的农民土地平均分配基础上进行自主经营的主张,在他执政后又得以改变了具有美国色彩的新经济政策,彻底抛弃了美国方式,选择了马克思恩格斯所倡导的土地国有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农业发展道路。应当说,西方这次武装干涉造成的伤害对斯大林刻骨铭心,斯大林执政时间之长,又彻底堵塞了美国方式的可能。走一条不同于美国资本主义农业道路的社会主义农业发展之路就成为斯大林终生奋斗的目标。这是今天我们这些常人所无法想象也无法理解的事情。

(三)迫不得已的向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变

十月革命后至西方武装干涉前,列宁两个思想没有确定,一是认为苏俄实行的是国家资本主义,采取什么样的办法把农民引向社会主义道路问题没有确定;二是如何解决俄国的农业问题,实施怎样的粮食政策没有确定,当时列宁的设想是:在对粮食生产实行最严格的、无所不包的全民计算和监督的基础上,构筑生产消费公社体系。与这种谨慎的探索性的步伐相适应,布尔什维克党当时的执行的主要农政举措是:一切地下矿藏和森林、河流等自然资源都视为国家财产,实行国有化;废除地主的土地私有制,大部分土地无偿地平均分配给农民使用;一些大庄园则改为模范农场,保持原来的大生产形式,并规定逐步通过合作化的形式发展农民的集体经济。

从十月革命后苏俄实施的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政策来看,找不出美国有干涉苏俄的理由。因为,第一,从大的方面来看,苏维埃俄国宣布实施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党出于策略考虑,把建成社会主义放在了今后;第二,宣布一切地下矿藏和森林、河流等自然资源都收归国有,是19世纪林肯时代以后美国主要的政策导向;第三,废除地主的土地私有制,大部分土地无偿地平均分配给农民使用的政策,也正是美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内容。美国在殖民地时期和独立革命中,坚决堵绝了封建地主所有制经济在美国建立的可能,通过争取无偿分配国有土地,小农无偿分配国有土地和将宗法式小农转变为农场主三个阶段,把国有土地改变为农场主经营的自由土地;第四,将大庄园改为国营农场,而不是均分给农民,则体现了美国式的大生产形式,并试图仿照美国农业已形成的合作经济发展农民的集体经济,应当说与美国经营方式相似

[6]。

但是为什么一个新起的帝国对一个仿照自己农政举措以求壮大的新生国家实施不遗余力的武装干涉,仅用阶级斗争说和主义之争说是不能反映全貌的。我们认为与其说是美国及其西方对于工农政权的仇视,不如说是对列宁利用国家资本主义,通过借鉴美国方式将使苏维埃俄国有可能强大起来的恐惧。

因此,西方世界的战略目标始终就是中止苏维埃俄国的强国之路。他们在十月革命后所进行的武装干涉就达到了这一目的。它首先打断了苏俄有步骤的进行国家资本主义建设进程,占领了俄国四分之三的土地,苏维埃政权失去了乌克兰、西伯利亚和伏尔加河流域这些产粮地区,中断了主要的粮食来源,迫使苏维埃俄国实施以余粮收集制为核心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从而使苏俄改变了既定的农政方向,在事实上将苏俄引向了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又未经实践检验的农业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是西方和美国政权主体逼出来的。

余粮收集制是战时共产主义的基础和核心。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的进行使粮食问题成为当时苏维埃俄国所面临的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时,列宁于1918年8月初拟定了《关于粮食问题的提纲》,提出了基本的粮食政策。人民委员会根据列宁的提纲制定并通过了一系列政策性文件。在粮食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苏维埃政权随后又进一步实行了余粮收集制,以保障红军和城市工人起码的口粮供应。1919年1月11日,列宁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向各产粮省收集粮食和饲料的法令,并颁布执行,余粮收集制正式开始推行。列宁拟定的粮食政策的基本原则主要包括:(1)苏维埃粮食政策业经证明是正确的和不可动摇的,这一政策包括:进行统计并依照阶级原则由国家分配;对食物中的主要品种实行垄断;把供应工作从个人手中转到国家手中。(2)在当时条件下,要合理地向居民供应食物,必须坚决实行已经明文规定的国家对主要食物品种(粮食、糖、茶、盐)的垄断,按照固定价格由国家大量收购其他一些主要品种。(3)强迫地方粮食机关协助收购组织行使这一权利。(4)为了加强收购工作和更顺利地完成各项任务,对于非垄断的食物品种采用派购的原则,对于替国家收购垄断的和非垄断的食物品种的合作社和其他组织实行奖励制度。(5)在收购和分配的工作中充分利用合作社机构。(6)责成工人在粮食人民委员部所组织的武装支队的协助下,监督食物运输条例的执行和垄断制度的贯彻。

上述粮食政策的六项基本原则,勾画了余粮收集制的基本轮廓。列宁在说明之所以要采取这种强调性的国家垄断政策时指出,因为最大的产粮区一一西伯利亚的顿涅茨区与我们隔绝了,现在一般民用和工业用的燃料、原料和各种谷物的供应都断绝了。在经济遭到破坏而苏维埃政权又缺少对所有食物进行合理分配的本领的情况下,要使全体居民少吃一些但还不致挨饿,用通常的办法是办不到的。如果在关系人民死活的食物明明不够的情况下准许贸易自由,就一定会造成疯狂的投机,使食物价格暴涨,以至出现所谓垄断价格或饥饿价格,这样,只有那些收入大大超过中等水平的少数上层分子可以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广大群众只能挨饿。列宁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实行上述粮食政策。

以粮食政策为基础,苏维埃俄国还决定,国家按严格的集中制管理一切工业生产;禁止私人买卖粮食和工业品;取消货币流通而代之以实物交换,免费供应食品;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使劳动军事化等。

这种以余粮收集制为核心的政策根本改变了十月革命初期的农政导向,是西方武装干涉造成的饥饿而导致的。就一个大国应对战争的粮食政策机制而言,它是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威尔逊总统实施的战时政府粮食管制制度更具挑战性的政策,是一个弱国战胜众多强国最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其开创性仍然是世界农政史上极为难得的精神财富。

不仅如此,布尔什维克党在这种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践中,不得不否定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指向,确定了新的社会主义指向和建设原则。

第一,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指导思想成为影响苏俄社会主义建设重要的指向。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指导思想非常明确,这就是“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用简捷、迅速、直接的办法实行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的原则。”这个指导思想是经列宁提出并得到了布尔什维克党的认同的。尽管实施新经济政策以后,列宁对这一思想有所否定,但布尔什维克党的众多领导人并没有彻底改变,其中的主要思想均被后来的斯大林所吸收。如果没有这场武装干涉的战争,就没有斯大林的军事经历,也没有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洗礼。这是西方武装干涉者所未曾想到的事情。

第二,土地国有并归全同劳动人民集体共耕成为新的土地政策取向。首先,余粮收集制的普遍推行使农民丧失了对其产品的支配权利,因而也使农民在名义上对土地的占有和使用权变得毫无意义;其次,1918年夏天开始高涨的贫农委员会运动在“阶级斗争”的口号下,对农民施加了政治压力,从而在客观上限制了农民对土地占有和使用形式的自由选择;最后,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都认为在农民内部阶级斗争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将土地的私人使用过渡到“真正的社会主义’经营方式不但可能,而且是必要的。甚至列宁也认为“在大多数劳动农民当中已有建立共耕制的愿望。”因此,尽管法律上没有明文取消农民选择土地占有和使用形式的权利,但是党和政府的倾向是十分明显的。1919年2月14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的《社会主义土地整理条例和向社会主义农业过渡的措施》宣称:“所有私人使用土地的形式都应看作是过渡的和陈旧的形式”,并要求将“土地使用的个体形式过渡到集体形式”。

第三,提出余粮收集制等粮食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共产主义粮食政策的原则,要坚决贯彻下去,直到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彻底胜利。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余粮收集制中的国家垄断、国家供应和国家分配原则,恰好切合了马克思所构想的社会主义的生产与分配原则,随后又得到了列宁的进一步发展。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就是集中统一领导的经济,而余粮收集制的强制性,即强迫地方坚决执行中央政权的指令,由中央实行由上而下的统一管理,两者几乎是一致的。按照列宁的思想,把粮食从投机者手中夺过来,“完全集中到国家手里”,用非资本主义的方式向农民收集粮食,取消粮食的商品属性,从而改造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来形成的农业生活的基础,这是一个正确的方针,一条正确的道路。

第四,试图不通过利用商品货币关系而直接过渡到纯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社会主义是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列宁在领导战时共产主义过程中似乎看到了这一点。当时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理论观点是,否定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使用商品货币关系的可能性,试图不经过利用商品货币关系而直接向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关系过渡。而在战时共产主义条件下,以余粮收集制的方式取得农民的粮食,用实物支付职工的劳动报酬、免费向居民发放粮食和日用品、企业不搞经济核算等等,都扩大了经济关系的实物化过程。这类措施恰恰与不通过商品货币关系迅速地直接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的设想相吻合,于是便把这种在战争条件下被迫实行的措施,作为日常社会主义建设的措施,它使不通过商品货币关系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成为—种社会规模的大实验,故而列宁把这种战时措施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日常工作,把贸易自由的主张看作是从社会主义建设倒退。

第五,产生了用“战时共产主义”办法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主张。在外国武装干涉时期产生的余粮收集制,对于解决战时困难,取得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战争结束后,曾如列宁回顾所说,布尔什维克党当时决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因为“农民将遵照余粮收集制交出我们所需数量的粮食,我们则把这些粮食分配给各个工厂,这样,我们就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了。”

[7]当时以为只要实行了生产资料的全面国有化、整个社会由一个中心(国家)进行产品的计划生产和分配、劳动力在全社会范围内强制分配等,就实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

这种因了外国武装干涉而产生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导致了布尔什维克党新的社会主义建设原则的产生。但是这些原则未能得到农民的认同。因而农民对此表现了强烈的不满以至反抗。农民的不满最初表现为生产兴趣减少,播种面积大幅度下降,随后则是农民的大范围暴动和暴乱。1921年春,西西伯利亚爆发了严重农民起义,切断了交通运输,中俄东部、唐波夫省和毗邻地区的情况也很严重。农民的反抗达到高潮时,共有二万起暴乱事件。由于农民的反抗,余粮征集制被迫在十三个省完全停止了。

三、新经济政策中的美国农政指向

苏俄国内战争结束后,面对不断涌现的农民动乱,列宁力排众议,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入新经济政策。这是列宁提出以美国道路变革俄国封建土地制度构想遭到十月革命的否定,在以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形式探索实现社会主义计划之路改造俄国农业失利后,采取的另一条借鉴美国经验改造俄国农业的尝试,它与列宁应对美国的粮食武器论,重视美国农业生产与科学成果等举措一起,是在另一个层面上对“美国道路”的学习与借鉴。

这一个层面的“美国道路”与列宁早期提出的“美国道路”是有区别的。列宁早期所说的“美国道路”通常与“普鲁士道路”相对,是指彻底否定(而不是保留)封建土地所有制前提下的资本主义农业改造之路,强调的是农村生产关系的革命,属于“破坏”一个旧世界的层面;而后期的“美国道路”是指在苏维埃政权前提下利用资本主义农业经营形式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建设之路,强调的是发展农业生产力,属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层面。

我们以为,列宁早期所说的“美国道路”是为了论证俄国改造封建主义这一历史任务时提出的,是当时革命策略的需要。与少有封建残余的美国相比,在具有深厚封建传统的俄国要学习这种“美国道路”仍然是十分困难的,也是走不通的,于是才有了列宁的第二次学习与借鉴。

那么,建设意义上的“美国道路”的精髓是什么?我们认为其关键的农政指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确立国家对农民群体的轻徭薄赋,使农民在农业生产中得到充分的积累,并造成向非农产业转化的条件;二是形成农产品的自由贸易,使农场主在充分的市场经济条件得以转化自己的劳动成果,并造成向其他产业输血的畅通渠道。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基本上就是在这种农政指向前提下展开的,其具体内容主要包括粮食税与自由贸易政策。

(一)以减轻农民负担为指向的粮食税政策

粮食税与自由贸易的政策,形成于1921年春天。但涉及这一政策的经济理论基础、前提,甚至某些个别的说法,早在1918年、1919年列宁的某些著述中已有所提示。但在当时的背景下,这些思想是不系统的,也没有上升到减轻农民负担这个层面上来,当然也不可能提出完整的政策。

从1921年3月到5月,列宁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论粮食税>一书纲要》和《论粮食税》等著作中,系统阐述了粮食税政策。

首先,列宁从粮食税与余粮收集制的关系问题上,阐述了粮食税的实质就是减轻农民负担。列宁指出,“粮食税是什么呢?粮食税是这样一种措施,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某些过去的东西,也可以看到某些未来的东西。”实行粮食税后(与余粮收集制相比)农民起码可以减轻一半的负担。假如说从前征集额为100%,那么现今则为50%。从绝对量上看,以前国家向农民征收粮食为42300万普特,那么现在则下降为24000万普特。列宁指出,“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的法令,……粮食税的税额大约比余粮收集额降低一半。”

[8]

其次,列宁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问题上,阐述了减轻农民负担的目的是对农民的妥协与让步。列宁指出,“我们开诚布公地、老老实实地对农民说:为了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将对你们农民同志实行一系列的让步,但是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和限度以内,自然,范围和限度的大小要由我们来决定。……我们在经济上向他们让步;或者是斗争”。

[9]

粮食税政策的实施达到了减轻农民负担的目的。第一,农民对土地利用的形式上的选择自由,使农民有了减轻负担的可能。为了顺利地有秩序地贯彻粮食税政策,苏维埃政府颁布了许多法令和法规,以促进农村和农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其中最为突出的举措是规定农民在土地利用的形式上可以有选择的权利,如互助组、村社、独立田庄、农庄等,并赋予任何一个成员,任何一个小组在共同分配土地时带着土地退出其一组织的权利。法律上允许农民在经营中租赁、雇工,但同时指出这是从满足劳动农户经济和生活上的需求出发,排除任何奴役他人和任何偏离工农共和国土地法的牢固基础以及土地国家所有制的可能性。第二,农民纳税方式的调整,确保了农民负担的减轻。国家规定,除从每一农户中扣除一定量的黑麦或小麦外,交税者有权可以用一种产品代替另一种产品。国家把统一实物税的总数控制在3.4亿普特左右。这就避免了早期不仅把余粮,而且把口粮和种子粮都作为赋税上交国家的现象。为了恢复国民经济的需要,保证农民休养生息,列宁甚至还提出,必要时可以动用我们的黄金储备去购买外国的粮食和消费品,以保证苏维埃经济的正常进行。

(二)以满足农民利益需要为指向的自由贸易政策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自由贸易是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旗帜,它与社会主义无缘;农民作为封建主义的遗产,与资本主义有着天然的联系,不可能产生出社会主义因素,因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允许有农民的特殊利益,当然更不允许有农民的自由贸易。列宁在新经济政策中提出的以满足农民利益需求为指向的贸易政策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新观点。

(1)列宁从当时苏维埃俄国社会的多层结构提出农民应当有自己的利益。列宁认为,自由贸易的基础在于苏俄社会20年代经济结构的多样性和多层次的结构。他指出,“中国存在着从宗法式的半野蛮的直到社会主义的所有五种经济结构的全部五层阶梯”。因此,“在一个小农国家内,不言而喻是小农‘结构’,即一部分是宗法式的‘结构’,另一部分是小资产阶级的‘结构’占着优势。”要实现这几者的利益,就必须有农产品的周转自由,在当时苏俄苦于产品极端缺乏,苦于极端贫困的时期,如果“没有相当的周转自由,没有与此相联系的资本主义关系,农民……这种小农经济就绝对不能得到巩固”

[10],其利益就得不到满足。

列宁同时还看到,从十月革命到20年代初,俄国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新特点就是农村中农化。在列宁看来,中农是无产阶级国家联盟中的团结对象和重要方面。因此,他提出了要满足这一部分人的利益和需要的问题。列宁当时提出的方案,“一是需要有一定的周转自由,需要给小私有主一定的经营自由。二是需要供应商品和产品。”列宁强调指出,“如果没有什么可以周转,那还算什么周转自由;如果没有什么可以交易,那还算什么贸易自由”。

[11]

(2)农民的利益不仅需要社会主义国家有计划的完成,也需要农民依靠商品交换来自发地实现。新经济政策一改过去鄙视和轻视商品货币关系的传统观念,认为必须通过迅速发展(并加以适当控制)的商品经济形式向社会主义过渡。在农业方面就是主张发展农业生产的商品化。新经济政策并不改变统一的国家计划,但是改变了实现计划的方法,即以价值规律和市场行情为制定和修正经济计划的客观基础,这样,通过国家统一计划原则指导下的商品经济形式把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联系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新经济政策还主张通过市场竞争的方法,通过经济手段排挤和限制以至最后战胜城乡资本主义经济,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新经济政策方法。

(3)通过合作社的途径来实现和满足农民的利益。列宁通过创造性地探索如何把个人利益(私人利益)同整体利益结合起来,如何使前者服从于后者,从而把包括农民群众在内的俄国居民中所有的劳动阶层都吸引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确信必须重新审视合作社。列宁在新经济政策初期只划分出一种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国有企业(合作社是小商品经济成分),后期则实际上提出了两种社会主义成分:国有成分和合作社成分。劳动合作社就其社会经济特性而言“与社会主义企业没有区别”。这类合作社“往往是同社会主义完全一致的”。当然,实现居民合作化还不是建成了社会主义,但列宁认为,这是“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

[12]

按照列宁的设想,社会主义作为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制度意味着承认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国家所有制和劳动集体所有制)的多样性,因而也就承认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多样性。但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多样性要求国家经济发展计划的形式也是多样的。因此,把指令性计划、合同计划、预测性计划等这样一些形式结合在一起是完全可行的。

列宁提出的以上新经济政策,最终是在斯大林领导下完成的。它实质上是按照美国的农政指向解决苏俄农业问题和农民问题的一次探索性的实践。作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面临危机过程中的一项新的选择,对于缓和当时的工农紧张关系和农民阶层的矛盾,克服农业危机、改善农民困难的生活状况,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中利用资本主义的市场法则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都具有指导性意义。但问题在于,它是不是象我们今天许多学者所理想化的那样,是一条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康庄大道,斯大林农业集体化对它的否定,是否是犯了社会主义农业建设方向和路线上的错误。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面论述,我们将在其他著作中作出,而在这里只根据当时列宁的思想和苏俄的国情指出两点:

第一,列宁从来没有把新经济政策作为布维什维尔党的长久性政策。新经济政策就其实质来讲,它仅仅是按照美国的农政指向解决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一项特殊的经济政策,它并不代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全部经济政策。列宁曾反复指出,新经济政策是一种“退却”、“让步”、“改良主义”的措施,“是由于目前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全部政策上,实行了特殊的过渡办法。”就是说,新经济政策并不包括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全部”经济政策,而是一种“特殊”的经济政策。列宁自己都没有作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长久之计的新经济政策,我们有什么理由将其理想化,赋予如此多的玫瑰色彩。

第二,美国农业道路对苏维埃俄国不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世界源源不断的移民,英国乃至欧洲用之不竭的资本,广阔无垠的天然优质土地资源,农民不纳税少纳税前提下的农业补贴政策等等。所有这些条件苏维埃俄国都不具备。苏联如果仍然要坚持这条道路,其前进的方向只能是:农民通过轻徭薄赋和自由贸易积累更多财富购买西方消费品而成为外国实际上的殖民地;国家在没有集聚农业积累武装重工业的前提下而使二战中战胜纳粹德国极端困难。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斯大林对新经济政策的调整,我们认为无论如何都是一个的伟大民族英雄所采取的极为英明的战略性选择。否则无以解释当时千百万苏联人民为什么跟随着斯大林的脚步。

[1]《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第390-391页。

[2]《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7卷,第149页。对以下引自同一著作部分不再注。

[3]对这一问题的全面论述可参见本人拙著:《社会主义农业思想史研究》一书。

[4]《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18页。

[5]《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20页。

[6]关于美国以上方面问题的论述,可参看本人的拙著:《美国农政道路研究》一书。

[7]《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182页。

[8]《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第259页。

[9]《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第313-314页。

[10]《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第308-309页

[11]《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第54页

[12]《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62页

马克思还说明,价值转型、利润率平均化只是“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趋势,始终只是以一种极其错综复杂和近似的方式,作为从不断波动中得出的、但永远不能确定的平均情况来发生作用”⑩,具有抽象性。因此,不能将它直接地套用到具体现象中,也不能简单地用短时期内的具体数字来检验。(资本论(第三卷) 181页)利润率是否会平均化,从古典经济学到当代,一直存在分歧。在资本主义早期,资本之间自由竞争,“资本会普遍实现一个一般利润”,利润率具有平均化倾向。随着垄断的出现,市场结构发生了转换,利润率具有非平均化倾向。主张平均化的一方的依据是马克思的结论,主张非平均化的一方的依据是西方经济学中的厂商理论。厂商理论认为,在完全竞争和垄断竞争市场,厂商获得正常利润,即0经济利润,只有垄断厂商才获得经济利润,因此,利润率是不平均的。

土地使用权是土地财产权的基础,土地处分权是土地财产权的象征,而土地收益权则是土地财产权的实质。美国《宅地法》颁布之后,土地政策实行以免费为主的多元化分配方式,实现了利益的最大化和公平化。其最大特点就是“成人皆有,小块占有,免费所有”。它的实现是“美国经济转型时期政治冲突和妥协的结果”。一位农业史家指出:“不论这项法律有何缺点,它使许多人成为土地所有者并且帮助把生产资料分配给土地耕作者手中,这样大规模分配土地,在世界上历史上是独一的。”概括起来,没有现代工业,就没有现代农业,正是现代工业塑造了现代农业。现代农业是现代工业浇灌培育出的一朵美丽的奇葩。在历史上,正是市场经济创造了现代农业。依靠市场、服务市场,与市场共命运、同生死是现代农业的一个根本性特征。

现代农业的产生

紧接着上述第一次工业技术革命之后,第二次技术革命又于19世纪下半叶开始了,电力、电讯、内燃机、钢铁、化学等新兴工业部门如雨后春笋般地相继涌现,带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向前飞速发展。市场上对农产品的需求急剧增加。时代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提供了新的可能,这就是用现代工业改造传统农业。这一过程最早是从美国开始的。因为在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整个传统农业几乎完全被毁灭了。在欧洲大陆,又有相当顽固的传统小农经济势力和封建残余势力的阻挡,一时难以改造。只有美国近于白手起家,没有那些传统包袱,可以一开始就立即应用现代工业提供的各种技术手段对农业进行大规模的现代化改造。另外,欧洲市场对产品的大量需求和美国本土地广人稀,劳动力缺乏,则是其农业现代化的强大经济动力。1776年美国宣布独立时,其农业是相当原始的,基本上是靠人力耕作,使用的工具也相当简陋。作为农业现代化的第一步,美国首先用70年左右的时间,从1840年到1910年实现了农业的半机械化,人称“骡马革命”,广泛推广应用了一批畜力耕作机械,如马拉二铧犁,三铧犁、四铧犁、马拉播种机、收割机、打谷机、割草机等等。甚至还有一种集收割、打谷、去秸、扬场于一身的联合收割机重达15吨,要40匹马才能拉动,后来又改为用蒸汽机推动。1910年左右,美国农场开始使用拖拉机。这一年美国农场拥有大约1000台拖拉机。但随后发展十分迅速,5年以后,已经增加到25万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已经达到了248万台。与此同时,各种配套作业机具也迅速增加。联合收割机也改为内燃机来推动,并得到广泛应用。1910年大约有1000台这样的联合收割机,1920年增加到4000台,1930年猛增至6.1万台,战后1946年初达42万台。畜牧业方面则出现了挤奶机,1910年大约1.2万个,1930年增加到10万个,1945年达36.5万个。此外,还有饲草收割机、捡捆机,到1945年分别达到2万台和4.2万台。这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农业上各种主要的繁重农活,几乎都可以由机械来完成,基本上实现了农业机械化。与农业机械化同时,农业化学化也在这一时期起步了。1840年,德国伟大的化学家,人称“有机化学之父”的李比希出版了他那本非常著名的《有机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上的应用》一书,这标志着农业化学的诞生,也可以看作是农业化学化的开端。从1845年起,李比希开始从事化肥生产的研究,他发明了一种把碳酸钾和碳酸钠混和在一起的钾肥,还发明了用硫酸处理骨头的方法生产过磷酸钙。他获得了发明专利权,并把它们卖给了英国和德国的工厂主们,这就是世界上最早的化肥生产。这些化肥应用于当时的农业生产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英国人甚至在整个欧洲到处翻挖古墓,平均每年用船运回350万人的尸骨骨粉,以支持本国化肥生产。李比希痛斥他们是“寡廉鲜耻”。不过,整个19世纪,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世界农业化学化进展并不大。这大约因为那时候农产品出口大国美国地广人稀、土地肥沃所致。美国是从上个世纪末开始使用矿物肥料的。1900年,美国使用化肥(实物量)247.7万吨,平均每亩1公斤,1995年增至1846万吨,平均每亩9.5公斤。可算初步实现农业化学化。这样,从19世纪40年代到本世纪40年代,美国经过大约100年左右的时间,初步实现了农业现代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现代农业技术又进一步完善和提高,并迅速向各个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和某些发展中国家推广普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概括起来,没有现代工业,就没有现代农业,正是现代工业塑造了现代农业。现代农业是现代工业浇灌培育出的一朵美丽的奇葩。

市场的魅力

如上所述,在历史上,正是市场经济创造了现代农业。15世纪末以后,欧洲市场经济的发展,首先使简陋的手工业脱胎换骨,变成了现代工业,然后现代工业又着意装扮,使传统农业换了新貌,成为现代农业。在这里,市场就好比是上帝,他首先创造了现代工业这个亚当,然后又用这个亚当的肋骨塑造夏娃——现代农业。基督教《圣经》上说,上帝造人,那是胡扯;不过用来比喻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的诞生倒是十分贴切。依靠市场、服务市场,与市场共命运、同生死是现代农业的一个根本性特征。

首先是按市场需要组织生产。例如,美国一个普通的家庭农场,二三个人,种地一万多亩,每年生产粮食二三百万公斤。即使这一家都是巨人,也吃不了这么多。当然几乎百分之百地都要往市场上销售。80年代,美国一般年销售额在4万至20万美元之间,其中有一些特大型公司农场,农场年销售额达二三千万美元之巨。1978年,美国就有370个农场,年销售额达一千万美元以上,平均每个农场每年销售2300万美元。2300万,如果把这么多钱一张一张摞起来会有多高呢?一千米,你能想象得出来吗?不是因为粮食打得多了,自己家吃不了才销售,而是一开始生产,就打定主意往市场上销售。这是现代农业与传统封建小农经济截然相反的一个特点。不言而喻,市场信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早期主要是通过书报杂志来获取信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电话、电视迅速普通。最近10多年来,电脑、卫星也应用于农业市场信息服务,正呈现方兴未艾的势头。1981年美国农场大约1%有个人计算机,1985年已上升到8%。利用电子计算机为农业提供信息服务的商人在美国已达300多家。其中有一家全美国范围的农用视频电报系统,用户可以从中获得当前市场价格、天气、新闻和其他农业信息,其中市场价格信息每15分钟便更新一次。没有这样高度发达的信息网络,农业现代化是不可能实现的。现代市场农业,除了产品向市场销售外,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所需要的各种资源都要从市场上购置。机器、化肥、农药、种子、信息甚至各种服务,都要从市场上购置。还在1940年时,美国开办一个农场就平均需要6200美元,到1972年更猛增到10万美元。据统计,1982年,美国农场主用于购买化肥和农药的开支为126.7亿美元,用于购置农业机器设备和农用汽车的开支为100.3亿美元,两项合计227亿美元,平均每个农场9500美元左右。特别奇特的是,还可以从市场上购买各种农业服务。例如,农场主只要打个电话,就会有专门的为农业服务的公司派飞机来帮助播种、施肥和喷施农药。上万亩农田,只要几分钟到几十分钟就可以完成任务。再如,养鸡场的卫生防疫工作,也有专门的公司负责。只要事先订立合同,以后每过一段时间,防疫公司就自动为农场主喷药,根本不用农场主操心。此外,还有种种其他名目繁多的服务,只要肯出钱,出得起钱,什么活儿都会有人来替你干。这里关键就是资金了。那么,钱从哪里来?也是从市场上要。例如,美国有一套所谓农业信贷体系,包括联邦土地银行、联邦中间信贷银行和合作社银行3个系统,专门向农场主提供优惠贷款。1950年初,美国平均每个农场债务总额为2205美元,1983年猛增到9万美元,大约占农场资产总额的20.6%。有的农场主欠债竟达几百万美元,每年仅利息就要支付几十万美元。由于这个缘故,所以有人称美国农业是“债务农业”。

现代化的农业技术

我们已经知道,现代农业是机械化和化学化的农业,这是现代农业技术的两大支柱。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现代农业技术在这两方面又有许多新的发展。如美国拖拉机功率不断提高,50年代平均为30马力,70年代为70马力,, 80年代则为100马力。80年代美国有一种四轮驱动拖拉机,功率达214马力,能牵引10个犁铧,每小时前进8公里,一天耕地180亩。这还不是功率最大的拖拉机。最新发展的拖拉机功率高达525马力、650马力,甚至750马力。在机械功率大大提高的同时,农业机械作业的自动化水平大大提高。例如,10多行的播种机,在驾驶室内设有电子监视器,能自动监视播种机精确地播种下去,哪一行发生毛病,都能及时报警。再如,西红柿收获机,能自动辨认出未成熟的青西红柿,并把它们清除出去。此外,更有一种全自动化的“农业工厂”,采用电子计算机自动控制,在“厂房”里生产蔬菜瓜果和牲畜饲料等,就像工厂里生产一样——不,甚至比我国当前大多数工厂还要现代化。畜牧业方面也实现了大规模的工厂化,畜舍的通风、供暖、洒水、清扫、喷药防疫以及给牲畜添加饲料、饮水,给奶牛挤奶,包括牛奶的收集、传送等等,都完全由电子计算机控制自动进行。一个人就能饲养六七万只鸡,或五六十头奶牛,或五千头肉牛。此外,农业化学化迅速普及和提高,特别是在西欧和日本,由于人多地少,主要靠施用化肥来提高农业单位面积产量。例如,1985年平均每亩耕地施用化肥量折合有效成分,法国为20公斤,原联邦德国为28.5公斤,英国为24公斤,日本28。7公斤。这还不算高,还有更高的,荷兰52公斤,新西兰59公斤。而同年我国的一半,但其谷物亩产高达318公斤,反而比我国平均仅12公斤。不仅化肥施用量大大增加,化肥的质量也大大改善了,出现了许多新型高效肥料,例如各种微肥元素肥料,包括锌肥、硼肥、钼肥、铜肥、锰肥等,其增产效果十分明显。美国在缺锌的地区,给玉米施用锌肥,每亩地增产100公斤。还有复合肥料,包括通用型和专用型两大类。通用型复合肥料可广泛应用于广大地区和多种作物,其品种有几十种之多。专用型复合肥料,每种只适用于一定的特殊条件和特殊作物,其品种之多,竟达三四千种。同时,施肥方法也大大改进了。施肥前,先要做土壤化验,查明土壤中各种元素的含量,然后根据所要播种的作物种类、品种,制定最佳的肥料配方,最后再按配方按时施肥。结果,肥料利用率和施肥效果大大改善。例如美国平均每亩耕地施用化肥仅6.2公斤(1985年),这就是科学的威力!农业化学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农药。60年代以前,主要是各种杀虫剂。60年代后,除草剂发展迅猛。目前,全世界每年生产农药折合有产成分达200万吨左右,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如美国、前苏联、前联邦德国和日本等国家。这些农药在防治病虫害和杀灭田间杂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在农药应用方面也出现一些问题,如益兽益鸟受害、农产品污染、害虫杂草抗药性增强、以及作物适应环境的能力减弱等等,受到许多人的批评。但废除农药不用更不行,不能采取因噎废食的态度。正确的态度是积极改善农药质量,同时发展其他防治措施。目前,农药正在向高效、长效、低毒、低用量、低残留等方向发展。除了机械化和化学化以外,现代农业还广泛利用其他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例如品种改良技术、卫星通讯技术、卫星遥感技术、卫星气象技术等。

科学的经营管理

采用这样先进的现代化农业技术,面向广阔的市场,开展大规模的生产经营活动,必须严格按科学办事,务必准确无误。绝不能凭经验。否则,稍有疏忽,就可能带来巨大损失。正如一句成语所说的,“差之毫厘,谬之千里”。首先各项农业作业项目,都必须严格按操作规程办事,保证作业质量,不能有丝毫含糊。因为这是高度社会化的大生产,一切都靠机械作业完成,都有一定的标准,互相配套。如果其中有一项作业达不到标准,其他各项作业都要跟着受影响,甚至导致整个生产经营的失败。随便举一个例子,玉米播种必须保证种子质量和作业质量,成熟时株高要一致,果穗位置也要一致,一行一行保持笔直整齐,这才便于联合收割机作业。否则,果穗或高或低,植株忽左忽右,成千上万亩土地,何时才能收获完毕?很可能因为收获不及时,造成玉米质量下降,市场上销售不出去,那损失可就大了。另外,由于是大生产,局部看来差错不大,但总的损失却非常可观。例如,假定因为作业不过关,小麦减产1%,比例并不大,但一个农场总产二三十万公斤小麦,1%就是2000到3000公斤,这就相当可观了。所以,一定要认真,再认真,仔细,再仔细,严格按标准办事。这就现代农业经营的一个基本特点。为了真正做到严格按标准办事,就需要在管理上有一套相应的制度,予以保证。这一点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是通过市场机制予以强行保证。谁不按科学标准办事,谁的产品就得不到市场承认,谁就会立即为市场所淘汰。这是事关生死存亡的大事。所以,任何一个农场主,任何一个为农业提供服务的企业,都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否则,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无异于自杀。在生产经营组织方面,为了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一是各种农业合作社得到广泛的发展,二是巨型公司农场迅速崛起。目前,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农民,几乎都参加了各种各样的农业合作社,他们依靠合作社来购买生产资料,获得各种生产服务,销售各种农副产品。此外,还可以从合作社获得优惠贷款,以及必要的市场信息等。如果没有合作社,农场主既要忙于田间作业,又要操心市场变化,纵有三头六臂也无法招架。况且,还有些事单靠农场主本身的力量是根本办不到的。所以,合作社是现代市场农业经营的一种好形式。这已经为资本主义各国现代农业的实践所证明。其次,就是巨型公司农场的崛起。这些农场资本雄厚,规模巨大,雇佣较多的农业工人,使用现代化的农业技术设备,劳动生产率非常高,市场竞争能力非常强,是当前世界最先进的农业生产力的代表。无论合作社也好,巨型公司农场也好,都是置身于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奋力求生。它们的经营管理都严格服从市场需要,以利润目标为中心,科学分析,精心细算。否则,随时都可能不敌风浪,葬身海底。由于农业社会化程度达到很高的水平,目前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各国政府也纷纷介入农业领域,有计划地加以指导和政策服务,从而使整个资本主义现代农业生产具有一定的计划性。但由于资本主义农业以私有制为基础,总的来说,其生产是处于无计划,无政府状态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其生产经营的科学性便要打一个大的折扣。这是我们应该予以注意的,不要盲目崇拜,不要迷信。

现代农业的地位

我们记得在封建社会,农业不但是整个经济的基础,而且还是整个经济的主体,是推动社会经济向前发展的主导力量。然而,工业革命以来,这一切却犹如往日黄花,再难寻觅。直到今天,人们仍然要靠农业生存,农业仍旧还是整个社会经济的基础,但也只是基础而已,至于主宰整个经济的荣耀,则早已让位给新生的用钢铁武装起来的工业了。我们仍然用数字来说话。首先是现代农业各国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都大大下降了。据世界银行《1986年世界发展报告》所提供的资料,1984年美国农业产值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2%,加拿大为3%,瑞典为3%,丹麦为5%,前联邦德国为2%,日本为3%,法国为4%,荷兰为4%,奥地利为4%,英国为2%,意大利为5%。尽管农业生产本身大大增加了,但农业产值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却大大下降了,这是否可以作为现代农业衰老的一个根据?其次,农业就业人口在全部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也大大下降了。如1989年,美国务农人口占从事经济活动人口总数的比例为2.4%,加拿大为3.5%,瑞典为4.0%,丹麦为4.9%,前联邦德国为3.8%,日本为6.8%,法国为5.5%,荷兰为3.8%,奥地利为6.0%,英国为2.0%,意大利为7.5%。再次,农业就业人数不但是相对减少,而且是绝对地减少了。例如,美国务农人口由1980年的380万减少至1989年的297万,平均每年减少9万多人。加拿大由62.4万减少至45.4万,平均每年减少1.9万人。瑞典由23.6万减少至17.5万,平均每年减少6800人。丹麦由19.8万减少至13.9万,平均每年减少6600人。前联邦德国由164万减少至112万,平均每年减少5.8万人。日本由637万减少至422万,平均每年减少24万人。法国由202万减少至140万,平均每年减少6.9万人。荷兰由30万减少至24万,平均每年减少7000人。奥地利由31万减少至22万,平均每年减少1万人。英国由71万减少至58万,平均每年减少1.4万人。意大利由260万减少至174万,平均每年减少9.6万人。一个一个罗列数字是够烦人的,但有些事情确实是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现代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大大下降,今不如昔,这一点我想现在可以没有疑问了。

世界上一般地有两类人需要别人搀扶,一类是刚刚学会走路的小孩子,另一类便是白发苍苍、步履蹒跚的老人。现代农业已经一万多岁了,自然不再是小孩子了,而它又需要补贴、扶持,那就只能划入衰老的行列。起初是本世纪30年代,美国开始对农业进行价格补贴,战后世界各国纷纷加入补贴农业的行列。据估计,1986年全世界各国仅用于农产品的价格补贴总额即达1100亿美元,其中日本400亿美元,美国260亿美元,欧洲共同体大约也为260亿美元左右,与美国不相上下。补贴种类则有生产资料差价补贴、开发性生产补贴、农用资金利息补贴、农产品出口价格补贴,农产品价格补贴、食品价格倒挂补贴等等,从投资到生产,从生产到销售,每一个环节都有政策补贴。我们仿佛看到一个生命力近乎衰竭的老人,旁边几个壮汉,七手八脚把报扶住,一旦这些人放开手,这老人立即就要瘫倒在地。这就是现代农业的形象。

农业生产的飞速发展

以粮食为例,1946年全世界粮食总产量仅5.33亿吨,1985年则猛增至18.41亿吨,增长了2.45倍,平均每年递增3.2%。这样快的农业生产增长速度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尽管世界人口从1946年的近23亿增加到1985年的48亿多,增加了1.1倍,但世界人均粮食产量还是大大增加了,由1946年的人均234公斤增加到1985年的380公斤。其次,畜牧业生产增长很快。以肉类为例,包括猪、牛、羊、禽肉等,50年代初平均每年总产3646万吨,1985年增加到1.48亿吨,增加了3倍。按世界人口平均计算,50年代初每人15公斤,而1985年则为31公斤,增加了1倍。再拿牛奶来说,1950年全世界总产2.29亿吨,人均95公斤。而1985年则为4.58亿吨,人均95公斤。不仅农业生产总量在增加,农业生产效率也在显著提高。1949年全世界平均每亩粮田产量仅77公斤,而1985年则达168公斤,提高了1倍多。再以猪为例,1949年平均每头猪产肉量为44公斤左右,而1985年则达73公斤,提高了66%。另外,

农业劳动生产率也在提高,即以70年代以来为例,1970年全世界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生产谷物1381公斤,肉类116公斤,奶类461公斤,蛋类24。3公斤,而1986年则分别提高到1785公斤,146公斤,490公斤和30。0公斤。目前的情况是这样,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1989年生产年鉴,全世界一年生产的主要农产品数量如下:谷物18。65亿吨其中:小麦5.38亿吨稻谷5.06亿吨玉米4.70亿吨其他3.51亿吨肉类1.69亿吨其中:猪肉6746万吨,牛肉5092万吨,禽肉3782万吨,羊肉884万吨,牛奶4.74亿吨,鸡蛋0.35亿吨。总的来讲,当前世界农业是有能力养活现有世界人口的。但问题是世界各地农业发展极不平衡,所以造成苦乐不均,贫富悬殊。

农业技术的进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农业生产的高速增长,是同农业技术进步分不开的。这方面主要表现为现代农业技术的提高和推广。首先,现代农业技术的提高。突出地表现为两点,一是电子计算机应用于农业生产,农业机械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并转向自动化生产和管理。举例来说,现在世界上有不少“农业工厂”,能生产各类蔬菜以及肉蛋奶等畜产品。在那里,生产完全是自动化的,一切都由电子计算机自动控制。例如在一个养牛场里,几十万头奶牛的饲喂、挤奶完全由电子计算机控制自动进行。电子计算机能自动认出每一头奶牛,自动记录每头奶牛的产奶量,根据每头奶牛一周内平均日产奶量自动配给精粗饲料,自动测定和记录每头奶牛的体重、体温、牛奶质量等等。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再如蔬菜生产也进入温室里头,由电子计算机自动控制。在那里,气温、水分、养分、光照等始终保持在最佳状态中,因而不只是省了人工,而是产量大大提高。据说西红柿亩产竟然高达5万公斤,真是令人难以想象。在大田作业方面,许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无法机械作业的项目,现在也都实现了机械化。例如,摘棉花,一不小心就会把干枯了棉叶混杂进去,影响棉花质量,所以过去总是用人工采摘,但现在像这样高难度的精细农活也机械化了。据说,还有一家农场,甚至把天上的人造卫星也利用起来,坐在家里通过卫星指挥各种农业机器在田间作业,那就更“高级”了——高及天空!

世界农业技术另一个重要的提高是化肥和农药的广泛应用。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已开始使用化肥,但化肥真正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事。据有关资料,50年代初全世界化肥施用量,折合有效成分仅1491万吨,而1986年则为1.33亿吨,几乎增加而且,化肥的品种、质量都大大改善,除一般的氮、磷、钾肥以外,又新增加了微量元素肥料和复合肥料。据估计,近30多年来,世界农业产量增加,40~60%是由于增施肥料。目前全世界平均每亩地施用化肥(按有效成分计算)1.89公斤,其中氮肥1.03公斤,磷肥0.49公斤,钾肥0.37公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六七十年代以来,农药施用量急剧增加,在防治病虫害和杂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全世界每年农药产量约2亿吨,包括除虫剂和除草剂,其品种非常繁多,达六七百种。除此以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还有许多高新技术应用于农业,例如利用卫星遥感技术开展土壤调查、水资源调查、监视作物生长情况,监督病害、虫害发生情况等等。至于利用气象卫象,开展农业气象服务,那已经是常识了。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现代农业技术的推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全世界仅有美国一个国家初步掌握了现代农业技术。战后,现代农业技术首先是在欧美以及日本等发达国家范围内得到了普及。其中日本和欧洲国家由于人多地少,在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同时,尤其注重化肥的使用,在农业化学化方面表现突出。另外,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在积极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不过,总的来讲,当前发达国家一般都已实现了农业现代化,而发展中国家则一般地都没有实现农业现代化,二者差距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