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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研究

时间: 2017-07-07 16:16:29来源: 作者: 阅读:

——所谓资本主义雇佣制大农场的“英国式道路”(读书笔记)

中国农村综合改革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张新光

马克思和列宁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何占领农村这一重大历史变革过程时,分别把三种不同的农业资本主义演进形式称之为“英国式道路”、“美国式道路”和“普鲁士式道路”。但长期以来,理论界和学术界不断地对由大土地所有者、租佃资本家、农业雇佣工人构成的英国式“资本主义雇佣制大农场”的普世价值提出质疑,进而否定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农业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科学性和普适性。

改造小农经济是世界各国在转型期共同面对的一个实践难题。英国作为世界上最早确立农业资本主义制度的先行国,自耕农的消亡是一个受到多种综合因素作用的经济淘汰和转化过程,除了圈地运动之外,囤购土地、国家立法、对外战争、大工业的冲击、人口结构以及农业生产结构的变化等因素也都产生过重要影响。英国农业革命的成功得益于土地所有权的重大变革,“圈地运动”的实质是把分散的地块合并起来,并把公有的田地分为彼此完全独立的密集大地产,而以资本主义雇佣制大农场为主要特征的“英国式道路”则是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当代英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变化是自营农场占主导地位,农业的资本化、企业化经营势必造成大农场排挤小农场的现象,农业资本参与利润率平均化的规律与国家保护农业政策是并行不悖的。

关于英国自耕农消失问题(陈紫华)

关于英国“自耕农”的再研究(徐奉臻)

自耕农由盛及衰的特点及规律.

世界农业发展模式的演变(蒋永穆)

马克思关于农业发展两条道路的思想(吴浩)

现代化进程中的农业革命问题(李世龙)

关于英国近代农业革命研究的几个问题(朱正梅)

晚近英国农业史研究综述(沈汉)

英国农业革命与家庭农场的崛起(杨杰)

小农制和拉美农业资本主义发展(张森根)

农业革命的涵义、特征、模式:英国式道路最主要的特点是通过渐进改革的方式一步步完成对社会的改造。改革是英国历史发展的重要特色。自1688年起,英国历史上再也没有爆发过革命,英国人一直在尝试着用改革的方法来推动社会的进步。英国农民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的改善,经历了漫长而有效的过程,它是农业革命、商业革命以及震惊世界与人类生活的工业革命的基石。

14—16世纪英国租地农场的历史考察(黄春高)

论18、19世纪英国农业生产发展的原因(黄光耀)

英国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是怎样处理工农关系的(孔祥智)

英国近代农业革命新论(许国林)

试论英国近代农业的自给率问题(康宛竹)

挣扎在前工业化大潮中的英国小农(毕道村)

对近代初期英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新思考——兼评《英国土地制度史》(魏秀春)

英国地主与农业革命(何洪涛)

英国封建时代的农业生产力(马克垚)

英国对近代农业革命和农业资本主义的研究(文礼朋)

近代英国农业的结构和性质问题——兼论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问题(沈汉)

英国农业革命及其启示略论(王义松)

关于英国农业经济历史发展道路的新探讨——读《英国土地制度史》(于民)

英国几百年来农场制度的变化(刘运梓)

社会转型时期英国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刘书增)

论近代早期英国农业革命在工业革命中的地位:兼评保罗·贝罗奇的农业革命先行论(滕海键)

对英国谷物法变革(1815—1846)的重新解释及对现实的启示(黄少安)

农业革命前后英国普通民众生活水平之比较(郭爱民)

论英国农业革命对工业革命的孕育和贡献(何洪涛)

近代早期英国的公地与土地的公共权利(陈娟)

关于英国近代农业革命研究的几个问题(朱正梅)

沈汉. 晚近英国农业史研究综述[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02).

英国近代早期农业研究两种史学观点的考察(叶明勇)

1870~1914年间英国各农业阶层状况考察(牛瑞华)

英国议会圈地后农场经营问题的讨论——以埃伦《圈地和约曼》为例(叶明勇)

论英国乡绅的形成(李自更)

对16、17世纪英国乡村工业发展的微观考察:兼论乡村居民职业结构的变化(赵秀荣)

土地产权的变革与英国农业革命(郭爱民)

英国近代贵族大地产论略(阎照祥)

英国圈地运动何以顺利进行?( 焦佩)

16、17世纪英国流民产生的原因(尹虹)

也谈近代英国农业兴衰问题(许永璋)

现代化进程中的农业革命问题(李世龙)

英国地主阶级兴起的原因(肖翠松)

中国英国史研究会: 由钱乘旦任研究会会长,阎照祥、侯建新、刘新成、吴必康担任副会长。理事会决定聘请王觉非、王章辉为名誉会长。

为什么资本主义在英国首先发展起来?为什么英国自革命以来三百多年国内那样稳定?

农业向资本主义关系演进,在各国或一国不同地区,由于具体条件不同,存在着不同的方式。

马克思关于农业发展两条道路的思想(吴浩)

农业资本主义的典型有英国式的大农场经济

英国式农业资本主义的特点:①前提是剥夺农民的劳动条件,即以土地为主的生产资料。②生产形式像工厂一样,是集约经营的雇佣制的大农(牧)场。③地产集中、农业发达,是工业资本投入农业的结果。

对农业资本主义走什么样的道路起决定作用的是本国的经济结构。

第一次工业革命时间表

英18世纪60年代—19世纪40年代

法18世纪末19世纪初—19世纪中期

美19世纪晚期—19世纪中期

德19世纪早期—70年代

俄19世纪40年代—80年代

日19世纪80年代开始

英国式农业发展道路;自耕小农土地所有制;资, 本主义雇佣型大农业;社会主义集体合作制大农业

马克思早年对农业问题的研究,从属于他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完全是以西欧的历史发展经验,特别是英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转型的经验为蓝本的,在此过程中,形成了自己关于农业现代化和农业发展的理论。

马克思对于自耕小农历史作用的评价

马克思提出了一条现代农业发展道路:(日尔曼公社影响下的)封建农奴制—自耕农小块土地所有制形式—资本主义雇佣型大农业—社会主义集体合作制大农业。不仅西方国家的农业发展,而且东方国家的农业发展同样要遵循这样一条道路。马克思的意思并不是说任何社会的农业发展道路是完全相同的,而是说他们大体上都要遵循着同样的发展序列。

“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农业发展道路。马克思终于突破了早年关于农业发展道路的单线论。在马克思看来,农业发展道路,无论是西方的“英国是农业发展道路”,还是东方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道路,都不是普世的,唯一的。“一切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

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实质是全部过程的基础是对农民的剥夺。以应用机器的大农业来逐步代替小地块耕作。虽然考茨基与列宁都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农业发展的特点,然而这并未能使他们突破农业的“大生产优越论”。

马克思的农业发展理论始终强调“大生产优越论”,“小农小块土地耕作方式”[51]或“自耕农的土地所有制”始终被视为落后的,缺乏效率的,因而必然要被大生产农业所取代。

工业革命前英国农业生产与消费再评析(侯建新)

农业革命前后英国普通民众生活水平之比较(郭爱民)

英国议会圈地后农场经营问题的讨论——以埃伦《圈地和约曼》为例(叶明勇)

现代化和英国农业制度性、结构性变革(林秀玉)

现代化进程中的农业革命问题(李世龙)

中世纪英国农村的封建负担及农民生活(徐浩)

试论近代早期西欧城市化道路及其与农业的关系(康宛竹)

关于近代农业资本主义化的两条道路的一些比较(郝宏桂)

农业变革的四条古典式道路(蔡昉)

英国农业资本主义化道路初探(赵伟)

资本主义农业基本道路浅议——兼与赵伟同志商榷(蔡载新)

简论“英国式道路”( 谢平)

也谈英国农民反圈地运动斗争的性质(李雪松)

试论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法国式道路”

圈地运动——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英国式”道路(计翔翔)

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比较研究——法国范式与普鲁士范式(王 健)

农业资本主义发展存在着多种范式,如法国范式、普鲁士范式、美国范式等等,但革命的法国范式和改良的普鲁士范式,是在纯粹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基础上发展资本主义农业的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的两条演进途径。本文首先从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诸方面对比分析了法国范式和普鲁士范式形成的历史前提,指出法国的历史前提决定了资本主义萌芽无法在封建土壤中充分发育,完成由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的和平转轨缺乏内在机制和外部动力;决定了王权和官僚机构的力量最多只能走到把农奴从领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一步,要进而瓦解整个旧的生产关系,只能以急风骤雨的革命加以完成。农业资本主义化也只能通过资产阶级革命,依靠资产阶级立法,按照小农的意愿,在小农土地所有制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分化出资本主义大土地所有制。而普鲁士德国的历史前提决定了普鲁士旧的社会结构在外部压力推动下不断调整,经济结构又与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化的内在机制相耦合。因此,在资产阶级容克地主这支中坚力量的领导下,农业资本主义化可以沿着渐进改良的道路加以完成。革命的法国范式虽然较之改良的普鲁士范式更为彻底地摧毁了阻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上层建筑,但是这仅仅只是为经济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比较理想的政治条件,就农业的资本主义化而言,其关键在于经济结构的转换。本文接着深入探究了两种范式的经济结构转换关键要素,即由农业资本家拥有并经营土地;由农业雇佣工人来进行生产;建立资本主义大农场,进行机械化生产等三方面存在的差异。认为由于容克地主不顾一切将农民和土地分离,并在改革中攫取了大量赎金和赎地,这就为农业发展奠定了大土地所有制的基础,提供了相当数量的自由劳动力和资本。同时,资产阶级化的容克地主业已掌握了资本主义经营手段和方式,机械化生产程度较高。所有这些说明普鲁士范式的转换机制较法国范式既契合又稳妥。这种转换机制上的差异,不仅影响了两国农业生产的发展,也影响到两国近代工业化和民主政治的发展。本文最后得出结论,普鲁士范式是在成熟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基础上发展资本主义农业的成功之路。这种范式的机制转换是由资本造成的,是按发展资本主义农业的内在要求进行的,资产阶级革命只是在此基础上的一种质变。由于这种转变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经济发展的自身规律,避免了革命时期的动荡和波折,有利于经济发展。同时,由于资产阶级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比较稳固,因此也有利于民主政治发展。本文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论述作了全面客观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历史实际,对长期垄断史学界的革命的法国范式优于改良的普鲁土范式的陈说提出了异议,并认为在历史研究中,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要结合具体历史条件全面客观地加以理解,不可教条般地机械套用;不能绝对地颂扬革命,贬低改良;不应过于注重道德评价而忽视历史评价。——本文获得上海社会科学院科研成果(1988—1990年)青年科研优秀成果奖。

蔡昉. 农业变革的四条古典式道路[J]. 当代经济科学, 1987,(04).

从已经走完农业变革道路的一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历史看,可以概括出四条古典式道路:英国式道路、美国式道路、普鲁士式道路、法国式道路。

英国式道路以圈地为主要形式,以剥夺农民为主要特征。它以暴力手段,不顾以往的成规而牺牲自耕农的利益,超越自由农民占有制而直接过渡到资本主义大土地所有制,它铲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对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阻碍,加速了资本主义大农业的发展。英国农业革命是一场深刻的土地革命和社会革命。

美国式道路,是指在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在小农经济自发分化的过程中,发展资本主义大农场的道路。

普鲁士道路是通过改良方式实现农业资本主义道路的。

法国革命虽然使广大农民都获得了土地,但面积很小,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内,全法国的土地占有者中,有74%的人拥有不到2公顷的土地,有42%的农户土地面积不到1公顷。1955年,法国的农用土地仍具有明显的“两小”特点:农户土地面积小,在总共228.57万个农场中,农用土地面积在10公顷以下的127.72万个,占农场总数的55.9%;地块小,总面积3400万公顷的农用土地分割成7600万地块,平均每块地仅0.45公顷。(美法日家庭农场发展的经验与启示《农场经济管理》2004年6期)2000年,法国农业经营公司的平均土地面积为93公顷,比非公司农业经营单位平均土地面积高出2.1倍。(法国农业公司化经营发展及其经验借鉴《中国农垦经济》2004年10期)

樊欣.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论渊源——马克思恩格斯农业思想的解析[J]. 学术交流, 2007,(05).

金丽馥,石宏伟,李丽.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农业发展的若干理论[J]. 江西社会科学, 2002,(12).

金重远. 农民问题的解决:大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英、法、美、俄的历史分析[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06,(01).

土地是封建社会中最大的财产。根据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的统计, 17世纪中叶英国的土地、农舍和农具的总价值约为2·1亿英镑,而其他财产仅约4000万英镑。[1](P26)

英国的农业人口为100万人左右,农业经济活动人口约为51万人,占经济活动总人口的2%左右。畜牧业产值约占农业总产值的2/3, 畜牧业的特点是经营规模大,机械化水平高,集约经营,专业化和社会化程度高。英国的牧场面积接近全国总面积的一半,为畜牧业服务的饲料种植面积又占了全国耕地面积的一半,大片耕地用来种植饲草、饲用甜菜和饲用芜青等。

所谓圈地运动,是指16~18世纪英国新生资产阶级和新贵族采用暴力的手段大规模地剥夺农民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过程。圈地运动所引起的土地所有权的变革是农业革命的起点。圈地运动消灭了农村土地公用制、确立了农村土地私有制,从而增加了地主(土地所有者)和农场主(土地承租者或曰农业资本家)的土地经营自主性、刺激了他们的土地经营热情。圈地运动造成的土地集中,一方面,促成农业经营规模和经营方式的历史性变革,即小农经济和封建农奴制基本消灭,大地产制和资本主义农场制普遍兴起;另一方面,造就了大批由失去土地的农民直接转化而来的廉价的农业雇佣工人。农业革命的纯经济原因。圈地运动开拓了国内外市场。马克思说:“事实上,使小农转化为雇佣工人,使他们的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的物质要素的那些事件,同时也为资本建立了自己的国内市场。”⑤“只有消灭农村家庭手工业,才能使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获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需要的范围和稳定性。”⑥据统计,17~18世纪,英国至少有五分之一的人口靠纺织业生活,纺织品出口约占英国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以上。到18世纪末,英国对外贸易增加了6倍,英国被称为“世界工厂”,伦敦则成为世界贸易的中心。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英国的圈地运动不仅是英国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一座里程碑,同时也是促进世界其他国家进行工业革命,实现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一座里程碑。对农民土地的“剥夺”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基础。马克思说:“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了全部过程的基础。这种剥夺的历史在不同的国家带有不同的色彩,按不同的顺序、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通过不同的阶段。”⑦这就是说,在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进程中,对农民土地的“剥夺”,是任何国家都必须经过的历史发展阶段,只是由于各个国家国情不同,因而“剥夺”农民土地的方法、手段和顺序也会有所不同,但这个过程是不能逾越的。

应全面认识英国圈地运动的历史地位:读《资本论》札记(王克玲)

计翔翔, 洪朝辉. 圈地运动: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英国式”道路[J]。江淮论坛,1983(1)

论英国现代农业生产关系的主要变化(解玉军)

据英国著名农业史专家明格教授估算,在19世纪,英国约有1/10~1/7的土地掌握在自由持有农手中。②以1887年的首次官方农业调查为例,当时只有14%的农民完全拥有自己所耕种的土地。③在20世纪,英国农业经营方式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资本主义租佃农场制度已然衰落,在经营方式中退居次席,自营农场成为当代英国典型的农场。自营农场在英国农场总数中所占的比例由1914年的11.3%和1919年的11.7%提高到1983年的70.4%,与此同时,自营农场在农场总面积中所占的比例也由1914年的10.9%和1919年的12.1%提高到1975年的60.2%,这说明,经过20世纪的发展,自营农场不论在英国的农场总数方面还是在农场的总面积方面,均已超过租佃农场,成为当代英国占据主导地位的农业经营方式。④格里格:《英国农业:一个历史的考察》(David Grigg,EnglishAgriculture: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牛津1989年版,第104页。造成发生这种地产转移以及随之而来的自营农场占据主导地位的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英国政府通过立法手段对农业生产和土地关系进行干预和调整的时候,法令往往倾向于保护农场主利益,限制地主的权利,其结果是挫伤了地主占有土地的欲望,促进了租佃农场的衰落和自营农场的发展。第二个方面的原因是在经济方面,地租的下降和地产税的增加使得出租土地的地主无利可图,不得不放弃地产。20世纪英国土地关系的另外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土地兼并加剧,出现了日益集中化的趋势,土地占有规模的日益增加。从1895年的平均为80英亩增加到1997年的174.4英亩。欧洲经济共同体关于共同体范围之内农业结构改革的统一规划曾经设想,种植谷物的农场,其经营规模至少拥有土地80公顷~100公顷。据统计,到1970年,只占农场总数20%的面积最大的农场却得到了政府补贴总额的70%。英国各类农场总量从1915年的32户减少到1960年的29万户,到1983年进一步减至18万户。1976年,英国平均每个劳动力担负耕地175.8亩,位列加拿大和美国之后,居世界第三。英国平均每一劳动力生产粮食为48 403斤,也是在加拿大和美国之后,列第三位;英国每个劳动力生产肉类9 412斤,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1977年,英国的粮食单产为平均每亩612斤, 位列日本与荷兰之后,占第三位。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农业生产力的进步是历史上最快的一个时期,以1960年~1985年间为例,英国农业总产量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2.7%,超过了历史上以前任何时期。正如著名农业史学家明格所说:“战后的年代无疑是真正的‘农业革命’的时代。”

欧盟共同体农业政策的目标是:提高农业生产力,确保农民享有平等的生活标准,稳定市场并向消费者提供安全和价格合理的食品。

世界现代农业国家和地区概况。农业劳动力应分层次转移,第一个层次叫做农业内部的转移,就是要改变农业内部的产业结柯,_发展畜牧业。第二个层次是向着农村的食品加工业、农村建筑业、农村第三产业转移。第三个层次是向城市工业转移。第四个层次是回流,农村城市化。

也谈近代英国农业兴衰问题

王章辉. 大农业不是英国农业和经济衰落的原因──与徐正林和郭豫庆同志商榷[J]史学月刊 , 2000,(01) .

何洪涛. 论英国农业革命对工业革命的孕育和贡献[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6,(03) .

牛瑞华. 1870~1914年间英国各农业阶层状况考察[J]史学月刊 , 2004,(08) .

朱正梅. 关于英国近代农业革命研究的几个问题[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5,(01) .

董宏林,P.F.RANDERSON,F.M.SLATER,R.J.HEATON. 英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及农业保护政策研究[J]. 宁夏农林科技 , 2000,(01) .

英国农业劳动力只占全国总劳动力的2.3%(共61.2万人),担负着为全国6000万人生产食物及相关农产品的重要任务,同时管理和保护农业环境以及改善美化自然景观。英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相当高,一个农业劳动力足可生产满足98人生活所需食物和相关农产品,其食物自给程度1998年达到82.3%。由于农业资金丰厚和农业技术的不断提高,英国人均农业劳动力农产品生产增长的速度在战后一直保持在每年4.7%。

王丙毅. 当今发达国家农业保护政策改革的特点、动因及启示[J]. 农业经济 , 2001,(07)

于民. 关于英国农业经济历史发展道路的新探讨——读《英国土地制度史》[J]. 中国农史 , 2006,(03)

英国农业经济历史发展道路问题,多年来一直是国内外学界热烈讨论的话题,各种观点异彩纷呈,其中不少研究钩深致远,穷态极研,使得学界颇有生气。道格拉斯·C.诺斯认为:“英国经济能成功地摆脱17世纪的危机,可以直接地归因于逐渐形成的私有产权制度。”

论英国、法国工业化期间农业部门就业与产值比重的变化及其影响(石景云)

高德步. 英国工业化过程中的农业劳动力转移[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 1995, (03)

高德步. 工业化过程中的“中间部门”与“过渡性”就业:英国经济史实例考察[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3,(06) .

尚启君. 美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农场变动和农业发展[J]. 世界农业 , 1993, (05)

英国的土地高度集中,1873年的土地调查表明,全国4/5的土地集中在不足7 000人的手中。[4](p116)1851年的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农业劳工、农场牧人和牧羊工是1 460 986人,1871年减少到980 178人,1891年为780 707人,1911年为656 377人,在60年间减少了55%。[18](p177~178)G·克拉克就提出:工业革命时期英国没有农业革命,或者在1600年和1914年之间的任何时候实际上没有农业革命。在这一期间,农业的变革是较小的和次要的。据沈汉先生《晚近英国农业史研究综述》中的资料介绍,英国学者米克·里德根据1800年前后英国农业部各郡农业状况报告的研究,所得出结论是:到19世纪中叶,英国农业中的小规模经营者或者说小农并没有完全消失。

晚近英国农业史研究综述(沈 汉)

叶明勇. 英国议会圈地后农场经营问题的讨论——以埃伦《圈地和约曼》为例[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4,(02)。“因为伴随土地所有权关系革命而来的,是耕作方法的改进,协作的扩大,生产资料的积聚等等。”[18](第715页

1760~1830年英国议会圈地运动对小农的影响(唐昊)

丰华琴. 英国圈地运动与自耕农的消亡[J]. 殷都学刊 , 1999,(03)

沈玉. 英国圈地运动对农民的影响新论[J]. 绍兴文理学院学报 , 2002,(01)

格拉斯·C.诺斯认为:“英国经济能成功地摆脱17世纪的危机,可以直接地归因于逐渐形成的私有产权制度。”③植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罗华平等译,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1年,第174页.马克思统计, 1798—1799年,英国约占总资本的55%来自于土地,到19世纪初,全国总资本尚有一半来自土地。英国农业总产值从1700年4000万增至1800年8800万,翻了一番多;1850年达到13500万新高,比农业革命开始时期增长3倍多。弗劳德,麦克洛斯基.自1700年以来英国史[M].剑桥大学出版社,1995.104一112.

农牧混合体制的定位和完善”和“农业的专门化和商品化”。

解玉军:《论英国现代农业生产关系的主要变化解》

在19世纪,英国约有1/10~1/7的土地掌握在自由持有农手中。②明格:《英格兰的土地与社会1750~1980》,伦敦1994年版,第145页。以1887年的首次官方农业调查为例,当时只有14%的农民完全拥有自己所耕种的土地。③英国农业、渔业和林业部编:《大不列颠百年农业数据资料:1866-1966》,伦敦1968年版,第24页。在20世纪,英国农业经营方式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资本主义租佃农场制度已然衰落,在经营方式中退居次席,自营农场成为当代英国典型的农场。自营农场在英国农场总数中所占的比例由1914年的11.3%和1919年的11.7%提高到1983年的70.4%,与此同时,自营农场在农场总面积中所占的比例也由1914年的10.9%和1919年的12.1%提高到1975年的60.2%,这说明,经过20世纪的发展,自营农场不论在英国的农场总数方面还是在农场的总面积方面,均已超过租佃农场,成为当代英国占据主导地位的农业经营方式。④格里格:《英国农业:一个历史的考察》,牛津1989年版,第104页。在厄恩尔勋爵的笔下, “到1760年为止,在英国的任何一个地方———甚至是在诺福克地区———农业革新的规模都谈不上农业革命。”厄恩尔:《英国农业:过去与现在》,伦敦1961年版,第148页。G·克拉克就提出:工业革命时期英国没有农业革命,或者在1600年和1914年之间的任何时候实际上没有农业革命。在这一期间,农业的变革是较小的和次要的。根据米克·里德的研究,到19世纪中叶,英国农业中的小规模经营者或者说小农并没有完全消失。英国小农户的减少经历了几个阶段性的历史变化。第一次发生在19世纪末织布业的机械化时期。织布业的机械化破坏了农村家庭工业的生存基础又为经营织布业的小农户提供了较高的收人,吸引了相当多的小农户最终离土又离乡,走进了工厂。第二个阶段在20世纪50年代,随着粮价的下降,生产粮食和饲养奶牛所需要的资本投人不断上升,再加上英国对农业生产和农业产品的销售的立法限制不断加强,造成的地价上升,不仅增加了小农户的负担,也剥夺了他们经营上的灵活性。小农户被大中型农场所取代。20世纪60年代以后为第三个阶段。大规模经销商控制了农产品从生产、加工到销售的全过程,形成了全国性的销售和配送系统,破坏了由小农户占优势的地区销售网络和农产品的销售出路,小农户的生存基础被彻底破坏,数量大幅度地减少。即便如此,经营某些产品的小农户包括制奶依然得到发展,至今为止他们在这些农业生产领域中仍占据着优势。

杨豫:《英国的工业化与小农户的命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英国农林渔业产值占国民收入的比重,1801年为32.5%,1841年为22.1%,1861年为17.8%,1901年为6.4%,呈直线下滑趋势。[4](P60-61) 1801年,1.1%最富有的人取得国民收入的25%;到1848年,1.2%的最富有者就取得35%的国民收入;到工业革命已完成的1867年,2%的最富有者所聚敛的财富占国民收入的40%。相反,体力劳动者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却从1803年的42%下降到1867年的39%。伴随工业化进程所出现的贫富悬殊日益扩大的趋势,使后来成为英国首相的迪斯雷利也不得不惊呼:“英国可以分为两个民族——穷人和富人,他们之间拥有一条巨大的鸿沟。”[10](P114)英国是一个典型的法治国家。在15~18世纪的圈地运动期间,英国制定和颁布了大量的法规法令,如劳工法、工资法、学徒法、定居法、济贫法、对外贸易法等约有几百种之多。这些法规尽管存在不少问题,阶级倾向也十分明显,但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绝大多数法规都顺应了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要求,并保护新兴资产阶级得以最终战胜封建势力,使人类社会进入一个崭新的、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阶段。因此,圈地运动作为一种解决农村土地产权问题的手段,它始终与土地法的变迁紧密交织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圈地运动不仅是一场经济领域内的变革,也是土地法律的一场变革。

自耕农由盛转衰的特点及规律

英国的工业化与小农户的命运

近代英国农业的结构和性质问题

——兼论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问题

沈 汉

提要:本文证明,在英国近代农业中包含了大租地农场、小型家庭租佃农场、大地主地产、庄园制残余等多种经济结构成分,提出了与国内一些学者所持的英国近代农业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典型的结论不同的见解,提出英国近代资本主义时期国民经济中农业经济部类的结构特征和性质的问题,认为农业部类与工业部类的结构性质有所不同,前一部类常常保留了若干封建残余和非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成分,资本主义时代农业发展道路不同于工业。由于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第二次国际大讨论中,布伦纳的论文是以英国农业资本主义典型性的论点为基础的,今天对布伦纳辩论有必要重新加以考虑。

关键词:农业经济部类/资本主义/租佃制/布伦纳辩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20世纪40、50年代及70年代后期,史学界对于欧洲的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问题展开了两次国际学术大讨论。现在看来,这两次大讨论并没有很好地解释欧洲和英国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问题。

在第一次关于过渡问题的大讨论中,库辛斯基过高地估计了英国绝对主义国家体制对资本主义所起的作用。他写道,“绝对君主专制是英国资产阶级发展的一个产物。在这个时代,这种政府形式和它的制度很有价值地保卫了资本主义而反对封建主义。”①他提出了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直接发展到资本主义经济的看法。库辛斯基的这一看法遭到托尔的批评。托尔指出,“他忽略了社会最大的部分即农民”,②未能认识到16世纪是不同经济形式的混合,资本主义农业并不是“占统治地位的形式”。多布提出,封建主义危机发生在14和15世纪,而资本主义发展真正始于17世纪初。在这两种体系之间存在着一种“就其生产形式而论,既非封建亦非资本主义”的体制。③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还进一步提出这样的问题:“在17世纪开始时,英国人的生产中占统治地位的关系究竟是什么?”④

上述争论中提出的问题十分重要。但是,正如霍布斯鲍姆指出的,这次国际大讨论所提出的“西欧封建主义以后是什么”的重大问题,当时并未得出圆满的解释。在20世纪70年代展开的第二次关于过渡问题的国际学术大讨论,也未再涉及这些问题。⑤

1976年2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罗伯特·布伦纳在《过去和现在》杂志发表以《前工业欧洲农村的阶级结构和经济发展》为题的论文,引起第二次关于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大辩论。布伦纳在文中指出,英国和法国两国农村阶级结构的不同决定了农业发展的不同结果。在英国,“正是基于农业资本家阶级的出现的一种农业革命,使得英国变成经历工业化的第一个国家”。⑥

布伦纳的文章存在着理论和方法上的严重缺点。它发表后,遭到史学工作者的批评。吉·布瓦指出,布伦纳批评人口决定论者模糊了阶级关系的论点是正确的,但是他的研究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布伦纳教授的思考事实上被安排围绕一个单独的活动:理论上的归纳总是先于直接样本历史资料”。他的论点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阶级斗争的推动力”,这个现成的理论结论出发的。这样,他就“剥夺了一切真正实体的历史唯物主义即生产形式的基本概念”,“放弃了经济实体领域”的研究。到了90年代,R.w.霍伊尔指出,“16世纪的发展趋势完全不同于布伦纳的观察”。⑦简·惠特尔则认为布伦纳的论文反映了在对长时期发展的理论研究与经验的历史探讨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⑧

一、近代英国农业土地租佃制及其性质

封建主义瓦解以后,英国土地经济形态究竟是怎么样的?这是研究英国土地制度史和农业史时,人们必须回答的问题。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在强调英国是第一个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之时,却忽视了这个问题。近代英国土地经济的发展表现出明显的二律背反。对封建法的承继使它的土地持有保留了封建保有权的旧框架。但是,农业生产却有了大的发展。就英国农业发展的形式而论,认为在近代初期庄园制便瓦解了,以后迅速过渡到资本主义大农业。如前所说,这种看法并不符合英国农业史发展的事实。

土地租佃制,它包括租地农场制,是中世纪以后英国农业经济制度基本的内在结构。这种经济组织形式是从中世纪延续下来的。农场出租是1400年到1750年英格兰土地制度中到处可见的现象。它反映了所有权的胜利和重建基于有限期契约的一条保有权服从的链条。这种契约起源于中世纪庄园自营地的出租。它们在公簿持有保有权中也重建和复制了这种关于租地保有权的契约(在公簿持有农中间,有时是通过强制,有时是靠同意)。到1600年,英格兰有2/3的土地已属于自由持有地。他们中大部分属于靠地租过活的人。到1750年,绝大部分英格兰的土地出租给几乎没有固定资本投资的人耕种,以收取地租。地主与这些农场主之间是一种契约关系,地租被视为租用固定资本的回报。租用有固定的期限。通过协商更新契约,而时间长度可变。⑨在霍尔德内斯上述叙述中,使用了像“固定资本”和“契约关系”这样的现代经济关系的概念,但并不能证实在15至17世纪,甚至在更迟一个世纪,英国农业经济已经确定了现代经济关系。

在中世纪的英国和欧洲的中世纪,租佃制是和封建领主制紧密相连的。它的特征是,不仅有包含在地租关系中的经济从属关系,还有领主制本身对农奴和作为它以后的变种的部分不自由农民的束缚关系。中世纪的领主—农民关系持续了许多世纪。它的残余在许多地方甚至一直持续存在到近代后期。及至近代,领主和农民制度不仅持续存在着,而且在适当的条件下,它还能使自己得以休养生息。⑩在这种制度下,“土地、农民和领主这三者仍然被束缚在一起。甚至当农民已经与市场建立了某种关系时,农民们继续被束缚在土地上(如旧法律大全所说);而同样重要的是,农民也束缚了土地。直到现在,还没有土地所有权。领主对土地拥有权利,农民对土地也拥有权利,不过如此而已。他们深表关心的是这些权利究竟是什么?但这是用不着向局外人阐明的。权利是根据习惯确定的,每当权利受到挑战时,申诉都是向习俗提出的”。⑾领主制残余与商业化农业同时混杂并存。

我以为需要把租佃制作为一种独立的经济形态看待,对它做一些讨论。这里把它视为一种独立的经济形态或独立的经济形式,可能有不少人不赞成。在他们看来,中世纪租佃制与农奴制相联系,属于封建经济;而近代租佃制与资本主义农场相联系,则属资本主义经济。其实,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土地租佃关系,即使是最纯粹的租佃关系,也从来就不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关系。马克思早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地产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形态作了有洞察力的阐述,对19世纪英国地产制度的特征作了准确的勾画。

马克思在该书中论述了封建地产的性质。他指出,“封建的土地占有已经包含土地作为异己力量对人们的统治。”“私有财产的统治一般是从土地占有开始的,土地是占有私有财产的基础。”“但是,在封建的土地占有制下,领主至少在表面上看起来是领地的君主,同时,在封建领地上,领主和土地之间还存在着比单纯物质财富的关系更为密切的关系的假象。地块随着它的主人一起个性化,有它的爵位,即男爵或伯爵的封号;有它的特权、它的审判权、它的政治地位等等。”“地产的统治在这里并不直接表现为单纯的资本的统治。”“封建地产也给它的领主以称号。……这一切都使他的地产人格化,使地产名正言顺地变成他的家世,使地产人格化。同样,那些耕种他的土地的人并不处于短工的地位,而是一部分像农奴一样本身就是他的财产,另一部分对他保持着尊敬、忠顺和纳贡的关系。因此,领主对他们的态度是直接政治的,同时又有某种感情的一面。”⑿马克思指出,到资本主义关系完全成熟之时,“地产这个私有财产的根源必然完全卷入私有财产的运动而成为商品”,“所有者和他的财产之间的一切人格的关系必然终止”,“最后,在这种竞争中,地产必然以资本的形式既表现为对工人阶级的统治,也表现为对那些随着资本运动的规律而升降沉浮的所有者本身的统治。从而,中世纪的俗语‘没有不属领主的土地’被现代俗语‘金钱没有主人’所代替。后一俗语清楚地表明了死的物质对于人的完全统治”。⒀

那么,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英国的大地产中的社会关系究竟如何呢?马克思曾有敏锐的察觉。他写道:“更不用说现代英国的地产形式了,在那里,土地所有者的封建主义是同租地农场主的牟利和勤勉结合在一起的。”⒁马克思根据李嘉图的理论指出,“土地所有者同租地农场主即社会的相当大一部分人的利益是敌对的。”⒂马克思这种关于近代大地产仍带有残余的封建性的见解,对于我们认识两种土地经营形式的性质,有很大的意义。

诺斯和托马斯曾经断言,庄园制度的变革会导致“土地绝对所有权和自由劳动力市场”。他们认为,这些是“有利于经济增长和有效分配的终点”。⒃然而,诺斯和托马斯提出的模式过于理论化和理想化。阿普尔比在研究了英格兰西北部的土地制度后指出,“很清楚,在法律上,自由劳动力市场形成了,但是土地所有权在西北部并未绝对化。”⒄事实上,不仅在英国的一些地区可以找到不符合诺斯和托马斯所概括的~般道路的范例,从整体上说,英国近代农业组织的结构都与上述发展模式相去甚远。绝大多数英国地主没有或者说不愿意扮演资本主义雇主或企业家的角色,在16世纪30年代修道院解散以后,他们在控制农民的土地让与、限制农民团体的存在和乡村经济组织问题上走过了漫长的道路。⒅从16世纪开始,英国农业中出现了三层式的体系,它们由富裕的以地租为生的地主、大租地农场主和无地的劳动者构成。⒆英国形成了以土地租佃制为核心的分层土地占有制度。

到了19世纪后期,英国农业经济组织仍表现为二元结构,即所有者持有的地产和租地农场。如果说使用雇佣劳动的所有者农场属于资本主义农场,那末租佃制农场则是一种中世纪遗留下来的经济组织形式。由于租佃制农场长期存在,英国租佃农在近代时期也长期存在着。这些财力不大、经营规模一般较小的农业经营者在18到19世纪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没有取得土地所有权。

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不仅在英格兰,而且在苏格兰和威尔士,实行着农业土地租佃制,大部分农场都是租佃农场。1887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从事租地经营的农业业主为393,047户,所有者农业业主为64,588户,拥有部分土地所有权并租佃部分土地的农业业主为18,991户。1922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从事租地经营的农业业主为352,035户,所有者农业业主为62,680户。⒇

就英格兰和威尔士两种土地经营的面积来看,租地经营的土地面积比所有者经营的土地面积同样要多。l887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租地经营的土地面积为23,291,000英亩,所有者经营的土地面积为4,217,000英亩。1922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租地经营的土地面积为21,386,000英亩,所有者经营的土地面积为4,640,000英亩。[21]

1887年到1891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有82%的土地占有者是完全没有土地所有权的佃户,有14%的土地占有者拥有全部土地所有权,剩下的4%拥有部分土地所有权。同期,种植作物和牧草的土地中约85%是租佃经营地,有15%的土地是所有者经营的土地。

在苏格兰,就土地持有者的数量而论,1887年土地租佃者为74,870户,土地所有者为5,995户。部分租佃土地并拥有部分土地所有权的土地持有者为426户。1922年土地租佃者或主要是租佃土地的土地持有者为68,177户,拥有土地所有权或部分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土地持有者为7,824户。[22]

就苏格兰土地面积而论,1887年苏格兰租地经营的土地面积为4,247,000英亩,拥有所有权进行经营的土地面积为618,000英亩。1896年苏格兰租地经营的土地面积为4,292,000英亩,拥有所有权进行经营的土地面积为605,000英亩。[23]

也就是说,1887年时,苏格兰约有15%的土地是由土地所有者经营的,到1902年,所有者耕作的土地占12%。在1919年到1933年间,所有者经营的土地面积上升为1/3。1960年,在苏格兰,土地所有者占有的土地面积达到了51%。[24]

近代英国非庄园制条件下的租佃农场制已不带有旧的封建领主关系,但是它与纯粹的资本主义关系尚有不同。在租地农场主身上,反映了多重经济关系。首先,租地农场主没有土地所有权,他们通过支付租金,取得土地的有条件的使用权,而并非经济上拥有全部产权的资产者。他们通过支付租金取得土地的有期限的使用权,契约观念的确立则保证了他们的这种使用权的相对可靠性。另一方面,租地农场的规模各不相同。有的农场为上千英亩的大租地农场,也有面积在十几英亩到几十英亩的家庭小农场。在租佃制的一端,大租地农场主对土地进行资本投入,使用众多的雇佣劳动力,他们的农产品提供给市场,介入资本主义市场关系。它们的性质属于资本主义农场。

至于说处于租佃制另一端韵小租佃农场和小佃户,他们依靠租种地主的土地为生,属于家庭农场。他们要承担地租,生产的农产品相当一部分供自己家庭维生所用,也有一部分提供给市场。他们对土地的投入,以及他们购置的农具将他们束缚在土地上,甚至他们一些人会拥有一点土地。他们有自己的农具,并在土地上有投资,他们无法像雇佣工人那样随时可以离开租地。租地对他们有一种自然束缚性。可以认为,地租剥削是一种带束缚性的剥削。地主通过给佃户使用权,将其束缚在土地上。土地租佃制中的契约关系,并非两个法人之间地位平等的契约关系。佃户有某种经济上的不自由和潜在的对土地的依附性。

租佃制是人类历史上一种特定的农业生产关系,它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出现过。但在这两个社会中它又各有随附的要素和特定的配置,如大规模的租佃农场纳入了雇佣劳动关系等。但是,把租佃农场直接等同于纯粹性质的资本主义农场,在所有权理论上是无法自圆其说的。与其说租佃农场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相联系,还不如说它与一种特定的经济部类即农业部类相联系。

近代农业经济部类具有传统型经济的特征。在农业部类的生产中有着工业部类所没有的自然环境和自然经济制约性。这些自然制约性使农业部类的生产到了近代和现代仍保留着大量中世纪生产方式的痕迹。在农业生产中,由于其生产条件不同于工业,恐怕永远无法实行移植的工厂制度,也不可能完全实行集约化生产。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经济中的农业部类长时期中都将具有多元的不同规模和不同性质的经济成分。

至于说在英国租佃制内部,还存在着复杂的次级租佃关系。根据埃维里特对肯特郡地产资料的研究,在那里有188个教区的地产为少数人所有(平均每个教区为1811英亩),有54个教区的地产(平均每个教区为3514英亩)实行了再分割租佃持有,另有98个教区的地产(平均每个教区为4253英亩)实行了多次再分割租佃持有。[25]面积越大,多次再分割、分层租佃持有的特征愈明显。根据埃特维里的研究,在莱斯特郡,有8%的教区,土地集中在一个地主手中,有44%的教区土地为几个人掌握,有24%的教区地产实行了再分割租佃,另有24%的教区地产实行了多次再分割租佃。在北安普顿郡,有10%的教区的地产为一个地主所有,有57%的教区地产为几个人所有,有20%的教区地产实行了再分割租佃,有13%的教区地产实行了多重再分割租佃。[26]

至于在苏格兰,土地制度的发展要比英格兰落后。苏格兰的经济和社会都是二元的,部落制的高地地区与较发达的低地地区不同的农业制度并存。在那里,财产权的法律基础完全是封建的。这样,在法律上,与习惯权利相区别的所有土地占有者都是国王或其陪臣的佃户,他们成为在宗教改革时期取消宗教保有权后,成为“近代时期唯一的持有者”。在法律上取消封建主义采取的形式后,并没有取消封建保有权,而是将它们转变为同等的财产或商业保有权,即将租地持有制封建化,同时,取消了习惯保有权的全部立法力量。在那里并没有创立一般的资产阶级的财产权,以至于土地所有者的实际人数仍然非常少,全苏格兰不到8000人。他们由年土地价值在2000镑以上的地主(不到400户)、年土地收入在500至2000镑的地主(1000户稍多)、6000个小土地所有者和144个公司法人构成。[27]

通过以上的叙述,农奴制瓦解后英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形式已经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从庄园自营地中发展起了早期的租地农场,在16世纪前后土地变动中则形成了近代新兴地主地产。而16世纪以后的近代时期,带有领主制残余的庄园领主租佃制和自由契约租佃制一度共存,租佃制仍是大地产内部的基本纽带。在整个近代时期,英国中世纪的法律体系继续存在,绝对产权制度难以建立,中世纪农民等级身份制的残余继续存在,公簿持有农在英国近代持续存在。英国农业在农奴制瓦解后,在长时期里生产关系保持了一种可称为后封建主义和半资本主义混合的结构特征。[yao_page]

二、近代农业的结构和性质

使用雇佣劳动力的程度是衡量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1831年的人口统计表明,当年英格兰共有236,343户从事农业的土地所有者,他们中有36%没有雇佣任何劳动力。这其中有地理差别。在德比郡、拉特兰郡、威斯特摩兰郡和西约克郡,有50%以上的农场主没有雇佣任何劳动力。而在伯金汉郡,有80%以上的农场主使用了雇佣劳动力,数量不小的这批小农场的主人更关心家庭的需要、邻里的义务,以及农产品贸易的利润。[28]

统计数字表明,英国农业中资本主义雇佣剥削关系到19世纪中叶已有相当发展,但使用雇佣劳动力的农场不过占农场总数的一半稍多,其中还有相当一批是使用极少量雇佣劳动力的农场。这说明,纯粹家庭农场和把雇佣劳动力作为辅助劳动力的农场占农场的多数。即真正的资本主义农场只占农场的少数。这是我们在估计19世纪中叶英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程度时需要重视的事实。

我们发现,英国农业史事实上与国人传统的认识相悖。英国的农业经济在资本主义时代并没有实现资本主义的同质化。雇佣劳动关系也没有成为农业关系的全部形式。并且,这一现象具有普遍性。克劳迪亚·冯·威尔霍夫评述说,“所有关于进步和现代化的理论,无论是左派的、右派的、或是中派的,都赞成这样的看法,即——自由工资劳动者对于那些还不是工资劳动者的人或是绝大多数人来说,代表了‘将来的前景’。但是……无产阶级工资劳动者只是少数现象……并且限于地球上少数地区。”[29]和在美国,绝大多数社会经济组织仍然是十分传统的。大多数农场的社会组织仍然是十分传统的。绝大多数农场并非使用成百上千工资劳动者的“乡村工厂”,而不过是家庭农场,它们中有许多根本不雇佣工资劳动者。由于在那里工业并没有与家庭相分离,并且没有高度专门化的劳动分工。[30]

应当说,在英国这样的国家中,资本主义的发展比起其它国家要成熟得多。但是,它近代时期的国民经济仍是多元构成。工业部类是较先进和集中体现资本主义关系的部类,而农业部类则保留了许多旧的成份。大资本主义租佃农场经营、小型的家庭租佃农场经营、传统的大地主地产和有所有权的自耕农私有制等多种经济成分混合在一起,庄园领主制的残余与自由经营交织一起。

在英国,使用雇佣劳动力的大资本主义农场在农业中没有占据主导地位,这种现象应当说一方面与英国特定的政治史有关,另一方面与农业经济部类一般的特质有关。农业经济部类是一个传统经济部类,它有自己特定的形式,常常使用传统的生产方式。因为农业生产往往是一种极为复杂的人力劳动,它受自然和地理条件制约,在技艺和技术层面上显然与工业生产有很大差别,它的生产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不可能与大工厂完全一致,保留一定的小规模的家庭农场是很自然的。

随着工业化的完成和农产品产地向海外转移,农业部类在英国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日渐降低,成为国民经济中附属性的部类。在英国,在农业劳动人口所占的百分比,1840年为22.7%,1850年为21.9%,1860年为18.7%,1870年为14.8%,1880年为12.0%,1890年为10.2%,1900年为8.4%,1910年为8.0%,1920年为7.1%。[31]收入中农业所占的比例也可以衡量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的变化。

如果我们把雇佣关系视为资本主义的结构成分,那末,到19世纪末英国农业经济中有50%以上的非资本主义结构成分。在美国,农业中非资本主义成分所占比例比英国要低些。而在其它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中,农业中非资本主义所占的比例要比英、美高得多。这样,就提出了资本主义时代农业中非资本主义成份的问题。这是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尚未充分注意的问题。它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争论良久的“小农是否消灭”的问题。

人们对于农业资本主义的认识,看来受到马克斯·韦伯理论很大的影响。韦伯强调阶级与市场、分配和消费的关系。他根据人在市场中的地位来定义阶级。他注重考察个人在信贷、商业和劳动市场中的机会。韦伯派的理论使人们重视商业和交往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这是其积极方面。但是,由此把卷入世界市场的全部经济活动也不加分析地视为资本主义,却蕴含着理论混乱。这也影响到富于批判精神的依附论学派。阿明和沃勒斯坦认为,现代世界所有生产方式(工资劳动、非工资劳动等)由于参与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统治下的市场,因此都是资本主义的了。这种市场倾向的阶级分析实际上主要来源于韦伯的遗产,而不是来源于马克思主义。[32]种分析方法,在微观层面上,我们将无法对不同的农业经济组织形式的性质作分析,也无法揭示农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部类特征。

注释:

①J.Kuczynski,”A Rejoinder,”Labour Monthly,VoL 22.P.654

②D.Tort,”The English Revolution”,Labour Monthly, February,1941,P.90

③M.H.Dobb,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London<, /SPAN>,Routledge and Regan Paul,1963,P.19.

④④Historians’Group,“State and Revolution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Communist Review,July l948,P.208

⑤Eric Hobsbawm,”Scotish Reformers and Capitalist Agriculture.”in Eric Hobsbawm.ed.Peasant in History,Essays in Honour of Daniel Thorner,Oxford U.P.1980,P.29.Keith Tribe, Genealogies of Capitalism,Macmillan,1981,Chapter 1,”The Problems of Transition and the Question of Origin”.PP.1—34

⑥Guy Bois,“Against the Neo-Malthusian Orthodoxy”in the Brenner Debate.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in.A.H.Aston and C.H.E. Philpin,eds.The Brenner Debate,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Cambridge U. P.1987,P.49

⑦R.W.Hoyle,”Tenure and the Land Market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or a Later Contribution to the Brenner Debate,”Economie History Review,2nd ser.SLⅢ,No.1(1990),P.8

⑧Jane Whitde,The Development of Agrarian Capitalism.Land and Labour in Norfolk 1440—1580,Oxford,Clarendon Press,2000'pp.6-7

⑨B.A.Holdemess,Pre-industrial Enfland Economy and Society,1550—1700,London,1976,PP.16—11

⑩约翰·希克斯:《经济史理论》,厉以平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92—94页

 ⑾约翰·希克斯:《经济史理论》,第97页

⑿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1页

⒀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42页

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43页。

⒂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38页。

⒃Douglase C.North and Robert Thomas,”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Manorial System:A Theoretical Model”,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Dec.1971.PP.777—803.

⒄A.B.Appleby,”Agrarian CapitMism oY Seignerial Reacfion?The Northwest England 1500-1700,”A meriean History Review,Vol.20,no.3.(1975),P.593.

⒅Richard Lachmann,From Manor to Market,Structural Change in England 1536—1540,Wisconsin U.P.1987,PP.139—140.

⒆L.A.and J.C.F.Stone,An Open Elite?England 1540—1880,Oxford U.P.1986,p.282.

⒇Ministry of Agriculture,Fisheries and Food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nd Fisheries for Scotland,A Century of Agricultural Statisties,Great Britain 1866-1966.London,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1968,P.24.Table 10,Number of Holdings by Tenure-England and Wales.

[21]A Century of Agricuhural Statistics,Great Britain,1866—1966,p.25.Table 11.Acreage of Holdings by Tenure-England and Wales.

[22]A Century ofAgricultural Statistics,Great Bdtain,1866—1966,London,1968,P.29.Table 12,Number of Holdings by Tenure—Scotland.

[23]A.Century of Agricultural Statistics,Great Britain,1866—1966,Londom 1968,p.30.Table 13,Acreage of Holdings by Tenure—Scotland.

[24]A Cenitury of Agricultural Statistics,Great Britain,1866—1966,London,1968,P.28.

[25]D.R.Mills,Lords and Peasal7.in Nineteenth Century Britain,London,1980,P.89.

[26]D.R.Mills,Lords andPeasants,P.87.Table4,11.

[27]Sir John Sinclair,ed.General Repoa on the Agricultural State and Public Circumstances of Scotland。From.E.J.Hobs- bawm,ed.Peasants in History.Oxford U.P.1980,P.7.

[28]Mark Overton,Agricultural Revolution in England,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grarian Economy 1500-180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178.

[29]Susan Amber Mann,Agrarian Capital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Chapel Hill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p.1.

[30]Susan Archer Mann,Agrarian Capital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P.2.

[31]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1页。

[32]Susan Archer Mann,Agrarian Capital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P.17

原载《史学理论研究》(京),2007.1.50~57

关于英国农业经济历史发展道路的新探讨

——读《英国土地制度史》

于 民

英国农业经济历史发展道路问题,多年来一直是国内外学界热烈讨论的话题,各种观点异彩纷呈,其中不少研究钩深致远,穷态极研,使得学界颇有生气。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学界特别是国内学界的一些学者,在研究这一问题时,有一种偏重生产力或纯经济的研究倾向,过分强凋劳动生产率和技术性因素对英国农业发展的“核心”作用,很少注意对以土地制度为中心的乡村社会关系的研究。这样一来,不仅有关英国农业史的研究缺失了一些角度和内容,而且还会把英国农业视为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典型范例。在这种情况下,沈汉教授历七年艰辛推出的《英国土地制度史》①一书便彰显了它的价值。

《英国土地制度史》一书参阅了270余种中英文书籍,汲取了学界的优秀研究成果,在对史料进行细致梳理的基础上,一改单纯从经济即生产力研究英国农业史的方法,②着重从生产关系和土地法的角度人手,围绕土地制度这一核心内容,在对若干旧说进行修正的同时,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对英国农业经济历史发展道路作了新的探讨。新探讨主要表现在对这一时期的土地所有权与保有权、农业的商业化、庄园制的瓦解与残存、圈地运动及其对英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和租地农场的性质等问题的研究上。

在土地所有权与保有权问题上,新经济史学派一直强调制度因素和绝对产权制度在经济史上的作用,并把英国的经济发展作为论证这一论点的最有力佐证。如道格拉斯·C·诺斯认为:“英国经济能成功地摆脱17世纪的危机,可以直接地归因于逐渐形成的私有产权制度。”③受他们影响(抑或与新经济史学派的看法比较一致),国内有一些学者认为:17世纪时,作为绝对私人所有权集中体现的土地私有权在英国已经出现,因为革命后的若干立法最终彻底废除了骑士领有制,为土地的绝对私有扫除了最后一道屏障,土地的王位所有权或王权所有让位于私人所有。随着圈地运动的进行,公地制度最后被消灭,公地制度中未开发的废置或缺位的所有权,以及村民份地的使用权变为了私人所有权。

《英国土地制度史》强调对土地所有权的研究,研究中也注意到了农业经济组织的个案和地区差别。如作者所言,“鉴于目睹了历史证据与理论假说之间的距离或矛盾”,于是,“不把流行的既定结论作为研究的出发点,避免先人为主用史料来证明已有结论,而是回过头去,从农业史的资料和著作的阅读开始,重新思考问题,相信自己的阅读印象,敢于得出自己的结论。”“抛弃一切先验的模式和理论,根据具体的个案材料,说明英国农业经济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它的经济组织和结构模式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前言。第3页)。无疑,这种依据英国地方农业经济的个案材料和统计资料为基点的、宽宏视野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更能反映英国农业史的真实情况。

更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对土地所有权的研究是从“法”的差别的角度切入的。作者指出,学界存在着一种在研究英国农业的土地所有权问题时,无视封建法与罗马法的差别,把罗马法中关于绝对私有财产的概念照搬到英国的做法,从而得出了到近代初英国已经形成了绝对的私有财产权的结论,而这种结论是不符合英国历史事实的。英国中世纪的法律中,缺少关于土地所有权的规定,而是更多地关注内容繁杂的土地保有权。在英格兰,“土地所有权”在严格意义上是不正确的。在法律上,所有的土地都直接或间接地属于国王。一个人不能拥有土地本身,而只能拥有土地的财产权。作者进一步指出,“对农业社会的研究应当包括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两个方面。即不仅要研究土地占有和经营的规模,而且也要研究土地保有权关系,研究中世纪以来存在于租佃制之中的各种身份的农民类型有何种变化以及它们有没有消失,英国农民到了18世纪末和19世纪是否已经真正成为拥有所有权的自由农民类型等”(第198页)。在英国,17世纪革命并没有颁布过任何宣布彻底废除封建等级制度的文件,直到18世纪末,在土地制度方面,中世纪后期以来对农民的各种身份规定仍然存在,地主对租佃农进行各种限制,公簿持有农长期未获得公民权和土地权,遭到盘剥,英国农业中并没有确立一种农民得以自由经营的土地制度,农业在土地关系上仍有浓厚的封建残余。作者的上述分析,不仅从一个新的角度对英国土地的所有权和保有权进行了探究,而且事实上还驳斥了道格拉斯·诺斯和罗伯斯·托马斯等学者提出的,并在世界范围内广有影响的,近代初期英国已经确立了绝对产权制度的论点,拓宽并深化了关于英国农业经济历史发展道路研究的视野。

关于农业的商业化,《英国土地制度史》一书不囿于成说,从农业地理学这一新的角度出发,在对英格兰各地的农业发展状况作了详细的考察后指出:“到17世纪时,英格兰各地农业发展水平特别是商业化农业的发展程度相差甚大,农业生产效率恐怕也相差甚大。伦敦附近各郡和东盎格利亚等郡,受城市和海外市场需求的刺激,农业和牧业日渐商业化。而英格兰北部和西部若干地区远离中心城市、工业中心和商贸通道,农业的商业化程度不高,而且农业耕作粗放,荒地和公地大量存在。因此,……‘根据当时的经济标准,在16世纪中期英格兰尚属一个不发达国家’”(第159—160页)。作者这种基于对英格兰农业发展状况进行整体分析,而不是仅仅以某一个或几个特定地区为例进行局部分析的研究方法,无疑是极有见地的,所得出的商业化农业在英格兰的发展不但不那么整齐划一,而且商业化农业高度发展的地域也较为有限的结论,当然也是令人信服的。

对于英国农业经济发展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庄园制的瓦解与残余存在的问题。作者再次对道格拉斯·诺斯和罗伯斯·托马斯等学者的旧说提出修正。诺斯和托马斯曾经断言,庄园制度的变化导致了“土地的绝对所有权和自由劳动力市场。”而这正是“有利于经济成长的有效地分配资源的终点。”④作者在按照时间顺序对英格兰各地区的许多庄园个案进行了详尽的观察分析之后,认为:“诺斯和托马斯提出的模式过于理论化和理想化。阿普比尔在研究了英格兰西北部的土地制度后指出‘很清楚,在法律上,自由劳动力市场形成了,但是土地所有权在西北部并未绝对化’”(第367—368页)。作者接着指出:事实上,不仅在英国的一些地区可以找到不符合诺斯和托马斯所概括的一般道路的范例,从整体上说,英国近代农业组织的结构都与上述发展模式相去甚远。随着庄园的衰落和消失,以及大地产的迅速发展,英国的确出现了一批资本主义农场。但是,作为庄园制残余的自营地农场,从16世纪一直存在到20世纪。在自营地农场里,地主和承租人之间的联系纽带仍然属于领主关系,庄园的习惯也继续保持着。同时,绝大多数地主并没有或不愿意扮演资本主义雇主和企业家的角色,他们偏好收取地租;一些保留了某些土地并有能力出价支付地租的农民,也愿意通过支付地租去承租土地。因此,整个近代时期,甚至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尽管租地农和公簿持有农的人数在不断减少,但它们始终持续存在着,并且最终也未能取得所租种土地的土地所有权。也正因如此,可以认为“英国农业在农奴制瓦解后,在长时间里生产关系保持了一种可称为后封建主义和半资本主义混合的结构特征”(第375页)。笔者个人认为,作者的这一见解的确极有见地。

圈地运动及其对英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是《英国土地制度史》涉及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作者在“早期圈地运动”一章开篇便指出:“人们对某个历史事件和历史时期的估计和印象,常常会受到某种有影响作品的重大影响,那些对于历史事件富于感情色彩的文字会使后人在历史评价时发生偏差。人们对16世纪圈地运动的印象一度也处于这种境地”(第117页)。学界对英国圈地运动的研究或多或少受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的影响,因而对16世纪的圈地运动在英国造成的农村经济和社会变革的程度,以及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有估计过高的倾向。事实上,16世纪时,在全英格兰,只有3%的土地被圈占,而17世纪时却有24%的土地被圈占,规模远远超过了16世纪。因此,“16世纪的圈地是整个圈地运动重要的起始阶段,但尚不是决定性的阶段”(第118页)。在英国的乡村经济关系上所体现出的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时期的过渡还十分复杂。“直到17世纪和18世纪,土地共有权的残余在英国仍然存在,它反映出传统的所有制结构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持续作用”(第235页)。

租佃制和租地农场,是农业经济学的重要理论研究范畴。学界在提及租地农场时,一般简单地称之为“资本主义租地农场”。《英国土地制度史》认为这种提法值得商榷。作者指出:近代英国非庄园制条件下的租地农场制已不带有旧的封建领主关系,但同时它又与纯粹的资本主义关系有所不同。在租地农场主身上,反映了多重经济关系。首先,租地农场主没有土地所有权,不是拥有全部产权的资产者,他们主要是通过支付租金取得土地有条件的使用权。其次,租地农场的规模各不相同,性质也不尽相同。有的农场为上千英亩的大租地农场,而有的农场为面积在十几英亩到几十英亩的家庭小农场。大租地农场主对土地进行资本投入,使用众多的雇佣劳动力,他们的农产品提供给市场,介入资本主义市场关系,在性质上属于资本主义农场。家庭农场要承担地租,他们生产的农产品,虽也有一部分提供给市场,但相当一部分还是供自己家庭维生所用,因而很难说这些租地农场是资本主义性质的。

接着,作者进一步指出:“与其说租地农场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相联系,还不如说它与一种特定的经济部类即农业部类相联系”(第372页)。租佃制是从中世纪沿袭下来的一种传统制度,是人类历史上一种特定的农业生产关系,它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出现过,虽然,在这两个社会中它又各有随附的要素和特定的配置,如大规模的租佃农场纳入了雇佣劳动关系等等。近代英国的农业经济部类由于受到自然环境和自然经济的制约,仍具有传统经济的特征,仍保留了大量中世纪生产方式的痕迹。在租佃制的内部,还存在着复杂的次级租佃关系,这些租佃关系的核心也仍然是地主一佃户关系这一传统的社会经济关系。在“农业经济部类中有50%以上的非资本主义结构成分”(第377页)。因而,不能简单地把租佃农场直接等同于纯粹性质的资本主义农场。

作者上述分析,实际上还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但迄今为止尚未被国内史学界所注意的经济史理论问题,即资本主义时代农业经济部类与工业经济部类发展的内在规律是不同的,“在农业生产中,由于其生产条件不同于工业,恐怕永远无法实行移植的工厂制度,也不可能完全实行集约化生产。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经济中的农业部类在长时间中都将具有多元的不同规模和不同性质的经济成分”(第372页)。这就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深入开拓了国内学界关于英国农业经济历史发展道路研究的视野。

上述之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土地制度史》一书实际上是用史实说话,在使用大量具体个案资料的同时,还重点参考了考茨基的《土地问题》、列宁的《土地问题笔记》和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为学界所忽视,但又极富理论指导意义的经典性著作。如此,作者的论点既言之有“据”,又言“富”有“理”,对于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农业经济史的理论,有自己的见解,不失启发意义。

以上介绍,只是对《英国土地制度史》的一个粗览。著作所包含的内容远比笔者所述及的要丰富精彩得多,各章中许多具体论述的精妙之处,尚需读者自己去细心体味。当然,对这样一部具有学术创新性的、不媚俗从众的学术专著,不同读者肯定会有不同看法,甚至有些读者的观点可能还会与作者截然不同,但这些都不能否认《英国土地制度史》是一部富于研究深度,并具有重要理论创新意义的农业史论著。

注释:

①沈汉:《英国土地制度史》,学林出版社,2005年。全书正文16章,加“前言”共17个部分,计30万字。本文中引文只注页码而不注出处者,皆出自该书。

②20世纪90年代以前,西方史学界对英国农业史的研究也主要侧重于生产力的研究。如E.克里季认为,敝田或围田对发生于16—17世纪的英国农业革命来说,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共有权和私权都不是农业进步的标准。农业革命的标准最主要的是一系列技术性因素。参见:Kerridge,E.,The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London,1967.PP.15—40.此外,J.D.钱伯斯和G.E.明格也侧重于劳动率的研究。参见:Cham- hers,J.D.,Mingary,G.E.,The Agricuhural Revolution,1750—1800,London,1966.20世纪90年代之后,农业史研究中,有关土地产权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如Overton,M.,Agricultural Revolution in 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③[美]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罗华平等译,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1年,第174页。

④Noah,D.C.,Thomas,R.F.,”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Manorial System:A Theoretical Model,”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31(1971),PP.777—803

原载《中国农史》(南京),2006.3.141~144

董恺忱:英、法、德三国过渡转型中的农民与土地问题, 即从封建制向资本主义过渡问题.国际史学界“关于资本主义过渡的大论战”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而至今尚未结束”.

侯建新《富裕佃农:英国现代化的最早领头羊》农业是英国资本主义发生的策源地,而不是商业或者手工业,后者要以农业的发展为前提和基础。英国原始积累成功的秘密,在于农民个体的普遍积累,在于大规模的圈地运动以前,英国农民已经经历了长时期、普遍的积累,并在此过程中产生了一批殷实的、又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富裕佃农。他们一心扩大耕地和牧场,或买卖或转租或垦殖,很早就一直以零敲碎打的方式进行“圈地”;更重要的是,富裕佃农最早创立了工资雇佣生产方式。它有着一套全新的游戏规则,不承认等级,漠视身份,最大限度地追求市场利润,完全不同于庄园经济。富裕农民经济在市场上击败了领地经济,迫使领主不断肢解领地地产,进一步扩大富裕农民经济的规模,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阶级逐渐形成。显然,农业资本主义是富裕佃农推动的,领主不过是被佃户逼上商品经济的“贼船”。是约曼——富裕农,还有他们的延伸体乡绅,而不是领主或新贵族,成为英国现代农业的发起人。

王义松. 转型时期英国乡村现代化问题研究[D]天津师范大学, 2007

英国农业革命及其启示略论(王义松):著名农业经济史家克里奇认为,英国农业革命始于1560年,结束于1767年,而其中的大部分成就是在1673年以前取得的[1]。马克·奥福顿把农业革命限定在1550~1850年,而《新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把农业变革的时间限定在1600~1800年。农业革命大致发生在16世纪中期,结束于19世纪中期。农业革命就是英国在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文明过渡的过程中,在农业生产技术领域和农业制度领域进行的变革。无论是议会圈地,还是租地农场的兴起,都是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进一步明晰的过程,并最终使英国确立了土地私有的产权。英国是世界历史上率先实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型的国家。在这一转型过程中,英国历史上的这场农业革命起了重要作用。可以说,英国率先迈入经济持续增长的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起点正是这场农业革命。

徐华娟. 英国富裕农民群体研究(1450-1650)[D]东北师范大学, 2007.

徐华娟. 约曼与英国资本主义启动[J]史学集刊, 2007,(03).

文礼朋. 英国对近代农业革命和农业资本主义的研究[J]. 世界历史, 2007,(02)

钱乘旦\阎照祥\蒋孟引

13—15世纪的两百多年中,英格兰始终深陷在各式各样的领地战争中——若不是国王与贵族争夺权益,就是共同到国外去争夺领地。

试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土地立法的作用及其影响(王铁之)

( 1 )社会形态过渡问题研究

西欧从中世纪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历来是史学家们争论的热点问题之一。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导致西欧封建社会的瓦解、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发展乃至最终取代封建社会的理论模式仍然为大多数人赞成并使用。但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运用全新的理论方法,从全新的研究视角出发对社会形态过渡问题做出了全新的解释与探讨。对于社会形态过渡问题的此种深度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社会前进的规律性问题,反思一些重要的理论难点。如何评价过渡时期的社会结构或社会制度的性质?有没有具有完整结构意义上的“近代早期欧洲文明”?旧的封建社会结构是如何衰败的?欧洲的封建体制是否存在着内在的悖论?新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是如何产生的?对新贵族、新君主制、新教僧侣、新自由农民应作何界定?社会结构的演进是连续的、渐变的,还是不连续的、对立的和剧变的?如何区分“革命化”、“反封建斗争”与“近代化”的区别及其有机联系?

针对上述问题,许多学者做出了自己的回答。毕道村认为工商业发展是英国向资本主义过渡的主要动因。他强调了 13 、 14 世纪英国许多农民处境悲惨,认为是工商业的发展解决了农业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最初的新兴毛纺业工业区不是在农业发达地区,而是产生于大量存在着无地、少地农民的贫困地区,从而可以看到工业发展对农业过剩人口的吸收。王勇在《也谈十五世纪西欧农民个人力量的发展及其影响——与毕道村先生商榷》(《史学月刊》 1995 年第 5 期)一文中,反驳了毕道村“农民个人力量发展和普遍的富裕使得农民的自给性加强,城乡商品经济反而全面衰退”的论点。王勇通过对农民出售产品和劳动力、约曼的产生和发展等情形的分析,认为农民的富裕只能导致农产品出售增多,因此是削弱而非加强了农民的经济的自给性。他强调 15 世纪西欧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农民个人力量的发展推动了欧洲工商业发展和向资本主义的过渡。

在资本主义产生的理论问题上,谢天冰撰写《亚封建主义及其新近的讨论》(《世界历史》 1995 年第 6 期)颇具意义。作者对“亚封建主义”( Bastard Feudalism )的概念进行了历史探源。这个词指一种“次等的”、“假冒的”、“不合标准的 ” 封建主义,被作者译成“亚封建主义”。其指的是 14 、 15 世纪欧洲的一种历史现象:保护制、扈从制和亲缘关系发展,主人和家属的关系取代了以往的领主附庸关系。与此伴随的是以占有分封土地为条件、臣服和军役为内容的领主制向以支持现金为内容的扈从制的转交。 K 、 B 、麦克法兰于 1945 年采用“亚封建主义”这个词来界定上述现象。这一问题的提出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兴趣与重视。

赵文洪发表《对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的历史考察》(《社会科学战线》 1998 年第 4 期)从另一个角度对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认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和西方市场经济的根本原则,却具有历史的背景。这一原则是价值观、理论体系、宪政原则的有机统一。要了解西方的意识形态,要了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也就必须以对这一原则的了解为前提。这种把对西方经济、历史和人的思维方式、价值体系、传统结合起来的论证方式,在我国史学界还不多见。值得引起注意和继续发扬。

( 2 )英国的工业化及工业革命研究

工业化是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也是衡量现代化水平的最重要指标之一。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英国的工业革命及早期工业化历程历来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和热点。探素英国工业化之路的成功经验及其历史教训,对于正完成工业化历程的中国来说,意义无疑是无比巨大的。

叶明勇在《英国城市在乡村工业化中的作用》(《武汉大学学报》 1998 年第 5 期)一文中,着重研究了英国工业化前的乡村工业化问题。文章认为在英国近代早期,乡村工业蓬勃发展的背后却有对城市较大的依附性,城市工业向乡村转移是它摆脱封建束缚的表现。乡村工业发展的同时,城市内部经济结构也在发生质的转变,乡村工业化的结果使许多村镇也日益城市化。对英国工业化,顾銮斋探讨了自然资源、历史机遇在英国工业化过程中的地位以及英国政府如何利用这一些条件制定政策,使工业化得以顺利起动。指出英国政府通过政策的导向作用很好的解决了技术、销售、资金和劳动力问题。正是由于这些问题的解决,由于自然资源、政策以及此二者与历史机遇的综合作用,才有了英国 18 世纪的工业革命以及经济腾飞(《资源、机遇、政策与英国工业化的启动》,《世界历史》 1998 年第 4 期)。邵会莲发表了《英国工业革命中运河运输业发展的经验教训》(《世界历史》 1998 年第 2 期)从社会集资、价值取向、国家支配等方面研究了运河业的发展以及因运输资源不合理配置所造成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

关于技术因素在工业革命中的巨大作用问题,杨豫撰文《技术发明的转型是英国工业革命的触发机制》(《世界历史》 1996 年第 4 期)予以论述。该文从发明性质的转变,即发明活动的转型及其与市场需求增长关系的视角对此进行了研究。认为企业家通过传统的发明模式,创造了市场需求的增长,同时也保证自己对市场份额的占有。当大众市场形成并对纺织品有了大量需求时,这种需求增长就对纺织业的生产能力造成了严重挑战,由此,节约成本的机械发明开始越来越多地取代传统模式的发明活动。 1780 年左右,随着新的技术变革模式的出现,英国进入了“发明的明代”,即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不仅仅是一次经济上的变革,也是一次重要的思想转型和价值重建。邹穗即从这一视角研究了英国的福音运动,考察了这一运动的来龙去脉及其与英国工业革命的关系(《英国工业革命中的福音运动》《世界历史》 1998 年第 3 期)。在工业革命中,工业化进程毁坏了旧的社会秩序,却没有及时建立起新的社会价值体系和伦理规范,社会各阶层普遍处在精神空虚状态。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兴起了福音运动,通过重建新教伦理,为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确立了基本的道德规范,对社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 3 )英国农业史研究

如果说工业化和工业革命史研究是我国世界史学科的传统课题,那么近年来英国农业史的研究力度和热度不断升温,英国的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成了许多学者关注的对象。前现代社会是一种典型的农业经济社会,作为经济最主要部分的农业为整个封建社会提供了最大份额的物质财富。而封, 建社会末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最早使农村及农业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可以说,如果没有农业及农村世界的资本主义化,就没有城市及未来的工业世界的出现与繁荣。农业在现代社会中地位不断下降,甚至具有一种现代化及工业化牺牲品的味道,但这无论如何也不能抹煞农业在近代早期及整个工业化发展时期所作出的巨大贡。英国农业经济政策的得失成败无疑是现时中国解决“三农问题”的最好借鉴。

关于早期的英国农业史的研究,黄春高发表《 14-16 世纪英国租地农场的历史考察》(《历史研究》 1998 年第 3 期)一文,从英国的资本家租地农场兴起的角度,概述了 14-16 世纪英国租地农场主阶级发展的曲折复杂性。文章指出,尽管租地农场在英国确实有迅速的发展,但农民的家庭农场在 14-16 世纪仍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和相当程度的繁荣。他认为,租地农场一词并不能概括英国资本主义萌芽和发展的全貌,那些承租或转让其他农民的土地而非庄园自营地的富裕农民,也可以进行为市场而生产的雇佣劳动经营。侯建新发表《英国 “边疆运动”及其对旧庄国制度的冲击》(《天津师范大学学报》 1998 年第 4 期),从这个很新的角度出发,论述了“森林,荒原和沼泽地垦殖”、“小人物的事业”,“自由新垦区”等对旧庄园制度的冲击,认为这些边疆土地的开垦对英国农业封建制度的瓦解起着重要作用。

在工业革命进展的同时甚至更早时期,一场农业革命正悄然兴起。杨杰的文章《英国农业革命与农业生产技术的变革》(《世界历史》 1996 年第 5 期)采用“从下往上看”的研究方法,考察了英国的农业革命及其农业生产技术的变革,认为英国出现的农业革命使英国农业在生产技术、耕作方法和组织形式上发生巨大的变化,并使农业生产率较快地提高到一个能够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水平。小土地所有者,地产管理人和农场主是推动英国农业生产技术变革的进步的主体力量。毕道村在《英国农业近代化的主要动因》(《历史研究》 1994 年第 5 期)中认为,英国农业近代化的主要动力来自农业外部,即来自前工业化,理由是前工业化吸收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增加了农民收入,扩大了农产品市场,并为企业发展提供了资金。该文所提出的农业近代化与前工业化发展的关系问题很可能是一个互为因果的问题。关勋夏从英法农业发展的比较中得出结论,认为英国农业发展长期以来比法国充分,原因是英国跨越了小农土地占有形式,一步就进入了资本主义农场制。(《近代法国农业落后于英国的原因》,《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1994 年第 1 期)。

关于英国农业的具体形态问题,保正林、郭保庆的《近代英国“大农业”体制新论》(《历史研究》 1995 年第 3 期)提出一个很新奇的看法、它认为在英国推动农业发展的不是大农业而是小农业,在“小农业”占优势的时候(工业革命发生前)农业得到很大的发展;到 1760 年以后,当“大农业”真的占据主导地位以后,它却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不过这里引出的一个问题有待进一步思考,即什么叫“小农业占优势”?作者的意见注意到小农业的户数,认为小农户数多就是小农业占优势,而没有对土地分布情况进行考察,也就是对“大农户”控制多少土地,小农户控制多少土地进行进一步全面的探讨。

( 4 )英国商业及城市史研究

现代社会是典型的城市社会。从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中叶 , 英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一个以乡村为主的传统社会转变为以城市为主的近代社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城市化的国家 , 田园牧歌式的“快乐的英格兰”一去不复返了。工业英国是烟囱林立、厂房群集、机器欢快作响的国度,是人口麓集于城市的国度,城市变成了英国经济生活的中心,城市逐步控制和支配着乡村。由此,历史学家对于英国商业及城市史的研究也日益兴盛。

关于中世纪城市起源问题,刘罗华在《关于西欧中世纪城市起源的各种学说及其评价》(《长沙水电师院学报》 1994 年第 2 期)分析了英国城市经济及其文化的各个层面,包括经济运动趋向、经济结构和职能、城乡经济呼应、城市与同类市场体系等,分析了毛纺业对城市转型的含义。从而指出封建城市有一个向近代城市转变的问题,对理解城市在英国近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很有启发。

关于中世纪城市内部商业状况的探讨,赵文洪在《论英国行会的衰落》(《世界历史》 1997 年第 5 期)一文中认为,传统研究的不足之处是缺乏对行会体制内外的各种文化的系统综合分析。该文提出,行会成员突破区域和行业壁垒等违规行为使行会的监督机制逐渐失效,行会在内外压力下,被迫调整行规和合并,同时城市和中央政府也调整行会方针,打破行会的区域壁垒,开放市场;经济规则的运行从外部发展了现代行会的力量,如家内制、手工工场等,这些因素综合作用使英国行会于 17 世纪走向衰落。至于城市与私有权利关系的论述,亦可参看赵文洪《中世纪西欧城市与私人财产权利的发展》(《史学月刊》 1998 年第 2 期)一文。他认为,西欧城市人和私人财产权在城市发展的早期受封建领主的各种侵犯和制约,以后却逐步发展壮大,表现为两个互相联系的内容:一是财产的不可侵犯性的发展,即城市摆脱了外在的对财产的封建性侵扰,并建立了抵制这种侵扰的机制,二是不自由人对自身劳动的所有权的获得以及城市土地的权利向市民私人所有制的趋近。这一切,都以城市在政治上不同程度的独立为前提。

关于中世纪城市出现“行会革命”的论点,金志霖在《试论英国手工业行会与市政当局的关系——兼论英国不存在行会革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1994 年第 3 期)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英国虽然有手工业者和城市平民对城市贵族的斗争,但冲突的特点表现在对城市工商业活动的控制与反控制方面,很难与行会革命论相衔接。

旧的商业规则逐渐消失,崭新的城市开始大量出现,城市化日益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尺。英国作为最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其城市化的特点日益显著,廖跃文就探讨了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城市化的发展特点,认为英国在维多利亚时期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城市化国家,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城市的性质发生了转移,结构功能上发生了变迁,并形成和确立了区域城市化及城市群发展态势。(《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城市化的发展特点》,《世界历史》 1997 年第 5 期)。

( 5 )英国社会政策史研究

英国的现代化、工业化带来了一个始料不及的悖论:一方面是财富急剧增长,另一方面则是贫穷也迅速积累。如何解决现代化所带来的这一悖论?英国社会政策史研究可能会给你答案。

英国的社会政策可以一直追溯到都铎王朝时期。较早探讨此时期社会政策的文章是李建彬的《英国都铎时期的社会贫困于此山、救济政策》(《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1998 年第 6 期),认为都铎时期英国社会贫富分化严重,引发社会冲突,对社会秩序的稳定产生了严重威胁。都铎政府不得不推行一些慈善救济制度,以自上而下地承担起救济贫民的封建家长责任。这些慈善救济制度虽然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意志,但维持了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为都铎王朝时期的繁荣与强大奠定了社会政策的基础。对西欧诸国尤其是英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成为近年来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李建彬撰文探讨了西欧从 18 世纪到 20 世纪社会保障制度的演进(《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演进》《世界史研究年刊》 1997 年第 3 期)。丁建定分析了近代晚期西欧诸国(尤以英国为主)社会保障制度的内容、特点及建立的原因,指出它与西欧政治民主化以期,使西欧较为平稳的实现了由自由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国度(《试论近代晚期西欧的社会保障制度》《史学月刊》 1997 年第 4 期)。陈晓律在《简析英国的老年问题》(《史学月刊》 1997 年第 1 期)中具体细致地分析了英国工业革命后的老年问题、养老金立法及老年人的福利和面临的困境,提出了解决老年问题的一种新的思路。

在全面系统地介绍英国福利制度的起源、发展,不能不提到陈晓律的《英国福利制度的由来与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年)一书。书中对英国福利国家制度的由来作了精辟的论述,认为:生产的社会化需要个人保障体系的社会化,大工业导致社会化的生产,而原来由家庭、子女乃至封建领主承担的对个人生老病死的保障义务,就必须转由社会来承担,福利国家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必然产物。此外,书中还对福利国家产生的条件、形成指思想理论背景、建立过程及前景皆作了细致生动极富启发意义的论述。

( 6 )近现代英国经济史研究

英国在 19 世纪经过工业革命的洗礼,长期保持世界经济霸主的地位。但是 19 世纪末以来,英国经济开始走下坡路。关于此时期的英国经济通史的研究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在现代经济史问题上,陈祖洲发表了《试论 1900-1914 年的英国经济》(《史学月刊》 1998 年第 1 期)一文,指出这一时期英国的工业、农业和对外贸易仍以一定的增长速度向前发展,但 19 世纪英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些制约因素在这一时期也变得更加明显,英国的经济霸权地位开始削弱。此时,英国经济有两个最明显的特点:一是以棉纺、煤炭、钢铁和造船为主的产业结构构成了英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二是对外依赖程度高。在经济史的具体问题上,高德步的《 18 世纪英国泡沫经济的产生与破灭及其历史教训》(《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1994 年第 2 期)追述了 18 世纪英国“南海泡沫事件”的始末,提出其产生的原因在于市场发育的不成熟。而杨豫、王皖强撰文探讨了撒切尔政府通过私有化和自由市场两种途径对国有工业进行改造,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率。(《论英国国有工业的改造》《史学月刊》,1997 年第 3 期)[yao_page]

Ⅱ 、 政治法律外交史专题

( 1 )英国政治制度史研究

英国政治制度史是学者们关注的主要课题之一。英国的现代政治制度是如何形成、发展的、有什么特点?其中是否有某些因素可以作为中国建立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参考?这是许多人经常思考的问题。

关于英国政治制度的形成与特点,程汉大在《英国政治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版)一书中认为,英国政治制度发展的过程体现出四大特点,即连续性、渐进性、经验性和灵活性;他还对英国封建君主制的演变阶段提出了独到看法,引进了“等级——代议君主制”这个概念。钱乘旦在《 20 世纪英国政治制度的继承与变异》(《历史研究》, 1995 年第 2 期)对英国渐进变革方式在 20 世纪的表现作了探讨,并对 20 世纪英国政治制度的特色加以总结。

学者们集中对英国政治制度史的具体问题进行了大量富有意义的分析,并出版了一大批专著及论文。

首先,英国议会制度是政治制度史研究的重点之一。 A 、沈汉 . 刘新成的《英国议会政治史》(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可以说是国内第一部较为详细的英国议会制度通史,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的空白。全书从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国议会制度的萌芽开始,一直叙述了直到二战前的英国议会长达 1500 年的历史,资料详实,观点新颖,结构合理。尤其是本书还提出了关于在英国历史发展中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过渡时“国家”呈现“模糊性”状态的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对于克服在历史分期问题上表现的简单化倾向,确立关于历史发展过程的不间断性和整体性的观点是很有帮助的。 B 、关于议会制度的起源,陶飞正、鲁娜发表《中世纪英国议会制反的形成和特点》(《山东大学学报》 1994 年第 2 期)一文,认为议会制度同英国原始民主制的遗留、城市、教会,领主等级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 13 世纪英国统治集团内部力量对比的变化有直接联系。文章主张从历史结构和文化中去寻找英国议会制度的起源,力求比较全面地看待这一复杂问题。 C 、英国都铎王朝时期的议会与王权的关系问题也一直受到重视。刘新成的《英国都铎王朝议会研究》一书从议会发展的角度给出的答案。书中认为,都铎王朝时期的议会,既不是一般人所说的是王权“卑恭的婢女”,也不是与王权进行斗争的场所,体现出浓厚的“过渡”性质,即既有巩固王权、为专制王权服务的一面,又有抗衡王权并维护“自由”的一面。在都铎王朝,当王权地位提高时,议会的地位也提高了,议会与王权是相辅相成,共存共荣的,并没有出现一方压倒另一方的局面。有关都铎王朝时期议会经济立法的问题可参见刘新成的《都铎王朝的经济立法与英国近代议会民主制的起源》(《历史研究》 1995 年第 2 期)一文。 D 、关于议会与私人财产权的问题,赵文洪发表《中世纪英国议会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的起源》(《世界历史》 1998 年第 1 期),从议会系捍卫私有财产的权力机构,议会捍卫私有财产的权力和功能及社会背景三个方面,论述了中世纪英国议会在政治理论、宪法原则和政治制度方面具有保护私有财产的特点,认为这些构成近代的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原则的起源。

其次,英国政党制度问题也是一个重大问题。阎照祥的《英国政党政治史》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及论文《略论英国两大政党的起源》(《史学月刊》 1981 年第 3 期)从政党形成的角度研究了英国政治制度史,将“政党政治”和“政党制度”区分开来,认为在英国两党制形成过程中,是先有政党政治,然后才有政党制度,政党政治促成了内阁制度的形成,而议会制和内阁制又促进了两党制的产生。英国的政党制度形成于 1832 年议会改革之后,此外,许洁明的《论近代英国政党制度的形成与特征》(《历史研究》 1997 年第 4 期),认为英国政治制度具有内生性、二元性及可变性,利益及政策趋同性及两党高层人物相互流动三大特点。

第三,学者对英国文官制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是因为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有助于我国在人事制度的改革和公务员制度的建立中有所借鉴。程西筠在《由恩赐官职到择优录仕——十九世纪中叶英国文官制度的改革》(《世界历史》 1980 年第 5 期)一文中,肯定了文官制度的合理性。吴木生在《试论英国文官制度的特点对国内教育和科技事业发展的负效应》(《世界历史》1996 年第 2 期)一文中指出文官制度的负作用,认为英国实行的文官高薪制和教师、科技人员低薪制和重视基础理论,轻视应用技术的科技政策是导致英国的教育和科技事业、乃至经济衰落的重要原因。

最后,关于英国政治史上的改革问题也引起诸多论争.1982 年,《世界历史》第 4 期发表了程西筠的《评英国 1832 年议会改革》一文,同期还发表了钱乘旦的《试论英国各阶级在第一次议会改革中的作用》,都充分肯定了 1832 年议会改革的历史意义,首先突破了史学界长期流行的关于肯定改革似乎就意味着“否定革命”的观点。此后相关问题的论文相继发表,如关勋夏的《十九世纪共同的三次议会改革》(《历史教学》 1985 年第 2 期),沈汉的《突变还是渐变——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模式辨折》(《南京大学学报》 1986 年增刊),杨玉圣的《论社会改革与英国历史进步》(《山东师大学报》 1986 年第 1 期),刘超雄的《论本世纪初英国自由党政府的社会改革》(《世界历史》 1989 年第 1 期),陈仲丹《从自由放任到国家干预——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改革》(《南京大学学报》 1991 年第 4 期)等等。经过多年的讨论,学者们对英国改革问题已基本形成共识,即认为英国的现代化基本上是以改革的方式实现的。改革与革命一样。也是历史发展的强大动力。

在对“改革”问题达成基本共识的前提下,学者们又对英国历史发展道路的特殊性问题开始了探讨。钱乘旦、陈晓律的《在传统与文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1 年)一书对此进行尝试。该书提出,现代英国的一切都是对立的历史因素经过长期激烈的冲突最终达到融合而渐形成的,“与其他国家一样,在英国的历史上也充满斗争;所不同的是斗争的结果在英国不像在某些国家那样是一方吃掉另一方……而是双方在斗争中自我更新,最后融合成一种新文化”。英国发展道路充分体现了这种在冲突中融合的特色,它“推动英国率先敲开现代文明的大门”。

( 2 )英帝国英联邦史研究

经过近几个世纪的苦心经营,英国成为拥有大量殖民地的英帝国。英帝国曾经显赫一时,号称日不落。但曾几何时,随着英国国家实力的下降,英帝国也逐步演变为英联邦。但是其间的复杂关系仍然令世人瞩目。英国非殖民化过程中遗留下来一大滩的问题,以后都演变为世界上争端的多发地带,因此了解英帝国英联邦的发展演变史,就显得极为重要了。在英国的非殖民化问题上,张顺洪在《论英国的非殖民化》(《世界历史》 1996 年第 6 期)一文中先为“殖民化”下了定义,进而考察英国的“非殖民化”。文章指出,“非殖民化”是殖民国家在被迫撤出殖民地的过程中采取的旨在尽可能地维护自身利益的各种行动,包括各种撤退战略、策略与手法。这样的一种以维护自身利益为目的,在被迫撤出殖民地的过程中的主动行为与活动即是“非殖民化”的真正含义。作者认为,在殖民撤退过程中,英国试图通过各种方式维护英国的利益,维持旧有的关系和对新生国家的影响,这给新生国家所遗留的负面影响是不可低估的。李安山《日不落帝国的崩溃——论英国非殖民化的“计划 ” 问题》(《历史研究》 1995 年第1期)否认英国在战后撤出殖民地是“有计划”的安排,认为充其量只能说英国有一些在殖民地进行改革的“计划”,其目的仍是维持殖民统治。

( 3 )都铎王朝外交史研究

长期以来,对于都铎王朝时期历史的研究一直备受历史学家的青睐,大批学者就本时期的经济、政治和宗教问题写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论著。但是对于此时期的外交政策问题,仍付阙如。比较有特色的论著主要集中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外交政策的探讨上,夏继果的《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国外交政策研究》(商务印书馆 1999 年)及论文《伊丽莎白政府的外交政策与苏格兰问题的成功解决》(《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1997 年第 6 期)及《英西战争( 1588-1604 )中的营房政策评价》(《世界历史》 1998 年第 4 期)可以说开创了都铎王朝外交史研究的新空间。

夏继果提出,中世纪英国外交政策以在欧洲大陆夺取领地为首要目标;同时,外交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在很大程度上受罗马教廷左右。伊丽莎白一世时期是英国社会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重要阶段,表现在宪政、经济、宗教、外交等方面。在外交方面,英国放弃了中世纪时期一味追求欧洲大陆领地的外交传统,以“国家利益”为指导,形成一套完备的外交政策模式,即放弃对大陆领地的觊觎;实现不列颠岛的独立与稳定;发展海军,在海峡上建立防御屏障;谋求欧洲大陆的势力均衡;伺机向海外扩张。它深深影响了近现代英国的外交政策。英国外交政策的近代化是英国主权国家形成的结果,更与议会成为主权国家的化身密切相关。伊丽莎白的外交政策抛弃了个人或王朝的野心,而把国家和民族利益放在首位。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英国外交政策走出了一条比较富于可行性的近代化道路。

( 4 )英国法制史研究

国内对英国法制史研究的还不是很充分,在某些方面较为薄弱。由于英国法属于典型的普通法体系,与中长期以来实行的大陆法体系有着天壤之别,这导致国内对英国法的起源与发展历史并不重视,少有的几本法律类法制史教材对于该内容的介绍也极为简单,许多问题无法展开,只能功能蜻蜓点水式的加以简单介绍,不深不透。但由于英国法制史在整个英国宪政发展过程中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故而其重要性与长期以来的不受重视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程汉大主编《英国法制史》(齐鲁书社, 2001 年 6 月)填补了此项空白。该书立足于历史学,努力寻求历史学与法学的有机结合,把整个英国法制史置于英国历史长河中进行系统考察和论述,分别以英国法制历史的各个不同时期选择了十个专题,加以集中阐述,既独立成篇,又上下连贯,较为系统地展示出英国法制文明连续不断但又阶段分明的成长历程。在系统阐述英国法律制度发展变化的同时,努力揭示出蕴藏其中的英国法治文明演进的历史轨迹及其内在规律,以期能够对人们正确认识和思考现实中的各种法制现象与法制问题有所启迪。

Ⅲ、 思想文化史专题

(1)英国宗教史研究

作为基督教国家的英国,宗教在国家的政治社会生活中总是发挥着难以否认的重要作用。尤其是 16 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被认为是英国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标志之一。刘城的著作《英国中世纪教会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开始更多地关注宗教在社会文化领域的重要意义的问题。作者选取英国中世纪教会组织和制度为研究对象,对这一时期教会的教区管理制度、司法审判制度、税收制度、教士的资格和人数变动等都作了盛入细致的考察。通览全书,既能使读者对这一时期教会林林总总的组织和制度有所知晓,又对各门各类教会组织和制度的变迁从职能和人事上加以说明,使读者领会于心。

刘城的《“谏言书之争”与神权政治》(《历史研究》 1995 年第 5 期),旨在透过宗教论争的表面现象分析都铎后期国家政治的发展。文章主要剖析了发生在 1562-1573 年间的“谏言书之争”事件,不同意把这场论争简单市委英国国教和长老会派双方宗教立场的争执,作者企图讨论隐藏在宗教论争背后的英国国家政治发展问题。作者认为,这场争论涉及到的许多问题即是后来英国内战所试图解决的问题,从这一角度出发,作者得出这场论争是一场政治论争的结论。

蔡骐《论英国宗教改革的遗产》(《世界历史》 1996 年第 5 期)以为英国宗教改革在政治领域所产生的最主要的影响无疑是王权之尊的确立,同时推动了政治世俗化、中央集权、议会成长及民族国家意识的产生,因此与其说宗教改革是一场“保守”的改革,不如说它适合了英国国情,富于民族特色,是一场成功的改革。李增洪《试论英国宗教改革所建民族教会的彻底性》(《齐鲁学刊》 1997 年第 4 期)对认为英国国教会是不彻底的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并认为如果以教会的民族性为标准来判断宗教改革的彻底性,那么英国的宗教改革是彻底的,但是以他的教义、教议和教会体制的不彻底为代价的,该文还分析了造成此种不彻底性的原因。

(2)英国思想史研究

伯克政治思想:英国思想家伯克的思想历来就是一个谜:他先是激烈地抨击君主专制和英国的美洲政策,鼓励美国独立;后来又积极反对法国大革命,反对“天赋人权”,鼓吹传统与习惯的强大力量。近年来,国内关于伯克政治思想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陈之锐在《论伯克的保守主义》(《南京大学学报》 1996 年第 1 期)中论述了伯克的保守主义思想,认为伯克是在反对法国革命褒扬英国光荣革命的过程中较系统的阐述其保守主义的政治思想的。这一背景也体现在了伯克的思想形式,伯克否定理想主义,否定天赋人权,反对激进的社会革命,主张尊重历史传统,走渐进改革的发展路线。刘皓明在《启蒙的两难:伯克篇》(《史学理论研究》 1996 年第 2 期)中指出了伯克思想所具有的意义,指出伯克在批判法国革命中得出,伯克批判革命理想知识,毫不掩饰他复活与保存旧神话、旧传统的主张。陈志锐的《保守与自由——埃德蒙、伯克的政治思想》(《世界历史》 1997 年第 5 期)探讨了伯克思想的主要内容及性质,认为“光荣革命”的传统制度、原则和精神使他全部政治活动及思想的起点与归宿。其还在《埃德蒙、伯克的欧洲观》(《欧洲》 1997 年第 6 期)中对伯克的欧洲观进行了探讨,认为伯克提出了“欧洲国家”的概念,并对欧洲国家社会根源及国际社会性质作了深入的思考。而单伟《传统神圣——伯克的社会变革观》(《欧洲》 1998 年第 4 期)一文中指出,伯克将一切政体和法律的合法性来源归之于传统,坚信自由和秩序都源于传统。

(3)英国文化史研究

英国文化中具有独特的民族性格、英国历史独特的发展方式,关于这方面的文化解读,钱乘旦、陈晓律的《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完美的范本。全书围绕斗争中融合这一主题,从文化史的角度追溯现代英国社会的形成过程。以丰富的史料为依据,探索了现代政治观念的由来,工业民族精神的演进,英国发展道路的形成,理性思想的孕育,充分展示了独具特色的英国文化模式的种种表现,并探求本原,并最终得出结论:即传统与变革的冲突,使一切文明国家共有的历史现象与现实问题,英国也不例外,不过冲突的结果却是双方在斗争中的自我更新,最终融合成一种新的文化,在斗争中融合,这是英国模式的显著特色。

英国近代贵族大地产论略(阎照祥)

王章辉: 大农业不是英国农业和经济衰落的原因:与徐正林和郭豫庆同志商榷史学月刊 2000 01

王章辉:英国工业化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世界历史 1996 06

侯建新: 中西封建晚期的农村雇工比较研究史学月刊 1998 05

侯建新:工业革命前英国农民的生活与消费水平世界历史 2001 01

阎照祥:“光荣革命”后英国贵族集团的若干特征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6 2

阎照祥:英国近代贵族大地产论略 史学月刊 2003 08

刘景华: 十五和十六世纪英国城市劳动者和城市资本向农村的转移世界历史 1986 07

刘景华:乡村工业发展:英国资本主义成长的主要道路历史研究 1993 06

英国道路以和平变革为特色,它能长期维护社会的平稳,同时又保证社会的进步。

第六章论自耕农

第一节 英国和欧洲大陆对自耕农制度的不同看法

在自耕农制度下,同在奴隶制度下一样,全部产品属于单一的所有者,不存在地租、利润和工资的区分。在所有其他方面,这两种社会状态则是完全对立的。在奴隶制度下,劳动阶级受到最大的压迫和贬黜。在自耕农制度下,劳动阶级则能最为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命运。

然而,小土地所有制的利弊是政治经济学领域内最争论不休的问题之一。在欧洲大陆,虽然有些人对流行的看法持有不同意见,但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人数众多的自耕农的优越性却是不言自明的真理。然而,英国的权威人士们或是不知道大陆农学家的看法,或者对其置之不理,声称这些人毫不了解大地产的优点,大地产的优越性只有在拥有大农场的地方才能感受到;由于大地产的耕作所需要的资本积累规模大于欧洲大陆上通常所有的资本积累规模,因而欧洲大陆上的大地产,除去用作牧场者外,绝大部分都是分成小块出租耕种的。这种说法有某些道理,但并非完全站得住脚;因为如果说欧洲大陆由于经验不足对使用大量资本的大规模耕作了解得很少的话,一股英国著述家实际上对自耕农也所知甚少,对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的看法常常是非常错误的。甚至英国的古老传统也是站在欧洲大陆普遍意见一边的。英国的“自由民”在其存在时曾被夸耀为英国的光荣,消失后一直受到沉痛的哀悼,他们都是个自耕农或小租地农民。尽管他们大都已不复存在,可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倔强的自立精神却尤为引人注目。在英国的一些地方,现在仍经常可以见到自耕农,只可惜这样的地方很少。例如在坎伯兰和威斯特摩兰就有一些“自耕农”,虽然他们通常(如果说不是普遍地)要按习惯缴纳某些捐税,但这些捐税是固定的,并不比土地税更多地影响他们的自耕农身分。在那些熟悉农村情况的人当中,只有一个人对这两个郡的这种土地占有制度给予了赞许。华兹华斯笔下的农民,其原型肯定就是英格兰这两个郡的农民。

然而,由于英国通常的耕作制度使英国人无从了解自耕农制度的性质和运转情况,由于英国人通常对其他国家的农业经济极端无知,所以英国人对自耕农这一概念很陌生,很难理解它。甚至在语言上也有障碍。对土地所有者常用的称呼是“地主”,与此相关联的词被认为是“佣户”。爱尔兰发生饥荒时,国会中和报纸上有人曾建议用自耕农制度改革爱尔兰的农业,当时,一些自命不凡的著述家,全然不了解“自耕农”一词的意义,竟把爱尔兰的投标佃农制度误认为是自耕农制度。由于人们对自耕农制度了解得很少,所以我认为,在讨论其理论以前,先说明一下自耕农制度的真实情况,是至为重要的;我将列举一些证词来较详尽地说明一些国家或地区的耕作状况和耕作者舒适而幸福的生活,在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大部分土地上,除耕种土地的劳动者以外,既没有地主,也没有农场主。

第二节 关于瑞士自耕农制度的证词

我不想着重论述北美洲的情形。众所周知,在北美洲,只要是在摆脱了罪恶的奴隶制的地方,耕种者就几乎普遍是土地所有者。一个国家若将美洲的天然沃土同现代欧洲的科学技术结合在一起,它就享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在那里,只要财产的安全得到保障,政府民主而开明,就几乎没有什么东西能对劳动阶级的繁荣造成大的损害。我也许应象西斯蒙第那样着重讨论古代意大利的情形,特别是拉奇奥区的情形,当时这片平原人口稠密,而后来在相反的制度下,因流行疟疾而变得人烟稀少。但我宁愿引述西斯蒙第根据自己亲眼所见而提供的证词。

西斯蒙第先生说:“要判明自耕农是否幸福,特别应对瑞士进行详细的考察和研究。在瑞士我们可以看到,由成果享受者本人从事的农业能使很多居民生活得很舒适,经济地位的独立带来了人格的真正独立,全体居民优裕的生活使商业繁荣兴旺,尽管这个国家的气候恶劣,土地不很肥沃,晚霜和易变的天气常常使耕作者的希望化为泡影。看到连最穷的农民也拥有非常宽敞、非常坚固、雕满图案的木屋,不能不使人羡慕不已。在房屋内,宽敞的走廊把大家庭的各个房间隔开;每间房内只放一张床,配有帷帐、被褥和洁白的床单;床周围考究地摆放着家具;衣柜里装满了衣服;牛奶房很宽大,通风良好且异常干净;每户人家都储存有大量的谷物、咸肉、干酪和木材;牛棚内养着欧洲最优良和照管得最细心的牲畜;花园里种满了各种花;男男女女都穿得干净而温暖。妇女得意地穿着古代的服饰;所有的人都显得那么健康和强壮。让其他国家去炫耀财富好了,瑞士常以其有这样的农民而自豪。”

这位杰出的著述家从总体上对自耕农制度发表了这样的看法:“凡是有自耕农的地方,也就会有舒适、安全、对未来的信心和独立意识,由此而保证有幸福和道德。农民及其子女承担了祖上传下来的那小块土地上的全部活计,不向上面的任何人缴地租,也不向下面的任何人付工资。他依据自身的消费来调节生产,吃自己种的粮食,饮自己酿的酒,穿自己收获的麻毛,不大关心市场的价格,因为他很少买卖,决不会因市场情况的突然变化而破产。他对未来无所恐惧而是充满了希望。他并非为当前的需要,而是为了子孙后代的利益而不停地劳动。哪怕只有几分钟的空闲,也要用来干各种各样的事,如栽树、挖渠,改良周围动植物的品种。他继承的小小祖业就象是储蓄银行,随时接受他的全部微薄收益并利用他的全部闲暇时间。自然界的永恒作用力给他以百倍回报。他强烈地感受到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喜悦。因此他经常迫切地想以任何价格买入土地,愿为土地付出高价,即使价钱高于土地给他带来的收益也在所不惜。他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在工资市场上跌价竞争,为了无需用高价来买面包,为了保证经常有机会来投入他的劳动,难道他对由此得到的好处估价过高吗?

“自耕农在所有的耕作者当中获得的土地产品最多,因为他对未来盘算得最多,经验最丰富。他也最善于使用人力,在为全家人分派活计时,能保持每天都有活儿做,没有一个人吃闲饭。在所有耕作者当中,他是最幸福的,与此同时,在实行自耕农制度的地方,土地比任何其他地方养活的人口都多,而土地的肥力却不会耗竭。最后,在所有的耕作者当中,自耕农给予工商业的刺激最大,因为自耕农最富裕。”

这是一幅勤恳劳作和对土地充满深厚感情的图画。英国人对瑞士文化程度较高的各州所作的观察,也证实了这种情况。英格利斯先生说:“在苏黎世附近的任何地方,只要向左右看一看,就会发现居民异乎寻常地勤劳。如果我们了解到此地自耕农有10%的收益时,我们会说,‘这是应该的’。我现在讲的是农村劳动,当然我相信苏黎世人在每一行业中都非常刻苦;不过,我可以有把握地说,他们在耕种土地时所表现出来的勤劳是无与伦比的。我每天早上四五点钟打开窗子眺望湖水和远处的阿尔卑斯山时,便看到已有人下地了。而我在日落以后很久,也许是八点半钟,散步回来时,还有人在割草,或在绑扎葡萄架。……两眼所看到的每块田地、每个果园、每一处篱笆,甚至一草一木,无不使人感觉到人们花在土地上的巨大心血。例如,在穿越或紧靠田边的小路上,决不会象英国那样,让谷穗伸出到路上,任凭过路人去摘取、践踏,而是处处都围上了篱笆,每隔大约一码有一木桩,木桩间插着树枝,高约两三英尺。如果你在傍晚看一眼种有花椰菜或卷心菜的田地,你会发现每棵菜都浇了水。在苏黎世周围有很大的菜园,园内的每棵菜都得到了最仔细的照管。蔬菜似乎是以数学的精确性栽种的。看不到一根杂草,一块石子。不象我们那样用土埋起来就行了,而是种在小坑内,每个坑内放一点粪肥,每天浇水。在撒下种子的地方,上面的土层都被弄成了粉末;每一棵灌木,每一株花卉都捆扎在木桩上;在种有墙栽果树的地方,都靠墙搭有架子,把树藤绑扎在上面;那里每一件事都安排得那么妥贴。”

这位作者是这样描述上阿尔卑斯山脉一个偏僻山谷的:“在整个恩加丁地区,土地归农民所有,同别的地方一样,这些农民拥有的产业多寡差别很大……一般说来,恩加丁农民完全依靠土地产品生活,只有其家庭所需的少数几种物品,如咖啡、糠和酒等是例外,产于其他地方。每家都自种,自梳,自组和自织亚麻。每家还养羊产毛,羊毛不用通过染工和裁缝的手,就可以做成蓝上衣。耕种面积已无法再扩大,勤劳而又极为贪利的农民已做了所能做的一切。在恩加丁,没有一寸荒地,尽管最低的地方并不比斯诺登山的顶峰低多少。只要能长草的地方,都种上了庄稼。任何一块能长草的岩石上,都是绿油油的。凡是裸麦能成熟之处,无不种上裸麦。大麦和燕麦也有其适当的栽种地方。并且只要有可能,总会见缝插针地种上一片小麦。在恩加丁,穷人比欧洲任何一个地方都要少。在约有600个居民的苏斯村内,没有一个人不过得富富裕裕,也没有一个人欠别人哪怕是一口粮食。”

尽管瑞士的农民普遍都过得很富足,但却不能说在全国范围内贫穷已绝迹。最大和最富有的伯尔尼州便是一个例子;虽然在该州自耕农居住的地方同其他地方一样,自耕农非常勤劳,生活很富裕,但由于济贫法在整个欧洲(除实施新济贸法以前的英国外)是管理得最差的,该州却有人数众多的贫民。在某些其他方面,瑞士也不是能说明自耕农制度的所有优点的例子。瑞士各州都有关于当地土地和人口的统计资料。这些资料包含有近期的详细数据,大都编制得很认真仔细。从这些资料可以看出,土地往往分得过细;在富庶的苏黎世州,自耕农所负的债务之多,用克诺瑙的话来说,“几乎难以令人置信”。然而,从这些书中所得到的一般结论乃是,自本世纪初以来,伴随着贵族或州政府的许多大地产被分给农民,农业的几乎每一个部门以及人民的衣食住行都得到了显著而迅速的改进。普皮科费尔甚至说,自从将封建领地分给农民以后,往往用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领地生产出的谷物和喂养的牲畜,就同以前用整个领地生产出的谷物和喂养的牲畜一样多。

第三节 关于挪威自耕农制度的证词

挪威是自耕农历史最悠久、自耕农在人口中所占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关于该国的社会经济状况,莱恩先生作了令人颇感兴趣的叙述。他的叙述表明他非常赞同小土地所有制,我将摘引其中的几段话。“尽管小土地所有者不是好的农场主,可这不是与苏格兰相同的原因、即懒惰和不努力造成的。在这些峡谷和山沟中所进行的灌溉工程的规模,显示出一种努力和协作(读者应特别注意这一点)精神,而苏格兰丝毫也没有这种精神。干草是牲畜冬季的主要饲料,干草和谷物,还有马铃薯,很容易因土层浅和岩石反射强烈的阳光而枯萎,因而人们花费极大的力气从峡谷的源头引水浇田。从山丘间常年有水的溪流,通过密林,跨过深谷,沿着陡直的峭壁用木槽(用剖开的树干挖空做成)引水,在主槽上再接上支槽把水引到每户田头,然后再用活动的水槽将这一水源分配于田间。在这一季节,使用类似于溧布所用的戽斗不断地向每个田垄浇水,水槽则置于每两个田梗之间。若非亲眼所见,谁都不会相信用这种人工方法能在很短时间内灌溉面积这么大的土地。主槽所通过的区域很大。我在一个峡谷中走了10英里,发现两侧都有水槽,而在一侧,水槽沿着主要的山谷而下,竟长达40英里。做这种事情的人也许是拙劣的农民,但他们决不是懒惰的,他们相信协力工作的原则,愿意为共同利益维护这种设施。毫无疑问,在这方面,他们比我们苏格兰高地峡谷中的佃农村社要先进得多。他们感到自己是主人,可从自己的努力中得到好处。道路桥梁的良好状态是另一个证据,表明住在该地的人们对于维护这些设施有着共同利益。该地不征收通行费。”

关于自耕农制度在总体上对欧洲大陆的影响,莱恩是这样说的:“如果我们听信大农场主、农学家和[英国]政治经济学家的言论,就会认为良好的耕作方法一定会随着大农场的消失而消失。他们认为,除了用大资本经营大农场外,不可能有其他良好的耕作方法。排水,施肥,经济合理地安排农活儿,除草,定期轮作,役使大牲畜,使用昂贵的农具,所有这些只有在大农场,在运用大笔资本和雇用劳动的情况下才能办到。这些听上去是不错的。但是,如果我们放下他们的书本去看一下他们的田地,把大规模耕作最好的地区和小规模耕作最好的地区冷静地比较一下,我们就会看到这样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即:在佛兰德、东弗里斯兰、荷尔斯泰因,简言之,在欧洲大陆从松德海峡到加来的全部可耕地,同从福斯湾到多佛尔的英国海岸上同一纬度、相等质量的土地相比,收成要好一些。在同等土壤和气候条件下,小块田地如果象在佛兰德、荷兰、弗里斯兰和荷尔斯泰因的迪特马什那样归农民所有,则精耕细作会明显地提高产量。我们的农业著述家们并不否认,甚至连贝里克郡、罗克斯巴勒郡或洛锡安的大农场主们,也无法象佛兰德的小农那样进行园田式耕作,那样认真地积肥、排水和除草、从小块贫瘠土地上获得那么高的产量。在苏格兰或英格兰耕作得最好的教区内,土地有很大的浪费。那里大农场的边角地过多,田间道路过宽(这种过宽是道路工程质量差所造成的,反之过宽又导致工程质量低劣),有好多被遗忘的公用地、荒地、杂树丛生的无用地带。这些土地如果归拢起来耕种,可养活教区的全部贫民而有余。毫无疑问,大农场只对最好的良田才投入大量资本,而对需要花较多的时间和劳动加以改良因而不能迅速回收投资的土地则不屑一顾。但是虽然靠雇工无法有利地进行这种耕作,可是自耕农却可以进行这种耕作。自耕农起初不考虑更高的条件,只是为了糊口而耕种土地。几代人之后,土地变肥沃了,价值增加了;于是生活也就有了改善,甚至有能力采用非常先进的耕作方法。犁沟排水,夏季厩养、稀释施肥,在佛兰德、伦巴第和瑞士的小农场是极其普遍的,而我们最先进的大农场只不过刚刚开始采用这些方法。靠很多小农合作可以提供最大量的牛奶和干酪,提供财产防火和防冰雹的相互保险,进行现代最科学和最昂贵的农业生产活动——甜菜糖的生产,和向欧洲市场供应亚麻和大麻;在国外,即令是最低阶层的家常便饭,也有丰富的蔬菜、水果和家禽,而在我国,甚至在中产阶级的餐桌上也不会这样齐全,这种丰富的供应实质上是同小农经济相关连的。所有这些都是实行小自耕农制度的国家的特点。这肯定会使考察者在听到我国土地专家的宏论时要忖度一番,是否真的只有靠雇佣劳动和投入大量资本的大农场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土地的生产力,才能为一国居民提供最大量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

第四节 关于德国自耕农制度的证词

在广泛实行自耕农制度的德国很多欣欣向荣的地区中间,我选择了帕拉廷奈加以记述,这是因为这种记述具有从英文原始资料摘引个人对这个地区的农业和人民所作的观察结果的有利条件。著述家豪伊特先生惯于从光明面来考虑英国的一切事物和社会情况,他在论述莱因地区的农业时,虽然不客气地指出农民们使用的工具粗笨、耕作方法低劣,但他仍说,农民们在自己拥有所有权这种心情的激励下,靠提高劳动强度弥补了工具的不完善。“农民耙地和除草非常认真。他们所能收获的作物看来是很可观的。”“农民是农村生活中伟大的和常在的人群。他们是农村的主要居民,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所有者。事实上这个农村大部分是在他们手里。农村是划分成小块后分给群众的。……这些农民大多数不象我国农民——其与所耕种土地的所有权的关系完全被切断,完全依靠别人提供的劳动耕作——他们自己就是土地的所有者,也许就是由于这一原因,他们大概是世界上最勤劳的农民。他们忙忙碌碌,起早贪黑,因为他们知道是为自己劳动。……德国的农民进行着艰辛的劳动,但是他们实际上并不穷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住宅、果园和路边种植的树木,这些树通常都果实累累,必须采取各种方法将其撑住并拿到手,否则就会碎裂无收。他们有谷物地、饲料用甜菜地和大麻地等等。他自己是主人;他和他家里的每一个人都具有极大的劳动积极性。从超过全世界其他地方的持续不断的勤奋劳动和无比俭省中,你可以看到这一切的作用。事实上,德国人并不象英国人那样灵敏和活泼。你从来看不到他们在奔忙,或者打算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很多工作。……相反,他们是慢慢吞吞的,但一直在干着。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埋头苦干——最有耐心,孜孜不倦,富于坚忍不拔的精神。英国的农民已经毫无置产的观念,他们习以为常地认为拥有土地是大地主的法规所不容许的,因此他们灰心丧气,意志消沉。……相反,德国的农民把国家看成是为他和他的伙伴而存在的。他感到自己是人;他和他的许多邻居与国家利害攸关;只要他积极肯干和节约,任何人都不能用放逐或送入济贫院来对他进行威胁。因此,他挺着腰干走路;他以自由而自尊的神态面对别人。”

关于他们的勤奋,这位作者进一步谈到:“他们每时每刻都能找到自己可以干的工作。即使在冬天最冷的时候,如果气候允许他们走出门外,他们总能找到要干的活儿。当土地还封冻时,他们就向地里运肥。一化冰,他们就忙于清理沟渠和砍伐老朽或结实不好的果树。那些穷得无法储存足够木柴的人则不辞辛劳到深山老林去砍柴。英国的普通老百姓如果看到德国人砍柴时那样剧烈地劳动,一定会感到惊奇。在大雪封山时,你若走到山上和林间,就会看到他们在劈断树桩,砍伐树枝,并以林管局人员所允许的各种方法把它们以及一些木材收集起来,运回家里,其劳累和耐心程度令人难以置信。”在描述德国农民如何细心和吃力地栽培葡萄以后,他接着说:“英国有大量的牧场和大农场,一旦谷物入仓和牧草收割,农村就处于比较闲散和平静的状态。但在这里,不论什么地方或什么时候,人们都在锄地、刈草、种植、修剪、除草和采集。他们象一个以供应市场为目的的种菜园的人,总是有庄稼活儿要干。他们自己种植胡萝卜、罂粟属植物、大麻、亚麻、驴喜豆、苜蓿、油菜、芸苔、甘蓝、芜青甘蓝、黑芜菁、瑞典芜菁和白芜菁、起绒草、洋蓟、饲料用甜菜、欧洲防风、菜豆、蚕豆、豌豆、巢菜、玉米、荞麦、茜草、马铃薯、烟草和栗——全部或大部分种在自家的份地上,由自家的人照管。他们为收获这些作物,首先要播种,其中很多要移植,要锄地,要除草,要灭虫,要打尖;很多作物要相继收割和采集。他们拥有自己的灌溉牧草地(他们所有的牧草地几乎全部是灌溉牧草地),必须适时灌溉、收刈、再灌溉;要重开和更新水道;他们要把新鲜的蔬菜水果运往市场;要照料他们的牛、羊、小牛、小马(其中大部分是圈起来的)和家禽;要在暑天修剪葡萄树的繁枝茂叶。任何人都不难想象,这是一幅多么繁忙的景象啊!”

这种有趣描述的正确性,任何一位到这个耕作发达、人口稠密的地区旅行过的观察力敏锐的旅客都能提出证明。住在当地的著名教授劳在他的论述帕拉廷奈的农业的小册子中所作的更加详细的叙述,也与此完全相符。劳博士不但证实了农民很勤勉,而且证明他们有较高的技能和智慧;他们的施肥方法很合理,轮作制度也很好,他们的农业在过去若干世代逐渐进步,现在他们仍在精神饱满地作进一步的改进。“这些乡下人的坚忍不拔同他们的热忱一样有名,他们成年累月地忙个不停,从不闲着,因为他们把工作安排得很好,把适于工作的任何短暂时间都利用起来了,他们善于利用每一个机会,掌握有用的新颖事物,找到有利的新方法,这种热情是值得称赞的。人们很容易看出这里的农民对他的工作有深长的考虑地对自己的做法总能提出理由,尽管这种理由并不总是站得住脚的。他同大部分观察员一样,不必靠计算,凭记忆就可以精确地进行盘算。他经常注意预示他会获益或受损的种种迹象。”

德国其他各地的情况亦复类似。凯先生说:“众所周知,在萨克森,最近30年,从农民成为自耕农以来,农民的住房、生活方式和衣着,特别是土地的耕作,都有迅速而持续不断的改进。在一位德国导游的陪伴下,我曾两次游历人们称为SaxonSwitzerland的地方(在萨克森之内),目的在于查看一下那里的村庄和耕种情况;其结果,我可以有把握地排除异议,断言萨克森的那个地方的溪谷间耕作的勤勉和仔细,欧洲任何其他地方都无出其右。那里的农场同伯尔尼州、沃州和苏黎世州以及莱因各省的农场一样,非常兴旺。它们处于美好状态,并且一直管理得很好。地面整洁,一如庭园,不为树篱或灌丛所阻塞,几乎看不到一根灯心草、蓟草或其他滋生的杂草。每个春天都用庭园的排水充分灌浇牧草地。牧草之间毫无杂草,因此,看到萨克森的牧草地,我就想起英国的草坪。农民竞相在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在土地平整和一般耕作方法上胜过别人。所有的小自耕农都渴望找到极大地提高产量的耕作方法;他们一心追求新的改进;他们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农业学校去读书以使他们今后能帮助自己工作;邻居所采用的每一新的改进措施,他们很快就会仿效。”如果这种描述没有言过其实,那么,他们的智力不仅和英国的农民大不相同,而且和英国的农场主也有很大的差别。

凯先生在1850年出版的那部著作,载有在欧洲很多地区进行的观察和调查中搜集到的大量事实,以及许多著名著述家的证词,它们都证明了自耕农制度具有积极作用。我从他所摘引的有关自耕农制度对农业的作用的证词中选录如下一些。“住在普鲁士的土地分得很细的地方的赖欣施佩格为了说明土地完全保有制度的重大作用,出版了一部篇幅很大、阐述详尽的著作。他非常肯定地说,小农或自耕农拥有和耕种的土地,不仅其总产量高于少数大地主拥有而由租地农场主耕种的同一面积的土地,而且其扣除全部耕作费用以后的净产量也高于后者。……他举出事实证明,在地产很小的一些农村,其土地的肥沃程度一定在迅速提高。他说,普鲁士莱因各省分成一些小地产的土地,其地价比大地产的地价要高得多,并且增长得快得多。他和劳教授都说,如果小地产的生产力不以同一比例(至少)提高,小地产的这种价格上涨就会使最后的买主破产;可是,尽管小自耕农买地时偿付的地价愈益增加,他们却越来越富裕,这种情况可以说明,小地产的总利润和纯利润都在逐渐增加,而且,在土地由小自耕农耕种的时候,每英亩土地的纯利润也大于由大地主耕种的土地;他的这种看法显然是正确的。他还说(看来也是正确的),小地产地价的提高不可能仅仅是竞争的结果,因为如果只是由于这一点,小自耕农的利润和富裕程度就会降低,而地价的上涨并未产生这一结果。“阿尔布雷希特·特尔,另一位论述各种农业制度的德国著名著述家,在其最近的著作之一《合理的农业原理》中表示,他坚决相信由小农耕种的土地的净产量要高于由大地主或其承租人耕种的土地。……泰尔的这种意见是更加值得注意的,因为他在年轻的时候,曾经极力支持英国的大地主和大农场制度。”凯先生根据自己的观察加上了一句话:“普鲁士、萨克森、荷兰和瑞士的小农经营是我曾目睹的任何国家的耕作方法中最完善和最经济的一种。”

第五节 关于比利时自耕农制度的证词

但是,反对英国对自耕农耕作的偏见最为坚决的,是比利时的实例。比利时的土地原先是欧洲最劣的土地之一。麦克库洛赫先生说:“西佛兰德、东佛兰德和埃诺各省的大片平原作物丰富,表明农民在耕作中进行过坚持不懈的照料和劳动;因为当地的天然土壤几乎完全是不毛的沙地,现在的地力则十分肥沃,这完全是非常精巧的管理和适当地施加各种肥料的结果。”在有益知识普及协会的《农场主丛书》中,收有一部精心编写的题为《佛兰芒的农业》的内容丰富的论著。作者说:佛兰芒的农民“似乎只要有一块土地可以耕种就不缺什么了;不论土壤的质地如何,他们总有一天会使它生产出某种农作物。坎平的沙地只能同海滨的沙地相比拟,它原先可能就是这样的沙地。一步一步地跟踪这种土地的改良过程,是非常有趣的。你在这里看到,在这块前途无望的土地上建筑了一座小屋和简陋的牛棚。漫天的白沙被风吹成参差不一的一些沙丘,只是凭借灌木树根才聚拢在一起。只有很小一块地方是平整过的并且周围有沟渠。这块地的一部分覆盖着金雀花幼树,另一部分种着马铃薯,也许还可以看到一小片矮小的三叶草。”但是,不论是固体肥料还是液体肥料都收集起来了。“这是一个核心,过不了几年,在其周围就会出现一个小小的农场。……如果附近没有肥料,则起先只能在纯粹的沙地上种金雀花,这种植物在最贫瘠的土地上也可以生长;不到3年就可以收割,一捆一捆地卖给面包铺和砖瓦厂作为柴禾,以得到若干收益。落叶可以使土壤略微肥沃一点,须根则增强了土地的紧密度。现在在这块土地上已经可以进行耕作,并且不施肥也可以种荞麦,甚至种黑麦。到荞麦或黑麦收割的时候人们也许已积起肥料,可以正式开始种庄稼,一旦种植的三叶草和马铃薯使这位农场主可以饲养奶牛和取得肥料,土地的改良就可以加速进行。要不了几年,土壤就会完全改观。它变得松软和饱含水分,并且由于获得三叶草和其他作物根部分解出来的植物质而肥沃起来。……在土地逐步改良和以正规方式耕种以后,在原先的好地和靠劳动及勤勉改良的土地之间看不出有多少差别。至少两者的收成同其他各国性质不同的土地的收成相比更为接近。这是佛兰芒制度具有优越性的一大证据;因为它表明土地可以不断改良,地力的不足可以靠耕种和施肥、特别是后者来弥补。”

在这种小地产或小农场上进行如此剧烈的劳动(因为这是为他们自己劳动)的人们,好多世纪以来就实行了轮作和合理施肥的原则,而这些原则在英国是算作近代的新发现的。因此,即使在今天,具有权威的行家也承认他们的农业从总体上说优于英国的农业。“佛兰德贫瘠的沙土、或其中等土地的耕作”,上述作者说:“通常优于不列颠有很大改进的同类农场的耕作。我们在资本、在各式各样的农具、在牛羊的选择和饲养方面大大地胜过佛兰芒的农场主(虽然按照同一作者的看法,他们“在奶牛的喂养方面大大领先于我们”),“而且,英国农场主所受的教育程度一般也多于佛兰芒的农民。但是,在对于土壤品质的关心方面,在各种肥料的处理和使用方面,在作物巧妙地交替种植方面,特别是在节约土地,使其任何部分都经常处于生产状态方面,我们仍然有一些东西需要向佛兰芒人学习。”不是向各处有教养、有事业心的那些佛兰芒人学习,而是向一般做法学习。

这个国家很多耕种很发达的地区实行自耕农制度,土地由自耕农经营,一直全部或部分靠铁锹耕种。“如果土地完全靠铁锹耕种,而没有养马,则每3英亩土地饲养一头奶牛,完全喂以人工种植的牧草和草根。这种耕作方式主要在瓦埃斯地区实行。那里地产都很小。所有的劳动都由家庭的各种成员负担;”人们很快就开始“按照他们的年龄和体力,帮着干各种轻微的工作,如除草、锄地、喂牛。如果他们能够生产制造自己食用的面包所需的黑麦和小麦,并能生产奶牛食用的马铃薯、芜菁、胡萝卜和三叶草,他们的生活就可以过得很好;他们生产的油菜子、亚麻、大麻、黄油的出售所得,扣除购买肥料的支出(其金额往往很大),还可以带给他们很好的收益。假设土地的总面积为6英亩,就农户占用的面积而言,这是很平常的,它也是一个男人所能管理的;”则(作者对耕作作了描述以后,这样说)“如果一个人连同他的妻子和3个年轻孩子的劳力相当于3个半成年男子,则这个家庭将需要39蒲式耳谷物、49蒲式耳马铃薯、1头肥猪和1头奶牛所供给的黄油和牛奶。1英亩半土地将生产谷物和马铃薯,还可以收获一些玉米用于猪的催肥(除玉米外,还给这些猪喂点制造黄油的残汁)。另1英亩土地种植三叶草、胡萝卜、马铃薯和茬地萝卜,它们可用于饲养牛而有余。因此,两英亩半土地就足供这家人吃喝;另外3英亩半的出产可以出售,以其所得支付地租或购买土地的借款利息,还可以用来补充磨损的农具,增加肥料,并购买全家的衣着。但是,在这3英亩半土地中用于种植大麻、亚麻和菜子的部分,对农场最为有利;其中另1英亩土地种三叶草和块根植物,还可以养1头奶牛,并将其产品出售。因此,对于一个家庭如何靠6英亩中等土地生活和致富的问题,我们就能够作出说明。”这位作者在用计算表明这块土地无需雇工靠这个家庭就能以最完善的方式耕种以后,接着说:“在一个完全靠铁锹耕种的10英亩农场中,如果家庭成员增加男女各一,则所有的工作更易于进行;如果有马和马车可以用来运出肥料和运回产品,有时还可以用马拉耙,则这一家可以很好地耕种15英亩土地。……这样,我们就会明白”(这是几页详细记述和计算的结果,)“一个仅有一小笔资本和15英亩良好沙地的勤勉的男子,靠铁鍬耕作,不仅可以维持自己的生活,养活一家人,交付适当的地租,而且可以在他的一生中积蓄一大笔钱。”但是,他用以做到这一点的坚持不懈的勤劳,很大一部分不是花费在单纯的耕作上,而是为了在遥远的未来取得报酬而花费在土地本身的改良上——这种勤劳与不付地租没有任何关联吗?如果不以事实上的永佃权或某种许诺为前提,或不以在租入的土地上勤恳地劳动和实行节约,日后确实可以成为自耕农为前提,这种勤劳能够做到吗?
  至于他们的生活方式,“佛兰芒的农场主和劳动者的生活比英国同一阶级的人们节俭得多;除星期天和收获期以外,他们很少吃肉。脱脂牛奶、马铃薯和黑面包是他们的日常食物。”那些在欧洲走马看花的旅行者,以此为依据,断言欧洲大陆任何国家的农民都过着贫困和悲惨的生活,它们的农业制度和社会制度是失败的,只有英国的制度才能使劳动者得到幸福。不论英国的劳动者是否幸福,他们只是在这一制度下才确实永远不会试图过得更好些。英国的劳动者习以为常地认为一个劳动者不花光他所挣到的全部收入是不大可能的,因而,他们惯常把节俭的征兆误认为贫穷的征兆。请看一下对这个现象的正确解释。 “因此,他们逐渐获得资本,他们最大的抱负是自己拥有土地。他们热切地抓住每一个购买小农场的机会,土地的价格由于竞争而大大提高,因而土地带来的收益几乎不超过购地价款2%的利息。大地产逐步消失,并分割成若干小块,它们都以高昂的价格出售。但是,国民的财富和产业不断增加,它们散布于群众之中,而不是积聚在几个人的手里。”

这样的事实是人所共知和容易理解的,但人们大为吃惊地看到,有的人不以佛兰德的事例来推奖自耕农制度,相反地却认为它是对自耕农制度的一种警告;其理由仅为一种设想的人口过剩——这是从布拉邦特和东佛兰德的农民在发生灾荒的1846-1847年间陷入贫困推断的。我所摘引的一位熟悉这方面情况的著述家(他不靠任何经济理论来支持自己的说法)的证词,表明了这种贫困无论它可能严重到什么程度,都不是由于这些小农在正常情况下无法充分供应他们必须供养的一切人的需要而造成的。它来源于这些人耕种自己的土地,生产自己所需要的食物这一基本状况,就是说,季节旺淡的后果必须由他们自己承担,不能象大农场主那样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如果我们回忆起1846年的收成——所有的谷物都部分歉收,而马铃薯则几乎全部付诸东流,那么,在这样一种稀有的灾难中,6英亩土地(其中一半用于种植大麻、亚麻或菜子)的生产物不足以供应全家一年的口粮,就毫不足怪。但是,我们不应拿佛兰芒的不幸的农民去同耕种几百英亩土地的英国资本家作比较。如果这个农民是一个英国人,他不是那个资本家,而是资本家雇用的一个散工;那么,在收获不足的时期,散工的生活就不会困苦吗?我以为,没有理由可以相信,在歉收程度相同的情况下,比利时会比其他国家更为贫困。

第六节 关于英法海峡群岛自耕农制度的证词

英法海峡群岛自耕农制度的优越性具有极为有力的证据,除上述许多引证外,我还要在这里援引有关这些岛屿经济状况的部分描述。这是一位著述家通过个人观察并对别人提供的资料进行精心研究以后作出的,威廉·桑顿先生在他的《为自耕农请愿》(该书在材料和写作技巧方面颇具特色,应当看作是有关这一问题的标准著作)中就根西岛的情况作了如下的叙述:“从这样狭小的地区运送这么多产品到市场上去,这在英国也很难看到。这件事本身就可以证明,这些耕作者一定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贫困,因为他们已成为自己生产的产品的完全所有者,所以他们出售的当然只是自己不需要的那一部分。他们在生活上的称心如意对任何观察者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希尔先生说:‘我发现根西小岛是我过去接触过的社会中最幸运的社会’。乔治·黑德爵士说:‘旅行者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可以看到那里的生活很舒适’。英国游客第一次徒步或驱车越出圣彼得港的范围时,极其意外地看到的是在其风景中稠密地散布着住宅的外观。不少住宅类似本土中层阶级人士的住宅;但是,他难于猜出住在其他一些住宅中的是哪一类人,虽然这些住宅一般对农场主来说并不够大,然而对散工来说从任何方面看都过分漂亮。……确实,全岛除少数渔民的小屋以外,任何住宅都不家英国本土农场劳动者的普通住宅那样简陋。……卸任不久的根西岛行政官德·黑尔布罗克先生说:‘打量一下英国农民的茅舍,并拿它们同本岛农民的村舍作比较’。……乞丐完全看不到了。……贫民,至少是身体健康的贫民,几乎同乞丐一样罕见。储蓄银行帐目也就根西各劳动阶级的生活一般都很富裕提供了证明。1841年,英国本土约1500万的人口中存款人数不到70万,即每20人有1人存款,平均存款额为30镑。在同一年,根西26000人口中存款人数为1920人,而平均存款额为40镑。”有关泽西岛和奥尔德奈情况的证词具有类似的性质。[yao_page]

桑顿先生就英法海峡群岛小农经济的效率和生产性提出了充分的证据,并将其效果总结如下:“由此可知,在英法海峡两个主要岛屿的农业人口密度同不列颠相比,一个大1倍,另一个则大两倍。在不列颠,每22英亩耕地只有一个耕作者,而在泽西则每11英亩耕地有一个耕作者,在根西为每7英亩耕地有一个耕作者。然而,这些岛屿的农业,除耕作者以外,还要分别供养其密度相当于不列颠4倍和5倍的非农业人口。这种差别并不是海峡群岛的土壤或气候良好所造成的,因为泽西岛的自然条件比英国南部各郡恶劣,根西岛的自然条件也不比英国南部各郡好。这种差别完全是农场主们勤奋照管和大量施肥的结果。”他在另一个地方说:“1837年,英格兰大农场中小麦的平均产量仅为21蒲式耳。任何一郡的最高平均产量也不超过26蒲式耳。自那时以后,全英格兰的最高平均产量为30蒲式耳。在泽西岛(该岛农场的平均面积只有16英亩),按照英格利斯的记述,1834年每英亩小麦的平均产量为36蒲式耳;但官方提出的数字表明,在到1833年为止的5年内为40蒲式耳。在格尔恩赛(该岛农场的平均面积更小),按照英格利斯的说法,每英亩4夸特可以认为是好收成,但这还是很一般的收成。”“在英格兰,人们认为每英亩30先令对中等土地来说是一种很合理的租金,而在英法海峡群岛,除非常差的土地以外,每英亩土地的租金至少是4镑。”

第七节 关于法国自耕农制度的证词

自耕农制度不适宜的看法通常源自法国;人们常常断言法国是在可能是最恶劣的农业条件下取得其成果的。由于土地的细分,它将很快陷入(如果不是已经陷入)饥饿的深渊。如此背离事实的看法为什么这样普遍地流行,其原因很难说明。在法国大革命以前,法国的农业极其惨淡,农民处在极端贫困之中。在那个时候,他们并非象现在这样普遍地拥有土地。然而,确有不少地方的土地在很大程度上是农民的财产,其中有很多对普遍恶劣的农业和普遍的贫困来说是极其引人注目的例外。在这一论点上的一个无可争议的权威——阿瑟·扬,是顽强地反对小农场的学者,现代英国农业学派的领袖。他在1787、1788和1789年几乎走遍了整个法兰西。当他看到非常优越的耕作方法时,毫不犹豫地承认它是自耕农制度的产物。他说:“离开了索佛,我就惊奇地看到一大片土地,那里除了巨大的岩石以外似乎什么都没有,然而其中大部分都已围住,并且在极其勤奋的照料下种植作物。每个人都有一棵檄揽树、桑树、杏树或桃树,在这些树之间散布着葡萄树;因而可以设想,整个地面是被零零散散地混杂在一起的这些植物和凸出的岩石覆盖着的。这个村庄的居民的勤勉应当受到奖励;如果我是法国的部长,我就会嘉奖他们。他们会很快地把自己周围的一切荒地变成园圃。一小群勤勉的庄稼汉之所以化岩石为沃土,我认为,这是因为那些东西属于他们自己,如果他们受到同一万能原则的激励,他们也会化荒地为沃土。”他又说:“走到罗森达尔,”(敦刻尔克附近)“勒布伦先生很有礼貌地带我参观了他对那里的沙丘所作的改良。在当地和市镇之间、盖了许多小巧的房屋,每座房屋都附有园圃和一两块用篱笆围住的田地。这些田地原先都是极其恶劣的沙土,色白如雪,现在已由于人们的辛勤劳动而得到改良。私有财产的魔术把沙土变成黄金。”他还说:“走出甘奇以后,我惊奇地看到人们在灌溉方面作出了极其巨大的努力,其程度远远超过我过去在法国所曾见到的;随后我又经过布满耕作良好的梯田的崇山峻岭。在圣劳伦斯有很多水浇地。这个景色对农民来说是非常迷人的。从刚奇乘车穿越崎岖不平的山地,是我在法国的旅行中最赏心悦目的事情;到处是热火朝天的劳动和欣欣向荣的景象。这里有一种活力,简直可说是一往无前、无坚不摧。它使峻岩披上了绿装。如果询问其原因何在,对有常识的人来说是有失体面的;这必然是由于人们享有所有权。让一个人牢固地拥有一块充满岩石的荒地,他会使它变成一个园圃;让他以9年为期租种园圃,他会使它变成一片沙漠。

在他对西比利牛斯山脉的山麓地方所作的描述中,他不再谈他所推测的,而只谈他所知道的。“启程前往莫能,不久就看到一处我在法国从未见过的景色,我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这里有一连串用石块堆垒起来并以砖瓦覆盖的坚实而舒适的农家小屋;每一家都有一小果园,用修剪得很整齐的蒺藜篱笆围起来,种上大量桃树和别的果树,篱笆内部三三两两地长着若干美观的栎树,对小树的照料非常细心,这样的精心抚育只在其为园地的所有者时才能做到。每一家都附有一个农场,四周用草皮围住,谷地四周也围有整齐的草皮,围栏之间有门可通。在英国有一些地方(那里还存在着自耕农)很象贝尔恩的这块土地;但是很少有和我从波城乘车前往莫内尼的12英里旅行中所看见的相同的。那里一切都掌握在小自耕农手中,没有多少农场小到会使居民过恶劣、悲惨的生活。整洁、温暖和舒适的气息笼罩着全部土地。这从他们新建的房屋和马厩;从他们那个小的园圃;从他们的篱笆;从门前的空地;甚至从他们的鸡笼、猪圈,都可以看出。如果一个农民的幸福受到以9年为期的租约的限制,他是不会想到让他的猪过得舒服一些的。我们现在来到贝尔恩,它离亨利四世的发祥地只有几英里。当地的农民是否继续享有这位明君所赐予的幸福?这位明君的温良资质似乎仍在支配这个地方;农民们的生活都很安乐。”他一再指出法属佛兰德农业的优点。在那个地方,农场“都很小,但大多在小自耕农手里”。科镇也有个自耕农的村庄,但那里的农业很糟;对此他的解释是:它“是一个工业地区,对遍布全区的棉纺织业来说,耕作不过是一种副业。”现在这一地区仍然是制造业的活动中心,小自耕农也相当多,不论从庄稼的长势或从官方的统计表来判断,这里都是法国耕作得最好的地区之一。“在佛兰德、阿尔萨斯和阿图瓦的部分地区,以及在加龙河岸上,法国的农业都不亚于我们。”这些地方,以及奎尔西的大部分地区,“耕作得象园圃而不象农场。也许从地产狭小这一点看,它们是太象园圃了。”在这些地方,有效的轮作已经普遍实行。这种轮作在意大利早已实行,但那时在法国通常不为人所注意。“一种作物收获以后马上播种另一种作物的快速轮作”(所有的观察者在莱因河溪地方都可以看到与此相同的事实)“几乎不能颇为完善地做到,这一点对要实现良好耕作的其他一切地方来说也许是最根本的问题,如果作物是象我们通常在这些地方看到的那样合理地分布;在种植会使耕地受到污染、地力枯竭的作物之前,要先行种植可以净化和改善耕地的作物。”

然而,不能认为阿瑟·扬在自耕农问题上的证词是始终如一地有利于自耕农的。在洛林、香槟和其他地区,他发现农业经营得很不好,小自耕农的生活很困苦。但是,按照他的说法,这是土地分得过细的结果。他这样综述自己的看法:“我在出发旅行以前曾经认为,小农场的耕作很容易搞好;占有这些农场的人无需支付地租,这就足以使他不费力地进行改良,并精力充沛地进行耕作;但是我在法国看到的情况,大大地改变了我对自耕农抱有的美好想法。在佛兰德,我看到30-100英亩的地产耕作情况很好,但在这里几乎看不到在别的地方常见的那种小地产。在阿尔萨斯和加龙河岸,土壤肥沃得无需农民作出什么努力,某些小地产也耕作得很好,在贝尔恩,我穿过了一个小农较多的地区,其外表整洁、舒适和愉快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这只有靠小地产才能实现,但是这种地产决不是微不足道的,如以房屋之间的距离来判断,其面积为40-80英亩。不算这些和个别其他事例,我看不出小地产除使其所有者坚持不懈地辛勤劳动以外,还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地方。当然,我必须向读者强调如下一点,即,虽然我所见过的许多小地产的耕作恶劣到难以想象的地步,然而其所有者的勤劳极其显著,富有成效,因而不论怎样赞扬都不过分。这种情况足以证明,土地所有权是激励人们持续不断地进行剧烈劳动的最有效的动力。这一真理如此有力和广泛适用,以致我不知道要使附近的村民到山顶去进行耕作,除了允许他们取得那里的所有权以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我们看到过这样的实例:在朗格多克的山上及其他地方,村民背着装有泥土的竹筐到不毛之地去开辟田园。”

因此,这位著名的农学家和大规模耕作的鼓吹者的经验可以说是:由自耕农耕种的小块土地,如果它们不是小到不能充分利用全家的时间和心力,就会产生很好的效果。因为他常常以很明显的理由指出,尽管农民们怀着很大的热情以他们的知识和机智所能提示的一切办法去改良他们那家传的小地产,但如这种地产的面积太小,他们仍会有大量空闲时间。因此,他建议以法律规定土地细分的限度。如果某些地方土地的分割已然超出资本的状况和主要作物的性质所允许的限度并且仍在继续进行,则这种主张对这样的地方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每个农民的一小块土地(即令他拥有全部产权)不足以使他过上舒适的生活,则这种耕作方式就具有小地产的全部缺点而几乎没有任何好处;因为这时他或者必须依靠自己土地的生产物过贫困生活,或者会失去土地而经常受雇于人,靠工资过日子。如果附近一切农场的土地面积大小差不多,他还很少有希望找到被雇用的机会。自耕农制度在他们的土地不分得过细的条件下才有好处;就是说,这些土地无需供养太多的人,供养人数同这些人能用这些土地生产的产品成比例。这一问题同大多数有关各劳动阶级状况的问题一样,也归结为人口问题。那么,小自耕农制度是会刺激人口过度增长,还是会制止人口过度增长呢?

第七章 续论自耕农

第一节 自耕农制度对劳动积极性的促进作用

在考察自耕农制度对劳动阶级最终经济利益(这种最终利益是由人口增长决定的)的影响之前,让我们先说明一下这种土地制度对道德和社会的影响,这一点可以说在道理上已经明确,也已为上一章 所摘引的事实和典据所证实。

新接触这一问题的读者一定会因我提到的各种证据使那些证人产生的强烈印象——一位瑞士统计学家说,自耕农“几乎象超人那样勤奋”——而感到震惊。至少自耕农的勤勉是权威们一致承认的。只见过一个小自耕农地区的人,总以为当地的居民是世界上最勤劳的。在观察家中很少会有人怀疑,这种非凡的勤劳同农民身分的某种特征有联系。这是“私有财产的魔术”。用阿瑟·扬的话来说,就是“变泥沙为黄金”。然而,财产私有的观念并不一定意味着没有地租,更不必说没有税收。它仅仅意味着地租应按定额交付,不能因土地占用者的改良或地主的意愿而违反土地占用者的利益予以提高。交免役租的承租人实际上就是地主;誊本土地保有权者或土地完全保有者无不如此。所需要的是固定租用期的长期占有。“将一块全是岩石的荒地给与某人,并保证其所有权,他会把它变成园圃;让他以9年为期租种园圃,他会把它变成一片沙漠。”

有关自耕农习以为常地辛勤经营的耕作制度,和他千方百计争分夺秒地努力增加今后生产物和土地的价值的情况,前面已有详细的叙述,从上述一些有权威性的著作中还可以找到更详细的论述。这种情况说明了前面已经谈到的一点,即,小农场至少在其为耕作者所有时,能就同样质量的土壤,使用相同的农业知识得到大得多的总产量。《佛兰芒的耕作》一书着重阐述了不知疲倦的辛勤劳动如何能克服资源的贫乏、工具的不完善和对科学理论的无知。佛兰德和意大利的小农耕作,在相同的土壤条件下所得到的收成,比苏格兰和英格兰耕种得最好的地区还要多,这一点已经得到证实。毫无疑问,为生产这些农作物所花的劳动,如果由雇主支付工资,他会感到得不偿失;但是对自耕农来说,这种劳动不需他支付任何费用,他不过是利用闲暇时间(如果不说是以一种不能自己的热情)从事他所喜爱的活动。

我们也说过,佛兰芒的耕作者靠这种非凡的努力不仅取得了光辉的成就;而且,使他们具有如此巨大的劳动积极性的同一动力,还使他们较早地取得相当多的农业知识。在仅靠雇佣劳动进行耕作的地方,获得这种知识要晚得多。德拉凡尔纳先生就法国真正适合于小规模耕作的一些地区的小自耕农的农业技术提供了同样有力的证辞。“在佛兰德肥沃的平原,在莱因、加龙、夏朗德、罗讷各河流域,小农们了解各种改良土壤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办法,并且不惜花费多么大的费用加以实施。不管耕作如何积极,他们仍花很多钱收集大量肥料,用以恢复和不断提高地力。各种家畜养得很好,庄稼也长得挺壮实。有些地方生产烟草、亚麻、菜子、茜草、甜菜根;另一些地方生产葡萄、橄榄、洋李、桑葚,土地只把它们丰富的财富给予勤劳的人们。我们在巴黎附近花很多钱买到的菜园产品大部分不也是小规模耕作之所赐吗?”

第二节 自耕农制度具有锻炼才智的作用

对于自耕农制度,还有一点应当加以考虑,这就是把这一制度当作进行普通教育的必要手段。书本和办学校对教育来说都是绝对需要的,但是不够。智力运用得越多越能发展;有什么能比涉及许多利害关系的事使智力得到更多的运用呢?任何利益都不能忽视,而它们只有靠意志和智慧进行多种多样的努力才能得到。有些轻视小地产的人过分强调困扰莱因兰或佛兰德自耕农的烦恼和焦虑。正是这些烦恼和焦虑使自耕农胜过英国的散工。确实,说散工过的是无忧无虑的生活有点过甚其辞。可以设想,在有可能失业的情况下,散工不能不焦虑不安;除非他们有机会得到教区慷慨的施与,并且不为要求得到这种施与而感到羞耻和勉强。在现在这种社会和人口的状况下,有很多事情使散工焦虑不安,这些事情没有任何鼓舞人心的作用,而且没有一件事情能够鼓舞人心。欧洲大陆自耕农的状况与此相反。令人精神沮丧、意志麻痹的那种顾虑——对能否糊口没有把握——他们已经极少。只是在诸如马铃薯歉收和普遍歉收同时发生的情况下,他们才会产生这样的顾虑。他们所牵挂的是平常收获的多少;他们所担心的是能否从失业(business of life)中取得公平合理的收入。他们已是自由人,并非老是孩子(按照现在通行的博爱主义,各劳动阶级似乎应当满足于孩子的地位)。他们不再是与中产阶级不同的阶层;他们具有与这些人相同的事业和目标,他们所受到的才智的磨炼,大部分也与这些人相同。如果在智力教育中有什么原则的话,则第一条原则应当是使这种训练对精神产生良好的影响,即,使精神成为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开发才智的秘诀,是让他们多做一些事情,并且使他们很想做这些事情。这一点也不贬低其他思想修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农民拥有土地并不能防止他们变得粗鲁、自私和心胸狭窄。这要靠其他方面的影响和教育。但是对一种精神活动的强大刺激决不妨碍采用别的智力开发方法。反之,养成学以致用(即使获得的知识是片断的)的习惯,可以使上学读书更有成效(如果没有这种辅助的影响,则上学读书大多会象撒到岩石上的种子那样毫无收获)。

第三节 自耕农制度具有促使人们深谋远虑和自我控制的作用

自耕农的地位不仅能起增进智力的作用。它对树立慎重、节制和自我控制的道德风尚也大有助益。散工在劳动阶级主要是由他们组成的时候,通常是不注意节约的。他们毫不在乎地花光他们的全部收入,将来的事情将来再想办法应付。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因此,很多对劳动阶级的福利很关心的人有一种固定的看法,即,除非在增加工资的同时能使他们的嗜好和习惯得到相应的改进,否则,增加工资对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好处。自耕农以及想成为自耕农的人处于另一个极端,他们对明夭考虑得太多。他们经常以吝啬、而不是以挥霍浪费受到指责。他们摒弃适当的嗜好,为了节省而甘于藿食。在瑞士,几乎每个有储蓄能力的人都有储蓄;佛兰芒农民的事例前面已作介绍。虽然法国人是一个喜欢享乐和(被认为是)放纵的民族,但其中的农村人口充满了节俭的精神,而其节俭的程度,就全体而言,是恰当的。就个别而言则可以说是过分而不是不足。有些人住的是茅舍,吃的是树皮草根,旅行家们往往把这种情况误解为普遍贫困的证据和样本。实际上,这些人当中有不少人的皮袋里藏着很多法郎银币,除非为了实现他们的宿愿——购买土地,他们也许会在身边保存30年。如果说农民拥有土地这种社会状况对道德有所损害,这只是说它可能造成这样的危害,即,农民们由此对自己的金钱利益过分计较,变得狡猾起来。不怀好意地算计别人。法国的农民不是头脑简单的乡下人,也不是“莽张飞”。在事实上和在小说中他们现在都是“狡猾的庄稼汉”。但是,这是人类才智的开发和人类的解放所必须经过的阶段,法国的农民目前正处在这样的阶段。在这一方面有点过头,同劳动阶级的漫不经心和挥霍浪费相比,其害较小,而且是暂时的;而以此作为换取自立这一最珍贵的美德(一个民族的一般特性)的代价,则这个代价是很低廉的;自立这一美德是人类具备优越品质的首要条件之一,是一种“砧木”,其他各种美德如果不在此接枝,就几乎不能生根;对劳动阶级来说,即使它要过还算可以的生活,这种品质也是不可缺少的。法国的农民和欧洲大多数国家的自耕农,都是靠这种美德胜过其他任何劳动人口的。

第四节 自耕农制度对人口的影响

一个在很多方面对节俭和审慎起促进作用的经济制度是否可能在人口增长这一根本问题上草率行事?大多数探讨过这一问题的英国政治经济学家认为这种制度会促使人口增加。麦克库洛赫先生的意见是众所周知的。琼斯先生肯定地说:“报酬得自土地,并以实物消费的农民,其内在的控制力和使他们倾向于抑制人口增长的动机所起的作用是很微弱的。其结果,除非完全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某些外部原因迫使他们放慢人口增长率,否则,他们在有限的土地上很快会处于困乏和赤贫的状态,最终由于不可能按自然法则获得生活资料人口增长才停止。”他在另一个地方又说,这种农民“确实处于按动物本能增殖的状态,这种本能极少受上层阶级或文明人的那种使人口均衡增长的动机和愿望的制约。”琼斯先生答应在下一部著作中指出“这一特殊的原因”,但那部著作一直没有出版。因此,我无法猜测他是从什么有关人类本性和影响人类行为的动机的理论推知这种原因的。阿瑟·扬也承认“特殊”是一个事实;不过,虽然他不想使自己的意见过于和缓,他也不象琼斯先生那样把他的学说推向极端,而是如前所述,列举各种事例证明,琼斯先生所谈到的农民,既不会面临“困乏和赤贫的状态”,也不存在‘不可能按自然法则获得生活资料’的危险。

对于这一问题有不同的体验,是容易说明的,到现在为止,不论劳动者是靠土地生活,还是靠工资生活,其人口总是增加到惯常的生活水准所决定的限度。当这一生活水准很低时,其他的规模或工资率也会缩小或降低到仅能糊口的程度。在自耕农制度下,人们完全可以接受极端俭朴的观念;因而如果人们一直过贫困的生活,对此已习以为常,人口就会膨胀,土地也会过度细分。但这是另一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假定农民在其所拥有的土地足以(不是不足以)使他们过舒适生活的时候,由于漫无节制的生育而降低他们的生活水平的可能性,同生活水平与他们相仿佛的雇佣劳动者相比是大还是小?按照各种先验的(a priori)的看法,这种可能性较小。所谓工资取决于人口的多少,是一个需要思索和讨论的问题。所谓人口大量增加会引起工资下降的说法往往是不可靠的。要明确认识这一点,需要好好动一番脑筋。但是每个农民自己就能对他的土地可否使几家人过得象一家人那样舒服作出有根有据的全面的正确估计。很少人愿意让他们的子女过得比自己差。有土地留给子女的父母完全能判断孩子们能否靠这点土地过日子,而靠工资生活的人无法弄清他们的子女为什么不能过上相同的日子,因而只能依靠偶然的机会。“甚至在最有用和最需要的工艺和制造业中”,莱因先生说,“对劳动者的需求也是无法预见、无法估计和不稳定的”;但是在小土地所有制下的“农业中,这是可能的。农民在对自己的生计进行盘算的时候,对于他所要投入的劳动,以及利用这些劳动可以从土地得到多少生活资料,都心中有数。他那块土地能不能养活一家人?他能否结婚?这类问题谁都能毫不迟疑、不假思索地回答。英国的下层阶级和上层阶级中有些人不考虑后果轻率地结婚,造成了人口过剩的弊害,就是由于缺乏可据以作出明确判断的资料,因而只能仰赖偶然的机会。在什么都不能肯定的情况下,任何人在进行测算时一定会把机遇考虑进去。这是因为,按照英国的财富分配制度,确实能够维持生活的人在国民总数中只占一小部分,而不是占三分之二。”

西斯蒙第比任何著述家更加敏锐地感觉到人口过剩给劳动阶级带来的灾难。这是他热诚地提倡自耕农制度的原因之一。他有很多机会研究若干国家自耕农制度对人口的影响。让我们看一下他的证辞。“在保存宗法式经营的国家,人口有规律而又迅速地增长,一直增加到它的自然极限,即遗产继续在几个儿子中间分了几份,只要增加劳动,每个家庭都能在一小块土地上得到同样的收入。拥有一片广阔牧场的父亲,把牧场分给儿子,让他们把这些牧场变成农田和草地儿子们由于不肯采用休耕法还要进行再分,农业科学的每项先进的成就,都使产权有可能进行一次再分配;但是,不用担心地主生下儿女以后会使他们沦为乞丐,因为他懂得如何给儿女们留下遗产,他知道法律会替他们平均分配这种遗产;他知道如何进行这种分配,根据自己现有的状况可能传多少世代,而且无论是农民还是绅士都同样有一种正当门庭的自尊心,在使自己的子女遭到他所不能供养的程度以前,就会自动停止生养子女。即使生下了子女,这些儿女至少还可以不结婚,或者他们在几个弟兄之间推举一个接替香火的人。在瑞士的各州里,虽然由于到外国服役的风俗农民的子女可以找到少有的出人意料的好差事,但是他们的遗产决没有被分得使自己的后代不得温饱的现象,这种情况间或也促进了他们的人口过剩。”

关于挪威的情况也有类似的证词。虽然那里不存在有关长子继承权的法律或习俗,也不存在可以吸收过剩人口的制造业,但地产的细分并未达到有害的程度。“将土地分给子女的制度”,莱因先生说,“已经实行了一千年,从未出现过地产缩小到最低限度,以致无法维持人们生命的情况。我看到各农场有25头到40头母牛,在挪威,一个农民在1年中至少有7个月要为所有的牲口准备干饲料和畜棚。显然有某种原因使土地集中,抵消了将地产分给子女的作用。按照我长期的揣摩,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最实在的原因只能是,在不实行爱尔兰那样的租地制度,人们拥有全部土地所有权的国家,共同继承人的死亡和女性继承人嫁给(同样的)地主所造成的地产集中,足以抵消子女的平等继承所造成的土地细分。我可以设想,在这种社会状况下,在任何时期,全部财产会由同样多的年收入1000镑、100镑和10镑的地产构成。”不过,这种情况的实际出现,要以全社会对人口实行广泛有效的审慎的控制为条件,将这种审慎的人口控制部分地归功于自耕农制度特别适合于促进人口控制,是合乎情理的。

“在瑞士的某些地区”,凯先生说,“例如在阿尔戈维州一个农民在25岁以前是决不会结婚的,通常结婚年龄比这要大得多。在这个州里,妇女在30岁以前出嫁的也很少。……土地的分割和土地的廉价转让不仅促进了农村劳动者的节俭,对小城镇的劳动者也有同样的作用,虽然在程度上也许差一些。小城镇的劳动者习以为常地在近郊拥有小块土地,作为自己的菜园,在傍晚进行耕种。他们在这里种植全家冬天所需的蔬菜瓜果。每天工作干完以后,他和家人聚集在菜园里干一小会儿,按照季节的要求进行栽培、播种、除草、或做播种和收获的准备工作。想拥有这样一个菜园的欲望对巩固审慎的习惯和抑制草率的结婚起着非常强烈的作用。阿尔戈维州的一些制造商告诉我,一个市镇居民在买到一处菜园或一处菜园和房屋之前很少会感到满足;城镇的劳动者通常要把他们的婚事推迟几年,以便积蓄起足够的钱来购买这些奢侈品中的一件或两件。”

同一位作者以统计资料证明,普鲁士的平均结婚年龄不仅比英国要大得多,而且通常愈来愈大”,同时“在普鲁士出生的私生子也比欧洲其他任何国家少”。凯先生还说,“不论我在德国北部还是在瑞士旅行,所有的一切都使我确信,所有的农民都想得到土地,这种欲望可能是对人口过度增长最有力的牵制”。

按照驻在奥斯坦德的英国领事福切先生的看法,在佛兰德,租地农民的儿子和具有当租地农民的资力的人都会把他们的婚事推迟到他们拥有一个农场以后再办。“他们一旦成为租地农民,其下一个目标就是当地主。”驻在哥本哈根的领事布朗先生说:“丹麦人有了储蓄,首先是拿它买钟,其次是买马和母牛,用以出租,以取得很高的利息。他的志向是成为一个小地主。在丹麦,这种人的境况比任何人都好。确实,我知道这种人在生活上真正需要的物品虽然比劳动者多得多,但他们很容易取得这些物品,这是任何国家的任何人都力所不及的。”

但是,法国的经验同自耕农制度具有造成人口过剩的倾向的说法存在明显的矛盾。该国的实验并不是在最有利的情况下进行的,大部分地产过于细小。法国土地所有者的精确数目没有弄清,但从低估计也不会比500万少很多。即使对一家人数作最低限度的估算(对法国来说应当从低估算),拥有或有权继承地产的人也远远多于人口的一半。因此,大部分地产都小得无法维持土地所有者的生计。按照某些计算的结果,在这些所有者当中有300万人不得不靠当雇工或按分益制佃种较多的土地来弥补生计的不足。如果拥有的地产不足以使这类所有者可以不靠工资过日子,这类所有者就会失去很多特有的效能,如对过剩人口的控制。英国人常常预言法国会变成“挤满贫民的地区”。即使这一预言实现,也不能证明这种农业经济制度在其他情况下不具有抑制人口增长的作用。但事实到底怎样?法国的人口增长率在欧洲是最低的。革命使得人民一下子摆脱毫无希望的悲惨处境而过上富裕的生活。在大革命时代,人口有了很大的增长。但是,出生于优裕环境、没有体验过悲惨生活的一代新人长成了;节俭精神在他们身上产生了最明显的作用,使人口的增长得以不超过国民财富的增长。在劳教授所制作的一张表上,列出了各国人口的年增长率。1817-1827年间法国人口的年增长率为0.63%,而同一时期英国为每年1.6%,美国约为3%。按照勒哥特先生曾作分析的各种官方报告,1801-1806年的人口增长率每年为1.28%,1806-1831年平均只有0.47%,1831—1846年平均为0.60%;1836—1841年为0.41%,而1841—1846年为0.68%。在1851年的人口普查中,5年间人口仅增长0.71%,或每年0.14%。因此,用德·拉韦捏的话来说,“法国人口几乎不再增加”。甚至这样缓慢的增加也完全是死亡人数减少的结果;出生人数毫不增加,而出生人数对人口的比例则不断减少。在人口这样缓慢地增长的同时,资本迅速增加,因而劳动阶级的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这一阶级中土地所有者的生活状况不容易精确地查清楚,当然是变动极大;但在大革命时期没有从地产的变动中得到任何直接利益的单纯的劳动者,从那时起毫无疑问在生活条件上有了很大的改善。劳博士还证明.在土地也许分得过细的另一个地方——巴拉廷纳,也存在类似的事实。

我不知道有什么有根有据的事例可以支持自耕农制度会促使人口迅速增殖的主张。自耕农制度未能制止人口激剧增长的事例肯定可以举出一些,其中主要的一个就是比利时;可是,比利时人口增长的前景如何,目前显然还不能断定。比利时在欧洲大陆是人口增加最快的国家;但该国的各种情况要求、也必然很快会制止人口这样快地增加,不过,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克服现有的强大的习惯势力。天主教的圣职在人们的心目中具有很大的势力,他们在任何地方都激烈反对限制人口,对人们有很大的影响。这是妨碍人口控制的不利条件之一。然而,必须记住,该国人民坚持不懈的辛勤劳动和卓越的农业技术已使得目前这种增长速度实际上没有什么害处了。尚未分割的很多大地产通过逐步分割而成为增加(必要的)总产量的资源,此外,还有很多大的工业城镇、采矿和采煤地区吸收和雇用了每年增加的人口中相当大的一部分。

第五节 自耕农制度对土地细分的影响

但是,甚至在人口过剩随同自耕农制度一起出现的地方,这一弊害也不一定会带来另一经济上的损害,即土地的过度细分。地产即使分得很细,也不能说农场必定很小。正如大地产完全可以和小农场并存一样,小地产也可以同规模相当大的农场并存;占用权的细分不是自耕农生育过多的必然后果。佛兰芒的农民对于同自己的职业有关的事物,早已具有令人钦佩的知识。劳博士说:“不分割地产的习俗和认为这种习俗是有利的看法,在佛兰德广为流传,因此,即使在现在,如果一个农民死后留下几个孩子,虽然这个农民的遗产不是限定继承人的财产,也不是托管财产,他的那些孩子也宁愿把地产整个卖掉,而均分所得到的价款,因为他们认为,这种地产同宝石一样,一经分割就会失去价值。”法国农民也普遍具有这种想法,这从土地的出卖异常频繁可以看出;10年间出卖的土地共达全国土地的四分之一。帕赛先生在他的小册子《论1800年以来厄尔县农业状况的变化》中记载的其他事实也证明了同一结论。他说:“这个县的事例证明,在地产的分割和耕作的分配之间并不象某些著述家曾经设想的那样存在一条牢不可破的纽带。所有权的易手不会对地产的规模产生明显的影响。在实行小规模耕作的地区,属于同一所有者的土地常常分给很多佃户耕种,而在主要实行大规模耕作的地方,同一个农场主租种几个地主的土地也并非罕见的事情。特别是在维克辛平原,很多有活动能力和富有的耕作者并不以拥有一个农场为满足;其余的农民也要在自己租用的土地之外,另行租用四邻所能租用的一切土地。从而使总面积在某些情况下达到或超过200公顷(500英亩)。”“地产分得越细,这种活动就越频繁。因为它们对有关各方都有利,也许今后会形成习惯。”

德·拉韦涅先生说:“在某些地方,例如在巴黎邻近,实行大规模耕作的好处很明显,因而农场的规模有扩大的趋势,好几个农场合并为一个农场,一些农场主通过向若干地主租借小块土地来扩大他们的农场。在其他一些地方,太大的农场和地产却趋向于分割。耕作总是自然地趋向最适合的组织形式。”据同一著名作者说,诺尔、索姆、加来海峡、下塞纳、埃纳和瓦兹都是小耕地最多的县份,它们都是法国最富饶、耕作得最好的地方,其中尤以首先列举的诺尔为最;这是引人注目的事实。

无可怀疑,土地分得过细和占用的土地过小,在某些自耕农较多的国家,特别是在德国和法国的部分地区已经成为具有普遍性的弊病。巴伐利亚政府和拿索政府认为对土地的细分有必要在法律上加以限制。普鲁士政府打算对莱因各省的地产采取同样的措施(没有成功)。但是,我并不认为小规模的耕作在任何地方都是在小农制度下实行的,而大规模的耕作则是在大地主制度下实行的。相反,我认为,在小地产分别属于很多地主的地方,大地产也是分成许多小块租佃很多农场主。两者的原因都是资本不足,技术和农业经营处于落后状态。有理由相信,法国土地的细分都可以用这种原因来说明;细分的程度在减少,而不是在增加;对于某些地区土地的日益细分感到恐惧(无论是现实的恐惧还是口头上的恐惧),是毫无根据的。

如果自耕农制度对于土地的细分超出与一国的农业习惯(一国大地产所具有的习惯)相适应的程度有某种促进作用,则其原因当为这一制度所具有的各种有益作用之一,即,这一制度对于尚未成为自耕农而希望成为自耕农的人们厉行节约给予很大的鼓励。在英国,农业劳动者即使有储蓄,也没有地方可以投资,只能把钱存入银行,而且,即使他们可以通过节约提高自己的地位,他们也只能提高到常有破产之虞的小店主的地位;因而,在英国的散工中间丝毫看不到那种旨在使自己上升为地主的强烈的节约精神。按照几乎所有的权威人士的看法,土地细分的真正原因是,人们与其把土地整块卖给富有的买主(他们只想靠收取地租过活,而不想改良土地),不如把它卖给农民(他们想以很少的储蓄购买土地,作为一种投资),因为这可以使他们得到较高的代价。获得这种投资机会的希望,对没有土地的农民来说是最有力的诱惑,它诱导他们勤劳、节俭和自制,以实现他们的奢望。

通过就自耕农制度的直接作用和间接影响进行的这种研究,我以为如下几点可以给予肯定,这就是:在这种形式的土地所有制和生产技术的不完善状态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对最有效地利用地力来说,这在很多方面是有利的,而在其他很多方面又是不适宜的;在现存的农业制度中,没有什么制度能够对国民的勤劳、才智、节俭和审慎产生比自耕农制度更大的积极作用,总的说来也没有什么制度能够比自耕农制度更为有力地阻止农民轻率地增加人口;因此,总的说来,没有什么制度能够在精神上的福利和物质上的福利两方面起比自耕农制度更大的促进作用。与利用雇佣劳动的英国耕作制度相对照,不能不认为自耕农制度是对劳动阶级极为有利的。我们也可以把这一制度同劳动者社团的土地共有制作比较,不过目前尚无此必要。

《政治经济学原理》

约翰.穆勒

赵荣潜 桑炳彦 朱泱 胡企林 译

胡企林 朱泱 校

中译本序言

特别导言

穆勒序言

绪论

◎第一编 生产

第01章 论生产要素

第02章 论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

第03章 论非生产性劳动

第04章 论资本

第05章 关于资本的基本命题

第06章 论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

第07章 论决定生产要素生产力程度的原因

第08章 论合作或劳动的联合

第09章 论大规模生产和小规模生产

第10章 论劳动增加规律

第11章 论资本增加规律

第12章 论土地与生产增加规律的关系

第13章 前述规律的后果

◎第二编 分配

第01章 论所有制

第02章 续论所有制

第03章 论获得产品分配的各阶级

第04章 论竞争和习惯

第05章 论奴隶制

第06章 论自耕农

第07章 续论自耕农

第08章 论分益佃农

第09章 论投标佃农

第10章 废除投标佃农制度的方法

第11章 论工资

第12章 论补偿低工资的一般方法

第13章 再论补偿低工资的方法

第14章 论工资因职业而异

第15章 论利润

第16章 论地租

◎第三编 交换

第01章 论价值

第02章 论需求和供给,以及它们与价值的关系

第03章 论生产费用及其与价值的关系

第04章 对生产费用的最后分析

第05章 论地租与价值的关系

第06章 价值理论概要

第07章 论货币

第08章论货币的价值取决于需求和供给

第09章 论货币的价值取决于生产费用

第10章 论复本位制及辅币

第11章 论作为货币的替代物的信用

第12章 信用对价格的影响

第13章 论不兑现纸币

第14章 论供给过剩

第15章 论价值的尺度

第16章 论价值的若干特殊情形

第17章 论国际贸易

第18章 论国际价值

第19章 论作为输入品的货币

第20章 论国外汇兑

第21章 论贵金属在商业世界的分配

第22章 通货对汇兑和对外贸易的影响

第23章 论利率

第24章 论可兑换纸币的调节

第25章 论各国在同一市场上的竞争

第26章 论交换对分配的影响

◎第四编 社会进步对生产和分配的影响

第01章 财富增长状态的一般特征

第02章 产业发展和人口增长对价值和价格的影响

第03章 产业发展和人口增长对地租、利润以及工资的影响

第04章 论利润降至最低限度的趋势

第05章 利润降至最低点的趋势带来的种种后果

第06章 论静止状态

第07章 论劳动阶级可能的未来

◎第五编 论政府的影响

第01章 论政府的一般职能

第02章 论课税的一般原则

第03章 论直接税

第04章 论货物税

第05章 论其他一些税

第06章 直接税与间接税的比较

第07章 论国债

第08章 论政府的一般职能及其经济影响

第09章 论政府的一般职能及其经济影响(续)

第10章 论以错误理论为依据的政府干预

第11章 论自由放任或不干预原则的依据和所受到的限制

 

译后记

英国圈地运动的模式及其对土地分配的历史考察(郭爱民)

十六世纪英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典型性问题及其它

沈汉(南京大学)

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的注中曾说,“一般说来,这里是把英国当作资产阶级经济发展的典型国家。”

[i]马克思则写道:“从亨利七世以来,资本主义生产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曾这样无情地处置过传统的农业关系,都没有创造出如此适合自己的条件,并使这些条件如此服从自己支配,在这一方面,英国是世界上最革命的国家。”

[ii]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是就直至工业革命完成的整个近代时期英国经济在世界上的地位而论,那么无疑是正确的。20世纪一些历史学家在把17世纪英国革命作为世界近代史开始的同时,又把16世纪英国农业视为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典型。从历史资料来看,后一结论有过高估计十六世纪英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之嫌。英国农业发展的道路比这要复杂得多。在十六世纪的英国,农业资本主义只是其开端,远未达到成熟的程度。本文拟从十六世纪及以后英国农业经济组织发展的几个方面对这个问题作一初步阐述。

一、对十六世纪圈地运动和处理修道院地产的再审视

十六世纪英格兰的圈地运动无论是对历史学者还是对一般读者都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但是,人们对一个历史时期和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评价常常受到时代流行的文学、古典作品的观点和社会习惯看法的影响。十九世纪及以前,历史著作常带有浓郁的文学风格。富有感情色彩的对历史的描述会使评价离开冷静的理性。国内对十六世纪英国圈地运动的认识,一度也处于这种境况。

影响国人对英国十六世纪圈地运动认识的著作有两部,即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和马克思的《资本论》。莫尔在1516年出版的《乌托邦》曾写到“羊吃人”的现象,书中说“你们的绵羊本来那么驯服……现在变得很贪婪,很凶险,甚至把人吃掉,要把你们的田园、城市全部毁坏掉。”这位人文主义者同情乡村劳动者的悲惨状况的描述性文字阐明了圈地运动的种种恶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马克思大体上继续了莫尔的结论,他在《资本论》中写道:“把大法官福特斯居的著作与大法官托马斯·莫尔的著作比较一下,我们就会清楚地看见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之间的鸿沟。”“通过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夺走他们的公有地的办法,造成了人数更多得无比的无产阶级。在英国,特别是弗兰德羊毛纺织工场手工业的繁荣,以及由此引起的羊毛价格的上涨,对这件事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iii]这些经典的文字使读者,甚至使众多的历史学者过高估计了十六世纪英国圈地运动规模和社会分化作用。

其实,九十年前英国经济史学家托尼就曾冷静地指出:“难道我们不应该说,十六世纪的农业革命是微不足道的,只是由于不熟练的观察家的夸张的抱怨而被夸大为具有重要性吗?”

[iv]十六世纪的圈地运动在英格兰各地区进行的情况和产生的社会后果有很大差异。总的来说,在十六世纪,有大量的圈地是农民出于更好地农耕和放牧、饲养牲畜而进行的。英国学者比尔斯福德把从都铎王朝到汉诺威朝时期的圈地称为“协议圈地”时期,其中有的协议是友善和真诚的,但也有强迫的和虚伪的协议,甚至引起法庭的争执。十六世纪圈地存在地区差别。英格兰北部地区的圈地在诺森伯兰和达勒姆是平静和无痛苦的。而兰开郡、约克郡、康沃尔郡、德文郡、柴郡、希罗普郡、德比郡有相当大的土地面积种草,因此对圈地的反映较温和。

[v]至于英格兰东部和南部各郡如肯特、苏塞克斯、埃塞克斯、东盎格利亚,圈地或是主要针对林地牧场,或是圈地面积不大。

[vi]引起社会关注的过多是密德兰地区的圈地,这是英格兰人最密集的地区,一些乡村已用光了所有的荒地,很难再找到作为农场的土地,因此圈地在这里引起了强烈的抵制和不满。

[vii]晚近对英格兰全部圈地运动的历史研究表明,十六世纪只有2%的土地被圈占。而十七世纪在英格兰圈地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有24%的土地是在十七世纪被圈占的。在十八世纪有13%的土地被圈占,而在十九世纪,有11%的土地被圈占。尽管上述总体的统计数字仍存有争议,但基本上是准确的。从个别地区来看,在莱斯特郡,1550年以前的圈地共52起,圈地占1750年以前圈地总面积的36%,1550-1600年间的圈地为7起,占圈地总面积的5%,1600-1650年间圈地为57起,占圈地总面积的40%,1650-1700年间的圈地为24起,占圈地总面积的17%,1700-1750年间圈地为4起,占圈地总面积的3%。

[viii]在南密德兰地区,1450年以前的圈地占圈地总面积的4%,1450-1524年圈地占圈地总面积的6%,1525-1574年间圈地面积占圈地总面积的2%,1575-1674年间圈地面积占圈地总面积的17%,1675-1749年间圈地面积占圈地总面积的5%,1750-1849年间圈地面积占圈地总面积的55%,1850年以后圈地面积占圈地总面积的3%。

[ix]在达勒姆郡,1551-1600年间圈地面积占1550-1850年间圈地总面积的2%,1610-1650年间圈地面积占圈地总面积的18%,1651-1700年间圈地面积占圈地总面积的35%,1801-1850年间圈地占圈地总面积的24%。

[x]也就是说,英格兰十六世纪的圈地规模在300多年圈地的面积中,只占很小的比例,不居重要地位。伴随着圈地运动发生的“农民”的衰落,看来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它在十七世纪加快了速度。但它是商业化的压力对此起的作用,比圈地和驱赶农民要大。马克·奥弗顿认为,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英格兰到十八世纪下半叶已没有农民了,这些学者走得太远。

[xi]亨利八世时期解散576所修道院及随后出售大宗修道院地产通常被视为农业资本主义关系发展的重要契机。但研究者告诉我们,其中情况复杂。在王室处理没收的修道院地产过程中,原属于修道院的庄园通常是原封不动地进行转手。与佃户有关的旧的土地所有权关系均未加触动。绝大多数自由持有农、习惯佃农和租地持有农,他们的主人不过是由修道院变成了国王。绝大多数根据无兵役租佃制持有土地的自由佃户,现在免去了封建随附义务。在每个郡都有一批土地所有者,他们曾经根据修道院的军事保有权持有土地。在解散修道院以后,他们成为对王室履行军事义务的佃户,再以后,则成为对其他地主承担封建义务的佃户。例如,威尔顿女修道院有大量承担骑士义务的佃户,宗教改革后,彭布罗克伯爵获得了大部分威尔顿女修道院的土地。1567到1568年对这片土地的调查报告说,土地转手后,这些佃户仍然承担着效忠宣誓礼、忠诚仪式和封建代役税。

[xii]更重要的是,当修道院土地被国王按照无条件继承权让渡给其臣民后,确保王室对它的监督。这样就潜在地扩大了国王的封建权利和利益。1536年建立增收法庭的法规,规定了所有有无条件继承权的修道院地产,应当保留以国王为首领的骑士义务保有权。此后,对这一条款稍有松动。总而言之,解散修道院和处理修道院地产的总体结果,是长期维持了当时英国农村的保有权制度结构,唯一不同的是更换了土地的主人。

[xiii]因此,对1530年代宗教改革中没收的修道院地产及日后地产的出售的意义作分析时似应谨慎行事。一方面应当肯定,大宗原修道院地产的出售加速了地产的流动,使相当大部分的地产转到非贵族地主和新兴城市资产阶级之手。这种流动的趋势有利于地产资本化和商品化,有利于农业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但另一方面需要看到,进入市场的原修道院的大地产,其内部旧的租佃关系继续存在和长期存在,并不因为地产的转手就立即资本主义化。对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化的程度作估计需要以各个地产的经营情况具体个案研究为基础。[yao_page]

二、关于商业化农业在十六世纪英格兰的发展程度

国内学者一般都认为商业化农业的发展是十六世纪英国农业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从英国学者对十六世纪农业地理学的研究来看,商业化农业在英格兰的发展不但不那么整齐划一,而且,商业化农业高度发展的地域较为有限。在这个时期,相当大的地区农业商业化程度不高。

到1600年的时候,在英格兰东南部肯特郡,圈地以后,这里主要是由小农场和小持有地构成,绝大多数农场面积在5至25英亩之间,也有的农场要大些。肯特郡是一个小土地持有制流行的地区。

[xiv]在诺森伯兰和达勒姆郡,习惯佃户人数众多,他们持有的农场面积大约在26至80英亩之间。诺森伯兰的西部地区人口少,耕地少,荒地多,农业耕作水平不高。

[xv]在库伯兰郡、威斯特摩兰郡、柴郡,情况与诺森伯兰郡和达勒姆郡相似。大部分地区远离工业、商业中心,远离首都伦敦,旅行者足迹罕至。同时,该地区土质贫瘠,农作物收成不可靠,主要农作物是大麦和燕麦。在一些年景,这个地区粮食严重短缺。

[xvi]到十六世纪,在库伯兰郡的彭里斯、威斯特摩兰的肯达尔、柴郡的斯托克堡、麦克斯菲尔德等地也出现了集市、工业和繁荣的市场,但总的来说,这里存在着大量公用可耕地。

[xvii]在兰开郡,绝大多数地区农场面积在50英亩以下,大量小土地所有者依靠公地上的土地共有权维持生存。

[xviii]在约克郡,小农场平均面积不超过60英亩,有的农场面积在6到24英亩之间。在山岩边缘,有一些大牧羊场。

[xix]密德兰地区是英格兰农业较发达的地区,但各部分状况差别也很大,希罗普郡到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年“绝大部分是不毛之地”。在伍斯特郡有许多“贫瘠的低草地”,在东密德兰存在着公地制度。但是,在北安普顿郡“有许多上等的牧羊场”并有“肥沃的谷物产地”。

[xx]赫里福德郡以及伍斯特郡和格罗斯特郡是谷物产区,被称作“谷仓”,并生产大量的奶酪、黄油和肉类供应给市场。商业化农业较为发达。

[xxi]赫里福德郡以及伦敦附近的贝德福郡、哈福德郡、伯金汉郡和埃塞克斯郡,受到伦敦城市发展的影响,这几个郡的农业在十六和十七世纪迅速实行商业化经营,为伦敦提供肉类、奶、黄油、奶酪和制面包的小麦。

[xxii]以上便是十六世纪甚至到十七世纪初年英格兰农业生产地区的商业化发展程度的分布。直到十七世纪笛福写他的旅行记时,仍然描述了英格兰许多地区农业发展程度不高、一些地区耕作粗放的情况。我们今天对英国十六世纪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作估计时,需要有一个地区差别的把握,在注意到某些地区商业化农业和大农场形成的同时,不能过高估计英格兰农业资本主义整体发展水平。

三、十六世纪以后英格兰的庄园制

庄园制度被认为是封建社会农村富有代表性的经济组织形式。诺斯和托马斯在《庄园制度兴衰:一种理论模式》一文中提出,庄园制度的变化导致“土地的绝对所有权和自由劳动力市场。”这是“有利于经济成长的有效地分配资源的终点。”

[xxiii]然而,在英国,庄园制度到十七世纪及以后一段时间,并未衰落到完全消失的地步。庄园制作为一种制度形态,它的残存持续了几个世纪,在一些地区存在的数量尚不在少数,这方面的例子俯首可拾。例如,佩特沃斯庄园在十七世纪正处于它的黄金时代。在十七世纪,佩特沃斯庄园有由自由持有农组成的男爵法庭,还有由庄园领主和他的管事组成的处理公簿持有农案件的习惯法法庭,有审理较小的犯罪案件的封建领主的民事法庭,它还有十家连保制度。自1625年到1922年,近300 年的佩特沃斯庄园法庭的案卷共有25卷,它记载着这个庄园的命令、习惯、职责、有关领主与佃户之间不动产的让与、佃户的死亡和继承等事宜。

[xxiv]十七到十八世纪,许多庄园领主的地产增长很快。在十七世纪后期,剑桥郡奥韦尔庄园的领主买下了数百英亩公簿持有地。1696年,剑桥郡奇普纳姆庄园领主买下了教区内所有公簿持有农的土地。

[xxv]在剑桥郡的惠特尔福德庄园,“在十八世纪,埃比尼泽和他的侄儿以及另一个同名同姓的人吞并了许多小农场,扩大了庄园地产。”

[xxvi]1741年的一份庄园法庭的指南记载了庄园法庭管理的诸多事务,名目多达20余项。其中包括:提出诉讼人的讼案;调查自上一次开庭以来与所有死亡的佃户有关的应交给领主的救济、监护等;领主退回的权利和劳役;在佃户与领主之间任何搬动道路基石或桩标之事;任何未经许可侵占领主土地之事;任何佃户未经国王或领主同意把土地授予教会之事例。任何拔除树木或树篱、推到房屋等等事宜;任何拿走或撤销属于领主的证据和庄园法庭案卷之事,等等。

[xxvii]它反映了庄园和庄园法庭当时仍然存在并运转着。诚然,在残存的庄园中,庄园法庭旧有的权力在衰落,庄园领主逐渐失去对农民的控制。

罗伯特·C·阿兰根据征收土地税的资料并利用了维多利亚郡史中的资料对密德兰南部690个村庄的16131个土地所有单位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区别了庄园农场和非庄园农场。研究结果如下:在庄园领主所属的农场中,面积在200英亩以上的大农场占农场数的48.3%,面积在200英亩以下的小农场占农场总数的1.4%;非庄园农场中面积在200英亩以上的大农场占农场总数的18.1%,面积在200英亩以下的小农场占农场总数的32.2%。

[xxviii]1790年前后,在上述调查的村庄中,面积在10至60英亩的占农场总数的26.0%,面积在60-200英亩的农场占农场总数的38.5%,面积在200至300英亩的占农场总数的16.8%,面积在300英亩以上的占农场总数的18.8%。从1790年前后两类农场占地面积来看,庄园所属农场的总面积为322608英亩,非庄园农场的总面积为399008英亩。非庄园农场的面积略高于庄园农场的面积。这些数据表明,1790年前后,在南密德兰地区庄园所属农场与非庄园所属农场数据相当。庄园领主属下的租佃制的实施规模与自由农民经营规模大致相当。一些残存庄园一直存在到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中世纪结束后,英国的庄园并未很快就消失。

附表:1790年前后庄园农场与非庄园农场面积(英亩数)

面积

茅舍农与农场

面积在10英亩以上农场的百分比

庄园农场

非庄园农场

庄园农场

非庄园农场

0-5

575

7236

5-10

1083

10306

10-15

1262

9128

3.6

19.4

15-30

3386

23958

30-60

6865

40970

60-100

17215

56417

5.4

14.8

100-200

58488

116994

18.2

30.7

200-300

66654

63784

20.8

16.7

300-400

42088

35430

52.1

18.4

400-500

27591

14359

500-1000

42466

19425

1000+

34952

1001

332608

399008

Robert C. Allen, Enclosure and the Yeoman: Th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of the South Midlands. 1450-1850 .N. Y., 1992, p. 93. Table 5-7.

在多塞特郡,在斯特拉顿村和格里姆斯通村庄园体制依然保持,而且很有活力,到此时为止200年的庄园法庭案卷仍保存完好。

[xxix]在这两个庄园,每年在圣诞节前后,庄园的佃户都要聚集起来,庄园管事出席这个会议,又上一届庄园官员公布账目,遂后辞去官职;在选出下一届庄园官员。庄园官员中最重要的官员由土地检查员、牲畜清点员。在各郡建立警察制度和什一税划拨制度之前,庄园还设有临时警察和什一税收税员。

[xxx]此外,庄园还设一名家畜围篱管理员和两名烟囱视察员。斯特拉顿庄园法庭案卷有宣布庄园对河流的权利的记载,还记载了居住在庄园外人员的归顺、租佃权的变迁、经一致同意的管理土地的规则;凡违背在公地上放牧规定的要罚款5先令或10先令。

[xxxi]在庄园衰落和消失,大地产迅速发展起来之后,在英国出现了一批资本主义农场。但是,从英国农业经济组织的总体情况来看,绝大多数地主并没有或不愿意扮演资本主义雇主和企业家的角色。他们偏好收取地租。这样,在十六世纪修道院解散以后,英国地主对农民居住和对农民乡村团体的控制问题上走过了曲折的道路。一些保留了某些土地并有能力出价支付地租的农民愿意支付地租去承租土地。

[xxxii]租地农和公簿持有农在整个近代时期持续存在着,尽管公簿持有农人数在不断减少。但公簿持有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始终未能取得所租种土地的土地所有权。

四、十九世纪英国农业经营的结构和雇佣劳动的成分

直到19世纪后期,英国农业经济组织主要表现为二元结构,即所有者持有的农场和租地农场。如果说使用雇佣劳动的所有者农场属于资本主义农场,那末租佃制农场则是一种历史的、中世纪遗留下来的经济组织形式。由于租佃制农场长期存在,英国租佃农在近代时期也长期存在着。这些财力不大、经营规模一般较小的农业经营者在18到19世纪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没有取得土地所有权。

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不仅在英格兰,而且在苏格兰和威尔士,实行着农业土地租佃制,大部分农场都是租佃农场。1887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从事租地经营的农业业主为393047户,所有者农业业主为64588户,拥有部分土地所有权并租佃部分土地的农业业主为18991户。1888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从事租地经营的农业业主为400297户,所有者农业业主为67389户,拥有部分土地所有权并租佃部分土地的农业业主为20327户。1889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从事租地经营的农业业主为405859户,所有者农业业主为66385户,拥有部分土地所有权并租佃部分土地的农业业主为20413户。189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从事租地经营的农业业主为408040户,所有者农业业主为66130户,拥有部分土地所有权并租佃部分土地的农业业主为20665户。189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从事租地经营的农业业主为404630户,所有者农业业主为68923户,拥有部分土地所有权并租佃部分土地的农业业主为31373户。1908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从事租地经营或以租地经营为主的农业业主为375212户,所有者农业业主为54869户。1909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从事租地经营或以租地经营为主的农业业主为374892户,所有者农业业主为55920户。191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从事租地经营或以租地经营为主的农业业主为376241户,所有者农业业主为55433户。191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从事租地经营或以租地经营为主的农业业主为381134户,所有者农业业主为54176户。1912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从事租地经营或以租地经营为主的农业业主为384914户,所有者农业业主为50972户。1913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从事租地经营或以租地经营为主的农业业主为386917户,所有者农业业主为48760户。1914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从事租地经营或以租地经营为主的农业业主为385920户,所有者农业业主为49204户。1919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从事租地经营或以租地经营为主的农业业主为368003户,所有者农业业主为48665户。192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从事租地经营或以租地经营为主的农业业主为360757户,所有者农业业主为57234户。192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从事租地经营或以租地经营为主的农业业主为349664户,所有者农业业主为70469户。1922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从事租地经营的农业业主为352035户,所有者农业业主为62680户。

[xxxiii]就英格兰和威尔士两种土地经营的面积来看,租地经营的土地面积比所有者经营的土地面积同样要多。1887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租地经营的土地面积为23291000英亩,所有者经营的土地面积为4217000英亩。1888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租地经营的土地面积为23522000英亩,所有者经营的土地面积为4284000英亩。1889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租地经营的土地面积共23618000英亩,所有者经营的土地面积为4227000英亩。189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租地经营的土地面积为23646000英亩,所有者经营的土地面积为4226000英亩。189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租地经营的土地面积为23809000英亩,所有者经营的土地面积为4193000英亩。1908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租地经营的土地面积为24014000英亩,所有者经营的土地面积为3334000英亩。1909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租地经营的土地面积为23986000英亩,所有者经营的土地面积为3337000英亩。191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租地经营的土地面积为23964000英亩,所有者经营的土地面积为3329000英亩。191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租地经营的土地面积为24002000英亩,所有者经营的土地面积为3247000英亩。1912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租地经营的土地面积为24220000英亩,所有者经营的土地面积为2954000英亩。1913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租地经营的土地面积为24239000英亩,所有者经营的土地面积为2891000英亩。1914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租地经营的土地面积为24152000英亩,所有者经营的土地面积为2962000英亩。1919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租地经营的土地面积为23458000英亩,所有者经营的土地面积为2396000英亩。192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租地经营的土地面积为22407000英亩,所有者经营的土地面积为4103000英亩。192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租地经营的土地面积为20912000英亩,所有者经营的土地面积为5232000英亩。1922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租地经营的土地面积为21386000英亩,所有者经营的土地面积为4640000英亩。

[xxxiv]1887年到1891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有82%的土地占有者是完全没有土地所有权的佃户,有4%的土地占有者拥有全部土地所有权,剩下的4%的土地占有者部分拥有土地所有权。此期间,种植作物和种草的土地中约有85%是租佃经营地,有15%的土地是所有者经营的土地。

在苏格兰,就土地持有者的数量而论,1887年土地租佃者为74870户,土地所有者为5995户。部分租佃土地并拥有部分土地所有权的土地持有者为426户。1888年土地租佃者为75665户,土地所有者为6044户,部分租佃土地并拥有部分土地所有权的土地持有者为484户。1889年土地租佃者为75889户,土地所有者为6054户,部分土地所有权并租佃部分土地的土地持有者为510户。1890年土地租佃者为76393户,土地所有者为6049户,部分土地所有权并租佃部分土地的的土地持有者为564户。1891年土地租佃者为76384户,土地所有者为6535户,部分租佃土地并拥有部分土地所有权的土地持有者为629户。1908年土地租佃者或主要是租佃土地的土地持有者为72129户,拥有土地所有权或部分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土地持有者为6419户。1909年土地租佃者或主要是租佃土地的土地持有者为72216户,拥有土地所有权或部分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土地持有者为6143户。1910年土地租佃者或主要是租佃土地的土地持有者为72024户,拥有土地所有权或部分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土地持有者为6110户。1911年土地租佃者或主要是租佃土地的土地持有者为71908户,拥有土地所有权或部分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土地持有者为6041户。1912年土地租佃者或主要是租佃土地的土地持有者为72426户,拥有土地所有权或部分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土地持有者为5236户。1913年土地租佃者或主要是租佃土地的土地持有者为71740户,拥有土地所有权或部分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土地持有者为5148户。1914年土地租佃者或主要是租佃土地的土地持有者为71259户,拥有土地所有权或部分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土地持有者为5891户。1920年土地租佃者或主要是租佃土地的土地持有者为69684户,拥有土地所有权或部分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土地持有者为6218户。1921年土地租佃者或主要是租佃土地的土地持有者为68449户,拥有土地所有权或部分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土地持有者为7554户。1922年土地租佃者或主要是租佃土地的土地持有者为68177户,拥有土地所有权或部分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土地持有者为7824户。

[xxxv]就苏格兰土地面积而论,1887年苏格兰租地经营的土地面积为4247000英亩,拥有所有权进行经营的土地面积为618000英亩。1888年苏格兰租地经营的土地面积为4252000英亩,拥有所有权进行经营的土地面积为627000英亩。1889年苏格兰租地经营的土地面积为4263000英亩,拥有所有权进行经营的土地面积为626000英亩。1890年苏格兰租地经营的土地面积为4278000英亩,拥有所有权进行经营的土地面积为618000英亩。1891年苏格兰租地经营的土地面积为4291000英亩,拥有所有权进行经营的土地面积为626000英亩。1892年苏格兰租地经营的土地面积为4285000英亩,拥有所有权进行经营的土地面积为616000英亩。1893年苏格兰租地经营的土地面积为4275000英亩,拥有所有权进行经营的土地面积为615000英亩。1894年苏格兰租地经营的土地面积为4284000英亩,拥有所有权进行经营的土地面积为608000英亩。1895年苏格兰租地经营的土地面积为4288000英亩,拥有所有权进行经营的土地面积为606000英亩。1896年苏格兰租地经营的土地面积为4292000英亩,拥有所有权进行经营的土地面积为605000英亩。

[xxxvi]也就是说,1887年时,苏格兰约有15%的土地是由土地所有者经营的,到1902年,所有者耕作的土地占12%。在1919年到1933年间,所有者经营的土地面积上升为三分之一。1960年,在苏格兰,土地所有者占有的土地面积达到了51%。

[xxxvii]生产规模和使用雇佣劳动力的情况是衡量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准。

1831年的人口统计表明,当年英格兰共有236343户从事农业的土地所有者,他们中有36%没有雇佣任何劳动力。这其中有地理差别。在德比郡、拉特兰郡、威斯特摩兰郡和西约克郡,有50%以上的农场主没有雇佣任何劳动力。而在伯金汉郡,有80%以上的农场主使用了雇佣劳动力,数量不小的这批小农场的主人更关心家庭的需要、邻里的义务,以及农产品贸易的利润。

[xxxviii]根据1851年人口统计资料和议会文件,我们可以了解此时英格兰各地和威尔士农场规模和使用雇佣劳动力的情况。在英格兰东南部,占地100英亩以下的农场占农场总数的48.8%,占地500英亩以上农场的比例为22.2%,未雇佣劳动力或未说明没有使用雇佣劳动力的农场的比例为18.3%,使用2名以上劳动力的农场占农场总数的59.3%。在南密德兰地区,占地100英亩以下的农场占农场总数的44.5%,占地500英亩以上农场占农场总数的17.7%,未雇佣劳动力或未说明没有使用雇佣劳动力的农场占农场总数的17.5%,使用2名以上劳动力的农场占农场总数的62.8%。在英格兰东部,占地100英亩以下的农场占农场总数的53.5%占地500英亩以上的农场占农场总数的18.9%,未雇佣劳动力或未说明没有使用雇佣劳动力的农场占农场总数的18.2%,使用2名以上劳动力的农场占农场总数的57.4%。在英格兰西南部,占地100英亩以下的农场占农场总数的60.8%,占地500英亩以上的农场占农场总数的8.6%,未雇佣劳动力或未说明没有使用雇佣劳动力的农场占农场总数的37.5%。在西密德兰,占地100英亩以下的农场占农场总数的56.1%,占地500英亩以上的农场占农场总数的8%,未雇佣劳动力或未说明没有使用雇佣劳动力的农场占农场总数的34.6%,使用2名以上劳动力的农场占农场总数的36%。在北密德兰,占地100英亩以下的农场占农场总数的65.4%,占地500英亩以上的农场占农场总数的9.7%,未雇佣劳动力或未说明没有使用雇佣劳动力的农场占农场总数的46.5%,使用2名以上劳动力的农场占农场总数的25.8%。在英格兰西北部,占地100英亩以下的农场占农场总数的86.8%,占地500英亩以上的农场占农场总数的0.8%,未雇佣劳动力或未说明没有使用雇佣劳动力的农场占农场总数的58.4%,使用2名以上劳动力的农场在农场总数中占的比例为15%。在约克郡,占地100英亩以下的农场占农场总数的73.3%,占地500英亩以上的农场占农场总数的4.8%,未雇佣劳动力或未说明没有使用雇佣劳动力的农场占农场总数的54.7%,使用2名以上劳动力的农场占农场总数的18.2%。在英格兰北部,占地100英亩以下的农场占农场总数的55.2%,占地500英亩以上的农场占农场总数的10.3%,未雇佣劳动力或未说明没有使用雇佣劳动力的农场占农场总数的47.2%,使用2名以上劳动力的农场在农场总数中占24.9%。在威尔士,占地100英亩以下的农场占农场总数的71.9%,占地500英亩以上的农场占农场总数的3%,未雇佣劳动力或未说明没有使用雇佣劳动力的农场占农场总数的54.4%,使用2名以上劳动力的农场占农场总数的17.1%。

[xxxix]这说明,英国农业中资本主义雇佣剥削关系到19世纪中叶已有相当发展,但已具备雇佣关系的农场不过占农场总数的一半稍多,其中还有相当一批使用极少量雇佣劳动力的农场。这是在估计19世纪中叶英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程度时须要重视的一个事实。

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在1870年,持有土地不超过5英亩的小农户有113050户,持有土地在5英亩以上到20英亩的农户有127761户。这样,持有土地不超过20英亩的农户共240811户。同年,持有土地在20至50英亩的农民有75418人,持有土地在50英亩以下的农民共有316229户。1871年,持有土地不超过20英亩的农民有237999户。1872年,持有土地在1/4英亩到1英亩之间的农户有18659户,持有土地在1英亩到5英亩的农户为103189户,持有土地不超过5英亩的农户共有121848户。1875年持有土地不50超过英亩的农户共有333630 。1880年持有土地不超过50英亩的农户共有336149户。1885年持有土地在1/4英亩到1英亩的农户有22162户,持有土地在1英亩到5英亩的农户为114273户,这样,持有土地在5英亩以下的小农为136425人。 持有土地在5英亩到20英亩的农民有126674户,持有土地在20英亩到50英亩的农户有73472户,这样,持有土地不超过50英亩的农民共有339571人。1889年持有土地在1/4英亩到1英亩的农民为27352人,持有土地在1英亩到5英亩的农民为121826户,持有土地在5英亩到20英亩的农民为129250人,持有土地在20英亩到50英亩的农民有74611户,这样,持有土地在50英亩以下的农民共353039人。1895年持有土地在1英亩到5英亩之间的农民133372户,持有土地在5英亩到20英亩之间的有126714户,持有土地在20英亩到50英亩之间的农民有74846户。持有土地在50英亩以下的农民合计有334942户。

[xl]1895年以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小土地持有者人数有所下降,但下降的幅度不大。1903年,持有土地在1英亩到5英亩之间的农民有91797户,持有土地在5英亩到10英亩的农民有198874。1908年持有土地在1英亩到5英亩之间的农民有89958户,持有土地在5英亩到50英亩的农民有197218户。1913年持有土地在1英亩到5英亩的农民有92302人,持有土地在5英亩到20英亩的农民有122117户,持有土地在20英亩到50英亩的农民为78027户,这样,持有土地在5英亩到50英亩土地的农民为200144户。1914年持有土地在1英亩到5英亩土地的农民有91570户,持有土地在5英亩到20英亩的农民为121698户。持有土地在20英亩到50英亩之间的农民为78454户。这样,持有土地在5英亩到50英亩的农民共有200152户。

[xli]据上综述,在英格兰所有各郡,1875年时持有土地在50英亩以下时农民为293469户,1895年为257646户,1915年为247181户。英格兰农民总户数在1875年为412340户,1895年为380176户,1915年为372637户。威尔士各郡持有土地在50英亩以下的小农户,1875年为40161户,1895年为41732户,1915年为42508户。英格兰和威尔士持有土地在50英亩以下的农户数,从1875年的333630户,下降到1895年的299378户和1915年的289689

[xlii]在近代时期最后40年间,占地在50英亩以下的小农户的户数下降了13%,这种减少极其缓慢。

五、余论

对英国近代时期土地占有制的复杂性,长期以来人们重视不够。十九世纪中期以来英国农业史的历史编撰学的一个重心始终围绕着大、小土地持有农问题。自1909年阿瑟·H·约翰森发表《小土地所有者的消失》的讲演并作著作出版,德国学者列维在1904年出版《大小持有地 ,英格兰农业经济学研究》(遂后于1911年出版英译本)。到1987年戴维·格里格在《农业史评论》第35卷第2期上发表《从早期维多利亚时代到现今英格兰和威尔士农场的大小》一文为止,对英国农业土地占有面积大小的讨论源源不绝。其起始恐怕当数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24章关于英格兰自耕农消失的论述。

    [xliv]对于这种研究倾向,列宁早有不同意见。列宁在研读十九世纪以来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时,在笔记中曾经记下了德国学者奥托·普林斯海姆博士在1900年写的一篇论文中的话:迄今为止,“农业形态学问题”还似乎没有人研究过。(仅仅按照耕地面积来划分大农户和小农户,这是死板的、肤浅的办法。)

[xlv]列宁认为,土地占有制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国家具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因此,按土地占有面积分类不能表明农业的真正性质。

[xlvi]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讨论英国农业史和农业资本主义的文字主要限于对农业经营、规模的研究,大抵是从资本积累角度来讨论的。这些内容属于“资本”研究这个大题目之下。马克思原先对经济的研究计划远不只这一点。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写下的研究提纲中,“资本”只是他研究政治经济学六项任务之第一项。紧接着,第二项任务便是研究“土地制度”。

 [xlvii]可惜他在世时只完成了第一项研究任务。如果马克思继续他的计划,他会对英国土地制度的历史作出精彩论述的。马克思的计划大纲向我们提出了这个研究英国农业史的重要角度。它涉及到所有制和土地法领域众多复杂的问题,而至今我们还注意不够。

英国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时期的农业史,应当以土地所有制为主线重新写过。这个题目十分庞大,决非这篇文章所能解决的。

对十六世纪英国农业发展的再认识,对理解以后三个世纪英国政治史的发展包括理解十七世纪英国革命都有帮助。它进一步佐证了我在十年前就提出的对十七世纪英国革命的一个看法,即那是一场特殊的资产阶级革命,在那场资产阶级革命中,我们几乎还找不到一个真正的或成熟的(不论是工业的还是农业的)资产阶级在其中战斗。

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英国农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土地法发展的渐进性特点,使得它把大量应当在近代开始时加以解决的农业土地立法问题留到以后的300年去解决。可以提及的一个相关的事实就是,英国公簿持有农土地所有权的获得,直到十九世纪世纪末以后才实现。

[i]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3页注

[ii]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I,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263页。

[iii]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下册,第787页,786页。

[xliv]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一卷,第791页。

[xlv] 列宁:《对奥·普林斯海姆<农业工场手工业和电气化农业>一文中的资料的分析》,《列宁全集》,第56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中译本,第101页。

[xlvi] 参见鲁友章、李宗正主编:《经济学说史》下册,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71页。

[xlvii]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1页

转轨期我国小农经济改造研究

熊吉峰(博士论文)

中文摘要

7-9

Abstract

9

导言

11-27

一、 问题的提出

11-13

二、 理论述评

13-24

(一) 西方学者关于小农经济的论述

13

(二) 经典作家关于小农经济的论述

13-19

(三) 转轨时期我国学者关于小农经济改造的研究

19-24

三、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24-25

(一) 研究思路

24

(二) 研究方法

24-25

四、 研究框架与创新点

25-27

(一) 研究框架

25-26

(二) 创新点

26-27

第一章 邓小平关于农业“两个飞跃”理论与转轨期中国小农经济改造

27-38

一、 邓小平关于农业“两个飞跃”理论的精髓

27-30

二、 邓小平关于农业“两个飞跃”理论的意义

30-33

三、 以邓小平关于农业“两个飞跃”理论为主线,创建发展中大国的小农经济改造理论

33-38

第二章 中国小农经济演进轨迹与规律

38-53

一、 中国小农经济的演进轨迹

38-47

(一) 古典小农阶段

39

(二) 宗法小农阶段

39-40

(三) 商品小农阶段

40-47

(四) 现代小农阶段

47

二、 中国小农经济演进规律

47-53

(一) 小农经济是一个随生产力发展不断从封闭到开放的体系

47-49

(二) 家庭经营是一种跨越时空且相对稳定的经营方式

49-50

(三) 形成一个农民利益集团对小农经济至关重要

50-51

(四) 合作经济与家庭经营并不矛盾

51-53

第三章 废除人民公社体制对中国小农经济转轨的意义

53-63

一、 废除人民公社体制意味着对中国传统小农经济体制的双重改革

53-54

二、 废除人民公社体制意味着对中国集体小农经济的市场化改造

54-56

三、 废除人民公社体制意味着中国小农经济由复归到复兴的转轨

56-63

(一) 从再生产规模看,农户商品生产者主体从简单再生产向扩大再生产转轨

57-58

(二) 农户商品生产者主体性质看,从“小而全”主体向专业化经营主体转轨

58-62

(三) 从农户与市场的关系看,从农户对大市场无所适从向适应国内外市场转轨

62-63

第四章 转轨期中国小农经济的主体框架分析

63-86

一、 农业与工业的关系

63-73

(一) 建国以来中国工农关系的演变

63-66

(二) 当前工农关系处于工农自补阶段

66-68

(三) 工农自补阶段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68-69

(四) 工农自补阶段工农协调发展的几个问题

69-73

二、 个体与合作的关系

73-78

(一) 小农合作的必要性

73-74

(二) 小农合作模式评判

74-77

(三) 中国农民和农业组织模式的现实选择

77-78

三、 投资与消费的关系

78-86

(一) 转轨时期农户投资与消费关系总体分析

78-80

(二) 投资与消费关系异化现象根源探究

80-85

(三) 提升小农经济是解决投资与消费矛盾的主要途径

85-86

第五章 转轨期中国小农经济改造环境分析

86-109

一、 体制环境分析

86-91

(一) 我国农村的体制环境障碍分析

86-89

(二) 体制障碍对小农经济的锁定作用分析

89-90

(三) 转轨时期解除体制锁定的路径选择

90-91

二、 社会环境分析

91-100

(一) 转轨期农民分化层次分析

91-93

(二) 农村政治制度的分化与整合

93-95

(三) 小农意识研究

95-100

三、 要素市场环境分析

100-109

(一) 农村要素市场发育滞后是“三农”问题的根源

100-102

(二) 农村生产要素市场的分类求解

102-108

(三) 农村要素市场化道路选择

108-109

第六章 转轨期中国小农经济改造模式分析

109-128

一、 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小农经济改造模式

109-114

(一) 苏南小农经济改造模式

109-111

(二) 珠江三角洲小农经济改造模式

111-112

(三) 温州小农经济改造模式

112-114

二、 中部小农经济改造模式研究

114-118

三、 西部贫困地区小农经济发展模式

118-121

四、 东部发达地区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小农经济发展模式的比较

121-128

(一) 东中西部小农经济改造现状与程度的差异比较

121-125

(二) 改造小农经济促进因素比较

125-128

第七章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与发达国家小农经济改造模式比较研究

128-147

一、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与日本小农经济改造的比较研究

128-134

(一) 东部沿海地区与日本小农经济改造的历史演变

128-130

(二)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与日本小农经济改造的比较

130-134

二、 东部沿海地区与美国小农经济改造比较研究

134-140

(一) 美国小农经济改造的历史演变

134-136

(二) 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与美国的小农经济改造比较

136-140

三、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小农经济改造与俄罗斯农业转轨比较

140-145

(一) 俄罗斯农业私有化转轨历程回顾

140-141

(二) 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小农经济改造与俄罗斯农业转轨比较研究

141-145

四、 世界各国改造小农经济对我国的启示

145-147

(一) 改造小农经济必须坚持农业家庭经营

145

(二) 发展何种类型的合作经济组织必须适合于本国国情

145-146

(三) 改造小农经济必须明晰农地产权,并加速其流转

146

(四) 加速工业化进程、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是改造小农经济的重要途径

146-147

第八章 中国小农经济转轨的路径选择

147-162

一、 转轨时期中国小农经济改造的理论依据

147-153

(一) 农业第一次飞跃是对马克思主义“两权”适当分离理论的运用和发展

148-150

(二) 家庭经营的两层含义和转轨时期小农经济的双重属性客观上需要实现第二次飞跃

150-153

二、 中国小农经济转轨的实践依据

153-156

(一) 农业第一次飞跃的实践依据

153-154

(二) 第二次飞跃的实践依据

154-156

三、 中国小农经济的历史命运

156-162

(一) 完成小农经济改造的狭义目标

156-157

(二) 小农经济改造的终极目标是使农民彻底摆脱对“物的依赖”和“狭隘人群的附属”,实现农民个性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157-161

(三) 完成小农经济改造将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

161-16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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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农村综合改革研究中心收集整理(2012-1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