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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关于“三种人”和“五种人”提法的相关研究资料

时间: 2017-07-27 17:52:53来源: 作者: 阅读:

▲“文革”对党造成的损害是严重的,“最危险的是党内混进了一批‘三种人’”。(陈云)

▲关于提拔中青年干部问题,我要说的另一句话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这“三种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已经提拔的,必须坚决从领导班子中清除出去。(陈云)

▲除了这“三种人”以外,还有“两种人”也不能提拔,这就是反对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路线的人,以及在经济领域内和其他方面严重违法乱纪的人。(陈云)

▲对“三种人”要注意,一个中组部,一个党校,一个中纪委,这三家是管干部的。只要这三个地方把好关,“三种人”“五种人”就上不来。(陈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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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陈云力主清理“三种人”:一个也不能提拔

张 曙

【核心提示】陈云对“三种人”的警惕,是有历史根源的。除出于对理论上的深刻认识外,还鉴于对历史经验尤其是“文革”中反面教训的总结。1981年5月8日,他在讲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时就曾提到:“‘文革’中提拔过一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青年人。当时提拔这样的青年人到高级领导岗位的实践已经证明,这是党的一个痛苦的教训。”1982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指出:在中央提出对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这“三种人”不可重用以后,对“三种人”进行了初步清理。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在少数地方和部门,仍有一些“三种人”留在领导班子中或要害岗位上,继续受到重用,有的还被作为接班人已经提拔或准备提拔。这些人为数不多,活动能力很强,活动范围很广,是一种不安定因素和不可忽视的潜在危险。必须坚决把他们从领导班子中清理出去,调离要害部门和要害岗位。对清理出领导班子的“三种人”,应加强对他们的思想教育工作,给以改正错误、弃旧图新的机会。

改革开放之初,干部队伍青黄不接的现象十分严重。能否顺利实现干部的新老交替,成为关系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能否长期坚持、党和国家能否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问题。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陈云此时的一大贡献,就是和邓小平一起,积极倡导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同时,他又反复强调,要坚决清理“三种人”,纯洁党的干部队伍。为确保新时期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掌握在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干部手中,做出了独特贡献。

对“三种人”:“一个也不能提拔”

“三种人”是指在“文化大革命”中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他们在“文革”中拉帮结派,造反夺权,组织武斗,诬陷迫害干部和人民群众。

改革开放初期,这批人中许多人还很年轻,有知识有专业,又很会看风向,若不掌握政治标准和不严格考察历史表现,那么在大量提拔中青年干部的情况下就很可能让这些人混进来。因此,陈云从一开始呼吁抓紧提拔中青年干部的同时就强调,对“三种人”一个也不能提拔。1981年7月2日,他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闹派性的骨干分子,打砸抢分子,一个也不能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我说一个也不能。”“当时闹派性的、‘造反’的人很多,许多是随大流的,但里头的骨干分子不能提到领导岗位上来,一个也不能提拔,手不能软了。”为何不能提拔?陈云解释说,尽管这些人现在表现好甚至“蛮好”,但那只是他们要爬上来的需要。还因为一批老同志还在,“但是,到了气候适宜的时候,党内有什么风浪的时候,这些人就会变成为能量很大的兴风作浪的分子。有一个,有两个,就可以串联,兴风作浪。他们说,没有把这些老家伙整倒、整死,现在还在台上,当时整死就好了。”“因为时局变化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变成能量很大的兴风作浪的分子。”陈云主张严肃对待的同时又提出“可以给他一般的工作做。”

陈云的这个讲话传达下去后,引起党内外很大反响,大家表示热烈拥护。邓小平也非常赞成。1982年1月13日,他在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央机构精简问题会议上讲话说:“人一定要选好。还是老话,要坚决贯彻陈云同志讲的几条,几种人不能放进去啊!”但也有些领导同志,对陈云的意见不大以为然,说对“文革”的那些事情要“俱往矣”,不必再深究了。陈云听后说,不行,我是俱在矣。即这些人都在。我们还是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他们的一时假象所迷惑。

1982年9月28日,陈云看到北京大学党委送来的一份反映青年人思想动态的材料后,给邓小平写了封信:“我对派性骨干分子和打砸抢分子确实认为不能提到领导岗位上来,当然指重要岗位。这个意见我现在还是这样看法。”“我们党在二三十年后那个时候也会正派人当权。但不能不想到20年30年以后的情况,因此现在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时应该注意这一点。”“我们对老年同志比较熟悉,对林彪、‘四人帮’分子也比较知道他们的底细。但对这些人也不能采取‘俱往矣’。”“十年内乱沾边的人很多。当时大家不能不表态。......对沾边的人,党必须根据那时环境,理解他们,采取争取政策。但对陷得很深的人,我们必须记录在案。不能‘俱往矣’。我们不是换了几个省市委第一把手和若干在职干部吗?这就不是‘俱往矣’。”“我同意事情有个发展过程的意见。重在表现。”最后说:“为了统一认识,我提议中央常委或政治局对这个问题讨论一次。对这个问题,我想找你谈一次话,时间由你定后通知我。”从这封信可以看出,陈云对清理“三种人”是何等重视,心情是多么急迫。

必须坚决把“三种人”从领导班子中清理出去

既然“三种人”不能提拔,那么已混进各级党政机关的“三种人”怎么办?这是陈云关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他几次提醒时任中央纪委副书记王鹤寿:“要特别注意至今还在台上的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帮派人物。”“真正的危险已经不在于(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中)现在讨论判刑或者要开除党籍的那些人,真正的危险是那些至今还在台上的林彪、‘四人帮’的帮派人物。”他对有些地区和部门仍在重用“三种人”,始终保持高度警惕。

1982年1月18日,他在中央组织部送来的材料上批示:“一、出重要,进更重要。二、进的人,必须不让‘三种人’进。”2月12日,他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送来的《关于一些领导班子中仍有“三种人”的三个调查材料》的简报上批示:“我赞成发出。”7月30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时又强调,在提拔中青年干部时,必须对“三种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已经提拔了的,必须坚决把他们撤下来。他要求“在提拔中青年干部时,组织部门对他们在‘文革’中的表现一定要进行切实的考察。”

陈云对“三种人”的警惕,是有历史根源的。除出于对理论上的深刻认识外,还鉴于对历史经验尤其是“文革”中反面教训的总结。1981年5月8日,他在讲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时就曾提到:“‘文革’中提拔过一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青年人。当时提拔这样的青年人到高级领导岗位的实践已经证明,这是党的一个痛苦的教训。”“必须说清楚,现在我们所要提拔的中青年干部,绝对不是要提拔那种‘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青年干部。”在1981年7月2日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座谈会上,他在讲到“三种人”一个也不能提拔时问:“王洪文讲什么?”邓小平插话说:“1975年他到上海、杭州,第一句话就说,十年后再看。这句话可触动了我们,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他接话说:“所以,对这种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但是可以给他们一般的工作,给饭吃嘛。”

在党的十二大召开前夕,陈云向秘书交代,他在大会发言中别的都不讲,就讲两句话,一句是必须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不能只提拔几十个、几百个;另一句是“文革”期间的“三种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已经提拔的必须从领导班子中清除出去。

1982年9月6日,他在十二大上发言谈到不能提拔“三种人”时说:“因为这‘三种人’如果进到领导班子中,若干年后,到了气候适宜的时候,他们就会跳出来兴风作浪,再次为害国家,为害人民。”他在十二大的这篇发言总共21个自然段2000多字,却先后12次被掌声所打断。可见,他的意见切中要害,充分反映了全党的意志。

十二大后的9月23日,陈云在与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王震谈话时又强调:对“三种人”要注意,一个中组部,一个党校,一个中纪委,这三家是管干部的。只要这三个地方把好关,“三种人”“五种人”就上不来。党校要轮训干部,也要负责考察、了解干部,包括干部的历史。陈云关于不能提拔重用“三种人”的意见,在十二大上取得共识,并写进政治报告。

1982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指出:在成千上万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的同时,必须坚决把“三种人”从领导班子中清理出去,必须防止把“三种人”作为接班人选进领导班子。这是关系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能不能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能不能保持党的马克思主义领导的连续性的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

整党必须把“三种人”清除出党

十二大决定,从1983年下半年开始,用3年时间分期分批对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力争实现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1982年10月,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邓小平在会上作《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的讲话,强调整党不能走过场和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陈云在会上的发言中再次谈到“三种人”问题。他说:“文革”对党造成的损害是严重的,“最危险的是党内混进了一批‘三种人’”。接着,他讲到当前清理“三种人”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他说:“粉碎‘四人帮’以后,对浮在面上的‘三种人’,在揭批查中清理了一次。但因为各种原因隐蔽埋伏下来的‘三种人’和他们的‘军师’还不少。‘文革’中各地都有两派,发生了派性。现在有的领导干部用派性对待清理‘三种人’的工作,只清理对立派中的‘三种人’,而对自己支持的那一派中的‘三种人’不积极清理,这是错误的。”“‘三种人’和他们的‘军师’现在表现很‘听话’,我们有些领导干部对这类人很赏识。”陈云要求:“这次整党必须把‘三种人’清除出党。”他再次强调:“因为这些人是党内最不安定的因素,他们彼此间还有联系,若干年后,气候适宜了,他们还会兴风作浪。”

邓小平赞成陈云的意见。他在十二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列举党内还存在着不少没有来得及清理和解决的严重问题,是党内的危险因素,腐败因素,是党内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组织不纯的严重表现时,第一就列举了“三种人”。邓小平说:“其中最危险的是‘三种人’。这些人已经清查和处理了一批,有些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已经有所改正。但是确有相当一批立场没有改变而在党内隐藏了下来。......总之,他们是一股有野心的政治势力,不可小看,如果不在整党中解决,就会留下祸根,成为定时炸弹。”

《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中指出:“纯洁组织是这次整党的一个重要目的。‘三种人’反对党、危害党,如不彻底清理,就会成为党的严重隐患。清理‘三种人’,是纯洁组织的关键问题。”“确定是否‘三种人’,要既严肃又慎重。”为了防止走过场,在整党结束时,验收的标准是“坚持反对党、危害党的分子,特别是‘三种人’,是不是都得到了严肃的处理。”根据陈云的建议和意见,中共中央1984年又发出《关于清理“三种人”问题的补充通知》。

作为恢复重建后的中央纪委第一书记,陈云在领导中央纪委参加整党的同时还注意清理纪检干部队伍中的“三种人”。针对一些“文革”中的“三种人”和党性不强的人混迹于纪检队伍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纪检工作的顺利开展,1983年8月14日,他将中共中央信访局刊载群众来信反映一些地方纪检部门中仍有“三种人”的简报批转中央纪委第二书记黄克诚和常务书记王鹤寿:“纪检队伍中不能有‘三种人’,已有的要调开。”根据这一批示,中央纪委发出通知,要求各级纪检机关对所属单位的干部认真审查,把“三种人”和不适宜做纪检工作的人结合当前体制改革和整党调离纪检机关;今后选调干部,对“文革”中有严重问题的人一个也不能调入,一定要按照条件严格审查。经过这次清理,纪检队伍得以纯洁,从而保证了纪检机关的战斗力。

陈云力主清理“三种人”,但又十分注意政策界限。他认识到“文革”期间犯有错误的中青年中属于“三种人”的只是少数,多数是跟着跑的。因此在十二大上指出:“对于跟着跑的人,只要他们真正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与‘三种人’坚决划清了界限,而且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表现一直好,党就应该信任和使用他们,并在工作中对他们继续加以考察和帮助。”针对有的单位在整党中混淆“老红卫兵”与“三种人”界限,他在1984年2月27日将中央国家机关两位干部反映此类问题的来信批示印发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及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中组部:“这些红卫兵不属于‘三种人’,其中好的还应当是第三梯队的选拔对象。清理‘三种人’是一场政治斗争,要防止有人把水搅混。”

到1987年5月,历时3年半的全国整党工作基本结束。全国(不包括广西)清理出“三种人”5449名。在清理“三种人”过程中,相当一部分占据领导职务的人被清理了出来。就全国来说,截止到1986年6月底,被定为“三种人”和犯严重错误的人中,县处级以上的党员干部近3000人,其中不少是新提拔的。在纯洁组织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为新时期党的建设奠定了一个比较良好的基础。这是陈云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深谋远虑和远见卓识的又一例证。

于光远:“回想起1983年,有一回我参加了胡耀邦在中南海召开的会议,研究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的文件《关于整党问题的决议》的草稿。在这个文件的草稿中提出要在党内清理‘三种人’。所谓‘三种人’中的第一种便是‘造反起家的人’,是指那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紧跟林彪、江青一伙拉帮结派,造反夺权,升了官,干了坏事,情节严重的人;第二种人是‘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是指那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竭力宣扬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动思想,拉帮结派干坏事,粉碎‘四人帮’以后,明里暗里继续进行帮派活动的人;第三种便是‘打砸抢分子’”。“我记得很清楚在那个会议上我即席发表了一个意见,说:如果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立即着手查明谁属于整风文件中的“三种人”,那是很容易的。当时党也投入很大的力量去做这个工作,揪出了许多这样的‘三种人’。可是当时没有可能把这样的工作做得彻底。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提出中央认为‘适应国内外的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结束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个会议的参加者——包括我在内——都同意这个提法,因为真要把‘四人帮’的爪牙的问题查清并作出处理是要花很多的时间的,因此在粉碎‘四人帮’一年之后,实行这样的转移是必要的。到了五年后的1983年,党中央从国家长远的事业考虑,感到纯洁党的队伍的必要性,决定在二中全会上讨论整党问题。这时候大家认为让‘三种人’留在党内会是一个祸害,于是在文件中把清理‘三种人’作为党中央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可是这时候机关里的许多造反起家的人挪了位置,各单位的人事也有了更大的变动,造反起家的人就不在原来了解他们的那些人的视线之内了,有的造反起家的人还担任了负责工作,再去查他们,就不那么容易了。”于是乎,于提议成立个“三种人研究所”(于老不喜欢“专案组”这个名称),“这种研究不妨带一点学术性,而且争取长期存在”;还提出了具体设想:“建议从若干文革中有名的造反派组织,如首都红三司、上海工总司、清华井冈山、北大的新北大……;若干个有名的造反派制造的事件,如揪军内一小撮、黄帅事件、张铁生事件、张志新事件……;若干个有名的造反派写作组,如北京的池恒、梁效、洪广思、唐晓文、钟佐文,上海的罗思鼎、石一歌、丁学雷……等出发,把所有重要当事人一个一个列出来,区别当时参加活动的情况和文革后的表现,进行科学研究,然后采取对策。”

可惜的是,于老先生关于“成立三种人研究所”的建议,胡耀邦只是“当即表示赞同,但最后没有被采纳”。以至于使一些“三种人”“蒙混过了关,反而神气了起来”,有的还成了著名的教授、作家、学者,甚至还掌握了某些权力。

于光远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我一点不觉得当年对这些人的审查如何‘严格’,大家如何如何可以完全放心”。

请看某省清理“三种人”中的几组数字:

①干部被处理情况:该省对省、地(市)、县三级领导班子中的‘三种人’和犯有各种错误的人,共立案审查4248名,截至目前(九月统计)已处理4240人,其中判刑51人,受各种处分2025人(开除党籍323人,留党察看493人,撤销职务452人,警告、严重警告347人,开除公职20人,开除留用140人,其它处分250人);免于处分的2020人,不结论不处分的107人。”这是官方公布的数字。这里所谓“免于处分”的2020人,是批判后降职下放,是不处分的处分。该省共有省、地、县三级领导班子135个,立案审查和处理的数量之大是可以算出来的。实际上处分的数量大大超过这个数字。请看:

省委常委中,地方干部14人,清查、批判和处理了10人,占66.7%;其中2人在审查批判中致死,判刑3人,留党察看1人,撤职1人,严重警告2人,上报处分未获批准令其离休1人。

省委、省革委五大部(组织、宣传、统战、办公厅、生产指挥部)正副部长33人,清查、批判、处理23人,占69.7%,其中,判刑4人,开除党籍3人,留党察看2人,撤职6人,严重警告1人,批判后令其休息4人。

该省有地市委正副书记118人(缺一个市),批判处分97人,占82.3%。其中,审查批判期间死亡7人,判刑17人,开除党籍4人,留党察看9人,撤职18人,严重警告4人,批判后令其休息28人,降职下放10人,省直各厅、局委第一把手,除5人外,其余全部受到批判处理,分别给予撤职、警告、免职不用等处理;原县委第一把手中,大部分被审查批判处理,未受审查,保留原职者甚少。

②逮捕判刑情况:1981年该省省委第二书记在省委工作会议上,说:“全省共判处打砸抢分子、反革命分子1700多人。”实际上远远不止此数,以刑事罪抓的,实行劳动教养的还不包括在内。例如一个小城市,判刑96人,却抓了318人,劳教37人,抓一两年放的185人,死亡11人。

③突击判刑:1979年底,该省为避免《刑法》、《刑事诉讼法》于1980年元月1日生效以后,他们的行动被束缚,就紧急布置各级政法部门对“揭批查”中关押起来的人,不管有没有罪行,均以“清理积案”为名,大搞“突击判刑”。为阻止这些人向中央最高法院上诉,把“终审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他们把本应该由高级法院审理和正在审理的案子,强行压给县、区法院审判。有的人法院已经向本人宣布没有问题可以释放了,又判了重刑。有的判刑三年,已关押三年多。在有些情况下,量刑轻重,竟是按原来担任职务的高低来确定的。这次“突出判刑”,全省共判处2400多人。

于光远的观点:“我认为是否是‘三种人’不能以某人在文革中的头衔或者参加哪个组织为根据,而要看他们的行为和思想政治本质”。可是,在清查“三种人”中,不少地方是按照文革中的头衔定罪的,并且把造反派和“三种人”等同起来。诚然,如果这些被处理的人真的是罪有应得,也无话可说。事实却不是这样。如能进行一下调查研究,就会发现,许多被处理的“三种人”,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如今,他们中有的已经含冤死去,有的现在没有工作,没有工资,没有任何生活保障,加上子女受牵连,在贫困交加中活着(不能叫生活!)。

毛主席临终前说:“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就血雨腥风了。”

《邓小平同志关于如何划分和清理“三种人”的谈话》

来源:中国农村综合改革研究中心收集整理(2015-0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