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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世纪之交我国农民收入低位徘徊的制度因素分析

时间: 2017-07-27 17:41:45来源: 作者: 阅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陈锡文

农民收入增速下降是矛盾的焦点

1997年以来,我国农民纯收入的增长速度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已经持续了6年。1997年,全国农民人均来自农业的纯收入是1267.69元,2001年仅为1165.17元,减少了8.1%。而2001年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比1997年增加了2020元,5年之内,用于粮、油、肉、菜的开支,人均减少了131.2元,相当于整个开支减少了650亿元。城镇居民用于农产品的开支减少,就必然导致了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减少。可以说,城乡二元结构是当前农民增收难的最重要的原因。

目前农村有3000万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还有约6000万人没能稳定地超越温饱水平。200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农户还占农户总数的10.71%,而人均纯收入在4000元以上的农户只占总农户的15.07%。与此同时,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仍然在进一步扩大。2001年,城镇居民的人均纯收入达到了6860元,增长率是8.5%,而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是2366元,增长率是4.2%,两者的差距为2.9:1。2002年更为明显,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7703元,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只有2746元,他们之间的比值扩大到了3.1∶1。2002年,农民的收入增长率是4.8%,而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率是13.4%。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在改革开放之前的1978年,只有2.57∶1,但是去年已经达到了3.1∶1。今后两三年,这个差距可能仍将扩大。(另有分析认为,城乡居民收入的统计口径不同,两者事实上是不可比的。因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主要用于消费和储蓄,不必考虑生产性开支,还能享受医疗和失业等多种福利补贴。而农民纯收入中,大约有四成是自产自销的农产品按市场价折算的,还有大约两成要用于购买农药化肥等生产资料。因此,城乡居民实际生活消费水平之比约为6∶1。而世界上多数国家城乡收入之比为1.5∶1)。这一现状造成的后果令人担忧,因为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从来就不单纯是经济问题。

根本原因是六大制度性因素

第一,城乡二元结构体系所造成的人口、就业、社保分隔管理的做法。我国城镇化发展滞后,60%多的人供给30%多的人消费,不减少农民,扩大农产品市场是无望的。同时,一整套的二元体制又制约着城镇化发展。推进我国城市化的两个支点,一是大城市的发展,二是小城镇建设,纽带则是农民的自由流动。流动进城就业是现阶段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但现在很多大城市对待农民工的态度是歧视,不公平现象普遍存在,对农民收入影响很大。从另一方面讲,如果城市给农民工提供帮助,他们资金积累的速度要快一些,城镇化也会快一些。

第二,财政体制和税收制度。财政要考虑对农业的开支。现在每年对农业的支出在2000亿元上下,不到财政总开支的11%。农民通过各种渠道交纳的税费是1200亿元。而且这2000亿元也是按传统的统计口径来算的,有些认为是给农业的,其实并不是。如把1998年以来对长江干堤投入的400亿元都看成是对农业的投入,但大堤主要是为保城市、工业区的。再如水库建设,目前主要也是保城市用。另外,乡镇财政负担的大部分是教师工资,所以说农民负担主要是围着教育转。全国1.9亿义务教育人口,70%在农村。义务教育本来就应纳入国家财政。要考虑教育资源的重新配置,向义务教育倾斜,特别是向农村的义务教育倾斜。在城里少做一些锦上添花的事,在农村就能做很多雪中送炭的事情。

第三,金融制度的制约。现在的贷款方向是大中城市、大企业。县乡国有企业的比例非常低,也就难以得到资金支持。这样便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非农产业发展不起来,既不利于农业结构调整,也影响基层经济的繁荣,最后必然是加重农民的负担。

第四,主要农产品流通机制的不健全。首先是政府定价扭曲了价格,对农民产生误导。而一个错误的信号发出去,短期内很难纠正影响,棉花价格放开后4年中价格的起起落落便很能说明问题。其次是农产品的流通主要是通过垄断部门来做,利益流失非常严重。相当多的粮食没按保护价收购,农民利益受损。必须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既要与市场经济相适应,又要切实保证农民的利益。

第五,农村土地和经营制度。关于土地流转的问题,现在有一种比较时髦的说法,认为“30年不变的政策妨碍了土地流转”。其实中央是鼓励土地流转的,问题是谁决定流转?决策权应在农民。所以,稳定土地承包制仍要坚持。另外就是征地问题,有人估计,改革以来,通过征地至少在地价上向农民拿了2万亿元。有些城市之所以敢制定那么宏伟的规划,原因就是考虑到向农民征地后的地价收入。土地不仅是农民的生产资料,而且是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低价征地对农民造成的后果可想而知。现在,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很缺乏。我国农民组织化程度看起来很高,但社区性组织是内向型、管理型的,而目前农民需要的是外向型的、经营型的合作组织。必须尽快提高农民的合作程度。农民合作组织往往是政府补贴的通道、处理农产品国际贸易纠纷的主体,有些问题只有农民的协会组织提出,才能较快解决。

第六,政府行为问题。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政府并没有在提供生产信息、制定产品标准、促进科技进步和调整农业补贴政策等方面取得明显进展。有些地方政府管理农业的行为还是命令型的,还没转到为农民服务上。要加大对农民培训力度,这也是符合世贸组织“绿箱”政策的。

来源:《金融信息参考》2003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