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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李、胡温与习李:从接班到改革的世代变迁

时间: 2017-07-26 15:34:08来源: 作者: 阅读:

香港大公网评论员  陈国栋

两会落幕,习李登场。50后、改革世代、政治菁英……一系列标签,标志着新一个政治周期的开始。

回溯20多年来中国高层政治的发展历程,从1989年成型的“江泽民+李鹏(朱镕基)”组合到2002年开始的“胡锦涛+温家宝”,再到现在的“习近平+李克强”,分析每一个组合所成长的时代背景、升迁路径、执政理念等多个维度,均存在着传承与演进交替的政治逻辑,而这一逻辑背后则是一条“接班—过渡—改革”的历史线条。

成长经历:从技术菁英到职业政治家

作为走上最高位的政治领导人,在与其同僚的竞争中,其职业履历的每一步都至关重要。梳理江李、胡温和习李三组领导人在走上最高位前的各自履历,更发现其中嵌着的中国政治社会发展痕迹:每一组的两人之间有着极高的相似性,而不同组之间又存在着较大的代际差异。

江泽民和李鹏均在中共建政前夕参加工作,都从事生产类工作,而随后均有赴苏联学习经历。自苏返华后,江泽民在机械系统历练,而李鹏则在电力系统打磨,两人均在各自系统内逐级提升,成为计划经济时代的技术菁英。在那个讲究又红又专的特殊年代,技术菁英转任管理、党政职务自然顺理成章。1980年代前后,江泽民、李鹏分别出任所在行业的部门主管,并在几年历练后相继走上党政管理岗位。1987年,李鹏出任国务院代总理,而江泽民则在两年后接任中共总书记,“江+李”组合自此成型,两名计划经济时代的技术菁英成了最高领导人。在李鹏之后与江泽民搭档的朱镕基,其履历也极为类似:作为技术菁英晋升至行业主管,随后地方历练,最终走上总理岗位。

随后接班的胡温两人,其晋升之路则折射了中国政治社会的急剧转型。在进入中共接班梯队之前,两人均在甘肃从事着与自身专业密切相关的基层技术工作。1980年代初,邓小平主导中国政局后,百废待兴,各行各业均急需人才,权力核心圈的年轻接班人也同样奇缺。在这样的背景下,胡、温两人几乎在同时从甘肃进京。团中央、中办,两个最接近权力核心的岗位,胡、温的政治仕途在短时间内实现了急速提升,从一个地方技术人员迅速向权力核心靠近——20年后,胡温走上前台。胡温组合的出现,与国家政治社会转型直接相关,而这其中则有着邓小平等政治元老的长远布局。

胡温之后的习近平、李克强,则属于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政治领导人。习近平1982年到地方锻炼,拾级而上;而李克强则刚出校门即进团中央,后到地方历练。与前任相比,习、李一参加工作即在机关任职,经历各级锻炼,政治成为其自始的职业并最终走上最高位,堪称“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政治家”。

从技术菁英治国到职业政治家理政,成为观察中国30年来政治变迁的一个维度。

接班模式:从元老遴选到制度化交接

在接班模式上,从江李、胡温到习李,中国政治制度化不断演进。

江李组合最早发端于1987年。是年1月,时任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辞职,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出任代理总书记,直至当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总书记后,才将总理职务交予李鹏。1989年,在赵紫阳被撤销中共总书记职务之后,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当选总书记,江李组合成型。李鹏、江泽民先后出任总理、总书记的过程,均非通过五年一次的全国代表大会完成,先后都是在两任总书记因非正常交接班卸任的情况下接班。

江李(+朱镕基)组合之后,胡温接班过程的制度化,则向前迈进一步。2002年,胡锦涛以十年常委的资历接任总书记,而温家宝也以五年副总理的身份顺位接班,制度化明显迈进。不过,在中国党政军的权力体系中,胡锦涛在先后接下总书记、国家主席职务后,直至2004年方始接下军委主席职务,党政军权力并非一步到位。

与之对比,此番习李接班,则是一步到位。在中共十八大上,习近平接过中共总书记、中共军委主席职务,而在今次两会上,习近平接下国家主席、国家军委主席职务,党政军权力合为一体。李克强也以五年副总理身份顺位接班。

至此,从江李的非五年党代会期间接班到胡温的过渡式接班,再到此番习李的一步到位,中共高层的制度化接班基本确立。这其中,尤为值得观察的是三种接班模式背后的政治逻辑。

在江李组合的接班中,由于特殊的政治背景,接班人更多是元老遴选的产物。而胡温的接班,制度化的背后同样拥有元老们的身影:如前文所述,正是在邓小平的主导下,胡温两人从基层技术人员快速晋升,完成西方政治语态中的“卡位”,这也才有20年后的胡温接班。

与之相比,由于中共政治在过去20年里经历了一波“去元老化”的过程:1995年陈云去世,1997年邓小平去世,2007年薄一波去世……经历了“去元老化”的中国政治,逐渐进入常人政治时代,因此习、李这样的职业政治家,通过逐级历练,在小圈子竞争模式下,从同僚中脱颖而出走上高位。

从元老遴选到小圈子竞争,中国政治迈出一小步。

世代任务:延续与新局

虽然本港媒体已为习李贴上了“第五代领导人”的标签,不过在官方的语境中,按“代”计数止于“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而“三代领导核心”的划分来自于邓小平。

其中,毛泽东等人为第一代,其核心功绩是建党建政;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是主导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在邓小平的话语体系中,将江泽民独立为“代”,对其寄予了极高的政治期待。中共自建政始,毛泽东时代经历了诸多波折。而邓小平的作用,则是凭借革命资历,以元老身份为中国重新调校方向,此即主导改革开放。不过,此时的邓小平已年逾八旬,其余几位元老级人物也均如此。因此,邓小平急需找到能够承接改革开放大业的政治接班人。

在此背景下,江李的接班组合,某种程度上承载了延续江山之功能。作为计划经济体系下又红又专的技术菁英,再加上江泽民、李鹏作为烈士之后的政治标签,延续江山的政治意涵也就成了题中之义。延续江山的首要任务,就是将中国政治主基调由封闭改为开放、由保守改为改革。

及至胡温,1980年代的急速提升,仍与接班布局密切相关。江李作为第一线的接班人,接下总书记、总理这一线职务,而胡温作为第二梯队的接班人,经过历练后再行接班。从胡温十年的执政路径来看,按照改革开放的路径前行。

今天的习李组合,如上论述,则拥有着与前辈明显不同的政治标签:改革开放后逐级历练的职业政治家、小圈子竞争产生的接班人。

作为改革开放后逐级历练的职业政治家,意味着两层含义:在改革开放的层面上,习李的政治血液中,“国”的要素要高于“党”的要素。这是因为,相较于之前建党、建政等政党行为,改革开放更是一个国家行为。而另外一层含义是,作为职业政治家,(在一个更典型的意义上)其与民众的联接会更紧密。

而作为小圈子竞争产生的接班人,注定了其必须去扩大自身的竞争基础。而在改革开放已然进行30余年的当下,竞争的基础自然在民间。

因此,政治血液从“党”到“国”再到“民”的逐步下移,成为新世代政治领导人的独特背景。一个理想的模型是,当政治人物的政治重心全部下移到“民”的状态时,政党就仅仅是一个以竞争性手段获取执政权的政治工具。

习李所成长的、以及其当下执政的中国,正是这样一个政治重心下移的政治体。作为新世代政治菁英,开创新局就成为习李必然且必须的政治选择。

来源:大公网(2013-0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