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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党政领导干部的政治生命周期和代际继替问题研究

时间: 2017-07-26 10:29:39来源: 作者: 阅读:

来源:中国农村综合改革研究中心收集整理(2015-05-15)

我衷心希望,各级党校不断为党的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许多同志都反映,脱产到党校学习一段时间很有必要,也很有收获。但是,在时间安排上,学习与工作难免会存在一些矛盾。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靠各级党委。我们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改革和建设的任务千头万绪,不学习就会落后于时代进步的潮流,也会落后于人民群众。为了做好党的工作,每一个领导干部都必须学习、学习、再学习。各级党委都要从党的事业的大局来考虑干部的学习问题,合理安排好工作与学习的时间,保证中青年领导干部到党校进行脱产培训轮训。干部在党校学习的状况,应作为干部使用和选拔的重要依据,把对干部的培训轮训与对干部的使用结合起来。这一工作,坚持下去,必有好处。

我建议各级党委的主要负责同志,不妨到党校多走走,讲讲课,开开座谈会,参加一些重要问题的研讨。我到中央工作以来,多次到中央党校开会作报告。中央在中央党校举办了多次省部级主要领导同志参加的研讨班,我都同大家进行了座谈并发表了意见。这不仅有利于同大家沟通信息、统一思想,对我自己也是一种学习和提高。各级党委的主要负责同志给大家讲讲课,把自己的经验、想法和思考的问题与大家交流交流,有利于年轻干部的成长。各级党委要帮助党校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为加强党校的教师和干部队伍的思想政治业务建设,加强教学手段和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建设积极创造条件。各级党校都要坚持从严治校,加强教学和学员的管理,不断提高教师的素质和教学质量。

通过党校和各种类型的干部学校培训干部,是培养和提高干部的重要途径。我们党成立之初,就曾建议和帮助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并提议以国共合作的形式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当时的国民革命培养干部。后来我们党又创办过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等等,一直到延续至今的党校。党通过这些学校培养了大批治党、治国、治军的人才。1943年8月8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讲话指出:“我们办党校,就是要使我们同志的政治水平和理论水平提高一步,使我们党更加统一。”这次中央通过了面向21世纪加强和改进党校工作的决定,进一步明确党校教育是全国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培训轮训的主渠道,明确党校要深化教学改革以全面提高领导干部的素质,等等。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这个《决定》,加强对党校工作的领导,充分发挥好党校在培养中青年领导干部中的作用。

我以上说的三点,也可以用前人的三句诗来表述:第一句是龚自珍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第二句是郑板桥的“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第三句是朱熹的“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就是说,培养中青年领导干部,一要不拘一格,二要加强磨练,三要人才辈出。

第三,我们从事的事业是空前广大的,需要的人才是多方面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工作,都需要大批的高素质的中青年领导干部。无论从事什么工作的干部,政治上必须合格。在这个前提下,还必须具备所从事工作的专长。比如说,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推进科技兴农,带领农民群众致富奔小康,就需要善于做新时期农村、农业、农民工作的人才;推进两个根本性转变,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搞好国有企业,就需要熟悉宏观经济、熟悉企业工作、善于驾驭市场的人才;进行对外开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有机结合起来,就需要懂得国际经济、了解国际经济法、熟悉国外市场情况的人才;开展外交工作,维护我国的主权、利益和安全,就需要能够坚持党的外交方针政策,善于开展国际交往和斗争的人才;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台独",加强对台湾人民的工作,就需要了解台湾情况,熟悉台湾民情,又善于开展对台工作的人才;迎接世界新军事革命的挑战,加强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就需要政治思想素质过硬、懂得现代军事的人才,如此等等。总之,党和人民的事业需要的人才是多方面的、全方位的。对不同领域人才的要求及其成长规律也是不同的。做好优秀中青年领导干部的培养选拔工作,要针对不同部门、不同工作的特点来进行。应努力形成各方面人才百舸争流、各显其能的局面。一批批优秀中青年领导干部茁壮成长,才能得到充分发挥,我们的事业才有不断成功的把握。

第二,中青年领导干部的健康成长,自身努力是内因,党组织培养是外因,内因与外因要紧密结合。培养,在干部的成长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一些好的苗子,如果我们没有及时发现,并有计划地进行培养和锻炼,也可能就自生自灭了。对于看准了的、有发展潜力的苗子,一定要精心加以培养。培养不是溺爱,也不能拔苗助长,而是要真正让年轻干部在工作实践中得到艰苦的磨练,增长才干和胆识。培养有多种方式。理论教育和学习是培养,基层锻炼是培养,使用也是培养,而且是更重要的培养。一个领导干部的思想水平、工作能力和领导才能,需要在领导工作的实践中形成。没有一定的领导岗位这个舞台,领导才能就无法提高,也难以真正考察和识别干部。对那些基本素质具备的中青年干部,要大胆放到相应的领导岗位上去。实践证明,把年轻干部放到一些关键岗位、艰苦环境和情况复杂、矛盾突出、困难较多的地方去锻炼和培养,对他们的提高和成熟很有好处。凡是在这些地方和岗位作出实绩的,就继续提拔使用。不愿到困难的地方去,或去了干不出成绩,就不是优秀干部,就不能提拔重用。领导干部必须经受考验。年轻干部如果不知艰苦,不经过摔打,很可能就成为温室里的花朵,是经不起什么风浪的。从积累领导经验的角度讲,使用是最好的培养,是提高和识别干部的最好方法。

第一,选人不拘一格,用人用其所长。这是古今中外成功的用人之道。选拔中青年领导干部,要解放思想,坚决破除论资排辈、求全责备、迁就照顾等陈旧落后的观念,不拘一格选人才。选拔干部当然要讲台阶、论资历。必要的台阶和资历是干部积累领导经验所需要的。但千万不能搞形式主义,千篇一律,应该是讲台阶而不抠台阶,论资历而不唯资历。如果台阶过细过繁,太看重资历,优秀人才怎么脱颖而出?年轻人肯定有缺点和不足。看人要看大节、看主流、看发展,不能求全责备。有缺点和不足,关键是要帮助他们改正和弥补。改正和弥补了,就好。用人用其所长,就是要扬长避短,善用他的特长,把他放到最适合于发挥他的优势的岗位上。这对干部本人、对党的事业都有好处。用非所长,对干部本人、对党的事业都是一种损失。通才和全才毕竟是少数。但我们的高级干部,特别是各地区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是负责全面工作的,他们的知识和才干应力求全面,既懂自然科学知识,又懂社会科学知识,既有丰富的书本知识,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这样才能把全面的领导工作担当好。任用干部,要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信念,具有真才实学和开拓精神,这些都是基本要求。但“德”和“才”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衡量一个干部是否符合“德”、“才”标准,既要看本人的素质,更要看工作实绩。我国有十二亿多人口,我们党有六千三百万党员,各类干部有四千一百多万人,人才肯定是有的,关键看我们的工作做得怎么样。要大力拓宽知人识人渠道,搞五湖四海,走群众路线。我们的原则应该是: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既要德才兼备,又不求全责备;既要坚持标准,又要不拘一格。要不断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形成干部能上能下的机制,用制度为优秀年轻干部脱颖而出、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有战略眼光,要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那种高瞻远瞩和宽阔胸襟,切实把培养造就一大批适应新世纪要求的中青年领导干部这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完成好。做出了党和人民满意的工作业绩,培养了党和人民放心的接班人,我们才算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这方面的工作,中央已经作出了部署,大家都要认真贯彻落实。这里,我要强调三点。

第四,归根到底,要大力提高中青年领导干部的理论素养,使他们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我们的思想政治信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在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了两次历史性的飞跃,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两大理论成果。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对于解决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经过这几年持续深入开展的理论武装工作,全党对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不能估计过高。现在四十岁上下的年轻干部,一般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党的优良传统的教育,但还不够系统、扎实。他们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有不少了解,但还不够深入、广泛。他们也经受了一定的党内生活和社会实践的锻炼,但还不够全面、严格。也就是说,这一代年轻干部,还缺乏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扎实功底,缺乏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系统了解,缺乏党内生活和艰苦环境的严格锻炼。缺什么就要补什么。理论知识、历史知识可以通过书本学习来获得,品格、意志的锻炼主要靠在艰苦的实践中去解决。努力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中青年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是党的事业不断开拓前进的必然要求,也是中青年领导干部自身成长的必然要求。党校要始终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各门课程的理论基础。要重点学习《邓小平文选》,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同时精读马列和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要使领导干部能够始终坚持并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能够不断吸取新经验新思想,不断增强科学精神和创新精神,敢于和善于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中青年领导干部都具备了这样的理论素养,我们未来的事业就大有希望了。

第三,要大力培养中青年领导干部的战略思维能力,使他们善于从实际出发不断研究解决改革、发展、稳定中的重大问题。我们党高度重视理论学习和研究,就是为了用正确的理论去指导实际问题的解决。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注重研究带全局性的战略问题,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我们现在家大业大,工作头绪多、任务重,面临的问题十分复杂,而且层出不穷。如果我们的领导干部对理论学习不重视,对重大实际问题不进行战略性的思考和研讨,是很难做好领导工作的,而且是很危险的。党的十五大号召全党同志,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这个任务十分重要,我们做得还很不够,要大大加强起来。如果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包括中青年领导干部都能坚持这样做,并不断取得新的成绩,我们党的事业和各项工作就能不断开拓新的境界。党校要按照这个要求来培养中青年领导干部,通过一系列调查研究和战略问题研讨,帮助他们增长研究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的才干,养成对重大现实问题进行战略思考的能力。

第二,要大力拓宽中青年领导干部的视野,使他们能够善于观察世界大势和正确把握时代要求。我们党在创立的时候,就是由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努力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最先进的思想同工人阶级这个中国最先进阶级的斗争实践结合起来,代表着中国和世界进步的时代潮流。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各族人民的心目中,总是社会进步的象征、民族兴盛的希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刻总结我国和其他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适应时代进步的潮流,大胆地进行改革开放,以宽广的胸怀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一切进步成果,领导全国人民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的时候,我们党能够继续执政和发展,社会主义在中国能够充满新的生机,这是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一条宝贵的经验。全党同志特别是中青年领导干部务必加强学习和实践,使自己具有开阔的视野,学会敏锐地观察世界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种变化,始终走在时代发展、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前列。历史上,不看世界发展的大势,固步自封,作茧自缚,导致国家和民族衰亡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清朝从1644年到1911年共延续了268年。从1661年到1796年是史称的“康乾盛世”。在这个时期,中国的经济水平在世界上是领先的。乾隆末年,中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对外贸易长期出超。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西方发生了工业革命,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快速发展。但是,当时的清朝统治者却不看这个世界的大变化,夜郎自大,闭关自守,拒绝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最后,在短短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就大大落后于西方国家,直至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不堪一击。这个历史的教训刻骨铭心啊!我们现在这代中青年领导干部是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总的说来,具有知识比较广博、视野比较开阔、思想比较活跃等优点。但是,这并不等于就已经对世界发展的大势和时代进步的原因具备了科学的认识,还需要在刻苦的学习和工作实践中不断提高。党校在培训中青年领导干部时,要使他们对当代世界经济、政治、科技、法制、军事等等有较深刻的了解和把握,努力培育他们的世界眼光,使他们不断增强对世界的了解和分析判断能力。这一点十分重要。

第一,要大力加强中青年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使他们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广大中青年领导干部要通过党的历史和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系统学习,通过党性党风教育,不断提高自身的政治素质。最重要的是要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一辈子始终不渝。党的事业需要中青年干部,当干部总得有一定的岗位和权力,但中青年干部自己不能整天想着当大官,而应该多想想怎么为党和人民干一番事业。有的人整天想着升官,最后发展到跑官、要官、买官,这是根本违背党的宗旨的。这种歪风邪气,必须坚决制止。党和人民殷切希望广大中青年领导干部自觉加强党性修养,要胸有大志,脚踏实地,诚心诚意地为人民谋利益;要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严以律己,以身作则,经得起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坚决抵制各种腐败行为和错误思潮;要坚持发扬民主,密切联系群众,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做一个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公仆。

建设好我们的党,首先要提高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特别是要努力提高中青年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使之成为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会治党治国的新一代政治家。广大中青年干部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希望,代表着我们党和国家的未来。培养中青年领导干部的工作,不仅要抓紧,而且要抓好。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十分清醒,十分坚定。

在培养中青年领导干部这项重大任务中,党校应该也完全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党校工作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搞好党校教育对于党和国家的发展具有现实和长远的重要意义。各级党校的工作,都要自觉地同党和国家的大局联系起来。各级党校的同志都要从国内外的形势发展和党的建设的实际要求出发,兢兢业业地做好工作,为培养中青年领导干部多作贡献。

我们党是在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履行执政职能,制定各项政策和开展各项工作的。我们在前进道路上不可能一帆风顺,必然会遇到来自国内外的各种困难和风险。远的不说,只要看一看十五大以来这两年多时间,我们就遇到了亚洲金融危机和严重洪涝灾害的考验,发生了美国悍然袭击我驻南使馆、“法轮功”组织聚众闹事、李登辉抛出分裂祖国的所谓“两国论”以及主张“台独”的陈水扁在台湾地区选举中当选等重大事件。可以说,形势常常是变幻莫测,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些突发事件发生了,我们就要去应对和处理。这些年来,我们积累了一条重要的经验:形势越复杂,任务越繁重,斗争越尖锐,我们就越要坚持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基本纲领,坚定不移地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坚定不移地为实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目标和总任务而不懈奋斗。不论发生什么事情,这些基本的东西都不能变。这就是我们的主心骨。有了这个主心骨,我们就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真正做到抓住机遇而不丧失机遇,开拓进取而不因循守旧。各级领导干部都要从思想上理论上牢固地确立这些基本的东西,从而在处理纷繁复杂的问题时有一个主心骨。培养中青年领导干部,必须让他们明确这一点,在任何时候都要毫不动摇地坚持这些基本的东西。要注意让中青年领导干部在各种重大斗争中经受风浪的考验。凡是在重大斗争和突发事件中,能够保持清醒头脑,站稳脚跟,并组织和带领群众战胜困难的人,就应该予以重用或重点培养。总之,要努力培养出一大批政治上坚定、具有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善于驾驭复杂局面的优秀年轻干部。

希望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结合“三个代表”的要求,认真回顾我们党的奋斗历程,认真思考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取得的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特别要认真思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为什么能经受住国内外各种风险考验的基本经验,思考怎样解决我们党内存在的问题、更好地带领人民完成跨世纪发展的任务。把这些问题想好了,思路和工作方向都明确了,加强新时期党的建设,培养造就一大批中青年领导干部的工作,就可以做得更好。

今年2月,我在广东考察时提出,各级党的组织和全党同志都应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使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我提出这个问题,是经过了长时期思考的。在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直接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和十五大提出的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就是回答这个问题的。我们在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上已取得了一些新的经验。我感到,我们要坚持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和一系列重要思想,集中起来最重要的,就是要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坚持“三个代表”。这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1938年,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现在,我们党在一个有十二亿六千万人口的大国中执政,要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推进艰巨的现代化事业,没有一大批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肯定是不行的。当今和未来的世界竞争,从根本上说是人才的竞争。这种人才竞争是全面的,包括领导人才在内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人才,都面临着各种竞争和斗争的检验与考验。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党,一个国家,能不能不断培养出优秀的领导人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个政党、这个国家的兴衰存亡。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能不能巩固和发展下去,中国能不能在未来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强盛不衰,关键就要看我们党能不能不断培养造就一大批高素质的领导人才。如果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我们就难以在新世纪里经受住各种风险的考验,难以实现党和国家既定的奋斗目标。全党同志都要从这样的政治高度来认识培养优秀中青年领导干部的重大意义,紧迫地而不是松懈地、认真地而不是敷衍地按照中央的要求把这项工作抓紧抓好。

当前,党的干部队伍又处在一个新老交替的重要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采取积极措施,培养和选拔了大批优秀年轻干部。我们这一届政治局的同志,基本上都是当年从中央部门和地方上比较年轻的同志中选拔出来的。现在各部门、各地区的领导干部都是在八十年代或九十年代,从当时比较年轻的同志中选拔出来的。与二十年前相比,我们干部队伍的平均年龄降下来了,文化程度提上去了,有了很大的变化。这几年和今后几年新老干部交替的数量比较大。不仅新中国成立前成长起来的干部,而且“文革”前党培养出来的干部,都将陆续退下来,一大批“文革”后成长起来的年轻干部要走上更重要的领导岗位。这个新老交替的工作一定要做好。邓小平同志曾经深刻地指出:“政治路线确立了,要由人来具体地贯彻执行。由什么样的人来执行,是由赞成党的政治路线的人,还是由不赞成的人,或者是由持中间态度的人来执行,结果不一样。”问题的关键是,我们选人要力求选得准,选上来后培养、帮助和监督工作要抓得很紧。选拔和培养中青年领导干部的问题,我想得很多。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我们就难以向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和革命先辈们交代,难以向党和人民交代。

从党的建设看,这些年来,我们坚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围绕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广大党员、干部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全面推进党的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也要看到,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如何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不断增强凝聚力和战斗力,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从国内形势看,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我国现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初级阶段,是完成国家的工业化和实现国家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的历史长过程,总的目标是到下个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个长过程中,我们已经历了若干个具体的发展阶段,还要继续经历若干个具体的发展阶段。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我国的生产力水平、供求关系、体制环境、对外经济联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加快工业化的过程中,我们又面临着国民经济信息化的新任务。我们要在胜利完成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基础上,开始实施第三步战略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并继续向现代化目标迈进。我们有信心、有条件、有能力完成这一任务。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完成这个任务有难度有风险,具有很大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搞好西部大开发,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面临的机遇和风险,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都要求我们继续增加知识和经验,提高领导水平。

从国际形势看,这些年来,世界上发生了不少事,天下仍很不太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发展,但各国人民要和平、求发展的时代大趋势没有变。在可以预料的较长时期内,我们可以争取到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由于世界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美国在经济、科技、军事上处于超强地位,世界走向多极化的进程不会一帆风顺,将会经历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进程,具有两重性。西方发达国家力图主导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处于弱势,如果没有正确的对策就会落入更加不利的地位。世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和直接。西方发达国家的科技实力明显占优势,发展中国家面临实现技术跨越的机遇,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当今各国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关系,集中表现为包括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民族凝聚力在内的综合国力的较量与竞争。这种全球政治和经济发展的特点,在21世纪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西方敌对势力不愿意看到社会主义中国发展壮大,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不会改变,我们与西方敌对势力在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方面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会是十分尖锐的。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善于把握大局,审时度势,既要坚持原则立场,又要讲求斗争艺术,坚定地抓住机遇加快我国的发展,坚决维护我国的利益和安全。

不断培养中青年领导干部,始终是我们党的一项战略任务。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都把这项工作放在关系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和几千万烈士用鲜血换来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高度来认识和强调。全党同志必须认清当前国内外形势的新情况新特点,认清我们党在新的世纪里所要完成的繁重任务,认清我们党的建设的实际状况,从而进一步认识到培养造就一大批适应新世纪要求的中青年领导干部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

中央召开这次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主要是部署贯彻中央刚刚作出的面向21世纪加强和改进党校工作的决定。胡锦涛同志已就如何进一步做好党校工作讲了话,所讲的意见我都赞成。刚才几位同志的发言,讲得都很好。我们党历来对党校工作十分重视。各级党校承担着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为党培养造就一大批优秀中青年干部而努力。今天,我就想谈谈关于加紧培养适应新世纪要求的中青年领导干部问题。

【核心提示】要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充分认识培养造就一大批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会治党治国的新一代政治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要大力加强中青年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拓宽他们的视野,培养他们的战略思维能力,提高他们的理论素养。培养中青年领导干部,一要不拘一格,二要加强磨练,三要人才辈出。

——江泽民2000年6月9日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加紧培养适应新世纪要求的中青年领导干部

不久,江泽民就称赞说: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工作是抓得准、有成效的,为贯彻落实十六大精神开了一个好头。”国内外舆论也普遍认为,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委员会,整体素质好,结构比较合理,群众基础比较好,知识层次高,年富力强,公道正派,清正廉洁,是一个朝气蓬勃、奋发有为、值得信赖的中央领导机构。(宋毅军)

2002 年11 月13 日,江泽民主持十六大大会主席团第三次会议,通过建议名单。第二天,在他主持下,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其中,除党和国家领导人外,组成人员分布于中央、国家机关,中央金融机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省区市和军队,其主体是省部级和大军区级领导骨干。他们全部是新中国成立后参加工作,有些是改革开放以来参加工作的年轻干部,平均年龄55.4 岁,50 岁以下的占1/5 以上。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98.6%。尤其引人瞩目的是,新进入中委的有180 人,占一半以上。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党的中央领集体顺利实现了新老交替。11月15日,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花团锦簇,洋溢着一派喜庆气氛。2400多名代表、特邀代表和列席人员汇聚在这里。江泽民同其他原常委与新当选的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和第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亲切会见了出席党的十六大的代表、特邀代表和列席人员,并同大家合影留念。江泽民高兴地说:“我相信,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一定能够开创新的局面,我们党和国家的发展前景,是会更加美好的!”胡锦涛也表示:“我们一定牢记江泽民同志的嘱托,一定坚定不移地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真学习领会党的十六大精神,坚决贯彻落实十六大提出的各项任务,团结一致,万众一心,艰苦奋斗,努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他们的讲话,激起全场长时间一阵阵热烈掌声。

对这项政治性很强的工作,从2001 年下半年到2002 年上半年,江泽民先后主持召开12 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专门听取考察汇报,并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10 月31 日,政治局常委会根据结构要求和工作需要,统筹考虑,综合研究,从遴选对象中提出了十六大“两委”候选人预备人选建议名单。11 月l 曰,政治局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个名单。

中共十六大时,我们党有6000多万党员,有4000多万各类干部,这就为选拔培养党、国家、军队接班人提供了雄厚基础。例如,为了推荐、考察、酝酿、提名中共十六大中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人选,中央先后派出46个考察组,分赴98个中央、国家机关部门,11个中央金融机构,23个国有重要骨干企业,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考察。中央军委也同时派出5个考察组,分赴全军和武警部队大军区级单位进行考察。考察组按照中央委员会作为治党治国治军政治家集团的要求,着眼于提高素质,优化结构,增强活力,强调体现改革精神,走群众路线,进一步扩大了党内民主。

胡锦涛认为:我们党是一个拥有数千万党员的大党,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执政,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必须组成一个政治坚定、团结统一、坚强有力、奋发有为的中央领导集体。

胡锦涛:万众一心,艰苦奋斗,努力开创新局面

江泽民多次提出:培养选拔大批能够跨世纪担当重任的优秀年轻干部是一项战略任务,必须抓紧做好。他经常强调要培养造就“一支”、“各级”、“一批批”、“一大批”领导干部,寓意是很深刻的。他根据90年代以来特别是21世纪初国内外形势的新情况,从我们党执政建设实际情况出发,指明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将要担负的重大历史使命。2001年3月,江泽民先后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会议,确定有关十六大人事准备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决定成立专门班子,在政治局常委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

我们党和国家能否在这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中坚持不败,关键在于我们党是否实行正确领导,而能否实行正确领导,关键取决于我们党是否有一个成熟、稳定的中央领导集体,这个领导集体能否高瞻远瞩,把握全局,主要在于是否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埋头实干。这是江泽民着眼于国际局势,从宏观角度,对建立新世纪初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所作的深刻思考。

作为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江泽民经历了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政局风云变幻的历史全过程,对其变化的主要原因也记忆犹新。具体而言,苏联解体外因,主要是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但是,苏联解体首先是内部原因造成。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大力推行各种错误路线和政策,从而诱发历史上积重难返的很多政治、经济、民族矛盾,最终直接导致苏联解体。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也先后迅速解体。与此同时,美国等还提出中共“这个执政党,同一个更现代化、更复杂的社会中公民真正自发地参加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活动的观念是格格不入的”,是“被整个社会视为阻碍社会进步和社会福利的主要障碍”。所以,他们要对我们“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所有这些,都引起江泽民极大的警觉。

随着21 世纪的临近,江泽民越来越关注、越来越强调、越来越下大气力来领导这项工作。2000年6月9日,他在中央党校发表《加紧培养适应新世纪要求的中青年领导干部》重要讲话,强调“不断培养中青年领导干部,始终是我们党的一项战略任务”。重申要“进一步认识到培养造就一大批适应新世纪要求的中青年领导干部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提出,要使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继往开来,就“必须不断培养和造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确保党和人民的事业后继有人。”

坚持领导干部交流,是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江泽民认为,领导干部长期在一个地方、部门工作,不但不利于他们的进步和提高,而且弊端甚多,一些不正之风也往往由此产生。因此,必须有计划地实行领导干部定期交流制度。越是有发展潜力的干部越要交流,使他们在不同的环境中得到锻炼提高。随后,有的领导干部从中央部门派往沿海或者内地省份;有的是长期在地方省市区工作,后来调到中央部门工作;有的是由工业省份调到农业省份,再调到改革开放前沿的沿海省份;有的是北方领导干部调到南方省份工作;有的是南方的领导干部调到北方省份工作;有的是东部发达地区省份的领导干部调到西部欠发达地区省份工作,后来又上调到中央等等。经过这种定期组织交流,年轻领导干部在不同环境中分别得到很大锻炼和提高。

1997年9月,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又选举吴邦国等一大批年轻领导干部进入了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机构。人们发现,在江泽民亲自主持解决工业方面重大问题,或者在视察各地农村时,在参加国内重要活动和到国外出访活动时,经常能看到年轻领导干部随行其中。胡锦涛相继担任国家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直接参加国家和军队的领导工作。

1989年,江泽民担任总书记不久就指出:我们“现在这一代干部,特别是50岁以下的中青年干部,是跨世纪的一代,正生活和工作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关键时期,肩负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责任,经受着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能否经受住这些考验,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使命,能否准确判断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正确处理错综复杂的国际事务,直接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成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兴亡,关系到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命运。所以,1992 年10 月,中共十四大在继续选举江泽民为核心中央领导集体的同时,还选举了一大批年轻有为的领导干部进入了中央领导机构。作为后来新世纪之初产生的中央领导集体担任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就是在这一大批年轻有为领导干部中经过选拔,进入江泽民为核心中央领导集体的。10月19日,江泽民等7 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会见中外记者。江泽民笑着对记者们介绍原第十三届中央常委,又介绍新当选的3位常委。他指着胡锦涛说:“这是一位年轻人,胡锦涛同志,今年49岁。”此后,胡锦涛从1992年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开始,到中共十五大政治局常委中他位次的移前,直至2002年担任中央总书记(同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国家军委副主席,中央党校校长;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他任中央政治局常委长达10年。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称赞胡锦涛同志“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确论断的由来。

高度重视抓紧培养和造就大批跨世纪能够担当重任、善于治党治国治军的领导人才,是作为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江泽民反复思考、“想得很多”的重大战略问题。他认为:“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我们就难以向毛泽东、邓小平同志和革命先辈们交代,难以向党和人民交代”。也只有把“这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完成好,做出了党和人民满意的工作业绩,培养了党和人民放心的接班人,我们才算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江泽民:这是一位年轻人,胡锦涛同志,今年49岁

不久,胡锦涛这位39岁最年轻的中央候补委员,就从西部的甘肃被调到首都北京从事团中央领导工作,于1982至1985年先后担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主席,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他从1985至1992年到地方特别是国家欠发达、各方面条件艰苦的西部地区工作,先后担任贵州省委书记,贵州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西藏军区党委第一书记。连同走出清华大学校门后在甘肃工作,他在西部地区工作近20年,从各方面展示了他的领导才干。1985年召开的全国代表会议,一批年轻领导干部被选进中央委员会。

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新选进中央委员会的210人中,最年轻的是甘肃省建委副主任胡锦涛,当时只有39岁。大会闭幕第二天,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专门接见了39位新当选的年轻中委和候补中委。当他们依次步入大厅时,中央组织部同志一一唱名介绍情况,邓、陈等老同志同这些朝气蓬勃的年轻干部一一握手,仔细端详着,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关于这次会见,新华社在题为《新老交替,继往开来》的报道中兴奋地叙述:“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会面,也不是一般的接见。大家都沉浸在无比温暖的气氛中。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些多少年来指引着中国这艘巨大航船破浪前进的中国革命舵手们,今天一个个满面春风,拉着走到自己面前的每一位同志的手。这是我们党新老合作和交替的握手,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传革命火炬的握手,是党对中青年干部寄予无限希望的握手。”

陈云讲话后,邓小平即席讲话。他严肃地说:“我们历来讲,这是个战略问题,是决定我们命运的问题。现在,解决这个问题已经是十分迫切了,再过三五年,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要来一次灾难。”他面向大家问:“为什么全会之后又专门把在座的诸位留下来开两天会,讨论陈云同志关于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和老干部离休退休这两条建议?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十分迫切,十分重要。”去年12 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陈云同志更尖锐地提出“选拔中青年干部不是几十、几百,是成千上万”这个问题。“他提得非常好,我赞成。”因为“我和陈云同志交过心的,老实说,就我们自己来说,现在我们退,我们实在是心里非常愉快的。”“我们两个人的主要任务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会后不久,8月7日,中央组织部发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央对调整领导班子和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指示的几项工作的通知》。

事情还得从20年前中共召开十二大前夕说起。1982年6月27日至29日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期间,印发了陈云撰写的《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一文和他主持起草的《关于老干部离休退休问题座谈会纪要》。会后,部分与会人员留下来参加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7月2日,陈云在座谈会上讲话,强调干部队伍青黄不接的客观存在,不无担忧地说:提五十岁左右的人可能争论少些,提40岁左右的人,争论、怀疑会很多。提40岁以下的人,怀疑、争论会更多。既然如此,为什么“纪要”还是“特别写提四十岁以下的人这一句?”他自问自答:一是年富力强。二是有意识地培养。经过3年、5年、10年,有意识地培养,选出好的人。三是40岁以下的人中间有人才。四是只有40岁以下的人,才了解“文革”初期青年人当时的想法和表现。

邓小平、陈云:要拔提40岁以下的人

2002 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选举产生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顺利实现与江泽民为核心中央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

陈云《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关于老干部离休退休问题座谈会纪要》内容全文

揭邓小平哪条接班人标准使胡锦涛脱颖而出

尽管元老们退居二线已有多年,但从另一个方面讲,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影响,中国政治无法回避他们的存在,他们作为一种力量在中国的变革和政治时局中发挥作用。元老们将一个个地离去,这是自然规律。中国时局和中国政治将逐渐进入没有开国元老的阶段,其后的局面和挑战将由年轻一代的领导人从容面对。(吴晨光、郭奕雯  《南方周末》2005-01-14)

“我不同意一些人传言的‘老人政治’的说法。”他说,“人的年龄对其思想无疑会, 有较大影响,但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小平南巡讲话时已经将近90岁,但你不能否认,他的思想走在很多年轻干部的前面。”这篇划时代的讲话影响深远。

“我们看到,在十六大和去年召开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我们党的干部制度、组织制度和人事制度的改革进一步推进。”这位党史专家说,“有了这种大的框架,我们前行的方向就能较少受到人为的干扰。这是一种进步。”

石仲泉说,老人一辈子的叱咤风云,人们会缅怀他们。随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制度将逐步完善,制度所起到的作用会越来越大。目前的政治方向更多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成立于1982年、十年后解散的“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曾拥有数百位委员,几乎囊括了当时退居二线的所有开国元老。而在今天,其中接近九成的人已经离开人世。目前原中顾委常委里只剩下薄一波、肖克、李德生、张劲夫、黄华等人。现在在公众场合已很少看到老人们的身影,岁月无情,而随着他们的离去,对中国政坛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他们离去后的中国政局

从此,以薄一波、宋任穷为代表的开国元老在政治舞台上不再显露身影。

“按照小平当初的设想,中顾委是个过渡机构,因此最多三届、最好两届就结束。”石仲泉说,“到了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之前,鉴于老干部们几乎都已经离开了一线;中顾委历时两届,委员中最年轻的也超过了70岁;而党的干部离休、退休制度已全面建立并在顺利执行。中顾委已基本上完成了作为过渡性组织的历史任务,所以中央同意十四大不再设这个机构。”

而在这五年里,有33位老人与世长辞。其中包括谭震林、粟裕等名震海内外的将军,以及中顾委副主任许世友。

1987年中共十三大召开时,新一届中顾委成立,共有200人当选为委员。宋任穷依然担任着副主任职务。

此次会议上,王震也被选为中顾委副主任。另外54位老同志从一线退下,被选为中顾委委员;同时,还有36位年高体弱的老人联名请求并经同意,不再担任中顾委委员。“这有助于加快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的新老干部交替的进程。”石仲泉说。

宋任穷的回忆录中收录了一封信,1985年6月25日,他与王震将此信联名上书中央。他们写道:我们是七十六七岁的人了,虽然雄心犹在,毕竟精力不如从前了……党章第37条规定:“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无论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或者是由领导机构任命的,他们的职务都不是终身的,都可以变动或解除。”我们恳请中央,在今年9月召开的党代会上批准我们不再担任中委,以腾出位子……

1985年9月,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76岁的宋任穷被增选为中顾委副主任。在中组部部长的职位上工作到1983年后,他还一直担任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

从中顾委副主任到淡出政治舞台

石仲泉说,从十二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上,已经可以看出新老交替的趋势。348名委员里,有211人是第一次进入这个机构;这211人中,又有140多人年龄在60岁以下,最小的38岁。而后来的国家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等,都是在此次党代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

而邓小平对中顾委委员的“定格”是:“可以列席中央全会,顾委副主任可以列席政治局会议,必要时顾委常委也可以列席政治局会议。也就是说,中顾委副主任和常务委员在党的生活中的级别,相当于中央政治局委员。”

“当时进入中顾委的条件很严格,必须具有40年以上的党龄,任过省部级、大军区主要领导职务,对党有过较大贡献,有较丰富的领导工作经验,在党内外有较高声望。邓小平任主任,日常工作则由薄一波副主任主持。”原中顾委一位成员说。

两年后,中共十二大召开时,拥有172名委员、24名常委的中顾委宣布成立。那次党代会上通过的“新党章”规定,中顾委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

“作为中组部部长,宋任穷对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的成立起到了奠基作用。中顾委内部机构的设置、人员的安排,身为中组部部长不能不付出更多的心血和智慧。”石仲泉说。

20世纪80年代初,在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采访时,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披露了成立“中顾委”的思路。“十年‘文革’让中国的大部分开国元勋走向老龄化,但让刚刚恢复工作的他们马上退下去又不符合情理。”石仲泉说,“所以,中国共产党需要建立一个过渡性组织,妥善安置对革命有功的老同志,让他们继续发挥作用并尽快实现干部队伍年轻化。这就是当时成立中顾委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后,执政者的新老交替成为一个突出问题。而在历史上,如何安置开国元老也向来是个需要智慧的问题。

1978年12月,宋任穷以70岁高龄接替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部长。在此后三年内,中组部基本完成了平反“文革”中冤假错案的任务。他的回忆录指出:到1982年年底,全国共平反干部230多万人,集团性错案2万余件,并摘掉了54万人的“右派”帽子。

1955年,身为解放军总干部部副部长的宋任穷,主抓军衔制度的建立。“当时少将以上的军衔是中央军委直接掌握的,所以都是由总干部部进行排队平衡。”宋任穷生前在回忆录中写道:“最后评选出十大元帅、10名大将、55名上将、175名中将和802名少将。还有2名上将、2名中将及部分少将,是在1956年授予的。”

“宋老是一个非常稳健的人,做事非常踏实。”接受本报采访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说,“行为的一贯低调,使民间对他议论很少。而这也是与其同辈的很多领导人的风格。”

宋任穷是一位传奇式人物——17岁入党,18岁参加秋收起义。他走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八年抗战里,从八路军129师政治部副主任升至冀鲁豫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后期出任华东野战军副政委。1949年后,曾在党、政、军各界担任要职,直至1985年被增选为中顾委副主任,达到政治生涯的高峰。值得一提的是,1955年中国军队首次授衔时,他拥有了肩扛三颗金星的上将称号。

从上将到中组部部长

另一方面,在最近的省部级高官调整中,明显地有一大批1949年以后出生或成长的官员担负起了要职。由开国元老们掌控和影响的时代已转而为年轻的一代承接,相信目前中国迈向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道路亦能为老一辈的政治家们所认可。

据介绍,目前90%的开国上将和中顾委委员已经离世。宋任穷的逝世再一次发出信息:中国共产党的开国元老们以高度的历史自觉主动退居二线的同时,作为真实的存在他们也在一个个离我们远去。

2005年1月8日,曾被授予上将军衔、位至中顾委副主任的宋任穷逝世。当年与他同时受衔的将军中,“十大元帅”和“十大大将”已经全部去世,而50多位上将中目前只有肖克、洪学智以及100岁的吕正操等三人健在。在中顾委,资历与宋任穷相当的只剩下薄一波人在世。

又一位政治元老离世远去

据介绍,目前90%的开国上将和中顾委委员已经辞世。宋任穷的逝世再一次发出信息:开国元老们主动退居二线的同时,作为真实的存在他们也在一个个离世远去,中国时局和中国政治将逐渐进入没有开国元老的阶段。

这是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该文是最近20多年来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其中提出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并考虑设立中顾委。

宋任穷逝世与政治代际演变:告别开国元老时代

严复说过:“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变革时代的革新与守旧各自的价值和相互之间的辩证关系。“半退”的权力更迭,确立了一种辩证政治继承关系,形成了一种在政治继承过程的权力制衡机制。应当说,是一种富有意义的政治制度创新,而其前景究竟如何,人们不妨还可以继续耐心观察。(香港《广角镜》2002-11-18)

“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治大国者若烹小鲜”。政治体系中变动,总是不利于政策的一致性、连续性,容易影响行政效率,也不利于决策水平的提高和经验的积累。在任何一种成熟的政治体系内部必然存在着革新与保守两种倾向,相反相成、并行不悖,共同构成政治体系稳定和发展的两翼。政治也是个有机体,政治领域中的革新与保守就功能而言,犹如生物学上的变异与遗传。生物的变异与遗传功能互为条件,对立统一。生物体不能只有遗传,只固守遗传的密码和信息,生物要通过变异适应环境,实现物种的发展。政治体系也不可能永远固守传统,不求变革。然而,正像生物体一样,如果只有变异而无遗传,就会变成不可琢磨的怪物。政治体系不可能总是处于变动之中,也需要有保守主义的倾向。变革,是通过不断地适应环境的变化使社会体系的生存能力得到加强;保守,是不断地向制度的本质复归,通过对固有价值的肯定来巩固社会体系的稳定。变革和保守对于任何一个政治体系都是必需的,而政治体系中的保守一般是由老一代所代表的,老一代政治家往往是保守因素的载体,而新一代政治家就一般规律而言是变革、创新的载体,而保守与创新都是政治体系所需要的,缺一不可,不可偏废。

鉴于苏联的教训,中国共产党自邓小平始急于走出一条新路,解开这个“死结”。“半退”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克服原有制度的弊端。一方面,“半退”体制使老一辈政治领导人继续掌握一定的政治权力,以利于政策的连续性、政治的继承性和政局的稳定性。防止出现新一代领导人对原有路线的严重偏离和后任领导人否定前代领导人的现象,进而防止出现制度的改变和社会的转向,一如当年苏联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的出现的那种情况。另一方面,新一代领导人进入权力中心,积累政治经验,担负起政治责任,推动政治发展和制度创新。新一代领导的出现,有利于减少惰性,增加活力,同时新的领导人的崛起,有利于政权巩固、政治权力的繁衍,有利于长治久安,这恰好是政治继承所要实现的根本目标。

“半退”制对于共产党的政治制度建设的意义在于,它尝试着建立了一种权力继承中的新老权力者的分权与制衡。在共产党政权的以往政治继承、最高权力的更迭中,一直处于两难状态。在老人掌权时代,掌权者老气横秋、老态龙钟,政权可以处于稳定状态,而社会也常常处于停滞状态,年轻一代领导人无法进入权力中心,经验不足,威信不高。这在苏联后期表现得十分突出,从勃列日涅夫到契尔年科,被称为苏联的停滞时期。但毕竟自然规律无法超越,垂垂老矣的当权者终有退出的一天,而老者一旦退出,权力阶层就会出现巨大的断裂和落差,对于政治继承者来说,一方面终于失去了制约,获得了权力和自由,另一方面面对长期的停滞,则不免急于求成,标新立异,甚至不惜否定前任,改弦易辙,造成社会动荡、直至引发政治巨变。苏联戈尔巴乔夫的出现及其苏联的灭亡,与这种政治继承有着直接的联系,是这种继承制度弊端的政治标本。

西方现代民主制的要义在于:权力的分解、制约和平衡。而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中最缺乏的正是分权制衡,一如在权力继承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弊端。由邓小平开始的中共权力继承体制中的“半退”制,从政治科学的层面观察,确实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探索,值得从政治科学的角度进行深入的探究。

分权制衡:权力继承中的新机制

共产党国家的政治继承困难有着深刻的制度原因。一般被称为“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都具有第三国际传统,即与列宁创立的实行“民主集中制”政治体制及政党体制一脉相承。民主集中制是一种道义制衡与权力集中相结合的政治体制,其“民主”表现在政治领导人掌握权力的合法性是建立在道义承诺的基础上,即必须具备阶级和民众领袖的道义资格,承受着来自阶级群众的道义制约。在道义承诺和制约的基础上,权力充分让度给政治领导人,政治领导人掌握全部政治权力。不能简单地说,民主集中制是专制或极权制,因为民主集中制度下,领导人的合法性毕竟来自道义承诺,并需要接受来自下层的道义监督和制约。这就是共产党国家的领导层对来自下层的涉及合法性的批评,诸如放弃阶级立场、动摇、背叛等,十分敏感的原因。但来自下层的制约只是道义层面的,缺乏量化监督,也无时限,有时表达手段也受到限制,而实际的权力及权力的运作则基本掌握在党和政府的高层手中。这样在民主集中制下,除非对权力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否则权力就基本上不受制约,权力被一次性让渡给政治领导层,为政治领导层充分所有。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下,权力一旦被让度,就相对独立,缺乏经常性的、制度化的制约与监督,自然权力的继承也就缺乏民主参与,缺乏民主监督。由于缺乏制度内生的机制,民主集中制的政治体制的权力继承和更迭可以说是无章可循,实际的情况基本上是一种具有现代色彩的“禅让”制,即领导人,特别是主要领导人遴选“接班人”,经过长期考察、“锻炼”,最后将权力移交给新的领导人或领导集体。由于没有制度化,由于没有可靠而有效的鉴别标准和遴选机制,这样的“禅让”往往变数极大,稳定性极小。因此,无论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强大,发展如何顺利,“接班人”的问题始终是让各国共产党人,尤其是让党的领导层头疼的“老大难”问题。

权力继承的严重无序,迫使几乎所有的共产党政权都在权力继承问题上采取了成本最小的方式——老人政治。在上个世纪共产党国家中的老人政治成为世界政坛上倍受注目独特现象,以至于竟然出现了所谓“政治病理学”这类怪异的“学问”,专门研究老人政治的《病夫治国》曾一时洛阳纸贵。其实,共产党国家的老人政治实在是无序的政治继承造成的无奈局面,因无序和风险,而不得已尽量减少权力的更迭,尽量延长执政者的掌权时间,以降低权力继承的成本和减少风险。

早在共产党尚未夺取政权,上升为执政党之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就出现了随思想领袖的故去而出现思潮的转向和运动起伏的现象。而执政的共产党在权力继承过程则出现了大量问题,甚至严重危机,有的则直接导致了共产党政权灭亡。权力继承的危机像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始终困扰着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政权。在第一个共产党政权的创始人列宁去世后,苏联共产党内几乎立即爆发了权力竞争,而最后以掌握着党和政权的组织系统的斯大林的取胜而告终,但代价是斯大林的对立面惨遭清洗。斯大林去世后又出现了一次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此后,共产主义政权中的双子星——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每一次权力的更迭都伴随着剧烈的党内斗争,甚至引发了政变。共产党国家在权力更迭中每每出现的混乱和危机,使得敌对的西方国家将演变和摧毁共产党政权的希望也寄托于此。西方的战略家总是充满信心地预言共产主义的终结,其根据也往往在此。

政治体系的权力更迭,犹如生物体的生殖与繁衍,对政治体系的稳定与发展至关重要。从封建君主制到资本主义的民主政体,都对政治权力的更替程序和制度进行了长期的探索,也都最终形成了与自身的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权力交替制度。但与以往制度相比较要年轻得多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在政治录用,特别是其中政治权力的继承方面的问题显得十分突出,甚至可以说,在很长的时期内基本没有找到较为稳定、可行的方式,权力的更迭没有程序可言,权力继承没有制度化。这是迄今为止,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文明最为薄弱的环节。

权力更迭:执政共产党的“老大难”

这种新型的“半退”体制,应当说是执政共产党政治录用及权力代际交替中的一个创举,而且是一个来之不易的创举。如果认真观察中国政治,并对具有第三国际传统的政治体系的结构与功能有所了解的话,在中共第三代之后的权力移交过程中,这种“半退”制,自然是一种非常有可能的选择方案。其他的各色猜测,要么主观色彩太强,要么多少显得有些无知。

与江泽民的权力交接,即大陆所说“第二代”到“第三代”的转换,是邓小平一生最后的一个政治杰作,很有可能创立了一种新的执政共产党的权力过渡模式,其意义深远。鉴于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教训,从1989年到1991年江泽民仍然处于以邓小平为首的,包括陈云、李先念等中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的“观察”之下,当最终确认了新接班人的政治可靠性后,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人以“半退”方式,完成了权力的交接。所谓“半退”,即第二代领导集体主要成员基本退出权力中心,而第二代的代表性人物邓小平,作为监督者仍在道义和法律地位上仍保留某种裁判权,而将其他权力,特别是日常性、程序性的权力行使移交新一代领导人手中,既形成了权力的代际交替,又保留着对权力的制约,直至最终完全淡出。

上台伊始,邓小平就开展了整顿“三种人”的运动,将王洪文式的异己斩草除根。清除“三种人”可谓邓小平为建立新政治接班体制进行的“破”,而此后邓小平又进行了建设性的探索。邓小平先后选择了胡耀邦、赵紫阳作为他的接班人,但都不成功,在1989年5月赵紫阳与邓小平的决裂几乎酿成了党内上层的分裂并加剧了社会动乱,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度过了1989年的危机之后,邓小平开始他政治生涯的结束阶段,政治权力的继承是核心问题。邓小平在80年代后期常常到上海过春节。不知是否有意,在上海欢度春节期间,邓小平做了一件意义深远的大事,就近观察当时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和市长朱鎔基。据说邓小平对江泽民思想意识、行事风格相当满意,认为江有水平。独具慧眼、选贤任能,是政治家最重要的素质之一。公允地说,邓小平是他的同时代政治家中的佼佼者。1989年天安门广场上的事态尚未平息,江泽民已悄然进京,从那时起邓小平最终选定了接班人。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时代,即所谓“新时期”,中共党内及中国政坛上公认的政治强人。尽管他与毛泽东不同,始终没有在名义上担任党的最高领导人和国家元首,但他的领袖地位却是无可争议的。“名正言顺”是中国正统的政治观念,邓小平始终没有“正名”而成为中国事实上的领袖,一方面反映了这位世纪老人的强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不平凡的邓小平所走过的曲折道路,反映了中共体制的复杂和制度上的缺陷。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并非正常、平和地从毛泽东为首的开国第一代的手中接到了中国的权柄。1976年10月,惊险诡秘的“四人帮”倒台,1978年和1979年之交的“三中全会”后华国锋集团的失势,邓小平才逐渐走进了中国权力的中心。邓小平这位世纪老人,经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起伏跌宕的岁月,他的个人经历三起三落,复杂而险绝犹如戏剧。邓小平复杂的政治经历和曲折的人生,决定了他对中国政治、中国共产党体制的深刻的体验和认识。丰富的阅历,无疑使邓小平对中国共产党式的权力体制的政治继承问题,特别是代际更迭中的复杂矛盾和缺陷体验尤深。邓小平复出时已年逾七旬,百废待兴之际就已急迫地考虑到了涉及中共政权长治久安的所谓“接班人”问题。邓小平对“四人帮”中最年少者王洪文十分忌讳,此人曾自恃年龄优势,向当年邓为首的中共“老干部”公然挑战,叫板若干年后“再见”。邓小平深知“人亡政息”之无情规律。在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现代化建设中,邓希望能使他所倡导的路线、政策,他所开辟的事业代代相传,希望中国的政治也能像西方政治那样“制度化”。

但是,坦率地说,综观海内外对“十六大”的种种分析、估计和判断,似乎缺乏一个重要的视角,甚至可以说存在着一个很大的盲区,即忽视了实际上业已存在的“民主集中制”型政体,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式的政治体制下的一种新的权力更迭方式,这就是中共第二代向第三代过渡时的邓小平的“半退”方式。其实,人们大可不必漫天猜测,与其不着边际地揣度,还不如实事求是地观察一下已经发生过的实际情况,从中国政治中可依据的事实出发进行分析和判断。

中共最高权力的更迭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除去反映了各派政治势力对中国政治走向的关注和寄予各自希望的主观因素以外,在历史上,以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共产党政权在政治录用及权力继承体制上的无序和引发过的种种混乱,是人们关注共产党政权交接的客观原因。换言之,外界对中共权力交替的关注、猜度,甚至担心乃情有可原。

萧规曹随:“半退”体制呼之欲出

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六大”可谓举世瞩目,而这次世界上最大执政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最大看点是,中国共产党最高权力的更迭问题。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是否退出领导着近五分之一人类的权力中心?中共新一代的领导人是否由此登上历史舞台?这些都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当下舆论界消息、传言漫天飞舞,有言“第三代”核心将交出权力,全身而退;也有说“第三代”恋槽,不肯交权。各种猜度、揣测中夹杂着各色愿望和希求,使中共“十六大”未曾开幕就被炒得沸沸扬扬,加之越来越多所谓“内部消息”传出,各式“内幕”曝光,“十六大”权力交接愈发显得扑朔迷离。

【题注】举世瞩目的中共十六大已经落下帷幕,扑朔迷离的权力交接也在沸沸扬扬中水落石出。不过,在2002年香港《广角镜》2002年9月刊中易阳生的一篇文章早就准确地预测到了结果,特转引,供网友参考。

易阳生

中共探索权力继承的新体制

中国在21世纪的崛起,取决于在多种领域的实力,包括政治弹性、政治开放性、领导的洞察力和胆识。2005年,时任江苏省党委书记的李源潮,批评了想做“太平官”以及拒绝尝试新的政治实验的省级领导干部同僚。他说,太平官,看似安稳,实则危险,因为在避免短期变化的路上,官员们可能会丧失预见并克服更加严重的未来危机的机会。李源潮认为,中国的领导干部不缺乏智慧和思路,缺的是追求更加大胆的民主改革的勇气和“胆略”。希望创造了经济奇迹的中共领导,在即将到来的十八大乃至以后,能够向着另一个政治奇迹迈出一大步。(原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2年第27期)

中国应该在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发展的优先性上进行重大转型,这一点得到了中国领导人和公众知识分子的广泛认同。就是从廉价劳动力密集型、出口驱动型、高能耗及高环境代价型经济模式向创新型、内销驱动型经济模式的转变,科学技术突破对于这种经济结构转型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与此同时,中国政府正确地指出,服务业的发展是中国下一阶段经济发展的动力引擎。重要的是,要注意到中国提出的这些未来发展目标不能与迫切的政治改革相脱节。毫无疑问,经济和管理创新需要一个更加有益、更加包容、更加自由的政治环境。服务业的发展需要高度信任和对法治的严格尊重。此外,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最终还是依赖于富有活力的公民社会。虽然,改革时期中国在这三个领域进步很大,但是还是应该更加积极大胆地推进政治改革,否则,中国经济很难像从前那么具有竞争力。

当前中国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退休的领导干部在批评现任领导所采取的政策上,愈加直言不讳。这可以看作是一种健康的政治发展,引导中国政治向更加透明、更加多元的方向前进。但是,此种趋势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高度重视和谐与稳定的国家来说,在政治上也是非常敏感的。虽然这些批评的声音能够反映出退休的领导干部真正意识到了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时刻需要健全的政策和正确的指导,但是这些声音也可能会被当作是退休的领导干部表达个人不满的一种方式。由于任期和年龄限制,很多身体状况良好、有才华、有能力的领导干部不得不在五十多岁的时候退休。他们中有些人会在退休之后下海经商,有些会抓住最后的机会利用政治权力贪污、渎职,这在中国被称为“59岁现象”。过去二十年里,由于严格实行制度化的条例和规范,退休领导干部的数目大大增加,凭自身实力,他们已经成为了重要的政治力量。除非中共当局在高层领导的选举中采取更多的选举机制,否则,年龄歧视问题、退休领导问题,很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激化。

中国的政治改革,包括党内民主,自2009年秋季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以来步履维艰,这一点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尤其是海外的中国研究机构。四中全会上通过的那些颇有前景的想法和计划几乎没有得到实施,甚至都没有进一步讨论。实际上,很多关于党内民主的重要制度化措施,要么在1987年的十三大以来一直应用,要么在1997年的十五大就已采用过。举例来说,早在1987年,中共就采取了之前说过的在中央委员会委员选举中实施“差额选举”的办法。过去二十年间,从候选人选择(和淘汰)的比例上来看,公开竞争的范围和规模扩大的并不多。

尽管为了使党内民主更能落到实处,而不仅仅是政治修辞,中共领导人采取了广泛的措施,但是前进的路上仍有很多重大障碍。据我研究,危害最大的障碍是思维层面的——认为中国已经在世界上形成了一种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模式而没有必要进行重大的政治改革。

政治改革前行的障碍

中共执政的最大挑战可能并非来自外界,而是一些党内因素。过去三十年间,中国实现了从单一的魅力型领袖(如毛泽东和邓小平)集权统治到多元集体领导模式的转变。这种转变终结了中国单一个体领导随意决策的漫长历史。集体领导,必然包含更多的博弈与竞争。政治鼓动或者游说已经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展开。所有的这些都可以看作是中国政治的积极(可能也是不可避免的)变化,不过,适应新的游戏规则对于不少政治精英和一般公众来说总不是件容易的事。在公众不满持续上升、期望值不断升高的时期,中国可能会很容易受到煽动政治家的伤害。一些政客可能更倾向于利用公众资源谋取私利。

虽然经济在过去三十年里迅速发展,但中国还是受到了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和其他经济问题的困扰,这些经济问题包括,通货膨胀、房地产泡沫,以及不断膨胀的以牺牲私营企业为代价的国企巨头的垄断。就收入分配而言,中国已经在一两代人的时间里,从世界上最公平国家迈入了世界不公平国家的行列。某些重要的社会经济群体,包括农民、流动人口、城市贫民和老年人越来越边缘化,俨然已经成为了改革的“输家”。与此同时,本应该是改革“赢家”的企业家、中产阶级成员也有了不安全感。近来有钱企业家的大规模资产外流以及腐败官员,也透露出了精英们的危机感。此外,中国还面临着其他种种挑战,包括自然资源的短缺,环境的恶化、大规模城市化的负面影响、老龄化社会的前景、医疗保健体系的不完善、社会福利、公众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的担忧、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民族冲突等。

在国际舞台上,一党执政除了中国只有朝鲜和古巴。越南共产党最近也通过竞争性选举选出了其高层领导人。新加坡的最新选举结果也表明,长期存在的权威政体在未来几年里很可能会面临来自国内的真正挑战。随着70%的国家满足了民主的条件——进行真正竞争性的选举、依法治国、有新闻自由,孙中山在一个世纪以前所描述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 的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正在我们这个时代实现。“阿拉伯觉醒”有可能会进一步增加世界民主国家的数量。

伴随中共党内民主上的进步和希望,也出现了问题与缺陷。十七大四中全会的公报坦率且明智地提出,新的国内国际形势加剧了党的许多内部问题,“严重削弱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和执政使命实现,必须引起全党警醒,抓紧加以解决。”因此,从严治党及有效应对新挑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和紧迫”。用中国当局的话来说,中国共产党需要应对全新的世情、国情和党情,即新的世界环境、新的国家情况和新的党内现实。

世情、国情和党情的挑战

这些制度化的条例和规范,不仅形成了领导干部选择的连贯性和公平性,也加速了中国政治精英的循环。举例来说,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的流动率在过去25年里非常之高,于此期间召开的五届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中,新成员比重平均高达62%(见数据1),流动率比美国国会的比例还要高。由于在这样关键的中共领导机构中的成员具有流动性,任何个人、派别、机构或地区都不能主宰权力结构。这些发展强化了中国领导人的制衡规范,对政治精英们的行为也产生重大影响。(中共中央委员会流动率:1982-2007年)

例如,省级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及公安局长通常由从其他省份或中央政府调动来的外籍人员担任。此外,当前在职的31位省市级党委书记中,只有两人(山东省省委书记姜异康和陕西省省委书记赵乐际)籍贯所在省份任职。不过,姜异康于1985年离开山东省,在担任山东省省委书记之前,已经在北京和重庆工作了27年。赵乐际在2007年担任陕西省省委书记之前,从未在陕西省任过职。

6、异地任职回避法

这是自1997年的中央委员会以来实行的一项强有力的政治惯例,每个省级行政单位有两名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的席位(通常由省委书记及省长担任)。除少数几个例外情况,过去三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在地区间分配名额相同。虽然省级领导干部以后可能会升职到中央政府或者调动到其他省份,但是这种分配规则在中央委员会选举期间会严格执行。

5、中央委员地区代表制

基于中共的政策法规,某一层级以上的领导干部不得超过一定的年龄限制。例如,在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上,所有出生于1940年以前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全部退休。省级领导干部(省委书记和省长),65岁以上不留任;副省级领导干部,63岁以上不留任。以18大前的省级领导干部为例,除了由政治局委员兼任的3位直辖市市委书记以外,其余领导干部皆在65岁以下。基于中共的条例和规范,政治局委员退休年龄更长一些(72岁)。

4、退休年龄限制

除少数例外情况,党和政府的高层职务都确立了五年的任期限制。党政领导干部在同一职务上连任不能超过两届,担任同一层次职务累计不得超过15年。

3、任期限制

上级党委全委会(至少三分之二的人数出席)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决定(票决制)选出下级党委会的党委书记及党委副书记。换言之,现在主要的是人事任免及政策事项通常会由不同的上级委员会投票表决,而不仅仅是由党委一把手决定。

2、无记名投票

在选择中央委员及其他高层领导时,中共采取了一些选举办法。自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开始,中国当局就在中央委员会委员的选举中采用“差额选举”的方式,即“候选人数额应多于预定的当选人数额”的选举方式。举例来说,高层领导决定中央委员会由350位委员组成,那么会有370名候选人员参与选举。选举过程中,得票最低的20人将会被淘汰。中共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们经常使用这种“党内民主”的限制机制来限制高层领导偏爱的候选人的数量。

1、差额选举

中国的党内民主不仅仅是政治修辞。虽然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不可避免地会在选举中起重要作用,但是包括正式条例和非正式惯例在内的制度化机制也已经投入使用,以降低各种形式的徇私和权力滥用。很多重要制度的发展已经影响到了领导人的政治行为,也改变了中国精英政治的游戏规则。

应该强调的是,很多中国政治机构内的学者认为,党内民主仅仅是实现人民民主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举例来说,著名理论家俞可平就认为,中国应该而且能够过“以最小的政治和社会代价”,走上民主道路。俞可平称其为“增量民主”(渐进民主),他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应该是时间上渐进的、规模上可控的,并且应与党内民主、基层选举、公民社会以及法治发展相结合。他相信,只有这样的道路才能在现有的各种政治力量准备充分之际,最终实现“民主突破”。

实际上,民主之路在国与国之间各有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的历史环境和社会政治环境。中国领导人及公共知识分子完全有理由认为,中国版的民主会是,也应该有其独特的(甚至是唯一)特点。毕竟,英国的民主,美国的民主,印度的民主和印度尼西亚的民主在许多重要方面都有不同。而且,今天一些相当有活力的民主国家,如日本和墨西哥,都曾经历过相当长时间的一党专制过程,并在执政党内存在动态的派系监督和制衡。

中共领导人及其智囊倾向于追求党内民主实验,换句话说,就是用一种渐进、可控的方式实施政治改革,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有400万个基层党组织、8200万名党员,而且数量还在持续增加。如果没有出现有组织的反对派的话,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突然间发展成为多党制体制几乎是不可能的。综合这些因素,以精英竞争为特征、与中国社会各种不同利益集团相联系的党内民主形式要比在中国推进直接民主选举更加符合国情。

近年来,中国当局以及官方媒体在表述中共党内的监督和制衡制度化这一理念时,都频繁地使用到了“党内民主”这一术语。2009年9月,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号召在党内发扬民主,并且将“党内民主”定位为党的“生命”以及中共在未来能否保持主导地位的主要因素。

政治精英招募制度化

如同很多发生在中国的其他事件一样,中国领导层的变化也是喜忧参半,希望和忧虑并存。有希望,是因为即将上任的新一代领导人,整体上与前几代比,在专业和政治背景上更具多元化,由于他们在青少年时期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风风雨雨,所以更具适应性,世界观和政策选择也更具全球视野。他们有可能会以一种意义深远的方式,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化和民主治理贡献力量。有忧虑,是因为当前中国社会思想和政治精英日益多元化,这不仅使得领导层达成共识变得非常困难,而且会引发人们对领导层团结力和精英凝聚力的担忧。

即将到来的权力交接的重要性,也反映在领导层变化的规模和范围上。在党、政、军三大系统,即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常务会议成员和中央军委委员这三个最重要的领导层中,每个机构都约有70%的成员将实现新老交替,其主要原因是年龄。2012年秋季的十八大和2013年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之后,负责国家政治和意识形态事务、经济和金融管理、外交政策、公共安全和国防军事事务的重要人物将会包含大量新面孔。即将到来的最高领导层权力交接很有可能是过去三十年里规模最大的一次。

当下,中国正处于两代领导人的过渡时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这种代际之间的权力交接只发生过3次。, 尤为显著的一次是于2002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上,政权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过渡给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第四代领导集体。这是中国历史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实现和平、有序、制度化的权力交接。如果即将到来的这次权力交接,也, 能如同10年前那般顺利进行而且克服近来重庆出现的政治危机的负面影响,那么,对于中国领导层和整个国家而言,都将是一次巨大进步。

李 成

中共政权交接制度化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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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体制改革的每一个措施都涉及到千千万万的人,主要是涉及广大干部,不仅是我们一批老人。(《改革的步子要加快》1987 年P237-240)

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

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关于政治体制改革》 1986 年P176-177)

……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

……政治体制改革……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

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障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警告十:政治体制改革会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障碍

要得到发展,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改革,包括上层建筑领域的政治体制的改革。(《加强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坚持改革开放政策》1987年 P202)

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1986年 P164)

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在听取经济情况汇报时的谈话》1986 年P160)

警告九: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P380)

警告八: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

各级党委和政府,对教育工作不仅要抓,并且要抓紧、抓好,严格要求,少讲空话,多干实事。(《把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1985 年P120-121)

……还有相当一部分同志,包括一些高级干部,对于发展和改革教育的必要性,认识不足,缺乏紧迫感,或者口头上承认教育重要,到了解决实际问题时又变是不那么重要了。……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导者,就领导不了现代化建设。

我们多次说过,我国的经济,到建国一百周年时,可能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这样说,根据之一,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完全有能力把教育搞上去,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培养出数以亿计的各级各类人才。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中央提出要以极大的努力抓教育,并且从中小学抓起,这是有战略眼光的一着。如果现在不向全党提出这样的任务,就会误大事,就要负历史责任。

警告七:如果教育问题解决不好,就会误大事,应要负历史责任

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85年P145)

这种“一切向钱看”、把精神产品商品化的倾向,在精神生产的其他方面也有表现。(《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1983年 P43)

警告六: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

对内经济搞活,首先从农村着手。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农村。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翻两番,很重要的是这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能不能达到。(《我们的宏伟目标和根本政策》 1984 年P77-78)

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84 年P65)

警告五: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

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1992 年P373-374)

警告四:20世纪末,就应突出解决两极分化的问题

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1985年P110~ 111)

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1985年P139)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1985 年P123)

警告三:如果改革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

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1987 年P229)

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1990 年P364)

警告二:如果搞两极分化,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没有太富的人,也没有太穷的人,所以日子普遍好过。(《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1986 年P161-162)

警告一: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

邓小平给后世中国领导人十点警告

中共中组部发布7593万党员职业构成等情况

据中新社特稿“《六十年·中国风》聚焦中共”系列第一篇,当57人的中国共产党拥有7500万以上党员的时候,中共的“代际继替”问题正成为世人广为关注的焦点。中共建党88周年之际,中央党校党建专家叶笃初教授详述这一世界第一大党的历史之维、现时之局、未来之预和悠远之思。

从中共的“代际继替”看邓小平的十点警告

第四代人与第三代人之间的政治角逐,将会成为下个世纪初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要情节。代际政治的重头戏,将会在中共十六大以后上演。第四代人中的体制外民主派,已经亮出了政治反对派的旗帜,如果要想了解体制内民主派的潜在动向,与其相信种种小道消息,不如认真阅读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的回忆录,尤其是布尔拉茨基与阿尔巴托夫的回忆录。曾经有人期盼“水落石出”,由乔石取代江泽民,现在也还有人祈望江朱火并,朱熔基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这些都是不着边际的胡思乱想。要想把握中国未来的政治进程,不能不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代际政治有所了解和研究。(爱思想网/2009-07-14)

对于正在浮出水面的第五代人的思想和政治特征,学者们刚刚开始研究,还很少能够提供比较有把握的判断性意见。但是至少可以说,代表第五代人思想风貌的青年学者,更愿意表现自己与第四代人差异性的一面,而不愿反映与之认同或者继承的一面。否定普世价值、全球文明、标榜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揭橥后现代主义或者新左派旗帜的学人,似乎多是第五代人。苗凡卒在《天涯》一九九九年第二期发表他对“新人类”的观察,他们出生于六十年代以后,成长于七、八十年代,从“新人类”的成长过程来看,环境和条件与过去很不一样,社会的价值取向趋于多元,金钱的力量突显出来,个人的力量日见得渺小,英雄主义走向末路。他们很愿意与众不同引人注目,却并不介意一种边缘状态。从宏观上来说,他们不喜欢忧国忧民,他们成长在一个社会加速发展的时代,基本上没有经历过危机和灾难,所以不喜欢把一些局部的毛病理解为全球性问题。他们绝大多数人愿意成为工具型人才,他们愿意在一些十分具体的位子上做一些十分具体的工作,他们喜欢简单的人际关系。他们会玩爱玩,他们的青春期延长了,总是在学着什么做着什么,但总是缺乏一种坚定的行动意志。第五代人中的官员似不大可能像同代人中的学者那样轻易地出人头地。当年,第四代人中的从政者搭上了干部知识化、专业化的快车,眼下,他们在地市级和司局级岗位上恰值年富力壮,得心应手,岂容一茬新人越级取代。除非第五代人中爱国爱党的“洋博士”愿意越洋“空降”,为第三代领导人分忧分劳。这似乎又不符合“新人类”的价值取向。

第四代人中的政治角色,也开始在言行举止上标新立异。朱熔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不能把出售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形式”,针对的就是在地市级和县级党政机关占据要津的第四代政治人物。他们热衷于国企改制,扶植私营经济,即使“经济沙皇”的三令五申也会被当作耳边风,依然我行我素。一九九七年底,方觉以中青年官员中的民主派发言人身份,发表了“启动民主进程、加大经济自由、承认多元文化、调整对外政策、修正统一方针”的政治纲领文件。他的文件在拟定过程中征求了多少中青年官员的意见,是否能够反映习近平等省级官员的主张,现在还是一个疑团。但是,在中青年官员中具有与方觉类似思想者大有人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一九九八年底,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深入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的意见》,指出:“有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动摇,缺乏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能力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分不清是非,甚至跟着错误的东西跑。”如果任其蔓延下去,“将会毁坏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开展所谓“三讲”教育,就是要遏制第四代政治人物的“和平演变”趋势。然而,对于熟谙“文革”历史的人来说,挪用毛泽东的一套政治伎俩,已经达不到任何欺骗与威慑的效果。

许纪霖最近说:“在民间思想界,自由主义到九十年代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参见《二十一世纪》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号)在民间思想界,第四代人已经当之无愧地成为执牛耳者,其中佼佼者有:汪丁丁、秦晖、孙立平、杨东平、刘军宁、王焱、朱学勤、许纪霖、雷颐、徐友渔等思想家型的学术带头人。第二代的李慎之、王元化等给予了他们有力的支持。第三代人中的滕文生等,只能在自己把持的官方舆论中自说自话,完全没有在理论上与之交手过招的能力。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经过疾风骤雨、惊涛骇浪,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理想主义并没有泯灭。这一点,或许是第四代人与第五代人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

在七十年代末,第四代人被称为“怀疑的一代”、“觉醒的一代”。他们曾经是“祖国的花朵”、“毛主席的红小兵”,但是“文革”的严酷现实使他们的偶像坍塌,乌托邦幻灭,开始“怀疑一切”的艰难跋涉。他们的怀疑从毛主义到列宁主义再到马克思主义,昔日的神圣教义变成了多元化思想中的普通一元,甚至被当成一种蛊惑宣传而打入另册。他们的觉醒意味着一种历史性的转折,扭转了二十世纪以来几代中国人不断向左转,日益激进化的大趋势。由于四五的一代在思想上经历了寻寻觅觅、反复求索,因而他们对信念的执着并不亚于五四的一代。由于他们在红卫兵运动、上山下乡、四五运动和八十年代的民间文化结社中有着政治参与和自发组织的丰富经验,在对国情人性的了解与政治成熟程度上,绝非基本上属于“三门干部”的第三代钦定的“接班人”所能比拟。从出科技人才的角度来说第四代人确实是“被耽误的一代”,许多人三十多岁才上大学、读研究生,已经错过了科技研究的黄金时代。但是对于思想家和政治家来说在社会底层的磨炼并不意味着是一种“耽误”。在重新进入大学的校门后,这一代人既沐浴了八十年代新一轮的欧风西雨,也经历了高校竞选运动的民主实践,普遍具有一种自由与民主的意识。

在八十年代中期,一些新权威主义者曾经认真思考过代际政治问题。他们的理想方案是巩固第二代领导人的权威并延长其政治寿命,加速第四代人的接班进程,通过上压下挤,实现直接对接,在权力政治上封杀第三代领导人的时代。然而,天不遂人愿,第二代与第四代的政治直通车没有开通,第一代与第三代的隔代交接班却成为现实。为什么第四代人与第二代人的感情沟通要胜过与他们在血缘上更接近的第三代人呢?第四代人与第二代人在“文革”中经历了更多的磨难,因而有着更多的思想共鸣。当胡耀邦在干校苦读,当顾准与李一哲殊途同归,进行着类似的思想探索时,第三代领导人既不是造反的主体也没有成为被造反的主要对象,正在以“紧跟”、“照办”的心态,小心翼翼地在科长、处长的宦途上攀升。第四代与第二代中精英分子的产生,基本上是靠自己的本事和努力。例如第二代的于光远在清华大学是高材生,参加一二九运动后组织民先总队也要靠自己独立摸索。第四代人上大学读研究生,凭的是考试分数,重新确立思想导向,靠的是自学与自身社会经验的积累。而第三代领导人的产生途径却大异其趣,从总体上说,他们是历史上罕见的逆向淘汰的幸存者。经过反复的淘汰,竟然还能够剩下个把具有某种睿智和胆量的人,朱熔基可以说是当今政坛上的异数。反右运动反掉了知识分子的十分之一,可以说精华已尽。“文革”后选拔第三梯队,明文规定要从“逍遥派”中找,也就是说,不要任何具有独立意志与自主思想的人,越是浑浑噩噩越是孺子可教。第三代出国留学更查祖宗三代,选拔第三梯队基本上也是血统挂帅,不是高干子女就是烈士后代。在八十年代坐直升飞机上来的第三代领导人,并没有邓小平“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也没有“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的骄人业绩,仅靠钦定接班人的地位,是难以服众的。中国第三代领导人与第二代领导人的区别,很象苏联勃列日涅夫与赫鲁晓夫两代人之间的区别。赫鲁晓夫、米高扬这一代人是经历过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的,他们身上还具有革命家的气质,有决断,能担当,敢于冒风险。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的成员则是在内战结束后接受教育,在大肃反(相当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后走上领导岗位。他们大多接受的是工科教育,从工程师转变为党政干部,按照党官僚阶层的内部机制逐步晋升上来,并没有鲜明的政治旗帜,也没有显赫的政绩。作为工程师,他们讲求的是操作工艺,擅长的是运行维护;而政治家所需要的全球眼光、历史感、创新冲动和意志力,则是他们特别欠缺的。第三代人中尤其缺乏思想家和社会科学家。在第二代人中,八十多岁的于光远、李锐、胡绩伟等人,具革新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倡导者;七十多岁的王元化、李慎之等人,更加大胆地揭橥新启蒙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旗帜,给中国思想界带来一股活力。而第三代人中滕文生、桂世镛、王梦奎、郑必坚等出人头地的“笔杆子”,与其说是思想家,不如说是意识形态官僚,除了为所谓“邓小平理论”提供官方解释外,完全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创新性的思想。

在本世纪的中国,更多出现的却是子辈对于父辈的背叛和决裂。五四青年一代对于参加过同盟会的父辈,感情上已经格格不入,无法接受他们抽大烟、娶小老婆、在妓院中策划革命。而黄埔军校中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后来虽然在战场上兵戎相见,对于中国革命的目标模式却没有很大的歧见,因此在党派上变节就不会带来心理上不可克服的障碍。四五运动的参与者以“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的激烈方式,宣告了“红卫兵”与其“红司令”的决裂,也就是共和国后出生的一代与创建共和国的一代的分道杨镳。尽管在意气风发的八十年代,几代人曾一度在改革道路上同行,但是在经历“六四”创伤以后,代际间的共识已经无法达成。转型时期代际政治的产生有两个基本的原因:社会急剧动荡,思想频繁更新。如果社会持续朝着一个方向演化,不论是向好的方向还是坏的方向,代际政治均不明显。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四九年,外忧内患不断恶化,因此在五四一代与一二九一代之间就没有出现根本性的断裂。而在一九四九年以后,政治路线左右摇摆,顺境与逆境反复交替,社会动荡正如毛泽东所预言,“七八年来一次”,这恰是孕育代际政治的温床。华夏秩序被“船坚炮利”打破后,中国不得不在西方强势的世界体系中重新定位,中国传统思想早已被边缘化,新的本土思想源头尚未涌现,思想上基本处于无国防无抵抗的状态。一波接一波的外来思潮,为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定下了思想的基调。由于没有自己的思想根底,中国的政治演化成为世界主流思想嬗变的多少有些滞后的衍生现象。如果说毛泽东、邓小平是共和国的第一代(五四运动的一代),胡耀邦、赵紫阳是第二代(一二九运动的一代,政治成熟于三十年代),江泽民、李瑞环是第三代(建国前后的一代,政治成熟于五十年代),接下来的就是第四代(四五运动的一代,政治成熟于七十年代)。现在的代际政治主要涉及第三代与第四代人,但是,也不能忽视正在浮出水面的第五代人(后“六四”的一代,政治成熟于九十年代)。

代际政治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一种特殊政治形态。主要的政治分界不是在同一代人的中间,而是在两代人中间。同一代人的政治分歧,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同一代人的政治争论,不过是茶杯中的波澜。只有在人事的代际交替时,才会出现具有实质性的政治转变。尽管每一代新人登上历史舞台都会在政治上卷起一阵旋风,但只有在急剧的社会转型时期,才会出现典型的代际政治。在西方发达国家,主要的政治阵营诸如左翼与右翼、激进与保守均是跨代的。一九六八年一代的崛起,也不足以打破这种基本的政治均衡格局。不少美国人之所以成为民主党或共和党人,是基于家庭原因,尊重和继承父母乃至祖父母的党派倾向。美国宪法200年来保持基本不变,是造成上述现象的制度原因。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美国研究所所长、著名国际问题专家 李慎之

中国转型时期的代际政治

(该文原载《江苏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

[16]2011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CSS2011)数据显示,18岁及以上90后中,26.6%的人已就业。

[15]苏明明《“90后”大学生的职业期待视野研究》,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0

[13]2006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CSS2006)与2008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CSS2008)采用相同的抽样框设计,共得到有效问卷7014份

[12]2008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CSS2008)以第五次人口普查所提供的区市县统计资料为基础进行抽样框设计,采用分层多阶段抽样方法,覆盖全国28个省市区130个县(市、区)、260个乡(镇、街道)、520个村/居委会的7200个家庭户。并通过户内抽样的办法得到有效问卷7139份

[11]潘一禾《观念与体制——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24页

[10]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和西德尼·维尔巴《公民文化》,徐湘林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页

[9]岳宗德《大学生政治社会化问题研究》,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8]周威《大学生政治态度及其政治教育研究》,河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7]董翔《改革开放以来青年政治价值观变迁研究》,天津商业大学硕士论文,2011

[6][14]闵琦《中国政治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27、70、78、185、237-238页

[5]张永杰、程远忠《第四代人》.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120页

[4]叶南客、唐仲勋《论当代青年政治生活的三大走向》.《青年研究》1989年第6期

[3]玛格丽特·米德《文化与承诺》,周晓虹、周怡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9-12页

[1][2]理查德·布伦盖特、玛格丽特·布伦盖特《生命过程与代政治学》.《当代青年研究》1990年第5期

注释:

曾以激进方式展现自身历史使命感的60后一代终归于保守,而刚步出前喻政治社会化阶段的80后则表现出鲜明的独立倾向。正如实证主义所言:特定的生命年龄对人的经历起着决定的力量。群体生命历程中政治态度由开放向保守的变化轨迹,凸显了青春期政治态度的独特性。

而60后在政治态度的具体指标方面,已与50后一致。政治责任意识上的顺从权威与官员信任度上的激烈评价,表现出传统政治文化的深刻影响。较高的生活安全感和较低的社会冲突预期也使60后没有了其青年时期政治态度的鲜明特征。

70后是跨时代的一代,处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之际。因此,在政治态度的具体指标方面既有与80后一致的部分,又有与60后一致的部分。如在生活安全感方面,其与80后一样面临压力;在政治责任意识方面,表现出趋向独立的倾向。而在公平效率倾向方面,则更趋向公平;在社会冲突预期方面,则与60后均值近似,表现较为缓和。可以说,温和的独立倾向是70后政治态度的主要特点。

然而,在以往描述80后成长的特殊社会环境时,人们较少提及一个特点,即80后是第一代在完全没有计划体制保护下,需要依靠自己努力立足的一代。高等教育收费并轨、高等教育扩招后的就业竞争压力、半数以上的人就业于非公机构、相当比例的人处于流动就业状态、步入婚龄却要面对高房价等等,均是80后一代需要面对的问题。在失去计划体制的保护下,家庭背景成为唯一的重要保障,这也是目前“拼爹”问题频现的原因。因此,在政治态度各项指标方面,从均值看,80后在政府满意度、生活安全感、社会公平感等方面的评价为各代中最低。而互联网使用经历也促进了80后的政治责任意识,表现出显著的独立特征,同时在社会冲突预期方面也更趋向于冲突。与本文在综述20世纪90年代以后青年学生政治态度研究文献中所描述的情况不同,当时以政治社会化为线索的,突出政治认同特征的80后政治态度,在目前已发生较大变化。对现实的批判色彩增加,但又绝非叛逆。

90后是正在成长的一代,尽管其同样具有80后所为世人关注的各种理由,但因其并非第一代而少被议论。有研究者在检索“90后”关键词后描述说:2008年12月,在中国知网搜索,题名输入“90后”共39篇文章,其中,2005年及之前无相关论文,2006年8篇,2007年9篇,2008年22篇。2009年10月,在中国知网搜索,题名输入“90后”,共108篇文章[15]。这与80后自一开始就受到社会关注形成鲜明对比。该作者指出了“90后”不同于“80后”的两个社会背景因素,一是“90后”成长于经济发展黄金期与社会矛盾凸显期并存的社会环境中;二是“90后”成长环境的网络化。就政治态度而言,90后在多数指标方面较其他各代显得积极。尽管在政府满意度、生活安全感、社会公平感、社会冲突预期等指标上与其他各代差异不显著,但从均值看大多较其他各代略为积极;而在官员信任度方面略高于各代且差异显著。目前90后中的一小部分已步入社会[16],但其绝大部分则正在就学,因此,90后的政治态度基本反映出前喻的政治社会化进行状态。值得肯定的是,在政治责任意识上90后所表现出的显著的趋向独立倾向,体现了自我独立意识与政治态度同步形成中的青春期特点。

就政治态度的各项指标而言,各代在总体趋向上是基本一致的。表明在当前并不存在像20世纪80年代那种较为明显的代际冲突。在社会政治环境较为稳定的背景下,各代依据自身的社会经验和生活阅历,调整着各自对政治的看法,从而在具体政治态度指标方面表现出循序的差异。

(三)政治态度的代际差异分析

就资深网民群体而言,与非资深网民群体相比,其在政治责任意识上表现出更高的独立性,同时在对社会冲突预期方面有着更强的冲突预期,而在其他政治态度指标上则没有显著差异。这表明互联网正在以虚拟方式现实地改变着人们的政治参与方式:海量的信息提供了人们丰富的消息来源,便捷的联络扩展了人们的交往范围,共同的话题聚合了各类团体,匿名发表言论降低了相关风险,实时的传播又极易在短时间内形成民意。相比现实社会中的政治参与,互联网在表达民众意见、形成社会舆论、影响政府决策方面有着极为明显的作用。因此,互联网使用因素仅在促进政治责任意识和强化社会冲突预期方面作用显著,正说明互联网在今后人们的政治态度发展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就非农户籍群体而言,与农业户籍群体相比,其在政府满意度、官员信任度、生活安全感、社会公平感等指标上评价偏低,同时在公平效率倾向上更强调公平,在政治责任意识上具有较高独立性,在社会冲突预期方面又表现出显著的冲突预期。改革以来,在城市化进程得到推进的同时,与之相伴的城市社会问题也日益突出。目前公众反映强烈的物价、住房、交通、就业、医疗、教育、治安等社会问题,无一不与城市居民生活密切相关。而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与城市管理理念、手段的相对滞后,使这些社会问题成为顽疾。城市居民较高的独立意识又进一步增强了其对现实的不满情绪,也加剧了其对未来发生社会冲突的预期。

从政治态度指标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群体可能成为影响今后政治态度发展走向的关键。一个是以非农户籍变量所表示的城镇人口,另一个是以互联网使用变量所代表资深网民群体。

(二)公众政治态度影响因素分析

而从具体的政治态度指标看,短期内又面临着两个积极的变化。其一,在对政府满意度评价方面所表现出的,由政府推动经济规模增长标准向政府公共职能发挥程度标准的转变,表明社会公众的利益诉求开始从单纯经济利益转向社会民生利益。这一转变,不仅使社会公众的利益更加现实化、具体化,同时也为社会公众影响及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提供了条件。其二,在对社会公平感评价方面所表现出中性的态度特征,表明公众对于个人在社会中的自由发展空间表示认可。在2008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CSS2008)中,当问及是否同意“在我们这个社会,工人和农民的孩子与其他人的孩子一样,都能成为有钱有地位的人”时,有63.3%的人表示很同意或比较同意。而在2011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CSS2011)中,这一比例上升到72.7%。人们对个人自由发展空间的认可,有助于全社会在一个新的公平公正的起点达成共识,以重新整合因单纯追求经济规模增长所造成的社会分化。

以目前的政治态度总体看,就公众的政治责任意识而言,的确表现出顺从权威的特点;而就公众的官员信任度而言,又表现出激烈的否定特征。顺从依附于权力、权威,但又激烈否定拥有权力、权威的群体,表现出目前公众政治态度极具传统性的一面:即将道德政治化,强调执政者个人的道德自觉,在放弃自身应有的政治参与权利的同时,保留了对官员进行道德批判权力。因此,就中国政治文化而言仍需要经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基于政治文化研究而展开的政治态度研究,其最终目的是对某一地区特定阶段的政治文化特征进行概括。阿尔蒙德在《公民文化》以跨文化视角对政治文化类型作出了基本分类:地域型、依附型和参与型。他认为,这三种基本分类并非相互排斥,而是结合、融合及混合的。甚至以参与型文化为主导的政治系统,也包含着地域型或依附型政治文化。为此,他继续区分了三种混合型的政治文化:地域—依附型文化、依附—参与型文化以及地域—参与型文化。其中,在依附—参与型文化中,一部分国民取得了专门的输入取向和活跃的自我取向,同时大多数国民适应于一种政府结构而依然保持着相对消极的自我取向。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中,研究者确认了当时中国政治文化的这一特征:即参与观念开始萌芽,中国的政治文化正处于由臣属文化向参与文化的过渡之中[14]。

(一)公众政治态度分析

四、讨论

7.社会冲突预期方面。公众对社会冲突预期总体平稳,但从代际看,80后的社会冲突预期略高于其他各代,且差异显著。互联网使用者及非农户籍人口的社会冲突预期高于相应群体,而中部地区居民的社会冲突预期低于东、西部地区。

6.政治责任意识方面。服从权威而自身参与意识薄弱是目前公众政治责任意识的主要特征。尽管如此,从70后到90后群体均表现出了高于其他各代的政治责任意识,尤其是80后,其政治责任意识又高于70后和90后,且差异显著。非农户籍人口、互联网使用者、东部地区居民、流动人口、女性及受教育程度高者的政治责任意识也略高于相应人群。而中部地, 区居民的政治责任意识则低于东、西部地区。

5.社会公平感方面。公众总体的社会公平感趋于中性,即没有表现出很公平的评价,也没有表现出很不公平的评价。改革至今,一方面人们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分配不公问题较为突出;但另一方面,个人回归其经济行为主体地位后,人们的自由发展空间也较以往有了较大的扩展。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公众不满现实的收入分配不公,但在对成功的归因方面又较注重勤奋努力等个人因素,因此在社会公平感上表现出中性的态度特征。在这方面,代际差异不显著。而非农户籍人口、流动人口、女性及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群,其社会公平感相对较低。

4.生活安全感方面。其总体上公众的评价较高。但就代际而言,80后和70后与其他各代相比,其生活安全感略低一些,且差异显著。非农户籍、东部地区、女性、互联网使用者以及受教育年限越高的人,其个人的生活安全感略低。这一方面与城镇、发达地区等的交通安全、食品安全问题高发有关,同时也与上述人群较高的安全意识有关。而互联网使用者则对于个人信息隐私安全的关注程度更高一些。

3.公平效率倾向方面。其总体表现出倾向公平的政策诉求,而代际间在这方面又存在显著差异,其中,80后、90后和70后均在强调公平倾向的同时,表现出对效率的追求。相对于60后及以上的群体,青年一代更注重公平与效率的兼顾。中部地区较东西部地区更为注重公平;非农户籍人口较农业户籍人口更注重公平;而教育程度越高,越倾向公平与效率兼顾。

2.官员信任度方面。其代际差异显著。尽管社会公众总体上对官员的信任程度较低,但90后、80后对官员信任度高于其他各代。就各年龄段而言,呈现出年龄越高,对官员信任度越低的特点。非农户籍人口较之农业户籍人口对官员的信任度低,中部地区较之西部地区对官员的信任度低,但东部地区则相反对官员的信任度高于中、西部地区。

1.政府满意度方面。其代际的差异不显著,而教育年限、所在地区、户籍、就业类别等因素的影响则较为显著。非农户籍人口较农业户籍人口,对政府满意度较低;东中部经济较发达地区较西部地区,对政府满意度较低;非公机构就业人群的政府满意度较低;受教育程度越高,对政府满意度评价越低。从政府满意度指标所涉及的具体项目看,主要侧重于对地方政府提供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基础教育、环境保护等与基本公共服务有关的方面的评价。表明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公众对政府认同的标准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一方面,人们依然将经济是否得到发展作为政府满意度评价的标准;另一方面,在部分人群中,人们对政府的认同开始越来越多地取决于政府公共职能发挥的程度,而非单纯的经济规模增长。因此,地方政府尤其是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能否实现由地区经济发展的大力推动者向辖区公共服务的积极提供者的转变,就成为能否提升人们的政府满意度的关键。而这一点对于不同代际的人群而言则是相同的。

表7列出了各项政治态度指标的线性回归模型系数,以帮助我们在控制相关变量后,更为深入地分析80后政治态度及其与其他各代的差异。

从下页表6可以看出,就总体而言,目前公众政治态度指标呈现:政治体系取向方面,对政府满意度略高而对官员信任度较低;输入目标取向方面,公平诉求的倾向明显;输出目标取向方面,个人生活安全感较高而社会公平感相对较低;自我政治角色取向方面,公民意识不强,政治责任感较低;社会冲突预期方面,冲突预期较低,对社会保持稳定的预期较高。表明目前人们对政府具有信任,相关政策结果也给人们的个人生活产生较为积极的影响,社会稳定是目前的基本共识,但就对个人在政治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看,人们均较少意识到自身应有的公民责任,习惯于服从政治权威,而仅以对官员个人的激烈批评方式表达政治意愿。

为分析80后群体政治态度并进行代际比较,本文采用7个线性回归模型,每个模型针对一个政治态度指标。模型的因变量为政府满意度、官员信任度、公平-效率倾向、生活安全感、社会公平感、政治责任意识和社会冲突预期7个政治态度指标;模型的自变量分别出生于1959年以前、1960年代、1970年代、1980年代、1990年代群体,其中以出生于1959年以前群体为参照组;模型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以男性为参照组)、教育年限、政治面貌(以非中共党员及共青团员为参照组)、所在地区(分为东、中、西部,以西部地区为参照组)、户籍(以农业户籍为参照组)、就业类别(以在公有制机构就业为参照组)、流动状况(以非流动人口为参照组)、互联网使用状况(以不经常浏览互联网为参照组)。

(二)政治态度指标的描述

综上所述,21世纪以来,80后从长辈的标签化和自身文学小群体所标记的叛逆形象中,开始步入社会。其上述特点不仅使80后群体与其他各代相区别,同时也影响着其政治态度。

4.与其他各代相比,80后群体中使用互联网的比例较高。互联网的出现拓展了人们获得信息的渠道,同时也改变了人们表达意见和社会交往的方式。数据显示,80后群体不使用互联网浏览信息的不足半数,而几乎每天浏览互联网的占19.2%,一周多次浏览互联网的占11.8%。

3.与其他各代相比,80后群体中流动人口比例相对较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以市场机制合理配置劳动力资源成为现实。尤其是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社会现象。但受制于户籍制度等政策因素,目前更多地表现为人口流动而非人口迁移。为此,我们以离开户籍地半年以上为流动人口的统计口径计算,80后群体,目前在区县内流动的比例为11.2%,在省内流动的比例为7.4%,在省际流动的比例为12.4%,合计约有31%的流动人口,远远高于其他各代。

2.与其他各代相比,就业人群中,80后群体在非公机构中的就业比例较高。这与改革开放以后,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发展格局,极大地促进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使非公有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不断增加有关,其表现为:一是农业就业比例大幅下降,数据显示,其从事农村家庭经营的比例为27.7%,远远低于其他各代;二是非公有制机构就业比例大幅上升,数据显示,其在私营企业就业的占32.5%,在三资企业中就业的占5.4%,自己作为个体工商户或受雇于个体工商户的占17.8%,合计约有55.7%。

1.与其他各代相比,80后的受教育程度较高,即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占17.9%。这与1990年代末期以后的高等教育扩大招生有关。

为更好地描述现阶段80后群体的社会特点,我们将2006年和2008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中的相关变量加以合并分析[13]。结果显示:

事实上,此前有关80后的种种评价都是人们在80后尚未正式踏入社会时所做的推测。直至2000年以后,80后群体才相继完成学业而真正步入社会,开始向人们展现其不同以往的特点。因此,我们在分析其政治态度之前,有必要描述其现实的社会特征。

80后群体自其产生以来就一直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究其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首先,80后群体是计划生育政策严格实施后出生的第一代人。围绕独生子女家庭可能产生的“养尊处优”、“有求必应”等教育问题及其对独生子女未来人格发展的影响,人们从一开始就对80后群体的心理健康、社会交往能力、社会责任感等方面持怀疑和批判态度。其次,他们是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人。伴随物质资料生产的日益丰富和大众消费时代的到来,社会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崇尚物质需要的满足而轻视社会关怀、追求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而轻视对国家和社会利益的奉献。这些社会环境变化使人们担心80后群体形成功利性价值观念。第三,该群体中最先亮相于社会的一批文学青年所表现出的叛逆精神,也令人震惊。他们以自己的作品展示了颠覆传统、权威、主流的个性,而被社会贴上了“垮掉的一代”的标签。

(一)80后群体的基本特点

三、数据分析

本文以2008年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的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CSS2008)[12],依照上述政治态度分析框架,对相关变量进行整合。为了解人们对未来政治稳定性预期,我们还加入了社会冲突预期指标。每个政治态度指标包含若干项目,采用李克特量表计分方法,每个指标得分为其所包含项目得分加总并除以项目数。

为以量化研究方式描述和分析政治态度,阿尔蒙德从政治取向模式和政治目标分类两个方面对政治态度概念进行了操作化定义。就政治取向模式而言,包括认知取向、情感取向和评价取向;就政治目标分类而言,包括政治体系(即特定角色和结构及角色承担者等)、输入目标(即公众对政治体系的政策诉求)、输出目标(即政策贯彻和实施的结果)和自我政治角色(即个体作为政治制度中的一员而对自身的理解)。在此后与鲍威尔合著的《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一书中,阿尔蒙德再次整合了政治文化的含义,将对政治体系的取向称为体系文化;将自我政治角色的取向称为过程文化;将输入、输出目标的取向合称为政策文化。

尽管在1956年,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就提出“政治文化”概念,但系统、全面、实证地论述政治文化的著作应属1963年出版的《公民文化》一书。在该书中,阿尔蒙德认为:“当我们提到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时,我们所指的是在其国民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中被内化了的政治制度”,“因此,‘政治文化’一词代表着特定的政治取向——对于政治制度及其各个部分的态度,对于自己在这种政治制度中的作用的态度。”[10]而当我们不以跨文化比较作为研究目的,而仅考察某一民族在特定时期所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情感时,“政治文化基本等于政治态度”[11]。

20世纪50年代初,西方政治态度研究主要关注人格与政治态度的关系,其选题围绕政治人格展开,如:“权威性人格”、“开放与封闭心态”、“政治疏离感”等。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选举研究及民意测验为中心,建立政治态度量表,主要研究“政治功效意识”、“公民责任感”、“民主与反民主量表”。到20世纪60年代,政治态度研究出现较大发展,以跨文化研究为特点的“政治文化”研究最终奠定了政治态度研究的基础。正是因为“政治文化”概念的出现,使政治态度研究脱离了人格心理学层面对个体政治行为特殊性及个体间政治行为差异性的关注,从而转向社会心理学层面对群体政治行为特殊性及群体间政治行为差异性的关注。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政治学研究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它一反早期政治学以国家政治制度为研究重点、以历史分析为主要研究方法的传统,把政治现实中可以实际观察的行为作为研究重点,将自然科学以及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统计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引入政治学,从而产生了一批新的政治学研究课题。“政治态度”便是其中之一。

所谓政治态度是个人对政治的稳定的、有组织的心理状态。它从社会心理的角度反映了社会政治领域的基本关系,即个人与政治的关系,包括:社会成员对于国家、社会制度的认同,对政府的评价,以及对其自身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

二、分析框架

第五,研究结论相对趋同。大多数研究均表明,当代青年大学生对现实政治具有较高认同,表现为对执政党和政府给予较高信任、对主流意识形态和现实政治制度给予较高肯定、对政府重大政策给予较高支持、对国内外重大政治事件给予较高关注。但同时,青年大学生的政治态度也存在一些问题。就群体内部分化而言,有的研究将大学生依政治态度倾向进行分类,认为政治热衷型占2%,政治关心型占55%,政治旁观型占35%,政治冷漠型占8%[8]。就群体自身冲突而言,有的研究指出了大学生政治态度的矛盾性,如政治价值取向上自主意识增强,但又存在政治功利化倾向;政治参与行为积极、健康,但又部分存在政治冷漠现象;日益重视社会实践,但又存在忽视政治理论学习的倾向;民主意识增强,但民主素质较差;思想解放,富有开拓精神,但部分学生民族精神淡漠[9]。总之,在对青年学生的政治态度研究中,积极肯定其对现实政治要素的高度认同,同时指出其在其他方面的不足,成为普遍的结论模式。这种将现实的社会政治态度方面的矛盾冲突内化为青年群体自身的内在矛盾冲突的研究思路,与20世纪80年代将青年政治态度方面的内在矛盾冲突外化为现实的代际冲突的研究思路有着明显的不同。

第四,研究领域相对集中。从现有文献看,青年的政治社会化成为较集中的领域。大多数研究者认为,青年学生是国家的未来,面对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如何分析青年学生政治态度特点并加以教育引导是一个关键问题,而针对青年学生的政治态度特点加强学校政治思想教育成为主要的对策建议。

第三,研究风格的学术化。即在相关研究中,以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为基础,对政治态度概念加以操作化定义,实施测量并分析,成为基本的方法。

其次,研究对象以80-90后大学生群体为主。随着量化研究方法的广泛采用,从研究成本及便利性考虑,大学生群体便成为青年政治态度的研究对象。

首先,研究者虽仍以青年为主,但多集中在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教师及学生范围内。这一方面使青年政治态度研究在公众对政治关注度下降的背景下得以延续,另一方面也使此类研究被置于一个独特的学科框架内,而服从于该学科的固有逻辑。

对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青年政治态度的研究相对较少。一方面,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国际国内政治动荡后,人们对于政治的关注程度有所下降;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使人们开始注意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事物。同时,政府加大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力度,从1994年起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学科列入了国家高等教育专业目录。这就使此后的有关青年政治态度的研究呈现出以下新的特点。

(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青年政治态度研究

此后有关20世纪80年代青年的政治态度研究寥寥无几。从零星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80后一代对于60后青年政治态度的解读:“这一时期青年的政治价值观既不同于‘文革’期间的狂热与盲目,也摒弃了70年代末批判、反思后的悲观和失望,而是从悲观失望的政治情绪转向以独立思考和追求为基调的政治新思维……他们的政治责任感逐步增强,不愿意只做改革的旁观者……然而青年的这种政治激情在西方政治思潮的影响下,转化为对西方政治体制和西式民主的顶礼膜拜,进而渴望用西方的政治制度来完全代替中国的政治制度……他们的政治价值观逐渐偏离了社会主导政治价值观,也超出了体制所能容纳的极限”[7]。在代际对话中,60后青年一代所乐道的后喻方式最终转变为前喻方式。

《第四代人》一书的出版标志着“60后”群体自我独立意识的最终形成。作者以代沟理论为基础,首次将“60后”一代视为独立的社会群体,论述了作为五四运动以来的第四代人的历史责任和特征。在政治态度方面,作者分析了改革初期重估历史所引发的第四代人普遍的怀疑情绪,也直接论述了西方政治思想对第四代人的影响。“在他们的精神结构中,西方文化起着重大的支撑作用。这种支撑作用表现在他们对传统和现实的评价上,也表现在他们对未来的选择上。西方文化一贯强调的自由、平等、民主以及竞争等观念,在他们的精神结构中占有突出地位。”[5]这种自认继承五四运动的历史使命感和基于代沟理论的批判意识,在当时的一项全国范围政治态度大型问卷调查中得到体现:94.6%的60后认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高于大部分年龄群体;但在问及是否同意“我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政府给的”时,54.2%表示不同意,远高于其他年龄群体;62.38%对改革10年来国家的政治形势满意,其满意度为各年龄群体最低;51.27%表示会参加游行活动,远高于其他年龄群体[6]。

在分析当时青年一代政治态度走向时,有研究者认为,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青年的政治生涯始终处于压抑和开放、依附和自主的双重冲突之中,80年代里后者逐渐占据上风,五四道路在青年生活中再次延伸拓宽”,而走向叛逆、走向现代和走向成熟是青年政治生活的三大走向。“从逻辑联系上看,‘走向叛逆’是青年关注并进入政治文化生活的开始;‘走向现代’是青年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主体实现过程;‘走向成熟’则是青年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搏击风云、全面发展的必然结果”[4]。

历史使命感与对历史及实现的批判是这一时期青年政治态度的基调。改革开放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启,而在这一时代的初期,对以往历史阶段的评价和反思成为当时社会上下的基本共识。而此时玛格丽特·米德的《文化与承诺》一书的翻译出版,使当时的青年一代以历史的非亲历者身份而获得了作为历史批判者的合法性。米德从史前文化、有史时期的文化和二次大战之后的当代文化的历史跨度,所总结出的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概念,成为年轻的批判者们的武器。该书译者在译序中指出:“如果说在前喻文化(即传统社会)中,社会化的对象是社会中尚未成年的个人,那么,借用社会学的术语,后喻文化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反向社会化’……以往,人们往往把代沟产生的原因仅仅归咎于年轻一代的‘反叛’上,而米德却进一步把这种反叛归咎于老一代在新时代的落伍之上……当代世界独特的文化传递方式(即后喻方式),决定了在这场对话中,虚心接受教益的应该是年长的一代。这种经历或许是惨痛的,但却是无法回避的现实。”[3]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风起云涌的时代。当时青年一代对自身历史使命感的认识与代沟理论的引入共振,使文化反哺成为当时青年研究的基调,而关注社会现实并加以批判反思成为青年政治态度的主要特点。由于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同属一代,因此从很大程度上说,此时的青年研究本身就是青年一代群体意识的觉醒和对自身政治态度的表达,当时青年研究的文献成为此后人们解读这一代青年的文本。

(一)20世纪80年代的青年政治态度研究

在本文所涉及的政治态度代际差异研究中,不仅缺乏各代有关政治态度的纵向数据,同时也缺乏代政治学研究所要求的完备的文献资料。我们仅可以在相关截面数据中,区分各代目前的政治态度特征,或从以往文献中获得对各代在青年期时的政治态度研究资料,但对于已步出青年期的各代,我们仍无法获得其政治态度变化的纵向数据及目前的政治态度研究文献。尽管如此,本文以有限资料,尝试对目前中国内地政治态度代际差异进行描述和分析。

有关政治态度的生命历程研究认为,青年期的认知变化促成了更强的政治意识和批判能力,而中年期则处于青年的开放与老年的保守之间。但批评者认为,在因缺乏大规模的有关整个生命过程中政治行为的纵向研究,而忽略了社会因素和历史环境的情况下,我们无法得知老年的保守是由于生命发展所致,还是其在步出青年期后的社会因素变化所致。为此,代政治学研究主张以文献研究,来反映群体政治态度和行为形成的社会和历史的条件,以分析政治态度和行为的变化。他们假设并通过研究证明:“青年阶段所形成的政治态度和行为为解释接下来发生的政治事件提供了基础,态度和行为并非随着年龄而明显地变化”[2]。

以年龄特征为核心进行的社会研究通常包含两个角度,一是生命历程研究,即以某个年龄阶段人群为对象,描述和分析该年龄阶段人群的社会特征及其对社会变迁的影响;一是代的研究,即以某一代人为对象,描述和分析他们与其他代人不同的社会特征及其对社会变迁的影响。前者是实证主义者的观点,他们认为,特定的生命年龄对人的经历起着决定的力量,社会的变革和历史的发展被认为是由人类的生命年轮造成的;而后者是浪漫—历史主义者的观点,他们认为,文化和历史的因素将一代人联系在一起,并使其区别于其他代人[1]。

一、文献综述

青年与政治是一个含义丰富的话题。一方面,它涉及个体在其生命历程中的一个关键时期,伴随自我独立意识的增强以及与社会关系的确立,个人政治态度开始形成的过程及特点;另一方面,它涉及社会发展中的一股新兴力量,这股力量一旦参与到现实的社会运动之中,便具有了标定自身代际属性同时影响社会未来发展的能力;而在一个国家的特定发展阶段,它又被作为有关该发展阶段的一个隐喻,人们对社会变革的期望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均在这一隐喻中,被表达得淋漓尽致。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使青年与政治话题中所包含的丰富意义得到充分展现。由此,人们对青年与政治的话题给予较大关注,分析青年政治态度成为青年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今天,80后一代的政治态度有何特点,而改革初期青年一代的政治态度又有何变化,目前政治态度的代际差异有何表现等,将是本文论述的重点。

【核心提示】在改革以来的青年研究中,有两代青年成为关注的热点:20世纪80年代的青年一代(即60后)因其激进的政治态度、积极的参与行为和强烈的社会变革预期影响了当时的社会发展进程,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而目前已步入社会的青年一代(即80后)因其出生于特殊生育政策环境且完全成长于改革开放的大背景,自其降生之时便受到社会舆论的普遍关注。今天,80后一代的政治态度有何特点,而改革初期青年一代的政治态度又有何变化,目前政治态度的代际差异有何表现等,通过对两代人的比较,我们分析出了二者的差异与特征。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  范 雷

80后的政治态度——目前中国人政治态度的代际比较

代际继替;老年人与年轻人;两代人之间的人际关系;代际差异产生代际关系

“70后”和“80后”:文化的代际差异

我国有关“80后”代际分析的研究述评

关于“80后”的研究文献综述

(该文原载《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7期)

[8]朱佳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9(1)

[7]龚育之论中共党史(上卷)[C].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

[6]石仲泉.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独到研究[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0(1)

[5]蒋锡琨.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分期问题[J].真理的追求,2001(5)

[4]龚育之.党史札记[M].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

[3]胡乔木文集[M].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

[2]郭德宏.关于深化中共党史研究的几点思考和建议[J].中共党史研究,1997(4);杜玉芳.胡乔木对建国后党史分期的新设想及其意义[J].党的文献,2006(4)

[1]胡乔木.关于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若干意见[J].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1)

参考文献:

笔者认为,对于目前国内学界关于中共党史90年之分期问题的讨论,尽快以中共历代中央领导人和中央领导集体各种关于中共党史的重要论述、“历史决议”和政治文件之指导意见和主流意见为基本依据,有机整合学者们的独立思考及其研究成果,在大的历史时期和小的发展阶段的划分上,形成一个思想和认识比较统一的基本共识和主流意见,对于中共党史领域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是非常必要的,这是中共党史领域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已经逐步深化并走向成熟、而且将进一步推进、进一步繁荣的外在表现和内在要求。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是,也必须指出,在坚持并倡导已经形成的基本共识和主流意见的同时,应该允许并理解、鼓励与基本共识和主流意见有所不同甚至是独树一帜的“保留意见”和新观点,求同存异,一起探讨。尤其在对于第三个“30年”此一规律性、阶段性特征尚未经过充分沉淀而凸显的“近距离”、“零距离”的历史,在其大的历史时期和小的发展阶段的划分方面,更是应该进一步解放思想,允许并理解、鼓励学者们进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全面探索,这也是中共党史领域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已经逐步深化并走向成熟、而且将进一步推进、进一步繁荣的外在表现和内在要求。两者不可偏废。笔者非常赞同学者朱佳木的一个观点——“只要是从历史本身的客观规律出发,从反映历史阶段性特征与内在规律的角度观察,各种划分历史时期的意见都可以也应当在学术范围内进行平等讨论,不应当把某一种意见作为绝对正确,而把其他意见斥为绝对错误。”[8]因此,对于中共党史90年之分期问题的讨论,必须有一个宽松、宽厚、宽容的可以自由讨论和自由探索的学术环境和发展空间,要允许犯错误和修正错误。当然,同时也必须有正常和健康的“不掩过、不饰非”的学术批评和学术导引。只有这样,中共党史领域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才能真正进入它的成熟期和繁荣期。

当然,具体到党的主要任务和中心工作及其发展变化,如何认识和判断——什么是不同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之党的主要任务和中心工作?其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和主要特点是什么?具体到分界点如何认识和判断——是以“重大历史事件”为转折标志,还是以“党的重要会议”为转折标志?学者们的思考和见解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这也正是目前国内学界关于中共党史90年分期问题讨论中出现自“九个阶段”说至“十四个阶段”说之不同划分法的根本原因所在,是学者们关于中共党史90年之各个大的历史时期和小的发展阶段划分中具体时长和具体称谓均有所不同的根本原因所在。

就目前国内学界关于中共党史90年分期问题讨论的总体情况看,对于其中大的历史时期和小的发展阶段的划分,所遵循的依据和标准,包括具体的分界点,各不相同,真正是仁智互见。如三个“30年”大的历史时期的划分,其着眼点是党的主要任务和中心工作及其发展变化,而其中的两个分界点,一个是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中共全面执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一个是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重要历史会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而分别放置于三个大的历史时期下的小的发展阶段的划分,其遵循的依据和标准,包括具体的分界点,也非常不一致,也同时存在着“党的实践活动”、“党的任务和中心工作”、“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重大历史事件”、“党的重要会议”等多种歧见。但是,笔者认为,多种歧见仅仅是表面现象,事实上是大体趋同的,即基本上都是以党的主要任务和中心工作及其发展变化为主要划分依据和标准的。笔者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科学选择路径,是抓住了中共党史90年分期问题的核心所在,符合中共党史90年之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内在逻辑。至于具体的分界点,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两大类——“重大历史事件”或“党的重要会议”。1927年7月的大革命失败、1937年7月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45年8月的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1949年10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2年12月的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基本完成、1956年12月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1976年10月的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1992年春的邓小平南方谈话等,均大体上可以划列入“重大历史事件”类;而1923年6月的中共三大、1956年9月的中共八大、1966年5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1982年9月的中共十二大、1984年10月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1989年6月的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2000年10月的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2002年11月的中共十六大、2003年10月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等,均大体上可以划列入“党的重要会议”类。而且,一个值得注意的非常耐人寻味的现象是——在进入第三个“30年”以来,随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及其中央委员会会议的日益正常化、定期化、制度化、规范化,随着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交接班和代际更替的日益正常化、定期化、制度化、规范化,以“党的重要会议”为分界点进行历史发展阶段划分的处理方式,越来越多地被学者们采用。

就大的历史时期划分而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之“社会形态”论,无疑是必须遵循的基本依据。中共党史90年之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之传统“两分法”,就是以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为判断依据而进行的。中共党史90年之“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时期”、“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时期”之新的“两分法”,也是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而相伴产生的党的主要任务和中心工作的发展变化而界定的。但是,这里问题破解的真正难点是——在第一个“30年”期间,即28年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史,所面临的社会基本形态——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基本上没有大的或曰根本性的变化;在第二个、第三个“30年”期间,即迄今为止已经延续了62年并且仍然处于“正在进行时态”的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所面临的社会基本形态——社会主义社会,所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人民对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除了新中国前七年(1949-1956年)非常特殊的自新民主主义社会至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而阶段性地表现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社会主要矛盾外,在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中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后,也基本上没有大的或曰根本性的变化。而且,笔者认为,中共党史90年之历史发展的主题——民主革命时期因应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之历史任务、社会主义时期因应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之历史任务,也基本上没有大的或曰根本性的变化。那么,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前提条件下,对于大的历史时期下的小的发展阶段,究竟该如何具体化地认识和处理划分的依据和标准,包括分界点?

中共党史90年的分期问题,包括大的历史时期和小的发展阶段的划分,无论是“三个时期”论、“四个时期”论,还是自“九个阶段”说至“十四个阶段”说,关键在于如何认识和处理划分的依据和标准,包括具体的分界点。当然还直接涉及对于中共党史90年之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之认识和界定问题,直接涉及对于中共党史90年大的历史时期和小的发展阶段的称谓概括问题。

就中共党史90年大的历史时期划分而论,在进入新时期以来,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转折点”逐步成为中共全党和国内学界的基本共识和主流意见以来,中共党史的“三个时期”论:1921-1949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49-1978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已经为绝大部分学者所认可和接受。在2007年、2008年、2009年中共全党和国内学界对已经延续30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史和已经延续了60年的中共全国执政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和总结时,三个“30年”(即党领导革命“30年”、党领导建设“30年”、党领导改革“30年”)的新概括和新提法,又逐步成为中共, 全党和国内学界关于中共党史90年之分期的通用语言,目前学术界和教育界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集体或个人专著和教材里,基本上都是采用此一新概括和新提法。以上的所谓中共党史90年之自“九个阶段”说至“十四个阶段”说,基本上都是放置在三个“30年”的“三个时期”论的大框架内的。当然,目前国内学界除了三个“30年”的“三个时期”论之基本共识和主流意见外,也还存在有一些学者独树一帜的一家之言,代表性的如以1935年遵义会议、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分界点,将中共党史90年之民主革命时期划分为“党的幼年时期”、“党的成熟时期”两个大的时段,将中共党史90年之社, 会主义时期划分为“党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时期”、“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时期”两个大的时段,前后共“四个时期”,虽然并非通行观点,但也不无道理和参考价值。另外,国内学界长期通用的关于中共党史之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的传统“两分法”,以及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正式提出“两大历史任务”说以后出现的新的“两分法”——“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时期”、“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时期”,也都是在进行关于中共党史90年分期问题的学术探索过程中可以参照的重要观测点。

如此,归纳起来,目前国内学界关于中共党史90年分期问题的讨论,对于具体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主要存在着自“九个阶段”说至“十四个阶段”说等不同认识和见解——即“九个阶段”说,由三个“30年”分别的“五个阶段”说、“二个阶段”说、“二个阶段”说构成;“十个阶段”说,由三个“30年”分别的“五个阶段”说、“二个阶段”说、“三个阶段”说构成,或由三个“30年”分别的“五个阶段”说、“三个阶段”说、“二个阶段”说构成;“十一个阶段”说,由三个“30年”分别的“五个阶段”说、“三个阶段”说、“三个阶段”说构成;“十二个阶段”说,由三个“30年”分别的“五个阶段”说、“三个阶段”说、“四个阶段”说构成,或由三个“30年”分别的“五个阶段”说、“四个阶段”说、“三个阶段”说构成;“十三个阶段”说,由三个“30年”分别的“五个阶段”说、“四个阶段”说、“四个阶段”说构成;“十四个阶段”说,由三个“30年”分别的“五个阶段”说、“五个阶段”说、“四个阶段”说构成。当然,由于其中学者们对于分界点认定的不同,目前国内学界通行的“九个阶段”说、“十个阶段”说、“十一个阶段”说、“十二个阶段”说、“十三个阶段”说、“十四个阶段”说,内部具体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也是不完全一样的。

无论是“二个阶段”说,还是“三个阶段”说或“四个阶段”说,目前国内学界对于第三个“30年”不同阶段之分界点的认定,比较有共识而逐步形成主流意见的,其一是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或中共十四大;其二是2000年的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或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或2003年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各自都有一部分学者采纳。所以,目前国内学界关于“三个阶段”说,是比较通行的。

“四个阶段”说,主要是由于对具体分界点的认识歧异,而产生的以下12种时间上、下限不同的划分法:即分别以1982年中共十二大、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2002年中共十六大,以1982年中共十二大、1992年中共十四大、2002年中共十六大,以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2002年中共十六大,以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1992年中共十四大、2002年中共十六大,以1982年中共十二大、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2000年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以1982年中共十二大、1992年中共十四大、2000年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以1982年中共十二大、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以1982年中共十二大、1992年中共十四大、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以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以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1992年中共十四大、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以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2000年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以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1992年中共十四大、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为不同分界点,而产生的12种不同的划分法。这12种不同划分法之“四个阶段”说,其称谓也是基本上相同或相近的——“拨乱反正和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展开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建设时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时期”(或科学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

“三个阶段”说,主要是由于对具体分界点的认识歧异,而产生的以下六种时间上、下限不同的划分法:即分别以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和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以1989年的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和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以1989年的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和2003年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以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2000年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以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以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和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为不同的分界点,而产生的六种不同的划分法。这六种不同的划分法之“三个阶段”说,其称谓却是基本上相同或相近的——“拨乱反正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展开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建设时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时期”(或科学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

“二个阶段”说,是以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或中共十四大为分界点,将第三个“30年”划分为两个阶段(1979-1992年、1992年至今)。此种观点,将前一个阶段称谓之狭义的“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将后一个阶段称谓之狭义的“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之新阶段”。

(2)学者们在学术探索中仁智互见的不同学术观点。目前,国内学界关于第三个“30年”之阶段划分包括不同分界点问题之探索,基本上是以“1981年决议”以后的历次党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以及邓小平以后的中央领导集体核心人物的重要讲话中关于第三个“30年”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之本质特征论述的基本精神为基础,整合国内学界的研究成果而仁智互见地进行的。由于学者们对于第三个“30年”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具有“重大转折意义”之分界点的不同认定,目前国内学界关于第三个“30年”的阶段划分,除了对于上述权威的“官修”或曰“正本”的中共党史所提出的“三个阶段”说或“四个阶段”说表示认同和接受的外,还有各种有所不同的“二个阶段”说、“三个阶段”说、“四个阶段”说等。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至今。这是以中共重要会议为分界点、以中共领导集体的代际为时长的阶段划分法。“四个阶段”说,即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所编撰的《中国改革开放20年史》、《中国改革开放史》、《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的概括: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1992年春邓小平南方谈话;1992年春邓小平南方谈话—1999年的20世纪末;2000年的21世纪初至今。这是以中共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主题、主线发展变化为分界点和时长的阶段划分法。这两种划分法,为目前国内学界的大多数学者所分别认同和接受。

(1)权威的“官修”或曰“正本”的中共党史所提出的“三个阶段”说或“四个阶段”说。“三个阶段”说,即为中共十七大报告和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的概括:

关于第三个“30年”的分期问题,目前国内学界存在着以下一些不同的认识和见解:

在目前国内学界关于中共党史90年分期问题的讨论中,仁智互见最集中、最突出的就是关于第三个“30年”的阶段划分问题。由于这一段是尚处于“正在进行时态”的中共党史,其距离过近,“大历史观”下的规律性、阶段性特征尚未经过充分沉淀而凸显,所以,迄今为止,并没有形成一个方方面面均表示认同和接受而通行的基本共识和主流意见。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3.关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30年”的历史分期问题。

另外,与上述通行的观点形成比较大的差异性的,还有个别学者所主张的“两分法”。这种独树一帜的新观点,即把第二个“30年”划分为1949-1956年“结合中国实际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时期”、1977-1978年“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时期”两段。也就是从经济社会发展道路或目标模式的角度来观察和划分历史发展阶段。

在中共党内和国内学界,比较早地提出并坚持将1977-1978年“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单独划列为一个历史发展阶段的,也是胡乔木。而且,胡乔木的这一观点,逐步得到了中共党内和国内学界绝大多数人的认同。如龚育之明确表示:“对于‘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党史的分期,乔木的设想是,从一九七七年到一九七八年,为徘徊中前进的时期,从一九七九年,开始改革开放时期。我很赞同这个分法。这与历史决议的分法符合不符合呢?我认为是符合的”。[4](P105)龚育之在与其他学者共同拟定《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分编目录初稿》时,就比较充分地吸纳了胡乔木的这一观点,把1949-1952年、1977-1978年分别作为两个历史发展阶段单列。而胡绳在主持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时,也借鉴了这种划分法,在初稿中采用了不同于《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分编形式,将1949-1978年的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划分为五个历史发展阶段即五编来编写,即1949-1952年、1953-1956年、1956-1966年、1966-1976年、1976-1978年。[7](P434-435)龚育之讲:“把‘文化大革命’结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两年,单独作为一编,是我们这本书的首创。”[7](P504)当然,在2011年最后定稿和正式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1977-1978年”仍然是按照原议作为单独的一编即第四编——“在徘徊中前进和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但是,对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七年的编写处理,可能是由于综合因素的考量,又回到传统的将1949-1952、1953-1956年两个历史发展阶段合并为一编即第一编——“在徘徊中前进和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的处理方式。

二是关于1977-1978年“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有没有必要单独划列为一个历史发展阶段问题。如果单独划列,那么,冠之以什么样的主题和称谓。这里,争论的焦点,其实就是集中在这两年究竟如何认识和如何“摆”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主基调是“徘徊”,这两年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思维的自然延续期,所以没有必要单独划列,将其与“文化大革命”十年放置在一起,作为“文化大革命”及其延续一个大的历史发展阶段即可。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主基调是“前进”,这两年是以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发轫标志的当代中国“历史的伟大转折”之酝酿和准备期,而不能将其视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思维的自然延续期。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坚持认为,这两年往“上”摆,还是往“下”摆的问题,绝不仅仅是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而是反映了学者在关于中共党史专业研究和学科建设方面不同的政治立场和思想倾向。而持这两种对立观点的学者,都坚持认为自己的见解都可以在“1981年决议”和邓小平关于中共党史历史评价的一系列讲话中找到支撑性的原始依据。

在中共党内和国内学界,比较早地提出并坚持将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七年划分为前后两个历史发展阶段的,是胡乔木和龚育之。1989年,胡乔木在《关于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若干意见》中,[1]对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的阶段划分,提出了与“1981年决议”有所不同的观点,即把“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1949-1956),又细分为“1949-1952年”、“1953-1957年”两个阶段。之所以将“1949-1952年”单独划列为“建立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三年”这样一个历史发展阶段,胡乔木的基本依据和主要理由,是其所一贯主张的——大的方面:“决议并不是认识的顶点和终点,而是为研究历史提供理论和方法的指针。我们的认识应该随着实践的发展而继续深化。不能认为有些决议上没有说过,就认为是违背了《历史决议》,如果这样,党史研究就只能是停留在1981年的水平,而不能再有所前进了”;[2]小的方面:“中央并未在中央正式文件中讲过1949年建国就标志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只是毛泽东同志1953年底在修改中宣部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时加过这样一句话。但在1949-1952年中,中央从来就讲新民主主义,否则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就从来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了,新民主主义秩序能否巩固的问题也就不会发生了。如果不是这样认识问题,就会损害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以来直至1949年《共同纲领》通过并加以实行的党的信誉,使党陷入在根本理论上自相矛盾的地位。”[3](P158、159)这个观点,得到了中共党内和国内学界相当一部分人的认同,如龚育之2000年在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上发表《关于建国以来党史的分期》、《再谈建国以来党史的分期》中明确指出:“把建国初的三年作为一个历史时期,也就是把历史决议所说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分为两段,是有道理的。这并不是说不遵守历史决议,历史决议也是将这三年的历史单作一条来论述的。……而且这样一个部分,有它独特的历史内容。怎样来概括这三年的历史内容?我以为,最恰当的就是实施党所提出的、为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拥护的《共同纲领》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纲领。”[4](P104)当然,这种观点一提出,也同时引发了非常大的争议和不同意见——代表者如蒋锡琨在2001年发表《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分期问题》一文提出“批评”:“龚育之同志就建国以后党史分期提出的与中央决议不同的看法,并不比中央决议的分期法更科学。龚育之同志发动对历史决议分期法的争论,可能引发对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的评价的争议,那就违反邓小平同志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初衷了”;[5]以及“反批评”——代表者如石仲泉在2010年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独到研究》一文指出:“有的同志不赞成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最初七年分为‘前三年’和‘后四年’,认为这样的划分不符合《历史决议》,也有否定社会主义改造之嫌。这是误解。”[6]

一是关于1949-1952年即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三年,需不需要单独划列为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并冠之以“建立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三年”的主题和称谓。因为这里直接涉及非常敏感的“中共对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认识和处理”问题、“新民主主义社会在中国的历史命运”问题,所以,对于这种不同的声音,有的学者仅仅将其视为不同的学术观点认为可以进一步讨论,但是也有的学者将其“上纲上线”到“不同的政治立场和思想倾向使然”的高度,认为必须加以否定和批判。

但是,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关于第二个“30年”之分期问题的讨论中,还是存在有一些与上述“四个阶段”说的基本共识和主流意见不一样的认识和见解,而且这种不同的声音有时候还表现得非常激烈。其中,分歧比较严重的焦点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同中共党史第一个“30年”之分期一样,对于第二个“30年”之分期,由于学术界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和透彻,加上中央的有关指导意见非常明晰,学者们对于“四个阶段”说的基本共识和主流意见,也没有太大、太多的原则性争论,时段划分的上下限以及各个时段的称谓比较一致。目前,学术界和教育界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集体或个人专著和教材,其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大多数也都是以此为依据和参照系的。

2.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30年”的历史分期问题。

对于中共党史第一个“30年”之分期,由于国内学界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和透彻,加上中央的有关指导意见非常明晰,应该说,学者们对于“五个阶段”说的基本共识和主流意见,已经没有太大、太多的原则性争论。时段划分的上下限以及各个时段的称谓均高度趋同。目前,学术界和教育界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集体或个人专著和教材,其阶段的划分,基本上都是以此为依据和参照系的,而在关于第一个“30年”中共党史之分期问题的讨论中,唯一有不同意见的特色观点,是以1935年的党的遵义会议为分界点,将其划分为“党的幼年时期”(1921-1935)和“党的成熟时期”(1935-1949)两个大的历史发展阶段,虽然不是什么主流意见,但也不失为可供参考的一家之言。

1.关于民主革命时期“30年”的历史分期问题。

由于中共党史专业和学科的特殊性质,国内学界关于中共党史分期问题的认识和探讨,是以中共历代中央领导人和中央领导集体各种关于中共党史的重要论述、“历史决议”和政治文件之指导意见和主流意见为基本依据而展开和进一步深入的。进入新时期以来的30余年间,学术界据此对该问题分别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头十年里形成了时间持续长短不一的三次讨论热潮,使之成为中共党史专业研究和学科建设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焦点问题。经过仁智互见的反复讨论,迄今为止,国内学界在关于中共党史90年的分期问题上,逐步形成了自“九个阶段”说至“十四个阶段”说等不同学术观点并立的现象。其中,对于第一个、第二个“30年”,意见比较趋同,没有太大、太多的原则性争论;但是,对于第三个“30年”,则思想认识一时间很难统一,争论比较激烈,有形成基本共识的主流意见,也有各自坚持己见的不同学术观点。

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由于其专业和学科性质的特殊性,分期问题,一直是一个在不断探索中认识逐步深化而“常温常新”并“仁智互见”的敏感问题。因为,分期问题,不仅涉及其专业研究和学科建设中的历史发展主题、主线和阶段性特征等绕不过去的基础性问题,而且直接关系到对于中共党史90年及其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总体认识和评价问题,是学术问题,也是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的政治问题。由于有作为中共领导集体、学术界基本共识与主流意见之重要标志和体现的两个“历史决议”及相关政治文件为指引和规范,前两个“30年”,目前已经有了比较明晰且逐步趋同的阶段划分和界定,是共识大于歧见;至于第三个“30年”,由于其距离过近,“大历史观”下的规律性、阶段性特征尚未经过充分沉淀而凸显,所以,迄今为止,并没有形成一个方方面面均表示认同和接受的基本共识和主流意见。包括在最核心的阶段划分依据、标准及其分界点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社会主要矛盾”、“党的实践活动”、“党的任务和中心工作”、“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重大历史事件”、“党的重要会议”等多种不同观点。因此,中共党史90年的分期,也就有了三个大历史时期下的小的自“九个阶段”说至“十四个阶段”说等歧见。

所谓中共党史的分期问题,简言之,就是指依据什么样的理论、原则与方法,依据什么样的概念、逻辑与话语,或曰依据什么样的规律与特征,依据什么样的分界、分段标准,来对已经存续了90年而且仍处于“正在进行时态”的中共党史,进行大的历史时期和小的发展阶段之划分,以厘清中共党史的基本路向和发展脉络的问题。这是进行中共党史专业研究和学科建设(特别是学科体系建设)无法规避的根本问题。

2011年7月,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90年来,尤其是在中共党史90年的第三个“30年”以来,由于中共党史在“大历史观”下的规律性、阶段性特征的逐步呈现,由于中共党史专业研究及其学科建设的不断推进和深入,关于其分期问题的探讨,日益成为一个牵引学术界思想兴奋且“恒温”的热点研究课题。

[摘 要]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分期问题,一直是非常重要但却始终存在争论的敏感问题。因为,中共党史的分期问题,不仅涉及其专业研究和学科建设中的历史发展主题、主线和阶段性特征等基础性问题,而且直接关系到对于中共党史90年及其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总体认识和评价问题,它既是学术问题,也是政治问题。迄今为止,国内学界在关于中共党史90年大的历史时期和小的发展阶段之划分的讨论中,主要是由于在划分依据、标准及其分界点问题上认识的不一致,在中共党史90年三个“30年”的具体发展阶段的划分上,相继出现自“九个阶段”说至“十四个阶段”说等歧见。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副主任、教授、博导  齐鹏飞

试论中共党史90年的历史分期问题

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生命政治学初探

生命历程理论视角下的政治社会化过程

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汪民安、陈永国)

biosociality)和尼古拉·罗斯(Nikolas Rose)的“种族政治学”(ethopolitics)的观念。第八章将会讨论生命政治学所忽略的一个领域。它展现了一系列的理论概念,说明了生命政治学不能与生命的节省(economization)分离开来。这条路径包括了二十世纪初期阿迪力社会理论家和社会学家鲁道夫·葛德雪(Rudolf Goldscheid)提出的“人的节省”(Menschenökonomie)。这个概念被二战之后的德国自由派的“生机政治”(vital politics)和芝加哥学派的人力资本概念所发展。最后一个部分关注的是当代政治行动计划中的“生命经济”的视角,以及新近一些经验性研究,它们批判性地评价了生物技术革新同资本主义转变的关系。第九章综合了对于福柯式的生命政治学观念的提炼和修正,并提出了一种“生命政治学的分析”。我试图展示出这种研究视角的理论价值。最后,我说明了这种分析框架与生物伦理话语的区别所在。

Paul Rabinow)提出的生物社会性(

substance of life)。这条线索上探索的学者所问的是,生命政治的干预的基础、手段和对象是如何被被生命技术对生命过程和人的身体的发展而发生改变的。相尽考察一下第七章中那些学者们的论著,我将讨论分子政治学(molecular politics)、死亡政治(thanatopolitics)的概念,以及保罗·拉宾瑙(

我所关注的第二种思想线索是生命实体(

Didier Fassin)的生命正当性的概念。

Ferenc Fehér)的著作,他们看到了由于生命政治问题的逐步发展而对政治的压制。随后,我展现了安东尼·吉登斯的生活政治的概念(他的这个概念并不是源于福柯)和迪迪耶·法辛(

后面的两章考察了对福柯著作中的生命政治学业已接受的两条主线。第一条线索关的是政治形态(mode of politics),它所问的是生命政治学如何在历史上和分析上与“古典的”政治形态区分开来。在第六章中,我集中讨论了艾格尼丝·赫勒(Agnes Heller)和费伦茨·费赫(

当然,阿甘本的著作和哈特、奈格里的著作,对于改进福柯的生命政治学概念都做出显著的贡献。他们的各自的理论有着各自不同的角色。对于阿甘本来说,它从根本上区分了“赤裸生命”——还原为生物学功能的生命存在形式——和塑造了自古代以来的西方政治史的政治性生存。阿甘本提出,主权权力的建立需要生命政治的身体的生产以及法律的制度化,而这些都不可避免地与“赤裸生命”联系在一起。哈特和奈格里对资本主义的一个新阶段进行了诊断,认为其特征即经济与政治的边界,生产与再生产的边界的解体。然而,阿甘本批评福柯,认为他忽视了现代生命政治学建立在一个前现代的主权权力的固定的基础之上,哈特和奈格里坚持认为福柯没有认识到从现代转向到后现代的生命政治学的变化。我将在第四章和第五章中分别来讨论他们的贡献。

从这个角度来看,生命政治学的观念所指的是特殊的政治知识和新的学科(如统计学、人口统计学、流行病学、生物学)的出现。这些学科让在人口指标上分析生命过程成为可能,并通过矫正、排斥、规范化、规训、治疗、最优化等实践让个体和集体都居于其“统治”之下。福柯强调的是,在对活生生的存在物进行统治的时候,自然并不代表一种被治理行为所尊重的自主维度,而是自然有赖于治理行为的治疗。自然并不是一个治理行为应用的物质基座,而是治理行为永恒地对其进行校正。在这个过程中,模糊不清的政治上的“人口”形象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一方面,人口代表着一种集体性现实,它并不依赖于政治干预,而是按照自己的动机机制和自我规范的模式获得定性;另一方面,这种自主性,并不意味着对政治干预的绝对限制,相反,它是政治干预的最优的参照系。或许由于特殊的动机和尺度所激发的人口“本质”的发现(出生率和死亡率等等)是进行政治决策和管理的前提条件。在第三章中,我将会讨论福柯著作中生命政治学观念的不同方面。在后面一章中,我提出我对源自福柯的生命政治学概念的接受和矫正。

与自然主义和政治论的解读不同,我提出生命政治学的历史观念首先是法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米歇尔·福柯提出的。按照福柯的说法,生命既不是政治的接触,也不是政治的对象。相反,它展现的是政治的边界——一个同时需要尊重和跨越的边界,我们似乎既是自然的和既定的,同时也是人工的和可变的。在福柯的著作中“生命政治学”标志着政治秩序的断裂:“人类物种的生命现象进入到知识和权力秩序当中,进入到政治技术当中”(福柯《性史》第一卷,英文版,第141-142页)福柯的生命政治学的概念假定了生命形式与具体的生理载体的脱节与抽离。生命政治学的对象并不是独特的人类存在物,而是他们的由人口指标来衡量和统计的生命特征。这个程序让我们可以界定规范,建立标准,决定平均值。所以,“生命”成为一个独立的、客观的、和可以衡量的因素,与此同时,也是一个可以在认识论上和实践上分离于具体生命存在和个体经验独特性的集体性现实。

本书的中心议题是,这些解释线索都无法真正把握生命政治进程的本质维度。与他们的显著的差异不同的是,这些政治论者和自然主义的立场都有一些共同的基础假定。他们的概念都建立在稳固的等级制和生命与政治的外在关系上。自然主义主张将生命看成政治的“基石”,它引导并解释着政治的推定和行动。政治论者的概念将政治看成是一种在生命过程“之上”的存在;在这里,政治都绝不是“纯粹”的生物学,都超越于自然生存的必然性。两种关于生命政治学问题的基本立场都依赖于一方语义领域的稳固性,从而解释另一方的立场是变化不定的。要么用生物学来思考政治,要么用政治来规制生物学。然而,这意味着两方面的概念都无法解释“生命”和“政治”两者之间的边界是不稳固的和脆弱的——正是由于其边界的不稳固定,才让这么多人喜欢使用生命政治学的概念。由于两条路径都将“生命”和“政治”看成各自分离的领域,因而,他们都不能思考各自的相对性和历史性。生命政治学概念的出现标志着一种双重否定(参看让-吕克·南希的《世界的创造与全球化》,2002年):对于自然主义立场,生命并不展现为一个稳固的存在论和规范论的参照点。生命技术革新的冲击已经证实,生命过程是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变化,可以控制的,这让老掉牙的静态的人类行为无法触及的生命本质的观念过时了。这样,自然仅仅只能看成是自然-社会关联中的一部分。与此同时,逐渐可以清晰地看到,生命政治学也标志着政治的重大转型。生命不仅仅是政治的对象,也不外在于政治决策制定的过程,它所影响的是政治的核心——政治主体。生命政治学并不是主权意志的表达,但其旨在在人口层面上来管理和规范生命过程。它关注于活生生的存在物,而不是法律上的主体——或更准确地说,它面对的是同时是活生生存在物的法律主体。

我的出发点是关系到生命的融合与生命政治学所实施的政治之间潜在的对立。现在的一些理解,由于他们强调这个词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大相径庭。我们可以区分出,那种将生命作为政治基础的自然主义概念,与此相对应,是那些政治论者的概念,他们将生命过程看成看成是政治的对象。前者构建了一种理论上的异质性群体,我将在第一章中来论述。其谱系从20世纪初期的估价的有机论概念(纳粹时期的种族主义的推理模式)到当代政治科学中的生物学观念。政治论者将生命政治学概述为一种实践或者政治亚学科的维度,他们只在规范和引导生命进程。在六十年代,这种解释脉络有两种不同的形式:首先,作为一种生态学的生命政治学,旨在保护和捍卫对象,并试图将政治与自然环境的维持和保护联系起来;其次,在对生命政治学的技术上的解读中,相对于维持和保护,他们对生命的动态发展和生产性扩展更有兴趣。后者界定了一个新的政治领域,而这是新医学和科学知识以及生物技术应用的结果。这种解释在今天尤为流行,它总是在政治争论和媒体讨论中被引用,用来描绘其社会和政治的含义,以及生命技术革新的潜能。我在第二章中展现出与政治论的话语不同的维度。

为了避免可能导致的误解,应当澄清的是,本书并不打算对“生命政治学”的意义在历史和当代的不同表述之中提供一种中立性的评价,或者一个客观的再现。界定生命政治学并确定其意义,并不是一个依循普遍性的研究逻辑的价值中立行为。相反,它是理论和政治转换和斗争中的一个内在部分。对这个问题的每一个回答,即什么样的过程或结构,什么样的理性或技术,什么样的时代或历史时期可以被称作为“生命政治”的问题,通常不可避免地是选择性的视角所产生的结果。在这个方面,每一种对生命政治学的界定都必须塑造出其分析和批判的形象,来找到其对立的主张的盲点和弱点。

本书试图通过提供一个关于生命政治学主题的一般方向,来澄清这些讨论。由于这是第一次对这个主题进行导引,我无法依赖于之前的著作或者现有的论断。此外,生命政治学构建了一个理论上和经验上的领域,这个领域跨越了传统的学科边界,并摧毁了传统的学术和知识分野。因此,这个导论包括两个目的。一方面,我试图提供一种关于生命政治学观念的系统的历史概括;另一方面,我研究了其与当代理论争论的关系。

毫无疑问,当人们谈到生命政治学的时候,其意义是多元的和歧义的。这一点非常神奇,因为这个词的字面所指的意义非常清晰。这涉及到一种面对生命的政治学(即古希腊语的bíos)。但这才是问题的开始。一些人所关心的琐碎的事实(“难道不是所有政治都关乎生命吗?”)标志着与其他人的判若云泥的界限。对后者而言,政治就是要超越生物学生命的定位。从这个角度来看,“生命政治学”必须被看成一种矛盾的表达(oxymoron),两个互相矛盾的词语的结合。主张这个观点的认为古典意义上的 政治就是关于公共行为并做出决策的政治,而这种政治必然超越身体经验和生物学事实,并开启出一个自由和人类交往的国度。

在生命政治学的经验对象和规范评价上,有大量的差异和冲突的观点。有人强烈地认为“生命政治”必然与社会生活的理性的决策制定和民主组织有关,而另一些人将这个词与优生学和种族主义联系起来。这个词明显在老右翼的文本中得到描绘,但新左派的代表人物也使用了这个词。而对生物技术发展的支持者和批评者都使用这个词,马克思主义者和死不悔改的种族主义者也都使用这个词。第三条路线不赞成这个词在历史上的界定和划界。生命政治学要回溯到古代,抑或回到农业的出现的时代吗?或者相反,生命政治学是当代生物技术革新开创一个新时代的结果吗?

生命政治学的观念最近非常热。几年前,这个词仅仅只局限于少数专家了解,但是在今天,许多学科领域领域中都使用这个词。在有限的专业维度之外,这个词也逐渐吸引了广大的普通大众。这个词用于讨论政治上的精神病院政策,包括防止艾滋病,和人口统计学上的变迁问题。生命政治学也可以用来指农业生产上的金融支持问题,医学研究的发展,关于堕胎的法律规范,病人要求去延长自己生命的尺度的参量。

托马斯·莱姆克的《生命政治学》导论

经济人观念史的诸要素(II)。——回到经济活动对统治权力的限制问题。——与自由主义的统治技艺相关的新领域的出现:公民社会。——经济人与公民社会:自由主义统治技艺不可分割的要素。——对“公民社会”观念的分析:从洛克到弗格森(Ferguson)的演进。弗格森的《论公民社会的历史》(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 1787)。弗格森处公民社会的四个核心特征:(1)它是历史-自然的恒定(constant,常量);(2)它确保个体自发的综合。经济纽带的悖论;(3)它是政治权力永恒的源泉;(4)它是历史的发动机。——新政治思想体系的出现。——理论上的后果:(a)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德国,英国和法国的问题式;(b)政治权力的管理:从君王的智慧到被统治者的理性算计。——大致的结论。

1979年4月4日

经济人模型。——美国新自由主义中经济人模型向一切形式的行为的普遍化。——经济分析和行为技术。——作为十八世纪出现的新统治理性之基本要素的经济人。——瓦尔拉(Walras)和帕累托(Pareto)之前经济人观念史的诸要素。——英国经验主义哲学(休谟)中的利益主体。——利益主体和法律主体的异质性:(1)与司法意志相较不可还原的利益本性。(2)市场逻辑和契约之间的比较。——司法模式的第二次创新:经济主体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孔多塞。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个体对利润的追求与集体财富增长的关联。经济世界的不可加总的本质。对主权的必要忽视。——批判统治理性的政治经济学:对两种形式,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形式的经济主权的可能性的拒斥。——作为位于统治技艺侧面的科学的政治经济学。

1979年3月28日

美国的新自由主义(II)。——经济指标对社会现象上的应用。——回到秩序自由主义的基本问题式:“社会政策”的模棱两可。社会领域“企业”形式的一般化。经济政策与生命政策(Vitalpolitik):支持市场与反对市场的社会。——美国新自由主义中市场的经济模式不受限制的普遍化:个体行为的可理解性原则和政府干涉的核心准则。——美国新自由主义面面观:(2)失职行为和刑罚政策。——历史遗留问题:十八世纪的刑法改革问题。经济上的算计和守法性问题。十九世纪规范对法律的寄生性侵袭以及犯罪人类学的诞生。——新自由主义(对犯罪)分析:(1)犯罪的定义;(2)对犯罪主体的描述,把犯罪主体描述为经济人;(3)刑罚的地位,作为“实施”法律的工具。药物市场的例子。——这种分析导致的后果:(a)在人类学意义上对罪犯的抹除;(b)把规训模式拓展到极致(out of play,玩出界了)。

1979年3月21日

美国的新自由主义(I)。语境。——美国与欧洲新自由主义的区别。——作为全球性主张,乌托邦焦点和思想方法的美国新自由主义。——美国新自由主义面面观:(1)人力资本理论。为此理论所表征的两个过程:(a)经济分析在其领域内部的扩张:对从时间角度切入的经典劳动力分析的批判;(b)经济分析向之前被认为是非经济的诸领域的扩张。——新自由主义分析造成的认识论转向:从经济过程的分析转向对人类行为的内在理性的分析。——作为经济行为的劳动。——劳动被分解为资本、效率和收入。——对经济人(homo conomicus)的重新定义:(经营)自我的企业家。——“人力资本”的观念及其构成因素:(a)固有因素(即先天因素)及对原生人力资本的改进问题;(b)获取因素(即后天的因素)及人力资本的形成问题(教育,健康,等等)。——这些分析的旨趣:社会和经济创新问题(熊彼得)的重新开始。增长政策的新概念。

1979年3月14日

大体的评论:(1)微观权力分析的方法论视野。(2)国家恐惧的扩充主义。与秩序自由主义相关。——极权主义国家和二十世纪主权国家衰落的两个主题。——对德国模式在法国和美国扩散的评论。——德国新自由主义模式与法国的国家计划。——向自由主义经济转变的法国语境。——法国的社会政策:社会安全的例子。——吉斯卡·德斯坦(Giscard d’Estaing)处经济与社会的分离。——“负赋税”计划及其在社会和政治上所面临的危险。“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对充分就业政策的废弃。

1979年3月7日

对新自由主义而言“社会政策”的另一面:依竞争型市场经济管制的社会中的法律问题。——回到瓦尔特·李普曼讨论会。——基于路易·鲁吉耶(Louis Rougier)文本的反思。——(1)司法-经济秩序的观念。经济过程与机制构架之间关系的相互性。——政治上的风险:资本主义的生存问题。——两个互补的问题:竞争理论和对资本主义的历史、社会学分析。——(2)法律的干涉主义问题。——历史遗留问题:十八世纪与专制统治和警察国家相对立的法律主治(l’ État de droit)。对十九世纪观念的重新阐发:公民与政府当局之间的仲裁问题。行政法庭问题。——新自由主义规划:把法律主治原则引进经济秩序。——哈耶克论法律主治与计划(经济)。——(3)司法要求的增长。——笼统的结论:德国新自由主义统治技艺的特性。秩序自由主义与熊彼得的悲观主义。

1979年2月21日

德国新自由主义(III)。——对现状进行历史分析的无济于事。——新自由主义如何与古典自由主义相互区别开?——新自由主义面临的特别的危险:如何在市场经济的原则及其衍生法则上为全球范围的政治权力应用做好示范?——对市场经济的解放及自由放任政策。——(1938年8月26日至30日举行的)瓦尔特·李普曼讨论会。——政府行为的类型问题。三例:(a)垄断问题;(b)“一致行动(actions conformes)”问题。W.欧曼处经济政策的基础。规制措施和组织行动(actions ordonnatrices);(c)社会政策。对福利经济的秩序自由主义批判。——作为政府干预点的社会。“社会政策”(Gesellschaftspolitik)。——这种政策的一面:以企业为模型的社会的形成。——企业社会与法治社会;一个现象的两面。

1979年2月14日

德国的新自由主义(II)。——问题:经济自由如何在为国家奠基的同时对国家构成限制?——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家:W.欧肯(Euken),F.波姆(Böhm),A. 缪勒一阿尔马克(Müller-Armack),F.冯•哈耶克(von Hayek)。——马克斯·韦伯及资本主义非理性的理性主义问题。法兰克福学派及弗莱堡学派的回应。——作为新自由主义目标定义必要逆境的纳粹主义(译注:即只有以纳粹为背景,新自由主义的目标才能得到准确的定义,虽然这个背景对后者来说是灾难或不幸)。——十九世纪以来德国自由主义政策的障碍:(a)李斯特在经济上的保护主义;(b)俾斯麦的国家社会主义;(c)一战以来实行的计划经济;(d)凯恩斯的干涉主义;(e)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的经济政策。——基于德国历史不同元素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批判。——理论上的后果:这种批判向新政和贝弗里奇计划(Beveridge Plan)的延伸;干涉主义和国家权力的增长;大众化和统一化,国家控制的结果。——新自由主义的危险:相对于古典自由主义的新。纯粹竞争的理论。

1979年2月7日

国家的恐惧。——方法问题:在对权力机制的分析中为国家理论打括弧的意义和风险。——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的统治实践:1948年至1962年的德国自由主义;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德国的新自由主义(I)。——德国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语境。——1947年艾哈德(Erhard)促成的特别议会。其计划:废除政府干涉的价格控制及对政府干涉的限制。——艾哈德在1948年定义的,无政府与“蚁民国家(termite state)”之间的第三种政治形式。——其双重意义:(a)对作为国家政治表征方式的经济自由的尊重;(b)作为政治主权构成基础的经济自由机制。——当代德国治理术的基本特征:经济自由,司法合法性和政治共识的源泉。——经济增长,使与过去的决裂成为可能的新历史意识的主轴。——基督教民主的回复及自由主义政治的自给自足(SPD)。——自由主义政府的原则及社会主义统治理性的缺席。

1979年1月31日

自由主义新统治技艺的特征(II):(3)欧洲平衡与国际关系问题。——重商主义经济和政治上的算计。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处的市场自由原则:新的欧洲模式的诞生。——出现了向世界范围扩展的统治理性。——新的自由主义统治技艺的原则:“统治的自然主义(governmental naturalism,统治的自然化、自然论)”;对自由的生产。——自由主义的仲裁问题及其工具:(1)对危险的管理及安全机制的应用;(2)纪律管制(边沁的全景敞视主义);(3)干涉主义政策。——对自由及其危机的管理。

1979年1月24日

自由主义与十八世纪新统治技艺的执行。——自由主义新统治技艺的特征(I):(1)对作为真理构成(formation),而不仅仅是司法领域(domain of jurisdiction)的市场的建构。——方法问题。目前研究疯狂、刑法命令程序和性所面临的风险:对“真话机制(regime of veridiction)”的历史的勾勒。——对知识(savoir)进行政治批判的本质。——(2)政府当局对权力应用的限制问题。两种解决方法:法国式的司法激进主义(juridical radicalism)和英国式的功利主义。——“效用”问题及政府当局对权力的限制。——对历史异质状态的评论:战略上与辩证逻辑相对立。——作为新统治技艺操作者(opérateur)的“利益(interest)”观念。

1979年1月17日

方法问题。——假设普遍性不存在。——对上一年讲座内容的总结:出于国家理由的统治(外部的政治)的有限目标和警察国家的无限目标(内部的政治)。——作为国家理由的外部限制之原则的法律。——这次讲座的切入点:作为统治理性的内部限制之原则的政治经济学。——这一研究所面临的风险:惯习和真理体制的链接,及其写入现实所带来的后果。——什么是自由主义?

1979年1月10日

内容概要:

(法兰西学院讲座:1978-1979)

[法]米歇尔·福柯 著《生命政治学的诞生》,王立秋试译

后继代:认为第三代之后,由于中共领导人再也没有革命履历,也没突升机遇,只能够按官场规则晋升,因而再也没有自己世代的特色,所以没必要分为第四、第五代。

第三代:突升代,出生年限为1930年代至1950年代初期,包括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曾庆红以及其接班人如习近平李克强李源潮汪洋等。由于80年代中后期高级干部的断层,所以他们被破格快速提升,因而被成为“突升代”。他们没有参加过革命,也没有太大的个人权威。

第二代:主干代,出生年限为1910年代初至1920年代末,包括胡耀邦赵紫阳李先念杨尚昆江泽民李鹏朱镕基等人。这一代基本上已经进入历史。第二代是北伐至1949年投身革命者。在毛时期噤若寒蝉,但由于年龄优势,在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大展拳脚,部分人思想意识较为开放。他们之中有主张退回阶级斗争时期的左派胡乔木邓力群),有力主彻底改革的民主派右派胡耀邦赵紫阳),也有投机派,派系比较分明。

第一代:元老代,出生年限为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1900年代),包括陈独秀王明博古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林彪等人。这一代已全部进入历史。第一代是中共的创党、开国元老。他们利用革命时期取得的巨大个人权威进行统治,专制主义盛行,大多缺乏民主意识。

刘国凯认为普遍划分方法有明显的漏洞,如世代间年岁相距较小,一般认为两个世代之间应相差20年左右;不能突出不同世代的特点;忽略了建国之前的中共领导人等……他认为现时中共领导人只经历了三个世代,且第三代还将继续延续十多年时间:

民间其他代际划分法

第五代领导人统治时间大约是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到2022年的中共二十大期间,是以习近平总书记,包括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人组成。习近平接替胡锦涛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李克强接替温家宝出任国务院总理,部分媒体称之为“习李体制”,上台以来以反贪污腐败为工作重点。其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主要还包括:李源潮刘延东汪洋等。

第五代以习近平为总书记

第四代领导人统治时间大约是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到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期间,是以胡锦涛总书记,包括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等人组成。也被一些媒体称作胡温体制。第四代领导人被称为“共和国一代”,大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期出生,大多是工程师出身。由于在文革期间已经成长,因而较少有留学背景。第四代上台初期,曾被外界看好,称“胡温新政”。但其执政期内讲“维稳”、“不折腾”、“五不搞”,而对一些重大政治、经济、社会、环境问题回避或应对不力,也给外界以十年不作为、击鼓传花的印象。其政治思想是科学发展观

第四代以胡锦涛为总书记

第三代领导人统治时间大约是1989年的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到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期间,是以江泽民为核心,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等人组成。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要改换领导层,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时提到:“希望大家能够很好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很好地团结。只要这个领导集体是团结的,坚持改革开放的,即使是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关键在领导核心。……”这些领导者大多出生在中共革命时期,青年时在苏联受过高等教育。从第三代开始,领导人逐渐“文官化”,大多非军人出身。相比起前两代,他们比较韬光养晦,主要是保持了中国经济的平稳发展。其主要政治思想是“三个代表”。

第三代以江泽民为核心

第二代领导人统治时间大约是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9年的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期间,是以邓小平为核心,胡耀邦叶剑英赵紫阳陈云、李先念等人组成。第二代领导人包括了一些在政治上拥有实际决策权力的中共八大元老,他们的年龄实际上比第一代小十年左右而已,大多也参与过革命,在文革中遭到迫害和打倒,文革之后东山再起,重入国家政治中心。第二代领导人以实用主义为多,他们大力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发生全方位的变革,重新融入世界,经济取得长足发展。其政治思想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后来被统称为邓小平理论

第二代以邓小平为核心

第一代领导人统治时间大约是1935年遵义会议确认毛泽东实际上的中共最高领导人地位算起到1976年春季至秋季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先后逝世为止,是以毛泽东为核心,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逝世后由陈云增补;合称中共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邓小平,以及林彪四人帮等人形成(因为林彪和四人帮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上升至政治顶峰的,随着他们的倒台和文革的结束,其领导地位也被除名)。第一代领导人的主要成就是领导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在国共内战中打败中国国民党执政的中华民国政府,1949年10月1日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在中国大陆建立了中共治理下的社会主义制度。第一代领导人有一些明显的共通点,如大都是军政合一的领导人,小部分有留学背景(法国苏联等),小地主家庭出身投身革命,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等。其政治思想是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外被称为毛主义

第一代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

不要迷信,我二十几岁就做大官了,不比你们现在懂得多,不是也照样干?要选人,人选好了,帮助培养,让更多的年轻人成长起来。他们成长起来,我们就放心了,现在还不放心啊!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这条中国的发展路线,是否能够坚持得住,要靠大家努力,特别是要教育后代。

对于办得不妥当的事,也要好心好意地帮,要注意下一代接班人的培养。我坚持退下来,就是不要在老年的时候犯错误。老年人有长处,但也有很大的弱点,老年人容易固执,因此老年人也要有点自觉性。越老越不要最后犯错误,越老越要谦虚一点。现在还要继续选人,选更年轻的同志,帮助培养。

要进一步找年轻人进班子。现在中央这个班子年龄还是大了点,60过一点的就算年轻的了。这些人过10年还可以,再过20年,就80多岁了,像我今天这样聊聊天还可以,做工作精力就不够了。现在中央的班子干得不错嘛!问题当然还有很多,什么时候问题都不会少。我们这些老人关键是不管事,让新上来的人放手干,看着现在的同志成熟起来。老年人自觉让位,在旁边可以帮助一下,但不要作障碍人的事。

人民,是看实践。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

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江泽民同志他们这一代可以算是第三代,还有第四代、第五代。我们这, 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 来保险?所以,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这是眼前的一个问题,并不是已经顺利解决了,希望解决得好。“文革”结束,我出来后,就注意这个问题。我们发现靠我们这老一代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于是我们推荐别的人,真正要找第三代。但是没有解决问题,两个人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现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头。这就不能让了。我在89年5月底还说过,现在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搞改革开放。

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发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

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

1992年1月,邓小平南巡讲话时再一次指出:

新的领导班子一经建立了威信,我坚决退出,不干扰你们的事。希望大家能够很好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很好地团结。只要这个领导集体是团结的,坚持改革开放的,即使是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关键在领导核心。我请你们把我的话带给将要在新的领导机构里面工作的每一个同志。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代。

还有一个问题,党内无论如何不能形成小派、小圈子。我们这个党,严格地说来没有形成过这一派或那一派。三十年代在江西的时候,人家说我是毛派,本来没有那回事,没有什么毛派。能容忍各方面、团结各方面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自我评论,我不是完人,也犯过很多错误,不是不犯错误的人,但是我问心无愧,其中一点就是从来不搞小圈子。过去我调任这样那样的工作,就是一个人,连勤务员都不带。小圈子那个东西害死人呐!很多失误就从这里出来,错误就从这里犯起。你们是要在第一线顶着干工作的,所以我今天要讲这一点。

进入中央最高层的每个成员,都要不再是过去的自己,不再停留在过去的水平上,因为责任不同了。每个人从自身的角度,包括自己的作风等方面,都要有变化,要自觉地变化。领导这么一个国家不容易呀!责任不同啊!最重要的问题是要胸襟开阔。要从大局看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

一个是现在要用人们公认的改革者,再一个是新的领导机构应该做几件改革开放的事情给大家看。三个月内,半年内,形象就可以树立起来了。学生不过是提出继续进行改革的要求,而我们是真干。这样就合拍了,隔阂就自然消除了。这样的隔阂,不是写文章、辩论就可以消除的。这次出这样的乱子,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腐败现象的滋生,使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丧失了信心。因此,我们首先要清理自己的错误,对群众的一些行动要谅解一些,处理时要适度,涉及面不要太广。

我们组成的这个新的领导机构,眼界要非常宽阔,胸襟要非常宽阔,这是对我们第三代领导人最根本的要求。我们的第一代领导人前期是胸襟宽阔的,我们第二代基本上也是胸襟宽阔的,对第三代领导以及以后的领导都应该有这样的要求。进入新的政治局、书记处特别是常委会的人,要从改革开放这个角度来选。新的领导机构要坚持做几件改革开放的事情,证明你们起码是坚持改革开放,是真正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的。这样人民就可以放心了。现在我们起用人,要抛弃一切成见,寻找人民相信是坚持改革路线的人。要抛弃个人恩怨来选择人,反对过自己的人也要用。过去毛主席就曾经长期敢于用反对过他的人。考虑人的角度,也要深化,这也是一种改革,是思想上的改革,思想上的解放。我诚恳地希望,在选人的问题上,要注意社会公论,不能感情用事。要用政治家的风度来处理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将他们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要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要搞改革开放。人都是有缺点的,进了班子后还可以继续改进。

第三代的领导要取信于民,要得到人民对这个集体的信任,使人民团结在一个他们所相信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周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不能动摇。这一点我任何时候都没有让过步。中国不搞四个坚持能行吗?人民民主专政能不用吗?坚持不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不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不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不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个根本问题。

我们党的历史上,真正形成成熟的领导,是从毛刘周朱这一代开始。这一代的前期是好的,后期搞“文化大革命”,变成一场灾难。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第二代是我们这一代,现在换第三代。要真正建立一个新的第三代领导。这个领导要取信于民,使党内信得过,人民信得过。不是说对班子里的每个人都满意,而是对这个集体满意。人们对班子里的每个人都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意见,但对整个集体表示满意就行了。我们这个第二代,我算是个领班人,但我们还是一个集体。对我们这个集体,人民基本上是满意的,主要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路线,而且真正干出了实绩。第三代的领导也一样要取信于民,要干出实绩。关门可不行啊,中国不可能再回到过去那种封闭时代。那种封闭的方式也造成了灾难啊,例如“文化大革命”。在那种状态下,经济不可能发展,人民生活不可能改善,国家力量也不可能增强。现在世界的发展一日千里,每天都在变化,特别是科学技术,追都难追上。

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在同两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时提出:

官方代际划分法:中共党史论述中将过去的领导人物按照“代”划分,发表于1989年。当时为了确认江的“核心”和接班人地位,邓小平将毛追认为“第一代”核心,自封为“第二代”核心,也顺便利用创建新的“核心”概念来弱化江以前被打倒的领袖(例如胡燿邦赵紫阳)作为党主席和总书记的领袖地位,转而将他们归为邓之下的“集体”成员,也便于解释打倒他们的合法性。江以后的论述延续了此概念,但在“第三代”以后不再使用“核心”概念。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官方在提及前四代时,称为“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中国共产党集体领导制度

这位年近八旬的老共产党员对于“80后”党员“充满信心”。他说,等党迎来百年诞辰的时候,“80后”显然已成为中坚力量,“他们必将会将党的事业推向更美好的未来。”(中新社记者唐伟杰 《新闻周刊》2009年第27期)

“中国共产党正在向‘百年大党’迈进,本世纪前二十年正是党‘代际继替’的重要时刻。”叶笃初表示。

对于外界有关当下青年入党动机带有功利色彩的质疑,叶笃初说,不可否认存在这种现象,但他认为不必过分夸大和担忧,这是一个长期引导和磨练的过程。现在对于年轻党员,最重要的是要让他们懂得党的历史,传承党的精神遗产,不倦学习马克思主义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应用。在价值多元的时代,党要减少刻板的理论教条,以生动的实践和鲜活的思想来吸引和凝聚更多的人将之作为信仰。

经常出现在高校学生党课课堂上的叶笃初,跟青年党员有很多交流。他说,到世纪交替时,已有成千上万青年干部走上各级领导岗位,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党员加入党的队伍,其中,走上省部级岗位不乏被称为“60后”的,而大批新党员已是“80后”成为主流。同时,在大学甚至在高中学生中还有许多积极分子提出申请或在“业余党校”中学习党的知识。

悠远之思:80后党员可堪重任

“接班人”与“战略”这两个词,无疑透露出中国共产党正在为“代际继替”谋篇布局。“要从党和国家事业薪火相传、后继有人的战略高度,对青年和青年学生高度重视、充分信任、热情关怀、严格要求。”胡锦涛如是说。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都有‘代际继替’的问题。”叶笃初说,中共一贯地把先进青年视为党和国家之将来,认为干部要年轻化,党的整体就要年轻化,这样青年干部才会有大量的而不是勉强的来源。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青年学生是国家的宝贵人才资源。”今年“五·四”青年节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这番表述颇具深意。因为中国正在推行一项“十万大学生村官计划”,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称,这是“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战略举措。”

中组部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截至2007年6月,全国党员中,三十五岁以下的占百分之二十三点七;另外,从十六大到十七大五年间,学生党员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五十四点六。年轻化是中共党员结构变化的另一显著特征。

未来之预:谋篇布局“代际继替”

但使用“精英”这个词,并不是说中国共产党要发展成西方词汇里的“精英党”,叶笃初特别指出。他说,中共需要优秀的人才,尤其高端知识和技术人才,但同时也注重吸收第一线出类拔萃的人,比如新涌现的学有专长人员、进城务工人员等。“坚持先进性与群众性的统一,这一点始终没有改变。”叶笃初强调。

中共党员队伍构成,随着所处环境改变及形势发展,有相应具体变化,归根结底,都是一定历史发展的结果。叶笃初表示,在党的历史上,党员队伍从规模、构成及素质等方面都出现过几次重大而显著的进步,他认为,中共十六大以来至今,党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党吸取了新鲜血液,党员队伍构成趋于高知和精英汇聚的特征,是建党来集中优秀人才资源最好最多的时期。

现时之局:汇聚精英但不是要成为“精英党”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共队伍建设思路渐趋稳定,党员的构成更趋多元化。1982年十二大修改后的党章明确规定:“年满十八岁的中国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规定延续到2002年中共十六大时做出微调——将“其他革命分子”改为“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

从着手建设新中国伊始,中共就开始不断调整党员队伍的结构,提高党员素质。

经历大革命时期的挫折,中共选择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发展道路,农民党员比重不断增大,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时,四百五十万中共党员中,农民党员占到近六成,由于战争年代种种条件的限制,这一时期文盲党员近七成。

中共的创建主要依靠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是大学教授,中共一大代表均属于知识分子,其中有大学学历的九人,六人曾留学日本。

中共党员队伍构成,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历史之维:不同时期的中国共产党

当五十七人的中国共产党拥有七千五百万以上党员的时候,中共的“代际继替”问题正成为世人广为关注的焦点。中共建党八十八周年之际,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向本社记者详述这一世界第一大党的历史之维、现时之局、未来之预和悠远之思。

【人物介绍】叶笃初,男,1933年出生于武汉市。政治学家,党章研究学者。早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和工人工作,1954年进入中共中央中南局党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宣传教育工作,特别致力于共产党发展史及其执政和自身建设规律研究。1978年起在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工作,担任教授。曾任全国党的建设研究会理论委员会委员,受聘于中央有关部门及部分高校任特约研究员、客座教授。1988年被派往刚果、贝宁等国讲学,任讲学团团长。1994年和2002年先后两次受命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党章修改的文字起草和前期准备工作。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见诸报刊者近400篇,成书多册。其中如《党的建设纵横谈》,被人们称为“党的建设大众版”,受到广大党员欢迎;《学习党章对话录》则平和亲近,娓娓道来,引人入胜,为许多读者称道。

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博导、中共党章研究专家  叶笃初

中共建党88周年:正处在“代际继替”的重要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