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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专题调研报告

时间: 2017-07-26 10:21:38来源: 作者: 阅读:

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宋洪远  赵 海

直面“三农”新挑战的客观需要

党的十八大提出,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2013年中央1号文件进一步对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作了具体部署。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所强调的“新型”,是相对于传统小规模分散经营而言的,是对传统农业经营方式的创新和发展。“农业经营”的涵义较广,既涵盖农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各环节,又包括各类生产性服务,是产前、产中、产后各类活动的总称。这里所说的“体系”,既包括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又包括各主体之间的联结机制,是各类主体及其关系的总和。总的来看,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可以被理解为,在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上,顺应农业农村发展形势的变化,通过自发形成或政府引导,形成的各类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和生产性服务主体及其关系的总和,是各种利益关系下的传统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总称。

中央提出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要求,是针对我国目前农业农村发展形势作出的综合判断。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逐步在广大农村建立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小规模家庭经营成为农业生产经营的最主要方式。然而,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以及现代农业建设的快速推进,农业生产经营面临着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一是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和工业部门,农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等问题日益凸显,“谁来种”的问题越来越紧迫。二是小生产与大市场不能有效对接,农产品价格剧烈波动、畸高畸低,谷贱伤农、菜贵伤民的现象愈发频繁,“种什么”的问题亟须回答。三是农民种田多是从经验出发,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不高,迫切需要科学知识的指导以及专业化、系列化的生产性服务,“怎么种”的问题非常迫切。解决这些问题,客观上要求创新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加快培育多元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大力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四化”要求紧密联系相互促进

党的十八大围绕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提出了“四化”的要求,即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四化”是紧密联系、相互促进、互为条件的一个整体,共同服务于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农民持续增收的目标。

集约化是相对粗放而言,是指在一定面积的土地上,集中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运用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办法,以求在较小面积的土地上获得较高产量和收入的一种集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为一体的农业经营方式。集约化要解决的是农业经营中“物”的投入不足问题,特别是先进适用技术和现代物质装备不足的问题。集约经营的目的是从单位面积的土地上获得更多的农产品,不断提高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

专业化是相对兼业化而言,是农村社会分工深化和经济联系加强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家庭经营主体经历了由小农户为主到小农户、兼业户、专业户共存的过程。相比小农户和兼业化,专业户一般规模比较大,以家庭经营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并且在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发展现代农业、开拓市场等方面都具有较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专业化要解决的是农业经营中“人”的支撑问题,要以一定的经营规模为基础,以使专业户获得与兼业户或外出务工人员相当的收入水平。专业化的发展方向是专业大户、家庭农场。

组织化是相对分散经营而言,既包括横向上农户的联合与合作,农民专业合作社和专业协会属于此类,旨在提高农户进入市场的能力;也包括纵向上产业链条的延伸,“公司+农户”的模式属于这一类,旨在降低市场风险。组织化要解决的是“市场”对接不足问题,通过把分散的小农组织起来,建立有规模、有组织、有科学管理的合作形态,加强对信息的搜集和辨识,以应对日渐激烈的国内外市场竞争。

社会化是相对个体而言,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农业生产过程的社会化,即生产过程从一系列的个人行动变为一系列的社会行动,突出表现在农业社会化服务对农业生产过程的广泛参与;二是产品的社会化,即农产品通过交换供应整个社会,而不是自给自足。现阶段突出强调社会化,主要就是大力发展社会化服务,使农户克服自身小规模经营的弊端,从而获得较高经济效益。社会化要解决的主要是“服务”不足问题,服务主体包括各类公共服务机构,农村自发形成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涉农企业以及农业院校、科研院所等,服务主体具有专业性,服务对象具有广泛性,服务模式具有社会性。

多轮驱动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建设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建设要把握的重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重点是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这支骨干力量,注重发挥各类主体的比较优势以及对小规模农户的带动作用。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作为规模化生产主体,承担着农产品生产尤其是商品生产的功能,以及发挥对小规模农户的示范效应,应注重引导其向采用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的方向转变,增加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着力提高集约化水平。农民专业合作社具有带动散户、组织大户、对接企业、联结市场的功能,应成为引领农民进入市场的主要经营组织,发挥其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作用。龙头企业是先进生产要素的集成,具有资金、技术、人才、设备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应主要在产业链中更多承担农产品加工和市场营销的作用,并为农户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各类生产性服务,加强技术指导和试验示范。

其二,积极稳妥发展规模经营。推进规模经营,重要的是把握两点。第一,规模经营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要立足国情走有中国特色的规模经营道路。第二,规模经营的推进应是逐步的、稳妥的,是要建立在工业化、城镇化基础上的,没有产业对就业的支撑和城市对人口的容纳,快速推进规模经营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此外,规模经营还存在“度”的问题,在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规模经营要适度。

其三,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既要重视培育各类社会化服务组织,也要充分发挥各类组织的比较优势。关于公共服务机构的培育,要引导公共服务机构转变职能,逐步从经营性领域退出,主要在具有较强公益性、外部性、基础性的领域,以及那些经营性服务机构不愿干、干不来的领域开展服务,如新品种新技术示范推广、土壤环境监测、产品质量监管等。关于经营性社会化服务组织,要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培育的重点,也是未来社会化服务的主力军。下一步,政策要聚焦在培育服务主体、拓宽产后服务、创新服务模式上。在主体培育上,要把农机服务队、专业合作社、资金互助合作社等纳入政策支持范围,作为各级政府加强社会化服务的重要抓手。在服务领域上,要拉长产后服务这一短板,重点加强农产品加工、储藏、包装、品牌创立和宣传、农业综合信息提供、金融保险等服务领域。在服务模式上,要挖掘实践中农民最喜欢、生命力最强、成本最低的服务模式,重点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社会化服务组织+农户”、“龙头企业+农户+基地”等服务模式,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社会化服务。

其四,探索组织模式创新。建立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协同发展的组织模式,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重要内容。当前,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都建立了一套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模式,但从总体上看还存在不少问题。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户没有被各类组织覆盖,进入市场能力和抗风险能力都比较弱。创新组织模式关键要把握两点。一是提高小农户的组织化程度,增强话语权,特别要重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规范发展,使之成为农民真正的合作社,选好、培养好合作社带头人非常重要。二是完善利益联结关系,推动龙头企业与专业合作社深度融合,推广“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集体经济组织)+农户”的组织带动模式,鼓励龙头企业开展利润返还、股份分红等多种方式,带动农民增加收入。(《经济日报》2013-06-05)

“谁来种地”正在破题

——我国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专题调研(上)

瞿长福

经过各方持续努力,以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为特征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正在快速推进,新型职业农民开始大量涌现。虽然整体上数量还不占优,但他们在农业经营中发挥的作用和影响日渐突出,尤其是以他们为主体成立的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已经构成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基本格局。这一格局的形成,表明现代农业正在快速推进。

春争日,夏争时,开春第一场“重头戏”春耕正自南向北火热推进。与往年相同的是,抢抓农时始终是种粮人脚下不变的节奏;与往年不同的是,田野上的春耕人正越来越多地从老农民转变为更自信、更年轻的新农民。

新农民的加快成长,改写着我国传统农耕格局,也标志着近年来大力推进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开始逐步形成,令人担忧的“谁来种地”难题正在加紧破解。

新农民既有老面孔,也有新面孔

随着种地形势逐渐变好,本土能人逐渐加入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专业合作社行列,成为新农民主力军

新农民都是哪些人?在湖南浏阳市永安镇坪头村,53岁的陈根花是个老农民,一辈子种地。但他说自己也是新农民。陈根花是个老农机手,去年他租了村民的180亩农田耕种,今年又租了120亩,成为村里第一种植大户。“怎么看我都是新农民了。”他说。

像陈根花这种“机手+农民”的新农民,属于本土能人。在乡村,本土能人大多拥有一技之长,或者在乡镇、村委会任过职,能力强、有眼光、会挣钱。随着农业扶持政策不断加强和种地形势逐渐变好,本土能人逐渐加入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专业合作社行列,成为新农民主力军,并在各自领域大显身手。与陈根花毗邻的种植大户曹修叨曾是有名的农机手,现在他的家庭农场有800多亩地。安徽天长市二墩村的华福昌当过村委会主任,2009年成立桑泊湖稻业合作社,流转土地3000多亩。

新农民的另一主体是回乡能人。回乡能人大多务过工、经过商,甚至办过厂,他们在政策影响和效益驱动下返乡,搞规模化种养或者农产品加工。由于懂市场、会经营、有胆量,回乡能人带来了新的经营理念和技术手段。江西省安义县西路村种植大户凌继河,2009年回村看到很多土地租不出去,决定不再外出,专心做农民。现在他的种植合作社总共流转耕地1.8万亩。山东肥城市高新区东华农场董事长刘东华也一样,2007年放弃做生意回家种地,如今他的农场规模达到1500多亩,忙得不亦乐乎。

与能人们大多是老面孔相比,新农民的另一个群体则是真正的新面孔。他们年轻、阅历浅,但有知识、有勇气,是正在成长的新型职业农民。江苏省洪泽县兆丰植保服务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姚志慧2007年大学毕业后当村官,后来留在了农村,现在她的合作社成员有120多人,服务农田近2万亩。四川农大研究生张超今年30岁,4年前在仁寿县珠嘉乡承包200亩地搞栽培试验,他的试验田产量比周边高,很受农民喜欢。湖北宜都市松木坪粮油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曾凡贵直接让两个儿子做接班人,一个管种地,一个搞管理,全家都是新农民。

“老农民”正不断退出,新老并存将有较长过程

依靠适度规模,新农民正在化解“怎样种地”、“谁来种地”的矛盾。在新技术帮助下,对老农民来说,种地不再是苦活累活

新农民快速壮大,意味着老农民逐渐退出。不过,老农民的退出情况各不相同。江西省南昌县朱坊村村民朱杏仁今年52岁,家里有5亩承包地。过去他外出打工,爱人在家种地。2012年,他主动把地租出去,夫妻都打工。朱杏仁是当前比较典型的老农民。这类老农民年纪还不很大,一直是职业打工族,进城安家的可能性很小,可回村种地的意愿和能力也没有,因此主动把地租出去,一来有份收入,二来为晚年留条后路。

除了职业打工族,兼业农民大多也主动将承包地流转出去。他们平时就近打打工,农忙时回家忙几天。但随着时间推移,选择流转土地的人越来越多。安徽省宿州市灰古镇付湖村的季昌峰,家里有10亩地,平时由爱人和老人种,忙时他帮忙。2012年他把地租给了当地合作社,每亩租金是900斤小麦。在他们村,村民的农田差不多都租出去了。

另一些主动将土地流转出去的农民,有的举家进城,有的年老随子女生活,有的条件改善已不需种地,还有的不愿种地。不过,整体上留守耕地的农民依然是多数。由于农机的普遍使用和农业社会服务的扩展,农民们种地不再需要勤爬苦做,变得更加轻松。在农业大省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当地干部说,流转土地面积能占到承包地面积的三分之一多,其他省区基本如此,“自耕农”还是大头。

“自耕农”情况千差万别。一些经济效益较好的农业区,种地收入较高,农民愿意守着自己的承包地。山东金乡种植大蒜效益好,农户绝大多数愿意自己种地。湖北宜都红花套镇种植柑橘效益不错,尽管橘农大多50岁以上,他们还是乐此不疲。即便在山东、安徽、湖北等粮食产区,自种农户也不在少数。山东肥城市湖屯镇大户贾维涛告诉记者,想租地的大户很多,但愿意自种的村民更多。此外,有的农户缺少技术,除了打零工,就靠种地增加收入;有的农户靠承包地供给全家粮食蔬菜;有的农户把种地当做了一种生活方式。

这种新农民与老农民并存的状况构成了我国农业生产的基本格局。依靠适度规模和新技术,新农民正在化解“怎样种地”、“谁来种地”的矛盾。在新技术的帮助下,对老农民来说,种地不再是苦活累活。四川省广汉市惠民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廖兴华说,多数耕地会逐渐向“新型职业农民”流转,但新老农民并存将有较长过程。

“接班人”能否大量出现,取决于种地效益等因素

决定“农二代”是否接班的因素有很多,但首要因素是种地效益。农业环境也影响着“新农人”进入的快慢与多少

在安徽怀远县徐圩乡,50岁的尚跃是全县最大的农场主,领办的农机专业合作社流转了1万多亩土地,村民都跟着他种地。尚跃的大儿子正在读研究生,小儿子大专毕业后就跟着他种地,如今对电脑、农机样样在行。“再过几年可以完全交班了。”尚跃说。

在农村,像尚跃这样的父子搭档已很普遍。多数专业大户都选择了让儿子“子承父业”,一些大户甚至专门让孩子先去企业学习现代管理。安徽天长市的华福昌,儿子一直在工厂上班,现在,老华准备让他回来做农场主了。在新型职业农民中,以能人为主的老面孔占有重要位置,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化解着今天“谁来种地”的难题,而“农二代”的回归,将继续化解甚至彻底解决“谁来种地”的问题。

决定“农二代”是否接班的因素有很多,但首要因素是种地效益。一些普通农户说,“农二代”跳出“农门”,种地赚不到钱是最主要原因。但一个规模种植户,即使以200亩的规模计算,一年收入也不低于10万元。“这样的‘农门’,年轻人都愿意回来。”湖南浏阳市永和村烤烟合作社理事长刘福瑞说得更直接,“农业不存在有没有人干的问题,只有挣钱不挣钱的问题,效益好,硕士、博士都会来。”

种地效益不仅吸引了“农二代”,也吸引了更多新人加入。湖北宜都市共发合作社理事长尤强大学毕业后有机会当公务员,但他喜欢务农,老理事长见他有能力,提前把位置让给了他。一位网络研究专家说,现在以“三农+互联网”进入农村的“新农人”至少超过百万。

除了经济效益,农业环境也影响着“新农人”进入的快慢与多少。江西安义县曹村党支部书记熊默祥说,现在种地就怕耕地不平、水路不通,只要基础条件好了,机械化、信息化的手段能用上,种地轻松了,就有人来种地。曹村前几年引进了一个种植大户,但后来大户发现耕地只是表面平整,下面高低不一,机器使不上劲,不租了。湖南浏阳市水山村村民文正元租过地,但苦于耕地不平,退回去了。“没有农业基础条件的根本改善,就没有大户,更别说自己的孩子接班。”他很感慨。(《经济日报》2015-04-01)

面对“紧箍咒”,念好“转”字诀

乔金亮

面对价格倒挂、生产成本不断上升、“黄箱”上限效应对补贴优化形成挑战、生态环境亮起了红灯这四大“紧箍咒”,必须念好“转”字诀。今后要提高农业竞争力,必须去“粗放”取“集约”,重产量还要重效益,在农业投入创新、调整农业结构、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三方面寻找突破

眼下,新常态下的“三农”发展成为舆论热点,其中,由国内外农产品价格倒挂引起的我国农业产业安全话题最受关注。当前,我国农业产业安全面临着“天花板”、“地板”、“黄箱”和“红灯”四重效应,这犹如四重“紧箍咒”,时刻提醒着人们思考人口大国的农业转型之路。如何在经济增速放缓背景下强化农业基础地位,成为必须破解的课题。

价格倒挂对我国农业影响加深,形成了“天花板”效应。近10年来,小麦、食糖、棉花等农产品的国内外价格开始倒挂。目前,粮棉油糖肉奶等主要农产品呈现全面倒挂态势,我国仅在水产品和水果等方面保持产业优势。国内外价差扩大形成“堰塞湖”,导致主要农产品进口激增。

国内农业生产成本不断上升,构成了“地板”效应。由于农村劳动力结构性短缺,农业人工成本年均增幅达8%至9%。此外,农资成本、土地流转等费用上涨过快,带动农业生产成本逐年上涨。目前,农民通过粮食生产经营增收难度较大,仅用政策手段调动农民种地积极性的难度也增大。

“黄箱”上限效应对补贴优化形成了挑战。看似矛盾的是,我国对部分农产品的补贴已经接近WTO“黄箱”补贴上限,但我国农业支持保护措施总体仍显不足。因“黄箱”补贴会扭曲价格,国际上对其有严格约束。我国加入WTO时承诺,“黄箱”补贴不超过农业总产值的8.5%。而国内农业补贴占农民收入的比例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补贴的精准性和效率也有待提高。

生态环境亮起了红灯,以往不注重环境效益的生产方式难以为继。飞速增长的农业产出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过于“霸道”,生态环境的“信用卡”正被超速透支。以化肥为例,目前化肥年使用量已达5900万吨,仅有约30%被作物吸收,其他都进入了土壤、水体等生态系统。

对四大“紧箍咒”,我们无须悲观。你有“紧箍咒”,我有“转”字诀。我国已有依靠农业科技进步夺取农业连年丰收的经验,今后要提高农业竞争力,必须去“粗放”取“集约”,重产量还要重效益,要在农业投入创新、调整农业结构、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三方面寻找突破。

要创新农业投入方式。完善财政支农长效机制,探索“普惠制”与“特惠制”相结合的财政支农政策,使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经营主体得到更多补贴。逐步扩大“绿箱”支持政策,调整改进“黄箱”支持政策。要强化农业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耕地质量,同时加强对农民的培训,培养出更多的新型职业农民。

要积极调整农业结构。新一轮调整农业结构并不是少种几亩粮、多种几亩菜的问题,而是要树立大食物、大市场、多功能的理念,科学确定主要农产品自给水平,合理安排产业发展优先序,为农业发展拓展更大的空间。有限的农业资源要生产国内最必需且能增加农民收入的品种。运用有效手段把握进口时机和节奏,确保进口规模适度适当。

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伴随着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快速推进,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农业物质技术装备水平不断提高,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明显加快,发展适度规模经营面临着有利条件和机遇。从发达国家现代农业的经验看,经营规模通常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扩大。今后要继续引导农民走向联合与合作,引导土地向效益高的新型主体集中,促进适度规模经营健康发展。(《经济日报》2015-04-02)

建设新型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周竹君 张正河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今后我国粮食安全保障将面临更加复杂的形势与挑战。从粮食消费需求看,一是城镇人口规模的持续扩大,粮食消费总量日益增长,粮食供需缺口矛盾将更加突出;二是居民收入增长、生活水平的提高,将促进粮食消费与食物结构的转型升级,使粮食供需品种结构矛盾更加明显;三是城镇人口集聚背景下粮食消费需求的高集中度,对重大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的粮食供给应急保障能力建设提出更高要求。而从粮食生产看,虽然我国粮食生产实现了“十一连增”,但在城镇化、工业化快速发展进程中,随着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今后保障粮食安全的基础正在受到挑战:一方面,国内农业生产仍将处于成本上升通道,粮食生产比较效益持续走低,粮食生产成本“地板”不断抬高,粮价“天花板”约束日益显著,今后保持和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的难度将越来越大。另一方面,随着城镇化的深入发展,今后耕地、水资源更趋紧张、粮食生产资源环境“紧箍咒”将更加严酷,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将更加严峻。因此,必须更加注重强化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建设,建设新型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千方百计解决好事关十三亿人口的吃饭问题,这既是我国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也是今后在国际国内复杂局势下掌控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国家安全大局的基础。

建设新型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必须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任何时候都牢牢把中国人的饭碗端在自己手上,始终掌握国家粮食安全的主动权。

第一,全面建设新型粮食产能体系。稳定、高效、安全、持续的粮食生产能力,是立足国内,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核心。一要严守耕地红线,划定永久基本农田。这是确保粮食产能的基本保障。要加大农业综合开发力度,加快建设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全面提升耕地质量和土地产出水平。二要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促进粮食生产由注重数量增长向总量平衡、结构优化和质量安全并重转变,由主要依靠资源消耗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转变,由主要“靠天吃饭”向提高物质技术装备水平转变,建设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新型粮食产能体系。三要依靠科技进步,为粮食生产插上科技的翅膀。加快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进程,全面发挥农机在科技兴粮中的载体作用。

第二,建立新型粮食支持政策体系。要完善和创新粮食支持政策机制,进一步保护和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这是确保粮食生产稳定发展的关键。一要坚持市场定价原则,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完善粮食价格形成机制,可考虑逐步用目标价格制度取代粮食最低收购价、临时收储政策,减少价格支持政策对市场的扭曲影响。二要完善和创新粮食补贴方式,建立政策补贴与粮食生产挂钩机制,提高补贴措施的针对性、指向性和有效性。三要以补贴重点粮食产品、主产区和关键环节为核心,探索实施市场扭曲作用小、对种粮农民管用有效的直接补贴措施,大力补贴支持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方式,加快构建政策性农业灾害强制性保险、价格保险等粮食风险管控体系。

第三,加快推进农业经营制度创新。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新农业经营制度,是解决“谁来种粮”、“怎么种粮”问题的关键举措。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扶持发展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社会化服务组织,促进农业生产者由传统农民向高素质职业农民转变,促进农业经营的专业化、规模化与组织化,增强粮食生产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第四,强化粮食安全储备与应急体系建设。安全、合理的粮食储备,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物质基础。要科学规划粮食储备规模,优化储备品种结构和区域布局,增强应对突发事件等非常规冲击的保障能力。

第五,构建新型国际农业合作体系。扩大农业对外开放,加快农业走出去步伐,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是保障粮食安全,确保重要粮食品种有效供给的必然选择。要创新国际农业合作机制,深化国际农业战略合作,促进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粮食生产能力和有效供给水平。要加快农业走出去步伐,探索建立符合我国粮食安全战略要求的境外农业投资与产业体系。要适度进口国外农产品,把握好进口的规模和节奏,管控好进口对国内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和风险。(《经济日报》2015-04-02)

来源:中国农村综合改革研究中心收集整理(2015-0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