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探讨 首页 > 信阳试验区 > 理论探讨

关于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

时间: 2017-07-25 17:19:45来源: 作者: 阅读:

毛泽东:关于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从1963年开始,毛泽东对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予以高度重视。他把这一问题与反修防修联系起来,多次强调这一问题。

1964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如果中国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中央怎么办”的问题。他强调“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毛泽东从防止“出赫鲁晓夫”的角度出,提出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他指出,为了保证我们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从根本上说来,就是将来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这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他强调,要使帝国主义预言家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的预彻底破产,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毛泽东提出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5项条件:(一)要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说,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二)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剥削阶级,不是为资产阶级。(三)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四)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充分酝酿,要听取各种意见,反对的意见也可以让讲出来,要讲民主、不要“一堂”。(五)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

在1964年5、6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估计,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到1964年底则进一步认为,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已经是“不止三分之一的问题了”。不仅大批基层干部正在“和平演变”之中,就是在中央领导中也面临着出现修正主义的危险。他不止一次地呼吁警惕出修正主义,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各省要顶住;可以独立,学蔡锷。他对各级干部所谓问题的性质也越看越重,由地富反坏的“代理人和保护人”,进而说成是“官僚主义者阶级”,是“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尖锐对立的阶级”,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运动要打击的“重点”。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主要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会上,毛泽东批评了关于运动的性质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以及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等提法,提出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他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这些当权派的,有在下面的地富反坏分子,有在上面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

紧接着,毛泽东在看了《人民日报》刊登的《北京怀柔县一渡河支部提拔新生力量》的消息后,于7月4日写给吴冷西的批语中指示:要广泛采访、转载各省提拔新生力量的做法,在几年内做到每县、每社、每个工厂、学校、机关都有报道。但报道的做法必须是真实的、典型的。对故步自封的反面材料也要登一点。他要求《人民日报》、新华社这样做,各省、市、自治区也要这样做。

在毛泽东关于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防止“赫鲁晓夫”式人物篡权的思想影响下,党中央把培养、提拔新生力量的工作提到了议事日程。

1963年下半年,中央组织部向中央提出《加强地委以上领导核心,大力培养第一把手接班人》的报告,全面分析了全国地委以上干部的状况,报告指出,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培养第一把手的接班人,将来就会有脱节的危险。因此,从现在起就应该有意识、有计划地注意培养第一把手的接班人的问题。经毛泽东指示,中央书记处在邓小平主持下多次讨论这一问题,认为报告是正确的,干部更新问题是当前党的建设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要求中央组织部提出具体执行的办法和意见。

1964年二三月间,中央组织部按照毛泽东的“反修防修”精神。召开各中央局组织部长座谈会,研究贯彻执行中央指示精神,提出培养提拔新生力量的8条具体措施。

1965年8月,中央组织部又向中央提出《关于培养提拔新生力量参加县、地、省领导工作的报告》,指出对新生力量要大力培养,大胆提拔,特别优秀的可以破格提拔。要反对重资格、排辈数、论级别不强调注意党和革命事业长远利益的保守思想和习惯势力。同年11月17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央批转这一报告,认为培养提拔新生力量是目前党的建设方面的重大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关系全局和革命长远利益的战略问题,要求各级党委订出具体的规划和办法,认真贯彻执行。根据毛泽东和中央的指示精神,1965年全国提拔了400多名地委以上干部,其中省、部级干部达几十名之多。此外,还挑选了一批优秀大学毕业生到基层锻炼,以培养年轻后备干部。

毛泽东在注意培养提拔新生力量的同时,还十分重视展新党员的工作。1965年11月7日,在他的指示下,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关于目前党员的况和今后六年接收党员意见的报告》,要求改变由于这几年基本上停止接收党员造成的青年党员过少、第一线党员过少、高等学校学生中党员更少的状况。在今后六年中,在坚持高标准的前提下,积极地、较多地接收一些新党员。根据这一精神,1965年全国新展党员94.3万人,1966年展319万人,充实了一批新生力量。

毛泽东倡导的培养提拔新生力量和展接收新党员是十分必要的,并且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由于这一工作是在“反修防修”的背景下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整党和重新登记学员等工作结合在一起进行的,其主要目的是防止中国“出赫鲁晓夫”,因此,它不能不受到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严重影响,给党的组织建设带来一些消极的后果。(摘自美国著名学者罗斯特里尔著《毛泽东传》)

毛泽东对中组部《关于加强地委以上各级领导核心和培养第一把手接班人的报告》的批语(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

送小平[2]同志,由书记处议处。

毛泽东

九月六日

【注释】

[1]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一九六三年九月五日为报送中组部关于加强地委以上各级领导核心和培养第一把手接班人问题的报告给毛泽东的信上。报告说,今年以来,特别是“五反”运动开展以后,我们和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对中央管理的干部进行了了解,对地委以上各级领导核心的情况做了调查。地委以上各级领导核心的基本状况是好的。但是,有一部分单位的领导班子很不健全,很不精干,战斗力不强,特别是第一把手的接班人还衔接不上。从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班子情况来看,绝大多数是健全的,没有形成坚强有力领导核心的只是少数。省、市、自治区的部、厅、局和地、市委的领导班子情况就比较差一些。领导核心不够坚强的单位很多同没有第一把手或第一把手挂不起帅来直接有关,地委以上各级领导机关第一把手的接班人问题,已经是当前一个十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了使地委以上各级领导核心真正成为健全的、精干的、具有高度指挥作战能力的司令部,从而带好整个干部队伍,胜利完成各项任务,中央组织部提出:一、调整、交流和提拔一部分干部,把地委以上各级领导核心充实和加强起来。要使这些单位既要有胜任全面工作的第一把手,又要形成比较齐全、团结一致的领导班子;既要有久经锻炼的、经验丰富的老骨干,又要有后起优秀的新生力量。二、进一步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的培养提高工作。首先,要把各级领导核心的学习搞好。第二,所有的领导干部都必须经常地深入群众,蹲下来,进行调查研究,不断地增加实际经验,提高工作水平。第三,培养新生力量和接班人,是各级领导干部的一项重要任务。第四,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的监督。三、积极地妥善地做好对年老体弱的领导干部的安置工作。

 [2]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第362-363页)

1964年5月,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的宋任穷就农村党支部培养接班人的问题给党中央、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题目是“汇报一个有政治远见的党支部”。报告说,据辽宁省盖平县太阳升公社何屯大队党支部书记李铭新汇报,经过“四清”运动,该支部十分重视培养接班人的问题,认为这是能否好好把住江山的大事。为此,他们对全大队的男女青年逐个进行分析,从中挑选出十四名品德优、有文化的积极分子,作为支部的重点培养对象。支委分工对他们进行个别培养,并根据条件分别安排他们担任一定职务,经常吸收他们列席党的一般性会议,听党课,学习毛泽东著作。经过这些办法的培养教育,他们的阶级觉悟、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不断得到提高。十四人中已有六人具备了入党条件。支部决定把这项工作经常抓下去。报告说,何屯大队党支部书记的汇报提出了农村政治工作、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准备在东北地区再次提出加强教育青年的问题,使大家进一步认识培养接班人的重要意义,不断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同时,要求各级党委在进行过系统社会主义教育并整顿过党组织的地方,帮助党支部根据实际情况,采取适当办法,对培养接班人做出规划和安排。在这个报告的后面,还附有中共营口市委整理的关于盖平县太阳升公社何屯大队党支部培养接班人的情况简报。①毛泽东把这个报告立即印发给正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全体同志。

从我们党的基层支部书记到高级干部,自觉表现出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责任心和忧患意识,深深地触动着毛泽东,也是他思考了许久的一个重大问题。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6月16日,毛泽东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并就这个问题系统地阐述了革命接班人所应具备的五个条件:

“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条:

“第一条,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说,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

“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剥削阶级,不是为资产阶级……没有这一条,不能当支部书记,更不能当中央委员……

“第三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

“第四条,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充分酝酿,要听各种意见,反对的意见也可以让他讲出来。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

“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不要总是以为自己对,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里。不要总是认为只有自己才行,别人什么都不行,好像世界上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

毛泽东向全党郑重提出:“接班人的问题还是要部署一下。要准备好接班人。”并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②可以说,这是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一个重大而明确的政治号召,有无一大批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事关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治久安。

“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是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新问题。这个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里产生的问题,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思想与实际工作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无疑,这时毛泽东提出要 “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绝不是一两个人,而是要培养千百万,因为只有这样,党和国家才能经得起大风大浪的颠簸和冲击,才能撑得起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高楼大厦。

在培养和锻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非常宝贵的思想和坚决的措施。比如,毛泽东提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这个大风大浪是什么呢?就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那么怎样学会在“风浪”中搏斗呢?毛泽东指出, “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美是跟丑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香花是跟毒草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我劝在座的同志,你们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还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不懂得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没有同这些反面的东西作过斗争,你那个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不巩固的。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1957年,毛泽东果断地采取了一个措施,“决定扩大发行《参考消息》,从两千份扩大到四十万份,使党内党外都能看到。这是共产党替帝国主义出版报纸,连那些骂我们的反动言论也登。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目的就是把毒草,把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摆在我们同志面前,摆在人民群众和民主人士面前,让他们受到锻炼。不要封锁起来,封锁起来反而危险……发行《参考消息》以及出版其他反面教材,就是‘种牛痘’,增强干部和群众在政治上的免疫力。”①

毛泽东提出“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那么怎样才能学到马列主义呢?毛泽东从自己一生学习马列主义的实践中体会到,“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地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②马克思主义是以研究现实问题为中心而展开的,是要革命,要批判的,因此“不批判唯心论,就不能发展唯物论,不批判形而上学,就不能发展辩证法。”

毛泽东领导我党与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展开了长达十年的公开论战,教育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培养和锻炼了我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人才和理论队伍。可以说,那个时期的中苏论战,对培养和奠定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意识起了巨大的作用。

毛泽东提醒全党要注意防范这样一些问题,在苏联东欧,“我们还要看到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社会里的高薪阶层是有危险性的”;“不强调政治挂帅,反复强调物质刺激,引导人走向个人主义。”③

比如,考虑到新提拔上来的干部,生活在和平建设年代,缺乏与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各种派别打交道的政治经验和社会经验,尤其是和平时期帝国主义耍软的一手,不容易识破他们两手策略,毛泽东……(李伟著《毛泽东与中国社会改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第596-599页)

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毛主席作为防止“和平演变”的百年大计,于1964年正式提出来的。在这以前,这个问题在毛主席的脑子里,实际上早已作为一件大事在进行思考和酝酿了。1958年,在发动“大跃进”运动时,毛主席提出要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干(在这个问题上,由于没有划清破除迷信的正确界限,结果在实际贯彻中出了偏差,例如把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有些地方也当作“迷信”来破,当作“右倾保守”来反,把专家学者也当……

毛泽东选接班人的心路历程

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周一平

(《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5、6期)

【内容摘要】毛泽东选的第一个接班人是刘少奇,第二个是林彪。以后在李德生、纪登奎、华国锋、王洪文、邓小平等人的试用比较中选了华国锋当接班人。毛泽东选接班人是失败的,因其操作方法、操作程序、选人标准都带有私自化、封建化的色彩。这一沉痛的历史教训值得后人吸取。

毛泽东选接班人的问题,有人发表过文章,如王玉贵撰文《毛泽东六选接班人》(《党史纵览》1998年第3-6期)等,但都是流于现象的叙述,而且也不完全准确。《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的出版(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版,以下简称“《毛谱》”),首次披露了很多相关的资料,不仅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选接班人的变化过程,也可以清楚看到他选接班人的心路历程。

毛泽东选的接班人,第一个是刘少奇,这应该在延安时期就已初露端倪。《毛谱》首次披露的毛泽东1959年4月15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六次会议上的讲话,其中谈到:“为什么国家主席候选人是刘少奇同志,而不是朱德同志?朱德同志是很有威望的,刘少奇同志也是很有威望的。为什么是这个,不是那个?因为我们共产党主持工作的,我算一个,但是我是不管日常事务的,有时候管一点,有时候不管。经常管的是少奇同志。我一离开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这已经是多年了,在延安开始就是如此,现在到北京已经又十年了。” 〔1〕(这个讲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未收入) 这就是说,代理、接替毛泽东的工作总是刘少奇,在延安时期就开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更是如此。如《毛谱》记:1949年11月25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毛泽东定于十二月初访问苏联,在毛泽东出国期间,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由刘少奇代理……”〔2〕《毛谱》又记:1953年12月24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毛泽东外出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3〕。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了,谁接替呢?自然是刘少奇,尽管刘少奇的威望并没有朱德高,但刘少奇已被毛泽东定为接班人。

毛泽东正式宣布刘少奇是接班人,是在1960年5月27日与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谈话中,毛泽东说:“(尼赫鲁) 没有准备好继承人。我准备好了,我现在不是国家元首了,国家元首现在是刘少奇。我是共产党主席,第一副主席是刘少奇,我死了以后就由刘少奇接替。”〔4〕1961年9月22日,当毛泽东知道蒙哥马利还要问继承人是谁,就对熊向晖等人说:“继承人”这个名词不好,叫“接班人”好。让蒙哥马利来捅破这层纸,“捅破了有好处,让国内国外都能看清楚”。1961年9月24日,毛泽东再次会见蒙哥马利,蒙哥马利又问:“主席现在是否已经明确,你的继承人是谁?”毛泽东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5〕1964年3月,毛泽东仍然对外说,由刘少奇接班。1964年3月10日,毛泽东会见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代表团时说:“我活不了十年了,我现在计划是五年计划,五年之后的事情是别人的事情了,刘少奇同志他们的事情了。” 〔6〕 1965年毛泽东仍对外称赞刘少奇工作干得好。1965年8月5日,毛泽东会见艾地率领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时说:“现在百分之七十和八十的工作是由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邓小平同志等做的。我已经有几年没有参加政治局的会议,这些会议是由刘少奇同志主持的。邓小平是总书记,周恩来是总理,他们工作的比我好。”〔7〕不过。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这些肯定,大概都是对外说的,在中共党内,迟至1964年底,毛泽东实际上已开始批评刘少奇,已对刘少奇不满意了。

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说: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并指责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还谈到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8〕1964年12月27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批评有人搞独立王国。〔9〕1964年12月28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批评有人叫别人讲民主,自己就不讲民主。〔10〕1965年1月5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又重申了这些看法。这些分量很重的话,实际上就是批评刘少奇等人,只是没有点名罢了。后来斯诺问毛泽东:“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毛泽东说:“那就早罗。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11〕

“搞独立王国”,无非是毛泽东退居二线、刘少奇当国家主席后,有些事情就不向毛泽东汇报、请示,而由刘少奇等直接处理了。这应该是正常现象,应该与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无关。在共产党内就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发表与毛泽东不同的看法,这应该被允许,这应该是不同意见、不同观点的正常讨论或争论。但毛泽东把搞独立王国、把与他不同的意见看成是非马克思主义,是修正主义,把刘少奇看成是资本主义派,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甚至是睡在身旁的赫鲁晓夫。1966年4月,毛泽东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12〕这样的危险分子自然必须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加之叶群两次找人写诬告刘少奇的材料,林彪通过江青把诬告材料转报毛泽东。〔13〕于是,刘少奇不仅被取消当接班人,而且非打倒不可了,如斯诺说的“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

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会见胡志明时说:“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不得而知。”〔14〕这实际上就是毛泽东对外公开否认刘少奇是接班人了。

1967年3月,章士钊写信给毛泽东,说:自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兴旺发达,全部仰仗共产党之英明领导,而毛、刘团结乃共产党领导核心之坚强的保证,假若刘少奇同志确实犯了错误,望毛、刘两位领导能赤诚相待,好好谈谈,刘可作检讨,但切不可打倒刘少奇。毛泽东回信:“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15〕这表明,这时毛泽东已决定要打倒刘少奇。刘少奇没有像彭德怀那样几天就被打倒,但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批准了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毛泽东选的第一个接班人刘少奇一年后即被迫害致死,未得善终。

在毛泽东确认接班人是刘少奇之后,大概他并没有考虑过刘少奇之后是谁接班。显然,这已不是他要考虑的事,当时他也没有必要去考虑了。所以,当蒙哥马利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毛泽东说:“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16〕在毛泽东决定放弃或者说搞掉刘少奇后,即1965年1月以后,他才不得不重新考虑谁来接他的班。

抛弃刘少奇之后,毛泽东选了林彪为接班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林彪一直以毛泽东威望的维护者的面貌出现。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林彪全力维护毛泽东威望,猛烈攻击彭德怀,得以在毛泽东的提议下,林彪取代彭德怀当上国防部长。林彪在军队里大力宣传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体指战员的头脑,坚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做到人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为了在军队中做到人人读毛主席的书,1961年8月,林彪向毛泽东报告:解放军总政治部已从《毛泽东选集》里选了一些文章、章节,拟印发到连队,请审定一下。1964年5月,解放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了《毛主席语录》,发给广大指战员。这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1965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与李葆华等人谈话时,让人拿出一本《毛主席语录》给大家看,说:这本书共有三十三章,够了,比孔夫子的著作还多,老子的文章也只有五千字,还没有这个本子这么多。这个本子不错。李葆华等说:群众很欢迎这本书,最好一个生产队发一本,我们已向中央办公厅提出这个要求,这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也提了。毛泽东说:好嘛,向中央办公厅要,提不通,到下次中央工作会议再提。〔17〕毛泽东说《毛主席语录》“不错”,实际上就等于说林彪“不错”,而这个时候,毛泽东已决定抛弃刘少奇另选接班人。

1965年12月8-15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林彪等诬陷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篡军反党”,毛泽东支持了林彪。〔18〕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转发经毛泽东审阅的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报告说: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是用修正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的错误……” 〔19〕,这个报告,不仅全盘否定了罗瑞卿,全盘肯定了林彪,更重要的是,已把党中央、毛主席、林彪并列了,林彪的地位显然大大提升了。1966年5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发表长篇讲话,强调“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20〕以后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个讲话,这表示毛泽东赞同这个讲话。毛泽东要维护自己的权威,要搞掉刘少奇,要搞“文化大革命”,需要有人支持,林彪一时成了很得力的助手,毛泽东把林彪作为助手、副手,把林彪作为自己的接班人,已成自然。

1966年8月8-12日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副主席只提林彪一个人,不再提其他人。〔21〕此后,一些工作,毛泽东已请林彪主持。如1966年8月15日,就李雪峰是否再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毛泽东批示:“林、周、陶、刘、邓、雪峰同志阅,请林主持开会谈一下……”〔22〕1967年1月11日,毛泽东批示:“……请林彪同志主持,在今日下午或明天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有文革小组及其他某些同志参加,将五个文件讨论通过,然后发出……”〔23〕在1967年9月24日的会议上,毛泽东明确宣布:“接班人当然是林彪。” 〔24〕于是1969年4月14日中共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把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写进了总纲。〔25〕这样做,在国内外政党发展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这大概是毛泽东需要的,也是林彪需要的,也许是担心林彪不能服众。

但党章的规定,也许可以束缚其他人,却是束缚不了毛泽东,就如可以避开宪法,把刘少奇搞掉一样,毛泽东也可以避开党章搞掉林彪,只要林彪做了不合毛泽东意的事。在中共九大才一年之后,毛泽东因为林彪的主张与自己不合,开始打算放弃、搞掉林彪。这种不同主张的冲突,就从1970年3月开始,最终在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庐山举行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爆发的关于设不设国家主席的争论。

1970年3月7日,毛泽东在武昌提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说:国家体制可以改变,不要设国家主席、副主席,就由人大常委负责人代表。让汪东兴回北京传达这个意见。1970年3月8日,汪东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毛泽东关于召开四届人大和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会议一致拥护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委托叶群向在苏州休养的林彪转达毛泽东的意见。1970年3月9日,林彪让叶群转告在京的黄永胜和吴法宪:“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26〕后林彪又让秘书给毛泽东的秘书打电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27〕1970年4月11日,林彪又让秘书给毛泽东的秘书打电话说:“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国家) 副主席的职务。”1970年4月1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林彪的意见。会上,多数政治局委员赞成林彪的意见,同意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会后周恩来将政治局讨论情况报告毛泽东。毛泽东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28〕1970年5月中旬,林彪告诉吴法宪:还是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林彪要吴法宪和李作鹏等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设国家主席。1970年7月,叶群私下向吴法宪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29〕1970年8月22日,毛泽东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等。毛泽东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陈伯达说:毛主席做国家主席的那个时候,咱们这个国家搞得很好,主席这一次再做国家主席对群众是一个极大的兴奋,极大的鼓舞。会上,林彪也这么说。毛泽东说:是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30〕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陈伯达、吴法宪等继续鼓吹设国家主席,由毛泽东当国家主席。陈伯达、吴法宪等还搞了《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及《林副主席指示》,并在会上发(后被制止),鼓吹毛泽东是天才,应该当国家主席。〔31〕

毛泽东发现设国家主席的论调迷惑了不少人,1970年8月25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强调: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又对林彪说:我劝你也不要当国家主席,并批评陈伯达:你阴一套,阳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政治局在山下商议了不设国家主席,大家没有表示不同意见。上了山你就变了卦,搞突然袭击……〔32〕8月31日,毛泽东又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批判陈伯达。9月1日,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批判陈伯达。〔33〕陈伯达就像彭德怀一样很快被打倒,被定为反党分子。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1971年2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转发毛主席关于批陈整风的指示》,批陈整风全面展开。陈伯达被批判以后,林彪的追随者叶群、吴法宪、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等纷纷检讨,尽管表面上还没有触及林彪,实际上林彪的言行已引起毛泽东的警觉。毛泽东说:有人看到我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主席,要分裂党,要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34〕“黑手不只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35〕 “林彪搞鬼,我有觉察。”〔36〕 当林彪察觉已被毛泽东怀疑,选择了出逃。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机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

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等人煽动起来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极端高涨,林彪自己说过谁反对毛泽东“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毛泽东的指示是最高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但是林彪被毛泽东定为接班人后,大概忘乎所以了,太着急要与毛泽东分享权力了,竟然敢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与毛泽东唱反调了(还没有当国家主席就这样“独立”,当国家主席以后就更不得了了),这是毛泽东不能容忍的。林彪是靠鼓吹谁反对毛泽东“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上台的,最终落得“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可悲下场。

设不设国家主席,是政治制度问题,不应因人而设,也不应因人而废。这应该是全国人大会议讨论的问题,应该是全国人大会议通过修改宪法来决定,而不应该由某个人或某几个人说了算。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不设国家主席,在行政上、国务上可能不一定合理、不一定妥当。如果按照毛泽东的主张,不设国家主席,由人大委员长当国家元首,这在政治制度上是不合理的,因为人大委员长是立法机构首脑,不应该当国家元首。设不设国家主席,涉及到权力分配、权力斗争,但在会议上公开发表意见,应该是允许的,与毛泽东有不同意见,也应该是允许的。林彪及其追随者,打着“天才论”的旗号,主张由毛泽东当国家主席。他们知道,毛泽东早就想退居二线,不想当国家主席,所以让刘少奇当国家主席;如果仍然设国家主席,毛泽东不想当,自然就是林彪当国家主席。林彪既然已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让林彪先当国家主席,应该是顺理成章的。如果毛泽东放手让林彪当国家主席,大概就不会有庐山会议上的激烈斗争了。但毛泽东就是一意主张不设国家主席,不仅自己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能让任何人包括接班人林彪当国家主席。这是为什么?大概毛泽东怕新的国家主席又搞独立王国(自己又被架空),再蹈刘少奇的覆辙。于是,毛泽东十分坚决地把“设国家主席”派、把林彪派打下去或者说搞掉。

林彪出逃事件,对毛泽东的打击很大。1971年10月8日,毛泽东在会见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开西时说:“早几个星期前,我因心脏病死了一次,上天去了,见了一次上帝,现在又回来了。”〔37〕这是说因林彪出逃事件毛泽东心脏病发了,几乎死掉。林彪出逃事件后,毛泽东身体状况大不如前。《毛谱》记:1972年1月,“这段时间,毛泽东因心律失常导致严重缺氧”〔38〕。1972年2月12日晨,“突然休克……经抢救后苏醒”〔39〕。毛泽东自己也预感来日不多了,1972年9月27日,毛泽东会见外宾时说:“不行了,我这个人要见上帝了。”〔40〕这就使毛泽东更把选接班人当成个人临终前的大事加紧进行。因为有了两次选接班人失败的教训,于是毛泽东谨慎多了,一是再不敢轻易宣布谁是接班人,二是开始对多人不断观察、试用,以便优中选优。而且一个不行再试一个,时间大概已不允许了,只得几个一起试。

1971年8月16日,毛泽东在谈到培养接班人时说:“要培养六十岁以下,三十岁以上的人,像李德生、纪登奎同志等。”(41〕这是林彪出逃前讲的,表明毛泽东已决定抛弃林彪,另选接班人。毛泽东所以谈培养接班人提了李德生、纪登奎,一方面因为他们当时都是“六十岁以下”(李德生1916年出生。纪登奎1923年出生),更重要的是他们不是“设国家主席”派、林彪派的。

李德生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是上甘岭战役前线总指挥。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李德生受到毛泽东的关注、重视,是在“文革”初期。当军长的李德生因1967年率十二军到安徽“三支两军”,很快制止了安徽的武斗,受到毛泽东的赞扬。1968年10月,李德生作为列席代表参加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10月13日的开幕会上,毛泽东就讲:“李德生你这个同志,安徽的事情办得不错啊。”〔42〕一年后,在中共九大上,李德生就当选为中央委员,九届一中全会上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很快经毛泽东提名,李德生被任命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1970年庐山会议以后,又被毛泽东提名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43〕,这是保卫毛泽东安全的重要职位,足见毛泽东对李德生的器重。在协助毛泽东、周恩来处理林彪事件的前后过程中,李德生做了大量工作。1973年8月中共十大后,李德生被提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但四个月以后,毛泽东提出各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把李德生调往沈阳军区当司令员,李德生实际上脱离了中央工作。既然不在中央工作,李德生提出了辞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副主席。但毛泽东只同意他辞去政治局常委、副主席。1975年1月4日,毛泽东在李德生的辞职报告上批示“德生同志:同意你的意见。至于错误,改了就好。”〔44〕这表明,一度被毛泽东看好的李德生因为犯了“错误”,被毛泽东放弃了。至于犯了什么“错误”,《毛谱》中没有说。据《曾经沧海:李德生调中央工作前后》一书中说,李德生任总政治部主任以后,曾被林彪接见过,于是江青等人就抓住不放,长时间围攻李德生,说李德生“上了林彪的贼船”。最后,李德生只得按他们定的调子,违心地作了—个“检查”,承认“上了林彪的贼船”〔45〕。这大概是李德生的一个致命的“错误”。实际上李德生被林彪接见是正常的工作关系,林彪想见见总政治部的新人,总不能不去,而且不像有些人被林彪接见后就写效忠信,李德生没有写过效忠信,李德生是受林彪派排挤的,庐山会议上陈伯达、吴法宪等搞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及《林副主席指示》没有发给李德生就是明证。李德生最终被边缘化,主要是因为“四人帮”的打压。

纪登奎,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河南许昌地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因许昌的宣传工作搞得好,1951年春,毛泽东南下视察工作,途经许昌时,在专列上召见了纪登奎,听他汇报工作。1951年4月29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共许昌地委的宣传工作》,并在头版配发了《学习许昌地区经验,做好党的宣传工作》的社论。以后,毛泽东到河南常常要听纪登奎汇报工作,曾称纪登奎是“我的老朋友”。1963年,纪登奎成为河南省委干部。“文革”初期,一度被打倒,但很快回到河南省领导岗位。1968年任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主持河南省工作。1969年中共九大上,被毛泽东指定代表“革命干部”发言,并与李德生一样,当选为中央委员,九届一中全会上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开始进入中央工作。1970年庐山会议以后,又被毛泽东提名兼任北京军区第二政委(1972年兼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以后又被毛泽东提名参加中央军委会议、中央军委办事组。1973年8月中共十大后,被提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出任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遭江青等人忌恨、排斥,但没有像李德生那样被调出北京,一直在中央工作〔46〕。毛泽东在重用李德生、纪登奎的同时,还重用了三个人:王洪文(1935年出生),华国锋(1921年出生),邓小平(1904年出生)。

王洪文是在“文革”中造反起家的。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扶持下,1967年1月,王洪文等率领工人造反派,打倒了旧上海市委,夺权成立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掀起了“一月风暴”。这些事件使毛泽东知道了上海有个工人造反派的司令王洪文。《毛谱》记:1967年1月11日,毛泽东“审阅周恩来等本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47〕。这可能是毛泽东知道王洪文的开始。有的资料说1968年10月,王洪文与李德生一样列席了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在闭幕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到了王洪文(详见薛庆超《毛泽东的南方决策(一)》,《党史纵横》2006年第11期等),但《毛谱》中没有这方面的记载。1969年中共九大上,王洪文当选为中央委员,又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与毛泽东见面的机会就多了。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王洪文是张春桥提拔起来的,自然与张春桥一起反对陈伯达。这使毛泽东更加关注王洪文。1971年8月16日,毛泽东谈培养接班人时提到了李德生、纪登奎。1971年9月10日,毛泽东谈培养接班人时说:“要培养年轻人到中央,如李德生、纪登奎、华国锋那样的,光是老的不行。上海王洪文这个同志你们熟悉不熟悉,了解不了解?这个同志怎么样?”〔48〕1971年9月11日,毛泽东在专列上与许世友、王洪文谈话。毛泽东问王洪文对庐山会议华北组六号简报的性质有什么看法后,说:六号简报是错误的,是有人捣鬼,有人在搞阴谋诡计,不搞光明正大,不搞团结,是搞分裂。〔49〕这就是告诉王洪文应怎么看庐山会议上的斗争,以后应该怎么办。林彪出逃事件发生后,1971年9月18日,毛泽东召集周恩来、许世友、王洪文等开会。要许、王把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带回去,解决空四军、空五军的问题。〔50〕这应该是毛泽东启用王洪文的开始。

1972年7月24日,毛泽东召集周恩来等谈话,谈到:“我的意见就是要搞一点年轻人来当共产党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所谓年轻人,就是年龄在三十至四十之间,要工人和农民,老年、中年也要……文化水平低一点,用一批知识分子扶助。”〔51〕很快,1972年9月中旬,毛泽东就提议将王洪文由上海调来北京参加中央工作。〔52〕1973年5月20-31日,为中共十大召开作准备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宣布:经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决定,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参加政治局的工作。〔53〕这实际上就是中共十大前已把王洪文、华国锋等提拔为政治局委员了。此后,王洪文参加了中共十大的筹备工作,负责党章修改小组、起草修改党章报告等。1973年8月中共十大上,王洪文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王洪文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副主席。副主席五人,排名为: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当时王洪文年仅38岁,是最年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而且排名在康生、叶剑英、李德生前,似乎有当接班人的架势、趋势。但不久,王洪文被毛泽东冷落了。《毛谱》记:

1975年7月1日,毛泽东阅叶剑英来信,信中说:“洪文同志去杭、沪工作一短期,临行报告主席,提议在他未回京前,政治局会议由剑英或小平同志主持。我因年老多病,精力不胜,提议请小平同志主持以利党的工作。请主席批准。”毛泽东批示:“同意。”王洪文到上海后,对马天水和徐景贤等人说:我给主席的报告没有讲日期,反正我也不想很快回去。徐景贤说:你本来是主持中央工作的,现在你到上海来,中央的工作由谁主持啊?王洪文说:什么主持工作?现在我有什么权啊?党中央和国务院都是邓在抓,军队也是他的,我只能抓抓中央党校的工农兵读书班了。这是主席定的,我有啥办法。〔54〕

为什么王洪文被毛泽东冷落了呢?大概毛泽东已发现,王洪文是干不了大事的,是扶不起来的阿斗。一是王洪文总是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搞在一起,总是听他们的话,形成了上海帮、“四人帮”。形成“帮”,并非是毛泽东很厌恶的,毛泽东曾称周恩来、邓小平是“法国派”(都是赴法勤工俭学的),但并不厌恶他们,而是说“法国派好”〔55〕。毛泽东所以厌恶江青等人,就是江青等人太霸道,太容不得人。毛泽东几次批评江青“目中无人”〔56〕,开“钢铁工厂”、“帽子工厂”〔57〕。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是“文革”政治的新秀、造反政治的新贵,都自以为是,看不起老干部,看不起军队干部,看不起温和派,认为他们都是“保守派”,不能容忍不同意见,以至于还想打倒毛泽东离不开的周恩来。这样的“帮”怎么能干大事?只能惹众怒。王洪文与江青等搞在一起怎么能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二是王洪文自身的工作水平确实有限,不善于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不善于团结人,难免有片面性。不仅搞安定团结,王洪文不行,而且王洪文搞经济工作、搞军队工作都毫无经验,搞外交工作更是一张白纸。这样的人怎么能兴党治国安邦?王洪文能不能通过历练进步呢?改弦更张呢?毛泽东大概看出来,已不可能。特别是王洪文已不可能不与江青等搞在一起。从写评《海瑞罢官》开始,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就结成了帮,“文革”开始不久,王洪文就受到张春桥、姚文元包括江青的提携。“四人帮”是客观历史自然形成的,拆不散的。

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批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自批林批孔以来所进行的一系列帮派活动。毛泽东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江青同志……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也是难改呢。毛泽东在会上两次当众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58〕这一次批评,是毛泽东对王洪文的一次警告。但毛泽东的批评没有什么效用,“四人帮”越搞越紧。1974年10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因“风庆轮事件”,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攻击邓小平,邓小平愤然退场。“四人帮”决定派王洪文到毛泽东那里告状。王洪文到毛泽东那里告邓小平的状,告周恩来的状,告叶剑英、李先念的状,吹捧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毛泽东当即批评王洪文: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59〕毛泽东已看出王洪文是个会背后搞小动作的人,这是毛泽东很讨厌的。这是毛泽东再次警告他。

1974年12月下旬,周恩来、王洪文一起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毛泽东在谈话中第一次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为“四人帮”,说:“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要求王洪文立即写出书面检查。〔60〕 这表明毛泽东对王洪文屡教不改已越来越不满。1975年5月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再次批评: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61毛泽东已清醒地看到“四人帮”是少数,不会有好结果,也看到了王洪文只能代表少数,于是毛泽东不再重用王洪文,于是王洪文后来“去杭、沪工作”一段时间,离开了北京。

毛泽东在重用李德生、王洪文的同时,又重用了邓小平。1972年毛泽东说,“我的意见就是要搞一点年轻人来当共产党副主席、军委副主席……老年、中年也要……”。这意味着毛泽东将不仅重用年轻人,也将重新起用一些老干部。林彪出逃事件后,毛泽东确实重新起用了一些老干部,其中特别委以重任的是邓小平。以上可以看到,毛泽东冷落王洪文时,重用的是谁呢?是邓小平。

邓小平在1930年代初期,因执行毛泽东的思想路线,与毛泽东一起受到“左”倾路线的打压,受到处分。从此被毛泽东认为是一条战壕里的人,是可以信赖的人。解放战争中,刘邓大军战功赫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邓小平主政四川成绩斐然。1952年7月,邓小平被调到北京,任政务院副总理,兼任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后兼任财政部长。1954年4月,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长。邓小平不仅政治思想强、理论水平高,而且任何方面的工作都能抓得起,自然就更受毛泽东的器重。1956年9月,在筹备中共八大时,毛泽东就称赞邓小平“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62〕这不仅是称赞邓小平能干,而且称赞了邓小平与自己一样是经受过党内斗争考验的,即与党内“左”倾路线作过斗争的。经毛泽东的提议,在1956年9月28日的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63〕这时的总书记负责书记处,处理中央日常事务,排名在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之后(1958年增选林彪为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即由主席、副主席、总书记组成。1959年毛泽东说:“权力集中在常委和书记处。我为正帅,邓小平为副帅。”〔64〕主要是说邓小平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具体事务,并非说明邓小平的地位仅次于毛泽东。在毛泽东确定刘少奇为接班人后,大概没有考虑过邓小平是不是当接班人。直到林彪出事死后,毛泽东重新起用老干部,再次重用邓小平。

邓小平是务实的(“猫论”是务实的典型反映①),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实际问题的看法,自然也与比较务实的刘少奇一致,同时也像刘少奇一样,既然独挡一面,独立处理事务就多了,向毛泽东请示汇报就少了(他们也知道毛泽东并不想多管事务性工作),于是就与刘少奇一样在“文革”中被打倒了。但毛泽东在“文革”中一直说,邓小平与刘少奇是有区别的,一直很关心邓小平,一直想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毛谱》记:1966年10月22日晨四时,阅邓小平10月21日送审的《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初步检讨》稿后,批示:“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讲。但在第九页第一行‘补过自新’之后,是否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例如说,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改正的。请同志们给我以时间,我会站起来的。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65〕毛泽东对于邓小平的深情厚谊跃然纸上。1967年5月,毛泽东派汪东兴看望邓小平,转达他的三点意见: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给他写信。〔66〕这就是告诉邓小平先忍一忍,总会让你再出来工作的。1967年7月18日,毛泽东在会上谈到了开九大,邓小平要当代表,当中央委员。〔67〕1968年5月20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等谈话,谈到:邓小平,你们总想打倒他,我就不想。他是犯了错误的,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嘛。〔68〕1968年10月12日,毛泽东在会上又说:邓小平可以做点工作。〔69〕在1968年10月13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幕会上,毛泽东替邓小平说了话,在10月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毛泽东又替邓小平说了话。因为毛泽东保邓小平,邓小平得以没有像刘少奇一样被开除出党,但邓小平没有如毛泽东希望的那样当九大代表,当九大中央委员,正是阻力太大的反映。到了毛泽东决定放弃林彪后,毛泽东又开始为邓小平说好话。1971年9月10日,毛泽东谈培养接班人时提到了李德生、纪登奎、华国锋,又提起王洪文。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还说:邓小平不同于刘少奇,要有区别。百万雄师过大江,当时有个前委,主要还是邓小平起作用的。〔70〕毛泽东所以要肯定邓小平的“作用”,一方面是肯定邓小平有才干,另一方面透露出毛泽东想重新起用邓小平。

1971年11月8日,邓小平写信给毛泽东,提出:“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毛泽东阅后批示:“印发政治局。”〔71〕但政治局似乎没有对邓小平是否能做点工作做出决定。1972年8月3日,邓小平又写信给毛泽东,提出愿做一点工作。8月14日毛泽东阅后批示:“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72毛泽东写下长长的近200字的批示,并且强调邓小平是“毛派”,反映了他希望邓小平尽早出来工作的急切心情。大概看到对邓小平前一封信的批示,可能因为没有明确表态,政治局也就不表态,毛泽东于是再一次为邓小平大说好话。“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似乎有点“我已说了多次,你们怎么还无动于衷呢”的意思。这一次的批示有了作用。如1973年3月30日发出的经毛泽东同意的《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中说的:“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四日,在邓小平同志写给主席的一封信上,毛主席作了重要批示。中央政治局认真讨论了毛主席的批示和邓小平同志的问题。遵照批示精神,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恢复他的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73〕1973年3月29日,毛泽东同周恩来、邓小平谈话,毛泽东同邓小平见面握手时说:“努力工作,保护身体。”〔74〕这一句话仅8个字,但倾注了毛泽东莫大的关怀和期望。1973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遵照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请予追认……〔75〕在四届人大筹备过程中,1974年10月4日,毛泽东指示工作人员打电话给王洪文,要王向政治局传达:提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76〕经毛泽东提议,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毛主席、党中央决定,任命邓小平同志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77〕毛泽东又提议:邓小平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78〕于是在1975年1月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这次会上批准了李德生辞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的请求)。邓小平一复出,几乎是中央的一些重要工作都压到了他身上。确实,能抓得起政治工作,又能抓得起经济工作、军队工作、外交工作的,在当时除了周恩来以外,几乎只有邓小平一人,而周恩来已病重。所以毛泽东夸奖邓小平“人才难得”。〔79〕邓小平几次对毛泽东说:“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毛泽东说:“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喽,找几个人帮帮忙。”〔80〕足见毛泽东在邓小平复出后,对他的期望太大了。尤其当毛泽东发现王洪文并不理想后,对邓小平的期望更大。但出乎毛泽东意料的是,邓小平最终却让他失望了。

邓小平能力强,各方面的工作都能大刀阔斧地开展,他的务实的思维方式、工作方法,很快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起色。当各方面的工作需要制定相关的方针政策,以便进一步推动时,务实的邓小平搞了一个“以三项指示为纲”,即以毛泽东的三条指示:“要反修防修”;“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作为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如果从务实的角度出发,这没有错,而且只有这样才能把各方面的工作恢复起来,再说,这都是毛泽东的指示。但从理论上出发,“以三项指示为纲”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它等于取代、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尽管“反修防修”列首位,还是要搞阶级斗争)。而否定阶级斗争为纲,不仅是否定了党的基本路线,而且是否定了“文革”的理论基础,也就是否定了“文革”。邓小平长期脱离“文革”,太不熟悉“文革”的理论,甚至可以说不懂“文革”的理论,这是自然的。邓小平这么做是客观条件决定的,也是他主观条件决定的,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现在看来是完全正确的。但在当时,被“四人帮”抓住不放,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同时也引起毛泽东的警觉:否定阶级斗争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怎么行?否定“文革”怎么行?而且“以三项指示为纲”竟然没有请示过毛泽东,这样下去怎么行?毛泽东不得不发话:“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81〕毛泽东的这些批评邓小平的话,被“四人帮”推波助澜,批邓势不可挡。

还有一件令毛泽东失望的事是,毛泽东希望由邓小平主持,搞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肯定“文革”,邓小平拒绝了。“文革”是毛泽东自认的一生中办的两件大事之一(还有一件是打倒了蒋介石)〔82〕,如果把“文革”否定了,无疑就是要把毛泽东否定了,毛泽东自然希望他的接班人是坚定地肯定“文革”的,希望全党、全国能肯定“文革”。这是毛泽东临终前的一大心病。1975年11月3日毛泽东指示,由邓小平等八人先讨论,然后政治局再讨论,给文化大革命做个决议。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83〕《毛谱》记:

1975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看法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邓小平表示: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84〕

邓小平的这番话,政治局的人可能不会感到出乎意料,但毛泽东可能被震惊了。大概毛泽东会想,花了很大功夫让你在“文革”中重新出来工作,你怎么不支持我呢?“文革”已重新肯定了你,你怎么不支持我搞的“文革”呢?现在就不肯听我的话了,以后怎么得了?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对邓小平的看法不免失误了:邓小平是务实的,怎么可能肯定“文革”?这使毛泽东不得不放弃邓小平。在才干与肯定“文革”两者的选择上,毛泽东选择了后者。毛泽东说的“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走资派还在走。”〔85〕这样批评邓小平,分量很重。邓小平被再一次打倒已势在必然。

邓小平被再一次打倒,一股新的推动力,是1975年10月10日,毛远新被毛泽东留在中央工作,成为毛泽东同政治局之间的非正式联络员。毛远新也是“文革”政治新秀、造反政治新贵,与“四人帮”是一条战壕里的人。他到了毛泽东身边,使毛泽东听到的“四人帮”的声音多起来。尤其是周恩来病重并在1976年1月8日去世,使毛泽东听到的老干部的声音越来越少。毛泽东越来越难了解到全面的真实的情况,这就使毛泽东难免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1976年3月底至4月初,人民群众自发地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的活动,被定为“反革命暴乱”,并定邓小平是天安门广场事件的总后台,就是以“四人帮”的看法为主做出的错误决定。《毛谱》记:1976年4月7日上午,毛泽东听取毛远新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处理天安门事件的情况汇报。毛泽东说: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1976年4月6日下午,江青向毛泽东报告处理天安门事件的经过。江青称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并建议开除邓小平党籍)〔86〕。尽管毛泽东仍保了邓小平,仍保留了邓小平的党籍,但邓小平还是被再一次打倒了。毛泽东没有选邓小平当接班人,只是暂时用了邓小平。

毛泽东让邓小平复出,最后又再次打倒他,这大概对毛泽东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毛泽东的一番良苦用心、无限期望落空了。毛泽东已没有像邓小平那样有才干的人了,周恩来病重、去世,毛泽东很伤心,毛泽东又失去了一个连周恩来也自叹不如的邓小平(1975年9月20日,周恩来在做手术前对邓小平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87〕),能不失落吗?

邓小平被打倒了,李德生离开了,纪登奎被江青等排斥,王洪文又没前途,最后关头,毛泽东把接班的重任交给了华国锋。

华国锋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建立后到湖南工作,担任了湘潭县委书记、湘潭地委书记。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做出过一些成绩,受到毛泽东注意。1959年6月下旬,毛泽东回韶山,与华国锋有了更多的接触。很快,华国锋就担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副省长。1963年10月29日至11月5日,李瑞山、华国锋带领湖南省委及地、市干部到广东省参观农业生产,回省后,李瑞山、华国锋给省委写了报告,指出有六个方面要向广东省学习。毛泽东看到这个报告后,大加赞赏,起草了近千字的中央指示,其中说:“这种虚心学习外省、外市、外区优良经验的态度和办法,是很好的,是发展我国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的重要方法之一……”毛泽东写完指示后,又写批语给刘少奇、邓小平等多人,说:“湖南这个文件可以转发,有很大好处,请审阅处理。或者开一个会,议一下。”1963年12月下旬,中央讨论通过了这个指示。1964年1月3日,这个指示在党内印发,题目是《中央关于加强互相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的指示》。〔88〕可以看出,华国锋显然给毛泽东留下了虚心好学、很懂工作方法、能开拓工作新局面的好印象。

“文革”初期,华国锋一度受到冲击,但很快重回湖南省领导岗位。1968年4月华国锋任湖南省革委会副主任;1969年中共九大上,华国锋当选中央委员;1970年,经毛泽东同意,华国锋代理湖南省革委会主任;1971年3月,华国锋开始参加中央工作,主要负责经济方面的工作(比王洪文早到中央工作一年多)。1971年9月10日,毛泽东谈培养接班人时说:“要培养年轻人到中央,如李德生、纪登奎、华国锋那样的。”1971年10月3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决定增补华国锋为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并任副组长的通知。〔89〕1973年5月20-31日,中央工作会议宣布:经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决定,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参加政治局的工作。之后,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华国锋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

中共十大以后,王洪文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华国锋只是政治局委员,论地位,王洪文比华国锋高,但王洪文没有参加政府工作,所以论掌握实权,还是华国锋掌握更多的实权,尤其是公安部长一职,是关系党中央、中央国家机关安全的要职。王洪文尽管头上戴着“工人造反派”的光环,而华国锋“老干部”的身份在“文革”中并不亮丽,实际上,王洪文在很多方面不如华国锋。从历练来说,从党政工作来说,从经济工作来说,从工作方法来说,从善于团结人来说,王洪文都不如华国锋。特别是,王洪文搞帮派、搞小动作;华国锋不搞帮派、不搞小动作;王洪文只能代表少数,华国锋可以代表多数。这些在毛泽东眼里应该都是一清二楚的。王洪文是坚定的“文革”派,坚定地拥护毛泽东搞的“文革”,华国锋也是坚定地拥护毛泽东搞的“文革”的,把接班的重任交给“文革”的拥护者中的谁更让毛泽东放心,自然交给华国锋更放心。正如毛泽东对华国锋说的“你办事,我放心”〔90〕。所以当邓小平因为与“文革”格格不入被再次打倒后,让谁出来把握大局,是王洪文还是华国锋?毛泽东很自然地选择了华国锋。

1975年11月15日,毛泽东看到了邓小平的信(这时邓小平已因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受到了批评、批判,但还没有发生邓小平拒绝为“文革”做决议的事),信中说:“洪文同志已经回到北京。七月份洪文同志到外地时,经主席批准,由我暂时代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现洪文同志已回,按例,从即日起,中央日常工作仍请洪文同志主持,近日召开的十七人会议(按:中央政治局会议),亦应请洪文同志主持。请主席批示。”毛泽东批示:“暂时仍由小平同志主持,过一会再说。”〔91〕邓小平已犯了错误,毛泽东仍让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王洪文回北京了,毛泽东仍不让他主持中央工作。这一方面说明毛泽东还是对邓小平抱有希望,另一方面又说明毛泽东实在不想重用王洪文。1975年11月20日邓小平拒绝为“文革”做决议的事发生后,对邓小平的批判日益猛烈,邓小平多次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检讨。1976年1月20日,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又作检讨,当晚邓小平再给毛泽东写信,提请“解除我担负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1976年1月21日,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1月20日政治局会议包括邓小平检讨的情况。毛泽东说: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小平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毛远新说: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提出国务院请主席确定一个主要负责同志牵头,他们三人做具体工作。毛泽东说:“就请华国锋带个头,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专管外事。”〔92〕1976年1月28日,毛泽东提议由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93〕1976年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经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94〕这样华国锋取代邓小平成为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主持国务院工作,地位仅次于毛泽东。这个时候,王洪文、邓小平都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华国锋只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但毛泽东放弃了王洪文、邓小平,把华国锋推上了接班人的位置。毛泽东说:华国锋“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意思是: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是他的看法,是他低调,我看他是政治水平高的人,是可以担当大任的人。华国锋是当时的中央政治局中,既能得到其他成员支持、拥护,“四人帮”又难以反对、打压的人(在这一点上,比当时同样任政治局委员的纪登奎更有优势)。在“文革”中,在毛泽东的政治思维中,在毛泽东的政治安排中,选华国锋当接班人应该是上上选择。

1976年4月7日上午,毛泽东听取毛远新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处理天安门事件的情况汇报后说:开除邓小平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同时又要毛远新先约几个人谈一下由华国锋任总理的问题,要他快去。当天中午,毛远新回来向毛泽东汇报,政治局已做出决议由华国锋任总理。毛泽东又提议华国锋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当天下午,政治局做出关于华国锋任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稿,送到毛泽东手中的时候,毛泽东批示:“照发。”〔95〕在一天之内,上午由毛泽东提议、政治局讨论通过华国锋任国务院总理;下午由毛泽东提议、政治局讨论通过华国锋任中央第一副主席,确实是快,而且是超乎常规的。华国锋任国务院总理,没有经过人大会议,毛泽东、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决定了。华国锋任中央第一副主席,没有经过中央全会,毛泽东、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决定了,而且是政治局委员跳一级任副主席,副主席中再跳一级任第一副主席。“中央第一副主席”,意即位列所有副主席之前、之上。周恩来、康生去世,李德生辞职,邓小平被罢免,当时中央副主席只剩王洪文、叶剑英,而叶剑英已病重不工作了。增加华国锋为中央第一副主席,就是位列王洪文、叶剑英之前。这就是毛泽东明确表示,百年以后,由华国锋接班,而不是由王洪文接班。

由华国锋任国务院总理、中央第一副主席的事,毛泽东所以要毛远新“快去”办,反映出了毛泽东的急切、紧迫心情,大概毛泽东受到处理邓小平问题的打击,又感到自己快不行了,华国锋接班的事必须立即办,所以一天之内毛泽东作出两个提议,要毛远新跑了两次,要政治局开两次会。等到毛泽东看到政治局通过了他的提议以后,他才安下心来。1976年4月13日毛泽东的批示中有“天下已定”的话〔96〕,这大概不只是说天安门广场事件已经平息了,而且是在说一切都已安排好了,可以安心了。《毛谱》记:1976年6月初,毛泽东“突患心肌梗塞,经过抢救,脱离了危险”。此后,“健康状况恶化,常处于昏迷状态”。〔97〕这大概可以说明,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受到了处理邓小平问题的影响,同时说明,接班人的事定了以后,他已卸掉重担,觉得可以安心地去了。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华国锋以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身份没有什么周折成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在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人的决策下,1976年10月6日,抓捕了“四人帮”及其同伙,并交付法律审判,史称粉碎“四人帮”。1976年10月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选举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追认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华国锋实现了平稳的接班。

华国锋接班成功,是不是意味着毛泽东选接班人成功了呢?从维护毛泽东个人的“文革”事业,维护毛泽东个人声誉,维护毛泽东个人利益来看,毛泽东获得了一定的、暂时的成功;中国没有发生大的动荡,对中国的发展也是有益的。但华国锋没有多久就下台了。1980年9月,华国锋辞去国务院总理;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又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因为华国锋受毛泽东的影响、受“文革”的影响太深(提出两个“凡是”是典型反映),无法挣脱,他不可能主动去否定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否定“文革”,他无法按照中国人民的意愿、按照社会发展的趋势领导中国前行,实现中国近代以来的强国梦。他自然要被历史淘汰。毛泽东选的接班人最终被历史淘汰,表明毛泽东选接班人最终是失败了。为什么毛泽东选接班人会失败呢?显然毛泽东选接班人存在不少问题。

毛泽东选接班人存在什么问题呢?

第一,从操作方法、操作程序来说,毛泽东把选接班人当成了个人的私事,私有化、专断化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某些共产党事务、国家事务,不是全部事务,在毛泽东那里出现了一些私有化、私自化或者说自私化的倾向,即公共政治出现异化。

不少会议,如政治局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毛泽东个人住处开,这在《毛谱》中有很多记载。如任命邓小平为中央秘书长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就是1954年4月27日下午在毛泽东住处中南海菊香书屋开的。〔98〕如1974年7月17日批评“四人帮”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是在毛泽东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开的。〔99〕毛泽东上了庐山,有些会就会在他庐山的住处开。不仅在毛泽东住处开会,而且往往会按照毛泽东的作息习惯开会,有的会本来是可以放在白天开的,但却放到了深夜开,甚至凌晨开,如《毛谱》记:1964年11月5日晨三时,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再次讨论周恩来等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往苏联访问的方针问题。〔100〕为什么这样的会不放在前一天11月4日上午或下午开呢?(11月4日,《毛谱》无记载)大概是因为毛泽东习惯夜里工作。不到公共会场开会,不按正常的工作时间开会,而从毛泽东个人的方便出发,就容易造成公共会议的异化,容易造成毛泽东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容易使毛泽东及与会者产生错觉,这是为我毛泽东开会,而不是为党、为国家开会。以致最终形成,在公共会场开的会,毛泽东不参加的会,也是按毛泽东的指令开的,也是为毛泽东开会,而不是为党、为国家开会。在不知不觉中毛泽东把公共政治私有化。《毛谱》记:1962年6月22日,毛泽东致信彭真:“我现在决定在武汉住到月底,游长江对我十分有益,我要游七天至十天江。然后直返北京。因此巴基斯坦大使,卡博代表团,都在武昌谈话。请你安排。”〔101〕本应在北京见外宾,但为了满足个人的游泳需要,而不是为了公事,就要让外宾到武昌来见他。这似乎就有点把国务工作自私化了。毛泽东在“文革”中说“我是无法无天……”〔102〕这是他当时心态的表白。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想怎样就怎样。这是毛泽东把公共政治、公共权力私有化的典型反映。

在毛泽东那里公共政治、公共权力出现了异化,毛泽东选接班人出现异化也就难免了。即毛泽东选接班人,不是为党和国家选接班人,而是为毛泽东个人选接班人;不是党和国家的事,而是毛泽东个人的事;不是党和国家来操作,而是毛泽东个人一手操作。

既然公共政治、公共权力私有化、私自化了,家长制的个人专断、独断就不可免。私有制的决策模式就是家长制,就是家长说了算。党和国家的事务,越来越多由毛泽东说了算,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说了算的结果。毛泽东选接班人,既然成了毛泽东个人的事,是毛泽东一手操作,自然而然就是毛泽东说了算。毛泽东可以轻而易举地提拔一个人,可以不费劲地打倒一个人,这只是在专制社会、专制国家出现的现象。在民主社会、民主国家不可能出现的现象,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出现了。比如刘少奇是国家主席,毛泽东不经过人大要罢免就罢免了。毛泽东宣布“接班人当然是林彪。”于是中共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把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写进了总纲。毛泽东提议王洪文调北京参加中央工作。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告知中央政治局成员同意这个提议。〔103〕毛泽东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总理、中央第一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就马上作出这样的决议。中共中央的文件往往这样写:“毛主席、党中央决定……”〔104〕毛泽东在党中央之上。党中央、中央政治局都成为贯彻、执行毛泽东指示、指令的工具。谁也不敢反对毛泽东的任何意见,在那个年代,谁反对毛泽东“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谁反对毛泽东,就是现行反革命。毛泽东自己说:“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105〕“虎气”是什么?就是霸气,就是霸道,就是专断。

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在选接班人这个问题上,其私有化、专断化,暴露出他身上存在的家长制习气、封建主义因素,同时也反映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建设中存在的问题。1980年8月,奥琳埃娜·法拉奇问邓小平:“是毛主席选择了林彪,就像西方的国王选择继承人那样,选择了林彪。”邓小平说:“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的做法。刚才我说我们制度不健全,其中也包括这个在内。”〔106〕邓小平的话是一针见血的。

第二,从选接班人的标准来说也异化了。

在现代中国,选共产党的领导人,就等于选国家领导人。国家领导人的标准应该是什么,除了法律规定了一些条件之外,要而言之就是德才兼备。德,主要的是忠于人民忠于国家;才,主要就是有领导、治理国家的能力。

1964年6月,毛泽东(已经对刘少奇不满意了)提出了接班人的标准。他说:“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条:第一条,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第三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第四条,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听各种意见,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 ’。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107〕这样的接班人标准,有某些可取之处,但基本上只强调了德,而没有强调才。德,也是把懂马列主义,把意识形态放在首位,不把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放在首位,这在政治挂帅、意识形态挂帅的年代是自然的。在实际过程中,更把意识形态极端化、形而上学化、唯心主义化。即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就不是马列主义,与毛泽东不同的意见就是修正主义,以至毛泽东说这是马列主义就是马列主义,那是修正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包产到户应该与意识形态无关,但毛泽东反对包产到户〔108〕,并认为这是赞成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109〕。于是赞同包产到户的刘少奇等就是资本主义派,就是搞修正主义。刘少奇就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发表与毛泽东不同的看法,于是刘少奇就被认为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最终被“搞掉”。“文革”中毛泽东说:“反潮流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原则。”〔110〕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但毛泽东说“反潮流是马克思主义”,反潮流就是马克思主义。以致“文革”时期最流行的话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蒂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就是马克思主义,不造反就是修正主义。自然王洪文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尽管没有才、不善于团结人,也被毛泽东提拔起来。

选国家领导人,应是意识形态第一还是人民利益、人民拥护第一?应是人民利益、人民拥护第一。一个领导人,如果不为人民谋利益,不被人民拥护,即便一时上了台,最终也会被人民拉开下台,这是政治定律,是历史规律。能为人民谋利益、被人民拥护的意识形态,才是好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只有能为人民谋利益、被人民拥护,才是马克思主义,否则就不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有时候是认识到这一点的,他有一次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管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你们、伙夫、马夫讲的,拿到群众中行得通才行。”〔111〕但有时候,他大概就忘了这一点)。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实际上它违背了人民利益、不被人民拥护,最终被人民否定了。毛泽东按照他似是而非的“马克思主义”选的接班人,最终也被人民否定了。

在毛泽东这里,选接班人的标准的异化,更明显的是标准的自私化、封建化。毛泽东评价一个人的好坏,有的时候标准变成是不是忠于自己,是不是听我的话,是不是事事向我请示汇报。“文革”时期,毛泽东与斯诺谈话,谈到需要一点个人崇拜〔112〕正是这样的思想的反映。《毛谱》记:1967年12月17日,毛泽东审阅姚文元起草的《关于新华社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稿,其中有:“努力建立一个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坚强的领导核心”,毛泽东把三个“无限”删去,保留了三个“忠于”。〔113〕这说明毛泽东主张三个“忠于”。三“忠于”是“文革”的流行语,其实质就是忠于毛泽东。

为什么从延安时期开始,毛泽东选刘少奇为接班人,因为当时刘少奇是忠于毛泽东的,是全力拥护毛泽东路线、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毛泽东1941年写的《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路线的批判》,文章“太尖锐”,没有发表,也没有在中央传阅,只给两个人看了,一个是刘少奇,一个是任弼时〔114〕。这说明,刘少奇、任弼时是毛泽东当时最信任的人、最亲近的人。到刘少奇当国家主席以后,尽管独立地开展了工作,发表了意见,但刘少奇还是忠于毛泽东的,而毛泽东却认为刘少奇不忠了。把刘少奇等推到一线,自己退居二线,毛泽东说:“我想在我未死以前,树立他们的威信,现在走到反面,结果变成独立王国,许多事情不同我商量。”〔115〕甚至当场就反对我。这些就是不忠。不忠就不能当接班人。邓小平再次被打倒,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不听话了,不三“忠于”。毛泽东为什么最终选了华国锋当接班人,其中有一条就是华国锋是三“忠于”的践行者,是事事请示汇报的,是言听计从的。忠不忠、听不听话,在毛泽东选接班人的过程中实际上成了第一标准。以致忠于我、听我话就是马克思主义;不忠、不听话就是修正主义。把忠于个人与否作为评价人的第一标准,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是封建的伦理纲常、君君臣臣的体现。奥琳埃娜·法拉奇问邓小平:“据说,毛主席经常抱怨你不太听他的话,不喜欢你,这是否是真的?”邓小平说:“毛主席说我不听他的话是有过的。但也不是只指我一个人,对其他领导人也有这样的情况。这反映毛主席后期有些不健康的思想,有家长制这些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116〕这是经验之谈。

上述史实表明,尽管毛泽东出于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考虑,精心选择、培养接班人,但因为他的个人决断违反世界民主潮流,所以导致不理想的结局,其教训十分深刻。

从哲学的角度看毛泽东选接班人不成功,得出的结论是:人、事的认同度,认同的人越少,认同的范围越小,主体间性越小,越不具有真理性、稳定性、持久性;认同的人越多,认同的范围越大,主体间性越大,越具有真理性、稳定性、持久性。因为认同度与支持度是成正比的。

参考文献: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四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20、403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一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49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211

〔5〕〔6〕〔7〕〔8〕〔9〕〔10〕〔12〕〔13〕〔14〕〔16〕〔17〕〔18〕〔19〕〔20〕〔21〕〔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五卷)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22-27、322、518、456、457、457、579、611、592、27、539、545-546、586、587、611、613

〔11〕〔15〕〔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六卷)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357、63、31、127、243、283、285、291-292、298、320、323、327、329 -331、389、404、413、410、425、426、449、390、206、364、565、31、402、403、407、442、448、478、595、554、556、540、540、552、562、583

〔45〕瞿定国等.曾经沧海:李德生调中央工作前后.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468

〔46〕百度百科·纪登奎

〔62〕〔63〕〔9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624-625、641、237-238

〔64〕〔1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11、597

〔65〕〔66〕〔67〕〔68〕〔69〕〔70〕〔71〕〔72〕〔73〕〔74〕〔75〕〔76〕〔77〕〔78〕〔79〕〔80〕〔81〕〔82〕〔83〕〔84〕〔85〕〔86〕〔87〕〔89〕〔90〕〔91〕〔92〕〔93〕〔94〕〔95〕〔96〕〔97〕〔99〕〔102〕〔103〕〔104〕〔110〕〔112〕〔113〕〔1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5、89、103、166、204、401-402、416-417、445、472、473、515、549、566、562、562、557、621、649、620、625、640-641、646、609、409、648、624、634-635、635、636、646、648、649、540、358、448、566、348、358、146、6

〔88〕〔100〕〔101〕〔105〕〔107〕〔108〕〔109〕〔1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289-291、430、108、597、363、102-103、116、330

〔106〕〔11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346-347、347-348

赵汉:《积极地培养和大胆地提拔新生力量》摘录

■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我们要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项伟大的革命运动。

■必须加强党的建设,必须加强对新生力量的培养教育,使他们永远保持无产阶级的革命性,保证革命红旗代代相传,使革命火炬烧得更旺,举得更高,使各方面的领导工作,永远地、牢固地掌握在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人的手里。

■我们为了对党对人民负责,在选拔使用干部的时候,必须从德才着眼,应该是谁的党性好,谁的革命干劲大,谁的工作能力强,并且经过实际斗争的锻炼和考验,同工农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就让谁挑更重的担子,负更多的责任。

■一切封建帝王都是按照他们的政治标准选拔使用干部的。他们所谓的“贤才”,就是忠于帝王,忠于封建统治阶级,善于为帝王效劳,善于为封建阶级效劳。这同我们党的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是根本不同的。

■看到新干部超过自己,特别是自己领导的新干部超过自己,就感到十分愉快,十分高兴,这才是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的党性表现。

■实行无产阶级的路线,就是使新生力量彻底革命、永远革命的路线。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从来是作为战斗的武器而存在的。

■有了这样一支干部队伍,我们就一定能够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项伟大革命运动中,不断地取得新的胜利,我们就一定能够在最短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现代科学技术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我们就一定能够有力地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

《人民日报》社论:《知识青年要和工农群众变成一体》摘录

■特别是成千上万的学生青年,认识到农业在发展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了解到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是伟大光荣的任务,他们一批一批地投入农业战线,立志要做祖国第一代既会写写算算、懂得科学知识,又会使用犁耙锄头、农业机械的新型农民。他们的豪迈口号是:“千难万难都不怕,奔赴农村去开花,昂首阔步跟党走,祖国到处都是家”。

■鄙视体力劳动是剥削阶级的共同特点。我国封建的思想家孔子就曾经把“请学稼”“请学为圃”的弟子樊迟斥为“小人”。另一个封建思想家孟子则说什么:“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在这一点上,资产阶级同孔孟是完全一致的。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实践,是陶冶知识青年革命品质的熔炉。

■自己朝夕和劳动人民战斗在一起、生产在一起和生活在一起,就会熏陶出劳动人民的阶级感情和高贵品质。

■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坚持走上同工农变成一体的道路。

《人民日报》社论:《学了要用》摘录

■在劳动人民的劳动受到充分尊重,劳动人民的才能得以充分发挥的社会主义时代,不但是处处有“千里马”的时代,而且应该是处处有“伯乐”的时代。(《新华月报》1964年第6期)

赵汉编写《一件根本性的大事:谈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问题》(1964.05)

赵汉(1919-1966),原名王兆汉,男,汉族,1919年生,河北省定县高辛庄村人。1951年3月调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历任办公室主任、办公厅主任、秘书长。1960年9月至1966年8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62年主持起草《关于党的组织工作的若干经验教训》,总结党的建设与经济工作的结合、提高干部质量等经验。1963年在福建调查后,提出培养选拔新生力量的问题,并在《人民日报》发表《积极地培养和大胆地提拔新生力量》的文章,提出培养新生力量是党的一项战略任务等观点。1965年率先提出提拔青年干部到领导岗位任职。“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66年12月14日在北京逝世。1979年1月中央组织部为其恢复名誉,举行追悼会。著有《谈谈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一书。

六十年代的“接班人计划”

1965年8月末,19岁的任小彬和其他44个同学一起,坐在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即中央党校前身)的中礼堂里,等待着“青训班”开学典礼的开始。青训班学制五年,学员都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全部来自北京,毕业后将授予高等教育学历证书。学校绿化很好,像一座花园,但一栋栋宿舍空荡荡的,大多数人都下去搞“四清”运动了。一位个子不高的中年女性被簇拥着走了进来。出身干部家庭的任小彬,一眼认出这是党校校长林枫的夫人郭明秋,时任党校校委委员、政策研究室主任兼青训班班主任。多年后,68岁的任小彬还能一字一句地对《中国新闻周刊》复述出郭明秋的第一句话:“欢迎你们,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接班人!”这句话如此振聋发聩,震得听者头晕目眩。这些不到20岁的年轻人,很多来自工农家庭,他们做梦也没想过,自己竟与如此宏大的“接班人计划”联系在了一起。

“我们要准备后事”

1964年,中苏论战正酣。毛泽东再次想起了“杜勒斯的预言”。1958年10月28日,在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提问,中国是否会发生和平演变,杜勒斯回答:“当然……我很难说出具体的时间,但是我要说,几十年的可能性大于几百年。”据毛泽东的秘书林克撰文回忆,1959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了一次小范围的工作会议,讨论当时的国际形势。他让林克整理出了杜勒斯谈和平演变的三篇讲话,并亲自做了批注,一同印发给与会者。在毛泽东看来,防止中国发生和平演变的关键举措之一,在于培养接班人。

引发他关于接班人的思考的,或许还跟60年代初中共高级干部的接连去世有关。1961年,58岁的陈赓大将去世;1962年,63岁的李克农上将去世;1963年,61岁的罗荣桓元帅去世。三年间,少将以上的解放军将领中,共有18人去世。在当时的干部终身制下,后继无人的问题被突出地提上了日程。

1964年5月,中组部副部长赵汉有感于1963年在福建考察时所见,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积极地培养和大胆地提拔新生力量》。文章称,培养一个在政治上和业务能力上都比较成熟的、具有丰富经验的干部,是需要一个过程,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的。因此,必须及早动手,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一批一批地培养出来。

1964年6月8日,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他指出,宋任穷的一个材料很值得注意。三个月前,时任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到辽宁省盖平县(今盖县)走访。该县太阳升公社何屯大队党支部对全大队200多名青年进行了认真考察,挑选出了14人作为重点培养对象。之后,宋任穷给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封题为《关于农村支部培养接班人问题——汇报一个有政治远见的党支部》的信。毛泽东在讲话中说:“这个材料要发到各县、各社、各队去。你不注意培养后代怎么行?现在,就是不让青年人上来,有些人占着位子,都是老年人。总之,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干部配备也要有一、二、三线。不能一个人死了,没人管事了,要准备几线。”6月16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在北京十三陵水库管理处大楼召开。毛泽东再次提出了接班人问题,而且提出,从中央局、省、地、县到支部,都要搞几层接班人。7月,毛泽东主持讨论中苏论战“九评”的最后一篇《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的修改稿。他谈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搞和平演变,是向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们中国在内,向所有共产党,包括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内,敲响了警钟。帝国主义对我们第一代、第二代大概没有指望了,但他们寄希望于第三代、第四代和平演变,杜勒斯辈就是这么公开说的。因此我们要准备后事,要培养革命接班人。”7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该文,正式向全国公开提出了培养接班人的问题。

摸底调查

为了摸底,1964年,中组部进行了一次全国范围的调查。第二年8月,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培养提拔新生力量参加县、地、省领导工作的报告》。11月17日,中央将中组部的这份报告批转下发。批示中称,这是“关乎全局和革命长远利益的战略问题”。根据这份报告,在南方十二省区,省级干部中,本地干部占90%以上。在地、县两级中,还是以解放时南下的北方干部为主。在129名地委书记中,南方本地干部有37名,占29%;在1092名县委书记中,南方本地干部有306名,占28%。在北方八省中,虽然都是本地干部为主,但地委书记的平均年龄达47岁,县委书记也大多在42岁以上。报告总结道:“过去十几年中,对培养提拔新生力量和本地干部注意不够,这是干部工作中的一个严重的缺点。”

1986年任中组部调配局局长的杨志海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回忆,他也看到过相关数据。60年代,省一级的干部基本都是大革命时期(1927年以前)参加工作的,地级干部多是大革命后期或抗战时期参加工作的,县一级干部基本为抗战后期或解放战争初期参加工作的。

鉴于干部队伍的老化现象,报告提出了八项应对措施:制定出培养提拔新生力量的具体规划,一个一个落实到人;培养提拔新生力量,要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南方各省区培养提拔本地干部时,要对北方籍的领导干部做适当调整,如去其他适当的工作岗位,或调回北方;少数民族地区,应注意提拔少数民族中的新生力量;一切地区、一切部门,都应注意培养提拔妇女干部中的新生力量;做好老干部的思想工作,所有老干部都应该不吝惜自己的精力,培养新生力量;如果有南下干部已适应了当地的生活,可以就地安排。“步子要稳,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去做,不要搞突击,不要一下子换一大批,以免影响工作,影响干部团结。”

1964年,中组部开始执行提拔接班人的任务。人手从各个部门抽调。当时,中组部共六个处,干部不到250名。一处为综合调配处,二处管党群政法干部和干部的综合研究,三处管工业干部,四处管财贸农业干部,五处管对外干部,六处管党的基层建设,此外还有一个研究室和一个办公厅。二处的唐文光,就是被抽调出来的人员之一。如今86岁的唐文光,1963年进入中组部工作,是文革前进入中组部工作的老同志中硕果仅存的几位之一。在福建省福州市老干部局的办公楼内,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他进中组部和提拔新生力量颇有一些渊源。1963年,中组部副部长赵汉到福建考察。临走前,他请福建省委组织部推荐一个年轻有文化的县委书记到中组部工作。时任中组部部长安子文指示,部里的处长(即现在的司局级干部)都要下到县里锻炼,地方干部也可以调到部里工作。时任福州市新店区区委书记、35岁的唐文光被推荐给了赵汉。赵汉看了档案后十分满意,当年中组部就调唐文光进京。1964年,中组部自身率先提拔了两名年轻人,担任司局级干部。中组部研究室一位32岁的年轻人被提拔为副主任,日后担任了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编者注:此人是否指鲍彤?);安子文的秘书邱建鼎被提拔为中组部办公厅副主任,文革后任中央党校组织部部长。

59名接班人

1964年6月,中组部开始从大学毕业生中挑选接班人。这个任务交给了二处,唐文光是唯一一个一直负责到底的。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按照中组部部长安子文的设想,对待这些挑选出来的大学毕业生,将按照特殊选拔、特殊培养、特殊使用的“三特殊”原则,先将之下放基层锻炼,当县委书记、公社书记和大队支部书记,看日后的成长。遴选的条件,首先必须是党员。仅此一项,全国20万大学毕业生里,只剩2000人了。唐文光记得,针对这2000人的挑选,按照政治条件第一位、学习成绩中上即可的条件进行。这项工作由各省组织部负责,名额分到各省,沿海省份较多。家庭成分必须是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人和革命干部,地主成分不要。全国一共选出了60名大学生(其中一人最终没有参加,实际为59人),男生占了大多数。其中,天津选拔了4个人。24岁的南开大学原子核物理专业毕业生李梦锡当时任系里的团总支副书记,毕业时,所有同学都确定了分配去向,只有他“待分配”。待同学都离校后,老师才告知他,他被中组部选中了。25岁的山东大学政治专业学生杨志海则在山东选拔的3个人之中。毕业前,山东省委组织部调配处一位姓欧的处长找他谈话。后来,他自己到中组部调配局工作后也经常找干部谈话。他那时才知道,组织找人谈话前,早已看过档案、全面了解了情况了。“谈话就是看人,看你的谈吐。”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填报分配志愿时,系里通知他,不用填了,毕业后直接去中组部报到。山东省委组织部给他出路费,让他先回了一趟老家。随后通知他,直接去北京的中央党校报到,在那里进行为期一年的理论学习。不久后,省委组织部再次通知他,不用去中央党校学习了,直接去江苏四清。他后来才知道,1963年中央党校前任校长杨献珍提出,事物既是“一分为二”的,也是“合二为一”的,这一理论被视为反毛泽东的“一分为二”哲学理论,因此,中央党校1964年7月起开始批杨献珍(其时任副校长)的“合二为一”理论,原计划的理论学习被取消了。搞四清,原本在中组部的培养规划中属于二年级的内容。1964年七八月间,在北戴河一号楼,毛泽东和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学习的侄子毛远新进行了一次有关接班人的著名谈话。他提到:“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不搞四清就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

1964年夏末,这59名大学生,20人左右一拨,分赴江苏、山西和湖南四清。李梦锡和杨志海都去了江苏。这个组的学生来自天津、山东、上海、江苏和福建五省市,共19人,由专门安排的优秀县委书记——泰兴县委书记带队。一些工作能力较强的学生被任命为大队下面的小组组长,杨志海便是其中之一。中组部的领导专门来看望过他们。“领导说,你们的任务是要做一辈子的政治思想工作,一辈子的组织工作,一辈子的干部工作。”李梦锡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有关“接班人”的字眼并没有被提起,但李梦锡意识到,自己在被培养。“我知道,来这里就是要改造自己,如果做得好可以被提拔,做不好就要一辈子留在当地。”

“接班人和接官人”

经中组部考察,第一年的这59名大学生表现优秀,1965年,名额翻番,选出了120名大学生,并增加了女生名额。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特种冶金专业、23岁的顾人凤,原打算考研,但学校通知,她被中组部选上,要去北京。“党的需要就是我的第一志愿,我当然服从分配。”顾人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1965年,包括顾人凤在内,上海市选拔了9名应届毕业生,五男四女,分别来自同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大等高校。他们与来自北京的15名毕业生一起,集中在北京,住在万寿路的中组部招待所。他们首先参加了中组部的集体培训,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学习四清材料。1964年的59名大学生也从四清所在地来京参加培训,他们中的代表还介绍了参加四清的经验教训。其中,就有顾人凤后来的丈夫、毕业于复旦大学原子核物理专业的张学群。培训中,中组部二处处长赵振清到场讲话,讲“接班人和接官人”的问题。“赵振清说,接班是接革命的班,接老一代革命事业的班;接班不等于接官,不要一开始就想着做官。但接班又必然要接官,所以必须要培养我们成为领导干部。”杨志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多年后,他仍然对这次讲话印象深刻。此时,“接班人”开始被正式提出。现在回忆起来,杨志海认为这其实是“接班人计划”的一个弊端。“这让我们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是特殊的,会有优越感。”这一年,来自东北地区8所院校的17名大学毕业生,没有来北京参加集训,而是就地在辽宁省委党校进行培训。25岁的辽宁大学历史系毕业生李有存一开始并不乐意进入这个名单。她是团支部书记,每年都是优秀学生,毕业时本已确定分配到长春历史研究所工作,却被通知要去中组部。李有存表示想搞专业,不想做组织工作。为此,省委组织部派人找她谈话,告诉她作为共产党员应服从组织分配。和这17名毕业生一起参加培训的,还有辽宁省委组织部自己挑选的省内接班人。

四清

1965年秋,1964届59名大学生和1965届中来自北京、上海的大学生,随中组部领导分赴河北、陕西和山西四清。山西由副部长陈野苹带队,陕西由副部长赵汉带队,河北则由部长安子文亲自带队。杨志海和顾人凤都分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二十里铺公社二十里铺大队搞四清。他们分散住在不同的村,在农民家吃住,每天的伙食费3角钱,不准超标。杨志海则对高规格的四清队伍印象深刻。二十里铺大队队长由中组部六处处长陈一平担任,副队长是化名为韩文的安子文。指导员是河北省委组织部部长,副指导员是中组部研究室副主任。大队管后勤的是中组部行政处处长王庭栋,负责安全工作的是石家庄市地级公安部门负责人。李梦锡则分在正定县二十里铺公社东两岭大队。同样分在这个大队的唐文光除自己参加四清外,还负责考察大学生们的表现。“我心中有数,什么人政治好、工作能力不强,什么人工作好、政治不行,什么人两方面都很强。”他对李梦锡印象深刻,觉得他这两方面都很强。按照计划,如果有人表现不佳,则退回学校重新分配,但两年来,所有人都表现优异,留在了计划内。毛泽东的女儿李讷也一起参加了这次四清。当时李讷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大四,不在接班人计划名单中,但也一起参加了四清,为了锻炼她,还让她当了小组副组长。唐文光回忆,她很愿意吃苦,表现不错,但工作能力有待磨炼。李讷的身份只有中组部的人知道。毕业于北京大学、后来任《光明日报》副总编辑的孙关龙曾起了疑心,向唐文光打听。“我只好回答他,你该知道的,我会告诉你;你不该知道的,你不要问。”这在中组部,几乎是一个通用的标准答案。1966年5月,因表现优异,杨志海成为正定县县委副书记。同一届的另两位山东籍大学生周长清和张克智,分别成为公社党委副书记和村支部副书记,实现了安子文所希望的三级基层干部搭配的安排。就任前,杨志海特地去向安子文请教。安子文要他起码在县委副书记任上做三年,再做县委书记。“他说,县委书记是关键岗位,如果坐好了,可以不经过地委,直接到上面来。我的任务呢,不是学怎么种地,是要善于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学会治理这个地方。”

青训班

除中组部之外,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也参与了对新生力量的培养。在党校校长、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林枫的提议下,经中央书记处同意,党校开办了“青训班”,在高教部的配合下,从全国各地选拔高中毕业生。因为时间紧迫,1965年的青训班只从北京市招生。由各中学推荐毕业生,中央党校组织处处长杨长春带队、中央党校和北京市委共同抽调人组成的考察组进行考察,通过即可录取。45名高中毕业生进入了这个班,30名男生,15名女生,全部政治表现优异。三个来自北京四中的毕业生进入了这个班,他们是:开国上将苏振华的儿子苏承德、外交部驻东德参赞宋之光的儿子宋扬之和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任彬的儿子任小彬。高中期间,任小彬成为了四清中的积极分子。毕业这年,老师告诉他,不要考大学,等待中央党校的考察,直接参加青训班。“四中干部子弟很多,学校不断强调,让我们觉得,接老干部的班,让红色江山不变色,属于我们的一份责任。”任小彬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时任中央党校党委办公室秘书科长金春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中央党校的所有教职员工都知道,这批青训班学员是接班人。“不仅是中央党校的接班人,而且是全国的接班人。”因为是培养接班人,培养方法十分特殊。学校在安排宿舍时,颇费了一番心思。青训班中,三分之二来自工农和一般干部家庭,三分之一为高干子弟。每间宿舍两个人,总是尽量让干部子弟和工农子弟搭配。8月开学后,并不着急上课。有两个月时间,他们天天自由地出入图书馆看书。学校破例给他们发了最高等级的借书证,可以借阅“灰皮书”。“我那会儿看了德热拉斯、托洛茨基的书。可以看得出来,林枫对我们这批学生期望很高,放得开。”任小彬说。给青训班上课的老师也十分特殊,多数是外请的党政领导,党校内部的老师并不多。这一年的10月,青训班学员都下去四清,直到第二年六七月份文革开始后才回到学校,很快投入了文革的热潮。任小彬参加的“红战团”因为贴了康生的大字报,被宣布为反动组织,他则被开除党籍。林枫本人也被戴高帽游街。青训班被定性为“培养修正主义苗子”的园地,成为他的罪行之一。入校时林枫曾计划,这批学生第一年四清,第二年开始去工厂和部队实践,最后一两年学习理论知识,五年后毕业,挑一定的担子,逐渐培养。但这五年间,这45个学生先后经历了四清、下放干校、参加清理阶级队伍和整党,几乎没怎么上过理论课。1970年,青训班学员毕业。这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接班人”,并没有受到特殊对待。毕业时,任小彬和同学们被分配到了天南海北,到基层当了工人、农民。直到1977年胡耀邦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他才得以平反,恢复党籍。一些青训班学员留在了基层,直至退休。也有一部分学员靠自己的努力,从基层脱颖而出,如后来任《光明日报》副总编辑的李景瑞、退休前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的甄小英。任小彬则在1980年代成为中组部青干局副局长。据任小彬所知,除了中央党校,当时各地方党校和一些顶尖高校都以“培养接班人”为目的招收了学生,但这个青训班无疑是其中最特殊的一个。这是中央党校建校历史上,第一次亦是唯一一次招收高中毕业生。

回归

文革开始后,中组部的接班人计划也中断了。唐文光等中组部干部接到通知,全部回京参加运动。多数大学生和杨志海一样,留在了当地,成为公社、大队干部。刘少奇被打倒后,他们被说成是刘少奇的“黑苗苗”。杨志海被打成“刘少奇、安子文伸向河北的黑爪牙”,挨了批斗。杨志海回忆,文革中,这两拨大学生命运各异。有的人在基层任职,被批为“走资派”;有的人回到北京,到中组部讨说法,继而成为了“造反派”。“不过据我了解,即使成为造反派的,也没有很激进的。”唐文光曾接待这些讨说法的人。“中组部都散了,领导也靠边站了。我也不知道该拿这批学生怎么办,只能跟他们说,回去以后参加革命,在大风大浪中成长。”1969年,他自己也被下放到东北白城地区的中组部五七干校,后在河南省洛阳市制冷机械厂做党支部书记。

1975年,中组部逐渐恢复秩序,重建了办事组、干部组、组织组和研究组。老干部们开始出来工作。中组部曾派人来问唐文光,是否愿意回部里工作,他婉拒了。“那会儿形势不明朗,要是再来一个文革,我也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我还是想回到地方去。”1976年,他回到福州市,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1985年起,先后任福建省人事局副局长、局长,在省老干部局局长任上退休。

1975年,文革前的这两批接班人,开始重新进入中组部的视野。这一年,杨志海从石家庄地委调回了中组部,被分到干部组下面的调配小组。1986年,出任调配局局长。1992年,他离开中组部,先后任黑龙江省副省长、轻工业部副部长。目前,担任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1978年,在《沈阳日报》工作的李有存给时任中组部部长胡耀邦写了一封信。她问:文革前选拔了一批大学生,现在是否还有安排?能不能回到组织部?胡耀邦的秘书张耀光代笔回了信,称中组部会对此负责,让她耐心等待。果然,1979年,李有存回到了中组部,进入老干部局工作。1981年,她成为专门平反冤假错案的党史处负责人。1983年,任老干部局副局长。2000年,从《人民日报》群工部主任岗位上退休。同一年,李梦锡也从北京市锅炉厂回到了中组部。最后,从中组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的任上退休。他印象中,当时进入中组部的还有其他几个“接班人”计划的大学生,但都是来了又走。另一位一直干到退休的,是同为1964届大学生、退休前任中组部四局副局级干部的马红珍。这两拨大学生,还保持着春节或外地来人时聚会的习惯,不过是分地区的。顾人凤只认识在山西、陕西、河北四清的这五十来人,李有存所知的也只是东北的17人而已。

全部179名大学生的名单,现在已不可查。杨志海在中组部调配局工作时,经手了这179人中多数人的工作变动。他回忆,其中不少人,成为局级、副局级干部,还有一些则远离政治,转往技术岗位。如顾人凤,就申请调到了专业对口的北京市冶金局,在技术岗位上待到退休。李有存进中组部后得知,这179名大学生,原本是作为省部级干部的候选人培养的。不过,最终只出了4名部级或副部级领导。除杨志海外,另三人分别为:1964届的张克智,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是正定县四清成员之一,后来任国务院副秘书长。1965届的肖作福,毕业于辽宁大学哲学系,东北17人之一,后来任辽宁省政协主席。1965届的陈玉杰,毕业于吉林工业大学,亦是这17人之一,后来任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

“培养接班人这条路,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走了一条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路。当时只有一个标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不带任何个人色彩,没有任何不正之风,十分公平。我们这批人,没有人出过大问题,更没有人被抓,所以这是一条值得肯定的路线。”杨志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徐天 《中国新闻周刊》2014年第33期)

来源:中国农村综合改革研究中心收集整理(2015-0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