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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专题研究(2)

时间: 2017-07-25 08:21:45来源: 作者: 阅读:

农村改革三大问题

陈锡文

在当前的农村改革实践中,有三个问题值得引起高度重视。

一、农村土地制度问题

农村土地制度是农村经济制度和社会组织结构的基础。土地是财富之母,通过土地尽快获取财富的“捷径”有两条:改变用途和改变所有权。但如果这两个改变不是按规划许可和法律规定进行,导致的后果就可想而知。因此,要清醒认识到,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既可以成为推动农村发展的强大动力,同时它也将决定农村发展的方向。

1.改革农村土地制度不能动摇“用途管制”原则。当今世界各国对土地的管理都遵循“用途管制”的原则,即严格按规划来使用和管理土地。土地利用规划在任何国家都是超越所有制的,不管土地归谁所有,都必须按规划使用。我国的土地有两种所有制,但在使用上必须服从于统一的规划,因此“用途管制”也是我国土地管理制度的核心。一个时期以来,用途管制制度在我国不少地方受到挑战,违反规划使用土地的现象大量发生,这对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都将造成极大的冲击。不少地方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都是在统筹城乡发展的名义下推进的。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无疑是必须的,但把土地的用途管制看作是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认为只有当农村、农民的土地可以被随意用于任何目的时,才是打破了土地管理上的城乡二元体制,那是一个极大的误解。因此,对当前有些很流行的观点就有必要商榷。一是关于“土地资本化”。农业本身就是一大产业,对农业经营者来说,土地无疑是他最重要的资本。对耕种着的土地说还要“资本化”,实际上就是想把农地非农化、使农地成为其他产业的资本。二是关于“土地市场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在推进土地使用权的市场化,并正在形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和城镇建设用地招拍挂等市场制度。但土地是必须按规划来使用的,所以土地市场是必须按用途来严格分类的。农地、工业用地、商业用地、住宅用地等等,它们各有各的市场。不区分用途而笼统地讲土地的市场化,实际上是要通过市场交易来改变规划确定的土地用途、尤其是农地的用途,这是在世界各国都不可能找得到的“土地市场”。三是关于级差地租问题。级差地租是指同类用途的土地由于位置、肥力等方面的差异而产生的不同收益。把农地和建设用地做所谓的级差地租比较是不科学的,因为它们的用途不同。决定农地级差地租的主要因素是土壤肥力。但土壤肥力对建设用地显然毫无意义。因此,不以土地的用途管制为前提而只讲土地的级差地租,客观上是在鼓励土地改变用途、把农地转为建设用地。显然,农村土地制度需要改革的地方很多,但用途管制的原则不能改,否则一定会造成农地的大量流失。

2.改革农村土地制度不能损害农民的权益。我国宪法规定,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土地除法律规定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在这样的制度框架下,农村土地转为城市土地,就只能通过政府的征收。政府行使公权力去征地,按法律规定只能用于社会公益性目的。但实际上,不管用于何种目的,只要是非农民自用的建设项目,目前政府都在行使土地征收权。同时,在理论上有一个误区:认为凡用于公益性目的的土地征收,土地的原所有者或使用者就应当在利益上吃亏。这显然毫无道理。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已经明确了征地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就是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提高补偿标准,落实安置政策。目前正在推进的征地制度改革也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城镇规划区以外的非公益性建设项目,如符合规划、经批准立项,其使用的农村土地可以不征收为国有,允许农民以多种方式参与开发和经营。但目前不少地方的改革并没有循此方向推进,而是以“土地资本化”、“土地市场化”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置换”等名义,把更多的农村土地征收为国有,这对农民的土地权益到底是保护还是损害,值得认真斟酌。

3.土地利用必须服从国家宏观调控的目标。农村土地用途的改变,不仅关系到农业发展和农民长久生计,而且关系到国家的宏观调控。建设用地不仅要符合规划,而且必须按年度计划安排。只有把握了每年建设用地的总规模,才能知道每年大体需要发放多少贷款,需要拥有多大的钢材、水泥等产能,需要安排多少水、电、路、气等公用基础设施的建设。因此,农村土地转为城市建设用地的总规模,实际上是国家实现宏观调控目标的一道重要闸门,突破了这道闸门,就很难谈得上宏观调控的有效性。

二、农村村庄拆并问题

随着国家保护耕地力度的加大,原来那种以滥占耕地来扩大建设规模的现象得到了遏制。但不少地方现在却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找到了擅自增加建设用地的“新途径”。

1.正确理解“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内涵。《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只能由农民和农村集体组织自用;农民集体的土地不得出让、转让或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国务院2004年28号文件提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本意,是为了促进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村庄和集镇规划的编制,通过“增减挂钩”,使农村节约的建设用地用于发展小城镇和县域经济。国土部门在随后开展的“增减挂钩”试点工作中,始终强调要遵循以下原则:一是村庄整治要经国土部门批准并获得周转建设用地指标;二是增减挂钩的建设用地指标只能在县域内置换;三是置换进城使用的建设用地要纳入年度用地计划指标;四是指标置换进城后增值的土地收益必须全部返还农村。对照这几条原则,不难看出目前许多地方推行的“增减挂钩”实际上不符合法律和政策的规定。

2.“增减挂钩”已成为城市扩张和谋取土地财政的捷径。实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大多是在统筹城乡发展和建设新农村的名义下进行的。将农村村庄整理后(拆并村庄)后,农村节约了大量的建设用地。按国家规定,节约的这部分农村建设用地,首先要复垦为耕地,其次要优先考虑农村新增集体建设用地的需要,还有节余的,可调剂为城镇建设用地,但必须符合规划并纳入年度建设用地计划。但不少地方把拆并村庄后节约的农村建设用地基本都置换到城市使用,这不仅擅自扩大了城镇建设总规模,而且利用城乡建设用地的价差还可获取巨额土地收益。正是由于“增减挂钩”能有如此好处,于是它就在不少地方迅速蔓延,导致了史无前例的拆村造城运动。

3.要高度重视村庄拆并带来的长期社会问题。农村村庄的兴衰是经济社会长期发展变迁的自然结果。目前一些地方正在进行的大规模村庄拆并,虽然建成了一个个类似城镇居民小区的农村新社区,但如果居住其中的农民没能改变生产方式,其生活方式的改变就将面临很大困难。传统农村的宅院、村边、地头,都是农民创造收入的场所,甚至是大部分的日常生活消费都来自于此。进入新社区,这部分收入没有了,而生活费用的开支却明显增加,“连喝口水都要花钱”了。如没有新的就业机会和新的收入来源,能否长期维持就是个大问题。有些人说,建了农村新社区农民可以不进城而过上城里人的生活了。可实际并不尽然。因为村庄拆并后节约的土地指标都置换进城了。人留下了、地拿走了,于是要找新的就业机会还得打起铺盖进城,于是家里的新房就又成了空房。而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拆并村庄后面临的问题可能更为复杂、不确定性更大。因此,村庄的兴衰还是应当遵循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切不可为了获得些建设用地的置换指标和土地的价差收益就去大拆大建。应当说,就目前的国情国力而言,除了城市规划区范围内、除了农村劳动力绝大多数已转移到城镇和非农产业就业的发达地区,真正具备村庄拆并条件的地方相当有限。真心要统筹城乡发展、建设新农村,还是应在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上下更大工夫。

三、农业的经营主体问题

改革以来,我国农村确立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是宪法的规定,也是当今各项农村政策的基石。但30余年来,关于农业的经营主体问题始终存在着争论,焦点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家庭经营的农业是否能够现代化,二是小规模经营的农业是否有出路。

1.关于农业的家庭经营

只要稍微了解历史就不难发现:自奴隶社会结束以来,家庭经营就始终在人类农业史上占据着主导地位,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而非家庭经营的农业却只是短暂和个别的例外。农业适合家庭经营,是其产业自身特点和家庭特殊功能相吻合的结果。因此,农业家庭经营是全球性的普遍现象。我国农村改革废除人民公社体制、使农业重归家庭经营,是顺应了客观规律。家庭经营的农业能否现代化,这其实早已不是一个问题,实践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所有实现了农业现代化的国家,无一例外都实行农业的家庭经营。

2.关于农业的经营规模

如按土地面积来衡量,各国农业的经营规模有着巨大的差异。这是由各国不同的资源禀赋、开发历史所决定的。在城市化水平大体相当的工业化国家中,它们的农业经营规模仍然有着巨大差异。这说明,农业经营的土地规模基本是由国情决定的。

世界上的农业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人多地少的传统国家农业,其代表是亚洲和西欧;另一类是人少地多的新大陆国家农业,其代表是南北美洲和澳洲。要求这两类国家在农业经营的土地规模上趋于接近,大概是很难实现的目标;但这并不妨碍它们各自走出具有自身特点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决定农业现代化的基本要素,除了土地的经营规模,还有组织的规模、市场的规模、社会化服务的规模、先进技术应用的规模,以及政府对农业支持保护的规模等,不能一讲农业的规模就只想到土地。只要扬长避短、发挥自身优势,人多地少的国家照样也能实现农业现代化。

3.农地的流转、集中与规模经营

近两年社会上有一种误解:似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是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2008年10月)才被允许的。事实上,早在1984年明确延长农村土地承包期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中就提出:鼓励土地逐步向种田能手集中。此后,凡涉及农村土地的国家法律和中央文件,都总是在强调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同时,允许农民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农地流转与集中的前提条件,是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对农业劳动力和农村人口的吸纳。如缺乏这样的条件,不顾农民的意愿强制流转和集中土地,这样的所谓土地规模经营,便与历史上的土地兼没什么两样了。

因此,一要抓紧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权、登记、颁证,二要使工业化、城镇化能够稳定转移、吸纳农村人口,三要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如此,土地的流转、集中和规模经营就自会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地健康发展。

4.关键是提高农业的组织化程度和社会化服务水平

近年来,一些地方出现了鼓励工商企业、社会资本长时间、大规模租赁和经营农户承包土地的现象。这固然为农业发展带来了资金、技术等稀缺要素,但由此引发的问题也不可忽视:如导致农地非粮化、非农化利用的加剧,相当部分农业劳动力改变了自身的业主地位成为雇工,或是不得不离开自己的承包土地外出打工等。更突出的是,农村改革成功的精髓在于使农民生产属于他自己的农产品,而以资本为主导的雇工农业则使农民重新回到为他人生产农产品的境地。这样的变化对农业、农村的长期发展究竟意味着什么,显然并不是在短时期内就能看得很清楚。

问题的实质在于:中国农业已经到了必须更换经营主体的时候吗?日本从二战后的土改到2009年的60多年时间中,始终不允许非农民(包括市民和工商企业)租赁农地从事农业;但2009年修改的农业法对此作了许可。笔者曾当面咨询时任日本农林水产大臣:为何对法律做出如此修改?答案是“因日本农民的数量已降到不足国民总数的5%”。我国要达到这样的发展阶段,显然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因此就不能不把农户的自主经营权和农村的社会稳定放在更为优先的地位。

对工商企业和社会资本下乡,当然应该予以鼓励,但现阶段主要是鼓励其到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的各环节为农民提供服务,鼓励其从事农产品的加工和营销,鼓励其去开发那些农村集体组织和农户无力开发的闲置资源,而不鼓励它们去与农民竞争现有耕地的经营权。

中共中央2001年18号文件曾明确提出:“不提倡工商企业长时间、大面积租赁和经营农户承包地”,但为什么一些地方还是热衷于此?就是因为短期见效快、比与千家万户的农民打交道来得省事。

但要引导数以亿计规模细小、经营分散的农户走上现代化之路,靠企业去替代它们作为经营主体显然并不现实。因此,必须按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要求,下决心发展农民自己的合作组织、下决心完善农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把一家一户办不了、办不好、办起来不经济的事情办好,舍此没有别的捷径可走。(《中国改革》2010年第11期)

土地流转、集中和规模经营的具体形式,应当尊重农民的意愿。发展农民自身的合作组织,不仅可以发展规模经营,又能保持农户经营主体的地位。要把发展多种形式的新型农民合作组织放在创新农业经营体系重要位置,使之成为发展集约化、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的现代农业经营体,成为国家支持农业发展的重要渠道。

已有的国际经验表明,支持发展农民的合作组织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举措。国家对农业发展的资金支持,通过合作组织可以使其更多地转化为农业的产业资本,如兴建农业的基础设施,促进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建立农民自己的农产品流通和加工设施等。更重要的是,通过农民的合作组织可以使联合起来的农户与流通领域的商业资本相抗衡,从而改变农产品生产者的利润在流通领域大量流失的现象。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省的农民就是在政府的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之下,通过发展如黄宗智所说的“纵向一体化”合作,实现了较高的收入水平。

要引导数以亿计规模细小、经营分散的农户走上现代化之路,靠企业去替代它们作为经营主体显然并不现实。必须按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要求,下决心发展农民自己的合作组织、下决心完善农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把一家一户办不了、办不好、办起来不经济的事情办好,舍此没有别的捷径可走。

把握农村经济结构、农业经营形式和农村社会形态变迁的脉搏

陈锡文

【内容提要】本文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农业经营形式和农村社会形态,认为应注重农民家庭在农业经营中的主体地位,注重支持农民的合作组织。本文提出,在对农业经营形式进行选择时,始终应当将农民的长远生计、农业的持续发展和农村的社会稳定作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为中国人均农业自然资源稀少的国情难以改变,在相当长时期内农村仍将生活着大量人口的现象难以改变,以村庄为基础构建的农村社会形态也难以改变。

【关键词】农业经营形式;农村社会形态;家庭经营;合作组织

读了黄宗智先生所组织的这一组文章以及他为这些文章所写的导言,再次引起了我的很多思考。当今中国正处在一个经济、社会结构大变动的历史阶段。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使农村也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其中最突出或者说最表象的是两方面:一是农村土地大量转为城镇和各类非农业项目的建设用地:二是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向城镇从事非农业生产。这是任何国家在这一发展阶段都必然发生的现象,因此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非如此,国家就不可能现代化。

现在需要探讨的是,在农村发生这一系列变化的过程中,农业的经营形式到底该如何适应?或者说人们该怎样选择工业化时代的农业经营形式?

一、要区分两种不同的农业经营形式和农村社会形态

实际上,早在工业化浪潮出现之前,世界上的农业经营形式就已经有了两个大类的分野:一类是传统国家的农业,其代表是亚欧大陆板块中大多数开发较早的地区。在这类地区,由于人类开发的历史久远,人口繁衍众多,因此逐步呈现出人多地少和人们依村庄集居的趋势,传统意义上的小农和小农经济,指的就是这类地区的农业和农村状况。另一类是新大陆国家的农业,其代表是南北美洲和大洋洲。在那里人类开发的历史短,总体上地广人稀,尽管农业也基本是由一家一户在经营(其中有的地方也曾出现过奴隶制的农场),但因其规模巨大,农场之间相隔甚远,在农村地区就只有散居的农场主而无农户集居的村庄。因此,传统国家与新大陆国家的农业和农村,最大的区别其实不在于农地经营的规模而在于农村的社会形态——有无村庄的存在。正因为如此,工业化对这两类国家农业和农村的影响,也就必然会有显见的不同之处。

在新大陆国家,工业化为农户(农场主)耕作更大面积的土地提供了更有利的技术和装备条件,因此,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和农村人口的减少,那里农场的经营规模不断扩大,而农场主的居住则更为分散,但这并不改变那里原有的农村社会形态。而传统国家的情况却复杂得多。除了因农业人口逐步转移而使继续从事农业的农户在土地经营规模上得到有限的扩大之外,农村自身的经济结构更是出现了复杂的变化。一是由于城镇的快速扩张,大量城郊村庄消失了,那里的农民已经没有条件再从事农业;二是为满足经济快速增长和城镇人口大量增加的需求,农产品的生产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这就是黄宗智先生所分析的“隐性农业革命”,即农民把更多的农业资源用于生产更多高价值的农产品;三是农民的兼业化程度显著提高,来自农业以外的收入在农户家庭收入中的比重不断增加。正是由于这后两种情况的存在,相当部分农户的收入仍能保持较快增长。这既避免了大量农户在工业化进程中的破产,也顽强地保留了村庄在农村社会治理结构中的基础地位。由于城镇化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覆盖整个农村地区,因此,在没有外力强制的情况下,小规模农户和农村的村庄,在传统国家必将是一个长期的存在,这在实现了工业化、城镇化的日本、韩国和我国的台湾省等地都已经得到了证明。

之所以会出现小农户和大农场主这种经营形式上的区别,之所以会形成小农户集居和农场主散居这种社会形态的区别,根本原因在于不同国家的不同资源禀赋和不同发展历史。这在探索农业经营形式和农村社会形态创新的过程中是不应该被忽视的。

二、应该注重农民家庭在农业经营中的主体地位

无论是传统国家的小规模农业,还是新大陆国家的大规模农场,其经营者的本质都是农民的家庭。农民家庭之所以能成为农业经营的主体,主要是由农业的产业特征所决定的。由于农业是在复杂多变的自然条件下从事动植物生命生产的活动,因此农业的生产者就必须既与生产的结果有着最直接和紧密的经济利益联系,又必须对生产过程拥有充分的自主决策权。这决定了受雇于他人的农业工人往往难以在生产中尽心尽力,而雇工经营的农业也往往难以达到农场主预期的经营效果。传统国家为什么在土改前盛行租佃制而少有雇工制,新大陆国家的农场主为什么也基本都是依靠家庭成员来经营,尤其是我国人民公社实行统一经营时为什么难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这些都从不同的侧面印证了农民家庭作为农业经营主体的难以替代性。

二战以后,实行佃耕制的国家都陆续实行了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但经济社会是不断发展的,尤其是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吸引大批农民进入了城镇,转向了非农就业,农村的土地制度又面临着新的挑战,有田者不耕的现象再次出现,土地的流转必不可免。但土地怎么流转、流转给谁、转入的土地如何使用等等,这些对制度的设计者无疑都是巨大的考验。日本是农地农民所有的坚守者,自土地改革以来,农地法已历经 8 次修改,但直到 2009 年的最近一次修改,仍然不允许非农民(包括自然人和法人)购买农地,农地只能在农户之间买卖,非农民只是在最近的这次修法后才被允许可以向农民租赁农地从事农业生产,但仍明确规定租赁者不得撂荒,不得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违者将被终止租赁合同,情节严重者将被处以罚款直至追究刑责,同时对获准租赁农地的法人还规定了一系列严格的准入条件。我国台湾省虽在 2000 年修改了相应法律,允许非农民购买农地,但明确规定,一是私法人不得购买农地,二是非农民(自然人)不得在购买的农地上建房舍。2011 年秋,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过程中闹得沸沸扬扬的“苏嘉全豪华农舍案”,最后不得不以不具农民身份的苏嘉全宣告连地带房都捐给当地农村用作公益局面才告平息。

在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有关国家和地区之所以严格限制非农民进入农业和农村,我认为主要原因有四:第一,避免农民的土地权益受到外来资本的侵害;第二,避免农地被违规违法用于非农业目的;第三,保持农村以村庄为基础的社会形态的稳定;第四是最主要的,就是保持农民家庭在农业经营中的主体地位。这些考虑都是出于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转型期保持农村经济和社会的稳定。显然,通过相关的制度设计,他们的目的基本得到了实现。

实际上,在没有外力进入的背景下,城市化带来的农村人口减少,同时也意味着继续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的农户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这就使继续从事农业的农户也有了如陈柏峰所说的成为“农村中间阶层”①的可能性。我自己在对上海市松江区农村的调查中也看到,随着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一些愿意继续留在村里务农的农户通过土地流转耕作的田地达到了百余亩,在比较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支持下,他们通过水稻和小麦或油菜的两季耕作,以及为畜牧公司育肥生猪,年纯收入可以达到 12 万元以上,堪比城镇目前的中产阶层。

公司企业进入农业实行雇工经营,除了在可以实行严格规范的劳动管理的工厂化生产的大棚园艺业、规模化养殖业等少数领域能够获取较好的效益外,在粮棉油等大宗农产品的生产中还鲜见获得成功,因为这不符合农业需要以家庭经营为主体的规律。这也说明,正如黄宗智等在《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中国的农业发展》中所指出的那样,为什么农业雇工在农业劳动力中只占极低的比例。②当然,应当支持公司企业在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和农产品的营销和加工等领域为农户的经营提供社会化的服务,但没有理由大规模地鼓励和支持以资本为主导的雇工农场去取代农户的家庭经营。让农民生产不属于自己的农产品会导致怎样的结果,这个教训我们已经有过并作了纠正,实在没有再做试验的必要。

三、应当更加注重支持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

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从总体看,农户经营土地的规模再大也难以与新大陆国家的家庭农场相比,因此提高农民的农业收入还必须有其他方面的措施。已有的国际经验表明,支持发展农民的合作组织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举措。国家对农业发展的资金支持,通过合作组织可以使其更多地转化为农业的产业资本,如兴建农业的基础设施,促进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建立农民自己的农产品流通和加工设施等。更重要的是,通过农民的合作组织可以使联合起来的农户与流通领域的商业资本相抗衡,从而改变农产品生产者的利润在流通领域大量流失的现象。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省的农民就是在政府的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之下,通过发展如黄宗智所说的“纵向一体化”合作,实现了较高的收入水平。当然,发展农民的合作组织,需要在转变农民观念、作出制度安排和进行试验示范等多方面做大量深入细致的具体工作,否则农民的合作组织也有沦为“伪合作”的危险,政府的扶持政策则可能变为使少数人获利的途径。

四、结语

黄宗智先生组织的这组文章以及他本人为此而写的导言,是在人们提出有无必要改变我国现行的以家庭承包为农业基本经营形式的重要时刻发表的。他们的这些在深入调查基础上得出的有事实支撑的见解,有助于人们在重要的历史关头进行具有全局性和历史感的冷静思考,这显然相当重要。在我看来,对农业经营形式的选择,实际上也就是对未来农村土地制度乃至农村社会形态的选择,这不能不说是关系国家未来的选择。在这个选择中,农民的长远生计、农业的持续发展和农村的社会稳定始终应当成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为中国人均农业自然资源稀少的国情难以改变,在相当长时期内农村仍将生活着大量人口的现象难以改变,以村庄为基础构建的农村社会形态也难以改变。

仓促之中,以上述文字作为对黄宗智先生邀约的回应。显然,这不能成为对这组有价值文章的点评,只是读后的些许联想而已。(中国社科院农村所2012-04-27)

【注释】

①陈柏峰《中国农村的市场化发展与中间阶层:赣南车头镇调查》,《开放时代》2012 年第 3 期

②黄宗智、高原、彭玉生《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中国的农业发展》,《开放时代》2012 年第 3 期

来源:中国农村综合改革研究中心收集整理(2014-0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