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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改革20年的经验总结及其教训

时间: 2017-07-24 16:13:20来源: 作者: 阅读: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借调人员)  陈锡文

农村改革已历时整整20年。20年来,我国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发生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变化。实践已经证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制定的一系列农村政策,是得民心、顺民意的,是能够充分调动农民积极性,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的。

农村改革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功,经验是多方面的,其中最根本的有三条:一是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二是任何时候都必须把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作为制定农村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三是任何时候都必须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整个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归结到一点,就是必须始终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

农村改革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中也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如一些地方对党的农村政策落实得不够好,农民的权益没有得到切实的保障;农业的生产结构不能适应市场的变化,不少农产品陷入了销售困难和价格低迷的局面;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滞后,农民扩大就业和增加收入遇到了新的困难;农业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的建设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不强,等等。只有正视并真正下功夫去解决这些问题,才能使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不断开创新局面、登上新台阶。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尤其要抓好稳定农村基本政策和增加农民收入这两件大事。

一、必须保持农村基本政策的长期稳定,坚持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不动摇

农业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党领导农民经过长期探索、付出巨大代价后,才在改革的实践中找到的符合我国国情、符合农业特点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有效经营形式。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体制,使广大农户获得了经营自主权,能够充分调动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长期被束缚的农村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和发展,因而它符合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基本规律。

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体制,也符合农业自身的特殊规律。这是因为:

第一,农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产业,它不仅是一个经济再生产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自然再生产的过程。农业的劳动对象都是具有自身生命活动规律的活的农作物或畜禽,它要求人们在整个生产周期中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精心照料它们。这就要求农业生产者不仅随时随地掌握农作物和畜禽的实际生长情况,而且要求农业生产者能够自主、及时地作出各项有针对性的生产决策,以满足农作物及畜禽在自然气候变化中的各种生理要求。因此,农业的直接生产者同时也应当是经营的决策者,这样才能减少决策的层次和环节,最快捷地解决生产过程中的各种实际问题。

第二,农作物和畜禽的生命活动是一个不可逆的自然生长过程,这使农业与工业产生了很大的区别:在工业中可以把整个生产分成若干工序和工段,可以把最终产品分解为若干相对独立的零部件和半成品,可以对每一道工序、每一个零部件都制定出明确的标准和要求,甚至可以把不同的零部件安排在不同的地点生产;但农业的情况完全不同,在农业中,尽管生产的规模(如土地面积)可以分割,但被分割后的生产仍然是一个独立、完整的全过程。也就是说,农业在空间上可以分割,但在时间上不可分割。这就导致只有获得了最终成果后,才可能对生产者付出的劳动给予准确的评价。因此,农业生产者必须独立地对整个生产过程负责,这样才能把生产者在整个生产周期中付出的劳动,与他的最终收益直接联系起来,否则就不可能对他的劳动进行准确计量。

第三,农业的生产过程同时也是动植物生长的自然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并不需要人们一刻不停地劳动。也就是说,在农业的生产时间中,人们必须付出的真正的劳动时间只占其中的一部分,这就有了农业生产中所谓“农忙”和“农闲”的区别,有了农业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时间”。马克思把农业中生产时间与劳动时间不一致这个规律,称作是农业与副业相结合的自然基础。只有使农业劳动者同时也成为自主的经营者,他才能自主、有效地安排全部劳动时间,使“剩余劳动时间”也得到充分的利用,从而扩大就业空间、增加自身的收入。

由此可见,农业选择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确实绝非偶然。农业实行家庭经营,既是古老的历史现象,也是广泛的世界现象。它既适用于传统农业,也同样适用于现代化的农业。农业实行家庭经营,与特殊的社会性质和生产力发展水平都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它是由农业自身的特殊规律所决定的。因此,也就不存在因为生产力发展了就要否定家庭经营的道理。已经实现了农业现代化的国家的经验证明,社会生产力发展了,改变的只是农业的运行环境,如农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业的市场体系、农业的支持与保护体系等等,而农业的家庭经营则既无必要也不应该被改变。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如果讲我国的社会性质对农业的经营形式有什么特殊的影响,那就是我们绝不会搞土地的私有制。因此我们实行的不是土地私有基础上的农业家庭经营,而是土地集体所有基础上的农业家庭承包经营。党中央早就指出,农业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党在农村的一项基本政策,也是我国农业的一项基本制度,绝不仅仅是解决温饱问题的权宜之计。我们要从客观规律性的高度来认识农业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增强贯彻党的农村基本政策的坚定性和自觉性,切实保持这项基本制度的长期稳定。

二、稳定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关键是要稳定农村的土地承包关系

党中央一贯高度重视稳定农村的土地承包关系,在第一轮15年承包期到期之前,就及时作出了将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的决定。江总书记最近在安徽视察时指出,30年后就更没有必要变。对于农民来说,土地不仅是他们最基本的生产资料,而且是他们最重要的生活保障。长期稳定农村的土地承包关系,才能调动农民对土地追加投入的积极性,才能使农民在分工分业的过程中进退有路。因此,这既是农业生产力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在经济和社会变革中保持农村社会稳定的重大措施。

有些同志认为,我国目前农户承包经营的土地面积过小,不利于农业采用先进技术和实现现代化,因此主张要加快实现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步伐。这种愿望当然是好的,但必须看到,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这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难以改变。我国农业的现代化只能从我国国情这个现实基础上起步,这也是无法违背的客观规律。

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它的经营使用权当然可以并且应当流动。问题是流动应当建立在怎样的机制上。用行政手段强制一部分农民放弃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使另一部分农民得以扩大土地的经营规模,这是一种流动的机制,但这样做,必须使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民先能找到其他稳定的就业机会。因此集中土地使用权本身就是一件功夫在外的事情:首先要创造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途径,否则农村社会就难以保持稳定。另一种则是依据市场经济的规律来促使土地使用权流动和集中的机制,那就是由农户之间依法自主平等地协商。这样做,不仅易于解决土地使用权流动中的各种复杂的经济利益关系,而且也不会使农民产生怕政策变的心理。

实际上,由于受资源禀赋的制约,即使在相当长时期后,我国绝大多数地区农户经营的土地规模也不可能很大。因此,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必须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农业经营规模小,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不利于采用先进技术,二是不利于进入市场。近年在农村方兴未艾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方式,实际上为解决这两个问题提供了有效的现实途径。从事农产品加工、销售的“龙头企业”一头连着市场,一头连着农户,企业根据市场的变化用经济手段引导农民生产,为使农民生产出适合市场需要的产品,企业向农户提供成套的技术服务,不仅使小规模生产的农业解决了进入市场和采用先进技术的问题,而且使一家一户经营的农业走上了分工协作的社会化生产道路。农民之所以如此欢迎产业化经营方式,就在于产业化经营不仅不改变农业家庭经营这个基础,而且为家庭经营创造了更加适宜的运行环境,使农业可以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商品化、专业化和现代化。因此,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稳定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绝不会妨碍我国农业的逐步现代化。

三、必须高度重视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

与改革前相比,我国农民的收入确实有了很大的增长。1978年时,全国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只有133.57元,而1997年这一指标已经增长到了2090.10元,19年间增长了14.65倍。农民收入的增长,不仅对农民生活实现小康目标、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而且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也必须看到,农民收入增长中还存在着不少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农民收入的地区差别相当悬殊。以1997年为例,达到或超过全国农民平均收入水平的省(区、市)只有14个,而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区、市)却有17个,其中西南、西北两区的10个省(区、市)全部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民人均纯收入最高与最低的省(区、市)相比,为4.45∶1。二是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逐步缩小后,重新又呈扩大趋势。1978年,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为2.57∶1;1984年缩小为1.86∶1;而到1997年,又已扩大为2.48∶1。三是近两年农民收入的增长幅度明显下降。199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上年增长9%;1997年增长4.6%;今年上半年农民人均现金收入与上年同期相比,绝对额减少了3元钱。这些情况表明,当前的农民收入增长确实面临着不少新问题。

农民收入是一个事关全局的大问题。我国12亿多人口,生活在农村的有8亿多。农民的收入上不来,国内市场就难以真正打开。目前,亚洲金融风波仍在发展,其最终结果还难以完全估透。要在这种不利的国际经济环境中保持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就必须努力开拓国内市场、积极扩大内需,于是大家把眼光转向了农村。农村人口占我国总人口的70%以上,如果农村的市场真能打开,国内很多厂家的产品就不用愁没有销路。但问题恰恰就在于大多数农民的收入水平低,没有多少现实的购买力,因此国内市场的扩大就遇到了难以跨越的障碍。据统计,近3年来,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农村只占43-44%,而今年上半年这一比例更是降到了40%以下。农村人口的消费品购买额不及一个城镇居民的三分之一。这既表明了农村市场确实潜力巨大,也说明增加农民收入确实是当前保持国民经济增长的一项重大任务。

但是,我国经济包括农业经过20年的快速发展,在许多方面都已告别了短缺状态,相当多数的农产品也经常出现大范围的销售不畅。这说明单纯的增加农产品产量或由政府来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都难以继续增加农民的收入。农业的增长必须根据市场的变化转向调整结构、提高品质,并要对农产品进行深度加工、促进转化,提高其附加价值。同时也要看到,在人均只有1亩多耕地的情况下,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出路必然在于加快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

我们知道,如果没有乡镇企业在八十年代中期的异军突起,不是乡镇企业在短短十几年间吸纳了1亿多农村劳动力,农民的收入、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就不可能达到目前的水平。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实事求是地估量这种以高度分散为特征的农村工业的就业容量。事实上,1997年全国乡镇企业的从业人员已经比上年下降了3.4%,减少的从业人员数量达450多万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乡镇企业从此就没有增加吸收劳动力的能力了,但我们也必须看到,乡镇企业目前毕竟已经具有1.3亿人的就业规模;而且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乡镇企业也必须加快走集约经营的路子,资本和技术替代劳动力的现象,在乡镇工业企业中也迟早总要发生。因此,农民增收困难的现实已经告诉我们,只有加快城镇化的步伐,只有走促使工业企业与人口集聚的路子,才能为促进服务业发展、扩大全社会的就业容量创造条件。当然,中国的城镇化过程也必然具有自身的特点,那就是只有在严格保护耕地的前提下,主要依靠农民自身的力量来发展小城镇,才有可能在城镇化不足的现实背景下,逐步解决数量巨大的农民转移就业和增加收入问题。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1998年第4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