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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温新政”研究资料选编(七)

时间: 2017-07-24 15:29:41来源: 作者: 阅读:

七年之痒:胡温新政的历程回顾与前景瞻瞩

——2008年的中国诊断报告与中国世纪宣言书

一、二零零八年的中国:回顾与检讨

二零零八年可谓当之无愧的中国年。如果二十一世纪真的是中国世纪,那么零八年就是这个中国世纪真正的开局之年。

八月份,北京奥运会以盛大完美的成功展现了中国的综合实力,进一步提升了它的国际形象,加强了它全球领导有力竞争者的地位。

九月份,金融大风暴带来了华尔街大崩溃并迅速蔓延全球。直到现在,形势仍在恶化,危机继续纵深发展,最终有可能摧毁美国领导的现今世界秩序体系。中国对危机迅速地采取了积极措施认真应对,力度之大,步骤之有条不紊,好象早有预案。中国的胸有成竹与西方世界普遍的惊慌失措形成鲜明对比,也为全球携手共渡危机提供了急需的信心、勇气、希望。

十二月中旬,北京举行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会,将一年来全国各地持续不断的总结、纪念、庆祝活动推向高潮。中国全面展示了业已取得的巨大成就,系统总结了成功经验。

如果再充分考虑中国在这一年里战胜两场特大自然灾害所展示的巨大力量、非凡勇气、惊人能力和已取得的辉煌战果,人们就更有理由确信,没有什么困难挑战能阻挡中国前进的步伐。

然而,在荣耀背后,这一年中国社会里的某些暗涌潜流也接连出现,它们同样引人关注。

零八年初,中国南方长时间持续遭遇特大暴风雪灾害。各种交通工具、道路、电力通讯设施、数以亿计春节返乡人潮等等,全都长时间大范围地被恶劣天气所堵塞、包围、中断,陷入瘫痪境地。

五月份,更大的灾难降临了。西南的四川汶川地区爆发里氏八级以上特大地震,大半个中国被震撼。灾难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空前,堪比一场大战争,全世界都被震惊了。

半年里自然界给中国制造出天地交攻灾难场景,这是否就是中国古代哲人所著《周易》里‘否’卦所指示的现象呢?观察这一年里中国社会的热点事件,也许会发现,自然界展示的灾难,的确具有中国古人所谓天象示警的意义。

中国社会在这一年里,类似这种由于‘天地悬隔,阴阳不交’而导致冲突危机大迸发的事件,实在要多于往常。这一年中国现有的社会秩序制度体系价值体系等,某种范围内不同程度上,都处在上下夹击内外围困的形势中。

零八年的中国底层社会里,有三起个体事件曾引起全国广泛注意和议论。

地震灾难发生不久,震区有位青年教师就写了博客文章,他用个人价值至上观念的文字,为灾难来临时他的自救行为辩护,并与批评者公开论战。他的言行对道德底线和社会责任价值的破坏力似乎被无限放大了,他坚持自己观点拒不认错的态度更令公众震惊,激起了广泛的愤怒批评,也令他自己陷入困境。非常时刻,他的言行被视为对社会价值体系公然挑衅。

六月底七月初,一位青年公民在上海市某警局内接连砍伤杀害多名警务人员,案件震惊全国。事件显然超出普通刑事案件范畴,由于行凶者犯罪行为所针对的并非具体受害者个人,因而带有公民个人以极端方式对抗社会制度体制的含义。

在中国农历年的十二月初,中部地区的湖北随州某位废品回收业者,再次以一日内连杀八人的特大案件血惊全国。而案件最后所指向的,可能正是中国文明传统中最核心的家庭伦理道德规范。

三起事件当事人都只是身居社会中下层的普通公民。如果仔细地观察,他们都并非是身居底层而又缺乏社会竞争力的完全弱势群体成员,他们更象大多数底层普通人一样,具有向更高社会阶层流动的条件和改变自身现状的强烈愿望。但是,在个人各自遭遇不同的挫折时,他们都没有选择其他途径去释放压力或解决问题,而共同采用了以激烈对抗言行表达的方式。他们的言行因此具有某种代表性意义,三起事件都引起社会广泛地关注、持续地讨论思考,并非偶然。

与三起个体事件相比,这一年里,三起群体事件同样引人关注而且意义显然更加重要。

在云南孟连、贵州瓮安、甘肃陇南,西部贫困地区先后发生了三起震动全国的公众与地方政府对抗事件。

事件的规模和严重程度都是多年来少有的,而起因则轻微或意外得令人惊讶。一触即发的情形令人惊觉问题的严重性与解决问题的紧迫性。

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处理事件所获得的新经验教训;事件所展示的中国社会某些新矛盾新特征;互联网的参与及作用等等,都引起人们广泛地讨论深入地思考。

这些个体与群体事件表明,中国底层社会遭遇社会挫折的机会越来越多,却缺乏相应的社会救助以缓解疏导;他们要求改变自身现状的要求强烈,但未必受到应有的足够重视;利益表达渠道稀少且不畅通,诉求得不到及时有效回应。这些令他们容易选择冲撞对抗方式乃至极端言行,以引起应有的重视与回应。而社会维稳机制应急处理机制也似乎难以适应新形势,不足以有效及时应付冲击。

个体事件也许带有偶然性,只是个人行为,与当事者个人特定的性格、家庭境遇、成长经历等有更大关联;甚至群体事件可能也仍是小规模的、缺乏有效组织的个别事件。它们未必昭示社会面临系统性风险。但是,如果对它们不给予足够关注,不及时采取有效对策防止类似事件重复发生乃至蔓延,那么它们变成有组织的大规模社会系统性风险,时间就并不需要太久了。

作为中国社会上层的既得利益群体,作为现有社会秩序体制最主要受益者,零八年他们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表现呢?

年初两会期间,上一年度首富对《劳动合同法》保护劳动者权益条款公开表示异议,引起广泛注意与争议。

年中,随着持续高涨的房价开始出现回落,房地产商为高房价辩护的声浪更加高涨。同时,部分地方政府采取措施托市救市,共同向中央宏观调控施加压力。这些都引起大范围讨论。一些地方因房价下跌引发冲突事件也引人注意。

毒奶粉事件中的企业行为和抗震救灾时某些知名工商界企业及富豪们的吝啬言行,引起社会公众对富裕阶层社会责任的大讨论。

年底,深圳发生了中央某部委派驻地方官员涉嫌公开场所对未成年人行为不检事件。该官员在事件中所表现的特权思想和狂妄言行,令全国震惊;同样是在先富典型代表地区的深圳,一起因娱乐场所火灾导致死伤多人事件暴露出来的官商勾结内幕也引人关注。

年末,最高法院副院长腐败案,年轻的首富夫妇涉嫌经济犯罪双双被拘捕调查案件,都在全国引起震动与议论。

底层社会典型事件大多发生于贫困欠发达中西部地区,而上层社会热点事件几乎全部来自先富地区。这些先富地区的热点事件表明,既得利益群体开始对现行秩序体制更多公开表达不满,充分运用自身能量施加压力影响,他们的某些腐化行为也引起社会更大的反制,双方利益一致空间在缩小,出现紧张关系升级扩大的趋势。

零八年中国社会秩序遭到底层社会与上层社会的上下夹击并非偶然,它们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形成的,只是这一年里表现得更集中突出,更具代表性和典型意义,趋势更加明显。值得庆幸的是,虽然上层社会与底层民众有时甚至会并肩共同施以攻击(如贵州瓮安、甘肃陇南等),但从整体上看,双方的鸿沟、对立、对抗、敌意,远大于它们对现行秩序共同的不满与抗议。它们对现行秩序寄予了基于各自利益的更多期待,而非更多失望乃至绝望。暂时的分而治之,仍可有效缓解问题从而争取到解决问题所必须的足够时间。

尽管如此,但它们终究是可以冲决社会秩序围堰堤坝的社会暗涌乃至社会洪流。从性质上来说,它们正是古人所说的‘天下之大患在于土崩’。

这是自然界造成的唐家山堰塞湖之外,是全球经济危机给中国经济发展在局部区域内制造的堰塞湖之外,高悬在中国社会稳定进步头上的又一座堰塞湖。不管是采取加高加固堤坝扩大容量消融它们,或是修起导流渠道宣泄减压,人们都必须认真面对他们,抓紧时间加快速度努力解决它们。

除了国内遭受自然界天地交攻,社会秩序经受上下夹击乃至有时局部的并肩齐推,零八年中国还继续承受着来自西方的挑衅,西方携同中国国内外的反对分裂力量,对中国展开持续已久也日益疲惫无力的内外围困。

地缘政治上的战略包围仍在继续,经济上的合围之势也在抓紧。

东突等疆独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极端分子,在新疆制造了新的流血袭击;而多个藏族居住地区先后发生有预谋有组织的暴乱事件,在CNN等媒体的妖魔化报道下,则一度成为世界关注的大事件。西方甚至准备将西藏事件与奥运会挂钩以造成困扰;年底,萨尔科齐执意会见达赖试图引起中欧外交战,将这一年西方与中国的分歧坚持到了最后时刻。

随着台湾地区台独分离运动的暂时退潮,重新执政的国民党当局迅速与大陆展开历史性会谈,两岸关系展现和平稳定发展的新局面。西方借助台湾牌向中国施压实行干扰的有效性大大降低,借助西藏牌新疆牌(也许将来还会有内外蒙古牌、缅甸牌、巴基斯坦牌、朝鲜越南牌等等)来展开对华外交攻击的吸引力将逐年上升。

它说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怀疑、偏见、恐惧、敌视,虽然早已不是主流,但并未消失。它也说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快速崛起尚未做好准备。它们对如何用新方式来与中国打交道仍在探索中,传统的‘施压--改变’模式仍沿用。使中国接受它们选定的位置,朝着它们制定的方向改变前进,这种思路仍旧有吸引力不会轻易被放弃。

但当西方只有西藏牌可用乃至一再共同使用西藏牌时,它们就连打台湾牌时所附带推销的西方自由民主人权价值观都舍弃了。只剩下赤裸裸地分裂中国、阻挠中国崛起的破坏者形象,得到更加耻辱性失败结果,也就理所当然了。

从延安时代就开始熟悉这种挑衅的中国,是在这种行为由强变弱过程中,由弱变强成长成熟起来的。应付西方基于自身利益的这种傲慢无礼行为,它显然更加胸有成竹熟练自如。中国坚持了自己的原则立场但并不对挑衅采取对抗性反应,展示给西方的,是诚恳合作解决处理分歧的友好姿态。这是真正的强者充满自信完全成熟的外交姿态。

当萨尔科齐以欧盟轮值主席身份执意会见达赖时,受损的却只是中法关系乃至仅是萨尔科齐个人形象在中国公众里的毁灭。他试图激怒中国使中国以好斗形象展现给世人的愿望落空,反倒是他自己变成了出尔反尔的政治丑角。如果再联系到在这一年里,中国曾经因为龙的形象在西方观念中相对负面,甚至开始讨论是否要采取措施处理解决这个问题,人们就可以对中国充满自信的外交智慧与博大胸怀给予赞赏。一向好为人师的西方其实可以从中学到有益的东西。

中国在零八年里受到自然界天地交攻,社会秩序受到上下夹击,主权、安全、外交利益继续承受来自西方及其所指使的内外反对力量分裂力量的内外围困,这些,与零八年中国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一起,构成了零八年中国全景图。

盛大的辉煌常代表意味着高峰顶部,也是告别过去的最好方式。

外部的围困施压与内部的分裂力量,只会造成一时地局部困绕,所谓外患乃藓疥之疾,所谓天下之大患不在瓦解。甚至不用考虑过多对策,它们内在的矛盾危机有时会自动令它们烟消云散。但是,当它们与内部的土崩一起展现,与不无人祸因素所致的自然天灾一道肆虐时,则又明白无误地表明:中国社会正重新站在历史起点上,处在重大转折关头。

在这样的时刻,带领中国社会重新高点起跳进入中国世纪,主导中国社会完成新转折重新拨正迈入未来和谐社会前进方向的,正是胡温新政。

二、零八年的胡温新政与胡温新政的历程回顾

从二零零二年的中共十六大确立中国新领导层开始,胡温新政逐渐成为观察中国社会最主要线索。

如果说零八年是中国世纪真正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开局之年,那么对胡温新政来讲,这一年也具有同样重要意义。

梳理胡温新政在零八年的主要工作脉络,人们应该会对以下事件留有较深印象:

年初,政府机构改革以大部制试行为起点拉开序幕;贯穿全年的行政问责制风暴则震撼了平静已久的政坛;年底,中部地区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方案先后获批,新的改革试验区全面推出。

十月份,十七届三中全会在京举行。会议制定通过了胡温新政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未来详细战略规划,确定了未来中国社会前进路线图。

年初,全国范围内高潮迭起地掀起新一轮思想大解放热潮;而后,带有初步总结进而充分思想动员意义的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全面铺开;年终,学习胡锦涛同志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活动,将持续一年的思想路线大调整继续推向前进。

一年来,河南湖南等省区市相继探索出台新的组织人事制度政策方针,在全国范围内引起较大反响;中央组织部则以整顿组织部门工作作风为起点,连续发布组织路线调整新举措,把为胡温新政提供更可靠有力组织保障作为目标的组织路线大调整,尤其令人关注。

从以上简要梳理中,不难发现,胡温新政在进入第六个年头的零八年中,已逐渐由早期的理论思考创新、实践探索阶段,大踏步跨入到确立整体思路、制定详细方案、充分思想动员、精心组织保障,从多层面诸领域全面推进大力贯彻实施阶段。它主导中国社会未来发展进程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大势所趋,并日益成为全社会共同行动。

当然,零八年胡温新政的全面推进,是在重大事件接踵而来,既定方针实施节奏进程被频频打乱乃至被迫中断的情况下展开的。它们的社会影响与实践效果自然受到了巨大影响与冲击,甚至可说是被这些重大事件映衬冲淡到不留痕迹。

但是,在胡温新政进入七年之痒的时候,如果仔细回顾它六年来走过的历程,人们就有理由为在如此困难复杂背景下的零八年里,它全面推进的速度、规模所展现的信心、决心、勇气而感到振奋。

二零零二年中共十六大只是确立了胡温新政在新老交替过渡期的领导体制。随后几年里,新老交替后续过渡过程始终是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中心事件。在这样的过程背景中,胡温新政开始了它小心翼翼地试水、摸着石头过河的初步探索。

在初期探索中,胡温新政沉着领导了抗击意外降临的非典疫情,接连发布了农业税减免废止、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保护价格、发放农业补贴等普惠政策,提出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新区域发展规划。

而它在这一时期最主要的工作重点,是在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作深入细致地总体思考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新理论。在逐步丰富发展这一创新理论过程中,使其上升为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理论。

社会上尤其是思想界、理论界、宣传战线,很快掀起了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的第三次思想大讨论热潮。遭遇到这样一场旷日持久的思想大讨论(其高峰为零五年零六年前后),并没有出乎发起者意料之外。对胡温新政来说,中国社会未来发展亟需这样一场大范围持久深入思想讨论,以便充分动员思想,为重新拨正社会发展前进方向做好思想准备。

大讨论对改革开放路线进行了新的全面总结,并着重反思和探讨了多年来所存在的问题、积累的风险、产生的矛盾危机,提出了很多富有启发意义的解决思路和具体方案。

然而,非理性的批判声浪逐渐浮现并试图主导讨论主题与方向。在带给人们启迪,相互激发人们更深入思考探究的同时,一些极端主义思潮也开始借机死灰复燃,并带来了思想上的混乱。当明显与发起者思路背离的两极相争大交锋场面重新出现,并试图掌握讨论主题与方向时,形成结论以避免各种‘左’‘右’极端主义思潮制造更大思想混乱的时候到来了。

胡温新政对大讨论没有采取放任坐视态度,它密切关注讨论的发展进程并积极参与了大讨论。当混乱局面开始出现时,它适时主导了思想讨论的进一步展开,牢牢掌握了节奏与主动。

通过大讨论,人们清醒认识了过去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发展方式存在的问题,对由此和其他因素所导致积累的矛盾风险进行了更全面认真地审视,必须以人为本来寻求科学发展之路逐渐成为新的共识。

人们由此也逐渐意识到,一个新时代将要开始,一个新转折将成为必须,一条新路线将形成。中国社会将再次告别过去走向未来。

胡温新政对于告别过去并没有采取粗暴地割裂历史方式,这或许是学习了邓小平的成功经验而吸取了赫鲁晓夫或戈尔巴乔夫式的错误失败教训。他们积极肯定了改革开放路线的总体规划与已取得的巨大成就,全面总结了其成功经验。同时,也就为它划上了完美的句号。虽然过程略微显得漫长,直到零八年底才彻底完结,但它也成为了‘事缓则圆’的最好例证。

这样,胡温新政既完美继承了改革开放路线的丰硕成果,又针对它存在的不足、产生的问题、积累的风险、形成的矛盾危机,及时提出了自己的总体解决思路。通过持久深入地全国范围内展开思想大讨论,它既获得了丰富发展这一总体解决思路所急需的理论与实践素材,又使这个总体解决思路赢得了普遍认同,逐渐成为新的社会共识。

随着零四年底零五年初新老交替程序环节最后关键部分完成,胡温新政开始加快了步伐。

除了继续丰富发展科学发展观理论,又一个新的或许更为重要的理论概念被适时提出,即和谐社会理论。

在纪念中共成立八十五周年纪念大会上,对既往历史进行阶段划分的新方式被引人注目地提出来。从此,新阶段、新起点等词汇逐渐更经常地被更多人们使用,这更有利于人们区分胡温新政与过去的改革开放路线。

在实际政治运作方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重大战略举措被推出并迅速铺开;大手笔清除腐败分子也取得重大突破----上海市委前书记陈良宇被拘捕立案查办。前者获得了最广大农村民众普遍支持;后者则有力强化了中央权威,增强了民众认同。

十七大召开前,胡温新政最主要工作仍是加快完善并大力宣示新总体战略指导理论。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论作为理论创新最新成果被放在更高位置。

显而易见,相对于改革开放路线来讲,科学发展观既是继承、创新、发展、完善,又将取而代之成为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词;而作为改革开放路线理论基础的初级阶段论,则有与科学发展观并提的和谐社会论与之对应。

当然,这样的双双对应并非意味着对立。相反,两者的顺承发展共同一致,要远大于两者的差异。

改革开放路线与初级阶段论,同先前的革命路线与毛泽东思想矛盾论阶级斗争论相比,双方虽然也存在顺承发展关系,但两者的差异更为明显。因此,它们可以各自独立成篇、自成体系。

而胡温新政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论,同改革开放路线与初级阶段论相比,则更多是在后者基础上作适当调整,根据新形势新条件对其作新的创新发展完善。它们的关系,更类似于建国前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论同社会主义革命与其指导理论之间的关系。

当然,由于胡温新政所处的独特的承前启后地位,它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论是否具有独立成篇、自成体系的必要与可能,则尚待理论总结与实践探索的持续互动加以检验、论证并给出最终说明。

毫无疑问,和前面两个不同时代的路线与理论相比,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论尚在初创阶段。它们还处在提出主要概念与形成大致思路的初步阶段,都需要理论总结与实践探索的持续互动提供更丰富的内容素材不断完善。

实践指导意义更强的科学发展观,虽然可以从既往的失误、不足、教训中获得对应结论作为基础,但这些结论需要新的实践加以检验完善。而它从既往的成功经验中继承下来的理论素材,也需要在新形势新条件下指导新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反复修正完善。它更需要大量新的实践探索尝试提供更多理论素材,以形成操作性更强的更完善成熟的政策、方针、方案体系。

作为基础理论的和谐社会论,也需要进一步充实完善。既要从理论层面寻求整合既往理论体系中相关理论素材的有效途径,将马列主义阶级论社会主义论、毛泽东思想矛盾论社会主义初期探索成果、邓小平理论初级阶段论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西方现代文明进步思想理论成果等等融会贯通起来;又要从实践探索中超越社会建设层面的限制,探索总结达成未来社会和谐、经济和谐、政治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的一系列目标、途径、问题、解决思路等等新结论。从而形成更成熟完备,更富有说服力和感召力的理论综合。

零六年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与零七年的十七大进一步发展完善了这两大理论创新成果,取得了阶段性成就。

十七大报告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等统一起来。用大量篇幅更完整鲜明突出强调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使其作为理论创新最新成果居于更重要位置,预留了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论继续发展完善独立成篇自成体系的空间。

十七大另一个成就是为改革开放邓江时代划上了完美句号。向全世界宣示了中国模式现代化之路的基本内容与主要经验。

十七大前后,经过一系列紧密周详的人事调整,形成了胡温新政全面推进阶段的完整领导体制。

上述简要历程回顾显示,过去六年来,胡温新政取得的最主要成就是在理论创新层面。在实践探索或具体政治运作层面,新老交替平稳顺利完成的重大意义,甚至超过了其他任何成就。

不要低估这个成就。改革开放以来两次新老交替顺利平稳完成,这不但是一八六零年以来中国全部近现代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也是同期近现代世界历史与现实政治运行中,除少数成熟西方民主制度之外实现政权平稳更迭交接的最成功模式过程。它是改革开放和胡温新政所取得的其他成就共同的前提与重要保证。它的逐步成熟与制度化,填补了建国以来国家制度建设领域极其关键的空白。

回首六年来胡温新政的历程,虽然总体上它仍处在理论创新探索、思想动员发动、组织力量保障实施的准备阶段实施前期;虽然有些准备在很多方面依然不够充分,某些推进常常陷入徘徊不前踌躇难行的窘况;虽然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还不大,远没有历史惯性力量那样来得深刻显著强劲,更谈不上改变中国社会面貌,但是,它的形象越来越清晰完整,它的脚步逐渐坚定有力。它已是初生的龙驹、喷薄而出的朝阳。

零八年它全面推进的速度和规模还表明,过渡已经完成,新的转折重新拨正前进方向已经开始着手,站在新的历史高点上重新下蹲起跳也已准备就绪。

三、胡温新政的历史定位与目标分析

四、胡温新政面临的第一个重要问题:领导制度的调整完善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五、胡温新政面临的第二个重要问题:解除社会精神危机,继续纠正改革开放最大失误,打造中国价值

六、胡温新政面临的第三个重大问题:解决土崩之危,解决科学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扫除构建和谐社会的最大障碍

透视“胡温新政”的背后

张光茫

(《羊城晚报》2010年3月13日)

近日适逢全国两会召开,时政、民生等问题成为当前舆论热议焦点。关注中国改革发展历程的新书《中国新政》(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也在最近推出。书中,作者以清新的视角解读“中国新政”,看到了中国无可避免地启动第二次改革,新的改革就从“胡温新政”开始。

该书的两个作者,一个是现在生活在香港的时政杂志《亚洲周刊》的当家记者纪硕鸣,另一个是上海党校的教授周东华。他们把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的历史,概述为三个相互连接的历史阶段:革命立国、改革建国、和谐富国。在书中,作者反思了历次改革积累的一些问题,尤其是改革进入深水区后出现的难题和挑战;书中认为中国已经开启了第二次改革,并深刻阐述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未来三十年征程的系列改革着力点。本书持论公允,思虑老成,细节丰满,视觉独特,立意现实,见识深切,叙述不违常识和理性,是两个作者各取所长的结果。

作者发现,胡温新政把“回归宪法”的执政初衷,改变为“和谐社会”的新政取向。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是一次被动和应景式的策略性选择,而是自共和国建立以来发生的又一次历史性大转折和大跨越,其意义与曾经已出现过的1949年、1978年的两次转折有着同等的内涵。全书没有停留在对过去历史的批判性反思之上,没有因新的历史发展而否定过去的事物的合理性。例如,革命立国的分析,既充分肯定当时的发展路径的历史合理性,又指出原有路径一旦超越合理范围,就丧失其存在的合理性。这种尊重历史的态度,体现于全书之中。

当然,作者写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描述现实。该书的最大亮点就是对现实的描述,特别对当下“十大问题”的分析。十大问题涉及深广,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层面都有论及;多元利益博弈、权力制约、民主法制、社会公平等等,各类前沿甚至尖锐的社会问题都有分析。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以“增长”“失衡”四个字对发展中的问题做了颇有道理、颇为传神的概括,令人印象深刻。

作者在书中还评述了20多年来中国发展理论的十大变迁:从“稳定压倒一切”,到“建立和谐社会”;从“发展是硬道理”,到“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以人为本”……这种表述方式,似乎在表达这样一种看法:对每代领导人而言,重要的既不是萧规曹随,也不是拨乱反正,更不是邯郸学步,而是要迈出属于自己的步伐,解决自己时代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新政》提出了中国进入第二次改革时代的思考。虽然都是改革,但改革的理论、内容、思考都与上一时代不同。中共第四代领导核心执政以来,面对国际国内的社会变化,提出了中国再改革的理论思考,而这些理论建树的背后,是一个时代的变化。这些变化,揭示了中国新政的时代特征,对了解中国时政极具参考意义。

读完全书,感觉作者的文风犀利深邃,用深情的文笔,呼唤新的思维、新的方略,来促进中国的发展、改革。强烈的忧患意识、忧党忧国之心贯穿于全书始终。书中的观点虽不敢全部认可,可这种炽烈的情怀,却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尊重。

总结胡温新政10年的意义

(2012-01-30)

新世纪之初的2002年,胡锦涛接替江泽民成为了党的新一任领袖和国家元首,温家宝接替朱鎔基成为了新一任总理,从此,以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便开始了党和国家的新一任执政。

2007年,我们党又召开了“十七大”,胡、温也进入了第二个任期。按照我们党2006年制定的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的规定,在正常情况下他们的任期到2012年就将结束,所以,总结其成败得失,应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要了解胡温新政的意义,必须先将这一特殊的时期放到历史中去考察。

从共产党执政历史来看,新中国后的第一任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他们长期执政的根本理念是阶级斗争,希望用阶级斗争等政治方式来长期维护整个社会结构的稳定、协调和平衡;毛泽东之后的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等人,都是一些过渡人物,可以说他们都没有形成自己完整的方针政策体系。但这三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华国锋等人粉碎了“四人帮”,这可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胡耀邦等人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大讨论,促使了中国人的又一次思想大解放;而赵紫阳等人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则是功不可没的。正是这三人的过渡,才综合形成了中国和我们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思想的大解放和改革开放局面的出现。

这里必须说一下邓小平,虽然他从未担任过党的领袖和国家元首,但他确实是毛泽东之后的过渡, 时期的核心人物,他的很多思想对于这段过渡或以后的相当长时期,都产生了或还会产生重大影响。

江泽民是毛泽东以后担任党的领袖和国家元首职务最长的一个人,从1989年算起,到2002年结束,长达13年;他也是新中国以后通过正常退休下来的第一位国家元首和党的领袖。在江泽民执政的13年里,虽然我们没有看到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但却是比较稳定的,他能够在他的前任所制定的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平稳地走过来,已经是实属不易了。应该认为,江泽民执政的最大特点是很好地控制了整个社会结构的稳定,没有大起大落,这是他独到的地方,很有一点“中庸”和“允执其中”的味道。在他临近退休时,还提出了“三个代表”的思想,其实,这就是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这三方面来探索保持社会稳定的执政理念,现在看来,江泽民的这一思想的确是给他的后继者留下的重要政治嘱托。

那么,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胡温都做了些什么呢?现诚向社会各界专家群体、网络朋友们征集胡温十年新政的文章,无论在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社会、对外关系等均可。如有好文或原创文章,请将网址链接贴在留言之下,我们将择优发布。行动起来,为胡温十年执政历程写下画龙点睛的一笔。

怎么看“胡温新政”和薄熙来事件给习近平时代留下的财富?

2003年底2004年初,“胡温新政”传遍国内外。当时依据的是:组织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学宪法,有依宪治国新理念;废除领导人出访送往迎来的仪式,取消北戴河夏季办公,有平民政治家风度;非典事件中当机立断撤销卫生部部长、北京市市长,有政治权威的果断;造访各民主党派,有民主政治之风;带领新常委参访西柏坡,有继承革命传统意愿;向中央全会报告政治局工作,有遵守、规范党章新作风;提出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论,有思想理论新建树。因此,“胡温新政”一时影响广泛。

综观这十年,胡锦涛作为第四代领导人的功绩,以下五点是客观存在的:

一是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社会和谐论。胡锦涛执政之初,就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强调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强调建设和谐社会,以此来指导近十年的实践。这样,我国就从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的阶段,向社会体制改革为重点的阶段转变,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扭转了多年来片面追求生产总值增长的局面,把社会建设、社会发展和社会管理创新提到议事日程的重要地位,推动和谐社会建设,加快社会转型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变革。尤其提出以人为本的口号,保护人权、财产权入宪,是意义重大的贡献。2002年,中国已正式加入WTO,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日益融合成不可分割的整体,中国经济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2012年的中国经济总量已经是2002年的4倍。中国超过日本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人口城镇化率从38%上升到51%,中国的高速公路总里程跃居世界第二,高铁里程从无到全球最长,中国企业开始不断的海外并购,中国居民成了海外旅游和奢侈品购买的主力,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

二是为中共建立党与国家领导人规范化的退休制度,为了让新一代放开手脚,减少老一代人的干政,胡锦涛毅然决然裸退,开创了领导人到站下车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先河。

三是促进了大陆和台湾和平发展新局面的发展。把两岸关系纳入到和平发展的轨道,两岸关系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胡锦涛做到了硬的更硬,软的更软,以“四个绝不”开篇,展现了对台原则问题不妥协,不让步;同时积极促进国共两党高层交往,推进两岸经济合作。近期民进党领导登陆,说明了胡锦涛的对台政策和思路是成功的。对台工作的成效,是两岸同胞公认的。

四是求真务实关注民生,多元化思潮社会形成。这十年,从废除农业税,和普及业务教育免学费,到农民的医疗保险,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是普通老百姓感受实惠最多的时期。同时,随着社会思潮的多元化以及互联网的发展,开创了网络监督新形式,推动了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深刻变革。互联网、微博等开创了民主监督的新形式,从一定层面推动了中国的政治民主,引发了人民思潮的巨变。

五是切实强化了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发展军事科技成果显著。

诚然,这十年也留下遗憾和不足:一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过分强调循序渐进和顶层设计,造成政治体制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的改革滞后。二是经济体制改革没有进一步深化,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直没有理顺,改革成了口号,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扰乱了经济秩序,滋生了腐败。利益集团成为改革的绊脚石。三是腐败愈演愈烈,群体事件越来越多,政府的公信度降低。

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谐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创立科学发展观,提倡包容性发展,这些理论有待进一步实施和落实。这正是为习近平时代施展拳脚预留了前进的空间。

今年2月突发王立军事件,令党内外国内外目瞪口呆。接着牵出薄谷开来毒杀外国人的凶杀案,像一部离奇的电影片。最后薄熙来被宣布“双开”,移交司法机关处理。这个非常具有悬念和挑战性的案件,显然与“两陈案件”(陈希同、陈良宇)不同。人们自然而然会提出两个“如果”来:薄熙来如果进入十八届政治局常委怎么办?今后政治局常委中如果出现李熙来张熙来怎么办?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薄熙来事件让我们更有远见地思考,在常人政治时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形成制度化、规范化的交接班后,怎样加强最高领导层的团结和集中,以行使坚强的领导力,正确应对内部的干扰与挑战;同时又要正确对待党内不同政见的问题,允许不同政见的存在与实践。这是现代执政党面临的两大问题。必须从党纪法规角度,一方面给总书记必要的集中权力,比如具有对常委会决定的特殊否定权;另一方面又要允许党内有派,允许常委会内有不同政见之争。这是常人政治时代政治局常委会建设面临的新挑战、新问题。

此外,吸取薄熙来事件教训,在具体制度设计上说,必须从法制上改变地方党委书记独揽大权不受制约的状况;可用保障和扩大公民言论出版自由的方式加强对地方党委书记的监督;可以独立的司法来改变各地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委书记个人的情况。要保证办理刑事案件的三方主体法院、检察院和公安部门,按法律规定相互制约,严禁任何形式的合署办公;有必要压缩和分散公安部门权力,提升法院地位,防止公安部门主导法院、检察院行使职权。同时改革司法体制,实现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为此进行配套的改革。法院审理案件必须完全公开;被告人有获得律师辩护的权利必须予以保障,不得变相剥夺。

来源:中国农村综合改革研究中心收集整理(2014-0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