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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温新政”研究资料选编(五)

时间: 2017-07-24 15:27:45来源: 作者: 阅读:

“胡温新政”这一年

(2005年12月26日)

☆两大亮点

再说说“胡温新政”之两大亮点

“胡温新政”之“新”表现在许多方面,然而依我的看法主要有二条:一条是“科学发展观”,另一条是“和谐社会论”。前一条是怎样发展初级社会主义阶段、刚刚步入市场经济的中国社会的“生产力”的,后一条是怎样处理剧变社会中复杂的“生产关系”的。

有人说,“胡温新政”之“新”就“新”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的“新三民主义”,这当然是一种“新”,而且是一种很重要的“新”,但是,它说的是一种“当官之道”,其内涵要比发展“生产力”的“科学发展观”和处理“生产关系”的“和谐社会论”,相对来说,还是要窄一些。因为“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论”,的确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继承和创新。

从开封到纽约与“胡温新政”

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从胡温新政和克里斯托夫总结的教训中,要警惕什么?对外,要预防美国只顾眼前利益的集团打压中国——他们眼中的异己。对内,除了给人才充分的创造空间,用人才拉动生产力,同时建立完善的经济政策;还要继续韬光养晦,切忌傲慢自大,切忌打肿脸充胖子,切忌为了所谓的形象,而牺牲本地群众的利益!切忌对腐败分子心慈面软,反腐不仅是和谐社会的题中之意,也是科技强国的前提。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还不富裕。即使若干年后富裕了,也不要学李自成,不要像过去的中国,也不要像现在的美国这样傲慢。切记:要想让他灭亡,就先让他疯狂。

☆关注民生

有感胡锦涛总书记讲社会公平的一句话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关于“要在继续促进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为突出的位置”的讲话非常符合实际,非常深刻,非常重要,因而非常得人心。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发展都需要“效率”,而“社会建设”、“社会和谐”则需要“公平”。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潜量而言,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具有“激活功能”。当今的中国社会为什么能处于“黄金发展期”?中国的经济为什么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应该说,这条原则“功不可没”。但是,讲“效率优先”,决不是不要“公平”,更不是将“公平”弃之一边。

别让温总理的承诺落空

身为总理,做出这样的承诺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当前农村各地的发展不均衡,有些地方的百姓仅仅能够维持温饱,让他们再负担孩子教育的费用实在不容易,因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全免学费是对他们最大的帮助。作为父母,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掌握一定的知识和技能?虽然农村学校的收费不多,但对仅仅能维持温饱的农民来说却仍是一笔大数字。

农民看病难与温总理的“梦想”

“你们看这个政策怎么样?”一个大国总理能以如此商量的口吻与最普通的百姓对话,委实让我们感动,也让笔者联想到温总理的梦想。温总理曾深情地说:“我有一个梦想,就是让每一个中国公民都不会因没钱看病而发愁。”这句朴素的话,饱含了总理胸怀人民疾苦的感人情怀。可是,这样的梦想何时才能实现呢?何时农民不再因没钱看病而发愁?

网友眼中的胡温作风

☆务实求真

要像胡主席、温总理那样能“潜水”

老百姓就是画上的水,他们最清楚水面下某某勾结所形成的“结石”暗礁在哪里,什么样。检查、督察人员如不“潜水”,知表不知里、知上不知下、知皮不知瓤,无非是花拳绣腿一阵子;要想吃透下情,就必须“潜入水中”,深入群众,深入底层,查实查清。凡人民公仆型的干部,工作起来都注重“潜水”。我们的“平民总书记”和“平民总理”都十分注重“潜水”体察民情。胡锦涛、温家宝曾多次深入到老百姓的帐篷里、病床上、田间地头以及矿井里检查了解群众生产生活情况,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我们的广大干部正是在榜样的影响下,恪尽职守,脚踏实地,深入实际,解决问题,攻坚克难,为民服务。

有感温家宝“你这话要倒过来说”

总理所言的“话要倒过来说”,是正本清源。有多少话需要“倒过来说”,就有多少事需要“倒过来做”。领会总理的“话要倒过来说”的深刻内涵,有利于我们修复那些被颠倒的关系和被颠倒的话语。无论是提供医疗、教育等公共产品,还是治理污染,架桥修路,都是政府的本分,是其应尽的义务,公民不必为此“感谢”,政府也没有理由接受公民的“感谢”。相反,如果政府做的不好,公民有权以主人的身份追究公仆的责任。

有感于温总理的“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

“发现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这才是科学的教育观,只有在这样的科学教育观的指引下,我们才能培养出真正的人才。在教师节的时候,温家宝总理强调“发现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强调让学生“学会独立思考,学会创造思维”,不但是对广大教师的善意提醒,更是对应试教育的批评,是对科学教育观的呼吁。

☆亲民爱民

有多少领导能像胡锦涛那样资助贫困生?

胡锦涛总书记为各级领导在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上做了表率。当下,又有多少领导能像胡总书记那样资助贫困学生呢?扪心自问,可能更多的领导还是说在会上,叫在嘴上,落实在纸上。总之,只是在形式上。

如果我们6800多万共产党员,4000多万干部,特别是各级党和政府的“一把手”,都像胡总书记那样情系人民,关注贫困学生。那将汇成一股巨大洪流,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宛如“滴水汇成大江,碎石堆成海岛” 一般,让更多的失学儿童重返校园。

有感温总理的“没有感情还算什么领导”

许多人还清晰地记得,今年元旦温总理来到陈家山煤矿,他不顾别人的劝阻,坚持下到1300米深的井下,与矿工们一起吃中午饭。他对别人说:“矿工是人,我也是人,他们能下井,我为什么不能?”最令人感动的是,温家宝总理在看望矿难家属时,走进遇难的矿工程师牛铁奇家,紧握着他的母亲、妻子和孩子的手,亲切地安慰他们。听着家属对逝去亲人的怀念,温家宝流下了悲痛的泪水。看到这里,许多观众的眼泪也流了下来。一个党员干部最宝贵的是什么?就是他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人,不高高在上,不颐指气使。只有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人,才能带着普通人的感情,去做群众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做好工作,才能得到人们的支持与拥护。

☆率先垂范

温总理请袁隆平先上车的三点感慨

温总理请袁隆平先上车,体现了总理对科技的尊重。温总理请袁隆平先上车,反映了总理对人才的敬重。温总理请袁隆平先上车,折射了总理的公仆情怀。在共商促进中部崛起大计之时,温总理请袁隆平先上车,虽然是一个细微的礼节,内涵却十分丰富。反观我们一些擅长作指示、搞遥控指挥的领导,是否也应该多从细节入手,常在求真务实上下功夫呢?

有感温总理考察时的“细微”

“一枝一叶总关情”。温总理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用无声的行动感召干部、凝聚干部、鞭策干部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事关群众利益的事情做起,把与群众息息相关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等小事做细、做实、做好,这是百姓的福祉所在。“细节决定成败”。正由于中央领导集体的这种作“细”精神,全国人民才凝心聚力,意气风发、信心满怀地建设和谐社会。

网友眼中的胡温外交

解读胡主席会见日首相的“严肃”

胡锦涛会见日首相的“严肃”,在世界面前是面“镜子”:严肃表明中国政府从来讲话是算数的,对外所签下的协议从来都是一丝不苟掷地有声履行的;维护中国的主权,保卫中国的领土完整原则立场是不容置疑的。胡锦涛的“严肃”就是在中日两国最高层面,鲜明表达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和鲜明态度。反观日方,正如胡主席在会见日本首相所指出: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在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上的一些做法违背了自己的承诺,违背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原则,伤害了中国和亚洲有关国家人民的感情。也就是不言而喻,日方对承诺很不严肃;对中日关系政治原则太儿戏。

出访朝鲜细微小事彰显总书记人格风范范

总书记与朝鲜人民的亲切对话,一下子拉近了领袖与百姓之间的距离,让朝鲜人民真切地感受到了胡总书记那爱民、亲民、恤民的高尚情怀,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在此得到了完美体现。

记得胡总书记去年在拉美访问时曾讲到“知微知著”这个词。从胡总书记此次访问中的这些细微小事上,便说明了总书记十分注重于“知微知著”,体现了总书记的“细微”作风、“细微”情怀,“细微”品格。而正是中央领导具有这种“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的精神,才使得我们的事业朝气蓬勃,不断推向前进。

总理借笔 显大国风范

除了在大会上壮严而郑重地表达中国政府的意愿之外,不失时机地抓住一些细节,来表达中国人民求和平的强烈意愿,也显现出了总理的一种细心和智慧。看着小泉的“孤独”而坐,足以让我们知道,在东亚这个大家庭里,日本政府已大失“民心”,在这样一个求合作、求发展的区域性的重要会议上,日本首相被“晾”在一边,向世人宣告,日本政府正自食其素来背信弃义,欺世盗名所种下的恶果。

盛赞胡温新政:2003——中国步入进步时代

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  康晓光

悬念

2002年11月13日,在中共十六大上,胡锦涛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全场经久不息的掌声中,他带着人们熟悉的那种谦和的微笑端坐在主席台上。此时此刻,全中国和全世界都在猜测:他能坐得稳吗?他将如何开始自己的执政生涯?他将把中国带向何方?带着这三大悬念,胡锦涛和全世界一同进入了2003年。一年过去了,这些悬念有答案了吗?

锦涛挺得住!

中国政治历来充满不确定性,而权力交接环节更是悬念丛生。毛泽东时代,刘少奇、林彪中途落马,华国锋总算接到了班,但是好景不长。邓小平时代,胡耀邦、赵紫阳相继夭折,江泽民受命於危难之际,经过八年努力终成正果。江泽民时代,一以贯之,胡锦涛终於顺利接班了。但是,两个中心并存的格局不禁使人心生悬念,人们合理地担心这个接班过程能否“善始善终”。上台伊始,胡锦涛即面对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一场未知的瘟疫始於广东,肆虐全球。中国政府被千夫所指。一场公共卫生危机迅速演化为政治危机。在全民几近绝望之际,新政府毅然撤去了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长孟学农的职务,同时对外界公开疫情,胡锦涛、温家宝亲临第一线。在广州疫情最严重之时,胡锦涛亲赴广东视察,没有事先安排,突现在广州闹市,令市民激动不已,令全中国为之一振。此时第一个转机出现了──人们接受了新政府。互联网上出现一个帖子,内容只有标题的一句话:“锦涛一定要挺住”。随后,“锦涛挺住”成为了一句百姓的口头语。这使不少人想到那句着名的“小平你好”。“锦涛挺住”的含义并不简单,它意味着新一代领导人得到了民众的认可,民众由衷地希望由他们来领导这个国家。在这个以“资本主义全球化”着称的时代,这对於一个共产党领袖来说,的的确确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殊荣。而抗击“非典”的胜利,特别是这种胜利来得是那麽迅速、那麽彻底、甚至是出乎预料,使人们不再怀疑他们的谋略与能力。人们不但期待“锦涛挺住”,而且人们也相信“锦涛能挺住”。从3月政府换届到6月战胜“非典”,胡锦涛向全世界展示了自己的魄力和风范,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拥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确立了难以动摇的核心地位,从而消除了人们的第一个悬念。原以为要用三五年时间才能看清答案的问题,实际上只用短短的3个月的时间就明朗化了。在此过程中,人们高兴地看到,第三代展现了“前无古人的风度”,而第四代则展现了“前无古人的实力”。这真是中国的幸运!

新政

如今“新政”成了中国民间和国际舆论在评论中共新领导人时不约而同用到的一个词汇。那麽,“新政”新在哪里?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刊文指出,通过近一年的调研,中国的党政领导干部把这一年的变化概括为八个字:“亲民”、“务实”、“科学”、“法治”。《瞭望东方周刊》指出,这一届政府的特征,可以用“为民、务实、清廉”来概括。它把执政的基础建立在民众内心的评判中;它把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不务虚名、不图虚功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它把清清白白做官、堂堂正正做人视为政治道德的底线。而《中国改革》则把新政府称之为“平民政府”。《南风窗》和《了望东方周刊》总结了新政的主要内容:一,开始把十六大确立的指针施行在治理国家的具体实践中;二,在抗击“非典”过程中创造了一种掌控艰险复杂局面的新经验;三,提出了新的科学发展观;四,结束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模式,进入到突破体制性障碍的纵深阶段;五,为政治文明建设注入新的实际内容;六,改革了呆板的宣传报道模式,强调“三贴近”;七,用新的思路改善群众的生产生活;八,开创港澳台工作的新思维,创造性地化解香港危机,有力地打击了台独势力;九,推进“中国特色的新军事变革”;十,全方位外交开创了新局面,较好地应对了美伊战争、朝核危机、人民币升值压力,改善了大国关系;十一,以改革的精神推进中共自身建设,尤其是强调“党的建设必须从中央政治局自身抓起”。

“新政”的确存在,而且具有丰富的内涵,覆盖了政策、行为模式、政治理念三个层次。上述对“新政”的描述和概括大多着眼於政策层面。这些政策,有的是新的,有的只是过去的简单延续,有的看起来新但实际上是应对新危机的旧办法,真正新的东西并不多。事实上,这一年来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新举措,基本上都能在十六大报告里找到源头。而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更是对十六大报告有关表述的进一步具体化。

在政府的行为模式层面确有新变化,即推行问责机制。首先,对民间社会的呼声能够及时地做出恰当地反应。例如,孙志刚案得到及时处理,而且三个月后,实行了四十余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对香港大游行的反应也是如此。其次,提高透明度,保证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各种自然和人为的灾难得到及时曝光。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追究失职和渎职官员的责任。“非典”期间张文康、孟学农被撤职就是很好的例证。追究责任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严惩腐败,程维高、田凤山相继落马。与此同时,胡锦涛强调廉政要从政治局自身抓起。我们可以把这种问责机制概括为:倾听群众呼声,响应群众愿望,接受群众监督,并对实际结果负责。

“新政”之“新”在於它所显示的政治理念──“公正”。新政府提出的“新发展观”极为引人注目。它意味着,最高领导人已经意识到,要巩固和发展当前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就必须牢固确立和认真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而新发展观的灵魂是“公正”。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就是要控制广泛存在於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阶层之间的持续扩大的不平等,使社会中的各个群体都能够公平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而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其实质也就是要建立代际之间的公平,拒绝“吃祖宗饭,造子孙孽”的发展模式。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诉求并没有停留在口头上,也体现在行动中。公正的本质是关怀弱势群体。新政府实践这一政治理念的切入点就是关注弱势群体。第四代领导人知道,最需要得到他们关怀的是弱势群体,而农民和城市穷人就是中国的弱势群体。於是,我们看到,在新政府迎来的第一个春节,温家宝在地下七百米深的矿井中和矿工一道度过了除夕之夜,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进入了“应保尽保”阶段,“两个确保”和“三条线”得到进一步落实。在继续实施农村开发扶贫的同时,农村税费改革开始全面推开,废除强制性的收容遣送制度,彻底改革歧视农民的户籍管理体制,各级政府大张旗鼓地帮助农民工催讨工资,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出台,而新的《工伤保险条例》则向“血汗工厂”宣战。继“西部大开发”之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出台。在第二个春节即将来临之际,温家宝向重庆市云阳县人和镇龙泉村农妇熊德明承诺要帮助她向县政府讨回工钱。他说:“欠农民的钱一定要还。”紧接着全国掀起了为农民工追讨工资的浪潮。这是2003年中国政治中最富有戏剧性的一幕。

新政府的这些举动已经或将要给弱势群体带来巨大的实惠。例如,2003年1月至11月,城市“低保”累计支出134亿,受益人口达到2202万人。据统计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数额高达1000亿,如果“清欠”工作获得成功,那麽农民的收入将增加1000亿。农村税费改革也将大大减轻农民的负担。据统计,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我国乡镇财政部门要从农民的手里收取300亿的农业税,600亿的乡统筹、村提留,再加上乱收费,大约从农民那里一年要拿1200亿元,甚至还要更多。税费改革就是要把收取的300亿元的农业税提高到500亿元,把其他的乡统筹、村提留的600亿元和乱收费一律减掉,而乡镇财政的损失将由中央财政补偿。

新政的现实背景

新政不是空穴来风,相反,它有着深刻的现实背景。从1979年到2002年,中国的国民总收入增加了7.5倍,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9.3%。市场化改革已经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国民经济和人民的实际生活。可以说,25年前,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够预见到自己今天的生活状况。但是,在经济繁荣的同时,不平等也在迅速扩大,基尼系数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0.25上升到目前的0.45左右。而且这种不平等反映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阶层之间。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计算,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呈缩小趋势,80年代中期开始逐渐扩大。2002年,城镇家庭实际收入是农村家庭的3.1倍。这一比值在1997年至2002年之间平均每年扩大4.4%。地区差别同样令人瞩目。2002年,最富裕的省级行政区(上海)的人均GDP是最穷的省份(贵州)的12.9倍。即使剔除上海、北京、天津3个直辖市,2002年,最富裕的广东省的人均GDP也是贵州的4.8倍。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的地区差距逐步缩小,但是进入90年代以后,地区差距呈现出持续扩大的趋势。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城市内部的基尼系数介於0.16至0.18之间,而农村内部的基尼系数则介於0.21至0.31之间。但是,1978年以后,中国大陆农村和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迅速扩大。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估算,2001年城市内部的基尼系数为0.33,比1978年提高了1倍。根据农业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的数据估测,2000年农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3,与1978年相比大致翻了一番。在如此之大的国家里,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不平等程度发生如此之大的变化,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1978年以来,尽管收入差距在持续扩大,但是贫困人口数量、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也在大幅度下降,而且贫困人口的平均收入水平也在稳步提高。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城市的贫困状况在持续恶化,而且进一步缓解农村贫困也面对着越来越大的困难。即使是按照中国自己制定的非常之低的贫困线来衡量,目前城乡绝对贫困人口的总量也在1亿人上下,如果按联合国制定的每人每天1美元的贫困线衡量,那麽中国的贫困人口总量就将达到2.5亿人的规模。由此可见,如何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缓解贫困,使每个人都能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保障全体人民特别是贫困群体的基本权利,是21世纪的中国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

经济机制、自然地理以及历史和现实的人为因素造成了上述不平等格局。改革确立了市场的主导地位,而市场经济本身具有一种“马太效应”,这种效应使得城乡、地区和阶层之间的差距持续扩大。中国大陆东临太平洋,西部深入欧亚大陆腹地,而对外开放使东部沿海地区获得了天然优势,这是地区差距持续扩大的根本原因。计划经济时期建立的城乡二元结构,在改革时期仍然得到维持,它使得历史遗留的城乡不平等,非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进一步扩大。改革之初,政府确立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指导思想,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这一具有强烈“锦上添花”色彩的政策有力地推动了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但是,在这些自然、经济和政策因素背后,更有力的影响因素是阶级力量对比格局和现实主义的政治逻辑。市场化改革导致了阶级结构的深刻变化,原来的“领导阶级”及其“同盟军”跌落到社会底层,而原来处於底层的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重新回到上层,成为当今社会中最有势力的两大新兴精英集团。政府需要经济成功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性,而经济成功不可避免地导致新的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的崛起。面对阶级结构的巨变,政府及时调整了阶级联盟策略──抛弃大众、与精英结盟。这是一种能够有效地维护政治稳定的统治策略。通过掠夺弱者、满足强者,政府获得了精英的支持。这种寡头政治的必然结果,就是极端的不公正以及随之而来的持续扩大的不平等和日益严重的贫困,当然还有来自大众的日益激烈的反抗。这一切意味着,中国已经到达了一个临界点,仅有经济增长已经不足以支持进一步的发展、改革与稳定,而且如果没有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高速经济增长也难以为继。在这是一个需要巨变的时刻。幸运的是,这个巨变发生了。

重建合法性战略的重大转变

所谓“政府合法性”是指一个政府获得公民自愿支持的能力。尽管政府的存在离不开暴力,但是没有一个稳定的政府是完全靠暴力维持的,古往今来,任何政府都需要而且积极追求自身的合法性。自邓小平改革以来,中国政府面对的最深刻的危机始终是合法性危机。马克思主义为毛时代的中国政治制度提供了合法性论说。但是邓以后中国政府失去了这一合法性根基。在整个80年代,政府注重於 “政绩合法性”,也就是说,它把自己的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通过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换取人民对自己的支持。我把这种合法性重建战略称之为“GDP挂帅”。

邓小平比任何人都更加清醒地意识到了经济发展对共产党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意义。早在1982年他就指出,“要一心一意搞建设。”1990年,邓小平指出,“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如果经济发展老是停留在低速度,生活水平就很难提高。人民现在为什麽还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会发生什麽影响?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在1992年的南巡讲话中,邓小平指出,“为什麽 ‘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

其实,“GDP挂帅”战略,既符合执政者的利益,又符合经济精英的利益,也符合知识精英的利益。经济增长使政府获得广泛的支持。经济增长给经济精英带来暴利。那些直接进入市场的知识精英会得到市场的承认,而留在市场之外的知识精英,特别是大学和研究机构中的知识分子,也从90年代后期的财政扩张中获益匪浅。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当然愿意为现行政治秩序提供支持。可以说,“经济增长”和“精英联盟”是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中国政治稳定的两大基石。

但是,邓小平时代对“平均主义”的批判过了头,口头上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而实际上是“只讲效率,不顾公平”。随着分配不平等的扩大,分割财富蛋糕的游戏越来越不利於大众。90年代中期以来,精英几乎攫取了经济发展的全部成果,大众的处境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改善,还要承担巨大的变革成本。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是大众、精英共同获益的“双赢时代”,那麽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则是精英独吞改革成果的“赢家通吃时代”。“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90年代中期以后,来自底层的反抗与日俱增。日益增长的大众的反抗意味着政府正在失去他们的政治支持,同时也意味着政府合法性基础正在被侵蚀。这种局面还会带来另一种不利於执政者的结果,即大众反抗将使执政者更加依赖精英的政治支持,这就有可能使执政者成为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的俘虏,从而丧失凌驾於它们之上的优越地位。聪明的统治者懂得,只有对各个群体分而治之,恩威并用,才能各个击破,进而使自己凌驾於各方之上,成为至高无上的主宰。所以,此时力倡“公正”,在财富分配中适当地向大众阶层倾斜,一方面可以赢得大众的支持,扩大自己的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可以缓解对精英的依赖,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可以说,此时此刻,把“社会公正”纳入“政绩”范畴,不但符合政府的利益,也符合大众的利益,而且也没有损害精英的利益。这是一个“三赢方案”。

於是,持续25年的“GDP挂帅”时代结束了!面对社会形势的历史性转变,新政府及时做出反应,扩大“政绩”的内涵,希望以“经济增长”和“社会公正”来应对合法性面临的新挑战。套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公正也是硬道理!”这意味着,我们可以接受“朱门酒肉臭”,但决不容忍“路有冻死骨”。这也意味着,正如资本主义经由一个“进步时代”由“野蛮阶段”进入“文明阶段”一样,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也正在步入一个“进步时代”,从这里开始,中国坚定而明确地拒绝“强盗社会”,并致力於建设“人道社会”。这就是新政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预示的未来前景。

重温西柏坡讲话

一年来,胡锦涛最引人注目的活动之一,就是他就任总书记20天后的西柏坡之行及其发表的讲话。从这篇匠心独运的讲话中,我们可以窥探胡锦涛的政治理念,可以猜测他将把中国带向何方。在西柏坡,胡锦涛重提毛泽东的“两个务必”,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胡锦涛强调指出:“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论述非常重要,特别是其中的两个重要思想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一是,在伟大的成就面前,党内一部分同志可能会骄傲起来,贪图享乐的思想可能滋长,不愿意再做艰苦的工作,如果不坚决防范和克服这种情绪,党的事业就不能继续向前发展,甚至会失败。二是,不论我们党取得什麽样的成就,都必须长期艰苦奋斗,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和宗旨,不断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样我们党才能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始终立於不败之地。”他要求全党“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不渝地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尤其要关心那些生产和生活遇到困难的群众,深入到贫困地区、困难企业中去,深入到下岗职工、农村贫困人口、城市贫困居民等困难群众中去,千方百计地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要通过扎实有效的工作,实实在在地为群众谋利益,带领群众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他重申“大力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关键是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首先是高级干部要率先垂范。”

从西柏坡讲话中,人们感觉到胡锦涛要“回到毛泽东”,中国政治正在“回归理想”。这是正确的判断。但是,胡锦涛仅仅要回到毛泽东吗?实际上,他走得更远,他要回到孔夫子。中国政治要回归什麽样的理想?胡锦涛不去外求,而是重返中国的过去,在自己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中寻找答案。胡锦涛的新政也就是孔夫子的“仁政”。何谓“仁政”?“仁政”就是“仁者行政”。何谓“仁者”?孔子曰“仁者爱人”。何谓“爱”?“爱”的最低境界也是最根本的含义就是执政者常怀恻隐之心。孟子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断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於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於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进一步断言“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就政府形态而言,现代“仁政”就是一个仁慈的、开明的、权威主义政府。新政向我们显示出,中国政府正在走向“现代仁政”的苗头、倾向或趋势。

在这个全球化时代,中国需要以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在时代潮流中审视自己的文化传统,为民族寻求新的价值和理想,为民族的发展方向和生活原则提供合法性依据。自邓小平以来,中国的政治家就一直努力从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寻找前进的目标。他们为中国人民描绘的理想蓝图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从“共产主义”到“四个现代化”再到“小康社会”。其实,从孔子的 “民本主义”,到孙中山的“天下为公”,到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再到胡锦涛的“两个务必”和“新三*****义”是一脉相承的。可以说,“回归传统”不是为了抱残守缺,而是为了“回归理想”。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中国最需要的是理想和追求理想的勇气。“1949年3月23日上午,从西柏坡动身前往北京的时候,毛泽东同志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这是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此时此刻,胡锦涛重述毛泽东的这段话又何尝不是意味深长呢?“今天是这场考试的继续。”是的,这既是中共的考试,更是他自己的考试。他自信地表示要“在这场考试中经受考验,努力交出优异的答卷。”站在西柏坡,遥望北京城,胡锦涛似乎对自己和中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他借用毛泽东当年的话豪迈地宣告“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

2005新年寄语胡温新政

2005年,是胡温新政的元年。昨天,胡锦涛总书记发表了新年献辞:《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也是一个美好的祝福。努力实现这一目标,是包括领导和民众在内的全体国人的共同责任。故此,在胡总书记向国人和世人作新年祝福之际,也不揣冒昧地表达对他们的良好祝愿和殷切期望。不是说胡温新政是新三民主义吗?即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那么,我的寄语也离不开三民:

第一,要知民情。当下,百姓生活怎么样,他们在想什么,当领导的尤其是国家领导不可不察。当然,以中国之大,情况可能很复杂,有生活过得极好的,也有日子过不下去的,但多数人是个什么状态,这一点该心中有数。且不可听信所谓权威人士的说法,什么中国有八成人感到生活幸福,而且农民比城里人幸福感更强之类。要听,就多到百姓中去走一走,看一看,既听高官权贵、大款富豪、专家学者们怎么说,也听农民、下岗工人、进城务工者、贫困大学生以及有学无钱上、有病无钱医、有身无处栖的人怎么说。在这个问题上,与其相信虚假的数据,不如相信真实的感觉,与其相信别人的判断,不如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老百姓就是这样做的,相信领导们也定能这样做。

第二,要顺民意。民意是什么,就是百姓心里的期盼。依在下愚见,现在百姓心里想做的事情很多,但最希望上边做的有三件事:一是谋发展。发展是硬道理,没有经济发展这个前提和基础,群众生活的许多具体困难都无法解决,这个道理老百姓是懂得的。所以不管怎么说,狠抓发展不能松,从温饱,到小康,再到全面小康,这个路要一直走下去。二是反腐败。发展是硬道理,但只要效率不要公平的发展就是歪道理。老百姓服气的是诚实劳动、守法经营致富,而不是坑蒙拐骗、巧取豪夺致富。人与人之间有贫富差别属正常,但贫富悬殊甚至两极分化就不正常了。所以要反腐败,腐败是最大的不公,也是造成两极分化的祸根。为政不廉,为民不富,老百姓就信这个理儿。三是行民主。为什么有那么多腐败,说是对权力缺少监督。为什么会缺少监督,其实就是缺少民主。老百姓别的东西不懂,自己作主的事还是懂的。就说选举吧,谁好谁差,心里自有杆秤,怕的就是对百姓信不过,不让百姓享有这个权利。而没有百姓的力量,腐败是根治不了的,国家也是治理不好的。

第三,要赢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老话,也是真理。赢得民心,不是要让官员去讨好百姓,也不是要官员搞什么善举。而是让官员脑子想着国家,心里装着百姓,关心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真心实意地为国家、民族和民众谋利益。与百姓利益攸关的事情有大有小。大的如国家统一大业,在这一届政府任上,若两岸实现不了统一,至少不能让台湾分裂出去,不管台独势力后面有什么人,我们都不能让它突破这个底线。突破了,国家就将分崩离析,民心就将丧失殆尽。小的如小民百姓上访,百姓上访事出有因,多是遭受不法侵害后才走这条路,也是有苦无处诉,有理无处说,有冤无处申的无奈之举。他们人数虽少,但代表的却是某个弱势群体,或代表着更多有类似境遇的人。对他们的态度如何,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为政者对待普通百姓的态度,也反映着为政者的执政理念和方向。尽管他们要求解决问题的方式可能不尽妥当,但只要没有触犯法律就应当允许他们行使公民的申诉权利,而不应简单地把他们当作社会不稳定因素来粗暴对待。更何况稳定只能建立在和谐的基础上,只有实现了和谐才能实现真正的稳定。而和谐稳定的前提就是关心和维护群众的具体利益,依照政策法律实事求是地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如果我们能够以这样的态度去对待百姓,百姓又怎能不衷心地信任和拥护我们?如此这般,国何患不强盛,民何患不安康,我们的未来何愁不美好?

“胡温新政”是一个科学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邵道生

(2006年01月18日)

对“胡温新政”这四个字的关注,已有二三年了,所提的一些观点只是探讨,而且还在不断深化。的确,有的人似乎不太喜欢“胡温新政”这一提法,其“理由”是:如果现在的“政”是“新”的话,那么以前的“政”难道就是“旧”了的不成?真还有点强词夺理,其实,在我的词典里,“胡温新政”这四个字从来就绝不仅仅是指胡锦涛、温家宝俩个人的“新政”,而是十六大以来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共同新政”,亦是新一代领导人“恰到好处”地总结全党智慧的“全党新政”,并不带有任何个人崇拜的色彩。说到“新”与“旧”,它从来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就像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发展、继承了毛泽东思想一样,何必用一个“新”与“旧”这类褒贬意义上的词来进行这种似是而非的、简单的价值判断呢?应该说,“胡温新政”中的“新”是新的历史时期发展中国的一种新思路、新模式,是中国改革实践中的一个创造,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继承中的一种发展。

(一)其实,“胡温新政”是一个完整的体系

从百姓的角度看,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施政思路、施政风格和施政作风常常让人感到由衷的振奋,而从我们做学问的人来看,“胡温新政”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胡温新政”的内容非常广泛,涉及到的方面也很多,但是,它主要由以下三部分内容组成:第一部分是“胡温新政”的“立足点”:就是“以人为本”,“以广大人民的利益为本”,这是“新政”之所以得到亿万群众支持、赞成的基础;第二条实施“胡温新政”发展社会所采用的方式、手段和途径——“科学发展观”,这使“新政”得以顺利发展、立于“不败之地”的生命力;第三条“胡温新政”的目的:“社会和谐”,这是“新政”实施的必然结果。

依我之见,“以人为本”的思想是重申了共产党“立党建国”之根本,执政为的是民,立党为的是公,这是最大的政治,是政治中的政治;“科学发展观”是如何解决关于怎样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社会的“生产力”的问题;“社会和谐论”不仅仅是实施“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之结果,也是关于怎样处理社会剧变过程中纷繁复杂的“生产关系”的原则和指导思想。所以,“胡温新政”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

过去有没有这样的提法?或者有没有这样的重视?我看是没有过的,所以,赋予“新政”二字实在是名副其实,所以,“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论”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继承和创新。

那么,为什么在“胡温新政”中要特别强调“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论”这三个部分呢?

这是因为这三个部分实在太重要了,它不仅仅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经验教训的一个总结,也是对新中国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一种提升。要知道,在这三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实在是有着太多的经验和教训,实在是有着太多的话可说的。试想,如果解放以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够一直按照“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论”的思路去走,我们的社会现在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可以少走多少弯路?可以少付多少不必要付的代价?!

看一看我们1949年以来的执政历程,在我们执政党队伍中的一些人“以人为本”的思想淡漠了,立党不是为公,不是为民,而是为己、为私,可以这么说,共产党内所出的问题大都起于此“根”啊;再回头看看,上个世纪50年代末期的“三面红旗”,改革开放后在一些地区、部门、领域出现的新的“大跃进”,以及前段时期盛行的“GDP万岁观”,就不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发展,为此,我们的社会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的了;而上个世纪50年代末期的“反右斗争”、“庐山会议”,60年代中期兴起、为期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以及我们正在面临的由诸多问题酿成的“矛盾凸显期”之“凸显”,因为一是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斗争”二是忘掉了“社会关系的和谐”,所以,当今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处于严重失调状态,社会矛盾亦是相当“凸显”。

“胡温新政”不仅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的观点非常正确,而且在“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论”这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非常紧密,相互依存,缺一不可。譬如,发展若没有一个“以人为本”为基础,那么它的发展必然是脱离人民的发展,人民的利益必然受损,就会失去人民的支持;若发展是盲目的、不协调的、不能持续的发展,有的甚至是危害环境、危害子孙的,那么,阶层与阶层之间就和谐不了,人与人之间就和谐不了,社会与自然之间也就和谐不了,现在谁都承认了这一个事实:如今社会矛盾之所以那么“凸显”,正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那种不怎么重视科学发展的结果啊!

所以,“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思想”、“观”与“论”,它实质就是邓小平同志指引的改革开放路线在新世纪的一种深化和发展,是一种新的“改革观”、“改革论”。所以说,“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论”还真是具有“革命意义”上的“发展观”,还真是具有“变革意义”上的“和谐论”。

所以,这个“胡温新政”对广大领导干部来讲,可以说是一场执政理念的革命,是一场执政思想的革命,是一场执政行为的革命。可以断言,如果我们的社会真正实现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论”这个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那么,就其意义、作用、贡献来说,一点儿都不亚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变革。

(二)这个比较完整的体系的落实并不是很容易的

对于广大群众来说,是双手赞成“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论”的,是衷心拥护“胡温新政”的。因为从根本上说,“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论”是全新的体系,是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执政思想,是着眼于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执政理念,所以,现在人们更加关注的是,怎样才能落实这一全新的改革观?怎样从落实“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论”中得到更多的、更大的实际利益?怎样“转化”到各级领导干部的执政行为之中?这需要一个过程。因为对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来说,如何积极、主动贯彻“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论”还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所以,要让这“胡温新政”这个新的执政理念尽快变成各级领导的执政行为,也就特别的不容易,甚至可以说是相当的困难。

这样税是不是悲观了一点?非也。我从来就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而是对我们社会的历史和现实的一种“认识”,从历史来讲,任何社会、任何朝代的一种“新政”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从现实来讲,根据我的研究,大致有以下四个难点。

第一个难点:多年来我们有相当一部分的领导已经很习惯于“依靠权力来发展”,而不怎么太习惯于“用科学来发展”,一些领导还是习惯于用“政治思维”、“政治领导”的模式去管理社会,动不动就用“政治运动”或用“不是运动的运动”的方式去求“发展”,所以发展往往是“一窝风”,往往是赶挤一条“独木桥”,既违背经济规律,也脱离本地、本部门实际。的确是这样,“依靠权力来发展”是多么地简单、方便,“效率”亦是高得多,“第一把手”的一个指令下去,你执行也得执行,不执行也得执行,一些地区、部门、领域的发展基本上是围着某些“领导意志”的指挥棒转……想一想我们发展的历史,计划经济时代就不用说了,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农村圈地运动”、“国营中小企业的改制运动”、“城市拆迁运动”等等,都浓浓地烙上了“依靠权力来发展”的痕迹……所以,这个“用权力来发展”在我们的官场是很有“传统”、很有“势力”的,甚至带有某种“根深蒂固的惯性”的,要让广大领导一下子从“依靠权力来发展”转变成“用科学来发展”,没有一个“较长的痛苦过程”是无论如何不行的。

第二个难点:多年来我们有相当一部分的领导已经很习惯于“粗旷式发展”的模式了,他们信仰的、执行的就是“GDP万岁”。是啊,“粗旷式发展”对我们的一些急功近利的领导来说,太容易“立竿见影”的了,只要将“GDP”搞上去,什么资源不资源的,什么能耗不能耗的,什么污染不污染的,什么要考虑子孙利益不利益的,都是统统不会予以考虑的,只要我地方上的“GDP”搞了上去,我的“政绩”出来了,我就有“发言权”、“话语权”的了,说话可以“气壮山河”,我也可以成为“重量级议员”了,也不会在他人面前“低人一等”了,当然更为重要的是自己的仕途亦有“保证”的了。然而,对那个“用科学来发展”呢?事情就要麻烦得多了,资源问题、能源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子孙后代问题等等,都会像“镣铐”似地捆绑住手脚,动弹不得,所以若是要让众多的领导进行“自愿选择” ”的话,更多的领导是会情不自禁地选择“粗旷式发展”的,对他们来说,发展模式的改变的确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第三个难点:多年来我们有相当一部分的领导已经很习惯于领导“听话的人才”,而很不习惯那些“不听话的、有自己主见的、富有创造性的人才”。的确,改革开放以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已经深入人心了,人们亦越来越认识到人才问题的重要性。但是,必须要看到的是我们的社会还是一个“官本位”思想很是严重的社会,人才的衡量、评价、使用往往因此而被打上一个严重的折扣,譬如,与地方领导的发展思想保持一致的人才才能算是人才,能坚决按照领导思想办事的人才才算是人才,至于那些有自己创造性思想的、能按照科学规律办事的、能一针见血地指出地方领导发展问题的人才就不怎么算是人才,有的甚至被长期打入“冷宫”,正因为人才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没有发现、使用真正的人才,才使一些地区的发展“走火入魔”,才使一些地区的社会矛盾越来越凸显。也正因为这一点,五中全会用了整整一段来论述来论证用了整整一段来论述来论证了“发展科技教育和壮大人才队伍,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的思想。在这个问题我们有不少领导真还跟不上时代的步伐。

第四个难点:因为在“利益至上”、“利益绝对化”占有很大市场的社会氛围下,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有一些地方、领域、部门各种“既得利益集团”、“腐败利益集团”已经抢占了“利益的制高点”,社会的发展已经有点儿偏离了“科学的轨道”,社会在一些方面已经很不和谐了,要想让它立即回到“科学发展的轨道”,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对一些领导干部来说,如果不能将广大人民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不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而是“以官位为本”,热衷于搞一些与自己官位升迁捆绑在一起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那么,他们肯定是贯彻不好“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论”的。如果还是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山高皇帝远,不服天朝管”的心态漠视工人、农民等“弱势群体”的呼声,甚至用权力“剥夺”群众的正当利益,那么,他们肯定是贯彻不好“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论”的。

正因为由于上述这些原因,在一些地区、部门、领域出现的是口头上的“以人为本”,是口头上的 “科学发展观”,是口头上的“和谐社会论”,而不是实际行动上的“以人为本”,实际行动上的“科学发展观”和实际行动上的“和谐社会论”。

总之,贯彻、实施执行“胡温新政”的确要有一个过程。

(三)怎样才能实施“胡温新政”?

当前在一些地方、部门、领域贯彻“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论”的过程中经常出现“中间梗阻”现象,中央的政令就是出不了中南海,一到地方就要打折扣,与中央保持一致只是一些地方领导的“口头上的政治行为”,与“现实的具体执政行为”之间存在着“严重脱节”,所以,“地方保护主义”的势力抬头了,在一些地方为实现“独立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独立要求”抬头了,一些地方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甚至出现“诸侯经济”、“条块经济”)的做法抬头了,敢于对中央精神“层层截留”,敢于对中央政策“曲解规则”,敢于对中央文件下达所谓“补充文件”,敢于对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改头换面”……所以,为了实施“胡温新政”,我认为,在社会发生急剧转型的今天,最为重要的如何强化中央的权威,一定要记住邓小平同志以下这两段话:“党中央、国务院没有权威,局势就控制不住”、“我们要定一个方针,就是要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深化改革。”所以,这个问题要当大问题来抓;一定要改变过去我们社会在强化中央权威问题上“重思想”和“轻经济”的倾向,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当今社会,作为强化中央权威的最重要手段之一,就必须狠抓经济领域中的“离经叛道”现象,解决中央政令不通畅的“贯彻危机”。这是我所要说的怎样才能实施“胡温新政”的第一要点。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曾说过这样一段话:“要在继续促进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为突出的位置。”这段话讲得非常深刻,非常重要,非常符合实际,因而非常得人心。为什么?因为当务之急就是要高举“维护社会公平”的大旗,这个问题不解决,实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论”就是空的。为什么?因为如今的突出矛盾就是在一些地方,“公平和公正”被抛弃了,只要“效率”不要“公平”,广大人民的利益(尤其是农民和工人的利益)被严重侵害,相当部分的“改革的利益”流向了富豪层、贪官污吏的口袋里去了,它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副作用,就是“贫富差距扩大”,就是“两极分化”问题越来越显性化。据一些专家的研究,中国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而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已扩大至0.458。据国家统计局披露的信息,内地最富裕的10%人口占有了全国财富的45%;而最贫穷的10%的人口所占有的财富仅为1.4%。财政部官员曾透露,银行60%的存款掌握在10%的储户手里。十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的报告还指出:在我国农民收入增加6.8%的同期,全国居民收入增加了7.7%。差距竟然还在增大!2003年,中国最富与最穷人群的收入比例是9.1∶1,到2004年,最富与最穷人群的收入比例是9.5∶1,不但城乡差距拉大,城市里的贫富差距也在继续拉大……总之,“维护社会公平”这面大旗能不能高举,的确是关系到“胡温新政”能不能顺利实施的大问题。这是我所要说的怎样才能实施“胡温新政”的第二要点。

近两年在我们的媒体上频频呼唤“绿色GDP”,而且这个呼声越快越大,越来越多、强烈,这其中反映了什么问题?与我们的“新政”有什么关系?我认为,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在一些地方的发展忘掉了“以人为本”,它们的发展是以牺牲资源、牺牲环境、牺牲子孙后代的利益为代价的。他们信仰的是“GDP万岁”的发展观说加快发展,就只考虑本地区、本部门、本领域的利益,不识大局,不顾整体,草率决策,重复建设,不切实际地贪大求洋、盲目攀比,GDP的数字倒是上去了,但水分不知有多少……有的地区为了一个好听的GDP增长,不惜把已被发达国家、发达地区淘汰的高污染企业引进来,于是,很多江河成了臭气熏天、地地道道的“红河”、“黑河”、“乌江”、“浑江”。譬如,以绵延近150公里淮河来说,老百姓需要的是干净的水、能喝的水、喝了不会生病的水,然而现实呢?它却变成了一条黑黄腥臭的水、能毒死鱼虾的水、谁都不敢喝的水、在其流经地区出现了一座座癌症村落的水……守着江河却不能喝江河的水,绝不是个别现象。更可怕的是,作为严重污染直接后果的“癌症村”频频出现。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在2001年的《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中指出:2001年度,七大江河水系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一半以上的监测断面属于Ⅴ类和劣Ⅴ类水质,城市及其附近河段污染严重;滇池、太湖和巢湖富营养化问题依然突出;东海和渤海近岸海域污染较重;城市空气颗粒物污染范围较广;多数城市受到轻度噪声污染;全国耕地比上年净减少61.73万公顷;水土流失总面积356万平方公里;90%的可利用天然草原有不同程度的退化,退化、沙化、碱化草原面积已达13500万公顷,西北地区沙漠逐渐扩展,荒漠化日益严重,沙尘暴频繁发生……你想,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那里的百姓生活能实现真正的和谐吗?总之,发展必然强调“以人为本”,强调它的科学性和可持续性,彻底转变“GDP万岁”的发展观,这是我所要说的怎样才能实施“胡温新政”的第三要点。

多年来我一直研究着社会转型期的腐败问题,据我的体会,反腐败一直是“胡温新政”的着力点,进入新世纪在“胡温新政”的领导下中国社会告别了“摸着石头过河”反腐败的模式,《党内监督条例》和《关于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就是将一个反腐败向持续、有序、健康、深入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有人曾问我:“你说一说现在‘胡温新政’那么得人心,为什么还是很难贯彻下去?”我想,除了我本文所说的那些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阻力,就是经过多年的“腐败的原始积累”,尤其是经过上世纪九十年代“农村圈地运动的腐败”、“国企改制中的腐败”、“城市拆迁运动中的腐败”、“开发区运动中的腐败”、“金融领域中的腐败”、“房地产领域中的腐败”、“股市领域中的腐败”等“原始腐败”的“积累”,在一些地区、部门、领域的腐败势力已经抢占了社会利益的最高点,已经形成了“气候”,已经形成了以腐败利益为纽带的“地方性腐败利益共同体”、“部门性腐败利益共同体”,它们已经有“一定的力量”、“一定的势力”来与“胡温新政”进行“抗衡”,想想也是这样,“胡温新政”为的是民,为的是公,要将利益的天平向广大群众倾斜,要让改革的成果让全体侨民享受,要让腐败分子“获利还吐”,要将腐败分子送上法律的审判台……所有这些都是“腐败既得利益集团”都是不愿看到的,怎么办?只有一条:对“胡温新政”拼死阻挠、拼命反抗,这也是当前反腐败斗争为什么那么艰难的重要原因,所以,按照中纪委一系列文件的精神,保持目前加大反腐败力度的气势,狠狠打击腐败分子及其腐败势力,这是我所要说的怎样才能实施“胡温新政”的第四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