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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温新政”研究资料选编(三)

时间: 2017-07-24 15:26:10来源: 作者: 阅读:

充满善意曲解的胡温新政第一年

王永治

(2004-3-16)

到2003年11月15日,胡锦涛被中共十六届一中全会确定为总书记和侯任国家主席刚好一周年,也是温家宝被确定为侯任总理一周年。他们两人以中共历史上少有的密切配合,形成中共第四代领导集体开明、开放、亲民、务实、重法的执政风格,这被国内外媒体赞誉为“胡温新政”。

但媒体和学术界在称颂“胡温新政”的同时,也对胡温的言行进行过度的揣摩和解读,把自己的期望和民间对政治改革的激进诉求强加到“胡温新政”里,使媒体上的“胡温新政”游离于事实上的“胡温新政”。这实际上是对“胡温新政”的善意曲解,未必有利于胡温执政。

执政新风种种

综合国内外媒体的报道,“胡温新政”主要表现在以下言行中:

尊重宪法:胡锦涛就任总书记后的第一次公开讲话,就是2002年12月4日在纪念宪法颁布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他说宪法“具有最大的权威性和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宣誓就职:胡锦涛在2003年年3月18日当选国家主席后,向全国人大代表发表“就职演说”:“我一定忠诚地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恪尽职守,勤勉工作,竭诚为国家和人民服务,不辜负各位代表和全国各族人民的重托。”“我和新一届国家机构工作人员诚心诚意地接受各位代表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监督。”温家宝在3月18日当选总理后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也表示:“我绝不辜负人民的期望,一定要以人民给我的信心、勇气和力量,忠实地履行宪法赋予我的职责,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不负众望。”这被媒体认为是变相的宣誓就职,是对人大代表和全国人民的承诺。

重申“两个务必”:今年1月,胡锦涛就任总书记后第一次去外地考察,选择了共产党进入城市前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河北省西柏坡,重申了毛泽东的遗言:“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提出“新三民主义”:在西柏坡讲话中,胡锦涛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要求“二为”:还是在西柏坡讲话中,胡锦涛提出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真正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做到夙兴夜寐、勤奋工作。”

体察民情:春节期间,胡锦涛到北京市通信、供电和公安等部门,慰问坚守岗位的干部职工和公安干警。农历除夕,温家宝到辽宁省阜新煤矿矿井里,与工人一起吃饺子。非典期间,胡锦涛、温家宝多次到重灾区广东和北京慰问一线医护人员,与市民、学生一起进餐。

整肃高官:4月20日,因为对非典疫情隐瞒和控制不力,中央果断撤换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市长孟学农,重新对高级领导直接问责。此前,中共只在八十年代,因为大兴安岭火灾和火车事故而免去林业部长杨忠和铁道部长丁关根的职务。胡温主政以来,已有数位省部级领导因为涉嫌腐败而落马。

信息公开:非典疫情公开后,国家和地方主管部门空前透明,及时向国内外媒体发布疫情,媒体获得一段最自由、最放肆的报道时光,媒体与政府度过一个愉快的蜜月期。

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中央政治局每有大事必学习,至今已经进行8次集体学习,每次学习前后都有相关的重大决策出台。温家宝则频繁召开专家座谈会,问政于专家学者。政治局和国务院都在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外交主动出击:胡锦涛应邀首次参加西方8国峰会。中国直接促成关于朝鲜核问题的6方会谈。中国政府敦促日本政府解决在华遗留化学武器问题。媒体认为,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动,说明中国已不再死板地遵循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而开始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活跃于国际舞台。

取消两个惯例:一是取消领导人出访的迎送礼仪,二是取消领导人暑期到北戴河办公。

一个限制:限制新闻报道中领导人的出境时间和报道字数。

上述一切言行,因为在此前的中共领导中比较少见,而得到媒体、学者、民众的广泛好感和赞誉。连一向对中共领导怀有偏见的西方媒体,也不断发出正面报道。美国《华盛顿邮报》曾经报道:“胡和温受欢迎的程度让人吃惊。”

由强人政治转向常人政治

胡温的执政风格比中共前几代领袖具有更鲜明的平民色彩和个性色彩,这使他们的政治主张和治国方略更容易被大众接受,但并不意味着这种平民化执政风格本身就一定蕴涵着某种政治主张,如同朱镕基的铁碗并非其经济政策一样。

自胡温执政以来,媒体常常把他们两人的某些细微举动都看做是某些重大政策的先兆,因而纷纷开展索隐式和影射式报道,却都无法考证出媒体挖掘出来的微言大义是否符合胡温的本意。

许多激进的学者,根据胡温讲话中的只言片语而展开实质性的政治论证,并希望影响政治进程。最典型的当属部分学者对修改宪法的热情。其实,年初中央传出修宪信号,主要是为了把十六大上已经纳入党章的“三个代表”的思想再写进宪法。十六届三中全会公报对此表述为:“把十六大确定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方针政策写入宪法。”但部分激进学者们的期望是通过修宪,向西方式宪政过渡。这无疑与中国现行政治制度相冲突。结果,有关修宪的报道被中央有关部门明确禁止。

有位中共老干部认为,中共第四代领导之所以更重视宪法,更重视执政的程序,是因为中国已经由强人政治转入常人政治。毛泽东、邓小平等政治领袖依靠个人资历和威望而一呼百应的时代已经过去,新中国建立后入党的新一代领导只能通过宪法赋予的权利,通过制定执政规则,到人民中去寻求新的资源做支撑,去塑造自己的领袖魅力。

对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曲解

对于“胡温新政”的改革策略,媒体和学术界具有更多的曲解。这集中体现在对11月11日到14日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的解读上。

第一,在党史的地位上,部分媒体和学者把十六届三中全会的作用等同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其实,十一届三中全会扭转中国乾坤,而十六届三中全会只是前者的延续和深化,两者不可同日而语。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10月15日发表社论,评价最为恰当:“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将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将始终不渝地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高举“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将始终不渝地走邓小平同志开辟的、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并发展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3个“始终不渝”不仅是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基调,也是第四代领导集体对前三代领导集体的政治承诺。

第二,在会议程序上,部分媒体和学者认为中央政治局向全会做工作报告,具有述职性质,是在接受监督、审查和获得批准与授权,能够加强党内民主。但是,“政治局述职说”的发明人、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也承认,政治局报告工作,“着重点还是对今后工作的指示、展望、部署”。事实上,在国家制度上,政府官员述职已经是个成熟的制度。国务院总理每年都要向全国人大报告工作,一般在修改若干词句后都获得高票通过。

第三,在会议主题上,部分媒体和学者把三中全会要推进经济改革修正为推进政治改革。三中全会公报概括的会议主题是:“必须按照十六大提出的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的战略部署,加快推进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注入强大动力。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五个统筹”是对过去单纯追求经济发展速度的战略目标的重要修正。

关于政治改革,公报只是说:“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巩固和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证。”这与以往的说法没有什么不同。胡锦涛在9月29日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中关于政治文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三中全会的公报基本没有涉及。但媒体和学者在会前和会后,一直在围绕着政治改革说话。全会开幕当天出版的《21世纪经济报道》在社评中为会议预设的主题是:“为了避免社会不满所引起的制度资源消耗,执政党必须及时而适当地通过政治文明建设和话语更新来积极回应民众的呼声。在这个意义上,新一代党政领袖所采取的亲民、关怀底层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预计十六届三中全会亦将会以此为基调来设计政治文明建设蓝图以及实施的各种步骤。”全会闭幕当天出版的《21世纪经济报道》又在社评中说:“执政党要领导人民走向共同富裕,就要通过推进政治文明建设、发展民主与法治来约束行政权力与资本权力。”10月15日出版的《南风窗》杂志发表署名文章,认为“三中全会彰显新领导集体追求”。该文认为:“政治改革,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实际上,〈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想得到实实在在的贯彻执行,没有相应程度的政治文明建设措施相配合是绝不可能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恐怕还有更多的经济与政治问题需要我们去揣摩和体会。”10月16日出版的《南方周末》把三中全会解读为“新领导集体的执政宣言”。该报引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的话说:“市场经济既是法治经济也是民主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启发了人民的民主意识,尤其是管理等方面朝着民主化的方向发展,这是利益多元化的客观要求,而这样的要求也对政治体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0月20日出版的《中国新闻周刊》认为:“十六届三中全会在完善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政治与法律制度、强调依法治国方面有了新的突破;在政治文明以及党内民主方面做出新的努力;在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方面有新的尝试。这些举措,体现了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的政治智慧,也标志着中国改革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经济改革,向更深层次发展。”这几家当今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媒体对三中全会的过度揣摩,使人觉得媒体报道中的三中全会与三中全会公报透露出的三中全会相差甚大。事实上,媒体不是不知道自己的解读远远超出了三中全会公报的本义,而是有意进行善意的曲解,借解读三中全会而表达自己对政治改革的要求,从而形成推动政治改革的民间舆论压力。有学者认为,媒体把民间对政治改革的舆论期待放进“胡温新政”里,未必是“胡温新政”的应有之意,更未必是“胡温新政”在短期内有条件实施的。不过,允许媒体公开揣摩高层意图,也证明中国社会的禁忌越来越少。

“胡温新政”只有新目标,没有新纲领

十一届三中全会把邓小平倡导和设计的改革开放政策确立为中共的行动纲领。20多年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大国,成就震惊世界。但中国的改革选择由易到难、先经济后政治的路径,使改革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进入攻坚阶段,难以整体推进。从普通人到高层智囊,中国社会几乎一致认为,改革目标的调整、经济体制的转换、利益格局的调整、对权力的约束、对法律的尊重等,都需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前提。否则中国的市场经济有陷入吴敬琏所谓“坏的市场经济”的危险,中国社会有陷入混乱民主的拉美化的危险。因此,舆论普遍预期十六届三中全会将全面启动政治改革,从而与全面启动经济改革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样,成为党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

有位中共元老认为,至今,邓小平的政治遗训中,还有两个没有得到充分的执行。一个是他在1980年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个是他在1992年南巡时的讲话:“要防止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要落实这两条遗训,只有启动政治改革才有可能。

但《人民日报》社论用近年罕见的语言提出3个“始终不渝”,意味着第四代领导集体目前的主要任务还是“全面贯彻十六大精神”,“保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这也是十六届三中全会公报所特别强调的一点。

12977年2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向全国宣告,当时的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将延续毛泽东的路线方针政策。

实际上,除个人风格和应对突发的非典疫情,“胡温新政”第一年的所有重大决策和行动,在江泽民所作的十六大报告中都有提示。到十七大的未来4年,“胡温新政”的主要内容依然是把十六大的抽象条文,变成具体的可操作的决策和制度,“胡温新政”还没有条件提出自己的新纲领。中共中央没有按惯例把胡锦涛称为核心,就意味着江泽民依旧是党的核心和思想领袖。有学者认为,这有利于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稳定。

但是,这不等于“胡温新政”没有自己的执政目标。今年7月21日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内容是党的思想理论与时俱进的历史考察。胡锦涛在学习时提出5个“有没有”,即检验学习贯彻“三个代表”思想的成效,关键要看在抓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上有没有取得新的成效,在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上有没有取得新的进展,在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上有没有取得新的突破,在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上有没有取得新的实绩,在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上有没有取得新的成果。

海外媒体推测,这5个“有没有”就是“胡温新政”的执政目标,至于把这个目标变成执政纲领,按照中共党代会的正常周期,估计要在十七大以后。

或许是为了迎合中国社会急切求变的社会心理,国内外媒体时常以讹传讹,透露一些过于激进的政治改革消息。6月9日,英国的《泰晤士报》报道,胡锦涛将在“七一”讲话中,提出关于“党内民主”的政治改革宣言。随后港台和大陆媒体都纷纷发表猜测性言论。但事后证明这些传言都是子虚乌有。

如果媒体把过于激进和理想化的内容加进“胡温新政”里,使民众对之期望过高,一旦面临某些危机事件,会使胡温的决策难以软着陆;如果硬着陆,会加重民众的失望情绪,从而激起反弹。

对“胡温新政”的过分炒作,如同给胡温搭了个空中楼阁,又撤掉了下楼的云梯,使之处于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两难处境。

胡温新政与中共执政趋势

张 宏

(《经济观察报》2012年03月02日)

2002年12月5日,20天前刚刚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突然出现在河北省西柏坡。西柏坡是1949年毛泽东入京前的最后一站,在那儿举行的七届二中全会号召全党在夺取全国胜利后经受住执政考验。新任总书记的首次离京出行,显然具有象征意义。胡锦涛在此行中对全党提出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希望。

三个月后,温家宝在北京当选国务院总理。在首次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充满感情地自述,“感谢人民对我的信任。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我出生在农村的一个教育世家。”

2003年初的中国,国有企业在经历几年休克式疗法后正逐步地恢复元气,民营企业发展迅速,加入WTO后国际贸易开始出现快速的增长,社会矛盾比较缓和,外部没有太多的干扰,整个社会充满着一种乐观向上的氛围。中国进入了被媒体称为“胡温新政”的新时期。

亲民与和谐

发端于1978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到2003年,已经进入了第25个年头。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村改革,到九十年代末期对国企改革和金融领域的攻坚,及至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经济增长的势头不减,于2002年GDP首次突破10万亿元大关。

在经济发展达到一个相对高的阶段后,中共中央的执政重心开始由效率优先转向兼顾社会公平与正义。改革初期由邓小平先生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愿景,逐渐由胡温新政提出的“共同富裕”、“和谐社会”等新思想所承继。

亲民是胡温执政后展现出的第一个显著特点。4月14日上午10时30分左右,胡锦涛在考察完广东省疾病预防中心后,突然改变行程,在没有任何清场行动的情况下直接来到广州最繁华的商业街北京路,走入寻常百姓中间。他对路上的人们说,“(对于非典)我们很揪心”,“感到焦急”。

5月23日,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今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将不举行送迎仪式。几天以后,胡锦涛开始他就任国家主席后的首次出访活动,果然没有送别场面,为期12天的首次出访,胡锦涛是“静悄悄地走,静悄悄地回”。是年夏季,中央五大班子也取消了夏季北戴河办公的惯例。

温家宝行事也是如此风格。他喜欢直接与百姓拉家常,并经常现场办公,为老百姓解决实际困难。10月24日,温家宝在重庆云阳县与一位名为熊德明的农妇聊天时得知包工头欠她丈夫工资后,当天即要求县长解决。当天夜里,熊德明与丈夫收到了拖欠的2240元工资。此后几年,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成为中央政府工作的重点之一。2010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还专门发文,要求切实解决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在胡温执政的其后几年中,对三农问题的重视也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论是取消农业税,还是均衡发展、注重环境保护,民生问题始终是胡温政府关注的重点领域。“创建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展现出胡温政府对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极大关切。但与此同时,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摩擦也出现加剧势头,维稳越来越成为中国政治领域的一个关键词。

孙志刚之死

2003年3月17日晚,大学毕业两年的孙志刚出门到网吧上网。由于刚到广州,他还没有办暂住证,身份证也未随身带。刚出门,孙志刚就遇到治安人员盘问,随后被带到了黄村街派出所。在派出所中,孙志刚和警察顶了嘴,因此警方对他不予保释。18日,孙志刚被作为“三无人员”(无固定住所,无生活来源,无有效证件)转入广州市“三无”人员收容遣送中转站收容。19日下午6时,孙志刚被送往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次日死亡。后来的尸检表明,孙志刚生前受到了惨无人道的毒打。4月25日,《南方都市报》以《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为题,首次披露了孙志刚惨死事件。由于受害者身亡,并且其身份不是流浪汉而是大学生,孙志刚事件引起了极大反响,许多媒体详细报道了此事件,并曝光了许多同一性质的案件,在社会上掀起了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大讨论。5月14日许志永、腾彪、俞江三名法学博士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书;5月23日,贺卫方、盛洪、沈岿、萧瀚、何海波5位著名法学家联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提请启动特别调查程序。仅履新数月的胡温政府对民间呼声回应迅疾。6月22日,经国务院第12次常务会议通过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正式公布,并将于2003年8月1日起施行。1982年5月12日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同时废止。《联合早报》发表评论称,这一悲剧的真正原因是政府滥用权力和对人权的漠视。如果我们不能从机制上来好好地反思孙志刚案出现的问题,并加以改进解决,则难免又会有其他不幸的产生。往后数年,维稳成为各地驻京办的首要任务之一,各地上访者被遣送回原籍。京城一家名为“安元鼎”的保安服务公司被曝出私设“黑监狱”,通过遣送上访者从地方政府手中获得暴利。

说真话的老军医

2003年4月4日,72岁的解放军301医院外科教授蒋彦永给凤凰卫视和中央电视台四频道发了一封800字的信件,指斥时任卫生部部长张文康隐瞒SARS(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疫情。但这两家电视台既未回信,也未公开报道这封信件。数天之后,西方媒体翻译并报道了这封信件。此时,距离2月份出现在广州的SARS恐慌已经两个月了。2月11日,新华社播发了广东发现SARS疫情305例的消息,并称目前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专家预测全国近期内不会发生大范围呼吸道传染病的流行。3月下旬,世界卫生组织确定广东和北京为疫区,SARS疫情开始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扩散,许多国家和地区已经开始拒绝来自疫区的中国人入境。但在中国的媒体上,有关SARS的报道却日见减少。3月20日打响的伊拉克战事占据中国广大媒体的首要位置,军事专家们对战事不靠谱的预测成为仍在放心一起用餐的北京人的主要话题。4月2日,张文康在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节目中表情轻松地谈着SARS疫情,称北京的SARS患者只有12人,而死者为3人。这种赤裸裸的谎言激怒了生性耿直的蒋彦永,因为据他所知,北京仅在309医院一处,就有了近60例,而且死亡人数达到五六例。4月12日蒋彦永致信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要求卫生部公布真实疫情,16日世界卫生组织在记者会上表示蒋所述疫情属实。1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政治局会议上表示,任何人不得瞒报疫情。20日,新华社公布免去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党内职务。同时,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公布了北京的疫情,新数字是5天前官方数字的近10倍,达339例,此外还有疑似病人402例。此后,胡温政府开始了一场长达两个月的严防死守、零汇报制的SARS保卫战。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的呼吸系统疾病专家钟南山成为中国抗击SARS的领军人物,并当选中央电视台“2003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

蒋彦永此后极少被国内媒体提及。在1997年燕京大学建校80周年纪念时,蒋彦永曾在大学史稿中写下一段话:“50年来,经过历次政治运动,我深深体会到,要讲真话、心里话,虽是难上加难,但我一定坚持要讲真话。讲假话、讲空话最容易,但我要做到绝不讲假话。”由于治疗使用了大量激素,许多患者在治愈SARS后出现了骨坏死、肺纤维化、抑郁等后遗症。据称,北京登记有SARS后遗症患者约300人,其中相当多的人因后遗症在就业、婚姻等方面遇上许多困难。尽管SARS使中国经济停滞了数月,但中国经济的活力与弹性却好得超乎想象。在7月5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SARS疫情得到控制后,中国当年三季度的GDP增长率由二季度的 6.7%跃升至9.6%,全年经济增速达9.1%,为1997年以来增长最为快速的年份。时任高盛亚洲总经理的胡祖六称赞2003年的中国,像极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日本,一切都是生机勃勃。正处盛年的约翰·桑顿2003年辞去了高盛CEO的高位,到清华大学教授全球领导力的课程,只是为了来“了解中国”。神舟五号10月15日发射,首次将中国人送上太空时,杨利伟成为广大中国人心目中的英雄。上海磁悬浮列车当年国庆通车,作为世界上投入商业运营最快的列车,被载入“吉尼斯纪录”。同年,世界政坛上的两位强人流年不顺,当政22年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10月31日下台,12月14日,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被美军抓获。

2003年关键词:磨合

民间热词:电荒

2003年中国出现首次大规模电荒,电、水、煤、石油等能源问题再次引起多方重视。

白骨精:2003年流行的网络热词。白领、骨干、精英——他们是社会的中流砥柱和中坚力量。

人造美女:2003年,花了几十万元整容并昭告天下的北京姑娘郝璐璐,在追捧声中拔得“中国人造美女”头筹,从此引发全国各地轰轰烈烈的“造美潮”。无数模样周正的姑娘公开赛“丑”,以期赢得免费整容。

审计风暴:2003年,审计署推出审计结果公开制度,6月25日,一份长达22页的审计报告首次在第一时间全文公布,一大批中央部委的经济违规行为被公开曝光,掀起一场“审计风暴”。

总理说·政府改革

2003年,必须实行政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转变工作方式和工作作风。

2004年

各级政府要全面履行职能,在继续搞好经济调节、加强市场监管的同时,更加注重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特别要加快建立健全各种突发事件应急机制,提高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

2005年

政府各部门要各司其职,加强协调配合。健全社会公示、社会听证等制度,让人民群众更广泛地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大力推进政务公开,加强电子政务建设,增强政府工作透明度,提高政府公信力。

2006年

坚决把不该由政府管理的事交给市场、企业、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切实转变政府管理经济方式,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

2007年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规范行政权力,调整和优化政府组织结构与职责分工,改进政府管理与服务方式,大力推进政务公开。

2008年

完善行政监督制度。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加强行政权力监督,规范行政许可行为。推行行政问责制度和政府绩效管理制度。切实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严肃法纪政纪,坚决改变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

2009年

坚持依法行政。深入贯彻行政许可法,继续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行政许可和审批事项。促进公平竞争,消除地区封锁,打破行业垄断,组织调动各种社会资源,促进经济增长。

2010年

认真解决企业改制、征地拆迁、环境保护、劳动争议、涉法涉诉等领域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加强和改进信访工作。改善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着力解决突出治安问题,防范和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2011年

要加快解决反腐倡廉建设中的突出问题,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把查办大案要案作为反腐败的重要举措,同时更加注重制度建设。加快实行财政预算公开,让人民知道政府花了多少钱,办了什么事。各级政府都要努力为人民办事;每一个公务员都要真正成为人民的公仆。(摘自历年《政府工作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