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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卷红旗过大关——河南农村改革的历史回顾

时间: 2017-07-22 16:15:23来源: 作者: 阅读:

原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  刘 杰

【人物介绍】刘杰,男,1915年2月17日生,河北威县人,1932年参加革命,1933年参加抗日同盟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北平市西郊区委书记,北平市委委员、农委书记,宛平中心县委书记,晋察冀三分区地委书记,察哈尔省委书记,豫西区党委第二书记,开封市委副书记,河南省委副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副主任兼工业部长,地质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副主任,三机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二机部部长、党组书记,河南省委常务书记、省长、省委第一书记,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78年10月,我与段君毅同志一起来河南,段君毅同志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我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务书记、河南省人民政府省长。1981年1月段君毅同志调离河南后,我担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在农村改革开放30年之际,回顾河南农村改革初期的奋斗历程,真是万千感慨在心头。历史的经验证明,广大农民群众是农村改革的创造者,只要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就一定能够破解三农难题,开创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新局面。

排除“左”的干扰,积极推行责任制

河南省是我国人民公社制度的发源地,受“左”的思想路线影响最为深远,农村生产力发展受到的束缚最为严重,在许多方面落后于全国。农村改革之初,河南遇到的“左”的干扰和阻力很大,也经历了一个艰难的历程。首先是正当我省农业生产责任制刚刚兴起的时候,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加“编者按”发表了张浩的“读者来信”。张浩是甘肃的干部,他回河南伊川县老家探亲,在洛阳地区看到农村实行联产到组的情况,给《人民日报》写信,认为“现在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符合当前农村的实际情况,应该稳定,不能随便变更,轻易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组,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编者按指出:“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这股冷风吹来,对河南震动和压力很大,造成了干部群众的思想混乱,特别是搞了联产到组的地方,引起很大波动。

1979年3月15日那天,正在南阳地区考察工作的段君毅,大清早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张浩来信和“编者按”后,当即感觉事情不好,立即给省委打电话,提出要开一个小会讨论一下,然后以省农办负责人答记者问的形式,在《河南日报》上发表,以表明省委的态度。当天上午,由我主持召开一个在郑州的几位省委领导和省农办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大家在讨论中表示了对《人民日报》发表“张浩来信”的不同看法,坚信联产到组是田间管理责任制,没有违反中央规定。最后研究决定由洛阳地委召开各县委书记紧急会议,以会议《纪要》的形式通报全省,以稳定河南的局势。与此同时,省委给各地打电话,要求“一定给他顶住”。根据省委的意见,3月18日至19日,洛阳地委紧急召开县市委书记会议。我于17日晚上赶到洛阳,先听取了地委的汇报,研究了会议的开法。会议开得很热烈,一致认为洛阳地区推行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是符合实际情况和群众要求的,应该坚持不动摇。我也讲了话,指出:“洛阳地区的情况,省委是知道的。如果有什么问题,责任在省委,与地委无关。”

“张浩来信”对河南的影响虽然很大,但省委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仍然强调要把小段包工、定额计酬的责任制形式放在第一位,大力推行。在这种政策影响下,小段包工在河南一度成为主要的生产责任制形式。据统计,1979年冬,全省实行小段包工或包工到组的占50.5%,联产到劳的占36.5%,联产到组的占9.7%,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的占3.3%。

正当全国围绕包产到户展开激烈争论,并给农村改革造成混乱的时刻,邓小平表态了。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在与中央负责人谈话时,对农村政策发表了重要谈话。他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热情赞扬了安徽肥西和凤阳县搞了“包产到户”,“一年翻身,改变面貌”。在关键的时刻,邓小平的谈话拨开了迷雾,为中国农村改革指明了航向。省委认真学习了邓小平《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进一步解放了思想。为了搞清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情况,段君毅、戴苏理和我各带领一个调查组,分别到豫西、豫北和豫南农村搞调查研究。

1980年8月初,省委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制定了《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的补充规定》,对农业生产责任制放宽了政策。这些政策的转变,支持了联产到劳、包产到户的发展,特别是联产到劳责任制出现了发展的高潮。

河南省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迅速发展,引起了中央领导人的关注。1981年1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和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到南阳、开封地区考察,肯定了兰考等贫困县实行“包产到户”和中间状态社队实行“统一经营、联产到劳”的生产责任制的做法。赵紫阳很欣赏兰考流行的关于包产到户的顺口溜:“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有个农民掀开自己的上衣,摸着肚子,拍拍肚皮对总理说:“办法好不好,肚皮是记号!”赵紫阳当即责成随行的杜润生写一封信给中央领导,通报当前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情况和成效。这也是中央领导面对河南省委领导对包产到户的首肯。3月,中央向全国推荐了“统一经营、联产到劳”生产责任制,认为这种形式既保持了集体经济统一经营的优势,又吸收了包产到户发挥个人积极性的好处。此后,安徽、四川、辽宁、青海等省的负责人先后到河南,重点考察“统一经营、联产到劳”为主要形式的生产责任制。

1981年下半年,原来中间状况实行统一经营联产到劳责任制的生产队,以迅猛的速度不可阻挡地向“包产到户”发展。在新的形势下,省委决定尊重群众的创造和选择,“开闸放水”,同意中间状态的社队实行“包产到户”。1981年11月,全省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占总队数的72.11%,已占据主导地位。

1982年,全省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已占到总队数的93.07%,到1983年底,河南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已经达到99%。包产到户的普遍推行,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农村经济蓬勃发展。至此,人民公社体制实际上在河南省已经全部解体。

支持“两户一体”健康发展

实行包产到户后,在中国有代表性的河南省农村很快解决了吃饱肚子的大问题。之后,1983年开始出现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空前活跃的新局面。至1984年前后,河南农村和全国一样,发生着历史性的转变,即由自给半自给经济向较大规模商品生产转化,它的重要标志是:农业内部分工分业迅速发展,各种专业户、重点户和新的经济联合体大批涌现。专业户、重点户是先进生产力的带头人,是先进科学技术的实践者和传播者。对于“两户一体”这个新生事物,省委是因势利导,热情支持的。

1981年初,开封、洛阳和周口地区的领导同志已经发现农村出现的新情况。开封地委书记马任平在《关于农村若干问题调查》中指出:由于联产责任制的普遍推行,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因而出现了劳动力大批剩余的问题。根据三个公社的详细调查,劳动力平均剩余42.8%。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在哪里?从他调查的情况看,一是集约经营,即精耕细作,提高单产,向生产的深度进军;二是广开门路,即多种经营,全面发展,向生产的广度进军。

此后经过调查研究,对于专业户和经济联合体又有了新的认识。1981年5月,我在全省农业生产责任制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实行包产到户的农民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家庭副业和多种经营发展很快。他们一开始一般都是以农业为主,兼营其他,当兼业的收入逐渐地大大超过农业时,他们就会从农业中分离出去,变成某一方面的专业户,同时那些种地的能手则成了农业专业户。为了进一步发展生产,专业户与专业户之间,必然会要求进一步的协作联合。所以建立在生产力大发展、实现了专业分工基础上的新的经济联合体,将成为我们农村经济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因此强调要看到这些新的苗头和趋势,因势利导加强指导。

1982年,河南省认真贯彻中央[1982]1号文件精神,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林、牧、副、渔、工商以及水利、农机、科技等各方面的责任制,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广开生产门路,有力地促进了“两户一体”的较快发展。据统计,1982年底全省“两户一体”已占总农户数的10%。

1983年1月,为了贯彻中央[1982]1号文件精神,继续深化改革,大力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省委召开全省农业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当时,我怀着十分振奋的心情,把大力支持“两户一体”的发展,归纳为几句话:“1号文件要实现,发展农业要全面;专业户要大发展,一户带动一大片;合作经济要兴办,各种联合要自愿;改革工作要抓紧,服务配套连成串;‘左’倾思想要清除,政策放宽大胆干;定会开创新局面,明年开会比贡献。”

但是,“两户一体”的发展同样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1984年1月上旬,我在郑州接见了襄城县花卉专业户杨吉祥。他对我说,人家说他违法了,要罚他。他还说,一些人在一年里就向他要走一千多盆花,要花的多数是干部。当时我想,贯彻党的农村政策,发展“两户一体”,也是同“左”的思想的一场严重斗争。因此,我提出在贯彻中央[1984]1号文件中,要针锋相对地和这些“左”的倾向作斗争。

1984年3月17日,省委和省政府做出《关于大力发展农村商品生产的决定》,明确提出,专业户是在联产承包制基础上出现的新事物,必须解放思想,放开手脚,大力发展各种专业户。5月,省委、省政府制定了《关于支持和保护农村专业户的若干规定》,为切实保护和支持专业户健康发展提供了政策保证。

为了坚决支持农民发展商品生产,省委主要领导同志还指示省委政策研究室的同志,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专题报告《冲破精神枷锁,发展商品经济》,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看到这个报告,很动情地作了重要批示,并在全国性报刊《农民日报》、《经济日报》及《河南日报》等许多媒体上发表,鼓励和支持了专业户扬眉吐气地发展商品生产。在中央五个1号文件的推动下,农村改革继续深入,各种类型的专业户、联合体、专业村蓬勃发展。据统计,到1984年底,全省各种类型的专业户和参加经济联合体的农户已有330多万户,占总农户的23.4%。

在改革中创建农村经济联合社

随着“两户一体”经济的迅速发展,从农村商品生产发展的实际需要和为“两户一体”经济提供服务出发,我提出了建立农村经济联合社和其他为农民服务形式的设想。

当时为什么要建设经济联合社呢?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随着专业户(重点户)和各种经济联合体的大量出现和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农民迫切要求为其经营活动创造物资、技术、资金、市场、信息、运输等各种条件。而现行农村经营管理体制则是各个部门自成系统、相互分割、互相扯皮、彼此对立的行政管理体制,已不能适应农村经济全面发展的需要。二是学习借鉴日本农村经济组织的经验。1982年,我随国家财委组织的一个考察团到日本去,在日本北海道我参观了日本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对我启发很大。后来省委派省委副书记刘正威带领省委政研室的几个同志到日本参观学习。经过多次酝酿,1983年初省委政研室搞了一个建立“农村经济联合社”的设想。

当时由于正在进行供销社改革,因此以它为依托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有利条件比较多。因此,我提出“就汤下面”,以供销社为依托建立农村经济联合社的设想。经过反复讨论和研究,决定信阳、武陟、沈丘等县首先开始试点。随之各地的试点工作先后铺开。1983年4月,召开全省试点工作座谈会,形成了一个《纪要》。《纪要》指出组建经济联合社,总的原则是有利于调动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发展农村商品生产,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要求因地制宜,不搞一个模式,不搞一刀切。强调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逐步使其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村经济组织。到9月底,全省已有14个县、4个市辖区、354个公社(占全省公社总数的15%)建立了乡经济联合社。沈丘、武陟两县还建立了县经济联合社。

1984年2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田纪云和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吴象、商业部副部长潘遥等同志,在省委副书记刘正威陪同下,重点考察了武陟的经济联合社。田纪云对河南率先改革供销社体制建立经济联合社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他说:流通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商品生产发展、群众致富的一个重要问题,不解决就要犯历史错误。你们的经济联合社是很好的实践,可能为我们找出一条新路子,我看很有可能就是一条新路子。他说:“经济联合社是你们在商品生产发展的新形势下创造的一种新的形式,现在我还看不出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前程似锦。”他还对深化供销社的改革提出重要指导意见。与此同时,我去北京,又给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了河南改革农村经济体制的问题,他们都表示支持,这更加坚定了我们大胆改革、大胆实践的决心。

1984年5月,省委又召开全省农村经济联合社工作会议,要求进一步建立健全和充实、完善、提高县、乡、村经济联合社,充分发挥其对整个农村经济统筹调协、系统经营的职能。这次会议有力地促进了全省各级经济联合社的发展。随着农村经济联合社的建立和发展,进一步扩展了农村合作经济内部“统分结合”的广度和深度,为农村商品生产逐步走向专业化、社会化开拓了一条新的路子。

当然,经济联合社如同其他新事物一样,建立初期不可避免地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和不足。但是可以说经济联合社已经抓住了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的分散经营如何同市场接轨的问题,这是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必须解决的问题。河南广大干部群众勇于改革、大胆实践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这对于中国特色的农村基层合作经济道路的探索也是有益的。

(段德文、陈书光/整理)

来源:《农民日报》2008-1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