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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复生晚年一席谈:透露“信阳事件”深层原因

时间: 2017-07-22 16:00:07来源: 作者: 阅读:

——原河南省委书记忆58年:不忍刮农民口粮被批不顾国家利益

赵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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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譬如当时河南省委常委会中的多数人,为了从农民口粮中多挤出一部分粮食充当征购任务,竟提出了3斤鲜红薯即可折合成1斤原粮(当时粮食卖给国家,留给农民的口粮是红薯)。而我和杨珏(省委书记处书记)竭力反对,我俩坚持认为5斤鲜红薯才能折合成1斤原粮。可是这件事后来就成了吴芝圃等人说我们破坏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只顾农民群众,不顾国家利益,犯了“右倾错误”的一大罪状。

32年前,潘复生在黑龙江省委组织部招待所接受“监护审查”期间,现《南阳日报》社印刷厂厂长陈连兴(现年60岁),有幸拜访了他,并与其畅谈。陈连兴通过仔细认真回忆告诉我,这位曾当了多年河南和黑龙江两个省委第一书记,沈阳军区政委和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党组书记的潘复生,晚年的日子竟十分悲凉,当时充满着无限感慨、无奈、忧怨和悲伤。因为潘复生在河南60岁以上的老人们的心目中公认为“河南最好的省委书记”,一直受到河南人民的怀念和尊敬,所以才促成了此“访谈篇”的产生。

1978年隆冬,时为济南军区陆军78师某部正连职干部的陈连兴,奉命来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亚麻纺织厂,协调师营房科一位姓牛的军转干部的安置问题,住进了黑龙江省委组织部招待所。闲聊中获悉“文革”中因支持“造反派”犯了“左”的错误的潘复生,就住在本楼二或三楼的一个小套间里,接受着组织上的“监护审查”,由6位着便装人员轮流看管着。陈连兴8岁时正赶上河南省委掀起的“大批右倾机会主义潘复生、扬珏(省委书记处书记)王庭栋(省委副秘书长)的群众运动”,潘复生在当时的河南可谓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只是“大批”却把“潘复生批香”了,孩提时代的陈连兴就从父辈那里知道,潘复生才真正是建国后最好的一任省委第一书记。他在合作化运动高潮时的“反冒进”,搞“大社化小社”、“主张退社自由”、“牲畜分槽喂养”、“增加自留地”等“求是”举措,把当时正刮起的“左倾冒进”、“左倾蛮干”所造成的损失降到了最低程度。“批潘”以后河南出现了大饥荒,其间陈连兴亲眼目睹了“左”祸给家乡人民造成的饿殍遍野惨状,陈连兴自己也差点儿饿死。孩提和青少年时期的陈连兴听到父老乡亲们经常念叨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要是潘复生还是咱们省委第一书记的话,不至于饿到那种“人吃人”的程度。河南老一代人对潘复生的怀念和尊重是一致的,是发自内心的。陈连兴希望目睹一下潘复生这位高干的风采,更想和他攀谈一阵子,以便有朝一日回家乡时向父老乡亲们炫耀此事。在几句美言征得看管的同意后,陈连兴便来到潘复生住处,见到了时年已70岁的潘复生。当陈连兴向他自报家门,作了一番简要介绍,特别是表达了自小对潘复生的敬重之情后,这位当时虽然政治上已经潦倒,但依然是6级干部的潘复生,竟与正连职小军官一见如故似地畅谈起来。

潘复生说,我坐国民党监狱时,对自己为什么坐监,为什么遭受酷刑心如明镜。可解放后在组织领导河南、黑龙江两省政治运动和经济建工作中,一会儿说我“右”了,一会儿又说我“左”了,始终弄不明白。1958年7月河南批我时说我“散布阶段斗争熄灭论”呀,“生产悲观论”呀,“包庇右派,破坏反右斗争”呀!还有什么在合作化问题的“反冒进”、“大社化小社”、“牲口分槽”喂养什么的,依我看是我一心想把河南各项工作搞好必须要说的话,要办的事。譬如当时河南省委常委会中的多数人,为了从农民口粮中多挤出一部分粮食充当征购任务,竟提出了3斤鲜红薯即可折合成1斤原粮(当时粮食卖给国家,留给农民的口粮是红薯)。而我和杨珏(省委书记处书记)竭力反对,我俩坚持认为5斤鲜红薯才能折合成1斤原粮。可是这件事后来就成了吴芝圃等人说我们破坏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只顾农民群众,不顾国家利益,犯了“右倾错误”的一大罪状。说实在的,我在河南工作期间,在粮食问题上可能就有点“保守”。这是因为,当时的河南确实地瘠民贫,生产条件低下,连年受灾,征购任务却很繁重,以至于缺粮情况相当严重。我记得可能是1957年春上吧,为解决河南的粮荒问题,我年初就派人调查摸底,及早动手向粮食部写报告,国家才从湖北等省调来大量的粮食,及时预防和避免了大面积的饥荒。如果当时就全部按有的人“左”的那一套搞法,说不定1957年春就出大问题,更不用说1958年夏、秋两季的大丰收了。可是当时连中央也说我“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被批斗一阵子后撤职不说,还下放到西华农场劳动改造达三年半之久。

潘复生说,1966年元月中央派我到黑龙江省委主持工作后,我整天想着一定要谨记在河南工作时的教训,千万不能再犯“右倾”错误了,一定要紧跟毛主席。谁知这次紧跟的结果,却犯了“左”的错误。我到黑龙江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曾有一大阵子“造反派”把我当“走资派”批斗,每次遭批斗都是戴高帽子、打花脸受尽折磨。挨斗之后,我都是把高帽子一摘,花脸一洗净,又挺起腰杆千方百计去抓工作去了,总是竭尽全力想把“文革”大乱后所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我当时这种积极站在群众运动前列的举动,还受到毛主席表扬呢!至于后来黑龙江省发生的两次较大的武斗事件,还有后来乱揪斗老干部的事,我应负制止不力的领导责任,但说我幕后操纵或唆使授意的,这的确是冤枉无辜。我是入党40多年的老党员,又是省委、省军区一把手,以至沈阳军区政委,无论怎么说也不会如此下作。但组织上却以这两次事件为主要罪名把我软禁起来,对我做出了许多不公正的待遇。多年来我一直是享受“五员”(秘书员、警卫员、卫生员、炊事员、保姆员)的6级高干,现在没有一员不说,还失去了人身自由。本人即是到商店买牙膏、牙刷生活必需品类的小事,也得先向看管人员提出,经批准后在有人陪同监护的情况下,才能允许前往,甚至连在院里随便散步之类的单独活动的自由都没有。不仅如此,还株连亲人一大片。清明节时,我要求回山东泰安给我老岳母扫墓,组织上给的钱只够到泰安的往返路费,想多领一点就不给,我们连花自己工资钱的自由都没有了。前不久,我老伴亡故,如今我可以说是孑然一身。我儿子从北京地质大学本科毕业后,由于我的影响,工作安排得很不理想,在广东以至于找个合适的对象都很难,已经快40岁的人了,却未能成家。据陈连兴仔细回忆,潘复生讲到老伴、儿子受株连的遭遇时,眼睛里充满着极度的无奈、感慨、忧伤和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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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炎黄春秋》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