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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情局关于1960年“信阳事件”的研究报告(一)

时间: 2017-07-22 15:27:56来源: 作者: 阅读:

——1960年河南的反抗,关于共产党中国的异议与控制的系列研究之一

(1965年9月17日)

摘要与结论

1960年的后半年对中共政权而言是一个全国范围的紧张时期。农村公社的过度发展、构想拙劣的“大跃进”计划的破产以及普遍歉收导致几乎各地都出现了纪律败坏、法律与秩序局部崩溃的局面。在多数地区,当地的治安力量能够应付动荡的局面,但是在河南省——这是后来从缴获的机密军事文件中得知的——治安状况变得如此严峻,以至于政权被迫动用正规部队来恢复秩序作为最终的解决办法。

这些机密文件——关于河南局势的主要情报来源——显示在该省的许多地区,大批群众自发地积极反抗当地的党政当局长达几个月。最终在1960年10月,信阳地区显然爆发了大规模的骚乱,[1]军队在镇压中可能造成了重大的生命损失。

我们关于反抗本身的细节几乎无法得到,但文件表明反抗是由不受约束的民兵支持或煽动起来的,这也说明了迫于重压下的河南民兵所显示出来的不可靠性成为那年冬天当局做出的一个重要决定的原因,该决定事实上不仅在河南而且在全国解散了民兵体系。

这种规模巨大的持续反抗的出现、恢复秩序的进程以及随后降低普遍不满的努力暴露了省级控制机制的基本弱点。在“信阳事件”后对“灾区”的高层调查集中于获取关于各种问题的准确信息,这些问题包括困难的程度、未经授权却持有武器以及士气受挫的低级干部未能有效上报的其他基本问题。对河南的重新深入控制要求部队不仅要开展广泛的救济措施,而且要接管一些地方干部的基本管理职能。一些被派往灾区的军队工作小组的低落士气与“思想上的同情”使这种状况复杂化了。

回想起来,河南的控制虚弱状态似乎已与正在遭受严峻缺粮局面的人民的绝望相关联,这种缺粮局面到了只有公开反抗才是唯一出路的程度。然而,1961年初北平决定对整个控制体系进行重大调整则反映了当局对远远超出一省范围的异议与控制问题的关注。

一、序论

西藏游击队在1961年末缴获了一系列秘密的中共军事文件,这些缴获的文件中揭露出来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证实了1960年秋在中国中部的省份河南的农村地区发生了治安控制的严重崩溃。这些被认为非常可靠的证据是在《工作通讯》的各期中发现的,这是由国防部的总政治部向团级及团级以上的军官发布信息而发行的一份机密期刊。没有其他信息渠道在事件的当时或之后提供有关河南许多地区的大批群众在1960年秋积极反抗当局的线索。缺乏证实并不削弱机密文件提供的证据,反而进一步显示了有关中国内陆省份的农村地区状况的直接信息在共产党政权的统治下已少到最低限度。

来自河南省的难民的报告不能很好地解释1960年反抗的本质或程度,以及相伴而来的控制崩溃,那些难民都来自城市。

对河南事件的下述研究旨在分析机密文件中的信息,这种分析将借助后见之明的优势以及当时有关河南政治与经济状况的间接信息的优势来进行。

二、背景与原因

1960年的后半年,河南省的人民遭受了严重的粮食短缺,过度劳动又使他们精疲力竭。位于中国东中部的河南通常是中国数一数二的小麦与棉花生产大省,但它易于遭受旱涝灾害,而且有五千多万的稠密人口。河南在1958年年初享有丰收的条件,这可能是北平在当年把它选为全国范围的公社运动中发挥先锋作用的一个因素。河南在1959与1960年意外的歉收只有部分原因可归咎于恶劣的天气,但歉收也反映了在农业集体化中的一段长达五年的管理不善的历史。

在河南,省级权力机构的高层竞争可能极大地促成了河南调整的不利模式。主要涉及的两位是潘复生[2]与吴芝圃[3] 1948~1949年,潘担任冀鲁豫区的党委书记,随后,他的权限转为单个的新省——平原省,吴芝圃是该省的省长与省的第二书记。当1952年平原省被撤消时,这两人的相对地位保持不变,而他们管辖的权限变为现在的河南省。潘作为省的第一书记与河南军区的政委,仍居于更有实力的地位,但他反对随后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为吴的晋升铺平了道路。

1958年的《河南日报》的一系列文章详细报道了吴与潘在长达五年间所持的对立立场。

早在1953年,潘复生就公开批评了一项提议中的计划,该计划要求迅速从互助组——它不过是劳动、农具与役畜的传统共享合作而已——转向社会主义化农业的更激进形式。潘那时卷入了关于农业组织与发展的党内争论,该争论在随后的两年愈演愈烈。1954年,全国范围内“半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社[4]的数量激增,但到1955年初,面对粮食产量的下降以及党员与农民的反对,农业合作社的增速放缓。一大批所谓的低级合作社在那年春天被解散,但在同年7月,由毛泽东亲自点燃的一场新的集体化运动被发动起来。1954年,潘从活跃的行政角色上离开,这源于他以前反对集体化以及他显然是真的生病了,于是身为省长与党的第二书记的吴芝圃成为河南省的第一把手。吴投身于1955年后期的集体化运动,一年后,作为回报,他赢得了高于潘复生的党内地位,他们在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上各自当选为中央委员与候补中央委员。

在吴的领导下,河南进入了推广半社会主义合作社运动的主流省份,该运动是依据毛泽东1955年7月31日的指示进行的。到10月,全国的合作社与入社农户的数目据称增加得如此壮观,以至于定于1960年基本完成初级合作社的日期被提前到1958年。到1955年年底,令人鼓舞的秋季收成与新的合作社在提高粮食征购方面的明显成效致使毛泽东迈出了走向完全集体化的最后一步。

1955年12月,他号召把初级合作社合并为更大的“高级”单位,称之为农业生产合作社(APCS)。毛声称这些农业生产合作社通过获得对全部农田、工具与牲畜的所有权以及把农民组织起来,能够改变农村落后的经济与社会条件。在河南,当局迅速把初级社合并到数量是原来一半的高级社(大约有2.5万个,每社有100~1000户)中。吴芝圃很快让这些农业生产合作社中的许多社在灌溉与水土保持工程方面展开竞赛。后来,当号召在河南全省将农业生产合作社进一步扩大为公社时,吴本人谴责许多这样的工程的失灵及其造成的困难,这些困难是由修建拙劣、不太大的沟渠堤坝引起的。例如,他引证在西峡一个县(在河南的南阳专区)大约80%因洪水造成的损失可归咎于80个工程。

到1956年夏末,毛泽东预言的无法实现已大大加剧了北平的高层领导人在经济政策上的矛盾,一年前毛自信地预言“全国性的生产大发展”。虽然中共在首都建设与工业生产上取得了成绩,但农业产量几乎没有增加。国家在1956年上半年的粮食征购实际低于1955年的水平。这反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农民中遭到普遍的反对。许多农民吃掉他们私有的存粮,屠宰了他们的牲畜以防止被农业生产合作社征用。管理的混乱与失误是农业困难的原因之一,但最主要的因素是农民不像所期望得那样在新的组织体系下辛勤劳动。这主要源于政权无法坚持它的承诺,即在集体化中保持农民以前的消费水平。到11月,北平的意见不一致已用党中央的一则正式公告遮盖起来,该公告赞同“适当收缩”。

政权侧重点的这次变化给了潘一个在河南重获其领导地位的机会。他成功地扭转了吴芝圃非常认同的运动,潘的成功由他的两位长期助手所推动,这两位是在河南居于主要职位的杨珏与王庭栋,分别是省委的秘书长与副秘书长。这些人掌握了大量的信息,这些信息包括河南在1955~1956年的集体化的冒进、农民因集体化而招致的困难、省内党政各级官员的卷入等。有这些材料在手,潘(他仍有省委第一书记的头衔)重新开始积极履行职责,在1957年5月更自由的氛围中,他无情打击了省级及更低级的党委的许多委员们。他迫使吴芝圃亲自在党内做批评,可能清除了五个专区中至少十个岗位上的领导干部,而当时河南只有六个专区。到1957年夏末,河南的2.5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已被分解为五万多个初级合作社,在这些合作组织中实际参加的农户已急遽减少。

然而到了1957年8月,反右运动强劲,吴芝圃开始恢复原位。当月,潘受到省党委的责难,同年9月,吴依托党中央的决策,重新采取经济发展的劳动密集方法。新计划控制中国农民的时间、生活方式与劳动,以便用这种方式来确保农业产量与国家征购的增加,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投资于一个更加分散的工业经济体系。吴芝圃并没有在未来的六个月实际取代潘作为党的第一书记,但在那个时期,他把河南置于朝向完全集体化的全国运动的最前列。

北平选择河南作为这次农村集体化的新特点的先锋显示了一种期待,不仅期待这个关键省份克服不利于农作物生产条件的根本弱点,而且也期待它消灭之前政策的游移不定的不利影响。在1957年的年中政权轻率地解散了大合作社以及强烈的公众批评严重动摇了党政相关干部的信心。在农民中,投机性的土地买卖与黑市活动随着对自留地与各种形式的个体农业生产的重视而走了很长一段回头路。1958年6月,吴芝圃陪同毛泽东在参观模范的“卫星”公社时视察了河南信阳专区。这个公社(覆盖了几乎整个遂平县)成立于1958年4月,合并了27个先前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它之前把大约310个初级合作社聚拢起来)。在其新形式下,有9369户家庭(约4.3万人)的卫星公社通过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紧密地凝聚到一个中心权威。

1958年下半年,整个中国在工农业领域都展开了超强度的运动。很可能河南在经济与人力资源的利用上超过了其他多数省份。到1958年8月,当建立农村公社的运动在全中国展开时,河南的信阳专区已经组建了216个公社。在河南省北部的新乡专区宣布有337个新的公社,河南省的其他五个专区据说到8月将达到同样的发展水平。在前面引述的1958年7月《河南日报》的一系列文章中,在吴芝圃对其前任潘复生的公开批评中进一步显示了吴在河南农村公社化运动中所制定的高速度。这种在省级最高层的个人竞争的前所未有的展示是衡量过分自信氛围的一个尺度,这种自信在当时的全中国开始发展。

随着1958年9、10月份的“土法”(或“后院”)炼钢的群众运动的深入,吴芝圃公开宣布了下述惊人的进步:铁的产量要从1957年的3600吨增加到1958年的200万吨,钢则要从实际上的零起点开始,1958年达到4.8万吨。吴声称为了实现这种快速发展与帮助满足其他省份所需,河南的煤矿数在1957~1958年间要从300个增加到3640个,他宣称在1958年一年将因此增产煤炭约1200万吨。他也宣布在秋收后深耕了8000万亩农田。

稍后,在1958年12月,吴芝圃本人谴责了虚假的汇报,而他的那些声称就是以这些虚假的汇报为基础。但即使考虑到了这些数字有很大程度的夸大,河南仍有可能在全国规模的运动进行前已成立了过半数的公社,它最终要组建1200个公社。接踵而来的是河南在农业与工业生产上承受着相应的巨大压力,至少在直接相关的新公社是如此。

为了全中国的农村公社的有效组建与工农业的成功跃进,政权要求建立一支庞大的民兵部队作为控制人民反应的国家机制的一个必备的组成部分。在河南,1958年的民兵发展计划包括征募约1800万人(约占全省人口的三分之一),在“生产前线”组成329个师。作为民兵部队,要求这些人在“基干民兵”的指导下,经常训练,参加演习,基干民兵通常是部队退伍老兵。在1958~1959年间,主要要求民兵努力生产,加快工农业生产的步伐。随后的事件与对1960年反抗的高层调查显示河南民兵的这些发展多数停留在纸上。

到1958年12月,农业产量无法实现令人欣喜的增长,工业部门的严重混乱与人民近乎精疲力竭促使北平再次扭转集体化的努力,大幅降低生产活动的速度,并为缺乏成功寻找替罪羊。首先,最高领导们指责低层干部在之前的数月浮夸经济成绩,在执行党的计划上过分热忱。当这些批评开始使全国的低层干部气馁时,北平在1959年春转向一种缓和政策,许多干部的反应则是耷拉着脑袋,回避更深层次的责任。

然而,到1959年夏,这些干部在猛烈的政治—意识形态运动中被彻底收拾干净,这次运动先于人民公社与“大跃进”运动的复苏。他们再次因政权计划的先前失败而受到指责,屈从于公开批评,并被要求参加劳动。仅在河南一地,1959年可能有10万多名干部被从城市发配到乡村。

政权强制恢复它之前在农村集体化与分散工业化中的过分做法并加以强化,加之农作物的收成差强人意,使中国在未来三年遭受了普遍的经济衰退。河南及其他个别省份遭受了特别沉重的打击。河南—山东—安徽地区从1959年夏就开始遭受粮食短缺,据那些随后离开河南地区的医生们的报告,到1960年春,因营养不良而导致的疾病在这些省份蔓延。在河南,城镇的粮食供应早在1960年夏就开始缩减,反映了周围农村地区更加紧迫的状况。不利的农作物状况是造成这种局面的部分原因。虽然普遍大旱,但在1960年的5月中旬,河南的部分地区却发生了严重的涝灾;而且,河南及周边省份在1960年的春天与初夏时节显然遭受了一次严重蝗灾的影响。粮食短缺也是农业生产力低下的结果,河南的许多农田因农业试验而严重受损,但更主要的是,群众已不愿辛勤劳作,而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体力无法支撑他们那样的辛劳。

三、反抗

在这种严重的粮食匮乏与严酷的经济前景下,1960年的后半年,河南的普遍不满在高涨并转变为积极反抗。1960年10月,在河南的南部地区发生了一起特殊事件,这要求用武力镇压骚乱,导致北平在河南全省调查严重的治安状况,并考虑实施国家管制政策。

据1961年1月11日发行的秘密的部队《工作通讯》所述,1960年11月12日,隶属于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的动员部部长傅秋涛[5]将军开始在河南的一些地区进行调查,这些地区“因重灾发生了更严重的问题”。傅秋涛调查组的40位成员(包括来自总参的22人)深入到河南省的六个专区与郑州市,逗留了几周。调查报告于1960年12月30日上报给中央军委,报告提到了“灾区”的严重缺粮与正常权力机关的崩溃,但没有谈及群众的反抗。

傅秋涛说他的调查集中于信阳与开封地区,他的报告包含了如下所述的在信阳专区商城县的民兵领导层中滥用权威的情况。在那个县的13个公社的民兵部队的领导中,11个公社的民兵领导被指控有“犯罪与扰乱治安”的行径。该县民兵部队中的41名团领导中的31名以及224名营领导中的165名被指控“严重违法”。这些官员就其行为被说成是镇压人民,破坏农村的“生产建设”,败坏了民兵的“光荣传统”,“严重影响了中共的革命事业”。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坏人”被指控亲自卷入或率领民兵参与了谋杀、强奸、抢劫、殴打以及其他方式的虐待群众的活动。虽然在傅秋涛报告的公开文本中,对该县或信阳或开封的任何其他地区的局势未加洋述,但他确实提到了对两个重点地区所做的单独报告。

在《工作通讯》的其他各期中提到的“信阳事件”以及在难民报告谈及该事件的发生显示了把调查集中在信阳(也可能是开封)的原因。在1961年4月19日的《工作通讯》第16期中提供了关于《农村现在的大好形势》的学习材料,把农民当中的“满意的瓤气象”归功于彻底贯彻党中央的12号指示(见后面的第3章),文章说:“甚至在遭受了阶级敌人如此严重破坏的河南信阳专区,正在向喜人的方向发展。”1961年5月,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6]将军在河南省对民兵工作进行了后续调查。在他的报告中,陈谈到从“信阳事件”中吸取的重要教训,提到了在重组河南的民兵系统与纠正“诸如组织中的不纯分子、不稳定因素与工作中的职能不健全等诸多偏差”中所取得的进步与遇到的问题。难民报告确认在信阳市的邻近地区发生了一起重大“事件”,他们指出该事件牵涉至少几千人的骚乱及其被军队所镇压,但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始于1960年11月的官方调查的涌现表明这次公开反抗发生在10月或可能更早。

来源:张民军、姚昱编《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东方出版中心,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