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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事件”始末(一)

时间: 2017-07-22 10:41:05来源: 作者: 阅读:

中共信阳市委党史研究室

“信阳事件”,是指1959年秋冬至1960年春,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左”倾错误背景下,信阳地区因“人祸”加天灾酿成的罕见的大饥馑、浮肿病大蔓延和大批农村人口非正常死亡的严重事件。这一事件暴露后,党中央、国务院和河南省委迅速采取措施,制止事态发展,坚决纠正失误,努力挽回损失,取得了比较满意的效果。在和平环境中,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如此令人痛心的事件是怎样发生的?它的沉痛教训能给我们哪些警示?在新的历史时期,直面这一惨痛的事件,认真总结和吸取其教训,对于今天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信阳位于河南省南部,与湖北、安徽两省接壤,是著名的革命老区。建国初期,经过区划调整,全区当时辖17个县2个市。淮河以北有8县l市,即汝南、上蔡、新蔡、西平、遂平、正阳、确山、平舆县和驻马店市(现均属驻马店市辖区);淮河以南至大别山腹地有9县l市,即信阳、罗山、息县、潢川,淮滨,固始、商城、光山、新县和信阳市(现均属信阳市辖区)。境内,北部多为平原,南部多为丘陵和山地。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区域经济主要依赖于农业和手工业。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信阳人民努力巩固新生政权,剿匪反霸,实行土地改革,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到1956年,顺利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迈上社会主义道路。而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应该怎样建设和发展?这是全党面临的全新课题。1956年9月,党的八大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对我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取得了初步成果。至1957年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前,由于党中央领导集体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和实事求是、民主讨论的作风,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坚持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保证了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在党的八大路线指引下,信阳地区顺利完成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特别是农业得到较快恢复和发展,“一五”时期全区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9.6%。

1957年夏季以后,随着反右派斗争的开展,情况逐步发生了变化。党认为反右派斗争的胜利,使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在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而开展的全党整风运动中,一些工厂和农村出现生产迅速增长的新气象,又使许多人认为完全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比第一个五年计划高得多的速度来进行建设。这样,忽视经济发展的规律、片面夸大主观能动作用和急于求成的思想逐步占居了主导地位。同年9、10月间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确定的在经济建设上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通过并公布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决定以讨论纲要为中心,开展一次关于农业生产建设的大辩论,以推动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为此,《人民日报》于11月13日发表题为《发动全民,讨论40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的社论,指出:“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象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大跃进”的先声由此提出。同年冬,各省市、自治区纷纷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发动和组织广大农民,掀起冬季农水利建设高潮,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

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创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开展起来。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建设的高速度,不断地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浮夸蛮干成风,同时加速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向所谓高级形式过渡,以图通过不断变更生产关系来实现经济建设的“大跃进”,严重脱离了农村现实生产力水平。由于对农民实行剥夺性的“一平二调”,在农村造成严重混乱。同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的扩大会议,对现实生活中已经严重为害的浮夸和混乱现象,不仅没有作任何努力来加以纠正,反而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推向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随之严重泛滥开来。1958年秋冬,党中央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严重问题,采取措施努力加以纠正。但1959年7月庐山会议后全党反右倾斗争的开展,打断了纠“左”的积极进程,严重破坏了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使上述错误再度发展,并且持续更长时间,造成更大的危害。

处在全国大局之中,信阳地区从1958-1960年也不无例外地经历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受“左”倾错误的影响至深,带来的危害相当严重。

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的思想膨涨,不切实际地制定生产发展上的高指标,诱发和造成浮夸蛮干和强迫命令风恶性泛滥。1958年2月,信阳地委贯彻省委常委会议精神,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制定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全面跃进规划三十条(草案)》,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提出高指标,要求粮食总产量1958年达到40亿公斤,1960年达到65亿公斤,全区开始“大跃进”。此后,对各项指标又不断修改和提高。3月29日,地委在《关于贯彻省委常委会议精神,修改规划情况的报告》中,提出修改计划指标的口号是:“千方百计,苦战一年,超额完成十年规划,为争取实现千斤专区而奋斗。”修改后的几项主要指标为:工业,1958年全区新建和扩建工厂33305个,到1960年建厂5万余个,到1962年工业产值较1957年增长34倍。三年地方工业赶上农业总产值,四年全区农业、手工业实现机械化,乡村实现电气化,到1960年全区工农业生产则向自动化方向迈进。

随着“大跃进”的急剧升温,1958年7月8日,信阳地委又对全面跃进规划进行再次修正,提出更高的指标。关于农业方面,提出:1958年粮食总产保证70亿公斤,争取100亿公斤;1959年总产保证150亿公斤,争取175亿公斤;到1962年总产保证300亿公斤,争取400亿公斤。这一指标,是1957年实际产量的10多倍。显而易见,这是一个根本无法实现的空想计划。对于这样严重脱离实际的计划指标,各级采取“反右倾”和“拔白旗,插红旗”等施加政治压力的办法促其实现,造成虚报产量,弄虚作假,竞放粮食高产“卫星”情况的发生,浮夸风日盛一日。在虚报高产、竞放高产“卫星”的浪潮中,西平县和平农业社放出小麦亩产3660公斤的大卫星,7月23日《人民日报》予以报道。信阳县鸡公山公社放出水稻亩产24000公斤的特大卫星,9月9日《河南日报》作了详细报道。

与此同时,工业战线上的跃进指标也不断升级。7月20日,信阳地委发出《关于动员全党全民大力发展钢铁工业的意见》,要求书记挂帅,全党动手,全民动员,大办钢铁,为全年(1958年)完成80万到100万吨铁,20万到30万吨钢而奋斗。规划1959年保证产铁300万吨,争取400万吨;保证产钢50万吨,争取60万吨;到1962年保证产铁800万吨,争取1000万吨;保证产钢300万吨,争取400万吨。为此,要求1958年当年全区建3至28立方米高炉1030座,小土炉12000座.,炼钢炉2500座。为了保证钢铁生产计划的完成,各级党委组织百万群众,土法上马,投入钢铁生产,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大办钢铁”运动。不仅对人力物力和资源造成极大浪费,而且对农业生产也造成严重破坏,以致1958年秋季成熟的庄稼丢在地里无人收割,造成丰产不丰收的痛心情况。

“大跃进”中,生产发展上的高指标和浮夸风,推动着生产关系方面急于向所谓更高级的形式过渡,主观地认为农业合作的规模越大、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生产发展。在这方面,信阳地区“跃”在了全国的前列。1958年4月,中央《关于把小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适当地并为大社的意见》刚刚发出,4月20日,信阳地区遂平县就率先试办了6000多户的“卫星农业合作社”。后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7月下旬至8月上旬,全区一哄而起,于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前的一个月,即在原来5376个小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合并建成208个大型的人民公社(后又合并为188个人民公社),全区实现人民公社化。在规模上,平均每社9000余户,最大的公社数万户,如固始县七一人民公社有47880户、20余万人。

在实现人民公社化过程中,加速由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所有被合并的原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后改称大队或管理区),不论经济条件和贫富水平存在多么大的差异,一切财产都上交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在公社范围内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实行部分供给制,造成各队之间、社员之间严重的平均主义。以崦岈山卫星人民公社为例,其《简章》第十五条规定:“在粮食生产高度发展、全体社员一致同意的条件下,实行粮食供给制。全体社员,不论家中劳动力多少,都可以按照国家规定的粮食供应标准,按家庭人口得到免费的粮食供应。”《简章》还规定在公社实行工资制。供给制加工资制,构成初期人民公社基本分配形式。据同年10月份统计,全区188个人民公社中,实行粮食供给制的79个社,实行伙食供给制的90个社,实行基本生活供给制的19个社。与此相联系,全区还建立了58915个农村公共食堂,在食堂就餐的农户达到171.3万多户,占全区总农户的99.94%。

在各农业合作社的一切财产上交公社的同时,为了提高公有化的程度,消灭个体经济成份,社员的自留地、果树、家禽家畜、大中型农具、家庭副业等,也都收归社有。为了搞各种“大办”,公社还以“一平二调”的方式,经常无偿调用生产队的土地、物资和劳动力,甚至调用社员的房屋、家具。据1961年反“五风”时的调查统计,在“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信阳全区平调群众和生产队物资达4亿元,土地25842.5公顷,房屋506391间,牲口32877头,大中型农具485328件。公社还以平调的方式大办社有企业,制造生产发展上的虚假现象。以信阳县鸡公山人民公社为例,在一份《春雷一声响,百花齐开放——信阳县鸡公山人民公社优越性的调查》材科中反映,全社共建5个千头猪场,1个万只鸡山,27个较大的猪场,28个羊、兔、蜂场等。通过平调方式办起的这些社营企业,其实都是将生产队和农民的东西归大堆。所谓平调,实际上是对农民的剥夺。

受全民大办钢铁、农村大办公共食堂和“一平二调”的影响,1958年冬至1959年春,信阳地区部分社队发生了粮食紧张的状况。1959年3月7日、9日,商城县越美公社观庙、汪桥管理区转业军人、共产党员许学富两次向周恩来总理发电报,反映该管理区部分食堂停伙,出现饿死人情况。国务院、河南省委、信阳地委,先后派出检查组进行检查,许学富所反映的情况均属实。据调查,观庙、汪桥管理区6个生产队78个食堂中,春节前后有74个食堂先后停伙断炊。社员四处挖野菜、苎麻根、草籽,甚至刮青桐树皮充饥,先后死亡50余人。再如信阳县浉河港公社1959年5月1日前,有8个大队的53个食堂因缺粮而断炊。即便是能勉强维持开伙的食堂,也是“进了食堂门,稀饭两大盆,盆里尽是碗,碗里尽是人”(喻稀饭太稀)。

1958年秋冬,毛泽东、党中央觉察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问题,于1958年11月和1959年2、3月间先后召开两次郑州会议,采取实际步骤纠正“左”倾错误。在此情况下,信阳地委对农村饿死人问题进行了认真地分析和解决,认为其主要原因是上报产量缺乏实事求是,征购任务分配过重;某些干部愿听好的,不愿听坏的;个别干部有违法乱纪行为。并由县、公社调剂47.5万公斤粮食安排社员生活;抽调医务人员对社员进行治疗;对外流、偷青菜和私开粮仓吃种子的干部和群众,不责备,不处分。1959年3月30日,信阳地委发出“关于解决统销粮和群众买粮困难的加急电报”。4月2目,又作出《关于各级干部切实遵守人民公社食堂管理制度的几项决定》,要求切实解决好统销粮发放和群众买粮困难问题,并加强了对公共食堂的管理,社员的生活和农业生产逐步向好的方向发展。然而,庐山会议以后,随着全党反右倾斗争的开展,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和瞎指挥等“左”倾错误再度严重地泛滥。加之1959年夏季又遭受了百年不遇的太旱,终予酿成了信阳建国以来罕见的农村人口大批非正常死亡的严重事件。

1959年7月,以纠“左”为目的的庐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生逆转,随之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作出《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8月23日至9月25日,河南省委一届十四次全会和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在郑州同时召开。“两会”传达,贯彻了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决议,检查批判了河南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和右倾错误”,重新部署了工农业生产和各条战线的“大跃进”。会上,一部分省直和地市主要负责人错误地受到批判和处理。信阳地委书记处书记、行署专员张树藩由于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对秋粮估产的意见,被视为严重右倾也遭到批判。省委全会决定,以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决议为武器,在全省党内立即开展一次新的整风运动,彻底批判“右”倾思想。9月,信阳地委分别召开地直和各县党员干部会议,传达贯彻八届八中全会决议和省委一届十四次全会及三级干部会议精神,部署反右倾斗争,揭发批判一些党员干部的所谓右倾言论和右倾活动。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大办钢铁提过批评意见的党员干部遭到批判斗争。10月6日,信阳地委制定《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方案》,根据省委会议精神,决定在全区党员干部中开展一次新的整风运动。

与此同时,一年一度的秋季粮食征购伴随反右倾斗争也全面展开。河南省委一手抓庐山会议精神的贯彻,一手抓粮食征购。按信阳的实际受灾情况,减免一些征购任务是完全应该的,而且应该作为缓解农村粮食紧张状况,实事求是安排群众生活必须考虑的大事。然而,信阳地委和一部分县委在反右倾斗争的压力下,却向上级报称获得了秋季粮食大丰收,并且按照严重脱离实际的估产来安排征购任务。故造成丰收地区征购任务分配过重,普遍购了过头粮;灾区本来应当从抓生产救灾人手安排群众生活,不仅没抓好生产救灾,反而也分配了征购任务,购了群众的口粮和种子。在征购过程中就出现了食堂停伙、人口外流现象。而信阳地委和一部分县委却把这种情况当作两条路线斗争的表现,错误地采取了反右倾利反瞒产相结合的做法,在农村开展两条道路斗争,使得基层干部不敢反映真实情况,造成粮食征购透底。于是,一场“人祸”加天灾酿成的悲剧便不幸发生了。

1959年10月,全区范围内先后出现食堂停伙断炊,群众由挖野菜,喝稀汤到刮树皮、吃野草,身体严重缺乏营养,出现了大批浮肿病、紫疳病人,人口也开始大批外流。随即脑膜炎、痢疾、白喉等重型传染病也相继发生并逐渐扩散。11月份以后,人口开始大量死亡。

据有关资料反映,商城县10月下旬有692个食堂停伙,发病16686人,外流1766人,死亡4656人;固始县洪埠公社10月下旬发现浮肿病人和死亡现象,随后相继在“七一”、胡族、郭陆滩等7个公社289个大队发现,发病33832人,死亡8177人;潢川县双柳、仁和公社从10月份开始发生紫疳、浮肿病并逐渐蔓延,11月份遍及全县;信阳县11月13日以前,南部的东双河、鸡公山、谭家河、浉河港公社已有564人患浮肿病:北部平昌、明港、洋河、肖王、肖店等公社陆续出现此类情况;光山;罗山、息县、新蔡、平舆、上蔡等县亦予同时出现大批浮肿病人和人口非正常死亡现象。

就在信阳开始发生浮肿病和人口非正常死亡情况下,河南省委不作深入调查研究,于1959年11月17日批转了潢川县委1959年lO月30日《关于粮食征购工作进展缓慢原因的检查和采取具体措施组织售粮入库新高潮的报告》,向全省推广潢川县的“反瞒产”经验。省委在转发这个报告的通知中说:这个报告“不仅找到了粮食征购任务完成不好的根本原因,而且也为以反右倾、鼓干劲、保卫党的总路线为中心的新的整风运动和开展以两条道路斗争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初步地作了材料准备。”这样,把粮食征购工作和反右倾结合起来,就更助长了信阳“左”倾错误的发展。与反右倾运动相结合,信阳地委在全区农村普遍发生征购透底、食堂断炊的严重情况下,大搞反瞒产斗争。在反瞒产斗争中,各县层层召开各种会议,抓典型展开批判斗争,对基层干部施加压力。有的地方提出“哪里右倾反得透哪里的粮食任务就完成得好”,“征购搞不上去撤下来”,助长了基层干部的强追命令和违法乱纪的恶性泛滥,导致普遍发生了捆绑斗打、巡回斗争、拘捕法办、公开审判等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据有关资料反映,潢川县共批判斗争社队干部448人,批判斗争群众3062人,处理大队、生产队干部548人,由于严重违法乱纪逼死打死306人。光山县有些队在反瞒产中反复进行了大搜查、扒墙拆屋、翻箱倒柜搜查粮食。商城县还规定四条纪律:①富裕农民和有瞒产私分的不准吃饭;②懒汉二流子不准吃饭;③地富反坏右不准吃饭;④杀耕牛、杀羊的不准吃饭。结果造成社员大量发病、死亡。

特别严重的是,信阳地委在浮肿病、死人现象已经十分严重,省委已宣布停止征购工作后仍然继续部署反瞒产,向全区推序鸡公山反瞒产假现场会的经验,用反瞒产反出的假数字安排群众生活,造成空对空兑现。12月15日,信阳县委在鸡公山召开粮食反瞒产现场会议。与会人员参观了鸡公山公社黄湾大队第一生产队和第三生产队的两个粮屯。屯子里的稻子高出屯子1米多高,说是反瞒产兑现出来的粮食,分别为6万公斤和5.5万公斤。实际上屯子上面是一层稻子,下面全是稻壳和稻草。如此弄虚作假的“经验”竟在全区推广。各地也竞相仿效,召开假现场会,将稻壳、稻草、破衣裳烂被垫在仓库底层上面放上一层稻子,让人参观。商城县委在何店公社四顾墩大队搞反瞒产试点时,制造假现场,竟然将群众家的坛坛罐罐、枕头套、衣服、袜子都搜集起来,用“翻出来”的250多公斤大米,100多公斤稻谷和在竹园湾国家仓库挑来的120多公斤大米,装在里面,组织干部参观,并总结经验,报告县委反出粮食120084公斤,挖出地下仓库5个,地窑37个,缸瓮297口,坛罐3170个。县委将此经验在全县推广。据后来统计,1959年全区秋粮实际产量10.035亿公斤,而地委“高估产”为32.085亿公斤,相当于实产的3.1倍,按此估产,全区征购秋粮5.2亿公斤,相当于实产的50%。

由于信阳地委和一部分县委没有及时从根本上解决群众缺粮问题,使病饿死人情况愈加严重。当死人情况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之后,宰杀耕畜、遗弃小孩、遗尸道旁等现象随之发生,个别地方甚至出现食人肉现象。

信阳地区在经历了部分地区缺粮、断粮、大批食堂停伙,人口外流及浮肿病的蔓延直至造成严重的死人事件之后,人口死亡率显著增高,农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群众的生话水平大幅度下降。据1961年1月13日信阳地区呈报中央最后一次统计数字反映:光山、商城、息县、正阳、新蔡、潢川、固始、遂平、汝南9个县的人口死亡率超过100‰,光山县高达235‰。另据1993年2月公布的信阳地区现辖区1949至1999年统计数字显示:淮河以南九县一市(即息县、淮滨、信阳、潢川、光山、固始,商城、罗山、新县和信阳市),1960年总人口相对于1958年的总人口减少104.387‰。

同时,出生率大幅度降低。1961年9月22日全区人口增减统计情况反映:1958年信阳地区出生人口271360人,1960年出生人口仅57695人,1960年较1958年下降78.7%。

由于浮肿病及死亡率的增加,绝大多数农村生产元气受到严重损伤。据1961年有关资料反映,全区约损伤劳力50%以上,耕畜减少2l万余头,家畜家禽减少60%以上。部分农具、交通运输工具、家具等生产生活资料,也受到严重破坏。劳力及耕畜的减少,直接导致耕地大面积荒芜。1959年草荒面积16.7万公顷,1960年下半年草荒面积增加到20万公顷,较1959年增加20%。

信阳问题的发现和处理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一方面,信阳地委不能正视信阳粮食征购透底、群众严重缺粮的现实,错误地坚持用反瞒产的做法开展粮食征购。另一方面,大面积的发病和大面积死亡,也引起信阳地委极大震惊,真实情况暴露后,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安排群众生活,救治疾病,努力遏止事态的发展。直至中央、省委派出大批干部进行“整风整社”、“救灾救荒”。

(一)“信阳事件”的揭露

1959年11月18日至27日,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宋致和(主管财贸工作)到潢川、息县、新蔡、平舆、上蔡等五个县检查工作。12月4日他向省委报告反映:有的地方发生了人口外流,有的地方开始发现了浮肿病,并发生死人现象。据此情况他提出这些地区不应该再单纯地抓粮食征购了,必须全力转上抓好分配,安排好社员生活。12月2日,河南省委召开地市委第一书记电话会议宣布全省粮食征购结束。25日,河南省委发出《关于安排好群众生活的紧急指示》,提出灾区坚决执行生产自救的方针。1960年1月11日和13日,信阳地委分别在潢川、汝南两地召开县委第一书记紧急会议,检查自贯彻河南省委关于安排群众生活的紧急指示以来群众生活安排情况。截至会议召开之前,全区拿出统销粮1.7亿公斤,救济款240多万元,贷款400余万元,抽调大批干部深入农村,安排群众生活;抽调医务及护理人员,在各地设临时医院开展浮肿病等疾病救治。但由于医疗条件有限,加之人们长期缺乏营养,大面积的病疫难以迅速遏止,发病和死亡现象仍在继续发生。同时,一些地方仍在大搞反瞒产斗争。

信阳的严重情况更使广大党员心急如焚!一些党员干部和群众冒着被打倒甚至坐牢的风险,通过多种途径向上级党组织反映缺粮及人口非正常死亡等严重情况。中共信阳县监委会副书记胡修玉在肖店、肖王、洋河三个公社调查时,看到农民群众因没有粮食吃而面黄饥瘦、发病死人情况,尤其是看到人死在路旁无人掩埋,激起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度责任感,于1959年11月15日、12月7日毅然以“河南省信阳地委”、“河南信阳”的名义连续两次写信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反映真实情况。谁知两封信寄出去后很快被批转退回信阳县,并责令认真查处。在这种情况下,胡修玉主动承认是自己写的信,随之即遭到轮番批斗。1960年1月16日、2月23日,信阳地委、信阳县委分别做出决定,将胡修玉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给予留党查看两年、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工资由行级20级降为22级,并接受劳动改造(1961年11月5日平反)。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仍不断有党员干部想方设法向上一级党组织反映情况。1959年12月23日,光山县261名党员、322名团员和165名群众写信给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反映光山县死人情况。信中反映,“有的一家人口全部死光,有的村死的没人了”,“没死的人黄皮胖肿,冻饿的轰轰战,成天在床上哭声不绝”,“有的贫农临死时,未死前口口声声喊着:‘毛主席快下来救我们呀’等”。其惨状令谁看了都不禁泪下。但这“洒满了人民群众和党团员血泪的信”竟在省里一些部门转来转去,最后却被压了下来。直到1961年2月省委三级干部会议上,吴芝圃才看到了这封信。与此同时,省卫生厅工作组也将在固始县调查的情况报告给省委。在这种情况下,省委才迅速派检查组、医疗组到信阳紧急投入治疗疾病,安排群众生活,同时严厉批评信阳地委,指示其立即停止反瞒产,全力转上抓生产救灾,安排群众生活。在3月14日至24目10天内,信阳地委向河南省委作出关于生活安排情况、请示支援药品、消灭浮肿病和其他疾病等方面内容的报告11份。由于安排了统销粮,加上大搞代食品,到1960年3月中、下旬缺粮情况逐步缓解,人口大批死亡基本停止。

来源: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河南“大跃进”运动》(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