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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事件”始末(二)

时间: 2017-07-22 10:40:07来源: 作者: 阅读:

中共信阳市委党史研究室

 (二)“信阳事件”的处理

信阳发生的严重问题引起了党中央和中南局的高度重视,立即抽调大批干部到灾区安排群众生活,调查处理问题,并指示河南省委和信阳地委采取紧急措施,赈济灾荒,抢救群众,制止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1960年4月4日,信阳地委第一次向河南省委作出《关于发生浮肿病、紫疳病和其他疫病造成死人情况的检查报告》。4月6日,省委据此报告向中央作出《关于信阳地区发生浮肿病和死人情况的检查报告》。紧接着,省委派检查组到信阳配合中央办公厅检查组进行检查。6月底、7月初,省委召开常委会议,专门研究信阳问题。7月14日,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李立、省监委书记刘名榜根据省委指示带领工作组10余人到信阳解决信阳问题。7月22日至8月16目在鸡公山分别主持召开地委常委会议和地委扩大会议(扩大到地委正副部长,专直党组、党分组书记,各县、市委第一书记和部分县委书记处书记等)开始着手纠正信阳地区农村人口发生非正常死亡的严重问题。会议一方面认为信阻地委对1959年秋季因严重干旱所造成的灾情估计不足,在很长时间内又没有如实地向省委作出报告,使问题扩大化、复杂化,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在人民群众经济生活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是极为严重的。但另一方面认为,总的来说,只要认识错误,接受教训,仍然是属于局部性、暂时性的错误。同时,也强调必须充分认识所造成的严重后果,重视遗留问题的解决。会议指出,去冬今春一段时间内,信阳地区的浮夸风、命令风、“共产”风和违法乱纪行为有了普遍滋长和发展,错误地斗争和逮捕、判处了一部分干部群众,造成了党与群众、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上的不正常状态。为此,必须依据这次会议精神,普遍深入地开展整风运动。

1960年5月,中监委派检查组到信阳调查处理信阳问题。8月29日,中监委检查组向中央报告说:“河南全省去冬今春发生浮肿病死人问题以信阳专区为最严重。信阳地委和有关县委对浮肿病死人问题负有重大责任。地委领导上有严重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浮夸作风。”“河南省委对信阳地区浮肿病死人问题负有一定的责任。”这份报告引起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分别在报告上作了批示。刘少奇在批转谭震林阅处的批语中说:“河南信阳地委和以下的几个县委显然有严重问题。请你同中央监委和河南省委商量,采取办法,彻底予以解决。首先应该抓住问题最严重的潢川、光山、商城、固始几个县,发动群众,大鸣大放,查清事实,严肃处理,使群众翻过身来,不要留尾巴。然后再来审查地委及其他某些县委的问题”。为了彻底查清信阳问题,中央和省委派来大批干部帮助工作。一方面组织生产救灾,安排群众生活,一方面调查“信阳事件”发生的情况和原因,进行组织方面的调整和处理。9月20日,中央批准省委撤销路宪文中共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职务的意见,派省委农村工作部代理部长赵定远接任。11月3日,省委又决定省委常委、秘书长戴苏理任第一书记,赵定远改任第二书记。同时中央、省委派出2296名干部组成工作组(其中中央派来452名,省委派来1844名)解决信阳问题。这批干部中任地委书记处书记的6名,地委正副部长9名,任县委书记处书记的110名,公社党委正副书记的373名,担任生产队长职务的1405名。地直机关也抽出1483名干部分赴基层工作。

1960年11月4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农业部部长廖鲁言、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第二书记王任重、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等到光山、潢川、固始、商城、遂平等五个县视察工作,检查群众生活安排情况,提出以下工作方针是:保人保畜,生产渡荒;半日劳动,休养生息;恢复生产,重建家园;整风整社,纯洁组织;端正政策,转变作风。

根据中央、省委指示精神,信阳地区整风整社运动逐步开展起来。1960年9月中旬,光山、潢川、固始、商城、息县、新县等6个县依据鸡公山会议精神先期开展整风运动。11月,根据全党工作部署,贯彻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规定的十二条政策,全面开展整风整社运动。

随着信阳问题逐步查清,群众大批非正常死亡的事实,令中央工作组和各级干部感到十分震惊和痛心。但由于全党对“大跃进”“左”倾错误的认识还不清醒,这时还没有找到失误发生的根本原因。1960年11月下旬、12月上旬,中央对“信阳事件”的处理作出指示,认为信阳问题的性质,是阶级敌人篡夺领导权,对劳动人民进行残酷的阶级报复;信阳地区的党政组织的领导权多数被坏人夺取了,变质了,基本上烂掉了,必须采取革命的办法,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彻底夺取领导权”。

12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山东、河南、甘肃和贵州某些地区所发生的严重情况的指示》。《指示》认为,山东、河南、甘肃、贵州某些地区所发生的严重情况,“特别是干部中的极其严重的不可容忍的铺张浪费、贪污腐化、破坏纪律、违犯法纪、不顾人民死活的情况”,“显然是封建势力在地方上篡夺领导权,实行绝望性的破坏性的报复”,“是农村中阶级斗争的最激烈的表现”。《指示》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我们不仅要继续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还要完成民主革命的未了任务”的指示。中央要求:“山东、河南,甘肃、贵州省要好好检查和纠正这方面的问题”,“赶快将中央十二条指示无保留地传达到群众中去”,使中央的政策直接与群众见面。中央的指示,对从快、从严解决河南省人口非正常死亡的严重问题起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把实际上是“左”倾错误造成的严重问题,主要归结为“封建势力的报复”,并要求“民主革命补课”,却助长了河南“整风整社”运动中“左”倾错误的发展,扩大了打击面。

1961年1月1日,地委整风办公室在《关于当前整风运动情况和问题的报告》中分析指出:全区186个公社,一类社一个,占0.4%,二类社24个,占12.9%,三类社161个,占86.7%;共4429个大队,一类大队13个;占0.3%,二类大队380个,占8.5%,三类大队4099个,占91.2%。

根据中央、省委1961年初的指示,对三类县、社、队性质的确认分为两类不同矛盾三种情况:一种是被地、富、反、坏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篡夺了领导权的,这种地区敌我矛盾占居主导地位,必须再来一次革命,完成“民主革命补课”任务;一种是被死官僚主义分子占据领导岗位的;还有一种是,主要领导干部软弱无能,不能贯彻执行党的政策,以至各项工作长期落后,“五风”严重,破坏了生产力。后两种三类县、社、队,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也必须采取坚决改造的方针,把这部分干部从领导岗位上分别撤下来和调离开。一、二类社主要是进行反“五风”。

基于这样的认识,在以反“五风”为目的的整风整社运动开始阶段却集中力量、错误地开展了“民主革命补课”运动。1961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信阳地委关于整风整社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中央在批示中肯定信阳地委“民主革命补课”和整风整社的“经验”,要求全国三类社队整风都应该照此执行,迅速掀起整风整社的高潮,“彻底孤立和打倒反革命复辟势力,彻底反掉‘五风’,完全扭转三类社的局面,巩固地重新建立党的组织。”指示还要求一切社队都必须一边抓整风整社,一边抓生产救灾,一边抓群众生活,三件事同时做好。

信阳地区“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之初,对原有组织采取一脚踢开的办法,对生产队以上各级主要干部分别采取集中整风、集训、特训的方法进行整顿清理。共集训50672人,特训26433人,逮捕4220人。

地委和各县委都建立了专门小组,进行专案审查。地委专案审查小组由中央公安部、河南省公安厅、信阳地委组织部、监委、专署公安处共同组成,审查的主要对象是各县县委书记,地直机关正副部长、地委委员以上干部。

运动中,原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撤职查办、管教反省。常务书记玉达夫、书记处书记延炳玉、武建华、石富荣停职反省,原县委第一书记20人(包括运动前已调离4人),逮捕8人,撤职套办、,管教反省7人,停职反省4人,继续工作的1人。

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对大批干部采取集训、特训、法办等手段,打击面过宽,致使有的人自杀。针对“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发生的问题,1961年2月6日,中共河南省委发出《关于处理集训、特训人员当前几个问题的通知》。通知中说,关于处理集训,特训人员的政策待研究确定,口粮菜金等问题还没有妥善解决,疾病在发展,逃跑自杀现象不断发生。因此,通知要求必须切实安排好集训、特训人员的生活、医疗和文化娱乐活动,所有集训、特训人员都必须集中到县设置若干点,绝对不允许公社集训、特训。对于集训人员中问题基本查清,取得群众同意的,可放回一批。

1961年2月14日;河南省委又发出《关于深入开展农村整风整社运动的指示》。要求麦收前主要是完成三类县、社、队的整风任务,特别是完成“民主革命补课”任务,同时按照党的政策作好必要的组织处理工作。并适时地转上系统的反“五风”斗争。指示要求“凡是夺回了领导权的,整风运动和民主革命补课斗争已经普遍开展的地区,都要及时作一些必要和可能的组织处理工作。对于被集中整风、集中训练和特别训练的人,要立即进行一次清理。凡是经过群众批判斗争,或者已经查明了情况,可以肯定不受刑事处分的,应当把他们解放出来,参加生产,参加工作,至于最后的结论和处理,以后再作。凡是错被集训、特训的,更应坚决纠正。凡是能够作最后结论和处理的,应当经过批准手续进行处理。”

根据省委指示精神,1961年2月,信阳地委开始进行整风整社运动的组织处理工作。地委为加强对组织处理工作的领导,成立整风整社组织处理7人小组。经核对落实材料,集训人员大部分放回。据统计,1961年陆续放回集、特训人员74100人,占96.1%。这些人员绝大部分安排了工作,有的恢复了原职。截至1962年底,全区的组织处理工作基本结束。处理结果,受各种纪律处分的各级干部3845人,占原有干部总数的1.33%;清查出并依法处理的“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和其他各种坏分子以及刑事犯罪分子”688人,占原有干部总数盼O.23%。原地委常委、书记处书记以上干部受法纪处理1人(判徒刑三年)、党纪处分1人(撤销党内职务),其余恢复原来职务或免予处分。县委第一书记受法纪处理7人(判死缓1人、判二至三年徒刑6人),党纪处分8人(开除党籍2人,撤销职务2人,严重警告4人)。

1963年9月12日,河南省委复信信阳地委:中央同意开除原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党籍。9月13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渎职罪判处路宪文有期徒刑三年(刑期从1960年11月16日起至1963年11月15日止)。

1963年3月18日,地委决定撤销地委组织处理领导小组及其办事机构,组织处理工作的遗留问题移交给地委监委作为日常工作处理。

信阳地区整风运动初期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实行“民主革命补课”,扩大了打击面,伤害了一大批干部,好在这种做法很快被纠正,多数干部得以解脱。全区反“五风”运动,从1961年1月下旬由点到面逐步展开,到1961年4月下旬,全区大部分社队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已经基本结束,全面转上反“五风”。

(三)救灾救荒、治病防病工作的开展

在开展整风整社运动的同时,信阳地委根据中央、中南局和河南省委指示,认真吸取教训,采取紧急措施,安排群众生活,救治预防疾病,积极调整政策,带领群众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效果。

为了迅速稳定信阳的局势,支援灾区重建工作,国家陆续给信阳地区增拨统销粮指标,到1960年5月底,先后统销信阳地区农村的粮食共4.24多亿公斤(原粮);支援信阳药品价值271万元,其中中药60多种,价值177.236万元,西药102种,价值94万元;同时发放救济款3.9亿多元;武汉军区、广州军区、河南省军区和河南省的医疗队先后奔赴信阳,为群众防治疾病,把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送给了信阳人民。

在防治疾病方面,经过多方努力,到1960年8月,全区疫情已基本得到控制,但有的地区还有发展,特别是水灾严重地区。为了保证群众迅速恢复健康,地委、专署于12月2日召开全区各县分管疫情的书记、卫生科、院、站、所长和支援信阳医疗队队长电话会议,提出以灾区为重点,以消灭疾病为中心,务求在春节前后基本消灭浮肿、子宫脱垂、闭经、伤寒,痢疾、疟疾、传染性肝炎等疾病。会后,对各种病人采取了三级集中疗养,即县、公社、大队集中治疗。全区各地还大抓病人福利工作,组织检查队伍,带物资下乡,当场兑现,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到1960年底,有70%以上的病房生了火炉。社员实行半日苈动、半日休息的制度。与此同时,对各地的医务人员进行了短期培训,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疾病预防工作。开展了两次免费疟疾抗复发治疗,历时3个月,共培训送药员13389人,共用药品近2亿片,完成近百万人次的各种菌苗注射接种预防。在广大群众的支持及全体卫生防疫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到1961年底,全区的治病防病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基本上控制了传染病的发生与流行。浮肿、干瘦、小儿营养不良等疾病大大减少。与1960年相比,伤寒发病率下降22.2%,痢疾下降58.9%,肠炎下降26.9%,疟疾下降50.5%,浮肿下降86%,干瘦下降溜83.2%。城乡卫生面貌有了新的起色,对保护劳动力,恢复工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

与此同时,地委和各级人民政府大力开展生产救灾工作也取是明显成效。1960年8月12日,信阳地委制定了《关于在灾区开展生产自救运动,迅速恢复生产的方案》。方案采取以下紧急措施开展生产救灾:第一、受灾地区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以生产自救为主,国家辅助为辅,自力更生消灭灾荒,迅速发展生产”的生产自救方针;第二、努力开展秋季增产运动,千方百计争取秋季大丰收;第三、大力开展多种经营,要求到12月底,灾区每人平均纯收入保证达到10元,争取达到20元以上;第四、切实安排好灾区群众生活,保证群众吃好、住好、休息好、生产好、身体好;第五、切实加强疾病治疗预防工作,保证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第六、大力扶持灾区的生产自救运动。同时省委决定对信阳减征和缓征夏季公粮1100万公斤,并在原材料、生产资料的供应方面给予特殊照顾。

根据实际需要,信阳地委于1960年10月15日成立了以书记处书记纪涵星为组长的“生产救灾领导小组”(后改为“生产救灾委员会”)专门负责救灾工作。全区除了建立各级生产救灾领导小组,确定一位书记专抓之外,还抽调驻灾队干部,实行分片包干、一包到底的办法,加强对生产救灾工作的领导。1960年9、10两月,地委、专署分别召开两次生产救灾工作会议。各县市均先后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贯彻“生产自救”、“节约渡荒”的方针,制定了救灾规划,安排生产救灾工作。地委还先后抽调有农村工作经验的干部200多人组成检查团,由县、社书记带领,深入灾区生产队、食堂、病房、饲养室,逐村逐户进行全面检查,了解群众实际问题,帮助解决具体困难。

为了大力支持灾区的生产自救,1960年8月,地区向下发放救济款500万元,生产救灾贷款600万元,农业生产贷款200万元,秋季粮油预付定金800万元,商业预付定金300万元。这些贷款定金的发放,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灾区群众买煤、盖房、治病等方面急需的资金问题,并将重点用于恢复农业生产方面,购置了排灌机械、各式水车、小件农具、化肥、农药、耕畜、种子等。同时,还因地制宜地开展了多种经营,至1960年10月底,全区各地在三秋运动期间投入副业的劳力达101000人,修盖房屋231348间,解决过冬棉农372192件,棉被14多万条,种蔬菜6.3万多公顷。为了改善与调剂社员生活,灾区在补种粮食作物的同时,坚持了“粮菜”并举的方针,发动群众,抢种蔬菜,并固定劳力,建立专业队,加强管理。

根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为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力量,地委曾多次发出关于调整劳动力和压缩城镇人口的意见通知,调整企事业的多余职工和农村人民公社内部劳力,支援救灾和农业生产。至1961年11月,全区削减非农业人口119397人,全民所有制职工净减少47074人,对恢复生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按照中央、中南局和省委的指示和要求,较快地贯彻落实了农业生产的各项政策。按照中央“十二条”指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六十条”的规定,全区进行了退赔兑现;下放了公社、大队企业,调整了生产关系,加强了生产第一线;缩小了社、队规模,实行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多劳多吃的分配原则,克服了队与队、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解散了食堂,恢复了自留地和集贸市场;实行了征购、派购任务包干和工业品奖励等政策。

所有这些政策的调整和贯彻,大大地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使全区的农业生产得到了较明显的恢复。据全区45个大队调查,1961年底与1960年相比:人口增加11.1%,劳力增加12.8%,从事农业劳力由197i5人增加到22760人,耕地增加12.8%,牲口增加2.6%,役畜增加1%,六大农具增加2.9%,其他小件农具增如24.5%,施肥面积增加42.9%,每亩施肥量增加9%。在水利建设方面,对现有塘、湖、堰、坝等农田水利设施进行了有计划的整修,并且新建扩建了不少抽水机站,增加了很多动力排灌机械,从而大大增强了抗旱能力。

随着农业生产的好转,社员家庭副业有了初步恢复,其中家畜家禽恢复得比较好,1961年与1960年相比:生猪增加156.2%,羊增加161.6%,鸡鸭增加167.9%。社员的生活也有了初步改善,据400多个典型户的调查,1961年每人平均实际吃粮为1957年的64.8%,吃油为61%,吃肉为54.6%,吃鸡为37.6%。这些情况表明,在中央和省委的直接领导和支持下,经过全区人民的努力,“信阳事件”所造成的被动、困难局面,初步得到扭转,农业生产和人民的生活得到较快恢复。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能够纠正自己错误的。

“信阳事件”的发生,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总体上说,除了自然灾害的客观原因之外,根本原因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急于求成,不尊重客观经济规律,背离实事求是的原则和作风,一再坚持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和瞎指挥等“左”倾错误所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急于求成、盲目蛮干

在“大跃进”运动中,信阳各级党委组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进行生产建设,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农业生产上,依据《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全面跃进规划三十条》制定的高指标,要求样样农作物生产要拔白旗、插红旗、放卫星。为了创造出高产典型,采取了违反农作物生长规律的密植、土地深翻等做法,要求水稻亩亩插5万至7万兜秧苗,重点试验田插10万兜以上,组织农业生产大军投入深翻土地,有的地方甚至提出“深翻土地五尺八,抱出金娃娃。”

工业生产上,提出“以钢为纲,全面跃进”,在原料不足、技术落后、交通不便的地区发动了大办钢铁运动。为了夺取全省第一面钢铁红旗,全区百万群众不分男女老少,工农商学兵齐发动,不顾客观条件的许可,上山采矿,下河淘沙,普遍建起小高炉,实行土法烧制。没有原料,就收集废钢烂铁,甚至把人民群众的生活用品铁锅、铁勺、铁铲,还有门、箱、柜上的铁锁、剪子砸碎收走。为了保证钢铁生产,集中了一切人力、物力、财力,特别是农业战线上80%的劳力投入“钢铁大会战”,不仅给群众带来沉重负担,造成粮食浪费,而且给农业生产带来严重困难。许多地方因忙于钢铁生产,而无力收获秋作物,使部分庄稼烂在田里。有的地方甚至提出“宁要一斤钢,不要千斤粮”的错误口号,造成丰产而不能丰收的严重后果。

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盲目蛮干瞎指挥,不但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而且导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1958年至1960年全区基本建设投资总额高达14217.2万元,比“一五”时期增长近1倍。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过快增长,严重动摇了农业的基础地位和生活资料的生产。1959年全区工业总产值占全区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57年的3.45%猛升到28.53%。在工业产值中,轻工业产值所占比重由1957年韵75.86%下降为1960年的60.97%,重工业产值的比重则由1957年的24.14%上升到1960年的39.03%。1960年的农业总产值比1957年减少48.64%。农业元气大伤,粮食连年减产,导致人民生活发生严重困难。

(二)错误地开展反右倾斗争

反右倾斗争的开展,使一大批党员干部遭到错误批判,不少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不应有的组织处分,带来严重后果。

信阳地委积极贯彻中共中央和河南省委关于开展反右倾斗争的指示和决定,搜集、汇集了一大批党员干部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大办钢铁提出的不同意见,并作为右倾言论加以批判。如专署农业局长胡友禄反映的“从1957年以来粮食产量逐年下降”,“凡是超过一千斤的产量,都应当考虑考虑”,“人民公社化以后,牲畜、农具无人管,过去群众都能精打细算,现在吃食堂了,谁还过问这个呢?”“大办钢铁把树砍光了,甚至连个拌槽棍也没有了,镰刀、车角子都炼铁了,农具缺乏”等方面的问题,这些本来都是真实情况,但却被冠之以“到处非难和攻击大跃进、人民公社、大办钢铁”的罪名进行批判。胡友禄也因此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工资由14级降为16级的处分(1961年7月15日平反)。在1959年10月地委召开的地、县、市委扩大会和各县、市三级干部会议上,批判斗争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严重右倾的人达845人,占参加会议总人数的34.2%。据1962年甄别平反时的统计,在反右倾运动中全区被斗争的干部达2578人。

反右倾斗争,破坏了党内民主生活,一批敢于实事求是反映真实情况的党员、干部、群众受到打击。如中共信阳县监委副书记胡修玉等一大批干部因反映信阳因缺粮而出现的人口非正常死亡的真实情况而受到轮番批斗。光山县委书记处书记张福洪因对光山县的高征购有意见,在1959年10月由县委第一书记亲自主持召开的批斗会上被斗打致死,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但地委却研究同意以“蜕化变质、叛党自杀的错误”开除淇党籍(1962年5月31日,地委取消对张福洪在反右倾整风运动中被定为蜕化变质分子的结论和开除党籍的处分,恢复党籍,恢复名誉)。

信阳地区的反右倾斗争,发生在粮食紧张、大批农民处于饥馑、挨饿和非正常死亡的严峻情势下,不仅使党内民主生括遭到严重损害,真实情况得不到及时反映,而且使随之进行的粮食征购工作中的浮夸风更加严重泛滥,带来了始料不及的严重后果。

(三)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和反瞒产

1958年,信阳地区领跑河南“大跃进”,放出了全国最大小麦高产“卫星”,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农村人民公社,创造了全国闻名的士法炼钢“经验”,为河南省争足了“面子”。因而其“高指标”、“浮夸风”等“左”倾错误也泛滥得最为严重。1959年,全区普遍遭受了严重旱灾,粮食大面积减产已成定局,可是信阳地委仍按照省委的要求,一边反右倾,一边从估产预购时起就层层加码;逐级不断地提高产量指标。有些地方派干部驻队估产定购,估不上去就要批判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估产大大超过了实产。如信阳县实际产量与县委上报的估产数相差2.6倍;商城县全县水稻平均亩产259公斤,总产约0.75亿公斤,县委上报平均亩产374.5公斤,相当于实际单产的l36.3%,总产1.75亿公斤,是实际总产的140%;潢川县秋粮产量0.735亿公斤,而上报数是1.75亿公斤。1959年全区秋粮实际产量10.035亿公斤,根据各县所报数字,地委估产为32.85亿公斤,高估了两倍多。据此“高估产”,省分配征购任务4.8亿公斤,地委又加码为5.2亿公斤,占实际产量的51.8%。

地委和一部分县委把虚报的产量数字作为分配征购任务、安排群众生活的依据。征购工作推不动,不是冷静分析,检查原因,而是死扣着原有估产数不放,一天一个电话会议,催要征购任务,对来自下边干部和群众的意见,甚至是公社党委和县委领导干部的意见统统听不进去,谁反映产量低、征购有困难的真实情况就批评谁有右倾思想。有的地方几乎是收多少缴多少,有的仅仅留下极少量的口粮和种子。光山县派出大批于部到各生产队坐镇征购,要求各队“边打边送边入库”,“打一场送一场,打一斤送一斤。”各队除了种子、饲料外,绝大部分粮食被征购一空。如槐店公社大禀大队实产134000公斤,征购任务为126917.5公斤,占实产的94.71%,几乎征购一空,造成严重缺粮。

对信阳地区发生的严重缺粮的情况,地委和一部分县委不但未高度重视,反而错误地认为,不是缺粮,而是富裕中农带头瞒产私分。1959年8月24日,信阳地委批转潢州县委《关于秋收中发生私分瞒产偷盗问题的通报》。这份报告把由于旱灾严重,粮食减产而在早稻收打中出现上报粮食产量低等情况说成是瞒报产量、私分偷盗。9月10日,河南省委向全省批转了这个报告,要求认真核实产量克服瞒产私分偷盗的现象。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全区大搞反瞒产。不断反瞒产,使群众仅有的口粮和种子被征购一空。后来又用反瞒产逼出来的假数字“空对空”来安排群众生活,欺骗上级,糊弄群众。由此造成农村缺粮断炊的情况越发展越严重,并快速蔓延扩大,以至于造成大面积饿死人的严重事件。可以说,信阳发生的严重问题是高估产、高征购、反瞒产造成的直接恶果。由于新县县委没有积极执行地委反瞒产的决定,发生病饿死人人数就较少。

“信阳事件”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失误的最严重的恶果,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历史教训。

(一)时时刻刻都必须按照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办事。“信阳事件”发生的明显特点就是背离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大跃进高潮中,从浮夸风到高征购、反瞒产,从强迫命令、瞎指挥到报喜不报忧,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以至于发展成为全局性政治错误,严重脱离了信阳的实际情况,使老区人民在和平建设时期又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1961年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说:“我到光山去看过,房屋倒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确实这样,这不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攻击我们,这是真的。先念同志对我说:‘西路军失败惨得很,我没有流泪,到光山看到这种情况流了泪’。是痛心哪!”血的教训告诉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偏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否则必然会给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1961年1月毛泽东主席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总结了党在一个时期内因脱离实际所造成的经验教训,向全党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光荣传统和作风,找到了“大跃进”的病根。我们要以“信阳事件”为鉴戒,时时刻刻按照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办事。目前,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一些地方所表现出来的好大喜功、追求虚假政绩的现象,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实事求是的原则不可须臾偏离。

(二)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经济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顺应了它,就会促进经济的发展,反之,就会阻碍经济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由于党还缺乏领导经济建设的经验,加之在指导思想上出现了急于求成的“左”的失误,过分夸大了主观能动的作用;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错误地发动了大跃进和全民大办钢铁运动,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受到了客观规律的惩罚。1958年至1960年的三年间,信阳淮南九县一市社会总产值、国民总收入、工农业总产值、粮食总产量分别以2.41%、3.90%、3.85%、12.6%的速度逐年递减。原本希望快一些让人民群众过上富裕日子,结果却出现了令人痛心的悲剧。在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席讲话强调,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那么急,可能要搞半个世纪,今后搞几年慢腾腾,指标不要那么高,不要务虚名而招实祸。1962年1月,在中央“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又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这是遭受挫折后,党和毛泽东总结出的宝贵经验,至今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做任何事情都必须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是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患实代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组织、党的干部想问题、办事情必须以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在信阳地区发生人口非正常死亡问题的过程中;一部分党组织和干部为了争当“先进”、保住“红旗”,不惜牺牲群众的根本利益,弄虚作假,欺上瞒下;不坚持既对上级负责又对下级负责、既对领导负责又对群众负责的原则,一昧讨好上级领导,压制欺骗下级和群众;发现问题后,不是勇于纠正错误,而是掩掩盖盖,甚至不顾人民的死活,一意孤行,大搞反瞒产,严重违法乱纪,从根本生损害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党群、干群的关系,党的形象受到严重损害。这一惨重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必须不断增强公仆意识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全党特别是与群众直接联系的党的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必须事事时时处处把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作为想问题、办事情的第一准则。尊重群众的意愿,倾听群众的呼声,不做群众不喜欢、不满意的事情。只有这样,才能维护群众的根本利益,才能得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执笔人:项先珍  陆 江)

来源: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河南“大跃进”运动》(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