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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域经济转型与乡村现代化——上海农村改革 30 年调研报告

时间: 2017-07-18 11:09:32来源: 作者: 阅读:

浙江师范大学农村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王景新

【摘  要】上海市城市郊区化与郊区城市化双向演进的城乡一体化理论和实践, 集中彰显了上海改革开放 30 年的巨大成就, 昭示着上海农村改革及现代化建设的新起点和趋势。该文试图通过经验总结, 探讨上海郊区现代化和村域经济转型的现状、特点及未来趋势, 进而对上海郊区乡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村域城市化和社区公共服务均衡化的区域特色进行研究。

【关键词】乡村现代化;村域转型;社区服务

一、背景: 上海市城乡一体化进程

城乡一体化概念是由长江三角洲的实际工作者在改革实践中首创的。源于农业部在无锡的农村现代化建设试点, 苏南 1983 年最先使用了这个概念(赵树枫, 1997)。北京市从 1986 年开始以城乡一体化的思路指导经济工作, 到 1996 年, 市政府正式下达“北京郊区乡村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研究课题,这是我国最早的“城乡一体化研究”课题组。

从实践上看, 上海市是我国较早有领导、有计划地实践城乡一体战略的地区①(王景新等著: 《明日中国, 走向城乡一体化》,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20-22 页)。这与该地区现代化建设领先于全国的基础紧密相关。1970 年代, 上海市第一次现代化实现程度就达到 70%, 超出全国水平(40%)30 个百分点, 领先于北京(64%)、天津(66%)、浙江(36%)、江苏(41%), 在我国直辖市和长江三角洲省域中独占鳌头。1978 年改革起步时, 上海市人均GDP 达到2498 元人民币(全国 381 元、浙江 331元), 生产总值中一二三产业结构为 4.0/77.4/18.6(全国 27.9/47.9/24.2, 浙江 38.1/43.2/18.7), 三次产业劳动力从业结构 34.4/44.0/21.6 (全国 70.5/17.4/12.1), 城镇人口比重为 58.7%( 全国 17.9%、浙江11.4%), 城乡居民收入分别为 560、281 元(全国 316、133.6 元, 浙江 332、165 元)。很明显, 在转型发展起点上, 上海市主要经济指标大大超过全国及长三角相关省域。

转型发展起点差异对地区现代化的影响很快反映出来。1980 年, 上海市人均 GDP 已经达到 1113 美元, 相当于我国 2003 年(1089 美元) 的平均水平;另外, 上海市农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3%, 城镇人口比例 61%, 每千人医生数 3.4 人, 婴儿死亡率 20‰, 平均预期寿命 73 岁, 成人识字率 84%。这些指标都达到或超过了第一次现代化标准②(第一次现代化主要特点是工业化、城市化和民主化, 主要发达国家的这一过程大约经历了 210 年(1763-1970);第二次现代化主要特点是知识化、信息化和全球化, 主要发达国家大致需要 130 年(1971-2100)。参见中科院王玉民、何传启等: 《中国现代化报告 2001》, 北京大学出版社, 第 12-17 页,《中国现代化报告2004》, 第 330 页), 只有服务业增加值比重(21%)、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重(29%)、大学生普及率 (在校大学生占 19-22 岁人口比例,6.6%)等项指标尚有差距。到 2006 年, 上海市生产总值达到 10296.97 亿元,人均 GDP 达到 75990 元(9535 美元)③(这是按照户籍人口和当年平均汇率折算的人均 GDP,如果按常住人口计算, 人均 GDP 为 57695 元, 折合美元 7239 元。原始数据来源于上海市统计局《上海市统计年鉴 2007》), 地方财政收入 1600.37 亿元。上海市现代化建设的各项经济指标在国内稳居首位。如果说目前我国绝大多数省份面临着“尚未完成第一次现代化、又要追赶第二次现代化”的双重压力的话,那么, 上海市已经完成了第一现代化, 正在轻装追赶发达国家的第二次现代化④(2004 年, 上海地区第二次现代化以及综合现代化实现程度已经分别达到 76%和 66%。同期, 北京为 85%和 73%、天津为 65%和 58%、重庆为 35%和 34%, 中国为39%和 35%)。

上海市城乡一体化是城市郊区化与郊区城市化的双向演进。郊区城市化在国外被称之为“逆城市化”(deurbanization)⑤(逆城市化是 1976 年美国城市规划师贝利(B.J.Berry)首先提出的一种现象。国内学者对逆城市化的解释有不同意见)。它是城市化率达到一定水平后(比如 70%)的普遍现象。1950 年, 美国中心城市与郊区人口比重分别为 56.7%、43.23%,到 1980 年, 这一比例变化为 40.69%、59.3l%;自1980-1990 年间, 欧洲多数国家的城市人口比重在下降, 而乡村人口比重在上升⑥(王景新等著: 《明日中国, 走向城乡一体化》,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19 页)。在上海, “郊区”是“农村”的代名词, 因此“郊区城市化”不仅是城区中心人口、就业和服务向郊区扩散的过程, 而且是乡村自身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这种“双向演进”的城乡一体化, 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道路,不过在上海表现更加前沿、鲜明和集中。

二、上海市乡村现代化

长江三角洲首创的“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的农村发展理念, 标志着延续了几千年的农耕文化与工、商业文化由冲突走向融合,引领了30年农村改革和发展, 也形象地揭示了长三角乡村现代化的新路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推动乡村工业化;工业化促成了乡村产业、人口积聚和村域分化,其中工业村、市场村的形成加速了村落城镇化;乡村工业化、城镇化引起农业产业化、农民组织化和农村制度创新的连锁反应, 专业合作社以及现代农业村、旅游村的出现, 拓展了农业功能和现代农业发展;农业现代化又深化着村社经济和政治民主, 基层治理趋向民主化;统筹城乡、农民待遇市民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念、政策和战略, 铸就了长江三角洲城乡一体化的区域性发展战略趋势。

1. 乡村工业化与村落集镇化

人民公社时期, 上海农村工业化就有了较好基础。农村劳动力从业结构间接反映了不同阶段的乡村工业状况。1978 年, 上海农村劳动力从事农业的占农村从业人员总数的 72.9%, 工业和建筑业分别占20.3%和 3.1%, 服务业和其他非农产业占 5.7%;1990年, 上海农业劳动力比重已下降到 30%⑦(在第一次现代化的标准中, 农业劳动力比重在 30%以下), 工业劳动力比重 49.8%, 以后逐渐下降, 到 2005 年为 47.8%。这意味着上海农村工业化在 1990 年代初已基本完成。

从农村用电量结构变化可以窥视乡村工业化程度及内部结构变化。1978 年, 上海农村用电总量是8.93 亿千瓦时, 2006 年为 143.54 亿千瓦时, 用电量增长了 15.1 倍。从结构上看, 乡村办工业一直是农村用电大户, 由 1978 年的 37.6%上升到 2006 年 68.3%⑧(资料来源:《上海市统计年鉴 2007》)。农副产品加工业用电量从 1978 年的31.1%降到2006 年的1.98%, 说明上海乡村工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已取得了很大成就。

从城乡空间结构和景观变化可以直观感受村落城镇化的过程。一是中心城市迅速扩张, 原来的近郊农村演变成了城市社区;二是现代化、立体型快速交通网络, 缩小了城乡空间距离, 远郊传统种植业村落发展为工业村或市场村, 最终融入卫星城市;三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使远郊农村出现了城市化甚至超城市化的农民社区, 农民的生活条件和方式市民化了。

从农村户数和人口降低趋势理解村民市民化的过程。2005 年, 上海农村总户数和总人口分别比1978 年减少了11.25 万户和 91.38 万人。农村人口减少速度(21.3%) 高于户口减少的速度(9.2%), 其原因:(1) 农村年轻劳动力和未成年儿童大量转为居民户, 而老年农民留在了农村, 农村户口并没有消失;(2) “一户一宅”的政策可能诱发农户最大限度地分家立户, 以尽可能多地获得免费的宅基地, 在房地产升值空间巨大的特大型城市郊区尤其如此。

2. 农业现代化

农业现代化不仅包括生产条件、技术、手段的现代化, 而且包括农业经营管理制度和农村经济社会制度的现代化。目前, 上海郊区农业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 工业向园区集中、人口向城镇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的成效显著。2006 年, 市区两级政府农业投入达到 45 亿元, 全市建成 5.53 万公顷设施粮田、0.67 万公顷设施菜田和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场)203个, 其中国家级 37 个。农业组织化程度继续提高, 全市有 12 个市级现代农业园区, 425 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510 家农业专业合作社, 带动农户52万户。

3. 农村综合改革阶段的突出矛盾和任务

工业化、城市化的负面后果之一是耕地面积大规模减少。近 30 年间,上海农村耕地共减少 184.2 万亩, 总面积比 1978 年降低了30%, 按农村人口平均减少了10%。耕地减少最快的年份是 1978、2000、2004 和 2005 年。这种波动状况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家土地调控政策的变化。耕地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国家征用和乡村建设,2000 年和 2004 年国家征用耕地分别达到 19485 亩、20400 亩, 乡村建设占用耕地分别为 64110 亩、64230亩, 两项合计, 分别占当年减少耕地总数的 39%和56%。

上海市农业产值在耕地大量减少的情况下仍然保持了较高的增长水平, 由 1978 年的 18.3 亿元增长到 2006 年的 237 亿元, 增长了11.9倍。耕地面积减少对于大宗农产品产出有较大影响。1980 至 2005年, 上海市粮食、棉花和油料的总产量分别减少了40%、90%和 20%。同期经济作物如蔬菜、西甜瓜、水果等却分别增长了 2.6、5.2 和 8倍。单位面积产出提高、种植业经济结构调整和特色种养产品产量增长,掩盖了耕地减少对农业产值的影响。

从体制和机制而言, 我国农村综合改革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农村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矛盾。(1)县域和村域经济发展严重分化。在全市 1887个行政村中, 有30%左右的村比较富足, 其中村集体可支配年收入超过 500 万元的巨富型村域 171 个(占11.6%), 这些村主要集中于闵行区、金山和嘉定;而可支配年收入低于 50 万元的“经济薄弱村”555 个(占 29.5%), 这些村主要集中于崇明区, 郊区县域经济差距可见一斑。(2) 基本公共服务的城乡差距巨大。目前的突出矛盾是公共财政、村社集体和企业如何分担农村公共服务的成本。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社会保障和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过多地转移到农民集体经济承担, 变相增加了农民负担, 以致村集体可支配年收入接近 50 万元的村仍然被视为“贫困”村⑨(江苏太仓市把村集体可支配年收入低于 20 万元的定为贫困村)。(3)村落城镇化与农民市民化对农村资产和财务管理体制提出了挑战。随着城市扩张, 越来越多的近郊村域耕地全部丧失, 撤消生产队、农民转为居民成为必然趋势; 合村并组要求明晰村组集体资产和财务; 同时村组集体的巨额可支配收入需要在集体成员中合理分配。

面对上述问题和挑战, 上海市农村综合改革紧密锣鼓地进行着。改革重点是“乡镇机构改革”、“农村义务教育改革”和“县乡财政体制改革”,辅之以“农村社会事业”、“土地征用与林权制度”、“农村金融”、“农民负担的监督管理”等项配套改革。在操作上强调突出四个重点:(1) 转变乡镇政府职能, 强化公共服务职能, 形成农村综合服务体制和机制。(2) 把区县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统筹和城乡教育资源统筹作为农村义务教育改革的关键。(3)规范乡镇预算管理,均衡财政分配而又避免“大锅饭”。(4)在维护农民利益上下功夫, 逐步缩小就业、就学、就医等方面的城乡差距, 保障农民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化的权利。

三、上海市村域经济转型

金山区漕泾镇是上海远郊农村社区之一, 行政辖区一直比较稳定。目前全镇 11 个行政村, 由漕泾人民公社的 17 个生产大队演变而来。该镇已由传统农业社区转型为现代工业化社区, 具有研究的代表性。

改革起步时期, 漕泾公社还是典型的农业社区。1978 年, 漕泾公社 17 个生产大队、188 个生产队, 社队企业共 48 家, 其中大队企业 33 家。当年, 公社、大队和生产队三级总收入 2080.36 万元。其中, 农牧副渔收入 1279.8 万元, 占 61.52%;工业收入 638.13 万元, 占 30.67%;其它收入 162.42 万元, 占 7.81%。“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不仅表现在产权边界和核算单元上, 而且表现在产业分工上(表1)。生产队从事农牧副渔业生产的劳动力占 99.4%, 而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及其他非农业为零;公社和大队两级主要经营工业、建筑业和服务业(运输、邮电、文教、卫生、行政管理等), 其中从事工业的劳动力达到 2795 人,占全社整劳动力和半劳动力总数的13.9%。这组数据证明, 公社时期, 上海市远郊农村产业结构就比较齐全, 社队两级工业基础较雄厚, 这是上海乡村工业化的重要基础。

30 年转型发展, 漕泾镇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2006 年, 该镇经济总收收入增长到 72.99 亿元,绝对量增长了 350 倍。总收入结构按产业划分, 农林牧渔业、工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的比例分别为 3.3%、73.8%、7.5%和 15.4%;按总收入结构性质划分, 经济小区、集体工业、三资企业和家庭经营收入的比列分别为 85.9%、7.6%、3.0%和 3.5%。如果把该镇统计中的“经济小区”和“三资企业”看成新经济体(工商业主经济), 那么曹泾镇新经济体成份已成农村经济的主体占 88.9%, 集体经济占 7.6%, 农户经济已降低到(3.5%)无足轻重的地位。

镇域经济总量极大增长, 所有制结构农户经济、集体经济和新经济体三足鼎立, 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都以第一产业为基础、第二产业为主体、第三产业为支撑, 家庭经营趋于解体。这局面是否反映了上海村域经济转型总趋势? 是不是乡村工业化成熟阶段村域经济转型的规律? 我们选择上海市远郊和近郊的 4个调查村做案例研究, 相关数据表明, 30 年改革, 上海村域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村域经济总量极大增长, 收入结构转型为以第二、三产业为主。1979 年, 远郊区蒋庄、金光两村的经济总收入分别只有 47 万元和 41 万元, 到 2006年, 分别达到 13400 万元和 35500 万元, 绝对量分别增长 284 倍和 858 倍;农民人均纯收入由 70 多元增长到 8780 元, 增长 124 倍。2006 年, 近郊区联丰、三民两村总收入分别为 46226 万元和 1455 万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为 16894 元和 11861 元;蒋庄、金光、联丰和三民四村集体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280 万元、354万元、1210 万元和 606.8 万元。村域收入结构多元化趋势十分明显。到 2006 年, 两个远郊村的农林牧渔业收入比重分别为 44.8%和 15.5%;两个近郊村农林牧渔业比重仅为 0.09%和 2.0%, 非农业收入高达99.91%和 98%, 其中工业收入比重分别为 84.0%和51.5%。从实地调查看, 村域收入中包括投资性(资本借贷) 收益、房地产租赁收益、集体外转移性收益、农民外出务工收益等。2006 年, 近郊两村的投资收益分别为 33.6 万元和 1.3 万元, 集体外转移性收入分别为 87.3 万元和 57.2 万元, 房屋租赁收入分别为 97万元和 115.8 万元, 农民外出劳务收入分别为 54 万元和 216 万元。

2. 村域所有制结构转型为集体、农户家庭和新经济体三足鼎力新格局。村域有大量落地企业, 4 个村分别为 10 家、29 家、18 家和 50 家。企业性质有集体、私人、三资和中外合资企业等。我们把后三类称为村域新经济体, 因为它们既区别于集体经济, 又区别于家庭经营。村域企业资本构成显示了 “三足鼎立”的各自实力。2006 年, 联丰村落地企业注册资本共 11498.3 万元, 其中集体 4199.3 万元(36.5%)、外商独资 165.6 万元(1.4%)、私营 418.4 万元(3.6%)、中外合资 2119.7 万元(18.4%)、其他经济成分 4595.4万元(40.0%)。新经济体占绝对主体地位。从分配格局看, 联丰村 2006 年的净收入分配中外来投资分利、企业留利和外来务工人员分配之和已占到 53.6%, 其余为集体所得 2.1%和农户经营所得 21.9%。这证明:在工业化城市化村域, 新经济体将逐渐取代原集体和农户经济的主体地位。

3. 村域产业结构转型带来分工深化, 劳动力就业方式已经城市化。村域收入、产业结构变化和劳动力就业结构, 是一组数量之间按比例、成直线的关系。1979 年, 上海市远郊典型农业社区劳动力从业结构以农业为主, 蒋庄和金光两村分别为 90.8%和56.3%;到 2006 年, 两村的这一比例分别下降至 25%和 22.9%。在近郊区, 联丰村 1988 年尚有计税耕地面积 1527.325 亩, 从事农林牧副渔业的劳动力 280 人,占村域总劳动力(1258 人) 的22.3%, 种植业、牧业、副业和渔业之和为 199.22 万元, 占全村经济总收入(515.64 万元)的 38.6%。2006 年, 联丰村的这两项指标分别降低到 2.7%和 0.09%, 农林牧渔业基本消失了。从产业构成看, 被调查 4 个村中有农林牧渔业、工业企业、建筑业、运输装卸业、房地产开发和租赁业、商业和饮食业、教育、邮电、广播和体育业、卫生医疗、保险与福利业等, 村域产业齐全, 城乡劳动力就业方式逐渐趋同。

4. 农户家庭经营社会化走向。农业用地和劳动力非农化的过程蕴含着家庭经营解体的可能性。家庭经营是建立在承包土地经营农业基础之上的, 土地大量非农化将从根本上制约家庭经营制度;青壮年劳动力转移到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 土地耕耘的“老弱妇孺”化也瓦解着家庭经营制度;个体工商业户逐渐组织化等, 这些因素促成了家庭经营收入比例快速降低的趋势。上海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结构变化更能反映这种趋势, 1990 至 2006 年, 上海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1665 元上升到9213 元, 16 年间总量增加了 453%, 同期, 家庭经营收入从 539 元上升到 766 元, 仅增长 42.1%。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占当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 分别由 1990 年的 64.0/32.4/3.6 调整为 2006 年 74.8/8.4/16.8。图 1 中的工资性收入曲线紧随农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总量曲线一路大幅攀升, 呈高度正相关关系;而家庭经营性收入曲线则先前有缓慢上升趋势, 自 1996 年始明显降低, 家庭经营收入份额降低与乡村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水平负相关。由此可见, 所谓家庭经营社会化趋势, 实际上是家庭劳动力从业的社会化。

深入村域层面讨论发现, 2006 年, 远郊的蒋庄和金光两村分别保有 3791.8 亩和 3676.9 亩耕地⑩(2002 年蒋庄村合并时有耕地 5300 亩左右, 因漕泾镇西部工业区和金山工业区从 2002 年5月—2007 年 3 月征用该村土地3000 多亩, 截止到 2007 年 8 月调查日, 该村只剩 1900 亩耕地;同期金光村实有土地 4770 亩土地, 其中水稻 2770 亩, 其余为旱地、自留地、养殖用地等), 农户经营在村域收入结构中仍有一定比重;而近郊区联丰和三民两村实际已无耕地, 家庭经营第一产业的农户分别只有 45 户和 25 户, 家庭经营收入分别仅有 149.8 万元和 174.3 万元, 占当年村域总收入的0.3%和 12.0%。我们将“家庭经营社会化”的结论修正为: 家庭经营社会化在不同地区将有不同表现形式,在腹地型农村, 家庭经营的份额将逐渐降低, 但只要保有耕地, 并坚持“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即有可能长期坚持家庭经营制度; 而在城市郊区农村, 家庭经营极有可能解体。

四、上海市村域集体经济

1. 村域集体经济收入总体高水平

行政村经过近几年的撤并, 数量不断减少而规模逐渐扩大。2006 年末, 上海市共 1862 个行政村, 其中郊区十区县 1842 个行政村, 徐汇、长宁、普陀、闸北等中心城区 20 个。行政村规模村均 600 农户、1818人, 其中, 2000 人口以上的行政村占 36%, 1000-2000人口的占 44.9%, 1000 人口以下的占 19.2%。

上海村集体可支配收入能力不断增强。2005 年,郊区十区县村集体可支配收入村均 228.19 万元, 其中, 可支配收入 300-500 万元的 171 个村, 占行政村总数的 9.1%, 500 万元以上的 218 个村, 占 11.6%。2006 年, 上海全市行政村集体可支配收入村均236万元。这种收入水平在全国处在明显的领先地位。

2. 村域集体经济收入个体差异巨大

如果把村可支配年收入低于 50 万元、50 万元-200万元、200 万元-500 万元和高于 500 万元的分类为“贫困型”、温饱型、小康型和巨富型村域, 2005 年上海 10 郊县 (区)4 种收入水平类型的村域分别占29.5%、41.1%、17.8%和 11.6%。如果分区县比较, 崇明县 271 个村中低于 50 万元的 “贫困型”村域 216个, 占比高达 90.8%;而高于 500 万元的巨富型村域只有 1 个, 仅占 0.3%。闵行区的 163 个行政村中, 有80 村(49.2%)成为巨富型村域, 该区村集体可支配收入平均高达 779.5 万元。

巨富型村域大多数为现代工业村和专业市场村, 有的村域经济收入水平令人惊叹。闵行区七宝镇九星村是一个专业市场村, 2006 年, 村域总产值 150多亿元, 村集体可支配收入 2.4 亿元。专业市场培育了该村 500 多个千万富翁。“贫困型”村域是相对而言的, 上海市农委把可支配年收入 50 万以下的行政村定为“经济薄弱村”, 是因为“维持一个村域的基本公共服务”一年最低支出需要约 59 万元。其实, 不要说中西部地区, 就是在长江三角洲其他省域, 村集体可支配年收入能够达到或接近50万元, 那是相当富裕的村落。

3. 村域集体经济收入结构及差异化的原因

上海市经委专题调研报告认为, “村级经济收入结构已从上世纪 80 年代初的以企业上交利润为主”转到主要依靠房地产租金收入;“上海村级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主要是级差地租形成的”。我们在实地调查中发现, 村域集体经济收入差距是多种原因造成的。

总体上看, 上海村级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村集体自有资产经营性收入(包括资本借贷、厂房和土地入股), 企业上交, 招商引税奖励、转移支付和其他收入等。2002-2005 年 4 年中, 远郊的蒋庄和金光两村集体可支配收入合计分别为 584.8 万元和 717.1 万元。其中: 集体自有资产经营性收入分别为 153.5 万元(占 26.3%)和 72.7 万元(占 10.1%); 发包及企业上交分别为 192.4 万元 (占 32.9%)和 327.4 万元 (占45.7%);转移支付 142.5 万元(占 24.4%)和 114.2 万元(占 15.9%);其他收入(上级补足、税收奖励等) 分别为 96.4 万元(占 16.5%) 和 202.8 万元(占 28.3%)。近郊的联丰村, 2006 年集体可支配收入 1210 万元,其中: 村集体资产管理中心的投资(资本借贷)收入716.8 万元(占 59.2%);租赁(易初莲花超市) 收入245 万元 (占 20.2%);村集体经营农贸市场收入 73万元( 占 6.0%), 招商引税奖励 103 万元(占 8.5%);利息后收入 5.9 万元(0.6%), 其他收入为 66.3 万元(占5.5%)②。转移性收入为零(三林镇没有经济薄弱村, 所以没有转移支付)。近郊的三民村, 2006 年可支配收入中, 房地产等资产租赁收入占 66.7%;招商引税返还约占 26.7%; 集体资本经营利润约占 6.7%。

综合上述情况得出: 影响村集体可支配收入差距的最大因素, 一是房地产租赁收入, 二是资本借贷收益, 三是招商引税奖励。房地产租赁收益当然与级差地租相关, 资本借贷与村集体资本积累和现有资本的分割程度相关, 招商引税则是土地价格、运输成本、区域政策和市场环境等多种因素造成的。

来源:《现代经济探讨》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