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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综合改革系列报道第133期

时间: 2017-07-17 17:42:29来源: 作者: 阅读:

湖北襄樊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初战回顾

柯美成戴星明

经国务院批准,襄樊市作为湖北省的试点于1983年10月实行了市领导县的体制,1984年6月,湖北省委、省政府又决定在襄樊市进行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一年多来,襄樊市委,市政府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改革的一系列指示精神,狠抓了各项改革措施的配套和落实,充分发挥市领导县体制的优势和城市的多功能作用,敞开城门,开放“庄园”,城乡通开,内联外引,依靠科技,振兴经济,赢得了初战胜利的格局。1985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在1980年的基础上提前五年实现了第一个翻番,比1984年增长20.6%。全市财政收入比1984年增长18.2%。这样高的增长速度,这么好的经济效益,是我市建国以来少有的。

回过头来看,襄樊市的综合改革,是沿着由传统的僵化模式向着有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转变这样一个基本方向和基本路子走过来的:经济管理由纵向控制直接管理向着横向联系间接控制转变;企业由行政机构的附属物向着有自主权的、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转变;城乡经济由封闭型分割状态向着开放式网络型结构转变;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由偏重速度向着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转变。

坚决放权,抓好落实

襄樊市的综合改革是从简政放权、政企分责拉开帷幕的。放权开始时,党政机关的一些干部有“三怕”的思想:一怕权放错了,搞乱了套,不敢放;二怕权放多了,“庙”小了,不愿放;三怕与上级主管部门“对车”,堵塞渠道,不好放。还有些同志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襄樊市的工农业发展快,效益好,放权不放权关系不大。为了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市委采取各种方式,启发干部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弄清所有权与经营权是可以分离的,破除把企业当成行政机关附属物的旧观念,树立企业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新思想。同时,组织各县(市)委书记和市直有关部门的同志到重庆、西安、常州等城市学习。市委、市政府带头破除“三怕”思想,制定了以“放权、搞活”为中心内容的31条改革措施,对下面触动很大。各战线、各部门积极行动起来,为增强企业活力开“绿灯”,先后制定了放权措施和变通办法300多条,使企业在生产、计划、销售、价格、人事劳动、联合经营等十几个方面,有了一定的自主权。

把放权的改革措施落到实处,并不是一帆风顺的。1985年,在强调加强宏观控制时,有些同志把宏观失控归咎于放权造成的,觉得放权“放过了,放错了”。当时面临三个突出问题:一是有的部门把国家、省、市已经明确下放的某些权力又收了上来;二是有的部门放权不彻底,或换牌子转移权力,或变更形式放事不放权;三是有的企业扩权以后不善于用权。不解决上述问题,企业活力无从谈起。于是,市委采取了几条针对性措施:(1)教育干部认清新形势下加强宏观控制,决不是再把企业“控”牢管死。(2)组织专门班子对部门放权和企业用权情况检查,根据搞活企业的需要,修订、补充放权规定和实施细则,并总结推广一批部门放权开明、企业用权得当的典型经验。(3)对各类公司进行摸底排队,研究制定整改方案,消除放权的“中坷阻”。经过认真做工作,很快止住了“收权”现象,解决了“揽权”问题。

指导和帮助企业用好权,是落实放权措施的一项关键工作。两年来,襄樊市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培训班,基本上将全市大中型企业的领导干部轮训了一遍,提高了企业干部的素质。同时,先后抽调机关干部50多人次,由领导带头到企业调查研究,指导企业正确运用扩大了的权力。

搞活企业,抓好内部

胡耀邦同志指出:“企业的文章要靠企业自己做”。两年来,襄樊市的企业坚持眼睛向内,由抓内部单项改革逐步发展到抓综合配套改革,充分挖掘内部潜力,增强自身活力,迎接新的挑战。

建立健全以承包为中心的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1984年下半年以来,襄樊市企业的经济承包责任制进入了新阶段。其标志是:三级承包,全员参加,纵横交错,形式多样,形成了生产经营全过程的责任制体系。其特点有:(1)确立企业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地位,由厂长向上级主管部门领取“责任状”。(2)确立劳酬结合的原则,把活劳动交换纳入物量化计算的轨道。襄樊棉纺织印染厂等企业,根据产品加工难易、精度高低和劳动强弱,实行了“工时分等、优等优价、定额取酬”。市仪表元件厂对车间、科室实行产品成本经济包干,形成纵横互锁的承包格局,依据和利用价值规律,防止了扯皮和“内耗”。(3)职工、车间,(科室)与企业之间均签订承包合同。六布水泥厂对管理干部实行责任承包,对四个生产车间实行“单位产品工资含量总领承包”,对辅助车间实行费用承包,对技术人员实行改造项目承包,对销售人员实行业务承包等都由厂与车间或个人签订了“责任书”。

适当划小核算单位,实行分级分权管理。襄樊市企业在改革中,大多数都注重了适应外部条件的变化,搞好内部的简政放权。市传动设备厂、五一棉纺厂等企业,都本着精简、效能、统一的原则,结合生产经营特点,合并了部分科室,减少了人浮于事、职责不清的现象。一批大中型企业还适当划小了核算单位,或实行车间单独核算,或实行分厂相对独立核算。这种进一步破“大锅”,立“小灶”,实行分级管理,分级核算,变厂长一人用权为职工千百人当家,先搞活局部、后搞活整体的做法,使企业具有了更大的活力。

改革分配制度,进一步克服平均主义。1984年,襄樊市企业在分配上拉开了奖金档次,按个人的劳动成果,对奖金和部分工资实行了浮动。1985年,不少企业开始把职工的工资奖金收人与企业的经营成果结合起来,有的实行工资奖金全浮动,有的实行部分工资和全部奖金合并浮动。这就把职工收人和个人的劳动技能、劳动业绩紧密结合起来了,使勤劳进取者有了光荣感,安于现状者有了紧迫感,偷懒涣散者有了危机感,有效地激发了职工的生产和学习热情。

改革企业领导制度和人事制度。襄樊市企业在对厂级和中层干部的任免使用上,从1984年下半年以来试行了“三个结合”:选举制、委任制和任期制相结合;自荐、推荐和应聘相结合;考核、答辩和评议相结合。这样做的好处:一是搬走了“铁交椅”,破除了“终身制”;二是为启用能人打开了通路;三是有利于建立高文化、低年龄、分县搭配、富有进取精神的经营管理队伍。

坚持一业为主,多种经营。据不完全统计,襄樊市区半数以上的企业,在不断提高主导产品、开发新产品的前提下,利用现有厂房、设备和富余人员,开展多种经营,或办商业服务业,或办教育、托幼事业,或对外修理加工等。这就在搞活企业经营活动的同时,又为发展城市第三产业,强化城市服务功能,做出了贡献。

城乡通开,抓好联合

实行对内对外开放,发展横向经济联合,是改革的中心任务之一。两年来,襄樊市坚定不移地执行党中央关于开放的方针,实行城乡通开,内联外引,发展多形式、多层次、多方位的横向联合。通过抓横向联合,不失时机地把改革从搞活企业引导到搞活整个城市,在很多方而都取得了进展。

城乡之间的联合。地市合并,把行政区划与经济区划大体吻合在一起,刺激城乡双方共同把各自的优势结合起来,扬长避短,形成新的优势和新的生产力。为了适应这一要求,襄樊市委、市政府把城乡一体、协调发展,作为城市改革和经济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城市企业破除小生产的狭隘观念,打破分割,打破封锁,本着自愿、平等、适当让利的原则,大搞产品、技术、资金、设备扩散。1985年共向农村扩散产品864种、零部件1549万件,分别比上半年增长1.88倍和2.37倍,新增产值1.2亿元,新增利税2031万元。农村以城市为依托,把城市的辐射力当作发展农村工业化的“催化剂”,把城市的吸引力当作发展商品型大农业的“高能加速器”,朝着农工商综合经营的方向迈出了步伐。

大中型企业与小型企业的联合。襄樊市坚决破除“大而全”、“小而全”的观念,在改革中努力发展名、优、新产品,以大中型企业为主体,积极组织按照经济内在联系有机结合的企业群体,先后围绕床单、轴承、电视机等优势产品,组建了18个专业化协作生产“一条龙”,网络市、县和乡镇企业500多户。一批原先无产品方向的小企业在为大中型企业配套后,不仅有了自己的主导产品,而且在大中型企业的帮助下,不断提高了企业的素质和经济效益。一些大众型企业把零部件扩散出去后,也腾出了人力、物力、财力进行产品和技术的更新换代,不断增强了产品的竞争能力。

生产与科技的联合。襄樊市地方企业科技力量“先天不足”工业战线万名职工拥有科技人员仅425人,低于全省651人和全国781人的平均水平。而驻市的部、省属企业特别是军工企业、科研单位,技术力量雄厚,设备比较先进。由于原有经济模式的束缚,驻市单位的这种优势没有发挥出来。针对这种情况,襄樊市坚持用经济手段破除行政隶属关系上的“森严壁垒”,大力推进生产与科技的联合。主要采取了两种做法“一是“靠上去”。鼓励地方企业向部、省属企业靠拢,要求每个企业寻找一个或多个技术靠山。二是“引出来”。制定一些优惠措施,吸引部、省属企业和院、所的技术力量走出“高墙深院”,来襄樊联合开发共同生产技术水平高、市场份额大的产品。

跨地市、跨省区的经济联合。今在大办推进市区范围内各种形式、各个层次的经济联合的同时,襄樊市的对外横向联系也取得了积极的成果。近年来,襄樊市先后与京、津、沪以及其他省区的30多个城市建立各种经济联系,与福州、柳州、无锡、南通等13城市签订了经济协作意向书,从他们那里得到了自己急需的设备、技术、资金和人才。

目前,襄樊的横向经济联合正在向深度和广度推进,它有四个方面的显著变化:一是联合条件的变化,新的联合是在企业扩权基础上的“滚雪球”,改变了过去自上而下的“梳辫子”;二是联合方式的变化,新的联合靠经济效益“找对象”,改变了过去用行政手段的“拉郎配”,三是联合性质的变化,新的联合是长期的、多种要素汇集的联合,改变了过去临时的、单一的物资或工艺协作;四是联合目标的变化,新的联合形成新的拳头产品和新的生产能力为目标,改变了过去以完成当年生产任务为目标。

锐意改革,抓好效益

把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搞好经济建设,作为检验一级党政领导、一个单位、一个企业是否真心改革的重要标准,作为巩固和发扬改革成果的重要保证。这是襄樊市委、市政府贯穿在改革全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两年来,正是从这一指导思想出发,他们狠抓三个层次的效益工作,从而取得了显着成效。

第一个层次是提高企业素质,把企业内部落藏的潜力转变为现实的经济效益。在新旧体制转换的过程中,一大批企业面临着原材料、能源涨价和进口配套零部件关税调整费用支出大幅度增加等多方面的困难。在此形势下,襄樊市采取了多种挖掘潜力、提高效益的措施,如:大力开发新产品,扩大生产优质、名特产品,严格财务管理和经济责任制考核,深入开展“三节”(节约原材料、能源、各种费用)活动,清仓查库,清理积压,调整生产线和技改项目,发展综合利用和多种经营,等等。

第二个层次是加强行业管理,提高系统经济效益。襄樊市有关部门认真吸取过去卷烟“盲目上马,被迫下马”的教训,围绕合理开发利用全市农产品资源、矿产资源、水力电力资源等,加强统一规划,合理调整生产力布局:一是按产品实行归口管理和经营;二是围绕发展优质高效、畅销产品,调整产品结构;三是组织同类工艺就近协作;四是联合进行技术改造和攻关;五是根据全市经济发展战略的要求,制定行业发展规划。如纺织行业以优势产品为“龙头”,组织床单、针织、毛巾等联合生产。轻工、机械行业打破界限,组织热处理、铸锻、电被、机修等工艺协作。二轻行业的65名技术人员,组成1个专业服务队,对企业进行技术会诊、协作攻关。以大中型企业为主体组建的食品、汽车、锅炉、包装等行业协会也应运而生,参加单位达200多个。所有这些,在加强行业的规划和区域间的分工协作,避免“大而全”、“小而全”,克服重复建设、盲目建设方面;在压缩基建规模和不增加设备、人员的前提下扩大生产规模,发展生产力方面;在以大带小、以城带乡,促进企业提高素质,开发新产品、系列产品方面;都产生了重要作用,赢得了很好的效益。

第三个层次是建立健全间接控制体系,提高全市的综合经济效益。为了把企业的行为与宏观经济发展联系起来,市委明确提出,逐步建立健全间接控制体系,加强和改善政府部门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既要在宏观上加强控制,确保整个经济形势的进一步好转,又要在微观上继续放开,不失时机地把改革从搞活企业引导到搞活整个城市。市直各经济综合部门,按照“规划、指导、协调、服务、监督”十个字的要求,充分发挥组织经济、管理经济的职能,在放开中求控制,在搞活中求管理,在动态中求平衡,在提高效益中求速度,努力实现放与管的统一、速度与效益的统一、企业行为与宏观经济发展的统一。如计划部门及时地把工作重点由抓年度计划为主转到抓中长期计划为主;由抓计划内为主转到抓全市的综合平衡为主;由抓实物指标管理为主转到抓价值指标管理为主;按照“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小的方面放开搞活”的原则,大大压缩了指令性计划范围,扩大了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范围。财税金融等部门综合运用经济杠杆,积极推动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引导企业行为符合社会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要求,支持企业发展社会需要的产品。

襄樊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时间较短,进展较快,成效较好。襄樊市委、市政府决定按照“七五”计划的要求,坚决把改革放在首位,通过各方面扎扎实实的工作,巩固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果,存利除弊,努力使改革和建设更好地相互适应、相互促进,继续向着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迈进。

来源:《经济管理》198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