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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二)

时间: 2017-07-14 15:43:45来源: 作者: 阅读:

原中共信阳地委书记  路宪文

(一九九三年八月十一日)

第二阶段:据省纪委书记刘名榜61年谈,河南省委、关于信阳常委扩大会议的决议告中央后,中央作了批复:让信阳人民来个二次解放,信阳地区地主阶级复辟了,信阳地委党变成了国民党,信阳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要彻底发动群众揭发,查清处理,中央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来河南进行调查,并向刘少奇作汇报。谭震林、徐子荣带着刘的批示到河南省委会上作了传达。省委会议的空气立即变了。杨蔚平说:信阳事件,路宪文是反革命,立即枪决。吴芝圃低头不语。会上一片杀气。后来中央又派李先念、陶铸、谭震林、王从吾、徐子荣、王任重等代表中央来河南处理问题。

我正在传达布加勒斯特会议精神,杨蔚平到信阳地委,代表省委宣布政治局会议决定:撤销你地委书记职务,不算最后处理,还看情况发展,希望你老实检讨,不要上攀下连,最后处理还是省委作决定。

省委先派戴苏理、赵定远当信阳地委正副书记。这时在信阳地区就开展了民主补课运动。说“信阳事件”主要是民主革命不彻底,地主复辟了。吴芝圃在信阳干部会上讲:我用错了人,知人知面不知心,我不知道路是坏人,信阳地区这么严重的问题他都没给我说,我犯了官僚主义错误。杨蔚平说:有人说路宪文是好人办坏事,不对,路宪文是反革命分子,饿死那么多贫下中农、阶级兄弟,还能是好人。他们走到哪里都这样讲,县委书记,到一个县抓一个县的县委书记。甚至扬言说:信阳要组织暴动,派15军7师一个团到信阳镇压。

据说他们去查,老百姓吓得到处藏,窃窃私语,被他们认为要暴动。

从此信阳就变成大捕,大抓。大概有数千干部被抓入监狱,15万人抓起集训审查。有些县监狱中装不下,就腾空房子安排。集训没饭吃,家属不能接见,家属们把红薯、馍从高墙外往里扔,里面抢着吃。当时有些干部自杀了,有些农村干部被抄家了。南阳唐河县委书记的爱人和孩子集体投井自杀了。当时因害怕而自杀的人很多,没人敢统计这个数字。死人数字越报越多,谁报得少是包庇,被批为右倾。这造成新的恐怖,许多地富反坏右兴高采烈,乘机对干部打击报复。

省委常委会上研究要枪决路宪文,征求各地市意见。据商丘地委副书记耿化伍说,大家谁也不发言。徐子荣在干部会上讲:要落实一下,杀人问题究竟杀多少为好,是不是大县杀八百,小县杀四百,一个大队杀四至五人(我亲自看过讲话稿),共2万人。据省委副书记杨珏讲:在省委讨论杀人问题,大家不好讲,我说杀人是大事,咱是否看看别省怎么办,或请示一下中央,大家一致同意。

结果去请示毛主席(毛主席当时在长沙巡视),主席下了6条批示,主要精神是:饿死人的问题是高指标,高征购造成的,死官僚主义,死官僚主义也是人民内部问题,教育好了还可以为党做工作。一个不杀,大部分不抓,抓起来的立即释放。先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然后再解决敌我矛盾。

据信阳地委副专员讲,邓小平从四川视察回来路过信阳,把信阳地委档案调出来看了一下,说各地都是这个调子、做法,信阳没什么特殊的,不同意杀人。当时中央有个电报叫放人。据信阳地委副专员讲,当时刘建勋曾打电话给戴苏理,让他把抓起来的人员放了,先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戴不放人。后刘建勋又亲自到信阳做戴苏理的工作,思想做不通。

一场轰轰烈烈的党内镇压反革命运动就这样不声不响地停了,使我党避免了一场悲剧。

第三阶段:1962年,省委派纪委书记刘名榜、组织部长张建民、地委副书记赵定远到公安厅找我落实材料。

由于当时思想认识糊涂,不敢说真思想,材料仍不能落实。河南省委副书记何伟主持对信阳问题作结论。他到农村作了调查,村上老百姓给他说实话:这事也不能光怪地县委书记,上边给他们要粮,他们不给也不行。回来后,他对信阳问题作了结论上报中央。省委副书记赵文甫把我叫去谈话:你写的材料我们看过了,还不错,基本认识了自己的错误。省委把你闹(方言?)来,主要是为了保护你。信阳死人在全省比例较大,死人数字也弄不清,你说把你拉出去枪毙亏不亏。我说不亏。他说不要你说不亏,把我们任何一个省委书记拉出去枪毙都不亏。省委对你的问题作了讨论,党内处理,你不要有什么顾虑。

这以后一直没有回话。到63年9月,省纪委刘名榜和湖北调来的另一位副书记找我谈处分决定,叫我签字。赵文甫也找我谈话说:中央对你的问题已批下来了,得受点刑事处分,还算宽大处理。他把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及中央指示给了我一份,说:“还得办一个法庭审判手续,叫王光力找你谈谈。”

法院院长王光力找我说:“赵书记找你谈了吗?还得行个形式,你准备怎样谈?”我就从头到尾谈了。没说几句,他阻止我说:“省委的问题他们已做了检查,你光说你自己的。到时问你什么答什么。”检查员、副检查长丁某叫我在起诉书上签字。我当时对一些具体材料提出意见,他大声训斥我:信阳死那么多人,你还有意见吗?

然后法庭。院长问:“×××问题你知道吗?”我说:“知道。”问:“有没有?”答:“有。”十几分钟就结束休庭判决(开除党籍)判三年徒刑,定渎职罪,降5级级别,按15级发生活费)。

出来后才知道,原来省委对我的处理报告,戴苏理不同意,在中央七千人大会上又告了状,说:“对路宪文他们的处理太轻,我回去没办法说服群众。”因此,由中央决定,由陶铸主持处理。后来的报告就是中南局的了。

过了一月,把我放出来了(10月中旬)。我回到省委招待所(原在公安厅技术处住)。关于我们犯错误处理的决定(22人)传达到支部,只传达,不讨论。赵文甫谈:要站起来,不要觉得比别人低一等,不要悲观,要有信心,将来还是有前途的。社会上舆论很多,有支持的,反对的,你不要随意相信,再犯错误就不好办了。接着把我安排到博爱农场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66年5月,省委派工作组到农场调查,农场党委对我的思想工作作了结论,叫我写了申请准备入党。但被继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冲了。

信阳发生饿死人问题,我作为当时的信阳地委书记是难辞其咎的。但是信阳事件处理的结果却存在着问题的。

第一,把信阳事件中的大批干部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不对。信阳地委及下面的干部虽然客观上执行了左倾路线,但是这些干部从主观上都是按照党的路线,按照省委的指示办事的。这些干部都是听党的话,积极为党工作的。按照党在当时的路线办了错误,怎么能说是

敌我矛盾呢?

第二,河南省委主要领导应当对信阳事件负主要责任,这一点从事件发生的原因、经过、结果中完全可以得出。

第三,我是当时左倾路线的执行者(对公社化问题我有重要责任),对河南省委的错误决策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未能进行有力的抵制,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定我打击报复罪,违法乱纪是错误的。

信阳地区出现的告状信等几个问题的处理,并不是我的意见。如信阳县委书记写匿名信说人民公社搞坏了,饿死人了等,是省委转来匿名信令我查处的。60年到光山县白雀园公社视察工作,回来后接到一封匿名信,反映死人情况。我立即派人去检查,检查人员回来后,县委把这个人逮捕了(小学教员),我听后很生气,立即给县委打电话让放人,赔礼道歉。信阳专署建筑公司一个干部(党员)用地委的信纸,以地委的名义批评信阳县官僚主义,饿死人等,信阳县委找到地委办公室,经查查出了这个人,地委指定单位对他进行批判。正在讨论处理,中纪委李坚同志来信阳视察工作,提出不让处理,就停止了。如果我这些也算打击报复,那么开封地委书记张申在省委工作会议上发言,反映浮夸情况,省委说张反党,把张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算不算打击报复?省委一个副书记在潢川对一个调查死人的民政厅干部进行批判,说他思想右倾,给三面红旗摸黑,不适应生产救灾工作,批判后送回省里。这又算什么?民政厅一位老红军干部(处长)张甫要向中央告状(死人问题),省委副书记杨蔚平立即派人把张甫从火车站接回,并用给张甫老婆安排工作的办法,说服张甫不要告状,这是什么手段呢?我并不存在打击报复人的问题,当然更构不成打击报复罪。

作为地委领导,我多次下去调查和了解一部分情况。我对农民无粮、饿死人问题是十分重视的。同时我不顾一切向省委要来了粮,又设法部署从其他方面弄粮,还多次到下边布置安排救灾粮的发放和救治病员。路遇生病群众,我给粮票给钱,劝他们回去。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确尽了自己的努力。说我见死不救,我认为不正确。如果说渎职的话,应该是省委主要负责人。是他们隐瞒事实不报中央,是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仍用反右倾的手段继续征粮,把下边的干部和群众逼入绝境。

光山县在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反右倾斗争中,打死了县委副书记张福洪,向地委报告福洪畏罪自杀,地委立即派检察院、纪委同志组织去检查。因当时正在反右倾,群众不敢说实话,布置了个假现场,死人也已埋了,工作组回来向地委作了报告,地委专题报告了省委,省委也没表态。把这也定成我的罪状,说检查不认真,这是不确切的。

在信阳期间的工作,我承认有脱离实际的问题,可那不是我要脱离实际,而是那股左倾思想,那条左倾路线脱离实际。工作方法上我不能说自己十全十美,但是我决没有违法乱纪。当我们向中央申诉时,又把我们这些受重处分的干部说成是违法乱纪,则更是错误的。

公社化以后,每年都发生坏分子偷盗宰杀公社耕牛的事,为了保护公社财产、生产力,对这些事采取了打击措施。1959年秋冬,宰杀公社耕牛的事件越来越多,地委研究认为,坏分子趁灾情破坏人民公社,就派公安处检察院研究了个政策,对地富反坏右判刑,对贫下中农进行批评,并订了八条政策(内部掌握)。结果处理得多了些。在处理“信阳事件”时说,群众饿着肚子,杀个耕牛你还判刑,属违法乱纪。反过来说,随意杀公社耕牛,就不违法乱纪吗?

1959年10月以后,征购没结束就发现群众外流,逃荒要饭情况。11月份,外流人员增多。根据省里的指示精神,组织了收入外流机构。地委决定公安局副局长韩仁秉和民政局共同负责办这个事。以流窜作案的刑事犯罪分子,由公安局查处,对群众外流的,由民政局负责收流,送回原地。规定群众每人每天8两粮食。由于管理人员多吃多占,群众吃不到。那年冬季下雪很多,因发现每次下雪,公路上就有死人,地委就让各县社每次下雪派人到公路上去收容,谁饿死谁负责。在基层干部中有口头禅:好人不外流,外流无好人。我在会议上讲过坏人是少数的,好人是多数的。收容外流本是大好事,确实减少了人员死亡。在处理“信阳事件”时,说我把外流群众当流窜犯,否定外流收容工作,这也是攻击一点,不及其余,扩大了收容外流的缺点,否定了收容外流的成绩,这是不切实际的。

当年,省财委副书记李绍禹,潢川县委书记梁得柱到踅子区视察灾情,中午公社准备了好几个菜,我发现后立即纠正,马上让端下去,并批评了他们。艰苦朴素是我一贯的美德,为给我定罪,把这些说成我的支持,我不能接受。

对于一个错误路线下积极工作而犯有错误的同志,中央一贯强调在处理犯错误同志时应弄清当时的具体情况,弄清错误产生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弄清思想,团结同志,而不要过分追究个人责任。这就是我党所倡导和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处理人要错罚相当,我什么时候都不否认自己在信阳饿死人问题上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处理的结果和定罪是不妥当的,不公的,不能真正起到挽救人,教育人的作用。

“信阳事件”发生的内在历史和社会的主要原因就是左倾路线,而贯彻庐山会议之际,也是左倾路线把“信阳事件”推上顶峰之时。不幸的是,左倾路线指导下犯左倾错误,上级又用左的方法处理,不实事求是地定罪,当时受重处分的县级干部22人,受刑事处分的600多人,受撤职以上处分的6000多人。正如胡耀邦同志后来在批示中讲的:当时河南省委在处理信阳问题时,有许多不妥之处。把路宪文他们当反革命抓起来是错误的,处理人过多过重。省委承担责任很不够。

中央纪委某同志讲:“信阳事件”处理时,性质定错了,应纠正。我们当时参与了这件事,如需要我们检讨我们检讨(文革后期讲的)。叫河南省委戴苏理出来处理,戴苏理不干。

左倾路线已酿成严重后果,而处理“信阳事件”却以左反左,可见左倾思想在党内影响之大,错误的东西,在党内市场之大。因此分析造成“信阳事件”的社会的和历史的原因是必要的,通过信阳事件总结其经验教训更是必要的。

通过“信阳事件”的反思,得出的主要经验教训是:

第一,错误地发动政治运动,利用政治斗争,形成一言堂的局面,会使错误路线畅通无阻。

五七年的反右扩大化,已在全国形成了特殊的政治环境,使许多正确的意见得不到反映,加之党内的政治生活不正常,也给党内的有些高级领导人搞宗派主义,谋划取私利提供了条件。当时河南省的主要领导人吴芝圃与潘复生之间存在着意见分歧,也存在着权力矛盾。潘复生作为省委书记在党的会议传达中央领导的讲话精神,并谈了自己对人民公社及征购粮食的看法,这本是很正常的,但是吴芝圃利用当时的政治形势,用突然袭击的方式打击了潘复生,并连带上了杨珏、王庭栋,把它们打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打垮与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后来又打击了彭笑千、邵文杰、冯鸣臬六人以及张申等持不同意见的许多同志。这种不正常的党内的政治生活,不择手段的政治斗争,造成河南一言堂的局面。吴芝圃的权利欲得到实现了,更主要的是他所推行的左倾路线没人能抵制了,也没有人再敢抵制了。左倾思潮在河南泛滥成灾,左倾路线在河南畅通无阻。河南开始出现大量饿死人的问题,还以反右倾为手段,打击说实话的同志,使问题不能及时真实地向上级领导反映。掩饰这一真相,使左倾思想继续推行,危害进一步扩大,直到信阳问题的出现,严重后果已经产生。由此可知,党的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正派的作风,正常的党内政治生活,发扬党内民主是执行正确路线,防止、抵制错误路线,避免重大错误后果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

第二,错误路线引导下的群众如果愚昧、盲从,就会酿成大灾祸。

党领导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解放后,又取得了一系列革命和建设的重大成就。人民群众热党爱、拥护党,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深信不疑,再加上五七年的反右扩大化,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使群众中有可能产生的对左倾路线的怀疑,也转而成为一味地盲从。

当时,人民公社化一轰而起,钢铁元帅升帐,农业生产受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完全悖离现实,违反科学的虚报产量、放卫星,这些都是违反社会经济规律的,但却没有受到群众的抵制。人民群众在当时只有被管理权。无论是当时的政治运动,还是大规模的经济运动,从其真实意义上讲,不是群众运动而是运动群众。一说批潘复生连根本不知潘复生为何人的小学生,农民都要每天写三张大字报。一说大办钢铁,不仅连群众的锅都砸了,而且连当时的生产工具如:犁、锨也给毁了,用“小土群”,将好端端的工具,用具炼成废铁群众也跟着干。人都去炼钢铁,竟让庄稼烂在地里不能收,群众竟也认了。虚报粮食产量,群众视而不见,听了也当作新闻,河南日报,国家最权威的人民日报竟然能大登特登予以宣传。连农业专家也会在亩产7200斤(7320市斤)小麦的验收签字认可。

特殊的背景,左倾路线下的高压,一言堂的局面形成了群众在事实上的无权,形成了亿万群众的麻木、愚昧和盲从。风吹江海,掀起涛天巨浪,酿成惨重的灾祸。河南信阳出现的问题是河南省的主要领导将左倾之风狂吹,下层干部和广大群众被运动,两者结合起来而形成的。因此广大人民群众主人翁地位的真正确立,人民群众的思想素质,文化素质水平的提高,是克服和避免政策路线错误造成严重危害的重要条件。

第三,上层建筑的改革一定要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经济基础的变更一定要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否则会造成严重的社会破坏作用。

这一点不仅是被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是为“信阳事件”这个反面教训所印证的。

当时遂平县嵖岈山的几个合作社修水库,为了解决占地、效益等问题,六个乡的干部商量把合作社结合起来成立一个大社,这在一定程度上利于生产力发展所需问题的解决,但搞成大社并不一定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途径,更不能肯定它是最佳的途径。然而这一做法,在党的高层得到认可,并把它演变成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并上升为理论,更主要地是运用政权的力量,强行在全国迅速推行,在当时生产力还十分低下的情况下,跨跃地使社会政治组织,经济结构进入近共产主义阶段。任何违背规律的做法,必然受到惩罚,付出代价。应当承认,正是有了人民公社这种社会组织形式,才能形成全国规模的农民弃农炼钢铁,才使社会财产大量地浪费和毁坏,造成社会劳动力的巨大浪费,才造成农业生产的重大损失;有了人民公社这个社会组织形式,才会造成大食堂,造成粮食的大量消耗,才会造成灾荒时救灾粮群众吃不到而大量地饿死人。“信阳事件”死人问题实际上就是违背科学规律而受到的一种惩罚。

第四: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应当注重调查研究,提倡实事求是的作风,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按法办事,按受监督这样才能减少乃至杜绝重大失误。

在左倾之风笼罩下的河南,虚报粮食产量,大放卫星,这些粮食产量的数字并非来自田间,并非来自场上,而是来自遭到强大压力的干部们的脑袋瓜,上压下行,上行下效。河南省的主要领导真的一点不懂农业?不是,他们不懂是应当对河南人民负责。在上级领导的压力下,下层干部瞎报胡说,报社的记者竟能赫然堂而皇之地登上河南日报、登上人民日报第一版。如果说党的高级干部,能稍稍注重些调查研究,能讲一点实事求是的话就不至于出现这种情况。

人为地塑造典型,无限地拔高社会的典型,也是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的。嵖岈山六乡成立大社,这一事迹被发现后,被人为地树起来了,无限地拔高,一个典型出现就这好那好什么都好,白玉无瑕,为了推广这个典型就不顾条件,不择手段,这是作为党的干部的一大忌讳。

不注重调查研究,不实事求是,必然导致错误的决策,河南粮食明明没有那么高的产量,却硬说有那么高,并制定决策,超额提前征购,造成粮食一下场就征购光的状况,群众当然无粮,还得打肿脸充胖子。强行征购,超额征购是造成河南,尤其是信阳地区粮荒从而大量死人的直接原因。虚报产量,超额征购都是违反政策违反法律的,而这种违了法律的活动因缺乏监督而得以畅通肆虐,违法者还能沽名钓誉获得更大的权力和荣誉。信阳问题出现以后,河南省主要领导又继续进行隐瞒,欺骗中央,从而保全自己。当事实再也瞒不住时,就把责任全部推给地委,甚至沉井下石,歪曲问题的性质,把事件搞成敌我矛盾,把下面的同志妄图一棒打死,以达到丢卒保车的目的。

如果当时省里的主要领导能够注重调查,实事求是,那么就不会出现河南一系列的谎谬事,就不至于虚报超征,就不会出现以信阳为典型的大量饿死人现象。如果按法办事,有强有力的监督就不会出现那么多违法事件,也不会出现问题后得不到正确的认识和处理。通过“信阳事件”这一重大政治事件,确实可以看到党的高级干部注重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建立科学决策机制,严格地按法办事,接受监督以减少乃至杜绝重大失误是何等的重要。

通过信阳事件得出的经验和教训当然远不止这几点。不过我想,这几点倒是十分重要的。“信阳事件”不是个偶然的,独立的政治事件。信阳饿死人问题是全国许多地方饿死人问题的一个缩影,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它的发生是多种原因相互结合的必然结果。在这几种原因交汇结合的信阳,路宪文在那当书记时发生了,如果换作其他人,也照样会,自然灾害这时在信阳发生了,但是如果没有自然灾害,信阳也会发生问题,只是迟早轻重而已,全国其它地区饿死人难道都有自然灾害这个原因?所以河南发生“信阳事件”非唯天时,也抑人谋,这个人谋就是本文原因和经验教训部分所谈的主要内容。

信阳事件过后,基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对这一事件的经验和教训党的上层领导未能真正地予以总结和汲取,仅仅就事论事,对地、县、公社等大批干部狠狠地惩罚一下,并将其性质定为敌我矛盾,这样做的结果,只是伤害了一批干部,而造成事件的原因,通过事件应当总结和吸取的经验教训并未有真正地进行。这种造成重大社会灾祸的条件依然存在,“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就是历史悲剧的重现。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信阳事件”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作为这一历史事件的参与者,既是事件的见证人,又是事件的受害人,有责任通过对事件的原因和经验的总结,告诫后人以利于从根本上清除造成这种历史现象的潜在因素,彻底避免“信阳事件”这样的历史悲剧在中华大地上重演。

来源:凤凰快博(20 12-05-19)-http://k.ifeng.com/57963/54902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