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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农村为何比城市富足便利?

时间: 2017-05-29 02:27:14来源: 作者: 阅读:

——日本经验诠释“倒城乡差别”

上个世纪,美国总统卡特访问日本时,从东京乘坐新干线到京都,一路下来居然没有发现“农村”。卡特问,怎么一路都是城市没有农村呢?陪同他的日本人告诉他,有农村,沿途许多景观是农村。卡特糊涂了,沿途分明都是城市嘛。经解释他才明白:日本城市与乡村的外观是没有区别的,从建筑样式到公共设施,从生活习惯到精神面貌,都毫无二致,难怪卡特被弄糊涂。

日本农村的房屋与城市一样,分为和式与洋式两种,所谓和式指的是木制两层的“一户建”;所谓洋式指的是高层水泥建筑。和式与洋式的住宅都有电气、上下水,没有任何区别,而且全国基本如此(极个别山区例外)。唯一差别是,农村土地较城市宽广,那里的“一户建”更气派、更豪华、更宽敞。一般农村“一户建”面积都在200平米以上。许多家庭都有两座或更多的住宅,连城里人都望尘莫及。我曾在一位农民家做客,留下深刻印象。这个六口之家拥有三套“一户建”,每套面积在200平米以上,家中有三辆汽车,一个农具仓库。家中现代化设施样样俱全。让我吃惊的是,户主是一位养殖兰花的专家,在日本颇有点名气。他养有一百多种名贵兰花,这些兰花的价值远远超过房产,但他从来不卖,养花为的是消遣。

倒城乡差别

农村空气质量好,不像城市那样拥挤,所以东京、大阪等大都市的上班族宁可住在农村。于是,形成一个个与城市一般无二的“农村小区”,造成城乡难辨。

真正反映“倒城乡差别”的是人均收入这一指标。据日本《白皮书》记载,1973年,日本农村人均收入超过城市。其后,这种态势一直延续至今。年收入千万日元的农民很多。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发生泡沫经济,导致“倒城乡差别”进一步扩大。

形成“倒城乡差别”的原因有四:

第一,日本人追求社会公平,反对过大的差别,有城乡趋同的历史传统;

第二,日本人极端保守,重视传统文化,重视民族凝聚力,再偏远的地方也不会被遗弃;

第三,日本政府对农民实行保护政策,特别是保护米价政策是世界闻名的,日本的大米是世界上最昂贵的大米;

第四,农民有自己的组织 劳动组合协会,这个组织的宗旨是保护农民利益。

在日本提及农民,人们不是鄙夷,而是羡慕。这是因为农民收入高于城市人,生活舒适度更大大高于城市人。匪夷所思的是,农民的平均劳动强度亦低于城市人(比城市人工作时间短)。日本没有强制性户籍制度,想在城市落户,15分钟可办完全部手续,而且免费,但并未发生农民拥向城市的现象。城市学将这种现象称作“逆城市化”(欧美也有“逆城市化”的趋势)。

还有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日本农村的出生率并不明显高于城市。在生育问题上,日本政府保持中立,但从媒体看,实际上鼓励生育,九州的一位妇女生了11个孩子,一下子出了名,受到英雄般的关注。日本全国人口1.2亿多,保持有半个多世纪了。

当然也有人担心倒城乡差别,认为“倒城乡差别”也是差别,应该消除。但更多的人赞成农民收入略高于城市,因为让农民变穷比让城市人变穷容易。应该保护弱势群体。我曾撰文支持这一观点。

低基尼系数之谜

基尼系数是经济学用来反映贫富差距的指标基尼系数是根据劳伦斯曲线计算的表明收入不等情况的系数。劳伦斯曲线的示意图如下:

图中OI表示各收入层占总收入的百分比,OP表示不同收入层占总人口的百分比。 假如同等百分比的人口获得同等百分比的收入,这个国家的收入分配就处于绝对平均状态 当然这种状态不一定合理。绝对平均状态用直线A表示。在产生不平等的情况下呈弧线B。曲线C则表示绝对不平等,曲线C表明社会上的一个阶层拿去全部收入,而其他阶层的收入均为零,这当然只是理论推定。实际收入分配曲线介于A曲线与B曲线之间。根据此图可计算出衡量收入分配不平等情况的系数 基尼系数。基尼系数即实际收入分配曲线的弧度,弧度越大,基尼系数越大,说明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越高。根据库兹涅茨的计算,发展中国家的基尼系数平均为0.44,发达国家为0.37。基尼系数越大,表明贫富差距越大。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普遍低于发展中国家,而日本是发达国家中基尼系数最低的国家之一。

近数十年来,日本的基尼系数一直在2.7~2.8之间浮动,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据日本经济白皮书揭示,平均起来,日本大企业董事长或总经理的实际收入是新入公司的员工的七到八倍,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这一差距达到百倍以上(一般来说企业高级人员总会有许多额外收入,这部分收入远远大于工资收入)。把国民个人收入绘成图,其结果形成枣核形收入结构:富人与穷人都很少,相当于枣子的两端,80%以上的人都属于“中产阶级”(此外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在95%以上),处于中间,相当于枣子的肚子。统计数字与日本人的自我感觉也颇为吻合,绝大多数日本人都以中产阶级自诩,90%以上的日本人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

在日本,最穷的阶层是“浮浪者”,翻译过来就是“流浪汉”。他们靠政府救济度日,整日饮酒,蜷曲在街头,什么都不做。他们之中相当一部分有家可归,自愿在外面漂泊。这部分人是极少数,除去他们而外,真正够格的贫困户在日本不是非常多。20世纪90年代以来,泡沫经济给日本人带来沉重打击,日本人的生活水平有所下降,但并未加剧“两极分化”,原来的格局依旧。

日本的低基尼系数是战后形成的。就在一百年前日本还是世界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电影《啊!野麦岭》反映了企业主对工人的残酷压榨,那时的工人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战后,日本一步步消除过大的收入差距,最终形成了现在的格局。在收入上大致做到了“均质”。

日本采取了哪些措施,基本实现“收入均质”的?这是世人十分感兴趣的一个问题。

首先,日本在宏观上防止收入差距过于悬殊,采取了一系列保护低收入者的政策。比如,所得税采用的是高落差的累进税制,高收入的所得税税率远远高于低收入的所得税税率。20世纪80年代,日本对全年应税收入60万日元以下,按10%的税率课税;对全年应税超过8000万日元的按75%的税率课税。仅此一项,就把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的实际收入大大拉近了。日本几乎所有税种都是对高收入者不利,对低收入者有利。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行间接税 消费税,其宗旨是:多消费多纳税,少消费少纳税。如果莫里哀笔下的“悭吝人”把钱攥在手里不花,那么死后按照《继承税法》课税,丝毫占不到便宜。日本的固定资产税也很厉害。只有阔人才可能购置大量的固定资产,那么作为代价,他们必须交纳大量的固定资产税。总之,种种法律法规限制了富人聚财,使得他们奔向巨富的路上阻力重重,将财产传给后代也很难。

其次,日本政府制定了许多有利于低收入者的具体法律法规,在政策制定上有意识地对低收入者进行偏斜。比如,到偏远山区教书的教师可以取得双工资,以补偿恶劣的生活环境;严格实行“最低工资制”(相对来说标准比较高),以保证弱者的基本生活;救灾资金比较充分,不至于因一场天灾人祸而制造出“贫困者”。

来源:王文元著《和之风:不一样的日本》(节选),漓江出版社,20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