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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改革面临的形势与任务

时间: 2017-05-20 10:01:34来源: 作者: 阅读: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体管所 李振京,张林山

[核心提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当前宏观政策目标中保增长、调结构与促改革的平衡难度加大,推进改革面临化解系统风险与冲破既得利益集团阻碍的挑战。今后一段时期,改革工作要紧紧围绕转变发展方式和改善民生,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扩大内需为根本,以保障民生为目的,加快推进户籍制度、财税制度、民营经济发展、收入分配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工作。

一、当前我国改革工作面临的形势与问题

(一)宏观经济调控面临多重两难之举

目前,我国宏观经济调控出现了多重的两难选择,为了促进宏观经济的平稳增长,需要在多方面加以权衡。这些选择包括:既要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发展,又要遏制房地产市场的投机行为,维护老百姓的利益;既要增加投资、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又要控制对产能过剩行业的投资,注重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既要保持货币信贷的增加,又要防范通货膨胀预期和资产价格过度上升,防范金融风险;既要继续促进进出口的平稳增长,又要加大刺激消费力度,调整增长方式,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因此,综合运用平衡上述几方面的宏观经济政策,保持经济平稳增长,需要高超的宏观调控“平衡术”。

(二)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建设亟待完善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但经济结构不合理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始终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日益显现。突出表现在需求结构失衡、供给结构不协调、要素利用效率低下、环境损害大、空间布局不合理等方面。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经济结构已存在固化的趋势。因此,我国已进入只有调整经济结构才能促进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今年以来,从“房地产新政”到出台鼓励民间资本投资的“新36条”《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从重提人民币汇率改革到最近的调整“两高一资”行业出口退税率,无一不表明中央调整经济结构、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的决心。但是,经济转型绝非一日之功。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让复苏前景蒙上了阴影,也让“调结构”步履艰难;同时,目前仍存在大量“调结构”的矛盾和阻力。需求结构调整背后是国民收入分配关系的调整,而这将直接影响到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利益关系的调整,还将涉及到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垄断行业体制和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滞后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但最大症结在于改革不到位,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尚未有效建立。

(三)推进改革面临化解系统风险与冲破既得利益集团阻碍的双重困难和挑战

当前,我国社会处在经济转型和社会矛盾凸显期,各类矛盾错综复杂,相互叠加。事实上,经济发展阶段出现的一些矛盾往往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但也容易成为社会动荡的根源,其原因在于国民利益分配是否平衡。利益调整的关键在于深化改革,通过权利保障、收入调整、社会保障、公平就业等方面的体制改革,让广大弱势群体充分分享工业化、城镇化的成果。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背景下,如何防范经济风险和社会矛盾叠加,正确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加快推进包括民生领域在内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这三者关系,坚持以改革促调整,以改革惠民生,在经济发展中保持社会稳定,这对政府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近期改革工作重点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大都是由于改革不到位造成的。因此,必须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来解决。只有不断深化改革,才能不断打破和革除旧的体制机制,形成和发展新的体制机制,为经济进一步发展提供有力的体制保障。今后一段时期,改革工作要紧紧围绕转变发展方式和改善民生,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扩大内需为根本,以保障民生为目的,加快推进以下几方面的改革工作。

(一)加快推进城镇化要有新思路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城镇化要把握两个重点:一是大力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二是要把符合条件的农业人口转变为城市居民。

当前,我国推进城镇化进程,关键是要解决农民在户籍地的相对集中居住、农民工在就业所在地的落户两个问题。前者主要是基于土地集约利用和农民房产保值增值等方面考虑;后者主要是探索通过开放户籍,为长期在城镇就业的农民工提供和当地居民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让其享受现代城市文明生活。

户籍制度改革是加快推进城镇化的必然要求。我国的人口户籍管理制度,已从设立之初的限制城乡、区域间的人口流动管理制度,演变为目前实质上分离城乡、区域间不同社会福利待遇的社会管理制度。因此,加快户籍制度改革,要实现户籍制度真正成为一项人口登记管理制度的改革目的,就必须将着力点放在切实缩小乃至消除城乡、区域间的不同社会福利的差异,主要包括劳动者在就业所在地的受教育权,公平就业权以及其他当地居民应享有的基本权利。

推进城镇化,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核心在于保障进城就业人口的基本公民权利,各级政府政策的着力点,应当放在采取多种方式,充分保障农民工子女就近入学,在就业、创业等方面给与农民工和市民同等待遇上。鉴于城市容量和基础设施荷载的压力,未来的户籍改革可参照上海市的做法,对农民工实行准入制度。需要强调的是,准入条件必须公平公正,农民工在本地就业年限、社保缴纳状况应作为重点。农民在原户籍地的土地财产权利应予以充分尊重和保障,农民进城落户不能以失去土地为代价。土地、房屋等财产的处置变现,应在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前提下,由农民自己按照市场化办法来决定和操作,鼓励农民持股进城。

(二)调整经济结构要有新举措

财税体制改革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环节。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种种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都直接或间接与财税体制缺陷密切相关。深化分税制财政体制和税收制度改革,完善公共财政体系,是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深层次问题的根本出路。从当前和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来看,财政体制改革主要是在以下四个方面着力推进。

一是加大对民生和社会事业的投入。优化财政支持结构,在改善民生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虽然近些年财政在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的投入逐年增长,做了不少工作,但是与社会需要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今后应按照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进一步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将财政资金更多地用于促进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科学研究与普及、农村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领域,以更好地发挥在改善民生、扩大消费中的重要作用。

二是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既要增加地方自有财力,调动地方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积极性,增强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也要保持中央财政适度的调控能力,以更好地均衡地区间的财力,用于支持农村、中西部地区的发展。

三是通过税制改革、税收减负,为经济发展增加活力。更好地发挥税收在促进资源节约、环境保护方面的作用。要积极稳妥地推进税制改革,形成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的税收制度。资源税改革范围要逐步从新疆扩大至全国;同时,应考虑扩充资源税改品种。适时推出房产税、环境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三)发展民营经济要有新突破

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民营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目前,民营经济已占据我国GDP收入的半壁江山,吸纳就业的人数占全国就业人数的75%。但是,从总体上看,民营经济的发展还面临诸多困难。虽然5年前就提出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垄断行业,破除民间资本进入垄断行业的政策障碍,但目前的情况依然不太理想。

今年6月13日公布的“新36条”是鼓励民间投资、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但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关键在于落实;同时,有许多政策措施还需要进一步的细化和完善。政府要支持引导民间资本投向政府鼓励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领域,广泛参与各种民生工程、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要放宽市场准入,拓宽民间投资领域,增强非公有制经济和中小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增加就业、发展经济的活力及竞争力。要加快垄断行业改革,降低民间投资市场准入门槛,拓宽民间投资领域,保障不同市场主体的平等竞争。要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交通电信能源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国防科技工业、保障性住房建设等领域,兴办中小民营金融机构,投资商贸流通产业,参与发展文化、教育、体育、医疗、社会福利事业。目前,要高度关注信贷结构和资金流向,努力保障中小企业流动资金贷款。要壮大风险投资事业,拓宽风险投资基金的来源。可以考虑创新投融资模式,发展公共投资基金,通过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吸收民间资本参与。

“要想让民间资本真正发挥作用,还需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清理不利于民间投资发展的法规政策,整合涉及民间投资管理的行政审批事项,推动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和公开化;同时,要强化服务意识,改进服务方式,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为民间投资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四)缩小收入差距要有新办法

近些年来,我国地区、城乡、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不断加大。收入分配不仅关系着社会财富如何分配,而且已成为我国能否建立内需型经济结构、促进发展方式有效转变的关键环节。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点应是“提低”。从我国的收入分配的分布看,低收入人群位于下层,是整个社会中最大的一个群体。因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过有效推进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广大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应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中之重。目前,应加快提高农村地区的教育水平,加大劳动力培训力度,提高劳动力职业流动性,让剩余劳动力有充分就业的机会。建立劳动关系协调机制,赋予并保障工人进行工资集体谈判的权利。完善农村土地制度,充分保障农民对土地的财产权利,加快推进全国范围内的农村土地、房屋等资产量化确权,使农民能够充分享受土地流转的增值收益。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鼓励农村居民到城镇购房置业,促进其有限的资金财产保值增值。

需要明确的是,在我国整个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的局面还没得到根本改变的情况下,要大幅度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比重的可能性较小。这是由我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的。劳资关系的改善从根本上看,是由劳动力市场供给状况决定的。工人的工资谈判和政府的行政干预只能起到补充作用,不能过于期待。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还有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明确各级政府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责任,加大对农村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设施的投入,提高农民自我发展的能力。

抑制不合理收入和调节过高收入,也是分配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国有垄断行业的高收入问题,一方面,要放开行业准入,促进有效竞争;另一方面,要强化对垄断行业的工资监管,尽快建立常态化的垄断行业和国有企业收租分红机制。国有资本应当从一般性竞争领域退出,要更多地向公益和民生领域配置。对个人的过高收入,要切实发挥好税收在二次分配中的作用,有效调节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要加快完善个人所得税,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建立健全财产税制度,开征房产税、遗产税等。

来源:《宏观经济管理》201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