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研究 首页 > 调查研究

第一代农民工转岗现象调查

时间: 2017-05-19 23:29:47来源: 作者: 阅读:

皮曙初 李鹏 江毅 李松 梁鹏

在这个飞速变化的大时代,第一代农民工思考着自己的未来。

上世纪90年代以后,“农民工”一词逐渐替代了“民工”“民工潮”等流行词汇。当年,一部电视连续剧《外来妹》曾引起轰动,引发了人们对于农民工的极大关注。

20多年过去,当年婀娜多姿的“打工妹”、风华正茂的“打工仔”,已经人到壮年。现如今,第一代农民工的年龄已在40岁以上,为了沿海经济的发展、为了城市化建设,他们付出了勤劳与艰辛,同时也开阔了眼界、学到了技能,有的还积累了一定资金。在发展转型、产业升级的今天,第一代农民工中的很多人选择了回归故乡之路。

根据半月谈记者在川豫渝鄂等地的调查,第一代农民工返乡转岗态势日趋显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何宇鹏的调查和研究表明,近年来返乡的第一代农民工人数接近1000万人。

有过“走出去”经历的第一代农民工,是个不一样的群体。他们所拥有的眼界、知识、技能、资金,使这个群体成为宝贵的人力资源。如何帮助返乡的第一代农民工顺利转岗,为家乡的建设发挥作用,已成为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面临的重大课题。

第一代农民工的新梦想

中国的第一代农民工,已经步入人生的一个转折性时刻。

20多年前,成千上万的农民勇敢地从土地上走出来,更多地从西部涌向沿海,从乡村涌向城市,开始了新一波历史大迁徙,汇聚起中国大地上汹涌澎湃、蔚为壮观的潮流,后来被称为“第一代农民工”。他们怀揣着与贫穷抗争的渴求,开始了对新的生活的追寻,同时以自己粗糙的双手和坚挺的脊梁,举撑起“中国制造”的奇迹。他们依靠自己的奋斗,赢得了举世钦敬的尊严和光荣。

20多年后,成千上万的第一代农民工重新背起行囊,挥挥手,告别朝夕相处的城市、车间和工友,告别人生中一段最沧桑的经历,毅然踏上西行的列车,与他们的后辈新生代农民工擦肩而过,开始了又一波历史大迁徙。

这不是完全的退出,也不是简单的回归。第一代农民工为生活、为梦想而打拼的人生大幕,并没有就此落下。城市是他们的坐标,市场是他们的学校,磨难是他们的财富,坚韧是他们的品牌。烈士壮年,雄心不已,他们还要行进,还要播种,还要耕耘新的天地。

他们的返乡,为乡村社会建设、乡土文明振兴,撬动起坚实的支点。历史当会记住第一代农民工。所在城市每一天茁壮的成长中,都有他们身心的投入;所在城市每一样幸福的民生中,都有他们默默的奉献。

他们努力融入城市的视野和襟怀,把自己的根深深扎下,但最后还是回到天地更为博大的乡土。他们真切感受城市的包容和友爱,但毕竟与土地还有着更多的千丝万缕的纠结,村庄留守的亲人无时无刻不在他们心中牵挂。

如今,他们回来了。赡养老人,教育子女,成为他们眼下的一个生活重心。“我们宁可回来之后收入低点,也要把娃娃的教育抓好。今后的社会肯定不会像我们当初那样有把力气就能找到活干,多学点知识才有出路。”

同时,他们也为乡村社会带回了不一样的生活理念和发展方式。他们的城市体验,是一场名副其实的穿越之旅——从乡村文明进入都市文明。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建筑起一座座高楼大厦,那是城市形象最朴实厚重的底色;他们用满腔的激情,喷涌出一首首打工诗歌,那是城市文化最真挚深沉的心声;他们用全部的才智,书写着一篇篇创业传奇,那是城市精神最鲜活清澈的滋润。

当他们再次回到故土家园,除了家庭生活的充实和修复,更重要的是,他们以其对乡土文化、草根道德的坚守和传承,以其对工业理念、都市文明的濡染和传播,成为乡村的新型主体力量。

在村庄日益显露的原子化、空心化、边缘化演变中,在村落社区、公共空间的重构和基层民主、乡村治理的推进中,他们将为新农村建设夯实更为坚固的发展基础,为新乡村文明平添生动活跃的现代元素。

他们的转岗,为传统产业转移、草根经济升级,催生着巨大的动力。承接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大规模西进,推进新一轮工业化的追赶式加速,西部地区富余劳动力就地消化能力日益增强,第一代农民工也在回归中找到了新的平台。他们是西部的优势性资源,是西部的基础性人才。他们的眼界更高了,头脑更活了,底气也更足了,立志要建设一种跟城里人一样“体面”的生活。

“在家门口就能拿到同样的工资,干嘛要跑那么远?”他们的忠诚敬业、吃苦耐劳,依然是就业竞争的本钱。他们还想更进一步,依靠自己初步的观念、技术、经营和资本的“原始积累”,自谋职业,自己创业,开自己的店,办自己的厂。

地方政府也是慧眼识才,相关的扶持政策接连出台,劳动力技能培训普惠制度不断完善,一个个“农民工创业园”应运而生。即使再回到土地上,他们也要尝试做一回新型农民,职业化农民。政策和市场的双重激励,科技创新和专业合作展示出来的现代农业光明前景,吸引着他们寻找更适合自己的用武之地。

他们的梦想,为西部城镇勃兴、县域加速发展,蓄积了深厚的能量。这些返乡农民工心底都沉淀着浓浓的城市情结。毕竟,他们已经打开了窗子,领略了别一样风光,他们曾经流连在城市,拼搏过另一种人生。这种情结的释放,也是西部城镇化不可忽略的强大动力和有力支撑。

我以为,中国的城市化有一个误区:竞相走大都市道路。城市化绝不等于都市化。发展大城市固然更有利于节约用地,也具有比较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但是,我们不可掉入单一经济思维的陷阱,还得有社会、民生的考量。小城镇,尤其是西部的小城镇,对于西部工业化的推进、三农问题的破解,都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

而且,第一代农民工旧时的城市梦想,正是从家乡的小镇酝酿、发酵、升腾的。毕竟,家乡的城镇门槛更低,抬起脚跟就可轻轻跨过;血缘、地缘、亲缘,家乡的亲友关系更多,熟人社会的传统网络资源就是他们的社会资本;家乡的田地庄稼更近,创业打工务农持家都不耽误。

西部一些城市在招工与招商同等重要的竞争中,已经鲜明地亮出了“身份留人”的重要砝码,明确提出,农民工转户进城可享受与本地城镇居民一样的待遇,农村权益依然可以保留,继续享受,在户籍改革中为第一代农民工打开了更为明亮、宽敞的机会之门。

岁月终将流逝,青春终将交替。但是,在第一代农民工的眼中,生活不会老去,梦想不会老去。

祝福他们,创造新的生活,成就新的梦想!

“第一代”在返乡

今年春节过后,在河南南召县产业集聚区一家企业打工的刘彬和刘玉全,没有像往年一样背起包袱结伴外出,而是就近选择了留在本县就业。半月谈记者在川渝豫鄂四省市调查发现,在传统的农村劳动力输出地,越来越多的第一代农民工已转变外出打工的念头,更加关注自身发展前景以及子女教育和养老等关乎切身利益的现实问题。

农民工返乡趋势明显

据河南省人社厅统计,2011年,河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总量达到2465万人,其中,省内转移安置农村劳动力1268万人,首次超过省外输出的农村劳动力数量。

另据河南省人社部门的一项调查,2012年春节前,河南省返乡的农民工数量超过500万,比往年增加了20%,春节后不愿意继续到省外就业的劳务工比往年增加了15%,人数约为180万人,七成农民工春节后就业倾向选择了“本地化”。

今年42岁的河南省南召县南河店镇农民孙明刚,经营着资产近百万元的南召县磊光钙粉厂。相对于眼下河南集中返乡的农民工而言,他是个“先行者”。当年,孙明刚撇下爱人、8岁的孩子和年近7旬的老母亲,和村里的打工者来到了广州。

“一个月千把块钱,每月顶多能攒三五百块,顾不住一家人生活。”孙明刚说,在电子元件厂,高中毕业的他因为没有技术,干起来很吃力,收入也与想象的差很多。与很多初次来沿海的打工者一样,为了挣得更多,孙明刚开始频繁更换工作。

“都不挣钱,后来就想着自己干算了。”他说,返乡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是和朋友一起开的一家医疗器械公司。这份新工作对于离家时曾做过小生意的孙明刚而言,又是一次失败的经历。“收入不稳定,多的时候有2000元,少的时候仅能顾住一个人吃喝,并且公司太多,业务不好做。”后来,孙明刚决定辞职返乡。

看着自己厂里越来越多返乡的农民工,孙明刚流露出对自己当初决定的“庆幸”。“现在全厂20多个工人,大部分都有外出打工的经验,以前我们出去打工是家里除了种地实在没事干。而现在回乡的人为的是待遇。”孙明刚介绍说,每名工人每月除了2500元到3000元的工资外,厂里还要提供免费的一日三餐,过年的时候还要为工人发红包和烟酒等礼品。

孙明刚的同乡,第一代农民工刘玉全却是“被回乡”的。除了家庭负担较重,50多岁的年龄和技能培训不足让刘玉全夫妇二人被迫选择回乡就业。刘玉全现在在家乡丝毯制品厂当一名机修技工。

“我和爱人一起在汕头做过玩具、在山西修过路、在天津干过建筑。”而最终“迫使”刘玉全回家打工的原因很简单:“现在企业招工都要45岁以下的,能去的企业太少了,我还有点技术,我爱人根本就找不到合适的活儿,只能回家带孩子。”

刘玉全的大儿子和儿媳在外省打工,女儿在郑州上大学。“儿子、儿媳刚能顾住自己的生活,女儿每年学费和生活费得一万元,家里有地和4岁的孙子,我们只能在家门口打工。”对于儿子外出打工的前景,刘玉全感慨地说,“回来是迟早的事,如果学了点技术,也只是推迟几年回来的事,不可能在城市留下。”

家庭和归属感是农民工返乡重要原因

与一些人因本土就业实际收入更高、便利性更强、发展前景更好而返乡不同,48岁的马巧玉是因为子女教育的因素而选择返乡就业的。已经在南方某企业车间当上师傅且收入可观的马巧玉说:“孩子跟着在外边上学,上了4年,一学期光学费就3000多块,教材和家乡学校完全不一样,怕以后影响孩子上学,只能选择早点回来。”

记者采访发现,赡养老人、自身养老和教育子女成为许多年龄超过40岁的第一代农民工最为关心的事情。

年近五旬的杨兴元家在四川达州市渠县李馥乡高硐村。对于一直在东莞打工的老杨来说,82岁的老母是他这几年心中最大的牵挂:“我们兄弟3个都在外打工,父亲已经去世,母亲腿脚也不如过去灵活。去年家乡闹洪水房子被冲垮,母亲只能寄居在村里闲置的农房里。对于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来说,留在广东是想也不会去想的事情,只想抓紧在外面多赚点钱,回来能让老母在自己的家养老。”

为自己今后养老早做打算也成为第一代农民工返乡的重要原因。42岁的眉山人黄彬告诉记者:“过去我们两口子都在外地打工,外面的生活成本远远高于老家,每次回家过年都要花上万元。2011年初我们下决心回了老家,过去在外面也没有买过什么养老保险,回家之后我们两口子都参加了新农保,我们这个年龄得早点找到自己的退路才行,外面再好也不是我们的家。”

回到老家的黄彬现如今在都江堰市的青城山,跟着一个当建筑老板的老乡做事,有一手木工技术的老黄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他告诉记者:“这些年内地经济发展速度太快了,比如成都,我每次回家都要路过,每次都要重新认识一次。现在老家的就业机会很多,我们虽然年龄偏大一点,但只要有技术,有经验,不愁找不到用武之地。”

随着求职者选择余地的不断增加,为了更好地照顾家庭,第一代农民工中的不少人宁愿降低薪酬也选择留在本地就业。

在深圳打工12年的四川仁寿县满井镇金塘村村民黄华告诉记者:“虽然在深圳一个月能赚4000多元,但是没能照顾年迈的父母,老家房子也垮了,心里觉得很愧疚。这次回来先把房子盖起来,在父母跟前尽孝,哪怕工资少一些也没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在记者走访的数十位返乡农民工中,约有三分之一的人明确提出:正是因为不想让自己的家人成为“留守儿童”或者“留守老人”而选择留在本地找工作。

来自四川简阳市的杨龙娅夫妇更看重归属感:“在东莞电子厂做了这么多年,也习惯了当地的生活方式,但我们始终觉得自己成不了广东人。特别是有了小孩后我们更想回四川,毕竟根在这里,我们不想让小孩将来既不是四川人,又不是广东人。”

成都市金堂县人彭政去年和老公一起回到了老家赵镇,她告诉记者:“我们出去快10年了,小孩丢在家里,爷爷奶奶根本管不了他的学习。娃娃现在调皮得很,成绩下降得很厉害。我们宁可回来之后收入低点,也要把娃娃的教育抓好。今后的社会肯定不会像我们当初那样有把力气就能找到活儿干的,娃娃多学点知识才有出路。”

本地就业已成趋势

记者在四川另一个劳务输出大县眉山市仁寿县走访发现,返乡已成为年纪在40岁以上第一代农民工的趋势性选择。在记者接触的人中,超过一半已经选择了留在本地就近就业,其余的人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返乡也就是这两年的事。

黄彬告诉记者:“多年以来,仁寿县形成了一支十几万人规模的建筑行业农民工队伍,许多人都是跟着当包工头的老乡外出做建筑。从这两年的情况来看,像我这样年过四十的人,想回来的越来越多。现在我跟着一个本地的包工头在青城山的工地做工,这个施工队里不少人都是以前一起出去打工的老兄弟。既然在老家赚的钱不比外面少多少,还能照顾家庭,大家都愿意回来。”

仁寿县满井镇金塘村的张建立告诉记者:“我1995年就外出打工了,这些年走过的地方就像在中国地图上从西向东画个大圈,现在圈子慢慢又往西画了。”

张建立最先是在广东佛山做装修工,月工资从最初的四五百元慢慢涨到两三千元。他说:“到今年为止,我一共在外打工17年了,其中有13年以上是在广东、江浙一带。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回到成都做了三四年,后来发现西藏那边公路建设投入很大,对专业爆破施工人员的需求强劲,一年收入能达到7万元以上。所以,我就通过政府组织的培训拿到了爆破证去了西藏。这几年我的打工范围从当初的一路向东开始慢慢向西回流了,再说年纪也大了,基本不会再超出这个范围。我打算今年结束之后就回老家,不管是在眉山还是成都,凭我这手技术,找到事做应该不难。”

转岗活出新精彩

记者调查发现,虽然退出了大城市的劳动力市场,并常常自嘲为“40、50”人员,但是返乡后的第一代农民工在家乡仍是骨干劳动力。他们中很少有人闲着,有的从事种植业、养殖业,开始尝试一些小型规模化的农业生产;有的进入村干部队伍,用城里学到的理念和办法改进乡村治理;有的则成为本地工厂争夺的宝贵资源。因为他们从发达地区回乡,他们身上具备的软实力为家乡的发展提供了宝贵财富。

“二次创业”改变家乡面貌

记者在鄂东地区采访发现,多数返乡的农民工选择了在田边地头实现自己的“二次创业”梦想。他们有的承包农田,有的承包荒山,有的办起养猪场和养鸡场,用打工多年积累的资金及经验,干起了外出务工前的老本行。

李伙斌当过村干部和乡镇干部,后来抛下这一切,出去打工了。他在工地上搬石头,提灰桶,开搅拌机,苦活累活都干得有声有色。就是凭着这样一股劲头儿,李伙斌边做边学,从提灰桶的工人做到了项目经理,又做到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后来索性出来创办了自己的公司。

他告诉记者,过去自己的家乡团风县马曹庙镇桥子畈村十分贫穷,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自己经过十几年的打拼,积累了一些资金。“我要为这些资金寻找一个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还想彻底改变老家的落后面貌,所以就回乡开始‘二次创业’。”他说。

2007年,李伙斌办起了养猪场。记者在桥子畈村看到,昔日的荒山野岭已经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养殖小区,李伙斌从一开始就引进了先进的养殖方法:种猪选用长白、大白、杜洛克等优良品种;安装了成套的电视监控系统,实现严格的封闭式生产管理;运用国内先进的育种管理软件,实现种猪的优质高效繁育生产;投资225万元兴建容积为500立方米的大型沼气池,形成供气、供热、发电一体化的“零排放”循环养殖模式……

村民惊讶地说,原来猪也可以这样养。全新的养殖理念改变了整个桥子畈村庄面貌。记者在桥子畈村调查了解到,养猪场给周边村民带来了200多万元的直接经济效益,并为40多个村民提供了家门口就业的机会。养猪场生产的、经无害化处理后的优质生物肥料免费供村民使用。

“回来就是宝”

位于大别山区的麻城市是农村劳动力输出的典型地区,全市120万人口中有21万人常年外出务工。王昌锐在南方打工十多年,并在深圳创办了一家公司。去年,他在家乡投资创办企业,生产电火花小孔机,招收40多名以前在深圳、浙江打工的老乡加盟进来。

王昌锐说:“新生代农民工还是愿意选择各方面条件较好的沿海城市,但是年长一些的、在外面打拼多年的第一代农民工开始回流,而他们恰恰是积累了技术和经验的熟练工人。”

新爱迪鞋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从深圳整体搬迁至麻城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公司副总经理傅金平告诉记者:“麻城人在珠三角地区打工的有13万,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做鞋的,他们回来就是宝。”

湖北省阳新县龙冈镇汪家垅村过去号称“扁担村”,但是现在这里已是全省闻名的脱贫明星村。村党支部书记汪承钻告诉记者,穷村变富村的根本原因在于“富民合作社”股份制新模式的探索。“富民合作社”由村里外出务工者回乡合伙创办,同时还鼓励全体村民都入股投资。目前全村490户村民,80%都采取现金或土地等方式入股,筹集资金近800万元。

汪承钻是全村最早出去打工者之一,当过“扁担”、挖过煤矿、卖过服装。他回乡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后,分析村里的形势是既无资源优势,又无区位优势,但是外出打工人员多,经过一二十年的积累,有一定闲散资金,而且有在外闯荡多年的见识,所以提出了“富民合作社”的想法。

提议一出,四五十岁以上的“扁担”们纷纷回乡,加入合作社,参股办企业、办产业。“支部当龙头,群众入股份,小股合大股,散钱集巨资,合力办大事”,成为汪家垅村新农村建设的独特创新模式。

不满足永远做一个“打工仔”

1972年出生的河南南召县土岗镇农民李东阳,是县城小有名气的一家技能培训学校的创始人,同时经营着一家生意火爆的美发中心。1998年为了学技术,15岁就外出打工的李东阳,“潜伏”到上海一家大型美发中心搞卫生、做杂务。

3年后,李东阳带着技术和积累的资金在家乡的县城开了一家美发中心,火爆的生意给他带来了第一桶金。2005年,李东阳用30万元开办了南召县新红韵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几年来,从这所农民工创办的技术学校走出的新型农民工达到800多人,就业率高达98%。

44岁的王胤达现在是南阳胤达服装有限公司的老板,18岁就到深圳打工的他,2007年辞去了车间主任的职务,回乡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在深圳的服装厂,学缝纫机生产线技术,一直干了20年左右,赚了点钱,但不是长事,我还是想回来闯个名堂。”王胤达颇有感慨地说。

王胤达告诉记者,2007年,利用镇里闲置的棉花厂的厂房,他带着几个从南方回来的同乡创办了这家企业,现在每天可生产3000多条裤子,全部出口美国。

今年52岁的四川成都市金堂县人王洪是当地第一批出去务工的人,20岁起在广东一家玩具厂打零工,现在开始返乡创业。他说:“我在广东务工的这十几年,正是东部经济突飞猛进的时期。那时候东西部差别太明显了,东部日新月异,而老家一年一年没什么明显变化。”

王洪实际上并不满足永远做一个“打工仔”。“出去之后眼界开阔了,我对自己的人生有了规划,一定要自己创业。当时西部经济还很落后,这个梦想只能放在心里。现在,时机成熟了。”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进,王洪的老家金堂县不断承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成为成都周边制鞋、制衣、电子产品等产业的聚集区。截至目前,金堂县返乡创业人员已经超过7000人,创办各类企业超过600家,年产值超过5亿元。根据不完全统计,金堂县目前返乡创业带动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超过4万人,占全县每年转移总数的四成。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王洪回到老家一家乡镇企业,先是做了一段时间销售,后来看到农业产业化前景广阔,就拿出多年打工的积蓄,在当地流转了500多亩土地种上花卉、经济林木和生态农产品。目前他的企业雇用工人200人左右,70%是本地人。

王洪说:“在我们这个年龄段,返乡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同心声,老家经济的不断发展,让回乡成为现实的选择。回乡者大致分两种,一是出去打工比较成功的,积累了一定的技术、经验、资金和人脉,回来之后想自主创业;另外一

请重视回乡建设的生力军

在新生代农民工涌入城市的同时,第一代农民工却在返乡。重庆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蒲勇健认为,四五十岁的农民工返乡是不可忽视的“潜力股”。“从根本上说,这种返乡现象是我国城镇化制度设计滞后,导致不少农民工尤其是第一代农民工无法融入城市的结果。”蒲勇健说,这是我们需要反思的地方。

但另一方面,这些返乡的四五十岁的农民工正值壮年,他们外出打工所积累的资金、技术、人脉等更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他们的回归,客观上也为家乡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机遇。

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有生力量

重庆市涪陵区龙桥街道麻磊村的文掀元和文掀量兄弟,长期在东莞农村从事蔬菜种植和销售。在资金和技术有一定储备后,2008年兄弟俩决定回乡种菜。2009年初,他们成立了麻磊村乙举蔬菜专业合作社,和村里400多户农民签订了20年的土地流转协议,租用了760亩土地种植菜心、芥菜、奶白菜等蔬菜。

“合作社雇用的30多个劳动力基本都是返乡的第一代农民工,男的每个月有1600元基本工资,包吃包住,女的除了基本工资外,每收割1公斤蔬菜还有两毛钱提成,这并不比在外面打工挣得少。”在合作社工作的龙桥街道碑记村村民余中林说。

文掀元告诉记者,菜地一年复种指数可以达到10次以上,因为使用了保温大棚,除冬月和腊月外,全年的菜品都不会断档。地里产出的蔬菜主要供给涪陵城区的超市、宾馆和饭店,供不应求。整个合作社一年的毛收入可以达到700万元。

蒲勇健注意到,在传统的农民工输出地,由于农民大量外出打工,客观上使农村人均资源占有量提高、务农劳力价值增加,在生产规模化、集约化的前提下,务农也有利可图。因此,不少返乡的第一代农民工把发展高效农业作为了回乡创业的首选。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朱启臻认为,当前务农群体老龄化严重,在他们近年调查的20个村庄中,农业劳动者的平均年龄是57岁,其中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了63.05%。如果四五十岁的农民工返乡务农,可以缓解农业劳动力短缺、素质较低的问题,对促进农业尤其是现代农业的发展将发挥很大作用。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村社会研究中心张世勇博士对农民工返乡问题作了长期的跟踪调研。他告诉记者,在“以工补农”“多予少取”的大背景下,新农村建设提速,不少农村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相当的改善,这些因素也促使部分第一代农民工返回农村。

“这些人中,不少人有魄力,有闯劲,接受农业新科技较为容易,应该是现代农业的主要担纲者。还有一些人返乡之后,成了乡村治理的重要力量。”张世勇说。

为中西部小城镇注入新活力

“挣了票子,换了脑子,回到家里办起了厂子,几年带富一个村子”,这种情况并不鲜见。蒲勇健认为,第一代农民工常年在外摸爬滚打,不少人已经有了一定的资金技术实力,有更开阔的视野和市场意识,更敢于创业,我们应该把第一代农民工返乡当作活跃乡镇经济,助推小城镇发展的机遇。

张世勇在湖南省常德市的调查也表明,第一代农民工在返乡之后,除了部分继续从事农业生产之外,大部分在集镇或者县城从事小工商业,成为繁荣市镇经济的中坚力量。

从重庆户籍改革的情况来看,农民转户进城的总体格局为“三三四”,即30%主城,30%区县城,40%小城镇。这表明,生活成本低廉、居住便利的小城镇是农民转户居住的首选。蒲勇健告诉记者,与此类似,目前大量第一代农民工返乡的目的地也集中在乡镇一级。

资深财经评论人朱大鸣认为,这些农民工已经适应工业化的生活方式,或者具备了经商意识,见过世面,能够在家乡找到合适的机会。我们以前找不到城镇化的主体,而这些人将能够成为城镇化的主力军。

“中西部一些地区城镇化发展滞后,主要是当地没有合适的人才,没有足够的资金,运输成本和信息传递成本也很高。”朱大鸣说,现在这些农民工从城市里有的带回技术,有的带回商机,有的带回资金,还有的带回先进的理念,这将是我国城镇化的一次大机遇。

不过蒲勇健也指出,受资金投入不足、建设用地指标有限等因素影响,不少乡镇面貌多年来没有发生大的改变。随着人口不断增长,乡镇单位土地承载的人口数量明显增加,小城镇土地资源紧缺、公共服务不足、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等问题愈发凸显。

中央已经明确,一方面采取措施让具备条件的农民工在就业所在地逐步安家落户;另一方面,加快调整地区生产力布局,引导产业向内地、向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转移,让更多农民就地就近转移就业。这是我国今后城镇化发展的战略方向,返乡的第一代农民工在其中当可大有作为。

政府的引导和扶持不可缺少

张世勇认为,第一代农民工的大量返乡,证明中国农村人口流动完成了第一个循环,即青年人外出务工,等到中年或者老年时返乡,其子辈继续外出务工。在这个过程中,部分人留在了打工的城市,成为市民,而更多的人最终还是要返回家乡。

“在我国产业布局不尽平衡、区域发展差距较大、城乡社会制度未能完全对接的情况下,这样的循环还将持续下去。因此,不能将第一代农民工返乡看作一个短期的现象。”张世勇说,中西部传统的劳动力输出地区须对这一趋势早做准备,政府部门应该出台引导和扶持返乡农民工发展的政策措施,使这一人力资源优势发挥作用。

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郭晓鸣表示,首先应解决农民工返乡创业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许多农民工对自己创业能够获得哪些政策扶持不甚了解,有的政策不仅有明确的期限,也附加许多限制条件,仅靠农民工自身难有精力和条件去申报。政府应该有专门的服务部门,为返乡创业的农民工提供及时帮助。

重庆市社科院企业所所长王秀模认为,对返乡的第一代农民工应该分门别类、有针对性地给予扶持:

第一,对返乡务农的农民工,可鼓励他们成为种植养殖大户、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推动土地有序规范流转。政府财政可以进行专项补贴或政策扶持,加大农技、农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配套支持力度,帮助其发展现代农业。

第二,对有一定资金和技术实力的返乡农民工,可以扶持发展小微型企业,在帮助其寻找市场机会、找准创业项目的同时,政府财政可以提供一定数量的资本金补助、融资担保贷款、税收优惠等扶持措施。

第三,对具有较强资金技术实力的返乡农民工,可以建立返乡农民工创业园区,通过园区统一对返乡农民工创办的企业提供金融信贷、技能培训、创业补贴等方面的扶持,完善开业指导、信息服务、市场拓展服务及企业孵化等支持创业的服务体系,使其成为促进县域、镇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来源:半月谈网 2012-04-11